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主题变奏的论文

“自我”与 “他者”的独立思考借用徐星自己的评价， “那个时代死气沉沉、百废待兴，有点儿不一样的声音马上就会被注意到--那时候的世人容易被震惊，我捡了个便宜”，又说“它能影响了一些人，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它颠倒了当时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系统。”。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之所以被众多青年奉为“精神偶像”，关键在于和那种刚刚突破思想禁区，寻找思想解放的时代情绪不谋而合。那么这种“精神”到底是什么？很多人都认为是“个性解放和张扬”的时代特点，其实，细读这部作品，会发现，这里的主人公其实就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个身体力行者。当然作者并非给自己预先设定了一个这样的哲学理念，但是，我注意到在这篇小说中有这样一句话“那一年，还不以谈论什么萨特，佛洛依德为荣”,言外之意，主人公的当下环境已经是一个被萨特等西方哲学思想和各种主义充斥的环境，也许是有这样的心理暗示，我怎么看都觉得这部作品探讨的问题就是“自我”和“他我”的关系问题。文革之后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可以说一夜之间，从政治的神坛上跌落下来，而又无所依傍，也在此时，原来被禁的西方哲学思想和西方文学开始被大量的译介，在这中间，萨特的悲观哲学首先引起了国人的共鸣，他的那句名言“他人即地狱”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很多人借用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来洗涤伤口，抚慰脆弱的灵魂，据说那个时候，萨特的哲学书籍成了那个时代各大中专学生案头必备，甚至可以说是人们的一种知识偶像 。这样的叙述方式，当然在文学因素上欠缺很多东西，比如只有平面化的叙述，而没有精采绝伦的想象；只有碎片般的呈现，而没有诗性感悟的火花，但是对当时的读者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一个新鲜的刺激。虽然这样的小说不怎么像小说了，但是却更接近人们的心理真实了。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场景在作品中得到了重现，我们就像在一个老朋友在絮絮叨叨，断断续续地在回忆他的生活片段，这种真实感在以往那些说教的作品中是很难得到的。其实这种不能解释的“纸牌小说”这种叙事特点和形式构成，是由作者想要表达的“意义”所决定的。尽管他说小说没有主题，也不能解释，但是，放置到八十年代前期的背景中，我还是读到了其中蕴含的意义。

对“作家”和“读者”的双重挑战05年7月14日，《无主题变奏》发表20周年的时候，徐星如是说“现在看来，它不是一个那么好的小说，但是只要看看这个小说发表以前的中国小说，对比一下，别人不比俺自己比，一比就比出来一大块骄傲 ……因为以后的中国小说的变化，实际上是从这个小说开始的，它起到了它该起到的作用，别人不承认俺自己承认。”这个自我评价我认为还是比较客观的。事实上，中国小说的确是在八五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刘索拉和徐星功不可没，他们预示了文学观念的一种变化趋势，尽管他们没有稍后先锋作家所倡导的文学“叛乱”的姿态彻底，但是由关注小说“写什么”到“怎么写”的重心转移，却是从他们开始的。在《无主题变奏》中主人公说自己写小说的绝招儿是“我每天想起一点儿就写一点儿，没主题也不联贯；等写了一把纸头了，就把它们往起一串，嘿！就成了。这叫纸牌小说，跟生活一样，怎么看都成，就是不能解释。”这样的叙事方式显然对作家的创作和读者的阅读来说都是一种挑战。建国以来当代文学的叙事方式几乎都在“大写的人”这个最高范式统领之下书写着作家对时代、对政治的一种历史使命，一种精神延续，于是我们看到许多在“典型化”原则之下创造的典型人物，在他们的身上集中了人类所有的大奸大恶，大善大好，生活和文本之间是一种现实和理想的关系，而所有的文本叙述都有一个明确的主题指归，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提炼”和“提升”使得文本不再具有一种真实感，虽然使人震撼，但是却没有内心的共鸣，而作家此时在文本中充当的角色无疑是一个精神领袖的作用，因为他总是能深入到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表现出一个局外人的控诉，抨击，唤醒和歌颂，所以文本中的主人公往往代表的是“集体”的声音，而不是“个人”的声音，在这样的传统观念对作家的支配之下，作家往往把追求文本的深度意义作为最高的精神体现，所以也往往站在“文化救赎”的立场。《无主题变奏》中恰恰是对这一立场的厌弃，这种“纸牌小说”没有中心情节，没有确切主题，可以称之为“二无小说”.它不再是从外部世界进行关照，不再去建构或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英雄深化，理想呼求，而是变成一种对现实世界个人生存的情绪认知和体验，写作不再承担沉重的功利化，而是着重从人物内部感觉和体验来看外部世界，为了表达一种“独立的，与众不同的声音”,是为了让别人都注意到“自己”的内心，因此写作变成了一种自由的涂鸦，割舍了情节的戏剧性，主题的明晰性之后，换来了情绪的复杂性，感受的真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