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病论文献相关问题分析

（此为绪论的主要内容，从古代文献考察而得）温病学在祖国医学中是一门年青的学科。然而做为一门学科来讲，则有着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了解其发展概况，可加深对本学科的认识。温病学起源于战国时期的《内经》，到秦汉晋唐时期，温病皆隶属于伤寒范围。经过两宋金元时期的变革发展，温病始脱离伤寒藩篱；时至明清，才逐步总结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和诊治方法，从而形成一门新兴的临床学科。综观中医的发展史，温病学的发展大体经过了以下三个时期： （战国—晋唐时期）据医史考证，温病学起源较早。古代由于生产水平、科学水平低下，再加上其他社会原因，诸如战争、饥荒等，使许多温病广泛蔓延，温邪日益猖獗，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祖国医学的温病学说便在与疾病斗争中产生出来。从现存医著分析，从战国到秦汉时代，可以作为温病学说的萌芽时期。在此时期中，虽然还没有堪称温病学专著的医籍出现，但是人们对温病怎样进行防治的认识已经开始萌芽，有不少科学设想和具体经验散见在有关医书中，为后世温病学说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1、秦汉时代对温病学理论的初步认识（主要见于《内经》、《难经》、《伤寒论》）（1）对温病概念的认识：当时认为，温病隶属于伤寒，是伤寒中的一个类型，伤寒是一切外感热病的总称。《内经》：“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内经》时未明确提出温病病名，称之为热病）《难经》：“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伤寒分广狭二类，广者即包括上述五类，狭者即上述五种之一的伤寒。《伤寒论》认为：温病是伤寒中的一个类型。“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2）对温病病因的认识：《内经》：“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原始病因是寒邪伏寒化温寒邪化热而成温病（3）对温病证候的认识：热象偏重，突出了温病的温热特性。《素问·评热病论》“有病温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急，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伤寒论》第六条：“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扼要叙述了温病的症状，对后世论述温病的证候和治疗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热象偏重：虽对温病的证候描述不完全，不准确，但对证候的基本特点已有所了解）（4）对温病的治疗认识：《内经》“热者寒之”，“温者清之”，虽不是针对温病而言，但对温病治疗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伤寒论》虽未明确指出温病的治疗原则，但论中所述的清热、攻下、养阴等，对温病的治疗有实际意义和启发作用。如白虎汤，可直接用于温病气分胃热证，攻下的调胃承气汤变化为五承气汤（牛黄、导赤、增液、宣白、桃仁等）此外，麻杏石甘汤，茵陈蒿汤，栀子豉汤，葛根芩连汤等，对于温病治疗学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至今仍为临床所用。另外，秦汉时代对温病的预防也有一鳞半爪的记载，此处不一一叙述。2、晋唐时代对温病病因的探索和防治方剂的创制秦汉后到了晋唐时代，在整个中医学界，医学的发展是对方药的整理，此时方书较多，在医理上无重大突破，温病学的发展情况也是如此。（1）病因的认识：葛洪《肘后备急方》：“岁中有厉气兼挟鬼毒相注，名曰温病。”认识到温病的病因是一种特殊的致病因素，不同于其它病因，这种特殊的物质疠气，致病传染性强。至于鬼毒，葛洪出生于道家，故认为有鬼毒作用。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认识到：温病是“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不同于一般病因的致病因素也是一种特殊的致病物质。以上这二种认识，对后世吴又可“疠气学说”有很大指导意义。（2） 方剂的创制从治疗学方面丰富了温病学的内容葛洪《肘后备急方》、孙思邈《千金要方》、王焘《外台秘要》记载了许多预防和治疗温病的方剂。例如：黑膏方——治温毒发斑 萎蕤汤——治风温（滋阴解毒）大青汤——治温病热盛阴伤太乙流金散——烧烟熏辟温气（空气消毒）黑膏方：生地黄、豆豉、猪膏（猪肤）萎蕤汤：白薇、麻黄、独活、杏仁、川芎、甘草、 木香、石膏大青汤：大青叶、阿胶（滋阴清热）太乙流金散：雄雌黄、矾石、鬼箭羽、羚羊角（以上几个方子，突出了清热解毒，为温病治疗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上通过对《内经》、《伤寒论》、《肘后方》、《千金方》等对温病的论述可知，此时虽对温病的因证脉治有了一定的认识，但理论简单、朴素、零散缺乏系统，未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仍属伤寒范畴。总结概括此时期：A、对温病的病名、病因、证候防治有了初步认识B、概念上温病隶属于伤寒C、对温病的认识理论简朴缺乏系统但我们从温病学说发展的过程来看，这个阶段是个良好的开端。温病学说思想一经产生,就为后世继续发展这门学科开辟了正确道路。唐代是我国经济繁荣时代。唐代以后，南方地区，长江流域一带，逐步得到开发，城市兴建，人口集中，交通便利，商业繁荣，海外交通频繁，因此疾病传播类型增多。宋代民族斗争激烈，战争频繁，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外感热病随之增多，流行传染更加残酷，使得医家们有更多实践机会。医家们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了新的治疗经验，认识到《伤寒论》的辨证治疗方法，用于治疗温病，存在着许多不足的地方。同时因为药物的发现日益增多，所以有条件提出发展和改革的主张，使温病学进入成长发展时期 （两宋金元）1、治疗学上的新突破① 宋代朱肱擅长灵活运用经方：朱肱首先提出运用经方不能墨守成规，{因时因地因人因病}灵活加减随证变化。② 金元刘河间强调热病治宜寒凉：金元时期，百家争鸣学术活跃。刘河间首先打破《伤寒论》表证必须用麻桂辛温解表的方法，认识到很多外感病滥用辛温解表，足以误人。提出治疗热病：A、创新论――六气皆从火化，六经传变皆是热证；B、立新法——寒凉清热为主，法当表里两解；C、制新方――防风通圣散，双解散等表里双解剂。突破了发表不离麻桂的常规，在临床上取得了良好的疗效。较朱肱前进了一大步，为后世建立以寒凉清热药为中心的温病治疗学打下了基础，是温病学发展史上一大转折。故后世有“伤寒宗仲景，热病崇何间”之说。③罗天益对温病证治作了规律性提示：《卫生宝鉴》即按热在上焦、中焦、下焦以及在“气分”、“血分”不同部位而分证、制方用药，但未把症状系统归纳，以后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皆受之影响。3、理论上的新进展（1）宋代郭雍对病因学说的阐发：宋代郭雍《伤寒补亡论》认识到：发于春季的温病既有冬伤于寒至春而发、也有感受春季时令之邪而发，后世认为温病有伏邪、新感两类，实即导源于此。（2）元代王安道对寒温之异的辨析：元末王安道《医经溯洄集》对温病的病名、病理，治则有独特的见解，对寒温的辨析很重要。A、病名：温病不得混称伤寒B、病理：温病与伤寒发病机理迥然不同，温病属里热外发、怫郁于表C、治疗：清里热为主，解表兼之他的看法，划清了寒温界限，为温病学说脱离伤寒，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故吴鞠通称他“始能脱却伤寒，辨证温病”。从以上所述，宋代的朱肱、郭壅及金元时期的刘河间、罗天益、王安道等医家的论述可知，此时对温病的认识逐步深化，在理论和治法上都有了新的进展和突破，为后世温病学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所以说是成长阶段。总结此期：1、理论上的进展： 提出温病病因的不同看法及从病名、病机和治疗上区分伤寒和温病。2、治疗学的突破：主张灵活运用经方、强调热病的治疗以寒凉为主 ，提出外感病因按邪在三焦气血制方用药。两宋金元后，到了明清，温病学的发展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温病学家辈出，温病学专著丛现，对有关温病学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研讨，终于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温病学的发展进入了成熟时期。 （明清）这一阶段，以吴又可《温疫论》和清叶天士《温热论》、薛生白《湿热病篇》、吴鞠通《温病条辨》、王孟英《温热经纬》温病学家及温病学专著为标志，有关温病的理法方药已有了一套完整的体系，从而形成了新的专门独立学科———温病学。1、明代温病学的主要成就（1）明代汪石山首创“新感温病”说，丰富发展了温病发病学内容金元以前，论述温病者大多以《内经》、《伤寒论》为据，“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的“伏气温病”。在成长阶段已谈到宋·郭雍已认识到发于春季的温病，既有冬寒伏而后发，亦有感受春季时令之邪而发。但他未直接提出“新感温病”之说。为清代温病学家认识到春夏秋冬皆有感而即发的温病，有较大推动和启发作用。（2）明末吴又可编著《温疫论》，创立温疫辨证施治理论吴又可身处崇祯末年，正适温疫流行。他根据实践体会，编写了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温病学专著——《温疫论》。他在书中创造性提出了温病不同于伤寒的一些独特见解。其学术成就表现在：Ⅰ、论述了温病与伤寒的不同，大胆提出“守古法，不合今病”的独特见解。Ⅱ、首创“疠气”学说，脱却“六淫”致病因素圈子，丰富和发展了温病病因学说。他说“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温疫是感触疠气而引起，邪从口鼻而入，伏匿膜厚，迨其溃发则有九种传变。温疫有强烈的传染性，“无问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Ⅲ、在治疗上强调以祛邪为第一要义，提出“客邪贵乎早逐”“邪不去则病不愈”。并创疏利透达之法。如：a、发病初起，即用达原饮疏利透达膜原（达原饮：槟榔、厚朴、草果仁、知母、芍药、黄芩、甘草）b、中期邪已陷胃，用三承气汤专主下夺，以邪尽方止（大承气汤：大黄、厚朴、枳实、芒硝）（小承气汤：大黄、厚朴、枳实）（调胃承气汤：大黄、芒硝、甘草）c、 后期重在滋养津液，清解余邪。如用柴胡清燥汤、蒌贝养荣汤、清燥养荣汤等扶正祛邪。（柴胡清燥汤：柴胡、黄芩、陈皮、甘草、花粉、知母）（蒌贝养荣汤：知母、花粉、贝母、瓜蒌实、桔红、白芍、当归、紫苏子）这些认识对后世温病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观点和依据，不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一重大创见，且至现在仍不失其先进的科学思想。清代戴天章《广温疫论》、刘松峰的《松峰说疫》、余师愚《疫疹一得》、杨栗山《伤寒温疫条辨》均皆论述温疫，都是受到吴氏思想的影响。（3）明末清初喻嘉言提出瘟疫防治新见解，创立秋燥致病新理论：并倡温疫分三焦论治：Ⅰ、喻嘉言对温疫的防治有新的认识喻氏认为“未病前饮芳香正气汤，则邪不能入，此为上也。”邪即入，则以逐移为第一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这对后世运用芳香化浊法和吴鞠通三焦辨证都有一定的启发作用。Ⅱ、撰写《燥气论》，提出秋伤于燥之说（创秋令燥热为病之论）喻氏认为，《内经》中只有春伤于风、夏伤于暑、秋伤于湿、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等论述，而没有论及燥气，不够全面。于是撰写《燥气论》，补充了秋伤于燥之说，并自订清燥救肺汤治疗燥病的主方，这确是发前人所未发。对温病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清代四大温病学家的杰出成就：清代温病学的发展已盛行大江南北，温病学在理论证治上形成完整体系。使温病学趋于成熟的，是以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等医家确立了卫气营血、三焦辨证纲领为主要标志。其中叶天士是温病学发展史上建立完整体系的杰出代表，有“温热大师”之称。他们的贡献是：（1） 叶天士建立了温病因证脉治的独立体系：叶天士的最大贡献，是建立了温病学的独立体系。可以说没有叶天士的贡献，就没有今天的温病学。其代表著《温热论》、《三时伏气外感篇》。叶天士，名桂，字天士，号香岩，又号上津老人，清代吴县人，原籍安徽歙县，先世迁吴。叶氏生于世医家庭，少年时，日至学塾读书，晚归则由父授以医学，受家庭熏陶颇深，十四岁时，其父去世，叶氏随其父门人朱某习医，十分好学，凡闻某医善治某证，拜师，学后更以他师，从12—18岁，拜十七师，从而吸收各家之长，加上生性聪颖，又能刻苦钻研，故得以融会贯通，学业猛进而自成一家。叶氏生平诊务繁忙，无暇著述，现在流传的几种叶氏著作系其门人或后人整理而成，另有伪托叶氏之名者，如《温热论》、《临证指南医案》、《叶氏医案存真》等为其门人或后人整理而成。较能真实反映叶天士临证经验和学术思想。《温热论》是叶氏学生顾景文据其口授整理而成，是温病学理论奠基之作。叶氏建立温病学独立体系具体表现在：A、阐明了温病的主要类型及其发生发展机理：如《三时伏气外感篇》按季节划分类型，分新感、伏气三时：春乃春温风温、夏即暑病、秋则燥病，综合有新感有伏气。现在我们教材上的四时温病基本上是按叶天士的思想来划分的。B、创立了“卫气营血”温病辨证理论：为温病学确立了理论基础，是继《伤寒论》六经辨证之后，在热性病辨证施治体系方面的一个创造性发展。卫气营血不是叶天士的主观想象，而是客观实际，符合卫气营血的病理变化C、发展温病的诊断方法：伤寒、金匮重视脉象，叶天士创辨舌验齿。对辨舌验齿、辨斑疹白陪有独到心得，对舌象论述详细简明。陈泽霖说：真正舌象有研究价值的是叶天士的辨舌。例如：烧伤病人开始表现为黄苔，热毒炽盛，当舌质绛时，热入营血，将要出现败血症。D、确立了温病的治疗大法：“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此外他的《临证指南医案》、《三时伏气外感篇》等也是临床经验的结晶，实用价值较大，为后代医家所推崇。（2） 吴鞠通充实发展叶氏学说，丰富温病的证治内容：吴鞠通为清代江苏淮阴人，少习儒学。19岁时，其父患病而死，认为不能医治父病，简直无颜立于天地之间，故慨然弃举子业，专事方术。23岁时其侄儿患温病，“请诸医其于温病治法，未之闻也。”至最后身发黄而死。，当时吴氏因初学医，故“未敢妄赞一词”，但此事激发了吴鞠通钻研温病的决心。26岁时，到北京检校《四库全书》，从而得以阅读大量先贤医著。在广泛钻研医学书籍的同时，尤对叶氏《临证指南医案》深入细致，分析研讨，又结合具体病例认真揣摩，附以自己的见解和经验，编著了《温病条辨》一书。该书是一部系统论述四时温病的专书（共列238法，198首方），此书不仅收取了前贤在温病学方面的成就，犹其使叶氏温病学说系统化、理论化，从而便于学习推广运用，而且在温病的理论、治法、处方、用药等方面都有所发展和提高。吴氏在温病学方面的贡献集中体现于《温病条辨》中，具体表现于：A、创立了三焦辨证，完善了温病的辨证体系叶天士创卫气营血辨证纲领，对于明确温病不同阶段和层次的辨证治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卫气营血尚不能确切的反映出与病变脏腑的关系，因而仅有卫气营血辨证还不能满足温病临床的实际需要。吴鞠通则以三焦来归纳温病错综复杂的辨证表现。凡心肺之病属上焦、脾胃之病属中焦，肝肾之病属下焦。三焦辨证与卫气营血辨证，互为经纬，共同构成了温病的辨证理论体系B、阐明温病的病机传变，提示了温病的发展规律吴氏提出温病“始上焦，终下焦”“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也。”——总结了多种温病的病理发展规律。C、创制了治疗大法，丰富了温病治疗学内容“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非轻不举形容药性轻清、非平不安形容药性平和、非重不沉形容药性重坠。上焦部位最高，而近于表，所以治上焦的病，宜用如羽毛那样轻清升浮之品，否则药过病所；中正平和如秤杆之平衡，中焦处于上、下焦之间，是升降出入的枢纽，故中焦有病用药须不偏不倚，即不能用上焦轻清升浮，又不宜用下焦滋腻潜降；下焦部位最低，而偏于里，用药须重浊，犹如秤砣那样沉重之品，才能直达病所。（3） 薛生白编撰专著，系统论述湿热病的因证脉治《湿热病篇》专论湿热病证的辨证施治。薛氏为江苏吴县人，与叶天士同时同地。相传与叶天士互为矛盾，有扫叶山庄，扫叶老人之称。薛氏博学多才，兴趣广泛，能画善诗，与诗词理论家袁枚是莫逆之交，所著诗文甚富，《随园诗话》。性格高雅，淡于功名，朝廷两征鸿博而不就，潜心于歧黄医学之术，以医为毕生之业。他的代表作《湿热病篇》对湿热病证的论述，详尽而精辟，药证俱备，无论处常处变，皆有证可辨，有法可循，是温病学发展史上，系统而完整地阐述湿温证治的最早文献。对掌握湿热病的辨证施治，确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各论中湿热病主要取材于《湿热病篇》。（4） 王孟英汇集渚家之说，集温病学之大成浙江海盐人，早期行医在杭州，以后旅居上海行医多年，晚年移居家乡海盐。世代行医，十四岁丧父，立志继承先人遗业，谋生之余发奋攻读医书。博览群书，予以融会贯通，如此十年后，学业大成，验之于临床，每起沉疴，医名于是大振。生平著作甚多，大多已毁，流存者尚有十余种，其中较有名的有《霍乱论》、《温热经纬》、《王氏医案》、《归砚录》等。王氏之前，温病学家及其著作大量涌现，尤其是吴鞠通《温病条辨》问世，温病学说体系已建立。但其学术内容多取材于叶天士，甚少吸取其它温病学家之论述。因而在内容方面，尚不够完整，还不能全面，系统地反映出温病学说的全貌。王氏有鉴于此，编著了《温热经纬》“以轩歧仲景之文为经，叶薛渚家之辨为纬”。该书五卷：卷一《内经》；卷二《伤寒论》；卷三卷四收集清代有关温病学名著《外感温热篇》、《湿热病篇》、《外感温病篇》、《疫病篇》；卷五方论（方剂和药物）。在汇集基础上，广采名家注释，列证文献三十余种，阐其本人见解。此书起到了全面整理温病学说的作用。是温病学集大成之编，对温病学成热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王孟英对温病学说的贡献因而能与叶、薛、吴齐名、被称之为温热四大家之一。他们大胆突破了“温病不越伤寒”的传统观念，在温病的辨证施治上，敢于总结前人经验，创立新理论，制定新治法，终于在外感热性病方面，取得了划时代的成果。所以说，明清时代为温病学的形成阶段。总结此期成就有五点：① 创“新感温病”之说，丰富发展了温病发病学内容。② 提出疠气学说，在病因学上一大进步。③ 以温病做为多种热性病的总称，学术上自成体系。④ 确立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的温病学理论体系。⑤ 丰富了温病的诊断和治疗的方法。随着温病学的蓬勃发展，特别是新的理论体系的确立，在医学界产生了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之争，有关内容放在第二章温病学说中的三大争论中讲解。 （新中国成立以来）温病学在明清时期得到蓬勃发展。到了民国时期，由于当时反动政府的腐败，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国民党采取取缔消灭中医的政策，祖国医学倍受摧残，温病学基本上没有得到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制定了新的中医政策，祖国医学获得了新生，各地建立了大量的中医院（如安徽就有省、市、县中医院所）。各综合医院也设立了中医科，为中医治疗温病提供了条件。特别是中医对温热病的诊治，从门诊转到病房，观察更为细微，更便于总结。在此同时，很多西医投身于中西医结合工作，在中西医的共同努力下，温病学得到了蓬勃发展，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广阔前景，这一时期是温病学发展提高阶段，主要成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广泛运用，成就卓著：将温病学的理论和经验广泛运用临床，并取得显著疗效。1954年石家庄地区运用温病学理论和方法，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取得了显著的疗效，其经验迅速在全国各地推广，引起了医学界的重视，不仅扭转了许多人头脑中存在的中医不能治疗急性病，不能治疗器质性疾病的错误认识，而且吸引了许多西医界人士的重视和研究中医温病学。四十多年运用温病学理论和方法治疗流脑、乙脑、流行性出血热，麻疹，血液病、百日咳、菌痢、肠伤寒、钩端螺旋体病，肺炎，急性胆道感染，败血症等急性传染病及急性感染性疾病，都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并对这些疾病的辨证分型，治疗规律，进行了总结。2、理论研究取得进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温病学理论逐步走向规范。由于历史的原因，温病学理论中有的概念比较混乱，或是模糊不清，或是有多种含义，甚至存在着互相矛盾之处，通过系统的整理研究，这些问题，大体上得到了解决，在此基础上，对温病学的基础理论通过深入的探讨而使其有所提高。如对：① 温病的病因学说有了新的见解：首先对六淫的实质已从单纯的气候因素认识中摆脱出来，而视为各种致病因素，致病属性和特点的归类方法。其次提出了“毒”在发病和病变过程中的作用等。② 对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讨论，就如何创立新的、统一的外感热性病纲领进行了探讨。与此同时，历史上的“寒温之争”有了较统一的认识，不少人提出“寒温分家”在历史上曾推动中医外感热性病理论和证治的发展，寒温对立，不适应临床实际的新形势，因而提出应在新的高度上达到“寒温统一”，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中医外感热病学。②在温病的治疗方面，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如关于“截断疗法”的认识和如何掌握运用、如何针对温病中的“毒”而采取相应的措施等。3、结合实验获得成果：对温病卫气营血传变的规律及其本质，对舌苔变化的实质等方面，运用现代生理病理，生化等知识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的观察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近年来还制作了卫气营血病证的动物模型，在此基础上来研究温病的辨证和治疗规律，取得了一定的进展。4、治疗方药不断丰富：首先对温病学中常用的清热解毒，活血化瘀，攻下通里，补气益阴等治法的作用机理及有关方剂，中药药理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其次，结合辨证论治和针对不同的病原体制定了许多有效的治疗方剂。另外，在剂型改革以提高疗效，方便治药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原有的以汤，丸剂的基础上，创制了片剂、冲剂、水剂、针剂等新剂型，中药不仅可做静脉注射，而且有了中药的大型输液。这些成果极大地丰富了温病治疗学的内容。5、文献整理取得成绩：① 重印和校勘注释出版了明清时代的一些温病学名著，对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促进温病学进一步发展与提高作出了贡献。② 编著出版温病学专著和教科书。如《温病纵横》、《温病理论与临床》等。③ 在新形势下，温病学的信息越来越丰富，并通过大量的医学报刊杂志，迅速地交流传播，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到1995年底，有关温病学的文献资料仅在杂志上公开发表的就超过了一万多篇。信息的交流对温病学的发展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当然我们应看到：温病学的发展步伐还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在此提出自己几点不成熟的看法。A、温病病因学、发病机制等需进一步阐明从本质阐明。B、对各种温病还需做具体的鉴别。C、对病证的诊断和治疗有待进一步规范化、标准化，充实完善抢救措施，给药方式还应多样化，以求使用方便，而且高效，速效。D、对于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还应进一步引入温病学研究中。E、加强临床和实验室科研工作等等。总之，目的欲使温病学的发展有一个新的突破，以适应医学科学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对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结语：温病学的发展概况就讲到这里。今天我们对待这门学科，需认真学习掌握，学习时需注意几点，即为温病学的学习方法。

温病学派产生成熟于明清两代的我国南方地区有着其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首先，明清两代由于城市的发展和人口的集中，流行性疾病成为了当时医学界面临的新问题。据有关文献统计，明代276年中大疫流行64次，清代266年中大疫流行74次，如明永乐六年，江西建昌，浙江杭州，福建建宁、绍武等地死者七万八千四百余人，由于传统的伤寒法治这些瘟疫效果并不理想，这使当时的医家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来治疗这些瘟疫，这便为温病学说的产生创造的积极的条件。另外，温病学派产生于我国南方地区也和中国南方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中国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湖河渚泊，地处卑湿，水资源丰富，一年四季气候分明，较之北方多温，这也造成了江南多温病的自然条件。这也使江南医家有了更多的治疗温病的实践机会，这也是温病学派产生于中国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以外，前代医家的不断探索也为温病学派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在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下温病学派也就应运而生了。吴有性所处的时代，是明朝末年，当时政治腐败，清兵入侵，瘟疫大流行，人民生活极度困苦。据《吴江县志》载：“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吴有性目睹当时的惨状，深有感慨地说：“守古法不合今病……医者徬徨无错，病者日进危笃，病愈急，投药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他痛心忧虑，感到一个医生的责任重大，为了治病救人，他全力投入到传染病的治疗中，不顾个人安危，深入疫区，进行细致观察和比较。他在六十岁时将自己平生治疗温病的心得体会和经验编著了一部论述传染病学的重要著作《瘟疫论》，取得了创造性的成就，充实了中医理论中关于传染病的内容，在中国医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辞源》曰："和者，顺也，谐也，平也，不刚不柔也"。在中医学文献中，"和"往往代表着"协调平衡、融合稳定"之意。和之为法，《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且以"和阴阳"为 养生 之大法。《金匮要略》则有"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之法。可见，当时之和"法大体上包括调和阴阳、温化痰饮等内容。

再如《重订广温热论·验方妙用》在论述"和解法"时指出："凡属表里双解、温凉并用、苦辛分消、补泻兼施、平其复遗、调其血气等方，皆谓之和解法"。因此，从 广义 上说，凡能调和表里寒热虚实、脏腑阴阳气血的偏盛偏衰，使之归于平复的治疗方法，均称"和"法。从 狭义 上来说，和解法有其特定的含义，是指具有和解表里、分清上下、宣展气机等作用的治疗方法，属于八法之一。 和解法是临床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简称和法。其作为独特的一种方法运用于临床始自《伤寒论》。其曰："少阳居半表半里之位，出则阳，入则阴，乃一身之枢机。半表半里之邪，非汗吐下所能解，惟宜和解一法，斡旋枢机，使半表半里之邪从枢机转出而解，不致内陷"。张仲景设小柴胡汤以藉少阳半表半里之正气，除表里之邪，阳升表透，阴降里和，然和解之法即是。升清降浊各行其道。有和法则无须下而自泄，有解法则无须汗与吐而自开。自此奠定了和解法的基础。

明清时期，温病学家根据温病的病因病机和传变的特殊性，对和解法的应用，提出了不同于伤寒少阳病的治法与方剂，从而丰富了外感热病和解法的内容。如吴又可的《温疫论》首倡"邪伏膜原论"，指出膜原"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夹脊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分界，是为半表半里"。疫邪盘踞于此，发表、攻里均非所宜。"此邪不在经，汗之徒伤表气……此邪不在里，下之徒伤胃气"，并创制达原饮，开达膜原之邪。叶天士提出了"邪留三焦论"，对温邪夹湿留连三焦气分出现类似伤寒少阳病者，主张采取"分消走泄"之法，旨在调畅气机，宣通上下，使留于少阳三焦之邪得以分消走泄，实为和解之变法。温病之和解法乃伤寒之变通，根据作用的不同，和解法可分为清泄少阳（蒿芩清胆汤为代表方）、透达膜原（吴氏达原饮）和分消走泄3种。 清·汪昂的《医方集解》分为22类，其和解之剂"收载了小柴胡汤、逍遥散、痛泻要方、黄连汤诸方，不仅注释详尽，而且基本涵盖了现代中医方剂学关于"和剂"的和解少阳、调和肝脾和调和肠胃3个主要部分，为现代方剂学的"和解"奠定了分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