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屠呦呦

自诺奖获得者屠呦呦发现青蒿素以来，她和她的科研团队在青蒿素领域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外界广泛关注。屠呦呦团队在“抗疟机理研究”“抗药性成因”“调整治疗手段”等方面取得的新突破17日被中国官方媒体称为放“大招”。据报道，屠呦呦团队还在“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等适应症”“传统中医药科研论著走出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到底最新公布的研究成果具有哪些重大意义？又会如何进一步拓展青蒿素应用前景造福全球呢？《环球时报》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相关领域权威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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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蒿素研究又有新突破

新加坡《联合早报》17日报道说，自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及其团队发现青蒿素以来，青蒿素衍生物一直作为最有效、无并发症的疟疾联合用药。但一旦疟原虫普遍对其产生抗药性，后果将十分严重，全世界科学家都非常担心“青蒿素抗药性”进一步恶化。针对青蒿素在全球部分地区“抗药性”的难题，屠呦呦及其团队于近期提出应对“青蒿素抗药性”的切实可行治疗方案，并在“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等适应症”方面取得新进展。

台湾中时电子报17日报道说，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布报告表示，全球疟疾防治进展陷入停滞。究其原因，除了对疟疾防治经费支持力度和核心干预措施覆盖不足等因素外，疟原虫对青蒿素类抗疟药物产生抗药性是当前全球抗疟面临的最大技术挑战。有多项研究表明，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等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的青蒿素抗药现象。

据新西兰《先驱报》17日报道，经过3年多科研攻坚，屠呦呦团队在“抗疟机理研究”“抗药性成因”“调整治疗手段”等方面终获新突破，提出新的治疗应对方案：一是适当延长用药时间，由三天疗法增至五天或七天疗法;二是更换青蒿素联合疗法中已产生抗药性的辅助药物，疗效立竿见影。

屠呦呦团队的该项重大研究成果和青蒿素抗药性治疗应对方案，目前已由国际顶级医学权威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载。

世卫组织全球疟疾项目主任佩德罗·阿隆索表示，截至目前，青蒿素联合疗法治愈的疟疾病患已达数十亿例。屠呦呦团队开展的抗疟科研工作具有卓越性，贡献不可估量。

治疗红斑狼疮潜力巨大

屠呦呦团队还发现，双氢青蒿素对治疗具有高变异性的红斑狼疮效果独特。根据屠呦呦团队前期临床观察，青蒿素对盘状红斑狼疮、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治疗有效率分别超90%、80%。相关临床试验申请已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该临床试验一期于2018年5月正式启动，设计样本共120例。该临床试验项目负责人、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内科学系主任张奉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临床试验一期没有发生非预期不良事件，验证了药物的安全性，目前已进入临床试验二期。”

相信就行 要什么根据啊只要信

屠呦呦团队的“大招”公布了。这一大招，主要指的是屠呦呦团队4月24日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在线发表的题为“A Temporizing Solution to Artemisinin Resistance”的展望文章。该文章系统总结了最近在治疗疟疾时所遇到的困难，同时给出了解决方案。在媒体报道中，它被称为“重大科研突破”。两个月过去，该文章突然再成热点，让很多圈内人士都感到有些意外。一大早，记者来到屠呦呦团队办公的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楼外还在施工改造。尽管成了外界关注的焦点，但小楼内部依然安静。青蒿素的抗药性，是屠呦呦先生一直关心的问题，也是全球抗疟面临的最大挑战。起初，柬埔寨最早报道患者接受青蒿琥酯治疗后体内寄生虫清除速度减慢，这一现象为研究人员敲响了警钟。之后，缅甸、泰国、老挝和中国（统称为大湄公河次区域）等亚洲国家均观察到寄生虫清除出现类似延迟。2016年，有媒体记者在诺贝尔奖得主的新闻发布会上问屠呦呦，诺贝尔奖会给她的科研带来什么改变。屠呦呦直言，我关心的是青蒿素抗药性问题。至于得奖之后会怎样，她“不大感兴趣”。如今，对青蒿素的抗药性研究，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屠呦呦团队成员、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继刚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根据研究，青蒿素在人体内半衰期（药物在生物体内浓度下降一半所需时间）很短，仅1至2小时，而临床推荐采用的青蒿素联合疗法疗程为3天，青蒿素真正高效的杀虫窗口只有有限的4至8小时。而现有的耐药虫株充分利用青蒿素半衰期短的特性，改变生活周期或暂时进入休眠状态，以规避敏感杀虫期。同时，疟原虫对青蒿素联合疗法中的辅助药物“抗疟配方药”也可产生明显的抗药性，使青蒿素联合疗法“失效”。为什么这样说？王继刚表示，近期阐明的青蒿素类药物作用机制表明，它们是由铁或血红素激活的前体药物。铁和血红素是血红蛋白消化后产生的副产品，在疟原虫滋养体成熟期达到最高浓度。青蒿素类药物一旦被激活，它们就会将寄生虫的许多蛋白质和血红素烷基化。血红素烷基化也可抑制血红素解毒过程。“据推测，单一蛋白质靶点的突变不太可能引起耐药，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什么青蒿素类药物在广泛应用数十年之后仍然有效。”对此，屠呦呦团队提出了新的治疗应对方案：一是适当延长用药时间，由3天疗法增至5天或7天疗法；二是更换青蒿素联合疗法中已产生抗药性的辅助药物。如果青蒿素出现抗药性，那么，有没有可能研发出替代青蒿素类的药物？“短时间内，在效力、安全性和耐药风险方面优于青蒿素类药物的下一代抗疟药似乎不太可能出现。”王继刚说，大多数青蒿素联合疗法（ACT）价格低廉（例如加纳一个蒿甲醚-苯芴醇疗程的费用不到10美元），但新药研发成本高昂，会影响药物价格，有可能阻碍最有需要的患者获得药物。“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合理和战略性地应用ACT是应对治疗失败的最佳解决方案，也可能是唯一解决方案。”王继刚强调。屠呦呦团队成员、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廖福龙17日接受科技日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目前新的治疗应对方案还没有用于临床，仍需多方协调，并根据地域不同进行调整，真正落地应用的时间表还不清楚。“您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突破还是一项研究进展？”面对记者的问题，廖福龙坦言：“我们自己内部的评价认为，这是一个进展。”王继刚也表示，作为科研人员，他们更愿意用“进展”来描述这一成果。同样根据报道，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的一期临床试验结果谨慎乐观。双氢青蒿素对治疗具有高变异性的红斑狼疮效果独特。目前已开展一期临床试验。试验表明，青蒿素对治疗红斑狼疮存在有效性趋势。对此，王继刚和廖福龙也表示，关于双氢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的作用机理，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输血有很多危害，引用耶和华见证人的官网资料：输血有多安全？有思想的人在接受任何重要的医药治疗之前， 都会先探知治疗法可能带来的效益和所冒的风险。 输血又如何？ 现今输血是医药界的一项重要工具。 许多真正关心病人的医生可能毫不犹豫地向病人输血。 有些人甚至将输血称为生命的恩物。有千百万人捐血或接受输血。 在1986-87年间， 加拿大的2 500万人口中有130万个捐血者。 “在有统计数字的最近一年， 仅是美国便在输血上使用了1 200万至1 400万单位的血。”—— 《纽约时报》， 1990年2月18日。基廷(Louise J. Keating)医生指出： “血一向被视为具有‘神奇的’特质。 在最初的46年， 医生和大众都把血的供应视为比实际的情形更安全。”（《克利夫兰临床医药杂志》，1989年5月）当时的情形如何？ 现今的情形又如何？甚至在30年前， 病理学家和血库办事人员已获知： “血是炸药！ 血可以有很大益处， 也可以造成很大损害。 输血的死亡率与醚麻醉或阑尾切除术的死亡率相等。 据称在1 000至3 000宗或可能5 000宗输血中， 大约有一宗死亡。 在伦敦区， 据报每输1万3 000瓶血便造成一宗死亡。”—— 《纽约州医药杂志》， 1960年1月15日。自那时以来危险已经消失， 以致现在输血可说是很安全了吗？ 老实说， 输血每年均造成数十万宗不良反应； 有许多人因此而丧生。 鉴于上述的评论， 你可能想到由血传播的各种疾病。 但在查考这件事之前， 请考虑一下一些较少为人所知的风险。血与免疫性在第20世纪初， 科学家对于血的奇妙复杂性获得更深的了解。 他们获知人有不同的血型。 在输血方面， 配合捐血者和病人的血型极为重要。 A血型的人若接获B型血， 他便可能产生严重的溶血反应。 这可以将他的许多红血球消灭而迅速将他杀死。 虽然现今配合血型已是例行惯事， 却仍然不时有差错发生。 每年均有人死于溶血反应。事实表明配合禁忌的问题远超越医院试图配合的几种血型。 为什么呢？ 小波西(Douglas .）医生在“输血： 使用、 滥用和危险”一文中写道： “差不多30年前， 桑普森(Sampson)将输血形容为一项比较危险的程序。……［自那时以来］研究者已鉴定了至少其他400种红血球抗原而获知其特性。 这个数目无疑会继续增加， 因为红血球的膜是极为复杂的东西。”—— 《全国医学协会杂志》， 1989年7月。现今科学家正研究输血对身体的防疫或免疫系统所生的影响。 这可以对你或一位需要接受外科手术的亲戚有什么影响呢？“在每100宗输血中大约有1宗导致发热、 寒战或荨麻疹。……在每6 000宗红细胞输血中大约有1宗导致溶血反应。 这是一种严重的免疫学反应， 这种反应可以随即发生， 或在接受输血之后数日才发生； 这可能导致急性［肾］衰竭、 休克、 血管内血凝固和甚至死亡。”——1988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会议。医生移植心脏、 肝脏或另一个身体器官时， 接受移植的人的免疫系统可能意识到这是外来的组织而加以排斥。 可是， 输血便是一种组织移植。 甚至已经过“适当”配合的血也可以压抑身体的免疫系统。 在一个病理学家会议上， 有人指出有数以百计的医学论文“表明输血与免疫学反应有关”。—— “对输血不利的个案”， 《世界医疗新闻周刊》， 1989年12月11日。免疫系统的一项主要工作是察出和消灭恶性（癌）细胞。 压抑免疫性可能导致生癌和死亡吗？ 请留意两项报告。《癌症》杂志（1987年2月15日）发表荷兰一项研究的结果： “在患结肠癌的病人身上， 我们见到输血对于长期的存活有重大的不利影响。 在这组人中， 接受输血者存活5年的有百分之48， 没有输血的病人的存活率则是百分之74。” 南加州的医师曾观察一百个接受癌症外科手术的病人。 “在所有喉癌病例中， 没有接受输血的人的复发率是百分之14， 接受输血的人则是百分之65。 至于口腔、 咽、 鼻或鼻窦癌的病例， 没有输血的人的复发率是百分之31， 接受输血的人则是百分之71。”—— 《耳鼻喉科纪事》，1989年3月。丹麦科学家耶纳(Niels Jerne)是1984年诺贝尔医学奖的得奖人之一。 有人问他为什么拒绝输血， 他说： “人的血像人的指模一样—— 没有两种类型的血是完全相同的。”关于输血， 这些研究显示什么呢？ 斯普拉特(John )医生在题名为“输血与癌症外科手术”的文章中作出结论说： “癌外科医生也许需要成为不用血的外科医生。”—— 《美国外科杂志》， 1986年9月。防疫系统的另一项主要工作是抵抗感染。 因此， 有些研究显示接受输血的病人较易受感染是可以了解的。 塔特()医生对结肠直肠外科手术作了一项研究。 在接受输血的病人当中， 有百分之25发生感染， 没有接受输血的病人则只有百分之4受到感染。 他报道说： “在手术之前、 期间或之后的输血均与感染性的并发症有关。……所输的血单位越多， 手术后受感染的风险也越大。”（《英国外科杂志》， 1988年8月）出席1989年美国血库协会会议的人获悉这件事实： 在臀复位外科手术中接受输血的病人约有百分之23受到感染， 但没有接受血的人却完全不受感染。柯林斯(John )医生论及输血的这种影响说： “如果一种‘治疗法’根本没有什么证据显示它曾成就过任何有价值的事， 但后来却发觉它竟然使病人所面对的一个主要难题恶化， 那就太讽刺了。”—— 《世界外科杂志》，1987年2月。安全免病抑或充满危险借血传染的疾病使谨慎认真的医生和许多病人均大为担心。 那一种病呢？ 老实说， 你无法将疾病仅限于一种； 的确有许多种疾病可以借血传染。《输血技术》（1982年）一书在讨论过一些较为人熟知的疾病之后， 进一步提及“其他与输血有关的传染病”， 例如梅毒、 巨细胞病毒感染和疟疾。 然后该书说： “有其他好几种疾病也据报由输血所传播， 包括疱疹、 病毒感染、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爱泼斯坦巴尔二氏病毒）、 弓形体病、 锥虫病［非洲昏睡病和恰加斯氏病］、 利什曼病、 布鲁氏菌病［波状热］、 斑疹伤寒、 丝虫病、 麻疹、 沙门氏菌病和科罗拉多壁虱热病。”血、 肝脏损坏, 和……“讽刺的是， 由血传播爱滋病所造成的威胁从未像其他疾病—— 例如肝炎—— 所造成的那么大，” 《华盛顿邮报》解释说。不错， 有数目巨大的人曾由于染上肝炎而患病死去。 肝炎是没有特效治疗的。 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89年5月1日）说， 美国接受输血的人大约有百分之5染上肝炎—— 每年共计17万5 000人。 其中半数成为长期带菌者， 而且每5个当中至少有1个发展成肝硬变或肝癌。 据估计有4 000人死亡。 试想想若有一架珍宝喷射机失事， 机上所有人均丧生， 你会读到怎样的大字标题。 但4 000宗死亡相当于每月均有一架满载乘客的珍宝喷射机失事而导致全部乘客丧生！医生们早已知道有一种较温和的肝炎（甲型）借着不洁的食物或水传播。 后来他们发现有一种较严重的类型借着血而传播， 那时他们尚未有方法普检染有这种病毒的血。 最后， 杰出的科学家获知怎样察出这种病毒（乙型）的‘足迹’。 到1970年代早期， 在有些国家中血液受到普检。 看来血的供应相当安全， 血的前途亦一片光明！ 但这是实情吗？不久之后， 事实表明有数以千计接受检验过的血的人仍然在事后患上肝炎。 许多人在经历使他们体力大为衰弱的疾病之后获知他们的肝已经损坏了。 可是， 血是受过检验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发生呢？ 原来血含有另一种类型的肝炎， 称为非甲非乙型肝炎(NANB)。 有十年之久， 有许多接受输血的病人受到感染—— 在以色列、 意大利、 日本、 西班牙、 瑞士和美国， 接受输血的人有百分之8至17染上这种病。然后报纸刊出一些头条新闻， 例如“神秘的非甲非乙型肝炎病毒终于受到分离”； “血里的热病突然解除”。 再次， 所发出的信息是， “难以捉摸的病原终于寻获了”。 后来在1989年4月， 大众人士获悉医药界已有方法可以检验出非甲非乙型肝炎， 现今称为丙型肝炎。你也许纳罕这样的兴奋是否言之过早。 事实上， 意大利的研究者报道发现另一种肝炎病毒； 这是一种突变体病毒， 有三分之一的肝炎病例可能是由这种病毒促成的。 《哈佛医学院卫生通讯》（1989年11月）评论说， “有些权威人士担心肝炎的病毒并非仅限于甲、 乙、 丙和丁几种类型； 可能还有其他类型出现。” 《纽约时报》（1990年2月13日）说： “专家们极怀疑还有其他的病毒可以造成肝炎； 如果发现的话， 它们会被称为戊型肝炎等。”血库是否面对更多悠长的研究去发明各种检验方法使血更为安全呢？ 美国红十字会的一位董事举出费用的难题， 并且作出以下令人不安的评论： “我们不可能不断增加新的检验方法以求查出每种可能流行的传染病。”—— 《世界医疗新闻周刊》， 1989年5月8日。甚至检验乙型肝炎的方法也不是百无一误的； 有许多人仍然从血染上这种病。 再者， 人们是否因为丙型肝炎有检验方法就感到满足呢？ 《美国医学协会杂志》（1990年1月5日）指出， 身体可能要等一年之久才能产生可以检验出来的疾病抗体。 在此之前， 通过血染上肝炎的人就可能有肝脏损坏和……丧命的危险。其实， 这些疾病的数目正越来越多。 你也许读过像以下一类的报章大字标题： “从输血染上莱姆病？ 可能性不高， 但专家们提高警觉。” 一个接受莱姆病试验的人若结果是阳性的， 他的血有多安全呢？ 有人问一组卫生官员他们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血。 “所有人均回答不愿， 但没有人提议将来自这样的捐血者的血弃掉。” 如果有些来自血库的血是专家们自己也不愿接受的， 公众人士应当对此有什么感觉呢？—— 《纽约时报》， 1989年7月18日。引起关注的第二个理由是， 在一个有某种疾病流行的地方所收集的血可能在很远的地方被人使用， 而当地的大众人士和医生对危险均懵然不觉。 鉴于今日人们更常往来各地， 包括难民和移民在内， 血的产品含有陌生疾病的风险正与日俱增。因此， 一位传染病专家所提出的警告并不应使我们感到意外： “供应血的机构可能必须将血加以普检， 以防止几种以前并不被人视为有传染性的疾病传播， 包括白血病、 淋巴瘤、 痴呆［或阿耳茨海默氏病］。”—— 《输血医学评论》， 1989年1月。这些风险虽令人心寒， 还有其他风险却造成了广泛得多的恐惧。爱滋病席卷全球“据聚集起来出席国立卫生研究所讨论输血问题的会议的医生们说， 爱滋病永远改变了医生和病人对血的想法， 但这未尝不是个好主意。”—— 《华盛顿邮报》， 1988年7月5日。爱滋病（后天免疫力缺乏症）的广泛流行唤醒了人们对从血染上传染病的危险。 有千百万人现已受到感染。 这种病的传播已达到无法控制的地步。 患病者的死亡率实际上高达百分之百。爱滋病是由人体免疫力缺乏病毒(HIV)所造成的， 而这种病毒可以借着血传播。 现代的爱滋病瘟疫初次在1981年受到注意。 次年， 卫生专家们获悉病毒很可能借着血产品传播。 现在有关方面承认， 甚至在发明了方法去验出含有HIV抗体的血之后， 血工业方面的反应仍很缓慢。 检验捐血者血液的程序终于在1985年开始，* 但甚至在当时， 有关方面仍没有将这种程序应用在已经制成的血产品之上。恰加斯氏病表明血可以怎样将疾病带给遥远地方的人。 《医学邮报》（1990年1月16日）报道， ‘拉丁美洲有1 000万至1 200万人长期受到感染。’ 有人将这种疾病称为“南美洲最重大的输血危险之一”。 一只“凶手虫”在受害者沉睡时叮了他的脸， 吸饱了血之后将粪便遗留在伤口中。 受害者可能携带恰加斯氏病达多年之久（在此期间可能捐血）， 然后才形成致命的心脏并发症。为什么这件事应当使居住在遥远大陆上的人也感到关心呢？ 奥尔特曼(L. K. Altman)医生在《纽约时报》（1989年5月23日）报道接受输血之后患上恰加斯氏病的病人的情况， 其中有一个丧生。 奥尔特曼写道： “其他的病例可能没有人留意到， 因为［这里的医生］并不熟悉恰加斯氏病， 他们也不知道这种病可以借着输血而传播。” 不错， 血液可以成为使疾病传播广远的工具。在此之后， 卫生当局向大众提出保证， ‘血的供应现今安全了。’ 可是后来有人透露， 有一段危险的爱滋病“窗户时期”。 一个人受到感染之后， 可能要等几个月才产生可以察出的抗体。 由于他不知道自己体内含有爱滋病病毒， 他可能捐血， 而血的检验结果是阴性的。 这样的事确曾发生过。 有些人曾在接受通过检验的血之后染上爱滋病！爱滋病病毒情形甚至进一步恶化。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1989年6月1日）报道所谓“沉默的HIV感染”。 研究者证实人可以携带爱滋病病毒多年仍不致被目前所用的间接试验所察出。 有些人试图减轻事情的严重性， 认为这些仅是罕见的事例， 但这些事例却证明“借着血及其成分传播爱滋病的风险是无法完全消除的。”（《病人护理杂志》，1989年11月30日）令人不安的结论是： 即使检验结果是阴性的， 这并不足以表示健康没有问题。 还会有多少人从输血染上爱滋病呢？下一只鞋？ 抑或下几只鞋？许多住在楼房里的人曾听过上一层的住客用鞋敲打地板， 于是他们可能很紧张地等候鞋子第二次击打地板的声音。 在牵涉到血的僵局中， 没有人知道致死的鞋还会敲打多少次。爱滋病病毒以前被人称为HIV, 但有些专家现今将其称为HIV-1。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找着了另一种类型的爱滋病病毒(HIV-2）。 这种病毒可以造成爱滋病的症状， 而且在某些地区颇为流行。 再者， 据《纽约时报》（1989年6月27日）报道， “目前这里所用的爱滋病检验方法并不能百无一误地察出这种病毒来。 新的研究结果……使血库更难于肯定捐血者所捐的血是安全的。”与爱滋病病毒稍有关连的其他疾病又如何？ 美国总统设立的一个委员会说， 研究者相信“其中一种病毒是造成成年人T细胞白血病／淋巴瘤和严重神经疾病的原因”。 这种病毒已经存在于捐血的人当中， 因此能够借着输血而传播。 人们有权要知道， ‘血库在普检这些其他病毒方面有效到什么程度？’伦德奥利森(Knud Lund-Olesen)医生写道： “既然……有些属于高度风险类的人会由于他们自动受到爱滋病的检验而自愿捐血， 所以我觉得有理由不愿接受输血。 多年来耶和华见证人一直拒绝接受血。 他们是否有先见之明呢？”——Ugeskrift for Læger (《医生周刊》），1988年9月26日。老实说， 惟独时间才能显示有多少借血传播的病毒潜伏在血的供应中。 梅里曼(Harold T. Meryman)医生写道： “未知的因素可能比已知的因素更令人关注。 我们很难将一些潜伏期长达多年的传染病毒与输血扯上关系。 要察出这些病毒甚至更困难。 HTLV组的病毒无疑仅是呈现出来的第一批病毒而已。”（《输血医学评论》， 1989年7月）“仿佛爱滋病的流行还不够糟似的，……在1980年代， 研究者向我们指出若干种新近发现的输血风险。 我们无需有很大的想象力才能预见， 还有其他严重的病毒存在而可以借异体同型的输血加以传播。”—— 《限制异体同型的感染： 其他可选择的策略》，1989年。至今已有这么多只“鞋”敲打地板， 以致美国的疾病控制中心提议要实施“普遍的预防”。 这意味到‘卫生护理人员应当假设所有病人均可以感染到HIV和其他借血传播的病原体。’ 因此， 卫生护理人员和公众人士均有充分理由要重新衡量他们对血的看法。* 我们无法假定所有血均会受到检验。 例如， 据报在1989年初， 巴西的血库有百分之80的血并不受政府管制， 也没有受到检验看看是否含有爱滋病病毒。Picture Credit: AIDS virus: CDC, Atlanta, Ga.

我们大家都知道诺贝尔奖是国际上最重要的奖项之一，被公认当时科学成就的最高荣誉。

屠呦呦团队在“抗疟机理研究”“抗药性成因”“调整治疗手段”等方面取得的新突破17日被中国官方媒体称为放“大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