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孟子研究性小论文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宋.无名氏 《论语》一书，乃孔子遗训所萃，此为中国最古最有价值之宝典。——钱穆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追记孔子的言行思想编纂而成，全书20篇，498章，是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典籍。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孔子少时贫贱，做过管仓库和放牧的小吏，30岁开始创立了中国第一所私学，一生主要活动是从事教育，传说有弟子3000人，其中优秀的有72人。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追记孔子的言行思想编纂而成，全书20篇，498章，是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典籍。 孔子的思想，中心是讲做人的道理。他提出“为政以德”的主张，认为治国要以道德教化为基础；为改变当时“天下无道”的局面，恢复社会安定，他提出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思想体系，并致力于道德教育。 提出了孝、梯、忠、信、恭、宽、敏、勇、直等一系列道德规范； “仁”是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孔子明确提出，“仁”即“爱人”（《颜渊》），并进一步阐明“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为“仁”，应该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这是一种深刻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想，这种思想贯穿于孔子思想学说的各个方面。 孔子特别强调“仁”的价值和作用。他认为，“仁”既是每个人必备的修养，又是治国平天下必须遵循的原则。对个人修养，他主张“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卫灵公》）。教导学生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向“仁”的方向努力。 他在倡导“仁”、“德”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一种“大同”的社会理想，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这种“大同”的社会，实际上就是“仁”的精神得到充分而全面体现的社会。“大同”的理想难以实现，孔子退而提出“小康”社会的理想这对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很有帮助的 义利问题是中国古代道德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处理好两者关系，对国家、政治、经济、伦理及社会风尚都具有十分重创要的作用。孔子提出了"重义轻利"孔子提出了"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就社会而言，孔子并不否认功利是其发展的重要基础。《论语?子路》里，孔子在进入卫国时，曾和冉有说过一段在"庶"（人口兴旺）、"富"（生活富裕）、之后进行"教"（教育）。由此可见，孔子肯定了实际功利对于社会发展是不可缺少的。 另一方面，在义利关系上，孔子又明显表现出以义制利，先义后利的思想，孔子说"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符合道义，取之无妨，这叫做“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在孔子在与子贡谈论食、兵、信、三者孰为重时，孔子以信为第一，认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足食和足兵体现了功利追求，而民信则属于道德追求的范围，这段话是子贡以非此即彼的极端形式，要求孔子在义利之间做出选择。在这种对立下，孔子将道德追求置于优先于利的地位 一言以蔽，我们不难发现"重义轻利"是适合我们现在社会的义利观。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道德和金钱的关系问题明显的凹现出来了。正确看待和处理义和利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也是关系到做人、立身的大事，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孔子所说的"见利思义"，有助于启迪社会成员在这方面做出正确的道德取向。 尽人皆知，当今社会"拜金主义"蔚然成风，"物欲横流"势不可挡。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应是去规范，也就是如何让它'理性'。而我们完全可以鉴借孔子的"重义轻利"来近行调节。对于义我的基本观点是： 1. 义是君子对于一切天下事物的行事衡量标准，而且这个标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改变的。 2.须由知来得到义，且因为知有所增加改变，义也会随之改变。 3.合于义的利一定当取，但不合于义的利虽贫不取。 4.义和利之间并不是谁轻谁重的问题。义乃是君子对于一切天下事物的行事衡量标准。义对利而言，是衡量在这个时间点上，应不应该取这样的利的标准。二者是根本无法比较的。 孔子非常推崇周室的礼教，在春秋战乱之时，孔子在鲁国从小就对礼感兴趣，也对礼深有研究。礼本来是祭祀的规矩、程序等，但经过孔子的重新解释,它在思想意义上的价值就被凸现出来，思想的指导性很广泛，但孔子直接将指导性从外在的礼引向内在的心性范畴——仁，就是将礼与人的心性相联系起来，礼应当从人的本性出发，而不再是向鬼神表示敬意，儒家礼教从外在的表象转而以内在的心性为根本，这一转变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儒家认为社会普遍的伦理准则就是礼，人的一生就要对礼进行学习,去革除人的本能的感官欲望，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 人不学习礼乐文明,就如同禽兽一样只是一种本能的存在，所以学礼是立世之本，它为了在社会关系中有自己的恰当的位置，个我对礼的遵从便就是仁，礼是在社会关系中体现的一种和谐的规则，仁是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体现出个我内心的和谐的状态，它是个我遵从礼的崇高品质。仁就是立人之本，它是人的本性，人的自我修养就是培养仁，让仁显露出来，所谓仁者就是爱人，孔子是通过忠、恕、孝、信等范畴加以表述的。正因为孔子提出人的本性就是爱人，所以后世的孟子便从此点出发提出性善论，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既然人性是善的，那么心性修养的方法也是相通的，孔子说“克已复礼，天下归仁”。 正是孔子提倡的“礼”，中国才被誉为是礼仪之邦。 论语里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上。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从这里可知，孔子的思想顺序：孝为一切仁之根本，孝敬自己的父母才会去爱他人。儒家的道是求本，本立而道上。儒家没有先验，孔子不谈鬼神。儒家的本就在天地自然的合理性。人言儒家关注人的社会性并企划规范社会秩序；老庄侧重于生命与心性的自然和谐。其实，儒家追求的社会性其理论依据仍然是自然性，几千年，儒家怎么也打不倒的原因，就在于它所求的本，也是自然朴素颠扑不破的。孔子在论语都是在说要孝敬尊长、对社会上的人施以爱心，以及求学的道理。像论语中有提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又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都是在说要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宽恕别人，同时要利用多余的心力去求学，如果能做到这样，就算他从来没上过学，孔子也会当他是个通达事理，而且有学问的人。孝在中国古代占有很中要的地位，无论是平民布衣，抑或是王孙贵族几千年来都恪守孝道。这形成了中国不同于他国的家庭文化，对社会的繁荣稳定有很大的积极的促进作用。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众所周知，孟子的仁政思想是在继承和发展孔子仁学思想及德政思想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孟子将孔子所倡导的仁之爱亲、爱人原则及自己主张的人性善理论用之于现实政治领域，把根置于血缘亲属关系中的仁爱原则推之于整个社会，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果说孔子的仁学思想及德政思想还只是一些语录式治国原则的话，那么，孟子的仁政理论则具有了相当系统完整的内容表述。孔子虽然从各方面对“仁”加以阐释和规定，但更多是局限于道德伦理、人生哲学领域；由于孔子罕言“性与天道”，从而使其仁的论说缺乏终极价值依据。为了使孔子之仁具有本体论依据，孟子着重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从内在性（心性）与外在性（天命）两个层面为“仁”寻找终极的价值依据，在其仁政学说与人性善理论之间建构起了密不可分的内在逻辑联系，为其仁政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人性论基础。孟子的仁政学说，无论在儒家政治思想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后世的政治理论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对孟子仁政学说中的两项主要原则即经济原则和道德教化原则做一番阐释。 孟子的仁政思想有两个必然之前提，此两前提互为补充说明，缺一不可。一前提为井田经界之准确划分（“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另一前提为百姓民众生无衣帛渔肉之忧，死无送终厚敛之虞（“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认为，实施仁政一定要从正经界开始，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1]经界不正，就会导致各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滋生及暴君污吏胡作非为、无是非曲直价值标准等混乱局面的出现。若井田之经界划得准确，皆为百亩之田，“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因此，正经界是实施仁政之第一要务。经界既正，孟子设想的西周时期实行过的井田制便有了实施的可能[2]，正经界是正井田的基础，正井田是正经界之必然。“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3]孟子所说的“耕者九一”具体说就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家，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4]。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与西周初年实行的井田制已大不相同，带有理想化的成分在内。孟子设计的井田制是以一家一户小农生产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制度，其政治目的就在于使庶民百姓都能牢牢扎根于土地之上，从而达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5]的目的，百姓民众才会无衣帛渔肉之忧，送终厚敛之虞。做到了“正经界”和“养生丧死无憾”，只是孟子实施仁政王道的开始。 春秋战国时期，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解体，对社会政治秩序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形成了“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同乐”的社会风尚。孔子曾说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6]在孔子看来，只有解决了庶民百姓的生计问题，消除了社会贫富不均现象，才能使社会达到稳定和谐的局面。可见，关注庶民百姓的生存条件、生活状态一直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孟子在其仁政思想体系中同样把儒家的这一鲜明思想主题作为自己的题中应有之义。孟子针对当时社会上兵燹不已、战乱不断，庶民百姓“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7]的悲惨局面，指出要让百姓做到“养生丧死无憾”，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制民恒产的问题。如果说“正经界”与“养生丧死无憾”是孟子仁政思想实施基础的话，那么，制民恒产就是孟子仁政思想实施的第一步。所谓“制民恒产”就是为百姓提供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孟子的政治逻辑就是，治民之要在民事，民事之重在民生，民生之保障在民产，有民产之结果是民心向善，民心向善之结果是便于实行仁政。故使民有固定之民产（恒产）便成为孟子推行仁政的当然要务，这就是孟子所强调的“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8]实行仁政必须从解决棘手的经济问题入手，从解决老百姓的实际生活需要入手。孟子所主张的“制民恒产”的内容非常丰富，它往往突破了孟子仁政思想体系的框架而蕴涵着宝贵的思想资源。具体说来，孟子所主张的“制民恒产”大致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主张给民众百姓以足够的维持生产生活的基本生产资料，使民众百姓能够自觉地依附在土地上，“死徙无出乡。”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做保证，才会在此基础上产生良好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从而保持社会处于和谐与稳定的状态中，若百姓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得不到满足和保障，就会铤而走险，“此惟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礼义哉！”[9]民众就会做出危害社会、危害道德的事情，“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善之，故民之从之也轻。”[10]孟子试图从经济生活中去寻找和解释道德意识和观念产生的原因，肯定人们解决吃饭穿衣问题要求的正当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庶民百姓的愿望，是一种正确的政治思维方法。孟子的这一表述是在继承其前辈思想家特别是孔子先富后教思想及管子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思想的基础上总结升华出来的，是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一种真实朴素的反映。孟子得出的结论就是：对广大民众百姓来说，有无恒产至关重要，它是决定国家之兴衰、社会之治乱、政治之是非、政权之安危的最重要前提。因此，如何使民众能够拥有恒产就成为孟子实施仁政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制民恒产”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在满足民众百姓维持生产生活的基本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实行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具体说就是：（1）养老政策。孟子为有恒产者老有所养描绘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美好蓝图：“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1]孟子还以文王善养老为例来说明：“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也。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实，老者足以无失肉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12]这可以说是孟子理想中的大同社会，与《礼记》所描绘的大同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孟子对养老政策的描述是中国早期思想家对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一种有益探索，对我们今天所实行的养老政策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2）土地政策。所谓土地其实就是孟子所谓的“恒产”。在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国社会，土地无论对广大民众还是对国家来说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孟子把土地与人民、政事并列为诸侯的三宝，足见孟子对土地问题的重视。孟子主张“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13]。孟子认为，为政者只有制定相应的土地政策，才能使民众能够世世代代安心于土地劳作，有了充裕的物质财富，国家才会稳定，君主地位才会巩固。（3）渔业政策。春秋战国时期齐文化最重要的经济特征之一就是倡导渔盐之利。孟子长期游学于齐国，深受齐文化重商思想的熏陶和影响[14]。像充分利用土地一样，孟子主张开放湖泊河塘，“泽梁无禁”，任人捕捞，百姓就会增加渔业产品。为了避免竭泽而渔现象的出现，应制订禁渔措施，如在规定的时间里禁止捕渔，不得用密网捕渔等，如果按照这一措施执行，则“鱼鳖不可胜食也”[15]。（4）林业政策。与土地政策、渔业政策一样，在林业上，孟子也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在以（土葬）棺椁为主要安葬材料的古代社会，拥有一定数量的林木就显得非常必要。在孟子的意识中，林木并非永久性资源，不可任意无节制地砍伐，而是按照一定的时令进行砍伐，“斧斤以时入山林，”只有做到循序渐进，林木才有再生长的时间，长此以往，“材木不可胜用也”[16]。材木不可胜用，百姓才能得以厚葬其父母以尽孝道。因为在孟子看来，“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谓当大事。”[17]孟子“制民恒产”的几项政策措施可以说是对孔子重民富民政策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化。“制民恒产”的第三层含义就是主张发展流通型商业经济和商业生产。显然，这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耕社会里也是一种非常有远见的思想，同时也表明了齐文化对孟子思想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农耕社会，对商业生产一直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早期法家尽管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促进社会进步的措施，但在对待商业问题上却是相当保守落后的，认为发展商业生产势必会影响和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如商鞅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目的就在于逼迫百姓弃商返农[18]。孟子认为，商品只有在流通交换中才能实行其商品价值，这与孟子的社会分工思想是相一致的。孟子认为，对贩运中的商品不必征收关税，“去关市之征”[19]，而对欺行霸市的奸商行为，则必须征之关税，“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焉。”[20]这个主张除了有利于发展工商业外，同时也减轻了对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的征税，维护了他们最基本的权益。针对农家学派代表人物许行提出的“市价不贰”的主张，孟子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给予了批判。许行的一系列理论是以原始公有制社会为基础提出来的，是不切实际的理论空想。尽管孟子的理论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对许行辈的批判却击中要害，具有非常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孟子对流通型商业经济和商业生产的强调，表明在孟子时代，儒家思想已不再是纯粹的不受外在思想影响的儒家，而是熔铸了各家各派思想精华的儒家，是为了摆脱困境而不得不调整和改变自身发展方向的儒家，同时也使儒家在与各家各派的争鸣中有了更大的包容性。 民有恒产只是从经济制度上解决了百姓的生产生活资料问题。因为没有恒产，其他一切就根本无从谈起。但如果给了百姓足够的土地，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社会就可以太平无事，就可以顺利推行王道仁政，在孟子看来，这也是不可能的。在制民恒产的同时，还要辅之于取民有制，这一点非常重要，制民恒产与取民有制不是分离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合则美，分则伤；两者共同构成了孟子仁政思想中的经济利益原则。怎样做到取民有制？孟子有非常明确的主张。首先，孟子反对横征暴敛，滥用民力，主张省刑罚，薄赋税。他希望统治者要“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21]，“明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22]。具体措施就是实行什一税制度，孟子认为最理想的赋税当以古代圣君尧舜所实行的十取一税率为法度标准，“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23]在三代时期，土地归国家和王者所有，不准买卖，即《礼记·王制》所谓的“田里不鬻”制度。自春秋以来，铁器的广泛使用使私有土地的存在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各国统治者不得不制定和出台对私有土地进行征税的管理办法。这样一来，实际上是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论语》中就记载了春秋末期鲁哀公与有若的一段对话，“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24]可见，在土地私有制实行的早期，国家收取十分之二的税率是很高的。孟子反对什二税制度，并从历史上的先圣先王那里寻找历史根据，他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25]十分之一的税率比鲁哀公时的税率降低了一倍，这在孟子看来是合理的税率。税赋征敛关乎国计民生，为各国政治家、思想家所关注。孟子反对重赋，反对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徭役赋税之征用征收对于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收入，徭役赋税之轻重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若徭役赋税过于繁重无度，就会造成“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26]的社会恶果；若赋税太低，虽能减轻百姓负担，但却难以支付国家机构庞大的经费开支。因此，孟子并不反对民众对国家应承担的正常的赋税义务，并不认为赋税越低越好，他主张征收赋税应保持适中适度的原则，要有节制，要合理、适度，以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为最终依据和标准。因此，当白圭提出“吾欲二十而取一”时，孟子认为这种税率太低，不可取，并斥之为“貉（貊）道”。孟子认为，二十取一，放之貉之国则可，放之中原华夏之地则不可。若一概以二十取一征之，则是“貉（貊）道”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27]可见，孟子是主张把税率限制在民众能够接受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使百姓能够满足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以达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28]的目的。孟子还指出，征收赋税的方式有三种：即征收布帛、征收谷米及征用劳役。贤德之君一般只用其中的一种，若同时用两种，百姓便有冻馁之虞；若同时采用三种，即使父子之亲也难以相顾惜[29]。从孟子仁政思想中所设定的经济利益原则可以看出，孟子不但为统治者在大政方针上设计了一套治国方略，而且在具体措施上也设计了一系列的治国步骤，不论其所设定的政策原则可行与否，至少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那就是，孟子的仁政思想在维护现存政权统治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考虑到了民众的利益，真正体现了“民为贵”的思想，即使在大力提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仍具有其恒久的思想价值和意义

永远的丰碑——孔子在遥远的东方，屹立着一位贤者，他就是孔子。他是一位历史的巨人，一位文化的巨人，一位思想的巨人。他的一言一行影响了世界2500年。 他是一位好学的学者。“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的这一句古训感染了其后所有的学者。 自幼他便不耻下问，每事必问。为了丰富知识，他拜了各行各业的人为师，因此而精通礼仪、音乐、射箭、驾车、计算。他推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学习态度，主张“温故而知新”的学习方法，感受“学而时习之”的快乐。教导弟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后人所传颂。 他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他的“有教无类”一改过去的教育方式，先后培养出3000多弟子，其中优秀的有72人。他提倡因材施教，主张教学相长，为后之教育界流传。 他是一位提倡“仁”的政治家。仁者爱人。“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他一方面要求统治者相互团结，另一方面要求统治者爱惜百姓。当他听说百姓宁愿被虎吃也不愿意被统治者剥削时，发出了“苛政猛于虎”的感慨。 他是一位“贤”的思想家。“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知者不如乐之者”，“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他一句句富有哲理的话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他的另一项贡献就是整理编订了《尚书》《诗经》《礼仪》《乐经》《周易》，后称五经。他还根据鲁国历史编成《春秋》一书，成为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他的言论被弟子编进《论语》，千古传诵。他开创了儒家文化，影响了其后封建社会的发展。学与思 两千多年前的教育家孔子曾这样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在学习中，倘若只知道死记硬背，而不加以思考、消化，那他就将毫无收获。孔子的话是很有道理的。 一个人从接受知识到运用知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记与识、学与思的过程。学是思的基础，思是学的补充，这两者是紧扣的两环，缺一不可。正如人体对食物的消化过程那样，只学不思，那是不加咀嚼，囫囵吞枣；举一而不能反三，那是未经消化、吸收，所学知识无法化为“己为”。只有学而思之，才能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学与思想结合，是掌握知识过程中的必由之路，古今中外成功者的事例无不证明了这一点。在马列主义传播到中国大地的时候，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在汲取马列精髓的同时，结合中国实情，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终缔造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试想，革命先辈们如果不是学与思、思而再实践，而是一味生搬硬套，教条主义，那么中国革命怎能成功？文艺复兴的大科学家伽利略，倘若不是在学习中独立思考，“两个铁球同时着地”的实验能在当时产生？人类能够及早挣脱亚里士多德的错误理论的束缚？学而思，思而学，正是这些伟人成功的经验，同样也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之源。 今天正是“知识激增”的时代，知识的领域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不知扩大了多少倍“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面对如此浩瀚的知识海洋，光靠死记硬背是不可能到达光明的彼岸的。因此，美国教育界正在努力改革原有教学体制，力求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以适应明天的科学；欧洲、日本纷纷不其后尘，我们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势在必行。明天的创造型人才，正是要从今天学生中培养起来。所以，我们更应该做到：在学习中思考，在思考中提出独立的见解，培养自己的思考能力，来等候明天的选择。 在学习中独立思考，是学者、大师们成功的经验，是人类进步的动力源泉，而培养学生这一能力，是今天的中国在明天得以崛起的希望。 （二）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片面性 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千百年来被人们视为警世格言。其实，这句话是具有极大的片面性的。 不错，“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例子举不胜举。譬如：越王勾践若不是在吴国受尽屈辱，他回国怎能卧薪尝胆呢？不卧薪尝胆，又怎会强盛起来而一举灭吴呢？中国女排如果不是在同世界强手对垒中受尽窝囊气，又怎会一跃而起创造出“五连冠”的奇迹呢？这些事实说明，人确实能在忧患中生存发展。 然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有条件的。这条件是什么呢？那就是看你有无理想，有无毅力，有无奋斗的精神。只要有理想，有毅力，有一股拼命奋斗的精神。那么处在忧患之中，自会求得生存和发展；同样，有理想，有毅力，有了不断进取的精神，即使处在安逸的环境中，也决不会走向死亡的坟墓。 一个人，为忧患所困扰，不能挣脱忧患的泥潭，索性破罐子破摔，消极沉沦，不与劣境抗争，那么就不能在“忧患”之中求生。是“生”还是“亡”，关键在于人“为”还是“不为”。“为”，无论是处在忧患之中，还是处在安乐之中，都可以“求生”。“不为”，无论是处在逆境中还是顺境中，都难免一“死”。 时代前进了，人民正在向小康迈进，处在忧患之中的人越来越少了，多数的人处在顺境之中。在强调“忧患之中”求生的同时，也应当讲讲“在安乐之中求发展”。只要我们正确对待“安乐”，把顺境当作起飞的宽广跑道，那么，我们就能主宰“生”和“死”，就能把握成功的钥匙。 有甲、乙、丙三个工厂，甲、乙两个厂都濒于倒闭，主管部门向甲、乙厂出示了黄牌。甲厂接到黄牌，干群一心，进行企业改革，大胆任用人才，加强纵向和横向的联系，加强企业管理，结果，第一年扭亏为盈，第二年就获纯利10万元。而乙厂接到黄牌后，领导辞职，职工各自寻门路去了，终于闭门关厂了。乙厂并没有在忧患中求生。丙厂是个乡镇企业，原先固定资产只有3000元，工人8个。干了两年，其产品冲向了全省，年产值达21万，工人50人。第四年，全厂职工已有100多人了，年产值达百万元。现在，丙厂的产品已畅销亚洲了。丙厂越办越红火，并没有在顺境中却步。可见，“为”字是多么重要啊！历史表明，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单位，或者是一个人，只要“为”，只要奋斗不息，就可以“弱变强”“强更强”；如果“不为”，坐等幸福或享清福，那么，“强”必转“弱”， “弱”则趋于“亡”。 所以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还不能算作完美的警世之言 他是一座历史的丰碑，永远屹立在中华大地、世界东方。

简析孟子道德修养学说论文

孟子认为，人性先天就是善的，人性先天含有仁义礼智这些美德的萌芽。下文是我整理的关于简析孟子道德修养学说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摘要 ：孟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在继承发扬孔子道德学说的基础上，对道德修养的思考更具有理性思辨的色彩。他以“人之初，性本善”的人性论为理论起点，将“浩然正气”的养成作为道德修养的中心议题，提出高尚的道德修养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三不能”独立人格，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要有“以先知觉后知”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严于律己”的自觉意识。

关键词： 孟子；道德修养；浩然之气

儒家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尤其重视知识分子的道德修养。孔子曰：“士志于道。”(《论语里仁》)“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论语子张》)孟子在继承孔子道德修养的基础上，对道德修养的思考具有更加浓烈的理性思辨色彩。他的道德修养学说以“人之初，性本善”的人性论为理论起点，将“浩然正气”的养成作为道德修养的中心议题，提出高尚的道德修养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三不能”独立人格；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要有“以先知觉后知”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严于律己”的自觉意识。

一、孟子道德修养的人性论基础——“人之初，性本善”

人性善恶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的话题，对人性作出的不同论断建构出不同的道德修养理论。性善论者认为人具有先验善性，人的道德修养就是要继续发扬这种善性。性恶论者认为，人不具有先验善性，人们具有总结经验的能力，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改造先验的恶性，培育德性。孟子从性善论出发来构建理想的道德体系，确立了儒家道德学说的主流传统。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

孟子认为，人性先天就是善的，人性先天含有仁义礼智这些美德的萌芽。(P41)人天生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恭敬之心，但人性是会改变的，人们所具有的本性是“善”的萌芽。“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

由此可见，“四端”只是善端的萌芽，它还不完备，具有不稳定性，并受到后天教育的影响。要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就要充分发挥“善端”的内在因素，通过后天努力，积极拓展善性，否则，善端也会丧失，而倾向于“恶”。“富岁，弟子多赖；凶岁，弟子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孟子尽心上》)在孟子看来，人的道德资质是相同的，那些丧失了善良之心的人是因为自己主观上不能发挥自己的善性。孟子的性善论，不仅鼓舞人们要具有道德自信，更为人们道德修养的后天努力提供了广阔的拓展空间，显示出了人的价值所在。

二、孟子道德修养的核心——浩然之气

以性善论为基础，孟子以“浩然之气”的培养为中心对高尚道德的养成展开了深入的分析。

什么是“浩然之气”呢？浩：盛大、刚直的样子；气：指精神；合指正大刚正的精神。(P546)《孟子》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公孙丑问曰：‘敢问夫子恶乎长？’(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问曰)：‘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

孟子认为，浩然之气，就是刚正之气，人间正气，是大义大德造就一身正气。当一个人有了浩气长存的精神力量，面对外界一的诱惑、威胁，都能处变不惊，镇定自若，达到“不动心”的境界。孟子将此概括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三不能”高尚道德情操。

道德的存养，不是一成即永成的，一念向善，固可以促成精神的升迁；一念向恶，也可以导致道德的崩溃。(P181)

在孟子看来，作为道德人格修养的“浩然之气”的培养，标准是很高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它的养成并非一日之功，也不是人人可以养成。但人们对自身道德要求不应因为标准高，要求严而放弃，浩然之气是高尚道德养成的基本品质。

三、孟子道德修养的具体内容

以人性善为基础，以浩然正气的养成为核心，孟子提出了高尚道德修养的具体内容：

(一)高尚的道德修养要有高洁的独立人格。

什么是独立的人格呢？独立人格就是不依附于权贵，不屈从于物质利益，坚持自己高尚的精神追求。孟子将它概括为“三不能”，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三不能”强调了知识分子即使面对着高官厚禄也应该具有自己的精神追求和道德立场。孟子认为是人就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不受外来因素的干扰，“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上》)不管个人境遇是困窘还是很通达，都要坚持道义。这样，人才有内心的主心骨，才有独立的高洁人格，“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孟子尽心上》)独立人格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横遭物议之时，能够坚持高洁，拒绝平庸，特立独行。

(二)高尚的道德养成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

“浩然”原指气象宏大，胸怀宽广。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是浩然之气的重要表现。《孟子》有这样一段记载：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馀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

在孟子看来，历史每过五百年一定会有一位圣明的君主出现，并且会有一位辅助君主的杰出之士，从周武王到现在已经七百年了，论时势，现在正是需要圣贤大有作为的时候。如果上天想使天下太平，在当时的形势下，只有他才能承担这样的伟大使命。

应当说，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影响着整个孔孟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但凡仁人志士，都有这样一种博大胸怀，延续到今天就是我们常说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社会责任感。他们能够超越一己之私，将整个社会的安乐作为自己的关怀对象，作为自己一试身手的场所，这是儒家的传统，也是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三)高尚的道德修养要有“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的社会责任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孟子万章上》)

在孟子看来，知识分子相对于一般的社会民众来说，他们先掌握知识，先明白道理，先提高了道德水平，上天把这些知识分子培养出来，就是要去启发教育帮助那些普通的人民大众，让他们也能够有知识、有文化、有道德。上天把他们培养出来，就应尽自己的能力回报社会。

“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它本身对士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先知先觉的前提是要具有真才实学，还要有高尚的道德水平，如果文化水平不高，掌握的知识不精准，甚至道德水平低劣，就无从去教育民众，要真正履行好社会职责，就必须提高自己各方面的素养，才能“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孟子尽心下》)

(四)高尚道德的养成要有严于律己的自觉意识。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

孟子非常强调道德修养的自觉性问题。上天将伟大的历史使命赋予某人，一定会使这个人经历艰苦卓绝的身心磨难，通过这种磨难，来锻炼他的体魄，坚定他的意志，增长他的才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和挫折是在所难免的，正是通过不断克服困难，纠正错误，才能不断地砥砺情操，增长智慧。这要求人们要严于律己，对自己有一个明确的道德修养目标，这不是靠外在的法律条文来规范，而是靠内心的道德律令来指导。严于律己的道德自律是人们追求内心完善的一种驱动力量。

孟子的道德修养学说，昭示着人类道德理性的自觉，以及道德实践的既内在又超越的绝对价值。继承和借鉴其道德修养学说中所蕴含的精髓，有利于我们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完善自我道德人格，成为社会的道德楷模，也有利于社会良好道德风气的养成，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片面性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千百年来被人们视为警世格言.其实.这句话是具有极大的片面性的.不错.[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例子举不胜举.譬如:越王勾践若不是在吴国受尽屈辱.他回国怎能卧薪尝胆呢?不卧薪尝胆.又怎会强盛起来而一举灭吴呢?中国女排如果不是在同世界强手对垒中受尽窝囊气.又怎会一跃而起创造出[五连冠"的奇迹呢?这些事实说明.人确实能在忧患中生存发展.然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有条件的.这条件是什么呢?那就是看你有无理想.有无毅力.有无奋斗的精神.只要有理想.有毅力.有一股拼命奋斗的精神.那么处在忧患之中.自会求得生存和发展,同样.有理想.有毅力.有了不断进取的精神.即使处在安逸的环境中.也决不会走向死亡的坟墓.一个人.为忧患所困扰.不能挣脱忧患的泥潭.索性破罐子破摔.消极沉沦.不与劣境抗争.那么就不能在[忧患"之中求生.是[生"还是[亡".关键在于人[为"还是[不为".[为".无论是处在忧患之中.还是处在安乐之中.都可以[求生".[不为".无论是处在逆境中还是顺境中.都难免一[死".时代前进了.人民正在向小康迈进.处在忧患之中的人越来越少了.多数的人处在顺境之中.在强调[忧患之中"求生的同时.也应当讲讲[在安乐之中求发展".只要我们正确对待[安乐".把顺境当作起飞的宽广跑道.那么.我们就能主宰[生"和[死".就能把握成功的钥匙.有甲.乙.丙三个工厂.甲.乙两个厂都濒于倒闭.主管部门向甲.乙厂出示了黄牌.甲厂接到黄牌.干群一心.进行企业改革.大胆任用人才.加强纵向和横向的联系.加强企业管理.结果.第一年扭亏为盈.第二年就获纯利10万元.而乙厂接到黄牌后.领导辞职.职工各自寻门路去了.终于闭门关厂了.乙厂并没有在忧患中求生.丙厂是个乡镇企业.原先固定资产只有3000元.工人8个.干了两年.其产品冲向了全省.年产值达21万.工人50人.第四年.全厂职工已有100多人了.年产值达百万元.现在.丙厂的产品已畅销亚洲了.丙厂越办越红火.并没有在顺境中却步.可见.[为"字是多么重要啊!历史表明.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单位.或者是一个人.只要[为".只要奋斗不息.就可以[弱变强"[强更强",如果[不为".坐等幸福或享清福.那么.[强"必转[弱".[弱"则趋于[亡".所以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还不能算作完美的警世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