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精神病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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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认为精神病分裂症的病因不外内因与外因两个方面。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是一经典的哲理，也是事件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之一。内因主要是脏腑功能失调引起，心为君主之官，主神明：心是五脏六腑的大主，生命活动的根本，居于首要地位。假如失去这个统一领导的作用，则十二官的活动，就要发生紊乱。万事万物，感传于心，心神日理万机，常常处于动而难静的状态。如果心神过于躁动，神不内守，乱而不定，不仅导致不寐症，还必然扰乱脏腑，耗气伤精，容易招致疾病，甚至促人衰老，减短寿命。《难经》曰：五脏有七神，各何所藏那?指出五脏所藏：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意与智，肾藏精与志。《素问.宣明五气》心有藏神，“主身之血脉”，“在体合脉，其华在面，开窍于舌，在志为喜，在液为汗”。 外因多因长期持久有强烈精神刺激，如家庭纠纷、恋爱挫折、事业失败或人际关系紧张，持久的脑力、体力劳动，睡眠不足，对外界刺激耐受性差，适应环境、应付事物的能力不足。 通过上面文章的介绍，您对中医上是如何理解精神病分裂症这个问题了解吗?

是要这方面的论文嘛！！《医学心理学对健康和疾病的理解》医学界过去习惯于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考虑健康和疾病的问题，认为生物学的指标是判断健康和疾病的最终标准。所谓健康，就是没有症状，用客观测量的方法找不到身体哪一部分有病态的证据。所谓疾病，就是生物学统计常模（Norm）可观察到的偏离，身体内出现高于正常值的化学和物理变化：如血中白细胞增加至10''000/mm’以上，体温升高至38摄氏度以上等，以此作为疾病诊断的重要依据。但是这一健康和疾病的概念是不完整的，因为：1.很多疾病在早期是没有症状的，一般常规检查也不易检查出来。在病人没有查出病变证据以前的某一段时间，不能说他没有疾病或者说他身体是健康的。与此相反，大多数人都有龋齿，即身体有病理体征，但他们很少被认为是有病的人。2.社会人群中疾病发生与否，受人种、年龄、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制度等影响''不同社会群众的生活水平不同''判断个体健康和疾病的标准也不一样.3.健康与疾病的标准''还受各国文化背景、社会道德规范和政治经济制度等影响。某些特殊行为在不同历史阶段就有不同评价。美国有些州把同性恋当作精神上有病的人，需要接受精神病专科的治疗，对酗酒、虐待儿童、丧失道德而犯罪被认为是精神上有病而偏离正常的行为；有些国家把持不同政见者当作精神病；在本世纪二十年代英国妇女争取选举权，参政的行为被认为是有精神病；某些宗教中把虔诚教徒听见上帝或神的声音视为正常，甚至受到尊敬。由此可见，单纯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对健康下定义是不够的。英文中有三个不同的词来标志疾病的概念，一个是disease，用来说明病人的躯体器官有器质性病变，或功能不正常。这种异常（disorder）是可以观察测量的。这正是从生物学的角度看问题。其次是illness，用来说明病人有主观不适感觉，如感到头痛、恶心、焦虑等一系列症状，这显然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看问题。第三是sickness，用来说明病患病了，不能正常执行工作、学习和日常的活动了，失去了健康人应有的行为，这是第三者的看法，也为病人所接受，是上述两种情况的结果，这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问题。因此，除从医学的角度外还要从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综合考虑一个人的健康问题。所以健康的定义应该是：

健康与疾病的划界:困境与出路健康与疾病是生命活动的两种基本状态,也是医学认识的永恒主题。医学从产生之日起,就一直致力于探讨健康与疾病的本质,并寻求对两者的划界。这种倾向与努力,在近代生物医学模式中趋于实证化与精确化。但生命现象的系统性、复杂性,决定了对健康与疾病的划界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和难以逾越的困境。如何走出这种困境,已成为当代医学面临的难题。1医学对健康与疾病的划界疾病与生命俱来,它是人类进化过程中永恒的苦难。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人类对疾病的认识远比对健康的认识要早得多。目前医学史界普遍认为,原始时期的医学与巫术混沌不分。公元前5世纪前后,受自然哲学的启迪与影响,古希腊与中国的医学逐渐从巫术中分离出来,开始了对健康与疾病的理性思考,从而形成了一种自然哲学的医学模式。它把健康与疾病视为一种自然过程,把生命机体的动态平衡状态称之为健康,反之则视为疾病。因此,稳态与适应是生命有机体健康生存的目标。古希腊与中国医学在理性医学上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它所倡导的整体、动态的生命观念在现代医学中仍然具有巨大的价值,在医疗实践层面上虽然极具战略指导意义,但可操作性并不强。16世纪,近代医学在动物与人体解剖的基础上勃然兴起。此后三百多年,它借助于物理、化学和生物等自然科学理论与技术手段认识健康与疾病,从而形成了所谓生物医学模式。这一模式具有如下两个显著特征:其一,对疾病的还原分析与精确定位。其二,对生命现象与病理现象的物理、化学诠释。以此为基础,生物医学模式建立了生理功能的健康观与疾病观,也即把生命机体功能的正常状态视为健康的必要条件。当然,所谓“正常”乃是以物种的共性为标准,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正常意味着健康,它使个体能够更好地完成它作为种的代表所固有的机能。反之,疾病是功能的紊乱或失调,它是个体丧失充分完成它所固有的物种特有功能时的一种生命活动状态。具体反映到临床实践中,症状与体征是疾病或异常的标签,也是划分健康与疾病的可操作判据。生物医学模式对健康与疾病的划界,尤其是对疾病的还原分析与精确定位,导致了以疾病为中心的医疗体制的建立。它①广州医学院社会科学部广东广州510182有力地推动了近代医学对疾病的技术干预,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健康水平。但受限于机械自然观,生物医学模式片面理解了生命的本质、人与自然的关系,加之对还原分析法的过分推崇。因此,它对健康与疾病的认识与划界有其固有的缺陷与无法超越的困境。2困境生物医学模式对健康与疾病的划界标准隐含着两个前提:其一,健康与疾病是完全对立的两极,它们之间可以相互定义;其二,有关健康与疾病的判断是事实判断,与价值无关。然而,无论从医学认识或是临床实践的角度看,这两个前提都失之片面与武断。生物医学模式在对疾病的还原分析中,强调疾病是机体对致病因子有害作用的一种反应,并把症状与体征作为标签。19世纪下半叶巴斯德与科赫建立的特异病因说,为生物医学模式提供了一个最为“经典”的疾病概念:疾病是由特异病因造成的具有特异病理改变和特异诊候群的临床诊断单元。显而易见,它立足于临床诊断与治疗,注重的是疾病的结局而不是过程。事实上,疾病的发生是一个动态的病理过程,有时需要进展很久才会出现症状与体征。在症状与体征出现以前疾病业已存在,称为亚临床疾病(或无症状疾病)。例如:无症状性缺血心脏病就无临床症状,但医生根据心电图可以诊断。因此,单纯依赖症状与体征定义疾病本身就显得过于狭窄。更为严重的是,对生命动态过程的忽视,使它把健康与疾病视为一块硬币的两面,并借助对疾病的定义,简单地把健康定义为“无病、无残、无伤。”对健康的这种消极定义,具体反映在医疗实践中便是对养生与保健的忽视。对此,威尔逊有精辟的认识:“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熟悉的机能失调体征上,把健康解释为无病,并倾向于排除对机能良好者的分析。我们对不正常的认识很多,但对正常的认识却极少。因此,我们对预防疾病和促进机能提高的努力反而放松了。”[1]122回溯历史,古希腊的医学传统强调的是生命整体的动态平衡,稳态与适应是维持健康之道。所谓疾病的治疗,着眼点也在于如何促进生命机能或其“自然力”的恢复。从某种程度上说,近代生物医学模式对疾病的实证、精确定义与技术干预,以牺牲传统为代价,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果我们承认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