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狐论文研究综述

论《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的分析德保初中 黄一鸣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巅峰之作，它思想复杂深邃，艺术魅力四射，后世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一翻开这部书，好像进入了一座琳琅满目的艺术之宫：扑朔迷离、跌宕幽曲的故事情节，五彩缤纷、奇特真实的生活画面，奇幻生动、旖旎新颖的艺术境界，令人流连忘返。在一些优秀篇章中，几乎每个人物都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格，他们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和典型性，而且生动个性化。特别是蒲松龄运用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创造的许多幻化为狐妖鬼魅的艺术形象，更是为中国古典小说的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色彩。本文拟就《聊斋志异》中的狐女形象试加以分析。在《聊斋志异》的近五百篇作品中，写狐或牵连到狐的，就占了差不多六分之一。单从题目上标明写狐的就有《丑狐》、《毛狐》、《狐妾》、《汾州狐》、《捉鬼射狐》等一大批作品，而题目上没有标明写狐的作品更是不胜枚举，其中《青凤》、《莲香》、《婴宁》、《娇娜》、《红玉》、《鸦头》、《小翠》、《辛十四娘》等均是描写狐女形象的名篇佳作。蒲松龄以如椽巨笔和火样的热情精心刻画了一批敢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而又个性鲜明的狐女形象。她们不仅具有普通人的形体，而且美貌绝伦、富于智慧、有爱心、纯真诚挚、勇于追求人身自由和个性解放，处处闪烁着人性美、人情美的光辉，可以说她们外形美和内在美的统一，是爱和美的象征，是被高度理想和审美化的艺术形象。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及《聊斋志异》笔下的异类形象时有这样一个概括：“《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处，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①]这一论断也被研究者所引用来说明狐女形象的特征。《聊斋志异》里的狐女异常饱满而且形象鲜明。一、外表美丽，心地善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给我们展现的是一大批美如仙人的狐女：娇娜，“年约十三四，娇波流慧，细柳生姿。”正面描写还嫌不够，又用了侧面描写：“生望见颜色，呻吟顿望，精神为之一爽。”写婴宁：“有女郎携婢，拈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但善笑，禁之亦不可止；然笑处嫣然，狂而不损其媚。” 写小翠则是以王太常之口赞为“嫣照展笑,真仙品也”。再看青凤：“审顾之，弱态生娇，秋波流慧，人间无其丽也。”胡四姐：“年方及笄,荷粉香露，嫣然而笑，媚丽欲绝。”莲香：“觌面殊非，年仅十五六，禅袖垂髫，风流香曼，行步之间若还若往。”鸦头：“秋波频传，眉目含情，仪容娴婉，实神仙也。”长亭：“丽若仙人。” 黄小妹：“娥眉秀曼，诚仙人也”；就连无名姓的狐女们都是“翠风明铛，容华绝世”、“态度娴婉，旷世无匹”。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给我们展现的是一大批美如仙人的狐女。她们或有不沾尘俗的天真之美，或有大家闺秀的端庄之美，或有坊间妓女的风流曼妙之美，往往使男子一见倾心。使更难得的是，这些狐女不仅姿容秀美，而且兼内心纯洁、善良机智。《荷花三娘子》中的狐女，为宗生牵线搭桥，使之娶了纯洁的荷仙，并生下了儿子，哺育后便毅然离去。《莲香》中的狐女是个贤妻的典型。桑生由于迷恋鬼魅，身体日渐衰弱，以至于气息全绝，是莲香不畏路途遥远，为之采摘草药，救桑生之命于倒悬。在《婴宁》中，婴宁虽为妖异，却非常善解人意，“每值母忧怒，女到一笑即解”。她怀念相依为命十多年的鬼母，于荒烟错草中找到“媪尸”，妥善安葬了岑寂山阿的养母。《小翠》则写的是一个狐精报恩的故事。小翠为报恩而主动委身痴呆王元丰，不仅屡次救王家于灾厄，还治好了元丰痴病。在《娇娜》中,狐女娇娜与孔生,彼此以诚相待,互相在患难中鼎力救助,从而战胜了人生旅途中一个又一个难关。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美就内容而言,它和善相同。”[②]换言之，凡是“善的”，就是美的。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形象，大都以她们内心的善良和正直产生了感染人、陶冶人的性情的美的力量。二、性情率真狐是生活在山野间，居无定所的。狐一般都没有固定的住处，幻化成人的狐狸一般都租用或占用人类的房子，这种特征表现在狐女身上，更是如此。三娘寄居在鬼女巧娘坟墓中；婴宁也是狐母生，鬼母养，这也决定了狐女少有人间女子以及鬼女和仙女的束缚，具有天真无邪的真率美。这种率真首先表现在对爱情的主动追求和对爱情的坚贞。《莲香》中，“倾国之姝”的莲香在一个晚上敲开了书生的门，书生“启门延入”，惊艳之下结为情好，后书生为鬼李所伤，是莲香十日夜相傍榻旁，为其疗伤。书生不纳莲香忠言，及至羸卧空斋，又是莲香施仙术为其治愈使其“精神焕发”。《红玉》中红玉与冯生初次相会，“自墙上相窥”，“近之,微笑”，表现出她对爱情的向往和主动，“招以手,不来亦不去”，似乎显得有些羞涩，最终是“梯而过，遂共寝处”。红玉向往人间的幸福生活，主动找穷书生，与定永好。红玉的爱情还带有侠气。她后来救冯生于牢狱，并为冯生抚孤重振家业，实为冯家功臣，而她自己也实现初愿，与冯生永结欢好。红玉可谓有情有义之狐女。王渔洋把红玉比作是《赵氏孤儿》中的程婴、公孙杵臼，誉为“巾帼英雄”。《鸦头》中狐妓鸦头更多的表现出对爱情的坚贞性。鸦头原是一个待“缠头”的雏妓。山东诸生王生得朋友相助，倾囊以博一宵之欢。深有心计的鸦头，见王生诚笃可托，便与他深夜私逃，到异地卖了脚驴，沽酒为生。可是好景不长，鸦头为老鸨“揪发提去”，仍逼为娼。她矢志不从，生一子也被弃之曲巷。几年后王生过育婴堂，因此儿酷肖自己，爱而赎之，天使父子团圆。而鸦头却每月在横施暴掠中生活，而她“至百折千磨，之死靡他”，誓死捍卫自己的爱情，在18年后为夫、子救出，脱离苦海，全家团圆，终于赢得爱情的胜利。这是蒲松龄从滚滚红尘中提炼出的一贞狐的形象。《青梅》中的青梅慧眼识贤，一眼看中贫士张生的纯孝笃学。她先劝王家小姐阿喜嫁之，事不谐后她上门自托，表现出莫大的勇气和主动性。在阿喜的帮助下，青梅和王生结为夫妇，入门后，她孝顺公婆，勤俭持家，佐夫功读，终使张生取得功名富贵，俨然一个贤内助。后来，她又促使落难的阿喜成为张生的正妻，而自己却宁肯“执婢妾礼”，以侧室自处。蒲松龄称赞青梅“能识英雄于尘埃，誓嫁之志，期以必死。”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对于爱的要求是主动的，不受礼教的约束，从不计较名份，和男子交接比较自由，但是她们并非淫荡，而是多数表现出对爱情的一往情深，对爱情的执著坚贞。[③]再有，蒲松龄笔下的狐女敢爱也敢恨，她们爱起人来热情似火，同样恨起来时，也不择手段，这也是狐性在狐女身上的一种体现。当发现自己所爱的人不值得去爱时，她们会义无返顾地严惩或捉弄辜负自己的负心人。在《丑狐》中的狐女以金钱引诱男子，而男子嫌弃他，她取走自己的全部财物转投他人；《武孝廉》中，狐女不仅取走自己的财物，同时取回自己的丹丸，使虚伪的孝廉命丧黄泉，这些负心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三、言谈机警聪慧《狐谐》中的狐娘子，口齿伶俐，才华横溢，诙谐有趣孙得言、陈所见、陈所闻等一辈轻薄书生偏偏要与之较量结果被狐女屡次揶揄，弄得狼狈不堪。如说红毛国王听说“中国马生骡，骡生驹驹”，乃细问其状，使臣答曰：“马生骡是臣所见，骡生驹驹，乃臣所闻。”巧妙地骂了陈所见、陈所闻二人。孙得言出对子戏弄万福（狐女的丈夫），曰：“妓者出门访情人，来时‘万福’，去时‘万福’。”狐对曰：“龙王下诏求直谏，鳖也‘得言’，龟也‘得言’。”孙得言反遭嘲骂。狐女对孙得言等开的玩笑显示了高超的见识和从容的风度。温柔勤俭而又洒脱机智的辛十四娘是狐，她有狐的聪慧机智，但表现为很正派、懂事，善于处理事情，帮助丈夫。冯生生性轻脱，看不清利害关系。辛十四娘便告诫他，“君诚乡曲之儇子也！轻薄之态，施之君子，则丧吾德；施之小人，则杀吾身。君祸不远矣！我不忍见君流落，请从此辞。”冯生告悔，辛十四娘便与其约法三章，“从今闭户绝交游，勿浪饮。” 辛十四娘劝导冯生省身行事，处事老练，可谓圣贤名言。《狐联》篇中也刻画了两位聪明、机智的狐女。“女知不可动，乃云：‘君名下士，妾有一联，请为属对。能对我自去：戊戍同体，腹中止欠一点。’焦凝思而不就。女笑曰：‘名士固如此乎？我代之对可矣：已巳连踪，足下何不双挑？’一笑而去。”这里要说明的是，“已巳连踪”的“巳”字是指过去手写的笔法，即末笔不挑上去。因为这样，才说“足下何不双挑”，表面说二字的脚下为什么不都挑上去呢？暗喻足下（指焦）何不同时挑逗一下我们两个？说完“足下何不双挑”则“一笑而去”。现实中哪有如此聪明，多智，爽利而开放的女子？对于这种既无才能品行，又喜欢附庸风雅的所谓“名士”，狐女们给予了轻视和嘲笑。有的狐女颇有见地，言辞精深，思想独到。封三娘就是一位独具慧眼，颇有见地的狐女。她私下底告诫待字闺中的范十一娘：“以才色门第论，何患无贵介婿，然纨绔儿敖不足数，如欲得佳偶，请无以贫富论。”当范十一娘对贫寒孟生不以为可时，封曰：“娘子何堕世情哉！此人苟长贫贱者，予当抉眸子，不复相天下士矣。”后孟生果真官至翰林。可见，在狐女看来，婚姻是不以贫富和等级论的，而是要“郎才女貌，两情相悦。”在《小翠》篇中，更是清楚表达了狐类社会的婚姻观。狐母领狐女小翠到王太常家“自请为妇”，王家“欲议聘金”。狐母说：“彼意适，我愿慰矣。岂卖菜也而索值乎！”狐类认为婚姻是纯洁的爱情关系，不需要“问名”，更不必“纳采”，否则，只会玷污纯洁的情感。如此开放的婚姻观念，可以和21世纪的婚姻思想相媲美。四、品格高贵狐女是未经俗世沾染的精灵，所以在她们身上体现出高贵的品格美。这种品格的美表现在多个方面，最主要的表现是在对待情感的无私与豁达情怀上。狐女主动来到人间与男子结合，但是在相处过程中，狐女均表现出了重情重意的品格。小翠为报恩而嫁给痴儿，治好其疾病，临走还不忘给他找一个与自己相貌接近的人；舜华不因自己的私心而留住张鸿渐，反而赞赏他对待妻子的情意，帮助他与妻子团聚；阿绣变幻莫测，无私帮助刘子固找到真的阿秀；辛十四娘虽不满冯生的轻薄而离去，但依然费尽心思帮他逃脱危难，同时还长期给冯生夫妻存钱，解决了他们后来生活的窘境；娇娜对孔生的两次贴身相救更是感人至深。蒲松龄对这些狐女的无私举动是赞叹不已的。他在《小翠》中借异史氏之口来称赞她们：“一狐也，以无心之德，而犹思所报；……月缺重荣，从容而去，始知仙人之情，亦更深于流俗也!”在《红玉》中说：“其子贤，其父德，故其报之也侠。非特人侠，狐亦侠也。”同时这些狐女还体现了一种成全之德，她们尽管为爱而痛苦，但是却为爱而成全相爱的人，阿秀、颠当、舜华等均帮助自己的爱人找到所爱。狐女中不乏知恩图报的行为。狐女小翠，为替母报恩，不惜下嫁痴少年王元丰，她体贴丈夫、孝敬公婆、照顾家庭、忍辱负重，并治愈了元丰的痴傻症；娇娜用自炼的金丹救活孔生以报答其救命之恩；狐祖母报王家前世之恩，资助王成立家致富；狐小梅“死友而不忍忘，感恩而恩所报”的行为令人感动不已。知恩图报的行为体现了狐类仁厚、朴实的品质。狐女还有助人为乐、惩恶扬善的侠义心肠。封三娘与范十一娘相悦结成好友，便一心一意为其操办了一门好姻缘；美狐女同情误食毒酒而死的秦生，使他死而复；华姑得知傅廉性无能的隐情后，立即为他诊断治疗，使他极快地恢复了性功能，又暗中使三娘和巧娘先后与他交欢，让他获得人生愉快。《荷花三娘子》中的狐女，为宗生牵线搭桥，使之娶了纯洁的荷仙，并生下了儿子，哺育后便毅然离去。《红玉》篇中，狐女红玉变为虬髯丈夫，除掉了作恶多端的地方恶霸宋乡绅，又以大刀示警教训那昏庸无能、草菅人命的县官，使无辜受罪的冯生得以释放，父子团圆。《聊斋志异》所反映的狐女世界里，狐女都具有近乎完美的品质，比人更具德行、比人更讲人情，因情而相爱、因友而相交、因德而相助。虽然也有沿用狐女为蛊惑这种传统题材，狐类社会也不乏蛊蠹魅惑、作祟殃人的狐女。但《聊斋志异》中表现此类狐事的作品不多见，而且其意并不在于表现狐女的妖异幻化，可怖可憎，而是另有寄托。五、神通能干狐女多能干且兼具神通，可与丈夫共同撑起一个家来。《鸦头》中，狐女鸦头与王生私奔，但王生却不过一穷书生，家徒四壁，他担心养不活鸦头，没想到鸦头却自有主意：“今市货皆可居，三数口，淡薄亦可自给。可鬻驴子作资本。”非特见识卓远，而行动亦不让：“女作披肩，刺荷囊，日获赢余顾赡甚优。”《小翠》中，小翠不但治好了痴丈夫的呆病，更几次以机智和神通力保全家转危为安。《辛十四娘》中的辛十四娘有察人之明，力劝丈夫远恶友避祸，丈夫不听劝告终陷囹圄也是辛十四娘从中周旋，使丈夫化险为夷。蒲松龄以狐写人，把狐女作为他理想中的人物，从而赋予她们以灵性，她们神出鬼没，不受任何社会、自然条件的限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帮助别人达到目的。他让她们充当落魄书生的救世主，让她们惩恶扬善，这都离不开狐女广大的神通。主要体现在她们对未来事情的预知上，她们能清楚的预知男主人公的寿命与男主人公面临的危难，而先进行预防。《小翠》中的小翠能预知钟氏之姻，先化其貌。《狐妾》中的狐妾在预知刘洞九的死期后离开，《辛十四娘》中的辛十四娘在冯生死前再见他与他诀别，而小梅预知了主人家的祸事，先行带孩子离开，保全其血脉。狐女的神通还体现在其处世的方法上，婴宁嘻笑之间用木头惩戒邻家子，使其丧命；红玉在冯生遭祸事后，突然出现，并抚养了他的孩子；小翠为元丰将妻子调弄成她的模样，颠当帮助宗子美找到嫦娥；娇娜为孔生治病。这些描写显然不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但是却体现了狐女的灵性，体现其作为异类的特征。她们身上这种美德和神奇力量,正是作者美好理想的艺术再现。蒲松龄笔下描述的这些狐女的形象，一反传统狐狸形象的丑恶属性，而是赋予她们以美好的思想、品质、感情和个性，使她们不仅成为人性真善美，尤其成为女性真善美的象征。在她们身上，集中地体现了蒲松龄对女性美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评价。他借助“狐狸”的聪明、机智、狡黯和超自然无所不能的灵性，赞扬了女性的聪明、机敏和智慧.这种观点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女性的“天下钟毓灵秀之气都集于女人身上”的观点是相一致的，它体现了作者对女性的新认识和赞美之情。这一切，都是《聊斋志异》以前的文学作品没有触及到的一个世界，蒲松龄以神奇浪漫的笔触，为我们第一次描绘和发现了这个神奇的世界，这也正是《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独特的思想认识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之所在。《聊斋志异》中众多狐女形象，细细品味，别有风味。她们大多个性鲜明，人情味十足，给人以特殊的美感。这与此前和同时代有关作品中那些淫欲魅人的狐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么蒲松龄何以如此热衷于描画狐女？在历史与现实、内在与外在的诸多因素中，到底有哪些对蒲松龄刻画狐女形象具有一定的影响？经过对此的研究探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值得关注。一、传统狐仙题材的启示纵观中国文学史，狐狸题材的作品由来已久。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中记载着：“青邱之国，有狐九尾，德至乃来。”九尾狐啼声如婴，天生具有幻化能力：当它头戴骷髅，对月拜足七七四十九拜，就会立地变成人形。人们往往受其蛊惑，神魂颠倒而不自知。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也曾写下九尾白狐造于大禹而取涂山女的传说。这些都是后代小说中狐狸精变人的雏形。早期的狐狸精故事，大多脱胎于先秦两汉的神话传说。《玄中记》称：“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好与天通，为天狐。”《搜神记·陈羡》曰：“狐者，古之淫妇也。”虽然笔法简练，形象描写不足，但其中所述，已与明清小说中的狐狸精相去不远。并且其中隐约可见，狐狸精多是以女性形象出现，或美丽动人，或妖媚蛊惑。到了唐宋时期,传统文化中的对狐的否定或贬低有所减弱,人们对狐的否定态度的也在动摇。《太平广记》中的狐故事大部分都超越了狐妖媚人的说法,狐精逐渐向人性发展。狐形象的演变给了蒲松龄以很大启示，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契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发展,塑造了一大批性格各异、五彩缤纷的狐女形象。吴组缃先生在一次讲学时说：“清初蒲松龄，他写了《聊斋志异》。他成功的首先一条是取的‘志’的路，就是搜集民间的神话传说。因为民间的神话传说里面有广阔的、丰富的社会内容，时代社会的血肉、老百姓生活的血肉都结晶在神话传说里面。……把这些东西收集来了以后，他再加工创作。”[④]二、作者理想和情感的寄托从其生平看，蒲松龄一生热衷科举，却屡不得志，直至71岁时才成岁贡生。早年“学而优则仕”的想成了泡影，他被无情地抛到了主流社会之外，生活的困顿、不第的苦闷使他一生郁郁不得志，这使他的精神处在严重的困顿之中。蒲松龄又缺乏其他的谋生手段，为了生计，了做过几年幕宾之外，主要是在本县西铺村做私塾教师，舌耕笔耘，几近40年，可谓潦倒一生。在这40年当中他远离故乡，虽然已有妻室，但是长期的分离，使他享受不到家庭生活的欢乐。现实的遭遇，让他的梦想破灭了，然而作者却把更殷切的梦想寄托在自己的作品中。正像弗洛伊德所说：“梦是愿望的达成”。在这个美妙的梦境中，他成了那一个个贫寒不遇的书生，却得到了狐女们的垂青，拥有了种种惊喜和艳遇。这些狐女不但貌若天仙，美仑美奂，又有着迥绝世俗的清纯性情和聪颖机灵的智慧。她们大胆热情，在书生抑郁苦闷之时逾墙而进，叩斋而至，投怀送抱，自荐枕席。她们不计较书生的穷困低微，而是对他们格外尊重、赏识、仰慕，并能冲破凡世女子的一切闺范和男女交往的礼节大防，给予书生极大的精神抚慰，让书生们的心身都得到极大的愉悦和满足。实际上，这正是蒲松龄的理想与情感的寄托，在他构造的以狐女为具体形象的幻化世界里，狐女已不再是一种具体的物，而是具有着其独特的特征，成为了蒲松龄摆脱现实困境，调适他被压抑的自我和扭曲的自由，在虚幻的世界中寻找自我价值，以达到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在虚幻世界中可以实现的精神满足。袁行霈先生1999年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四卷中，袁世硕先生执笔有关《聊斋》章节，曾了这样的论断：“《聊斋志异》里众多的狐鬼花妖与书生交往的故事，也多是蒲松龄在落寞的生活处境中生发出的幻影……幻想是对现实的超越，非人的狐鬼花妖形象可以不受人间伦理道德特别是所谓‘男女大防’的约束。蒲松龄借着这种自由，写出了众多带着非人的符号、从而摆脱了妇道闺苑的拘束、同书生自主相亲爱的女性，也写出了为道德理性所禁忌的婚姻之外的男女情爱。在这里面，除了作为现实的一种补偿、对照，其中还蕴含对两性关系的企望和思索，突出了精神的和谐。”这样的论断无疑较客观公允的。[⑤]三、对黑暗现实社会的影射和批判钱锺书先生说，蒲松龄的创作是“写忧而造艺”。[⑥]这忧是个人之忧，更是时代之忧。他写的狐女故事对生活的反映涉及到清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具有犀利的批判锋芒，并借写狐惩戒人。蒲松龄生活的明末清初是一个社会大动荡时期。朝代交替，政权更迭，各种矛盾异常尖锐复杂。清政府为巩固其统治，一方面密布文网、制造文祸以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禁锢；另一方面又用恢复科举笼络仕子之心。蒲松龄一生科场失意，为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去坐馆教书。这种不得志的经历使他有机会接触到社会最下层，对黑暗的社会的现实有了深刻的体验和强烈的不满。为了宣泄内心的“孤愤”、消解淤积的“磊块愁”，同时又能避开酷烈森严的文网，于是狐女形象便走上了现实人生的舞台。这些形象固然可以看成是面对严酷现实无可奈何的“寄托”，但从另一方面看，正是这些非现实的形象，打破了时空、人神、生死的界限，让作品在反映现实上获得了另一种自由，如此才使蒲松龄能够根据自己对生活的理解，用超现实的形式书写真正的现实，说出现实中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于是人们从中看到了各级官吏的徇私枉法、恶霸豪绅的飞扬跋扈以及平民百姓的悲惨境遇。《红玉》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宋御史见冯相如之妻卫氏貌美便起霸占之心先以重赂派人暗示，不能得手竟大打出手，强夺卫氏，冯翁被殴后气急而亡，卫氏亦不屈而死。冯生“大哭，抱子兴词。上至督抚，讼几遍，卒不得直。”无奈，狐女红玉在官绅勾结、法不庇民的情况下，挺身而出，诛杀了宋御史五口。官府却在查无实证的情况下把冯相如收监，抛儿荒野。侠客无奈把短刀扎在县令度床头，县令才不得已释放冯相如。蒲松龄以艺术的手法，一层层地揭开了封建政权的反动、腐败、虚伪和残酷，把它的狰狞面目大白于天下。借写狐惩戒人，“劝善惩恶”是蒲松龄明确的创作意图。《丑狐》中，穆生本厌狐丑，却见元宝心动，从此谐好。随后穆生又见“女赂遗渐少”，便背德负心。蒲自己在评论此文时说“邪物之来，杀之亦壮；而既受其德，即鬼物不可负也。”他通过对丑狐与穆生的爱情故事来惩戒人，贪心之人必然没有好的下场。在《董生》中，蒲松龄写了董生与王生因好色，而被狐狸精勾引而受害的故事。他把狐一分为二，有善者，有恶者。此篇用恶狐告诫人，“见色而动，死当其罪”。总之，蒲松龄以火一般的激情塑造了这些勇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而又个性鲜明的狐女形象。他写她们聪明、智慧、执着地追求人身自由和个性解放；写她们爱憎分明，对美好的事物和幸福的生活有着热烈的向往；写她们不怕艰险，不畏强暴，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去帮助那些遭受天灾人祸的小人物。他以狐写人，赋予她们以灵性，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用超凡的手段去帮助别人达到目的。她们身上这种美德和神奇力量，正是蒲松龄美好理想的艺术再现。她们大都是他心中的理想人物，体现了他对美好事物的热烈歌颂和追求。大概蒲松龄自己也不会想到，多少年过去了，他的书，以及他书中众多脱俗美貌的狐女居然还打动着世人，并让世人以前赴后继的精神去研究它、解读它。他塑造的这些狐女的丰满而独具个性的艺术形象将永远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聊斋志异》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至今已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笔者从评点文本的整理与考辨、评点的思想价值、小说理论价值、评点家、评点史等方面，对这30年的成果进行爬梳整理，力求作出客观的评述，并提出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及需要解决的问题，希望对《聊斋志异》评点研究有所推进。古代的文人墨客，读书时经常在句里行间，书头文尾，加以简要的评语或施以丹黄圈点，用以品藻诗文，抒发体会，人们把这种形式称作“评点”或“评注”，是中国特有的文学批评形式之一。由于其表现形式零碎、不成系统、故一直以来被遗忘在历史尘埃里。直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的解放和认识的逐步深入，随着对“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的深入讨论，人们才将关注目光投射到评点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上来。《聊斋志异》评点研究就是随着这股思潮涌现出的新的学术课题。通行的是：将与作品连为一体的批评称之为“评点”，其形式包括序跋、读法、眉批、旁批、夹批、总批和圈点 [1] (P6)。可以看出，与文本紧密结合的批评是评点的主体，鉴于此，对于只以单篇形式独立存在、没有批语与之相呼应的序跋为对象的研究文章，本文暂不收录。本文从评点文本的整理与考辨、评点的思想价值、评点小说理论价值、评点家、评点史、评点形式等方面，对近30年的《聊斋志异》评点的研究现状进行爬梳整理，力求作出客观的评述，并提出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及需要解决的问题，希望对《聊斋志异》评点研究有所推进。一、在古代，小说地位无法与正统的诗文相比，因而依附于它的“小说评点”，其处境可想而知。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大量小说评点者的真实姓名湮没无闻，能够刊刻随原著一起传播的评点本毕竟有限。未被发现的评点本尚且不论，就是被公认为《聊斋志异》评点大家的冯镇峦和但明伦等评点本的相关资料也十分有限。因此，对评点本的搜集、整理、考辨工作就显得非常重要。[2] (P1-12)、[3] (P75-92)； [4] (P78-87)虽然王渔洋在《聊斋志异》的传播及评点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小说原著版本的复杂性及传抄过程中的偏差，导致王渔洋评点也出现异文。如万隆 [5] (P85-93)认为王渔洋批语为32条，而王清平 [6] (P111-115)则坚持是36条。后者立论翔实，论据有力，故较为可信。《〈聊斋志异〉“王评”考述》 [7] (P13-19)一文，对王渔洋评点写作时间、蒲松龄抄录王评的形式等加以考证。以上三篇文章无疑为我们认识王士禛评点之原貌有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张菊如《王批〈聊斋志异〉评价》 [8] (P120-128)发现有正书局排印出版的《原本加批〈聊斋志异〉》的付排印本是《王批〈聊斋志异〉》，只不过被增删篡改过。杨海儒 [9] (P136-155)亦对“有正本”提出了质疑，认为有正本已非蒲著之原貌，而是经过书商的篡改。这两篇文章均是经过细心考辨得出的结论，对正确认识“有正本”之发展演变有指导作用。总的看来，关于评点本的整理考辨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这只是冰山一角，有待解决的问题还很多，需要广大学者同仁的继续努力。二、该文将评点放到但明伦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其价值，无疑有新颖之处。汪庆元《〈聊斋志异〉方舒岩评点初探》 [12] (P85-98)认为方评多是触时事而发，他以强烈的爱憎赞扬了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批判了封建统治势力、封建知识分子的软弱，小市民的虚荣及其封建道德观念等等。可见方评的批判力度与广度要超过其他诸家。该文持论中肯，论证严谨，具有参考价值和认识价值。21世纪以来关于思想方面的学术成果虽然比较少，但研究视角有所拓展。如张稔穰《冯镇峦、但明伦等对〈聊斋志异〉思想内容的评点》 [13] (P75-83)认为但明伦、冯镇峦等人的评点与金圣叹的小说评点比较起来，更重视对作品思想内涵的挖掘。他们评点的依据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评点内容涉及作者立言本旨、作品中人物言行心理、作品写到的社会现象等许多方面。陈昌茂、毛翔《论〈聊斋志异〉但明伦评点本中的孝悌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14] (P72-77)一文，从对但明伦其名的阐释入手，对“孝”和“悌”进行分类并加以评述。文章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试图挖掘但明伦关于“孝悌”思想的现代意义。另外何金文、董玉洪、张文、张四妮等文，王先霈等人的专著中间偶有涉及，兹不赘述。三、从文学理论的角度观照小说评点，是当今小说评点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研究比较深入的部分。关注的焦点大致集中在评点包含的创作动机、篇章结构、艺术形象塑造等方面。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利于深化《聊斋志异》的研究，对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亦有重要意义，也是我们当下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值得参考和借鉴的对象。如孙一珍 [10] (P282-310)总结出但评关于艺术创作的八大辩证关系、塑造艺术形象的十种笔法等，是较早进行《聊斋志异》评点研究的成果之一。盛瑞裕 [11] (P340-353)的《聊斋但评特色之我见》承袭了孙一珍的思路，他将艺术形式分为文法和章法两种，与孙一珍的分法多有交叉。赵馥的《但明伦小说鉴赏体系之研究》 [15] (P93-98)一文，一改视评点零散琐屑、无系统的观点，从鉴赏家审美情感之再现、聊斋艺术美之升华、立体化的审美鉴赏体系、聊斋艺术客观效应之反馈等四个方面阐述了但评的审美体系。这篇文章立论严谨，论据明晰，观点新颖，深化了对但明伦评点的系统化研究。《冯镇峦评本〈聊斋志异〉初探》 [16] (P83-89)认为冯氏是把《聊斋志异》当作“小说”来分析和批评的，准确地把握到了生活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关系，为冯镇峦其人其事其评点的研究开了一个好头。在《明清小说评点中的“另类”——冯镇峦、但明伦等对〈聊斋志异〉艺术规律的发掘》 [17] (P123-130)中，张稔穰先生指出：在小说理论史上，冯、但等人对《聊斋志异》的评点第一次肯定了文言小说集体例驳杂的合理性及其审美意义。他们指出了《聊斋》故事的“虚构”特色，分析了“志异”产生的深层原因，挖掘出了蒲松龄塑造鬼狐形象的特点及主要方法，并对一些独特的“文法”进行了分析和命名。该文材料丰赡，论述详尽，是一篇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四、评点之传播价值研究小说评点的兴起和发展是以推动小说的商业传播为其主要目的，评点几乎成了小说传播的一种促销手段。《聊斋志异》评点的繁荣也离不开这个原因。以往人们只关注评点的理论价值，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视野的扩大，研究方法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行除理论价值以外的其他价值的研究，如传播价值。盛瑞裕 [11] (P340-353)先生独具慧眼，他认识到了评点的传播价值和商业价值，认为《聊斋》评点，往往能因评点家的真知灼见而一语中的，起到“传作者苦心，开读者了悟”的作用，成为沟通作者和读者心灵的桥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不容低估的存在价值。文章对这个问题虽着墨不多，但把握准确。这对《聊斋志异》评点的多视角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进入21世纪后，小说评点传播价值的研究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据谭帆先生认为，小说评点的传播价值大致表现为内外两端。就外在现象而言，表现为小说评点对小说的传播和普及的促进；就内在形态而言，则表现为评点本身在欣赏层面上对读者的阅读影响和指导作用 [1] (P117)。张文 [19]主要着眼点是但明伦评点对读者阅读的影响和指导作用，是内在形态的研究。黄晓明 [30]则着眼于评点的外在现象，强调评点活动对《聊斋志异》的文本的改动，以及其地位的不断攀升中所起的作用。五、评点家研究评点家研究是评点内容研究深化的表现之一。关于评点家的生平资料，疑问颇多，鲜有详备者。故近年来，一部分学者致力于评点家其人其事的考证。八十年代，孙一珍和盛德瑞的文章中对但明伦其人其事有所涉及，但都未作深入考察。九十年代以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如吴丕的《但明伦小传》 [31] (P83-87)和寇金富的《著名聊斋评论家但明伦》 [32] (P35-37)，就是专门介绍但明伦的文章。吴先生以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但明伦其人其事，在肯定他文学造诣的基础上，对历史上把但明伦誉为“名贤”和“了不起的军事家”这一观点提出异议，并举出大量的事实证明其“交易退敌术”的荒谬，目的在于让人们了解真实的但明伦。寇金富则恰恰相反，他是以赞扬为基调，对其所犯过的历史错误则一笔带过而着重肯定其评点《聊斋志异》所作的贡献。在继承了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山东师范大学张文 [19]又向纵深挖掘，他根据《清朝贡举年表》、《清朝御史题名录》、《广顺州志》、《清史稿》等文献资料，撰写的《但明伦论》一节，论据充足、可靠，论证逻辑严谨，可以看作是关于但明伦比较详细、客观、公正的考述，显示了较高的学术功底。何金文、胡邦炜的《冯镇峦评本〈聊斋志异〉初探》 [16] (P83-89)是研究冯镇峦评点的早期成果。关于冯镇峦其人其事其文，有简短介绍，认为“在四川清代的学术史上，冯镇峦无疑是一个值得发掘的人物。”关于冯镇峦的籍贯，学者们一般根据其在《读聊斋杂说》“涪陵冯镇峦远村氏”的落款以及《喻序》推出：冯镇峦，字远村，涪陵人。涪陵究竟何指？研究者一般认为是今四川涪陵。据李胜、张勤 [26] (P134-137)考，冯镇峦之籍贯“涪陵”，乃用隋唐及宋时古称，实为当时之合州即今日之重庆合川。材料有据，考辨有力，表现出了其相当的学术功力。《聊斋志异》方评的出现比较晚，关于其作者方舒岩，后人知之甚少。汪庆元的《〈聊斋志异〉方舒岩评点初探》 [12] (P85-98)，根据评点对其籍贯及其评点年代作出了初步推测：方舒岩，浙江淳安县人，他评点《聊斋志异》应该是嘉庆十六年以后的几年间中的事情。关于方舒岩的研究有待于史料的进一步发掘。吕扬、张菊如、刘世德及董玉洪、孙虎堂、黄晓明、张四妮等人论文中均对部分评点家生平有所介绍。六、评点史的研究不容置疑，科学每前进一步，都是以继承吸收前人成果为基础的，因此对清人研究成果进行爬梳整理是十分有必要的。吕扬的《〈聊斋志异〉研究史话》 [33] (P90-94)、赵伯陶《读〈聊斋〉札记——〈聊斋〉清人旧评刍议》 [34] (P71-83)、黄洽的《自出手眼，别开天地——清人〈聊斋志异〉的评点述说》 [35] (P72-75)等均是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宏观介绍了清代《聊斋志异》的评点情况或研究情况，但论述各有侧重。吕扬以宏观的视野，把《聊斋志异》三百多年的研究史进行梳理，将其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为“志异”正名时期。如高珩、唐梦赉等人对“子不语”派的批判；二是从《聊斋志异》成书到冯评出现，这个时期的评点和评论大多是放在对蒲的创作意图和小说艺术成就的探讨上；三是评点期。这个时期评点本大量出现，对《聊斋志异》展开了全面的研究。黄洽则是从评点内容着手，将清人《聊斋志异》评点也分为三个方面，分别是为《聊斋志异》正名、对小说思想价值的揭示、对小说创作特色的分析。这两种分法各有其合理之处，对我们系统了解《聊斋志异》评点的总体概况有一定帮助。据盛伟 [36] (P75-80)先生统计，现存《聊斋志异》评本有十六、七家之多。其成就孰高孰低，人们议论纷纷。如何用一种较为合理的标尺为参照物，去衡量各家的成就与价值？赵伯陶找到了“小说评点派”这把尺子。他从小说评点派的角度观照诸家评点，认为王渔洋与冯镇峦、何守奇、但明伦三家不同，是文人兴之所至下的笔墨，而三家评点亦各有轩轾。冯评重在宏观把握，但评显示了卓越的艺术鉴赏力，往往于微观之处见精神。何评较冯、但二家为单薄，但其闪光之处也值得玩味。综观四家评点，作者可谓是抓住了它们的主要特色。亦有学者就某一家评点的研究情况进行梳理分析，比如张文的《但评研究综述》 [37] (P8-11)，就是针对近30年但明伦评点研究成果的归纳总结。七、评点形式的研究近30年关于“评点”批评方式本身特征的研究成果较少，主要集中在对评点形式、评点方法的探索与总结以及评点语言特色等问题。评点具体形式包含哪些，历来观点不一。如黄晓明 [30]认为《聊斋志异》评点的形式包括：1、序跋；2、边缘批语；3、行间批语；4、本文后总批，包括作者自评；5、强调符号；6文后附录；7、插图等。笔者认为这种分法将评点的外延过度扩大，消解了“评点”之所以为“评点”的特性。孙树木《浅谈冯镇峦对〈聊斋志异〉的评点》 [38] (P69-71)一文中，对冯评中大量的夹评予以观照，并归纳出比较法、比喻法、借用法等冯镇峦常用的评点方法。对于各家评点的语言特色，亦有学者关注，如张文 [19]对但明伦评点语言的特色的挖掘，认为但评有“评点细致、富有层次、语带禅机、幽默风趣、擅长譬喻，有详细的论述”等诸多优点。张四妮 [20]归纳总结了冯镇峦叙事简洁、喜用典故、语言容量大的特点。与其他问题相比较而言，评点形式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的拓展。八、影响评点的文化因素的研究文学是文化之花。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孕育其的土壤——文化。因此，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和审视《聊斋志异》诸家评点，是研究走向深入的表现，也是研究向多元、现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视角较少为人注意，值得认真研究。今之学者蒋玉斌 [39] (P95-98，111)打破以往研究“只关注评点本身的拘囿”，将关注的目光扩展到整个清代的文化史，特别是清代的学风。认为清代的经世致用、考据、崇尚古文之风深深影响了《聊斋志异》的评点。他指出“在清代学风的文化背景之下观照《聊斋志异》评点，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把握《聊斋志异》评点的理论价值，并进一步探讨小说评点(尤其是文言小说评点)在理论史上的独特地位。毋庸讳言，这也有利于我们准确而深入地理解饱含蒲松龄‘孤愤’之情的《聊斋志异》的深刻内涵。”文章视野宽广，阐释精深，论述详密，考证谨严，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是不可多得的佳作。董玉洪 [40] (P86-87)亦是从文化层面上去探索影响《聊斋志异》评点勃兴的文化背景及原因，他指出：小说评点形式的成熟和《聊斋志异》本身批判现实和崇尚真情的题材魅力共同促成《聊斋志异》评点的勃兴及广泛传播。将《聊斋志异》评点放在小说评点史、清代的文化史、思想史的三维坐标上去予以定位，这样的尝试有利于正确认识和评价《聊斋志异》的价值。除此之外，黄晓明、张四妮等人的文章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九、回顾与展望近三十年来，《聊斋志异》评点虽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中不乏见解新颖、学术价值较高的论著。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有些论文缺乏对研究的推进作用和对他人的启发意义。研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还有待深入探讨，甚至有待于新的突破。1、新资料的发现和整理。文献资料的挖掘、整理和利用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资料的突破往往会带来研究的新进展。《聊斋志异》一些评点本尚有许多相关基础资料不详，存在大量可以挖掘的空间，因此还需要学者们进一步的努力。2、研究范围的进一步拓展。探究范围的大小与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有直接的关系。既有的成绩并不表明我们的研究范围已经穷尽了。因为客观方面，有许多材料有待发掘或正在被不断发现；主观方面，与研究者的思维、视野的转变和拓展有关系。以现有成果来看，新世纪以来，研究者们往往将目光锁定在冯评、但评上。而其他各家有的仅仅是整理出来而没有人去研究，有的至今为止只有一篇概括性介绍的文字，我们理应发掘其有价值的资源。3、更新和改进研究方法。已有成果大多从小说理论角度看评点，对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缺乏关注。评点在中国小说史上虽然是以“批评”的面貌出现的，但其实际所表现的内涵远非文学可以涵盖。今之学者应当建立在对新学科、新方法吸收的基础上，把小说评点从以往纯作理论批评研究的狭隘视角中解放出来，研究影响《聊斋志异》评点产生的文化、社会、经济等因素，把握其多重的文化价值。十、结语小说评点是中国特有的文学批评形式，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必定会推进中国小说理论的建设和特色文学理论的建设。《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名著之一，在国际上也有重要的影响。关于它的评点理应得到重视。

浅说《聊斋志异》中的两位女性形象 【摘要】：清丽脱俗，善良纯真的狐女婴宁，在看似无心的憨笑中展现了她的狡猾可爱，也体现出了她对爱情的坚贞不屈。她的笑让人看到了她的天真无邪，不食人间烟火。另一狐女阿秀她三次与民女阿秀比美，每次都刻意求美，看似在乎外表美，实则向我们展示了她对美的坦荡追求和对爱情的成全之美！实在是让人肃然起敬！两狐女是蒲松龄笔下的典型代表，她们虽然非人，却向我们展示出了比人类更加善良、纯洁、勇敢的女性形象。这两女狐让我们体会到了深深的女性之美！【关键词】：女性 婴宁 阿秀 心灵美 《阿秀》、《婴宁》是《聊斋志异》中描写狐女形象的名篇佳作。蒲松龄以如椽巨笔和火样的热情精心刻画了一批敢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而又个性鲜明的狐女形象。她们不仅具有普通人的形体，而且美貌绝伦、富于智慧、有爱心、纯真诚挚、勇于追求人身自由和个性解放，处处闪烁着人性美、人情美的光辉，可以说她们外形美和内在美的统一，是爱和美的象征，是被高度理想和审美化的艺术形象。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及《聊斋志异》笔下的异类形象时有这样一个概括：“《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处，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①”这一论断也被研究者所引用来说明狐女形象的特征。《聊斋志异》里的狐女异常饱满而且形象鲜明。下面我就以自己的观点来浅析阿秀、婴宁的女性形象。一、 婴宁的形象特点（一）清丽脱俗，善良纯真蒲松龄在《婴宁》中给我们展现的是美如仙人的狐女 “有女郎携婢，拈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但善笑，禁之亦不可止；然笑处嫣然，狂而不损其媚。”她有不沾尘俗的天真之美，往往使男子一见倾心。更难得的是，这些狐女不仅姿容秀美，而且内心纯洁、善良机智。婴宁虽为妖异，却非常善解人意，“每值母忧怒，女到一笑即解”。她怀念相依为命十多年的鬼母，于荒烟错草中找到“媪尸”，妥善安葬了岑寂山阿的养母。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美就内容而言,它和善相同。”②换言之，凡是“善的”，就是美的。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形象，大都以她们内心的善良和正直产生了感染人、陶冶人性情的美的力量。狐是生活在山野间，居无定所的。狐一般都没有固定的住处，幻化成人的狐狸一般都租用或占用人类的房子，这种特征表现在狐女身上。婴宁也是狐母生，鬼母养，这也决定了狐女少有人间女子以及鬼女和仙女的束缚，具有天真无邪的真率美。她积极主动地对待爱情，并且坚贞对爱的精神实在值得敬佩！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对于爱的要求是主动的，不受礼教的约束，从不计较名份，和男子交接比较自由，但是她们并非淫荡，而是表现出对爱情的一往情深，对爱情的执著坚贞。③婴宁和王生的对立关系中，以王生作衬托，着力塑造婴宁。王生未见婴宁，先闻其笑；既见婴宁，对其施以常规礼仪，先“揖之”，后问“妹子年几何矣”，“女复笑，不可仰视。”王生乘机 “目注婴宁，不遑他瞬”，婴宁“又大笑，顾婢曰：‘视碧桃开未?’ 遽起，以袖掩口，细碎连步而出。至门外，笑声始纵。”这一连串动作描写，流动自如，宛转传神，活化婴宁。及婴宁在树上见王生来，竟“狂笑欲堕”；王生扶婴宁下树，“阴捘其腕”，“女笑又作”；王生出示婴宁上元节所拂花，“以示相爱不忘也”，婴宁对曰： “待郎行时，园中花，当唤老奴来，折一巨捆负送之”；王生欲与婴宁夜共枕席，婴宁即以此语告知其母。以上作者刻意写婴宁之笑，其琅琅笑语如在耳际，其百无禁忌、俯仰大笑之态如在眼前。在婴宁的笑语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无忧无虑、不拘礼俗、坦荡无私而又极其机智的少女形象。而这一形象和王生作对比写来，是很见作者的思想倾向性的。 婴宁明明知道自己的丈夫王子服会被敌人利用，而使自己面临被打回原形的危险，可是她并没有选择离开子服，而是安然地留在他的身边。当恶毒的敌人将婴宁困在妖火中，她并没有恨子服，只是流下了失望的泪水……在她身上，我看到的不是现代男女间放纵而自私的爱情，而是一种无私的爱，一种为了所爱的人而愿意付出自己一切的爱，一种可以原谅对方不可以也不该原谅错误的爱，超越名利，超越生死，超越这尘世的一切！ “善恶终有报”，狠毒的敌人最终被打为畜生，永坠轮回之道，而婴宁也在雷神的帮助下得以脱身。翻然省悟的子服恨死了自己，作为世人，肯定也恨死了他。可是，婴宁没有，正如自己说过的，她对子服的爱——矢志不渝！婴宁和子服终于找到了人世间最美丽而忠贞的爱情，虽然他们面对的即将是天各一方，可是心已相连，距离就永远不会遥远！（二）伶牙俐齿，狡猾可爱婴宁是蒲松龄理想中的人物，但不是我们理想中的人物。她“出于幻域，顿入人间”（鲁迅评《聊斋》语）④，是当时生活的反映。生活中的活人，艺术反映中真实的艺术典型，即使在现代，也都没有十全十美的存在；正相反，《红楼梦》胭脂评说得好：“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婴宁的形象，蒲松龄自指有两特点，一是“孜孜憨笑，似全无心肝”，二是“墙下恶作剧，其黠孰甚焉”。既天真又狡猾，是蒲松龄对婴宁的认识、对婴宁的设计。狡黠是婴宁的陋处，也正是婴宁的真处和美处。婴宁一方面出生于幽谷，受育于鬼狐，不审三从，不知四德，无视长幼之序，不用进退之仪，用笑声蔑视一切，用笑声动摇一切；一方面嫁入人间，依从文士，既畏狱之酷，又恪守男女大防的封建道德，轻施颦笑，严惩意淫。她是无法跳出当时社会环境的，既有所突破又无法脱离的真正的美人。故事的转折点是婴宁的恶作剧。恶作剧的描写表现了婴宁 “笑里藏刀”的一面，揭示了婴宁性格的复杂性。她看似随和，其实极有主见；看似“全无心肝”，其实极有城府；看似放荡不羁，其实极为贞静。但是由恶作剧引起了官司，婴宁慑于封建礼法，出于家庭名誉的考虑，“由是竟不复笑”。这才是最耐人寻味的。它显示了婴宁对社会礼法的认同，而其后婴宁安葬其母的要求更表现了她对社会伦理的认同，或者说伦理观念在她身上的苏醒。至此，婴宁由一个自然形态的人变成社会形态的人，独特性向普遍性转化，神奇归于平淡，浪漫无羁的婴宁已不复存在。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作品的批判力量，封建礼法竟迫使了一个人天性的改变，它的震慑力量如此巨大，足见其残酷性。婴宁尚且如此，其他人在这张无形的网面前又是怎样的噤若寒蝉就更可想而知了。最后需要分析一下作者对婴宁转化的态度。作者的态度非常复杂。一方面，他认为婴宁是“隐宁笑者”，即说笑是她的伪装，她的本质是合于社会规范的贤妻良母；另一方面，通过作者的叙述，我们看到的却是婴宁在强大的社会压力面前除了自己合于这一规范，别无选择。一方面，作者又大书特书婴宁之笑，对婴宁的不复往日有好梦难再的失落感，对婴宁的音容笑貌怀念不已——这种感情从文末一句“女逾年，生一子。在怀抱中，不畏生人，见人辄笑，亦大有母风云”尤其可以看出。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作者理想和现实之间以及作者思想内部的深刻矛盾。（三）婴宁的憨态可掬婴宁之美，全在于纯朴无饰，从内而外散发着原始与青春的活力，最接近人天真的本性。先前近乎憨，似乎不懂儿女之情，却在戏弄王子服的同时尽现佳人情态。王子服拿出上元节拾到的婴宁丢下的花，业已枯萎。婴宁说：“枯了，为何还着留着？”王说：“是妹妹你丢下的，所以留着。”婴宁又说：‘留着有什么意思？”王说:”表示相爱不忘。”婴宁说:“都是亲戚这有什么呢？等你回去时，叫老奴才捆一捆给你带上。”王说:“妹子怎么就不懂呢？”婴宁说:“我怎么不懂了？”王“说:我并不是爱花，是爱拈花之人嘛。”婴宁说:“我们本来是远亲，说什么爱与不爱的？”“王说:我不是说亲戚间的那种爱，是夫妻之间的爱。”婴宁问“:这有什么不同吗？”王说:“夜间是要在一起睡觉的。”婴宁说:我“不习惯和生人睡觉。”这番对话，真的笑死人。婴宁虽憨，却更显得王子服急于表白的笨拙来，情趣盎然。从表面看，婴宁似呆痴，实则以“憨”为“慧”之隐身衣，装作不懂王生的痴情话，正是为了让其将爱意表达得更加热烈。她的真性情在文中处处流露，敢作敢为，以退为进，通过痴迷花草将其热爱生活的一面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婴宁离开了自己的小天地，随王生来到了所谓“姨家”，仍不改其笑；这段描写有重要意义。婴宁到王生家前，过的是一种远离人世的生活，她的笑无所顾忌，尚情有可原。到王生家后，她所接触到的已经是人间社会的方方面面，她需要拜见亲属，需要和邻里相处，需要“行新妇礼”……但她只是觉得好笑，以致新妇礼因“女笑极不能俯仰，遂罢。”婴宁这时候的笑，虽不乏其好奇、天真的成份，但在我们眼里，它恐怕更多地是对约定俗成的礼仪的另一种态度，甚或是一种嘲弄，一种“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对“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恩格斯《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⑤二、 阿秀的女性形象特点（一）浓浓的爱美之心《阿秀》一篇，描写了两个女人：狐狸精阿秀、美丽的少女叫阿秀。一个书生爱上少女阿秀，一个狐仙幻化成阿秀和书生结合，书生知道阿秀是冒牌的就要驱逐她。狐女阿秀说她不是为了占有书生，而是为了和人间的阿秀媲美。文中没有大写特写狐女的美貌，通过三次比美，来烘托出狐女爱美之心。狐仙与阿秀的比美共有三次直接的较量：第一次是狐仙以假代真，变成阿秀并赢得刘子固的喜爱；第二次是狐仙从兵荒马乱中救起刘子固，并化做阿秀以惑之，但她“索镜自照，赧然趋出”；第三次是她借刘子固醉酒眼昏之际，再次化成阿秀迷惑子固。用一生的时间去争妍斗艳，其爱美之心可见一斑。（二）深深的心灵之美狐女阿秀并不是为了和少女阿秀两女共一夫，而是狐女阿秀和人间的阿秀前世是姐妹，都去模仿西王母，人间的阿秀修炼得更好，狐女阿秀修炼得没有她好，狐女继续修炼自己的美丽，要把自己的美丽修炼得和民间的阿秀可以媲美，这是修炼形体美修炼人格美的故事，当狐女阿秀受到冷落的时候，并不利用自己狐仙的力量去占有，而是利用狐仙的力量促成和民间阿秀的复合，自己继续和民间的阿秀媲美，这是非常优美的狐狸精的故事，也是讴歌真善美的故事。1．坦坦荡荡 ，谦虚承认之美孤女阿秀为什么要化生民间阿秀呢？在篇尾狐女自己道明了原委 ：“阿秀，吾妹也。前世不幸夭殂，生时，与余从母至天宫，见西母，心窃爱慕，归而刻意效之。妹较我慧，一月神似，我学三月而后成，然终不及妹。今已隔世，自谓过之，不意犹昔耳。”2．伟大无私的成全之美阿秀变幻莫测，无私帮助刘子固找到真的阿秀；狐女还体现了一种成全之德，她尽管为爱而痛苦，但是却为爱而成全相爱的人，阿秀帮助自己的爱人找到所爱。这等胸襟实在让人称叹！《聊斋志异》所反映的狐女世界里，狐女都具有近乎完美的品质，比人更具德行、比人更讲人情，因情而相爱、因友而相交、因德而相助。蒲松龄以狐写人，把狐女作为他理想中的女性人物，从而赋予她们以灵性，她们神出鬼没，不受任何社会、自然条件的限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帮助别人达到目的。他让她们充当落魄书生的救世主，让她们惩恶扬善，这都离不开狐女广大的神通。主要体现在她们对未来事情的预知上，她们能清楚的预知男主人公的寿命与男主人公面临的危难，而先进行预防。狐女的神通还体现在其处世的方法上，婴宁嘻笑之间用木头惩戒邻家子，使其丧命。这些描写显然不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但是却体现了狐女的灵性，体现其作为异类的特征。她们身上这种美德和神奇力量,正是作者美好理想的艺术再现。蒲松龄笔下描述的这些狐女的形象，一反传统狐狸形象的丑恶属性，而是赋予她们以美好的思想、品质、感情和个性，使她们不仅成为人性真善美，尤其成为女性真善美的象征。在她们身上，集中地体现了蒲松龄对女性美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评价。他借助“狐狸”的聪明、机智、狡黯和超自然无所不能的灵性，赞扬了女性的聪明、机敏和智慧.这种观点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女性的“天下钟毓灵秀之气都集于女人身上”的观点是相一致的，它体现了作者对女性的新认识和赞美之情。这一切，都是《聊斋志异》以前的文学作品没有触及到的一个世界，蒲松龄以神奇浪漫的笔触，为我们第一次描绘和发现了这个神奇的世界，这也正是《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独特的思想认识价值和艺术审美。注释注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13页.注②袁益梅.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的成因探析.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24卷第4期.第29页.注③转引自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的成因探析.袁益梅.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24卷第4期.第29页.注④陈炳熙.论聊斋志异中的狐情.聊斋志异研究.2003年.第21页注⑤恩格斯.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2000年. 第32页参考文献[1]蒲松龄.聊斋志异.长征出版社，1999，7[2] 施耐庵.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5[3]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东方出版社出版，2007，7[4]袁益梅.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的成因探析.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