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病就得吃药，这已成了一条定理，当然，有了病，吃药固然重要，然而，药的成分与吃药的时机、方式也同样深深地影响着疗效。“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一代雄才，一统天下之后，吃错了李斯的“药”——焚书坑儒、严刑苛法，引起了天下的不满，为秦朝的迅速灭亡埋下了伏笔。李斯之意本是更好禁锢思想，维护封建统治，但药的成分不对，不但治不了病，反而伤害了身体。反观商鞅变法，他针对秦国当时的社会现状，对症下药，最终使秦国走上了富强之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正是由于“药”的成分好坏所导致的。因此，对于病症，就需要拿捏得到位，开出一份好药方。同样，吃“药”的时机也至关重要。蔡桓公讳疾忌医，一再拒绝扁鹊为他治病，等到病入膏肓之时，连神医也回天乏术了。面对“疾病”，我们将其消灭于萌芽之中。周厉王横暴专横，竟下令禁止臣民评说朝政，导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举最终导致国人暴动，厉王最终被杀。其实，周厉王的臣子曾上书厉王，请求取消这一荒唐的做法，可为时已晚矣！周厉王用“药”时机太晚，最终落下个身首异处的下场。除了药的成分和用药的时机、用药的方式也需要讲究。“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然而，这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古训难道真的正确吗？为什么良药一定苦口呢？忠言一定要逆耳呢？我看未必，良药和忠言，如果都有一层美丽的粮衣片，这将更利于病者。唐太宗时期贤相魏征，敢于直谏，屡屡触怒龙颜。“会当杀此田舍翁。”这是太宗的一时气话，但也可以从此看出太宗动了杀机。所幸的是太宗是明君，更有一个好王后。面对皇帝的怨气，王后婉言相劝，魏征才得以保全。倘若换了别人，魏征早就身首异处了，而魏征，最多得个“死谏”的称号，于国失了人才，于个人送了性命，于君王则背了个昏君的罪名。如果下“药”的方式和缓委婉，“药”喝下去的机率大得多。这样，才是用“药”的最佳方式。面对“疾病”，我们用“药”应该是选择正确的成分，有利的时机恰当的方式，只有这样，“疾病”才会好得更快，更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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