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五四运动的研究综述论文

为了弘扬五四精神、彰显五四运动的意义，近年报刊杂志刊登了不少风格各异、观点不同的研究五四的文章，学术团体、科研机构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研讨会。笔者选取了国内主要学术刊物上的相关文章作为研究对象作一综述。总体性研究向纵深发展近年研究文章中，有部分论者从宏观上把握五四运动，从总体上探讨五四运动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也有论者将五四运动放到20世纪的大视野下面进行回顾与反思。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变：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其独特的启蒙性和开创性独立于第一次历史巨变与第二次历史巨变之中，五四运动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分水岭(新旧民主革命)，而且在中国社会进程中也具有划时代性的标志。有研究者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面启动"、"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历史巨变的补课，又是第二次历史巨变的起点" 。这样的见解是站在20世纪末来打量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后提出的论断，认识有其独到之处。五四新文化运动被称为国民"最后之觉悟"，启蒙的结果是人的觉醒与人的思想的解放。石仲泉认为：20世纪中国有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五四运动是思想解放的开端，延安整风和真理标准讨论是五四运动思想解放的继续和发扬光大。 五四的思想解放的影响是深远的，有论者指出：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或政治事件，五四运动有一定的时限，而它所蕴涵的思想认识、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则融入到中国近代政治发展之中。由是观之，文化--政治的历史互动关系。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政治文化逐步由传统向现代转化。五四精神一直为研究者所关注。五四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呢?有研究者提出："爱国主义是其精神源泉，民主与科学是其中的核心，勇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是民主与科学提出和实现的途径，理解精神、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与科学的内容。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quot;对五四运动作总体性评价也是研究者谈论较多的话题。有论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三个层面：思想解放层面、文学革命层面、学术解放层面。 另有人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未完成的现代性启蒙。它奠定了中国文化转型的现代方向，但却徘徊于文化与政治、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而未能完成显得性的价值整合。" 也有论者对五四运动的一些基本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如对五四运动的主要领袖、基本口号、思想主体等提出新见解。认为"打倒孔家店"并非是五四运动的口号，"激进主义是五四运动的支流，多元文化的综合创新才是五四精神的主潮。"具体研究的重大突破具体问题的探讨涉及到五四运动的方方面面，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全方位的、多元化的、立体的考察。研究没有局限于五四运动的性质、意义、经过等老生常谈的问题，也不止于原有的研究范围。由于研究领域的拓宽，研究视野的伸展，对五四运动的一些具体问题，研究者们挖掘了一些新材料，贡献了一些新观点，使五四运动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首先，对五四时期各个社会界别与五四运动的关系研究有新的突破。五四时期各社会界别都牵涉到运动之中，每个界别都作用其中。以往的研究对这方面已有涉及，但仍然忽略了对有些界别的研究。如对省议会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问题。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到目前为止，仅就政治运动方面而言，举凡运动中的学、工、商、农、军界，已均有论及，唯对运动中作为政府与民众之中的中介、并在运动中发挥特别作用的各省议会，尚未见有所论及。" 通过对五四时期省议会在当时的表现研究，论者提出了"省议会是五四运动的支持者和参加者"的观点。这个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又如，对商人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虽以往已经涉及，但具体分析地方商会对运动的态度却研究鲜见。朱英在《上海总商会与五四运动》一文中，指出了上海商会在运动中的右翼态度，总商会与中小商人积极支持五四运动是不和谐的，这最终导致了上海总商会的改组。 这个研究就更具体细致，使五四运动的研究更丰满。其次，五四时期反封建、反传统导致社会风俗的变化，为研究者所注意。有论者指出"五四运动对中国近代风俗产生深刻影响" ，批评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旧风俗，提倡新生活成为当时进步青年的主张；并且，新式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向民众进行移风易俗的宣传，这最终促使五四及五四之后社会风俗的改变。社会风俗的变迁直接导致了家庭婚姻观念的根本变化，这方面的变化同样是研究者微观研究的对象之一。五四时期，新式知识分子对传统家庭进行了批判，对现代家庭观念进行了探索和建构，从而形成了一种颇具现代色彩且产生广泛影响的家庭改革思潮。有论者指出："对传统家庭观念的重新审视和对新家庭观念的重建，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封建传统的突破口，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价值重建的成果。"另外，有论者对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观作了深层次的分析，提出：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观包括政治层面(主张男女平等和妇女参政)、经济层面(妇女如何在社会上取得经济独立地位等)、文化层面(如何提高妇女素质并引导她们步入新文化殿堂)。 也有论者从五四时期提倡个性解放的原则出发，指出五四时期妇女的解放是妇女以活生生的"人"的觉醒为标志，并从当时妇女的面貌(服饰、发型等)和妇女对婚姻家庭的态度，以及妇女对社会的参予度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先声。一些研究者对五四运动与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的关系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如袁伟时的《新文化运动激进主义》探讨了20年代中国政治的激进主义问题。也有学者探讨了五四运动与国际的关系，如罗志田的《西方的分化：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侧重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国际环境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还有论者从考据的角度，对Democracy(民主)一词译语的变化，分析了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民主观的变化的原因(朱志敏：《五四运动前后Democracy译语演变之考察》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2期)。岳明君的《从"赛"先生到"科教兴国"》以发展的眼光论述了五四时期的科学观对今天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总之，研究的领域在不断拓宽，讨论的问题在不断深化。对五四人物研究的新突破五四时期的人物始终令研究者着迷，研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对以往人们比较关注的人物的研究有新的论述，二是一些陌生的人物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五四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如陈独秀、胡适等在今天依然是热点。沈寂的《再论陈独秀与新文化运动》一文从"一枝独秀"、"汝南晨鸡"、"文艺复兴"、"顺逆时差"四个方面，探讨了陈独秀之所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帅的原因 。也有论者从更加微观的角度对陈独秀进行了分析，如陈独秀的宗教观在五四运动时期经历了一个由力主废弃宗教到倡导基督教的过程。 又如对胡适的研究也突破了以往的观点。研究者对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作用，并没有完全否定，相反肯定了胡适的积极一面。最引人注目的是对蔡元培的评价。有些论者认为：蔡元培不仅同情和支持了五四爱国运动，而且领导了这场运动， 且发挥了特别作用，将蔡元培突出地排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精神领袖的首位，即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另外一些重要的五四人物也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研究者认为杨匏安是五四时期对开拓心理学、美学领域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卓越贡献的新文化先驱，并提出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代表是"北李(李大钊)南杨(杨匏安)" 。研究者将张东荪放在五四时期的特定历史环境中考察，认为张东荪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但"由于其在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中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长期被学术界当作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看待。其实，这有很大的片面性" 。另有研究者认为张东荪在20年代的社会主义论战中并非一无是处，张东荪主张20年代中国应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五四时期过去鲜有研究的人物，也有涉及。王希天是五四研究中的陌生人物。陈铁健的文章根据王希天旅日好友周恩来的早期日记等资料，论述了王希天的活动和思想，认为王希天是五四爱国先驱。 高一涵也是五四研究中的空白点。有论者认为高一涵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早期重要人物，提出"在《新青年》创刊伊始，发表文章最多，任务最重的当属高一涵。可以说，在《新青年》阵营中，高一涵是陈独秀的最重要助手" 。此外，对曾经参加或者身受五四影响的人物如钱玄同、顾颉刚、张闻天、冯友兰等以往不被人注意的人物，研究者也有了涉及。区域性研究的延伸对于五四运动的研究，最初一般锁定在运动的性质、经过、意义、影响等宏观层面，随着新史料的挖掘和资料的开放，五四运动的研究领域不断的拓宽，研究程度不断深化。研究对象早已突破了对运动的主力--学生、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商人的界线，研究的眼光移到具体界别和特定的区域，视角也由国内转到国外。五四运动在全国各地都有重大影响，对运动的区域性研究一直为研究者关注。赵俊清指出：五四运动在黑龙江等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运动中，学生、工人奋起响应，积极投入斗争的洪流，与北京斗争相呼应，与全国其他省会的斗争相呼应，构成五四反帝反封爱国运动的一部分， 五四运动不仅在大陆影响深远，在隔海相望的宝岛台湾也激起了阵阵波涛，有研究者指出，"这股冲击波使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发生始料不及的变化：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民族自信心逐渐恢复，反日本殖民运动的启蒙运动深入开展，台湾的文学史也从此掀开了崭新的篇章?quot; 五四运动不仅在国内以摧朽拉枯之势席卷全国，而且对海外也有较大的影响，如对五四运动在日本、南洋等地的影响也有研究者做了考察。最引人注目的是王友平的文章，该文考察了留日学生与五四运动的关系，提出："留日学生首先提出了五四运动的两大中心口号和斗争目标--'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对五四运动的决策和实施起了关键的作用，留日学生实为五四运动爆发之一重要动因。"该文考察的结论是："东京的五四运动有利地推动了国内五四运动的发展。" 海外华侨对五四运动的态度以往完全被研究者所忽略，任贵祥的文章填补了这一空白。他选取海外华侨居住较多的欧、亚、美三大洲作为研究对象，以详细新颖的资料论述了海外华侨对五四的声援活动，该文认为："五四运动传到海外后，华侨热血沸腾、群起声援，与国内反帝爱国运动遥相呼应，构成了五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注热点、直面难点如何看待五四运动中的反传统，历来是五四运动的评议中的焦点。90年代以来，随国内文化保守思潮的兴起，反传统问题再次引起激烈的争论。烘峻峰认为："反传统是五四思想启蒙的手段，"并且提出反传统的三个层面：道统的否定(否定孔子之道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学统解构(改变传统学术--儒家学说为中心、以史学、子学、文学为附庸的框架)、文统革命(结束文言分离的局面)。该文认为反传统并非抛弃传统，它只是启蒙的手段。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李良玉，他对80年代以来不正确解释五四反传统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李良玉：《五四运动与全盘反传统问题》载《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对近年来指责新文化运动应对本世纪激进主义泛滥负责，认为五四的"全盘反传统"造成中国的文化"断裂"的论调，袁伟时通过大量事实给予了回答，指出：造成激进主义思想在中国泛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最根本上的原因是制度上的原因。提出?quot;继承五四首要的是继承和回归当时已经初具规模的现代思想文化和教育制度，完成告别中世纪的变革。" 毕春丽也对五四是"全盘反传统"、"过激主义"的诘难进行了反驳，指出五四是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的启蒙运动，五四运动并没有全盘反传统，也非过激运动(《也谈五四时期的"全盘反传统"和"过激主义"》载《东岳论坛》1999年第2期)。针对有人非难和否定五四批孔，吕明灼进行了回应。他认为五四时期儒家伦理已经成为自由平等的对立面，孔教已不适应现代生活，并且孔教沦为军阀专制统治的工具，因此批孔是正确的、进步的、不容否定的(《再论五四批孔》，《齐鲁学刊》1999年第3期)。"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始终是学术界争议的焦点，于兴卫指出，胡适提出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确是当时思想界的一大顽疾，并非无的放矢，而且"谈主义"本身也离不开"研究问题"，当时胡适提出的实验主义有反封建的作用，因此不能全盘否定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胡适。 于兴卫在另一篇文章《如何看待五四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河北学刊》1999年第3期)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争论是"政治论战"，不是平等的学术讨论。倪培强、池中莲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反思，基本上肯定胡适在争论中有积极意义的一面，认为全盘否定是不科学的，当然也不宜完全肯定，对历史人物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应当实事求是(《也谈"问题与主义"之争及其影响》，《新疆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五四运动九十年祭 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为什么二十世纪到来后不久，在中国大地上会发生这样一场以爱国救亡和思想解放为主要内容的规模空前的群众性运动？它不是突然发生的，更不是任何人所能制造出来的。可以说：这以前的全部历史，已为这场运动的到来作了充分的准备。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在西方列强侵略下，中国一步步丧失独立的地位，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蒙受了巨大的屈辱。人民在痛苦地哭泣着、反抗着。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这种沉沦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带给中国人心灵上的创痛，是以往历次对外战争失败难以比拟的。曾经亲身经历这场事变的吴玉章沉痛地回忆道：“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战后，西方列强以为中国这条“破船”快要沉了，纷纷扑过来，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当历史进入二十世纪时，八国联军武装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北京。这一连串令人惊心动魄的事件，竟发生在短短的五六年内。 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在每个热爱祖国的中国人的心头。人们再也无法沉默，无法继续忍受下去了。爱国救亡和思想解放，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开始被提到突出的位置上来。最早提出“救亡”的，是严复1895年的一篇文章。孙中山比他看得更远，前一年在檀香山兴中会宣言里就提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激动人心的目标。怎样才能将中国从绝境中拯救出来？人们普遍意识到：不能再照老样子生活下去了，必须在各方面来一个大的变革。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人们为什么不惜作出任何牺牲，一定要奋起革命？中心的一点，就是要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他们当时认为：中国之所以会沦落到如此地步，就是因为有一个专制、腐败、卖国的清朝政府在统治着，只要把这个政府推倒了，中国就可以获得新生，一步步建设成一个现代国家。他们把革命看做是为建设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这次革命也带来一次思想解放。皇帝，历来被看成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如今也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抛弃掉呢？ 但是，历史前进的路程是曲折的。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出笼，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一幕幕丑剧紧锣密鼓地上演。中国的状况仍在一天天坏下去。周围仿佛一片黑暗，看不到它的尽头。有志气的爱国者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前进的脚步，在遍布荆棘的崎岖道路上毫不气馁，开始了新的探索。 他们痛定思痛，从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入手，认为共和制度所以不能真正得到巩固，根本原因在于缺少一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陈独秀写道：“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要救亡图存，要变革，要在思想上来一个解放，这已成为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谁也阻挡不住的时代潮流。五四前夜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它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 民主和科学是专制和迷信的对立物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旗手陈独秀，在他创办的风靡一时的《新青年》杂志上喊出的最响亮口号，是民主和科学。他写道：“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他又写道：“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他有一段名言：“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民主”和“科学”（也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提出，是切中时弊的。民主的对立物是专制，科学的对立物是迷信，这正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遗留的恶果。它在中国社会里有着盘根错节的巨大势力和影响。向这两个大敌全面宣战，需要极大的勇气。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批判，其尖锐彻底的程度、所向无前的声势，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小说《狂人日记》，有一段脍炙人口的话：“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不仅是新文化运动中真正以白话文从事小说创作的第一篇，在新学运动中有着里程碑的意义，而且就其对旧社会、旧文化鞭挞的精辟深刻来说，在当时也可说无与伦比。 《新青年》的影响不断扩大。各地拥护新文化运动的刊物风起云涌般相继出版。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家庭革命等口号的提出，使运动触及的社会面远比辛亥革命更为广泛。 这次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大讨伐，起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使许多原来处在麻木不仁状态的人猛然惊醒过来。短时间内，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对新旧事物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它清扫了旧地基，为人们接受新思想作了重要准备。以《新青年》为代表的初期新文化运动对中华民族觉醒的重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当然，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旧思想、旧文化，决不是一两次猛烈的讨伐和冲刷就能清除干净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人们对民主和科学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也在逐步深化。中国民众的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要求民主如果只停留在少数学者和知识青年的狭小圈子里，那么，不管议论如何激烈，仍然只是少数人的民主，谈不上真正广泛的人民民主。在五四运动初期，由于中国社会条件的限制，只能做到这样，但它是不够的，需要继续前进。科学，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实际。这同样不是单靠少数人坐而论道就能解决的，需要投身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反复经受检验才能做到。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就是循着这个方向不断前进的。 从个性解放到改造社会 五四运动前夜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是在西方近代民主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他们用来反对旧文化、旧礼教的思想武器，主要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独立人格”和“个性解放”。他们把个人的权利看得高于一切，认为：“社会集多数小己而成者也。小己为社会之一员，社会为小己所群集。故不谋一己之利益，即无由致社会之发达。”陈独秀写道：“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奴隶道德者，即丧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非义由己起，附属他人以为功过者也。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他们的着眼点还只在个人利益，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他们所追求的还只是个人的解放，而不是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但用这种思想来反对专制和迷信，仍有着巨大的进步作用。 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思想武器，并不能从根本上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指明真正的出路。那时候，挪威作家易卜生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胡适在1918年写了《易卜生主义》，说：“易卜生最可代表十九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故我这篇文章只写得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易卜生有一个著名的剧本《娜拉》，女主人公娜拉不愿意做“丈夫的傀儡”而离家出走。有人称赞这个剧本表现了“女性的自觉”。鲁迅却作了一篇《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他在后面又说：“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这些话是辛辣的，但显然是更清醒而现实的认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当时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强大的，中国社会的现状是那样黑暗和腐败，决不是任何个人奋斗所能改变；离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也不会有什么个性解放可言。如果只是从文化领域着手，停留在这里，不进行社会的变革，同样会流于空谈，不能使中国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人们不能不继续向前探索。 于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逐渐响彻全国。各种报刊纷纷参加社会改造和中国出路问题的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在思想界被提到如此突出的地位，成为先进青年集中关注的焦点，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是第一次。这表明人们对问题的认识正从表层向更深层挖掘，是当时先进青年中产生新的觉悟的表现。 从爱国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中国的现实社会必须改造，这在先进的爱国青年中已逐渐成为共识。但是，这个社会应该改造成什么样子，多数人最初却并不清楚。 长时期来，许多爱国者一直钦慕西方国家的富强，把它们作为中国仿效的榜样。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从当时来说，确实也没有其他可以效法的榜样。但随着资本主义在近代的发展，它的内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地暴露出来，贫富悬殊的状况令人触目惊心。二十世纪初，对欧美社会认真作过考察的孙中山已经认识到只有国家繁荣富强这一个目标是不够的。他写道：“欧美强矣，其民实困”，“社会革命其将不远。”社会主义思想，本来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内在矛盾日益暴露而又无法根本解决的情况下产生的。孙中山把自己提出的民生主义也称为社会主义。尽管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许多天真和模糊的地方，但他在许多人正醉心于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便敏锐地看到西方社会不是完美无缺的，存在着它的阴暗面，力求加以避免，并且热烈地同情社会主义，同情劳动大众的命运，这在当时是十分不容易的。 隔不了几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劫后的欧洲留下的是满目疮痍，是更加令人震惊的灾难和混乱。这种状况，不能不使更多的中国人感到震惊。西方的社会制度在他们心目中顿时失却原来那种耀眼的光彩。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又在许多人面前树立起新的榜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队伍开始出现分化。先进分子们自然地得出结论：难道我们还要步着西方世界的后尘，沿着这条老路再走一遍吗？为什么不能改弦易辙，采纳世界上更新的学说，创立一种更加合理的社会？当时是北京大学学生的何孟雄写下这样一段话：“欧洲资本主义的发达，工人及中产阶级的沦到不幸的地步，我们中国在产业萌芽的时会，当然要对于欧洲资本主义造出来的罪恶务宜具一种戒心，有旁的较好的法子当然采取好的法子。未见得资本主义是必经的阶段，即是资本主义发展了，将来的革命是免不掉的。难道劳动阶级铸定必需受资本主义的痛苦吗？” 中国国内社会状况出现的新变动，也深化了这场中国要不要社会主义的辩论。那时候，张东荪主张：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发展实业，不必再去谈什么社会主义。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他说：“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等立刻对他提出批评。他们说：中国要发展实业，要增加富力，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争论；问题在于，增加的富力是使大多数人都能享受到幸福，还是只归少数人垄断。他们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大多数人得到幸福。他们举出中国现实生活中已出现的实例说：“譬如开滦煤矿、京奉铁道，总算是北方物质上的大工事，不但北方多数人未曾因开滦煤矿、京奉铁道减少生活的苦痛，而且矿坑烧死工人几百名，铁桥压死工人几百名，假使没有开滦煤矿、京奉铁道，这几百工人或者还不至一齐惨死；可见只知开发物质文明，却不用有益于多数人的主义去开发，即令各省都开矿筑路，也不能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 当然，这些先进分子那时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还是相当肤浅的，他们还不可能指出民族资本的发展在现阶段有它的积极意义，也不可能了解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还是以后的事，更不可能懂得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多么艰巨而复杂的事业。但他们在当时就尖锐地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果听任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发展实业，结果将会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中国社会的改造应该以社会主义为方向，要在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同时实现人民共同富裕。这些认识是十分重要的。 这是中华民族经过长期探索后产生的新的认识，形成的新的理想和信念。 五四时期那样多先进分子奔集到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来，是不难理解的。他们是立志救国的忠诚的爱国者，怀着强烈的正义感和历史使命感。最初，传入中国的新思潮中，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国家主义、自由主义等等，都曾在社会上产生过不小的影响。那些先进分子从对各种思潮的反复比较推求中，得出结论：只有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才能救中国，别的办法都不能救中国。随着对中国的具体国情逐渐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们在不长的一段时间后又看清了应该先把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作为现阶段的基本任务，但他们的长远目标始终是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一个没有理想和信念的民族，是可悲的、没有前途的。许多先进分子从爱国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一旦这种理想和信念在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中坚定地树立起来，它就成为一种新的动力，使中国历史开始以新的姿态大踏步向前迈进。 青年知识分子的道路 走在五四运动前列、起着先锋作用的，是一大群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 青年学生在当时是刚刚形成不久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长期为民族的屈辱、社会的黑暗和连年不息的内战而感到痛苦。他们有着较多的近代文化知识，视野比较开阔，容易接受新思想，许多人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和激情。学校中的集体生活，也使他们更容易采取集体行动。 直接导致5月4日爱国运动爆发的，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把战败国德国原在中国山东攫取的种种特权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学生中久已郁积的愤怒一下子爆发出来了。5月4日，北京大学等高校的三千多名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当时散发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中写道：“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北洋军阀政府对学生的爱国行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学生们向社会各界展开宣传，取得公众的支持。运动像野火一样，迅速从北京蔓延到全国，从学生的抗议活动发展到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原来潜藏在中国社会内部的巨大力量，仿佛从地平线下突然喷涌出来，这是过去没有看见过的。整个中国沸腾起来了。 一场把千百万群众卷进来的运动，就像平地一声春雷，使许多原在睡梦中的人惊醒过来，唤起了人们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切，唤起了人们对新的社会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学生们去街头演说，到工人区进行调查，举办平民学校，冲破以往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接触社会，发现在自己周围还存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开始看到自身存在的弱点，明白在改造社会的同时也需要改造自己，于是提出要把“小我”融于“大我”之中，奉献给“大我”。 运动的高潮稍稍过去后，许多人又逐渐认识到：单凭一时的热情和冲动，并不能解决如何救中国的问题，需要更多的理性和思考，需要正确学理的指导。人们头脑中积累了大量的问号，要求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各种新的刊物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五四后的一年间达到四百种之多。研究新思想的团体也纷纷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中文全译本，1920年以前连一部也没有。这时，国内出现了两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在北京，1920年初，由李大钊主持，北京大学一些学生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是利用从北大图书馆借来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书籍，分别阅读。不懂外文的同志，则请通晓外文者帮助他们。再过一个时期，又筹集了一些资金，买了一批书籍。学习的人渐渐多了，于是就在1921年11月17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宣布，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列名这个研究会发起人的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罗章龙、刘仁静等都是五四运动时期青年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在上海，1920年5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除陈独秀等外，李达、陈望道、李汉俊等是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这两个中心，同湖北、湖南、山东、广东和海外一批受过五四运动深刻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起联系。1921年7月，也就是五四后两年多一点时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李达回忆道：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思想准备，组织准备都有。但是思想准备非常之快，只是二、三年的功夫，这是中国的特点。因为中国人民已经经过了多年的教训，完全懂得别的路不行”。他们作出自己的抉择，是以多年实践检验过的事实为依据的，是经过深思熟虑才确定下来的。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条件。 九十年的时光，很快就流逝过去了。回顾八十年前我们的先人经历过的这段扣人心弦的历史行程，不能不令人兴起无穷的感慨。在那一代青年人周围，是令人感到窒息、令人满怀悲愤的黑暗环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已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对有志气的爱国青年来说，剩下的只能是置个人生死安危于度外的英勇拼搏。他们面前的现实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他们心中期待着的是在未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今天，中国的状况同当年相比已发生根本的变化，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已成为现实的奋斗目标，人们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集中全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奋斗。重温往昔的历史，无疑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1、事件评价①是一场伟大五四运动的群众爱国运动。它的斗争对象直指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表现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是史五四运动上前所未有的。它充分发动了群众，工、商、学联合起来，农民也有部分参加了，实际上揭开了全民族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序幕。②五四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和军阀统治的黑暗，同时进一步提高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决心和觉悟；促进了全国人民对改造中国的问题的反思和探索，也促进了新思潮的蓬勃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③五四运动既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又开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从此，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民众的力量得到了广泛的发动等，这些不仅使五四运动本身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涵，还直接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阶级上、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条件。2、时间过程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从1918年11月的“公理战胜强权”庆典，到次年1月的巴黎会议，短短两个月时间，当时的中国充分诠释了“自古弱国无外交”的定律，所谓的“公理战胜强权”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面对这样屈辱的局面，从5月1日开始，北京的学生纷纷罢课，组织演讲、宣传，随后天津、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工人也给予支持。

穿岁月峰头，伴历史云烟，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走过了80年的风雨征程。五四运动至今，一代代优秀青年为民族复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循火红足迹，经坎坷征程，一代代优秀青年紧跟共产党，始终站在时代的峰顶浪尖！青春不停步，“永远跟党走”！“我们是五月的花海，用青春拥抱时代。我们是初升的太阳，用生命点燃未来。“五四”的火炬，唤起了民族的觉醒。壮丽的事业，激励着我们继往开来。光荣啊，中国共青团！母亲用共产主义为我们命名，我们开创新的世界。”当我们戴着光芒四射的团徽，站在火红的团旗下，高唱我们自己的团歌，心中怎能不为之激动，怎能不为之骄傲，怎能不为之自豪！“爱国，爱党，爱人民，爱家乡”这个坚定的信念在我们脑海中回荡！正是他们在党的旗帜的指引下，和千百条各战线上的青年模范一起，演绎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青春活剧，谱写了一曲曲壮丽雄浑的青春赞歌！五四青年节演讲稿——青春的火炬五月的春风情深意暖，五月的花海流溢飘香，和着春潮，伴着夏韵，在花海灿烂夺目的季节里，我们迎来了“五四”运动八十五周年。弹指一挥间，人类已昂首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中国战胜了衰落，走向振兴，挣脱了屈辱，走向奋起，中国正以崭新的姿态向世人展示着自己，然而，人们不会忘记那划时代民族救之的“五四”爱国运动，更不会忘记那举起民族救之旗帜，开创民族独立和民族振兴新纪元的先驱者，不会忘记革命战争的峰火硝烟，更不会忘记，为真理而抛头颅洒热血的英烈们。今天，我们的祖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振兴中华的责任，已经落到我们肩上，“五四”火炬已经光荣地传到我们手中。我们生活在一个靓丽的季节，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字眼，我们要去追回与你同行、释放自己青春的能量。青，是绿色，是生命的颜色，春，是季节，是成长的季节，青春就浊出成在成长季节的那片生命的绿色，是阳光下那片灿烂的笑容。青春是美好的，也是短暂的，它也许是你人生的一处驿站，不过请记住，即使它象一颗流星，我们也要努力让它成为一次辉煌的闪现，不惧艰难困险，敢于拼搏，志比云天。中学时代，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我们知道，风雨会使我们变得强壮，挫折会使我们变得坚强。成熟的思想和高尚的品质，来自于风雨的洗礼和生活的磨砺，我们要面对山峰，去欣赏它的风光，面对未来去争创人生的辉煌，这样才能体现生命的价值。有人说，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世纪，中国经过几十年来的艰苦建设，已取得了“乘长风，破万里浪”的迅猛发展，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仍然是个发展中的国家，还有许许多多地方有待完善和发展，要想国家富强，就必须努力，而希望就寄予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在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前进的道路上，中国共青团留下了英勇奋斗的足迹，做出了无愧于历史的贡献。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挑战的世纪，中国共青团，将以新的面貌，面向新世纪，以新的作为开创新的事业，在中华民族振兴史上继续谱写光辉的篇章。我们缅怀“五四”先驱们的业绩，回顾中国人民和青年在整个世纪，走过的历程，作为当代青年团员应当秉承民族精神，高举“五四”火炬，肩负时代责任，让我们用知识加汗水，以满腔热情，去开拓、去创造、去拥抱新希望，来迎接这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世纪吧。青春是什么？青春可以是携子之手，浪漫而温馨地漫步于桃红柳绿之中；青春可以是把头发染成五颜六色，在大街上旁若无人地大跳千奇百怪的街舞；青春可以是无休止地泡吧，疯狂地蹦迪，如果还嫌不够刺激的话，那就去蹦极，开飞机。难道，难道青春仅仅就只剩下这些了吗？青春也可以是潜心于科学研究，十年磨一剑；青春还可以是扎根于边疆，一心谋发展；青春更可以是手擎炸药包炸碉堡时那一声惊天动地的呐喊声。青春是整个人生旅程中最绚丽的一站，最奇妙的一站，最灿烂的一站。青春孕育着无穷无尽的能量等着我们去开采，去挖掘，去释放。人生的根本目的就是对于人生价值的认识、诠释，乃至于实现，而青春正是我们实现人生价值的黄金时期。青春需要实现人生价值。青年朋友们，不，战友们，前进的号角已经吹响，未来在向我们召唤，历史将会永远记住我们的身影，前进吧，前进吧，让我们释放青春的能量，点燃创业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