西周奴隶研究论文

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建国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一直是古史学者所重视的课题，且分歧甚多，陈连庆不盲从成说，认为西周和战国封建说都不能圆满地解释中国奴隶社会发生、发展到衰亡的特点，因而表示赞成异军突起的魏晋封建说，撰文《论汉代的社会性质》，系统地提出了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看法，认为中国奴隶社会的发展同希腊、罗马相比，具有更多的共同性，判定汉代的社会性质正处于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东汉末期是奴隶制衰落时期，在小农不断没落的同时，出现了封建制的萌芽。70年代后期，因为古史分期问题的重新提出，陈连庆对西周、春秋、战国以及魏晋南北朝的奴隶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先后发表了《西周奴隶考》、《春秋奴隶考略》、《中国古典社会中的债务奴隶问题》、《秦代的奴隶问题》、《从<周礼>中所见的奴隶》、《南朝奴隶考》等论文。这些论文密切结合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对中国奴隶社会早期、发达期以及封建社会初期奴隶的来源，工作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问题，做出了详实的考证。为说明中国封建制度具体发生和形成的途径，陈连庆对自由农民农奴化和奴隶农奴化问题十分关注，而撰写了《试论魏晋时代的奴隶农奴化问题》。陈连庆一直认为奴隶社会的阶级构成是复杂的，注意克服把奴隶社会阶级关系简单化的研究倾向，因而连庆对汉代社会中的中间阶层作了许多细致的考察，而发表了《西汉时代的宾客》，文中对宾客的来源、主客关系和宾客走向都做了很好论证。对汉代的法律和军事制度，他也作了多方面的系统研究，先后发表了《汉律的主要内容及其阶级实质》、《汉代兵制述略》、《西汉新莽时期少数民族士兵》等论文，进一步从法律和军事制度方面论证了汉代奴隶制的特征。 陈连庆还对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土地制度问题作了多方面探索。在《汉代的国有土地及其经营》一文中，陈连庆认为，井田制瓦解后，私有土地出现，但国有土地仍大量存在，并以详实的史料考证了汉代国有土地的特点和汉代国家对国有土地的管理体制。东汉的屯田制度，由于史料零散，前人很少问津，而陈连庆在《东汉的屯田制》这一力作中，明确提出，东汉的屯田地区分布十分广泛，东汉一朝无时不有屯田，屯田的组织机构完善，且多为军事性质的屯田，屯田制下的直接生产者，是一般士兵、弛刑徒及其家属和私人的宾客等三种。三国时期各国都实行过屯田，而吴、蜀屯田，因材料缺乏而成为研究的难点。他发表了《孙吴的屯田制》，详细地考证了孙吴屯田的分布，管理机构的特点以及屯田的兴衰。晋代的占田制是重要的土地制度。但由于文献记载的缺乏，对于占田制的实施多有分歧意见。在《占田制的形成及其存续问题》一文中，他首先分析了占田得以实施的社会背景，认为屯田地区是占田制首先推行的地域，从事占田的客户、军户和官奴婢是占田制度下当然的受田者，占田面积是从屯田实践中的可靠数据。占田制并不剥夺私人占有的土地，但不论国有土地或私有土地，都要纳入占田制的体制中。占田制的实施，在西晋收到良好的效果。后赵、成汉、东晋、南朝对丁男征收的定额地租，都是占田制的变种。长江上下游各国都认真地执行了占田制。他的这些看法，不同于流行的观点，是自成一家之言的新说。陈连庆研究魏晋经济史的精辟见解，都寓于不久前问世的《<晋书·食货志>校注<魏书·食货志>校注》这部遗著中。本书名为校注，连起来实际上是一篇篇独立成章的好论文。如对曹魏屯田的论述，对西域入贡条的注，对司马氏在淮河流域屯田的考证，对永嘉乱后北方人口的论述，关于衣食客荫客的注，关于魏晋时期在南北朝各地所修建水利工程的考证、关于拓跋氏封建化的论述等等都有独到见解闪烁其间。正如何兹全教授在序言中所云：连庆的注，实际上就是他的作，在《<晋书·食货志>校注<魏书·食货志>校注》中蕴含着连庆对魏晋南北朝史的大学问。此外，陈连庆对汉代的农民起义，汉代的物价以及魏晋南北朝的胡姓问题都有撰述。《两汉之际河北农民军杂考》、《<史记·货殖列传>所记的两汉物价》、《东晋南朝胡越出身将帅考》等，均是有独到见解的论文。陈连庆的又一部力作《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的问世填补了民族史、姓氏学研究的空白，书中所收少数民族姓氏，时间断限上及秦汉，下至隋统一，民族则包容南北，兼及胡夷蛮越，其编排方法以姓系事，先考证姓氏及族属源流，次引事例，颇具宏丰，反映了先生的治史功力。中西交通史的研究。陈连庆发表了《公元七世纪以前中国史上的大秦与拂菻》，对大秦、拂菻的名称作了透辟的考证，并论及了中国和罗马之间的经济文化的联系。他发表了《汉唐之际的西域贾胡》，对这一历史时期西域贾胡的活动状况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填补了中西交通史研究中的空白。他还撰写了《<魏书>本纪中地望不详的西域诸国考略》、《<魏书>本纪中所见印巴次大陆诸国考实》，确定了有关国家的地望，证明了北魏后期中国同萨珊王朝、*哒、眧武九姓诸国、印度以及拜占廷帝国的往来是十分密切的。对南海交通的研究，陈连庆注意到为前人所忽略的孙吴时期朱应、康泰的出使扶南。先生在《孙吴时期朱应、康泰的扶南之行》一文中，对朱应、康泰的出使目的、出使的路线以及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文化情况作了详实的考证，认为他们出使扶南的活动，可以与张骞通使西域先后媲美。《<大德南海志>研究》和《<大德南海志>所见西域南海诸国考实》是先生研究元代在《永乐大典》中发现的一些佚文。通过对这一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先生发现，元初广东港的商品贸易，已经具有世界规模，进口商品种类繁多，应该对元代的海外贸易做出重新估价。另外，关于日本邪马台国的地望问题，陈连庆撰写了《邪马台地望考》，根据我国大量文献的记载，指出邪马台位置应该在日本的畿内，而不在九州。历史文献学的研究。陈连庆在历史文献学的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他对古文献的辨伪、断代、校勘、辑佚、目录以及版本都有很多独到见解。他发表了《〈周礼〉成书时代的探索》，文中认为《周礼》是兼综儒法的一家之言，全书贯穿着以儒家为体、法家为用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它同《吕氏春秋》、云梦《秦律》《日书》有许多相同的用语。《周礼》制作的上限不早于商鞅变法，它的下限也不会晚于河间献王在位之时，《周礼》成书年代的最大可能，是在秦始皇之世。《〈禹贡〉研究》一文认为《禹贡》和禹的关系不大，它不是夏代，也不是殷商、西周或春秋的作品，而是地道的战国作品。他还发表了《<列子>与佛经的因袭关系》一文，把《列子》的成书，同佛经结合起来进行考察。题名为晋嵇会著的今本《南方草本状》，一直被认为是晋代的作品，而且被看作是我国第一部植物志。余嘉锡先生发现了此书的作伪痕迹，在此基础上，陈连庆写成《今本<南方草木>研究》，对《草木状》一书84条，证明其中有60多条均自其它古书稗贩而来。今本《草木状》不是晋人作品，它的作者也不是嵇会，而确确实实为南宋作品，至少在南宋初年已经成书。陈连庆于断代、校勘、辑佚和文献研究方面的著述宏富。《<管子·问篇>制作年代》、《<轻重>等篇所见物价及其年代》、《<通鉴>的战国史学》、《<曹瞒传>辑校》、《<三国志·华佗传>研究》等，都是有参考价值的论文。古文字学的研究。陈连庆不仅常于利用古文字来考证史实，而且对古文字的考释，也是有很深切功力。在金文和简牍研究方面多有著述发表。《兮甲盘考释》、《敔簋铭文浅释》、《晋姜鼎新释》等。在居延汉简的研究上，《居延汉篇札记》是陈连庆主要的研究成果。在《札记》中，他指出，汉简中记载了历史上最早一次海上人民起义，即所谓的临淮海贼。东汉建武初年。窦融据有河西，复五铢钱事，也只见于汉简中。依据汉简，考证出文献中所不见的史实，是先生治汉简的重要特点。

晋中之窗提醒您：周朝得了政权以后，西周王朝以夏商礼乐为基础，在公元前1058年制订了周代礼乐（礼乐的“礼”就是宗法制度和等级制度相互结合的礼仪，“乐”就是音乐，包括乐队、乐舞的编制，乐曲、乐舞的使用，等等。），将其作为奴隶主的行为准则，各级奴隶必须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享受礼乐——在礼的中间，把贵族和人民分成许多等级，对各个等级都规定了有关生活各个方面的区别和限制。同时周朝的统治者对音乐的社会功能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他们把礼与乐看得一样的重要，并把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作为维持社会秩序、巩固王朝统治的有效手段。他们也为各个等级严格规定了应用音乐的制度，从而来体现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相互间的关系。例如： 1、关于乐队的排列和各个乐器的的多少，规定王的乐队和所有乐器可以排列东西南北四面，诸侯的可以排列三面，卿和大夫的可以排列两面，士的只可以排列一面。 2、关于舞队所用的人数和排列的方法，规定王的舞队可以由八人组成一个舞行，由八个舞行，即六十四人组成的一个舞队；诸公可以由六个人组成一个舞行，由六个舞行，即三十六人组成一个舞行，由四个舞行，就是十六人组成一个舞队。（1、2，参考，杨荫浏编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p33音乐的阶级化和等级化，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3、关于在举行“射礼”时，不同身份等级使用的乐曲不同，王用《驺虞》，诸侯用《狸首》，大夫用《采苹》，士则用《采蘩》。（参考，陈应时、陈聆群主编《中国音乐简史》p28宫廷音乐，高等教育出版社。） ······ 一个王朝制定一项制度势必要建立与其对应的部门，来保证制度的实施、管理与完善，并形成与其对应的教育体系，来确保制度的推广与传承。 周朝的礼乐制度自然也需要这样的保障，即周朝王家的音乐机构。周朝王家的音乐机构归“大司乐”领导，其中的工作人员数目不低于一千四百六十三人。这机构的职务包含音乐行政、音乐教育和音乐表演三方面。但从音乐教育方面来看，该机构是世界上最早的音乐学校。在一千四百六十三人中，除了少数低级贵族以外，有一千二百七十七人属于农奴阶级。由此可见宫廷音乐机构中创作和表演的主要力量是农奴们。但在音乐行政以及音乐教育方面的各级负责人则都是由贵族承担的，并且随着统治者对音乐各种事宜的重视程度不同，相应的乐官级别也不同，越是重视，乐官的级别越高，由此可看出，统治阶级对音乐活动的阶级控制是十分严密的。 对此，可看出统治者对礼乐制度的重视甚大，以及这个政府工程的浩大。也因而引起了一些人的深思与反对。例如墨子。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对对音乐持否定态度，反对儒家的礼乐思想。在《墨子·非乐》的上篇中记载，墨子承认音乐能使人快乐，给人以美感，他说：“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耳知其乐也”。但是，“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音乐对于王道、万民来说没有任何利处。其次，他认为音乐解决不了老百姓的“三患”，即“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音乐非但不能“行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且增加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并造成了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墨子认为，王公大人要欣赏音乐，必须制造乐器，造乐器则“必厚措敛乎万民”；有了乐器，必使风华正茂的年轻男女去演奏，如此又浪费了劳动力；有了音乐，王公大人坐而独听，谈不上快乐，何况又浪费了那些听乐的君子、贱人的时间等等。 在音乐教育方面，其实商代的贵族已有专门的学校教育，而在西周，统治阶级为了配合礼乐制度的推行，学校教育变得更为完备。建立了所谓的小学与大学。主要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又以礼、乐、射、御为主。音乐教育的对象，主要是贵族子弟（即世子和国子），但也在自由民和农奴中选拔一些人才，把他们提升到下层贵族的等级中，与上层贵族子弟一同学习音乐。世子是王和诸侯的嫡子，国子是公卿大夫的子女。贵族教育从六岁到二十余岁，是一个循序渐进、由易而难、由简而繁的完整的教育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礼”、“乐”的比例是很重的。而国子们学习礼、乐的目的，并不像今天这样是去从事各种音乐表演活动。这种教学目的是要使这些青年在学习了音乐之后，能够利用音乐来统治广大的农奴，麻醉他们，防止他们反抗，要人民保持和平态度；他们学习的目的也就自然是要达到统治阶级提倡的“礼乐治国”。“西周音乐教育”说到底也只是西周统治者统治国家的一种手段，通过对各个贵族，以及少数农奴的音乐教育，使等级观念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并使之传播，从而减小叛乱的威胁，一定程度上的保证了统治者的统治地位。 纵观世界历史，无论哪个国家在哪个时代的哪个制度的运行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西周的礼乐制度亦是如此。春秋之后，私学开始兴起，逐步改变了礼、乐教育与庶人无缘的局面。各种私学类型很多，教育对象中既有士阶层的人士，也有宫廷的专业乐人，还有民间的从乐人员。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私学教育主要是指民间音乐教育活动。这时期的官学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向，其重心开始由王室向诸侯公室转移，并且，由原来以宫廷一个教育中心为主开始向多个中心转变。音乐教育的对象与内容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教育对象中除了世子与国子外，还包括了乐师、乐工的教育。涉乐人员的增多，促进了礼乐方面的严格规定彻底的被打破，诸侯、卿大夫、甚至士也堂而皇之地用起了“天子之乐”。因而，礼乐制度的被打破也得到了儒家代表人（孔子、孟子、荀子）的痛斥。 但无论思想家们如何评论西周礼乐制度，可以肯定的是，正因为礼乐制度的诞生，周代成为了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音乐发展高峰时期，它建立了我国最早的较完善的音乐机构，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教育制度，为我国音乐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小视的贡献。单对中国音乐来说，西周礼乐制度无疑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个加速器，它通过帝王的支持、鼓励与领导，使中国音乐在当时世界音乐界留下了永远的画笔。这画笔永远昭示着祖先的智慧与才华，同时也激励着我们现代中国音乐的前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