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聊斋志异的书或者论文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塑造韩 辉摘要：本文以薄松龄的《聊斋志异》主要研究内容，以其中所塑的女性形象为切入口，从她们的性格特点着手分析这些女性形象塑成功的原因，以及从时代因素、文化传承角度和作家个人因素三个方面去探索体现在这些女性身上的进步思想。关键词：聊斋志异 女性 个性解放《聊斋志异》是清代著名文学家薄松龄的代表作品，它融汇汲取了传统与志怪传奇的成就，成为我国文言短篇小说的集大成之作。它由近五百篇文言短篇小说结集而成，多叙狐魁神仙之事，题材广泛，内容繁多，取得了很高的文学成就。在当时就被誉为“小说家谈狐说鬼之书，以《聊斋》第一”，“流播海内，几于家有其书”。在《聊斋志异》中描写人和鬼狐花妖所幻化的女性间相亲相爱的篇章尤为解放，使得作品具有了很高的思想性，也体现了作者世界观的进步性。一、中国社会中的传统女性形象人们往往在阅读聊斋志异时，感受最深的是那些亲切动人颇具人性的狐鬼花妖的女性形象。中国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地位历来是很低的，这同在中国占正统的儒家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儒家思想中轻视、侮辱女性的思想是很严重的。《易经》上说：“女主位于内，男主位于外” ，《论语》上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这种思想在人们头脑中已经是根深蒂固，在文学作品中便会不自觉的反映出来，往往在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女性，她们要么是淫荡的化身，要么是心甘情愿充当男性驯服的玩偶。可以说她们是很少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充当的是男性的附庸，地位是相当低下的。随之而产生了诸如“红颜祸水”、“红颜误国”等种谬论。《聊斋志异》独立的人格，不依附于男子，敢于寻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和个性的自我解放，将女性推到了一个新的台阶。《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大多是由狐鬼花妖幻化而来的。有评论说：“《聊斋志异》中挥写最多的是爱情故事”、“塑最成功、数量最多的是狐鬼花妖所变的妇女形象”，在我国文学史上，叙写狐鬼，并非始自《聊斋志异》，远在汉魏六朝的志怪小说中就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狐瓜而且常常散发着浓烈的神学气味，只能使人感到荒诞不经，阴森可怖而已。原因就象鲁迅先生所说：“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与教化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目的只是为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 就大大降低了它们的审美价值。到了唐传奇小说中鬼狐花妖的形象有了很大的提高，像《柳毅传》中之龙女、《任氏传》中之女妖都给人比较深刻的影响，它们妖的成分减弱，人的成分增加，有些还具有了丰富而深层次的人格。但总的看，唐传奇中的精怪形象“作意好奇”的成分浓，而作为人的形象成分仍比较淡。尤其缺乏作家个人的创作色彩和情感，作家在自己小说集中用鬼狐花妖的部体形象去体现创作意图的追求还并不突出。同是描写鬼狐，《聊斋志异》却以得了很高成就。《聊斋志异》一出，既“风行天下，万口传诵”，“无论名会之区，即僻陬之室，靡不家置一册”常为人们所注目的是人和狐鬼花妖所幻化的女性相亲相爱的篇章。鲁迅曾这样说过：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鬼狐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鬼狐花妖，多具人情，和易可亲，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鲁迅所作的这个总结性评述，不仅指出了小说的巨大成就，而且说明了小说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塑了众多的“多具人情，和易可亲”的“花妖狐魅”的艺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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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又字剑臣，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蒲家庄(今山东淄川)人，生于明崇祯十三年，卒于康熙五十四年，终年七十六岁。清代短篇小说大家，他创作的《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创作的最高峰。 不第寒儒 一生穷困 蒲松龄出生于世居淄川的书香门第，祖上多读书之人，但功名一直不显。到其父蒲砅时，被迫弃儒经商，后来家境好转，蒲砅便亲自教子读书。蒲松龄小时候家境还比较宽裕，蒲氏四兄弟中数蒲松龄最为聪颖，且勤于攻读。顺治十五年(1658)，十九岁的蒲松龄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籍籍诸生间”。(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 淄川山川灵秀，人杰地灵。蒲家庄东的柳树下有一口柳泉，因水满而溢，故又名“满井”。这也是蒲松龄自号柳泉居士的来历。柳泉水滋养了少年的蒲松龄。入学后的他少年得志，并得到时任山东学政的清初文坛大家施闰章的赏识。在父兄的荫庇下，蒲松龄度过了几年悠闲安定的读书岁月，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蒲松龄像 但是，他没有料到此后的人生之路会如此坎坷多难。先是诸嫂不贤，家事不宁，蒲父被迫于康熙四年(1665)给四兄弟分家。这次分家很不公平，蒲松龄只分到少量粮食、二十亩薄田与几间破旧老屋，而蒲松龄夫妻两口却默然不争。这时蒲松龄还只有长子，日子还算过得去。后来子女渐多，他又志在科举，只知读书而不善俗务，生活便渐渐陷入困境。才华横溢的蒲松龄终于背上了家庭的重担。穷困潦倒中，他只得以设帐教学来养家糊口，并且终其一生也没有摆脱穷塾师的身份。康熙九年(1670)，三十一岁的蒲松龄被同乡、江苏宝应县知县孙蕙聘为幕僚。在宝应期间，蒲松龄目睹当时贫富对立、权贵横行的社会现实，十分愤慨，并写了《挽船行》等诗篇予以揭露。加之他厌倦那种“无端代人歌哭”的无聊文字应酬，不久便借故还乡。 回到家乡后的蒲松龄迫于生计，从此走上了长达五十年设帐教学的塾师生涯。其中，在同乡西铺显宦毕际有家设馆的时间最长，从康熙十八年(1679)一直到康熙四十八年(1709)。在三十年的西宾生涯中，宾主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蒲松龄在毕际有死后曾作《哭毕刺史》诗慨叹：“海内更谁容我放，泉台无路望人归!”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毕际有的深厚感情。毕际有之子毕盛矩，敬佩蒲松龄的人品才学，两人平时诗酒论文，关系也甚为亲密。毕家的万卷藏书楼，更是为蒲松龄博览群书、从事文学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教书期间，蒲松龄还不断参加科举考试，屡试不中却屡败屡战。“墨染一身黑，风吹胡子黄；但有一线路，不作孩子王。”(蒲松龄《学究自嘲》)这是蒲松龄几十年塾师生涯的真实写照。清苦的坐馆生涯，是蒲松龄为了养家糊口而做出的无奈选择。但客观地看，正是这大半生的寂寞生涯成全了他，也成全了《聊斋志异》，使他得以在贫困的境况中摆脱柴米油盐等家庭琐事的干扰，拥有一个个安静的夜晚集中精力进行构思与创作。 经过几十年设帐生涯和无数次科场失意后，康熙四十八年(1709)，古稀之年的蒲松龄终于从毕家撤帐返乡。第二年，七十一岁的他按当时惯例成为贡生。贡生的身份对于年老的蒲松龄来说，已失去了仕途经济的意义，只有按例应发的贡银能带来些许安慰，减轻生活负担。但县令却一再拖延，这令蒲松龄很恼火却也无可奈何。康熙五十二年(1713)，蒲松龄的三子蒲筠请来江南著名画家朱湘麟为父亲画像———画像至今仍保存在蒲松龄纪念馆中，是这位伟大作家留下的唯一画像。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饱经风霜的老人溘然长逝。 写鬼写妖 刺贪刺虐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国小说史上文言短篇小说的顶峰之作。正是因为《聊斋志异》的成功，才使得其作者蒲松龄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以出神入化之笔，创造了一个神奇的聊斋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花妖鬼狐、草木虫鱼都具备了可爱的性灵，它们不仅具有超凡的本领，而且能够自由地出入尘世；它们不仅追求飘逸洒脱的精神生活，而且追求俗世爱情、幸福的热情一点也不逊于凡人。然而，《聊斋志异》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于它的搜奇志异和谈鬼说狐，而是因为它描写了生活，揭露了现实；是因为它“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借鬼狐寄托了作者的孤愤；是因为它极具个性、与众不同的人物形象塑造；是因为它古雅简炼、清新活泼的语言艺术；更是因为它在思想和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聊斋志异》深刻的社会价值以及对现实生活的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对理想爱情的向往。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或许因为人世间的爱情易受红尘牵绊，蒲松龄才赋予鬼狐花妖以特殊的本领洞穿尘世间的诸多无奈，为理想的爱情不懈求索。《小倩》中的鬼女小倩为了爱而由死转生，重返尘世得以与意中人长相厮守；《公孙九娘》中鬼女九娘愿望的最终破灭，却向我们昭示着：人世间有许许多多的苦命冤魂，纵使白骨重生，也寻不回世间的温暖与期待的爱情。在这里，平凡的爱情、婚姻也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梦。《鸦头》中勇敢倔强的狐女鸦头，她的境遇跟一位婚姻不能自主的尘世女子没什么区别。她苦苦寻找爱情栖居的角落，多年之后终于得以与情人团聚。《香玉》中黄生与花仙香玉的爱情可谓感天动地，最后黄生和香玉同为花仙，在理想的仙界涅砅重生。这成为多少人追寻的梦想。《婴宁》中的婴宁更是一位相当成功的艺术形象，她的天真烂漫、质朴无邪及对爱情表面不解、实际坚贞的可贵品质，在世俗社会是罕见的。后来进入社会生活的她不再笑了，是成熟了，还是适应了世俗的无奈?《娇娜》篇中作者通过对孔雪笠与松姑的夫妻关系及与娇娜的良友关系的描写，体现了作者对两性关系的深层探索已突破了性爱、情爱的限制，达到了灵与肉的统一。知己之爱的境界，一反传统“郎才女貌”的描写，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红楼梦》中宝玉与黛玉的爱情描写，就是这种境界的发展。 其二是对科举制度的批判。科举制度的黑暗与不合理是作者终生不得志的根源之一，因而也是作者深恶痛绝的社会现象。所以蒲松龄才会用最激愤的语言、最怪异的事实，对科举制度给予了彻底的揭露。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已到了僵化、死板的境地，它不仅限制了人才的选拔、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而且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其消极的影响。所以，在《聊斋志异》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有识之士能真正通过科举之路实现正常的人生追求。即使侥幸地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也只是名利的满足，更何况决定广大考生命运的主考官们连正常人的判断能力都已丧失殆尽，甚至不如瞎子、聋人。《贾奉雉》中的贾奉雉以“金盘玉碗贮狗矢”的文章稀里糊涂地“竟中经魁”，当人生的理想终于实现的时候，他却羞愧得无颜出见同人，只好遁迹山丘而去。《司文郎》中能凭气味辨别文章优劣的瞎子更是明确地指出：“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叶生》中的叶生才华横溢却久困场屋，以至抑郁死去。而用他的艺文作敲门砖的丁公子却连考连捷，顺利进入仕途。叶生的鬼魂终于意识到：这是命运的捉弄。不怪文不好，只怪自己命不好。这不正是作者的自喻吗? 那么，大量考生孜孜以求的仕途经济之路的实质是什么?《王子安》中的王子安在醉梦中实现了科考高中的美梦，而美梦实现后的所作所为，原来是耀武扬威、横行乡里；《续黄粱》中幸运的书生最后也成了奸相。这些亦真亦幻的描写，客观上显示了作者对读书人“学而优则仕”这一追求后果的质疑，流露出作者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层思索。梦想成真的路尚且如此，美梦破碎的人更是郁郁终生。掩卷沉思，直令我们今天的读者也感到悲凉。 其三是对社会黑暗的揭露。蒲松龄长期生活于农村，虽然终生未能入仕，却做过短暂的幕僚，因此他对民生的疾苦、吏治的腐败、官场的黑暗都有深刻的感受。《席方平》中的席方平在父亲屈死后，为替父昭雪而上天入地，受尽种种非人的磨难，最后他终于发现：原来地狱犹如人间，全是一派黑暗世界。尽管故事的结尾有个光明的“尾巴”，但给读者印象最深的仍然是正义遭拒绝的无奈以及无辜者惨遭虐待的骇人情景。“自古衙门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已使阳间人世与阴森的地狱无甚区别。大官如此，小吏也不示弱。《梅女》中的典吏为了区区几百钱就陷害好人，置良家女子于死地；《红玉》中的官吏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抢人妻。在《梦狼》中，作者借助白翁的梦境，巧妙地把吸吮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直接写成猛虎、恶狼，衙门内外，白骨如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封建衙门的罪恶本质。在著名的《促织》中，作者更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最高的统治者。皇帝为了一小小玩物，就可使小民倾家荡产，也能使之飞黄腾达。 《聊斋志异•婴宁》插图 对黑暗现实的揭露，使以“谈狐说鬼”为主要形式的《聊斋志异》具备了深刻的现实性。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并非妄谈鬼神而忘记民生。作为下层文人的蒲松龄，以手中的笔为武器与现实的丑恶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除以上三大主题外，《聊斋志异》还记载了许多作者耳闻目睹的奇闻异事，如地震、海啸、海市蜃楼、夏日飞雪等自然现象；还有一些反映社会伦理、家庭生活的作品，如《邵女》、《乔女》、《珊瑚》等。部分作品中虽不乏道德说教，但基本上都体现出对真善美的褒扬和对假恶丑的揭露批判，反映了作者进步的人性观。 从艺术上来说，《聊斋志异》同样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它的与众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聊斋志异》具有诗情画意的境界。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歌一直被视为最正统的文学体裁，因而其形式、意蕴对其他文体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聊斋志异》在继承诗歌传统时，主要吸收了诗歌的“诗情画意”之神，而不是单纯在形式上喧众取宠、连篇累牍的大量引用，从而使作品摆脱了单纯猎奇和讲故事、重情节的弊病，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聊斋志异》中的某些作品吸收了古诗歌的意象，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了一些新的意象群。如《婴宁》中婴宁的命名，本自《庄子•大宗师》：“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撄宁。”“撄宁”即“婴宁”，含有天真童心、不矫饰之意，非常符合婴宁本身的性格特点。《黄英》中菊花仙子的命名则明显吸取了陶诗的意蕴，而其干练、善持家的形象则具备了新的时代特征，体现了商品社会对传统观念的影响。还有些作品则把吟诗作赋作为情节的关键。如《白秋练》中慕生的吟诗引来白秋练的好感和爱慕，直接带动了情节发展；《公孙九娘》中公孙九娘的洞房苦吟，其所吟诗词正是作者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而更多的作品则是体现出一种“诗美”，能给读者带来读诗的美感。尤其是某些故事的结尾，似断非断，引人遐想，给人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感觉，如《绿衣女》、《西湖主》等。 《聊斋志异》绝不是单纯讲故事、说道理，它每一篇玲珑剔透的短文都像诗一样，含有无限的意蕴，具有优美的意境。虽长短不一，却各臻奇妙。较长的故事，情节摇曳多姿、顾盼生辉；短的故事也意蕴深厚，发人深思。在各种环境的渲染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达到了“化境”这一高妙的境界，体现了作者非凡的艺术功力。 其次是“一书而兼二体”的写作特点。中国文言小说源远流长，原始神话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已初步孕育了小说的因素。先秦诸子散文及两汉历史散文在情节的叙述、人物的描绘上，进一步丰富了后代小说的表现手法。魏晋文人开始大量写作笔记小说，尤其是以干宝《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虽然文笔朴素、篇幅较短，却对后来的蒲松龄影响很大。至唐人有意为小说，已标明了中国小说的成熟，传奇小说遂成为后世文人仿作的典范。蒲松龄创造性地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即采用传奇小说的创作手法写出了一些情节生动曲折的志怪故事，穷形尽相地再现了世态人生，形象生动，意蕴丰富，从而使《聊斋志异》具有了“一书而兼二体”的显著特点。 此外，《聊斋志异》虽为文言短篇小说集，却浅近易懂，没有古文生涩难懂的弊病，同时还收到了言简意丰的效果。其奥妙就在于《聊斋志异》吸收了大量的口语因素，增强了文言的表现力，因而才使它的语言既古雅简练，又清新活泼。无论是对环境的描写、还是对细节的叙述，无论是人物的塑造、抑或是场景的渲染，都绘声绘色，具有很高的艺术功力。尤其是人物语言极具个性化，诸如书生的雅言、少女的娇语、俗人婆子的粗话，都因人而异，绝不雷同。即使在一些极精短的篇目中，也能以三言两语的勾勒，使人物情态毕现。 蒲松龄自幼聪明好学，多才多艺，加之他勤奋刻苦，一生著作十分丰富。可惜因为他生前无力刊行，许多作品被埋没了二百多年。二十世纪末，盛伟先生搜集整理了《蒲松龄全集》，除他的代表作《聊斋志异》外，还广泛收录了他的诗、文、词、赋、戏剧、俚曲等大量作品。 蒲松龄的诗歌自成一家、独具风格，并得到了当时文坛领袖王士瞴的赞赏和肯定。清人张鹏展在《聊斋诗集序》中称：其诗“因境写情，题材不一，每于苍劲刻峭中，时见浑朴”，“当渔洋司寇、秋谷太史互以声家相高时，乃守其门径，无所触亦无所附，卒成一家言。”《聊斋诗集》共收诗九百余首，题材极为广泛。在诗歌风格上，蒲松龄倾慕李白的狂放，但诗风更接近李贺、杜甫。由于蒲松龄长期生活于农村，接近下层民众，其诗广泛地反映了民生疾苦，如《邸报》、《旱甚》等。还有的诗则表达了他壮志难酬的苦闷心情，展示了自己不同流俗的“狂生”秉性，如“共知畴昔为人浅，自笑癫狂与世违”(《雪夜》)；甚至宣称“敢向谪仙称弟子，倘容名士读《离骚》”(《九月晦日东归》)。山东淄川蒲松龄聊斋 《聊斋文集》收录蒲松龄的散文四百多篇，其文诸体皆备，风格独特，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王士瞴曾称赞其散文“苍润特出，秀拔天半，而又不费支撑，天然旷夷”，“精细透削，呈岚耸翠，复非人间有”，在清初文坛上独占一席。 《聊斋词集》收录蒲松龄的词作一百多首，数量虽然不如诗多，却也受到时人的好评。唐梦赉在《聊斋词序》中曾说：“词家有二病：一则粉黛病，柔腻殆若无骨，李清照为之则是，秦淮海为之则非矣。此当世所谓上乘，我见亦怜，然为之则不愿也。一则关西大汉病，黄齿猬须，喑哑叱咤，四平弋阳之板，遏云裂石者也。此当时所共非之，然须眉如戟有丈夫气者，于此殆不能免。免此二病，其惟峭与雅乎!峭如雪后晴出砆砇皆出，一草一石，皆带灵气；雅如商彝汉尊，斑痕陆离，设之几案间，令人神游三代之上。聊斋词都无二病，可谓峭矣。”聊斋词除赠答、抒怀类外，还有题为《田家乐》、《贫家乐》一类的词，这些词多用白描手法描写乡居生活，生活情趣极为浓厚。《聊斋俚曲》收录蒲松龄的俚曲作品十多种，体现了他在俗文学方面的创作成就。俚曲是明清时期的时调———即当时的通俗歌曲，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聊斋俚曲》多采用清初淄川地区民间流行的曲调，并根据内容的需要采用曲牌联套的形式，来叙述较为复杂的故事。有的俚曲则直接改编自《聊斋志异》，如《磨难曲》由《张鸿渐》改编而来。因为俚曲贴近民间，生活气息浓厚，所以《聊斋俚曲》曾在民间广泛传唱，它虽不如《聊斋志异》影响大，但在人物塑造、情节处理方面与《聊斋志异》有异曲同工之妙，显示了作者高超的创作技巧，促进了俗曲类说唱艺术的发展。著名的如《墙头记》等。 蒲松龄还有戏曲三种，称为《聊斋戏曲》，包括《闱窘》(附《南吕调九转货郎儿》)、《钟妹庆寿》和《闹馆》，大多反映了私塾先生的生活。 此外，他还著有《农桑经》、《日用俗字》、《省身语录》、《怀刑录》、《药祟书》等实用性杂著，总称为《聊斋杂著》。《农桑经》包括《农经》、《蚕经》、《补蚕经》等部分，主要采自前人所著农书，并考虑到淄川当地的气候与农业生产实际，对当地的农业生产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在淄川一带流传很广。《日用俗字》共三十一章，分“身体”“庄农”“养蚕”“饮食”“菜蔬”“器皿”等部分，采用七字韵语来解释日常事物，并嵌入当地的常见俗字，使初学者在阅读中学会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字，并纠正常见俗字的读音错误。《日用俗字》不单是字书和普及读物，它还有道德劝诫的内容。《药祟书》主要采选《本草纲目》中的常见病验方，遵循简便易行的原则，便于一般老百姓采用。所以流传很广，起到了治病救人的实用目的。 聊斋故事 步出国门 蒲松龄是清初文坛上的大家，一生著述十分丰富，其诗、词、散文都得到同时代文人的好评，尤其是他的代表作《聊斋志异》，更是妇孺皆知，脍炙人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聊斋志异》尚未完成时，就已在文人中纷纷传阅，并受到了高度的肯定与赞扬。青柯亭本刊行后，立即风靡天下，并带动了清代文言小说的大量创作，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文言短篇小说创作的第三次高潮。大学士纪昀因不满《聊斋志异》情态毕现的铺叙而作《阅微草堂笔记》，来与《聊斋志异》相抗衡，力图保持六朝志怪小说的朴素风格，结果更提高了《聊斋志异》的知名度。有清一代，拟《聊斋志异》的作品层出不穷，如曾衍东的《小豆棚》、解鉴的《益智录》(又名《烟雨楼续聊斋志异》)以及沈起凤的《谐铎》、和邦额的《夜谭随录》、渔歌子的《萤窗异草》等，无不体现了《聊斋志异》的巨大影响。《聊斋志异》集中国历代文言小说之大成，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流的作品，堪与诗骚、史记、李杜诗、苏辛词及四大奇书并列。《聊斋志异》与《红楼梦》更是一短一长，一繁一简，并驾齐驱，都达到了古典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在中国小说史上堪称双峰并峙。《聊斋志异》也成为后世很多戏曲、影视作品的素材来源，如吕剧《姊妹易嫁》、评剧《花为媒》，就是以《聊斋志异》中的《姊妹易嫁》、《寄生》为蓝本。近年来又相继投拍了多部聊斋系列剧，更使《聊斋志异》走进了千家万户。“打开聊斋本，不是狐狸就是鬼”，《聊斋志异》已成了老百姓津津乐道的话题和永不枯竭的故事来源。《聊斋志异》很早就走出了国门，对世界文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明治年间就出现了模仿《聊斋志异》的作品———《本朝虞初新志》；同样，《聊斋志异》对西方文学———如卡夫卡等人的创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截至目前，《聊斋志异》的外文译本已有十七种语言、数十种译本传世，已卓然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聊斋志异》的研究在中国方兴未艾，在国外也同样出现了专门研究《聊斋志异》的“聊斋学”。 参考文献： 1.任笃行：《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齐鲁书社2000年版。2.朱一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3.袁世硕：《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齐鲁书社1988年版。4.路大荒：《蒲松龄年谱》，齐鲁书社1980年版。5.张稔穰：《聊斋志异艺术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