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石头记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论红楼梦的什么啊 你也不说

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红楼梦学术论文，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试论《红楼梦》

【摘要】《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红学”。本文对主要红学派别进行了综合概括，并针对索隐派、考证派的谬误进行了分析，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不是传记，也不是 历史。作为文学作品的研究，重在研究作品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文化内涵、 艺术成就，而不是去探佚、猜谜或毫无意义的考证。

【关键词】《红楼梦》研究;索隐;考证;思想内涵;艺术成就

《红楼梦》一经问世就引起了文人学士的极大兴趣，研究、评论《红楼梦》开始盛行，点评是研究《红楼梦》的最早形式，点评者人数众多，点评者旨趣也不尽相同，其中最重要最神秘的是脂砚斋，其点评已成为《红楼梦》的一部分，是研究《红楼梦》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资料。至光绪年间，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已成为显学，随着《红楼梦》的广泛流传，对《红楼梦》的研究日益 发展。“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潮，激励着索隐红学的兴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与 科学精神，激励着新红学的诞生……1954年由毛泽东亲自介入并领导的批俞运动，使得红学的显学地位达到空前的显赫状态。此后，学者、作家、艺术家、学生乃至普通读者都以论红、评红为时尚”。

1 《红楼梦》研究之红学派别

《红楼梦》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即“红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去研究《红楼梦》，产生了不同的红学派别：

索隐派

顺治董鄂妃故事说。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说《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并且说董鄂妃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本是明末名士冒辟疆的爱妾，后来清兵南下把她掠夺了去，送到北京，得到了清世祖的宠爱，封为贵妃，后来董妃夭亡，清世祖非常悲痛，就跑到五台山做了和尚，遂以为宝玉即清世祖顺治帝，黛玉即是董小宛。

民族主义小说，影康熙朝 政治状况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事本之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主张贾宝玉即为康熙帝废太子胤礽，金陵十二钗为拟清初江南之名士。书中“红”字多影“朱”字，“贾”字为斥伪朝。

历史小说，影康熙诸皇子争储说。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认为：以余所闻，则《红楼梦》一书……，与其谓为政治小说，毋宁谓为历史小说，不如迳谓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为确也，盖是书所隐括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只以事涉宫闱，多所顾忌，故隐约吞吐，加以障幕，而细按事实，皆有可证。

明珠家事说。陈康祺《郎潜纪闻》、钱静方《红楼梦考》认为：《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宝玉即纳兰成德，成德乃康熙朝宰相明珠之子，金陵十二钗，皆纳兰侍卫所奉为上客者也。

金陵张侯家事说。周春《红楼梦随笔.》认为：“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而叙金陵张侯家事也。忆少时见《爵秩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一说张勇)，上元人，癸亥甲子间，听父老谈张侯家事，约略与此书相符，再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宁通志》、《随园诗谈》、《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

考证派：曹雪芹自传说。胡适《红楼梦考证》，说《红楼梦》记的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政即是曹頫，宝玉即是曹雪芹。雪芹一生的事实，原是很合乎全书的故事的，作者在卷首自己也这样说：“因曾经历过一番幻梦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又云：“今日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厌肥之日，背父兄 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已告天下。”主张贾宝玉即曹雪芹缩影，书中事迹，乃备记其身历风月繁华之盛。考证派代表人物还有俞平伯、周汝昌、顾颉刚等。

新索隐派：“”结束，红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红学也呈现出市场化、普及化、大众化、消费化的特点，各种新旧流派纷纷登场，其中最引人注目、在社会上不时引起轰动效应的是索隐红学。新索隐派的代表人物是霍国玲和刘心武。索隐红学与曹学合流成为这一时期索隐红学的新趋势。

雍正、曹雪芹、竺香玉故事说。霍国玲的《红楼解梦》将《红楼梦》索解为雍正与曹雪芹和香玉三人之间的故事：康熙朝，曹雪芹家三代四人袭任江宁织造之职，享尽荣华富贵，雍正即位后，不仅结束了曹家的富贵荣宠地位，而且在雍正六年抄了曹家，雍正八年宫中选秀女，又把曹雪芹倾心爱恋的竺香玉夺入宫中，纳作妃子，后封为皇后。为了抗议这种****，曹、竺二人合力将雍正毒死，最后香玉以身殉情。

曹雪芹家族参与皇权争斗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索隐出的“本事”则是曹雪芹家族参与康、雍、乾三朝宫廷内部争夺皇权的故事：《红楼梦》中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的女儿。曹家与胤礽关系密切，为了潜在的政治资本，将废太子胤礽的女儿偷运出来，藏匿曹家，并隐瞒其身世。而曹家当选为王妃的女儿，即书中的元春，为了保护家族和自己的地位，向皇帝告发了“秦可卿”身世秘密，这位废太子的女儿只好上吊自尽。后来曹家又参与了谋刺乾隆的“弘皙逆案”，事败，王妃“贾元春”被缢杀，曹家遭到毁灭性打击。

除上述红学派别外，还有运用西方 哲学和文学理论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主题、人物、语言等进行研究者，代表性作品，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等等。

2 我对《红楼梦》研究之拙见

索隐派是《红楼梦》早期研究的主要派别，但他们既不讲究科学逻辑，也不尊重客观事实和材料，他们可以把事实和材料任意剪裁、组合使其成为符合自己主观需要的东西，甚至可以制造出事实和材料，以证明自己的主观猜测。他们用测字猜谜的方法，牵强附会地构想出人物和事件的某种关系。正如刘梦溪先生所说，索引派是“起于猜测，止于猜测，辗转相传，缺乏论证”。胡适先生认为，索隐红学属于“附会的红学”，其索隐工作是“猜笨谜”。王昆仑先生说：“《红楼梦》索引派不是从作品内容去说明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人物故事的真实意义，偏要按照书中人名、故事、用字用语，穿凿附会，证明他是影射清初某些政治历史上的个别事实，或怀着善良的动机，力求说明作者以民族思想侧面宣传反对满清皇朝统治 中国，这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意义，可是毕竟武断的歪曲了作者自己的写作目的，抹杀了她的社会的艺术的价值。”

以胡适先生为代表的考证派，其实与索隐派没什么本质区别，二者都认为《红楼梦》作品中隐匿或如实记录着历史事件，企图从作品中还原出历史本事来，只不过索隐派提出了所谓“明珠家事说”，“顺治董鄂妃故事说”，而胡适提出了“曹雪芹家事说”罢了。黄乃秋先生认为：“胡君考证《红楼梦》，范围限于着者与本子，不容以史事附会书中之情节。”“然胡君虽以此律人，其自身之考证，顾仍未出此种谜学范围，如谓甄贾两宝玉即曹雪芹，甄贾两府即曹家，又谓两府之接驾，皆曹家事。”“其以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与索隐派如出一辙，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文学创作要求的不是简单的记录生活，不是简单的生活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是作家认识生活、概括生活的产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作家对生活真实进行选择、加工、提炼的结果，是通过艺术形象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本质的真实，是生活真实的概括与升华，所以文学作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它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李辰冬先生也说：“以创作家的惯例而论，他们的着作绝不是实际事物的抄写。”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要塑造一个典型人物或安排一套故事，并不拘泥于生活真实，不一定仅仅根据一位模特或一件实在的事件照抄下来，他需要观察许多同类的人物和同类的故事。当他开始之时，可能是从一位模特或事件观察起，但久而久之，观察思考得多了，就会把原来真正的模特或事件忘记了，而只凝成为一个普遍的共性的典型人物或典型事件。所以对于一部伟大的作品的典型人物和故事，固然无从考证出其模特是谁，故事是哪一实事，即使作者自己恐怕也难于确凿的指出来。高尔基曾说：“文学者描写他所熟悉的商人、官吏或工人……如果作家从二十个至五十个，不，从几百个商人、官吏或工人每个人当中，抽出最特质的阶层特征——习惯、趣味、动作、信仰、言论等，而能够将他们统一在一个商人、官吏或工人身上，那么，作家就会由这样的手法而创造成典型。”鲁迅先生也曾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像这样，我们如何叫鲁迅先生能如实的指出他的“阿Q”或“孔乙己”的模特究竟是谁来呢?曹雪芹在下笔写《红楼梦》之前，他一定不知观察和研究过多少实在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以及一切其他人物，然后才能产生他想象的笔下的人物，所以你现在想指出他们的生活原型是谁，那是徒劳无益的。

夫《红楼梦》者，小说也。他只是一本由许多素材综合而成的小说，而不是为一家一人作传，贾宝玉是许多贵公子性格所组成的典型，他代表着不热衷功名、贪图安乐、为祖母所宠爱的聪明温柔的贵族公子。这里面有纳兰容若、有和珅的公子玉宝，有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物，也有部分是曹雪芹自己。这部混合体的伟大人情小说，目的只是寄托作者自己的出世的消极的愤慨，以及幻想的繁华梦。他是一本小说，一本利用各种材料和想象组织的小说，不是传记，也不是历史。所以李渔说：“凡阅传奇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

不少研究者指出，“《红楼梦》只不过是一部小说”，“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小说”，呼吁回归到《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上来，回归到《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地位研究，回归到作品的艺术分析，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启功先生说：“我以为与其费劲炒作这种没有意义的发现，还不如好好读读《红楼梦》本身，体会一下书中丰富的内容。”如果抛开作品本身而去研究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去索隐作品影射谁，这是本末倒置，舍本而求末。离开了《红楼梦》这部小说，研究其它又有什么意义?研究曹雪芹及《红楼梦》版本对帮助作品的理解有一定作用，但没有弄清曹雪芹及其家族史，并不会影响《红楼梦》成为一部伟大作品，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作品本身的成就所决定的。至于索隐是自传说、顺治董小宛故事说等，这原本偏离了小说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完全没有实际意义，对小说的研究也没有任何作用。如果研究某一部作品都要这么研究的话，那么“阿Q”是不是也要研究一下影射谁，“孙悟空”又是影射谁?吴俊升先生认为：“我们所以读此书，是因为艺术之美的欣赏，而此书美之所在，并不在乎勾心斗角，影射史事，而在乎即此人，即此事，写的入情入理，为深刻呈露的表现。所以读此书，只要就其本体欣赏，已便得其神髓，不必另下索隐的功夫。”

当然为满足公众对古典文学的娱乐需求，作为一种娱乐、消遣，就好像听故事，这种索隐也未尝不可，如刘心武先生的《揭秘红楼梦》。但这仅仅是一种娱乐，就好像“戏说”一样，不是学术研究，已偏离了学术研究的范围。

3 结语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他伟大就伟大在有深邃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鲜明的人物形象、复杂的结构、写实的手法、个性化的语言。作为文学作品的《红楼梦》，对它的研究应该重在研究作品的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意义、艺术成就、语言、结构、人物塑造、文化内涵等等。正如黄乃秋先生所说：“是故居今日而读《红楼梦》，首当体会其所表现之人生真理，如欢爱繁华之为梦幻，出世解脱之为究竟……。次当欣赏其所创造之幻境，如布局之完密，人物之敻绝，设境之奇妙，谈话之精美等。不此之务，而尚考证，舍本逐末，玩物丧志，于己徒劳，于人鲜益。”冯其庸先生也明确指出：“把《红楼梦》作为一部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社会内涵的文学作品小说来研究，而绝不是把它当做‘清宫秘史’或‘谜语大全’，文学就是文学。”

参考文献

[1] 吕启祥，林东海.《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何安萍.《红楼梦研究AB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李长之,李辰冬.《李长之李辰冬点评红楼梦》.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启功.《启功给你讲红楼》.北京:中华书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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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林黛玉的矜持及其文化意蕴 摘要：林黛玉在《红楼梦》描绘的众多女性形象中最具时代的典型意义，她作为封建末世的古典女性，虽有着一定的追求自由的叛逆意识，但同时也潜藏着封建礼教的阴影，这种阴影在“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林黛玉身上体现出来的是矜持。她的矜持具有一种丰富而深刻的文化艺术内涵，它是美学的、伦理道德的、历史的、心理的。关键词：《红楼梦》；林黛玉；矜持；文化艺术内涵 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是一个说不尽的人物形象，她生活在封建末世，是一个才貌兼备的古典美女，她为恋爱而生，为恋爱而死，孤傲任性等等，这些都是历来评论家们对她的艺术概括。然而在这个具有时代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身上，似乎还潜藏着一股暗流，那就是封建礼教逼迫而成的淑女风度，这种风度便是林黛玉的矜持。本文将从各种角度分析林黛玉在爱情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矜持，揭示其丰富而又深刻的具有时代性的文化艺术内涵。 一林黛玉是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一棵绛珠草的化身，她具有天然的灵性，而赤霞宫神瑛侍者用甘露对她的灌溉，使她的一生饱含爱的诗情。她为爱而生，却又生在一个黑暗的时代，在无法选择的社会和家庭环境里，她经历了一场爱情劫难之后，带着她未了的爱而魂归离恨天。正如蒋和森先生所说：“生命对于她，不是一首充满诗情的恋歌，就是一场充满眼泪的磨难。在这之间，没有其他任何转身的空隙。”[1]爱情，是林黛玉生活中唯一可望见的光芒，甚至成了她生命的全部意义。她与贾宝玉同气相求，互为知己。青梅竹马的贾宝玉对林黛玉一片真情，他把林黛玉的喜怒哀乐、忧愁病痛放在心上，对她在意下心，呵护唯谨。他也是真正关心和了解林黛玉的人，他不仅知疼知热，护短争长，还深知黛玉的心思，懂得她诗中、话中甚至形体语言中包含的深义，他是黛玉的知心、知己和知音。所谓“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但黛玉却并未因此而真正幸福，她不得不在自由的恋爱中诚惶诚恐，坚守着一条心理防线，直到她生命结束。因此，在恋爱中，不管是初恋阶段还是热恋阶段，她总是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她的矜持。文本有关于宝黛爱情的情节中就有许多例子，每个例子都蕴含着作者别有用心的深意，是人物在各个生活场面展现出矜持的实证。第一，宝黛共读《西厢记》。文中描写，宝玉笑道：“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林黛玉听了，不觉带腮连耳通红，登时直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一双似睁非睁的眼，微腮带怒，薄面含嗔，指宝玉道：“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儿的把这淫词艳曲弄了来，说这些混话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这里，曹雪芹的才子之笔用了极精当的词语把一个贵族少女那种娇羞嗔怒的神态语言刻画得入木三分，这些笔墨并不是白费的，曹雪芹的妙笔是要展示林黛玉矜持而动人的一面。第二，凤姐打趣，宝玉失态。在二十五回有这样的描写，凤姐对黛玉笑道：“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儿？”众人都大笑起来。黛玉涨红了脸，回过头去,一声儿不言语。这是一处。另一处是，“这里宝玉拉住黛玉的手，只是嘻嘻的笑，又不说话。黛玉不觉又红了脸，挣着要走。”这种描写看似细微却不难看出曹雪芹的苦心，林黛玉的形象也正是在这种点点滴滴的描写中丰满起来的，这是作者苦心经营的痕迹，因为女孩子的矜持是一种很细腻的感情流露，她的表现极其细微含蓄，不细心的人是很难描写出这种心理变化的。在此我们不得不佩服曹雪芹的细腻之笔。第三，探黛玉，比鸳鸯。二十六回，宝玉去探黛玉，黛玉在午休中说了一句“每日家情思睡昏昏”，恰好被宝玉听到了，“林黛玉自觉忘情，不觉红了脸，拿袖子遮了脸，翻身向里装睡着了。”接下来便是宝玉的言语造次了。他笑道：“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林黛玉登时撂下脸来，说道：“你说什么？”宝玉笑道：“我何尝说什么？”黛玉便哭道：“如今新兴的，外头听了村话来，也说给我听；看了混帐书，也来拿我取笑儿。我成了替爷们解闷的了。”一面哭着，一面下床来往外就走。在这个例子中，也许很多人都会替宝玉感到无辜，可以讲，他的言辞是一种进入“忘我”境界的自然流露，他那么爱黛玉，疼都来不及，怎么会有取笑之心呢？这只不过是黛玉自尊而害羞心理在作怪，使她一次次为维护其淑女的形象，而表现出来的矜持。宝玉的意思，黛玉是愿意接受的；她不能接受的是宝玉的表达方式。一个大家闺秀，不能随便让一个异性开玩笑，尤其不能让一个异性用轻佻的口吻称之为配偶。传统强调明媒正娶，所谓明媒正娶，即旨在以仪式的庄重性提高女性的身份和婚姻的严肃性。可以看出黛玉对身份是很看重的。第四，吵架过后有关宝黛的各个场面。在宝黛最大的一次吵架之后，宝玉去潇湘馆找黛玉，两个人在那里流泪时，因宝玉忘了带手帕，黛玉摔了手帕给他，宝玉见她摔了帕子来，忙接住拭了泪，又挨近前些，伸手拉了黛玉一只手，笑道：“我的五脏都揉碎了，你还只是哭。走罢，我同你往老太太那里去罢。”黛玉将手一摔道：“谁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似一天了，还是这么涎皮赖脸的，连个道理也不知道。”这一个例子最能证明黛玉的矜持，本来两个人和好了，黛玉摔手帕给他，这本是一个很有深意的情人之间的爱的表示，而宝玉拉她的手之后，接下来应该是更进一步的亲昵，但黛玉却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骂宝玉涎皮赖脸的不懂道理，其实她这里的“道理”就是封建礼教的伦理道德。可以说，这是黛玉第一次采取了自觉意识的语言和行为来维护自己矜持的淑女形象。她的矜持随着她年龄的增长也有个成长过程，长大了就没有小时那种亲密，这是女孩自觉意识中集体无意识的内化。同时他们的爱情也渐趋成熟，黛玉的矜持也表明她越来越矛盾和痛苦。正像王昆仑所讲：“越当爱情需要发展的时候，才会意识到封建礼教束缚的严紧，因此使这姑娘表现出爱悦的反面。……宝黛之间开始了内心与行迹两方相矛盾的痛苦了。”[2]第三十二回，黛玉听到宝玉在人前说：“林妹妹不说这样混帐话，若说这话，我也和他生分了。”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又悲又叹。这时她所惊者乃宝玉在人前称扬于她，其亲热厚密，竟不避嫌疑。再有就是宝玉一面说，一面禁不住抬起手来替她拭泪。黛玉忙向后退了几步，说道：“你又要死了，这么动手动脚的！”但她后来又因自己的话而后悔，看到宝玉急得一脸汗，也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这是何等的矛盾！第三十四回，宝玉被打，黛玉去看他时，知道凤姐来了，连忙立起身就要走，她怕被看到她因为哭泣而肿得像桃儿一样的眼睛，怕别人取笑她。第四十五回，黛玉因为自己说了“戴上那个，成了画儿上画的和戏上扮的渔婆儿了”这句话的未忖度而后悔，羞的脸飞红。等等这些例子，无一不在说明黛玉内心深处的那一方不可侵犯的领土，那是封建社会里一般女子都有的道德意念，林黛玉也有，在这一方土地上她用自己的尊严搭建起一座城堡，里面就住着她的矜持。综上所有的例子，可以看到黛玉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流露出来的矜持，不是脸红就是生气，不是着急跺脚就是流泪。然而这些无意识的动作表情只能说明林黛玉的纯真直率。她叛逆，但她也受到封建礼教的约束，她也是个大家闺秀，在她的骨子里这种烙印是去不掉的，只是她比其他女子表现得较为自然而耐人寻味而已。这是曹雪芹的高明之处。他塑造了一个更完美的古典美女，让她更真实地体现时代的内容。用红学家的话来概括为：“这一艺术形象为什么这样深入人心，也许，我们最先想到的是爱情，悲剧的爱情。”“林黛玉所以能打动人们，因为她是一个黑暗世界里的叛逆者，她体现着那一时代妇女们的某些希望和痛苦。”[3]林黛玉在爱情中所表现出来的矜持，对于活在那个时代的她来说是必要的，而且是女性美的体现，但林黛玉的这种美却是在矛盾中体现的，她敢于冲破一些禁忌和宝玉自由恋爱，又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她的矜持，确实令人心动而怜爱。她的这种矜持给她增添了许多女性阴柔美的韵味。小说中的其他女性也有其矜持，例如宝钗，但她的矜持是对封建礼教的绝对遵从，是与封建势力水乳交融的一个淑女形象，她总体上端庄稳重，却没有少女纯真的性情，像封建社会铸造出来的木偶一样，很骄矜，造作。林黛玉总体上却是天然去雕琢的纯真美，在她可爱的叛逆中时而无意识地表露出她的矜持，这种矜持是在矛盾中产生的，那些例子证明，她在渴望宝玉的表白与害怕中挣扎，种种矜持是她沉重的精神枷锁的无意识体现。尽管说她的矜持是必要的，但也使她在爱情中失去了一些机会，也是一种悲剧。这也是王昆仑先生所说的宝黛恋爱的深刻和特殊之处，“一方面爱的火焰非常炽烈，一方面爱的情绪又无法交流。”“在特殊环境的规定之下，他们的爱情只能是严石重压下的激流，浓云包围中的暗月；具体说，他们只能有无声的渴望，过敏的猜疑和浪费的争吵，而不能有现代人的明朗通畅。”[4]这就是那个时代必要的矜持。在爱情中，林黛玉是矜持到底的，她最后毅然地绝粒，以求速死来对那个阴冷而潮湿的社会作最高形式的抗议，从另一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她最矜持的一种抗议。当然，作为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黛玉在与宝玉的接触中也有很多不避嫌的地方，像第十九回中就写到有一天黛玉自在床上歇午觉，宝玉将黛玉唤醒，和黛玉歪着说话儿，乃至宝玉将两手呵了两口，便伸手向黛玉膈肢窝内两肋下乱挠。在这个例子中，他们的关系还只是处于朦胧中的初恋阶段，他们这种亲密是一种自由活泼的接触。他们自小就被贾母安排住在一起，青梅竹马的感情自然而然地使他们自小与别人不同，像第二十七回宝钗的想法所暗示的那样：“宝玉和黛玉是从小儿一处长大的，他兄妹间多有不避嫌疑之处，嘲笑无忌，喜怒无常。”在长辈们的眼里，那时的他们只不过是两小无猜的兄妹，他们并没有拿着男女授受不亲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亲密行为，基于此，宝黛之间自然就有较多的自由恋爱空间，也就有了较多的不避嫌之处。然而，如上文所述，黛玉的矜持是有个成长过程的，当她越接近当时一般女子的结婚年龄时，她的矜持就日益凸现了，上述例子已证明。但如第五十四回中写到的这种例子，即贾母命宝玉为姐妹们斟酒并要求他们都要饮干，而宝玉至黛玉前，“偏他不饮，拿起杯来，放在宝玉唇上边，宝玉一气饮干。”黛玉这一不避嫌的举措应是她性格中任性反抗的一面，这一面我们并未否认，但也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她骨子里尚存的矜持。若深入体味，这应是她与宝玉之间一个默契的地方，是一种情不自禁的真情流露，只能说明他们的情意之深。二从传统文化的审美艺术角度来看，以矜持端庄、温文尔雅为特征的女性美观念是明末清初小说戏曲家塑造理想女性形象时的自觉意识。到曹雪芹的笔下，尽管有所突破，但还不彻底，因此林黛玉的矜持是曹雪芹在塑造时抹不去的传统女性美观念意识驱动下的一个投影。从美学上来分析，这个投影是优美而可贵的，不仅是一种神韵美，也是一种情态美。但不管是文化层面还是美学层面，这两个层面都是相联系的，因为明清小说戏曲中的女性形象展示的多方面的美学内蕴与中国传统女性文化对女性德、容、言、功的要求密不可分。作为小说家，其创作心理必然带有时代性，曹雪芹生活在清代，清代许多积淀下来的文化氛围难免会影响他的思想，进而影响他所创作的人物。就他对女性美观念这一思想意识而言，发展到清代，在中国传统女性文化的影响下，必然带有其时代的审美准则。综观中国传统女性文化，历史上开始对女性行为规范，可以追溯到周代。周代有关女性行为规范的规定，所贯穿的思想：一是男女有别，一是男尊女卑。在先秦诸子的著述中，就包含着许多有关女性行为规范的内容。像孟子对“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的行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赞同男女有别，认为“男女授受不亲”，而对某些不得不“相授”的行为，则提出了“礼”与“权”的行为准则。像这类例子的著述还有很多，总之他们对待女性的态度基本上是轻视的、贬低的。秦汉时代，国家开始以法令的形式推行礼教。就对女性行为的规范而言，强化了女性的“贞”的意识。汉代开始就出现了专门的女教书，这就是班昭的《女诫》和刘向的《列女传》。在这些传统的集体意识的熏染下，随着社会对女性“德行”的关注，特别是女教书的流播，明清时代逐渐形成了女性美的另一传统，即注重品德修养，强调内在气质与外在举止相统一，以端庄、文雅、谦和、含蓄为外在特征，以深切地体现出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为内在特征的女性美传统。这种女性美的标准渐渐地就演绎为一种固定的模式，以致对中国人的审美意识、女性观念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曹雪芹毫无例外地也以这一模式去构造他的人物形象，像宝钗、李纨，她们都是端庄谦和的典型，而黛玉，则是作者力图突破固有的审美模式但有所保留的叛逆女性，事实已证明黛玉也是那一时代的一个淑女，是一个独特的古典淑女，前面大量的例子已经证明林黛玉她矜持含蓄的一面。曹雪芹保留了这一面必要而能体现女性优美的旗帜。黛玉的美正如一评论所言：“她全然是浸透着中国优秀古典文学和精神传统的优美形象，是被中华民族的历史杰出诗人所熏陶出来的有着浓郁诗人气质的少女，是一个相当诗化了的清气逼人的人物，有着一种说不出的神韵美，有着惊世骇俗的独特风采。”“这是一个接近完美的人物，显示了一种综合美，既不缺乏女子所特有的温柔，缠绵，更有着一般女子所难具有的某些似乎只属于男子的可贵品质。”[5] 另外，林黛玉在爱情中的娇嗔矜持，实际上也是对宝玉爱极了的表现，是“情重愈斟情”，是“求全之毁”。她的平等观念使她决不容许宝玉不专情于她，而作为一个贵族小姐，她又不敢正面表白爱情，所以只得以或哭或恼的方式去进行试探，同时发泄自己的不满。这正好表现了女子所特有的情态美，正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第八回回前所评点：“幻情浓处故多嗔，岂独颦儿爱妒人”。西方美学重视空间感，中国美学则重视生命感，表现在东方艺术非常着重“灵”而排斥“肉”的诱惑，中国艺术不管其内容所反映是什么，都有一个“灵”在跳跃，中国人对人的评价，向来注重的是气质、风度、人格、教养等。林黛玉的矜持正体现着一种教养和人格美，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人格美是我们的感觉能领悟的世界中的最高的美。”[6]林黛玉在人格上的尊严使她一心想着宝玉，却又不明说，也不许宝玉挑明，在那里一味相思，埋怨伤心，生病。这即是其内在气质与外在特征的糅合体现。可以说，人品的外表神态和内在素质的一致，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黛玉形象的美学准则。三《红楼梦》写了宝黛爱情，但不仅仅是为了歌颂他们的爱情，为的是写使他们爱情一波三折的背后东西，曹雪芹刻画林黛玉的矜持，不仅仅是为了表现其古典含蓄美，为的也是写使她矜持背后的社会内容。曹雪芹结合清朝封建末世的时代特征来塑造贵族少女林黛玉的形象是反映现实的。林黛玉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具有人的复杂性的活生生的形象，她是一个富有社会内容的活人，反映着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风貌，因此这个人物形象远大于思想，是一个典型性很高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不是缺乏真实性的单一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人物。林黛玉之所以矜持，用蒋和森的话说：“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个少女始终没有脱去金闺小姐的阶级本性，同时又是由于在她的身上堆积着太厚的历史层岩。”[7]那是怎样的一种“历史层岩”呢？正像宝玉的“多情”一样，黛玉的“矜持”具有极其丰富、极其深刻的社会内涵，是这两个伟大的艺术典型最动人之处和文本的精粹所在。《红楼梦》孕育和诞生的年代，正是清王朝号称极盛的康、雍、乾时期，是封建中国最后一度的回光返照。表面上歌舞升平，政局稳定，而骨子里却充溢着沉积已久的历史苦闷和难以界说的种种骚动。古老的封建中国在政治伦理中心和宗法小农经济的控制下，已绵延了两千年，时日既久，生机渐衰，为在封闭的旧壳内谋求稳定的局面，无数的士人怀着“补天”的理想走完了艰难的一生：程颢、程熙、朱熹、方孝孺、张居正、黄道周……历史发展的悲剧内涵令人沉思。而明代中叶带有异质倾向的局部商品经济和个性自由的呐喊，随着明末的动荡和清兵入关，亦已萎缩成心理的潜流。于是，伴随着“康乾盛世”的到来，探索者陷入迷茫之中，即使有个别敏锐的士子感悟到“天”已残破难补，但却无法从历史发展的理论高度解释盛世内衰的具体内涵，无法跳出或回归、或虚无、或放纵这古老中国晚期探求者的三界五常。文学上，经过明中叶感情的高扬，易代之际发生了变化，变得历史反省的意味很浓：深沉、冷静而又感伤苦涩。《桃花扇》、《长生殿》、纳兰词、《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风雨凄凉、人世沧桑的喟叹映现出一个阶级层共同的时代感受，那正是近于绝望的、飘零无根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心灵悲音。①这是沉郁的历史大背景。林黛玉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诞生的，在一定程度上，她寄托着文人士子的情怀，而就她的矜持这一点来讲，不难想象这是一个人在追求个性自由中不定时的窒息。难以摆脱的大背景是造成这种窒息的闷气。在文化系统中，伦理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于是林黛玉在追求自己的爱情时内心总存在着一股阻力，使她做出一些并不希望出现而又不自觉要出现的矜持，这就是伦理道德对个性生命序的深层设计。爱情，在那个时代，就意味着对整个社会秩序的严重叛乱。封建统治者所“恶”的并不是淫乱，而是正当的爱情。因为如果容许爱情自由，势必打破男尊女卑、一夫多妻、宗法制度等一系列封建秩序，而且为封建专制者最禁忌的人权也将势必通过爱情自由、婚姻自主而得到苏醒。伦理道德往往是和历史相结合的，历史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它包含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所有出现的深刻问题都会形成一种历史气质，历史心理。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在历史的演变下形成的气质同样会强加于每个人，进而内化为人们的自觉意识。例如封建社会强加于人，进而内化为当时女性自觉意识的“淑女”气质。所谓“封建淑女”，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很难有严格的界定，即使从《诗经?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算起，在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它的内涵也经历了复杂的变化。在封建道德的辞典里，满足“三从四德”的要求，符合“德言工容”的标准，在“才”与“德”的关系中，又遵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原则，这样的女子，是大体可以称作“封建淑女”的。虽然明清时代的一些有识之士，如李贽、颜元、汪中、袁枚等都曾就妇女的“节”、“礼”、“学”、“见”等问题提出过自己的见解，但整个社会的总体看法并未能因之改变。②黛玉身上也无疑保留了“封建淑女”的部分气质特点，但又基于个人修养和所处环境的不同，表现出鲜明的个人特点和时代风尚，她是一个“淑女的理想化”人物形象。黛玉渴望和追求心中“美好”的真谛、纯真的爱情，却受到封建传统的无形压抑，以及封建家族的重重阻挠，在无限凄苦中魂归离恨天。如果说《红楼梦》产生的年代是导致黛玉矜持一面的大背景，那么说贾府环境则是不可忽略的具体背景。大背景笼罩着整个社会，具体的环境则是大背景的现实体现。贾府是“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实质上是封建社会的缩影。因此，贾府自有一定之规，即“凭他有什么刁钻古怪的毛病，见了外人，还是要行出正经礼教来的”，“若一味地只管没里没外，不与大人争光，凭他生得怎样，也是该打死的”。在讲究“横竖礼体不错”的贾府，面对这条绝不含糊的硬指标，孙辈的外来客林黛玉更无特殊化的任何理由。她来到贾府之后，且不说集体无意识的驱动和特定环境的暗示，单就客观条件看，贾府也并未对她放任自流。抵达当晚，贾府就配齐了整套侍从班子，其中包括“凡饮食、言语、行步、礼节皆教之”的四位教引嬷嬷。此外，长辈平辈甚至丫环也不时指点。而大观园看似众姐妹自由的天地，但它始终是在贾府的围墙之内的，置身其中的女儿们也是脱不开封建礼教的桎梏的，它未尝不可以被看作是拘役女儿们、使她们行动不得自由活动的牢笼，就如同龄官对提着笼中雀的贾蔷说的：“你们家把好好的人弄了来，关在这牢坑里学这个牢什子还不算，你这会子又弄个雀儿来，也偏生干这个！”在大观园中，林黛玉无疑是最具自我意识、最具独立个性的女性形象。但她在面对现实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孤傲、反抗和叛逆，其实也是颇为有限的，即使她借以嘲笑、挖苦他人的思想前提仍是深深依赖于传统的价值标准的。她一方面痛恨自己所处的混乱污秽的社会环境，以实际行动向之宣战；一方面为了生存，她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向现实低头。生活对于她来说是无边无际的矛盾和痛苦。总之，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封建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林黛玉的矜持表现是必然的。她的..................... 参考文献： 1、[1][3][7][8][9]蒋和森，红楼梦论稿?林黛玉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2][4]王昆仑文集?林黛玉的恋爱悲剧[M]，北京团结出版社，1988。 3、[5]蒋晓兰，论林黛玉的真与美[J]，安顺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 4、[6]辛未艾译，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中卷[M]，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注释： ①本处论点参阅了李汉秋，胡益民：《清代小说》，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96—197页。 ②参阅唐富龄：《明清文学史?清代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