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研究论文

现如今大部分的专家学者认为蒲松龄为蒙古族的观点居多，根据蒲松龄的所生时代以及生平相关考究，都在较早时期证明蒲松龄为蒙古族。见《蒙古族简史》1977版就已收纳认为其为蒙古族的观点（“十八世纪博尔济特氏希哲（汉名博明）著述《西斋偶得》、《凤城琐录》等书。蒙古正兰旗人松筠著有《绥服纪略》。蒙古族文学家蒲松龄，把采自民间的鬼怪故事编成《聊斋志异》，借以反映社会现实。脱王写的《谋生鉴》为蒙古族最早的一部经济著作”）。但是任何史实的证明都会随着时间推移，研究进一步深入来的到更进一步的确认。总之蒲松龄为文学史所做的贡献是更值得我们后人铭记。

蒲松龄的民族归属本来不成问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基本上没有研究者提及这一问题，显然大家都默认了蒲松龄的汉族身份。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蒲松龄的民族归属问题开始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由此产生了多种说法，并引起争论，一度成为学术热点。总的来看，研究者们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多从蒲松龄的先祖、家世入手，以此为主要依据，来判定蒲松龄的民族归属。其具体见解主要有如下四种：一是汉族说。这一说法为多数研究者所信从，其主要根据是蒲松龄在《族谱序》中自云“吾族为般阳土著”。显然，他本人是自认般阳土著的，其后裔也认可这一点。蒲松龄纪念馆《蒲松龄不是少数民族》一文颇具代表性，该文认为蒲氏祖先包括蒲鲁浑和蒲居仁都是般阳（淄川）土著，判定蒲松龄的民族成分当以《蒲氏世谱》为据，而依据目前可资考证的材料看，还无法得出蒲松龄就是少数民族的结论1。 一是回族说。其主要根据是蒲松龄自言其先世出自蒲鲁浑和蒲居仁，而蒲鲁浑姓名不像汉人，当是回回；其次，蒲鲁浑、蒲居仁曾任总管，元代任总管者多为色目人，而色目人中以回回居多。所以“蒲松龄先世确为回回人无疑”2。还有研究者指出，蒲姓属阿拉伯移民常用姓氏，蒲鲁浑为阿拉伯语的汉译，系阿拉伯人名。再次，蒲居仁曾任福建等地都转运盐使，当时担任此职者多为回族人3。对此，持反对意见者认为，蒲鲁浑、蒲居仁究竟是不是蒲松龄先世，这是“一个未经证实的极不可靠的命题”，即使二人确是蒲松龄先世，也“不见得就能作出他们即是回回，因而蒲松龄的先世为回回的确切结论”4。再者，据相关史料，宋代之前蒲姓之人并不少见，未必就一定是阿拉伯移民姓氏，蒲鲁浑姓名亦是如此，以元代担任总管者多色目人作证据也存在着逻辑上的漏洞。一是女真族说。其主要依据是“蒲鲁浑”在女真语中为“布囊”之意，它是女真人习用的名字。元朝总管由汉人、女真人和契丹人担任，“永为定制”。这里的汉人包括当时北方的汉族人、女真人和契丹人。由此可以推知蒲祖蒲鲁浑可能原为女真人5。 一是蒙古族说。其主要依据是，蒲鲁浑是蒙古人的名字，蒲鲁浑和蒲居仁都曾任元朝总管，在民间有着蒲氏为蒙古族的传说。路大荒1957年在其《蒲松龄》一文中曾提及，他访问过许多蒲姓人，有他们是蒙古族的传说6。1977年出版的《蒙古族简史》一书则明确将蒲松龄列为蒙古族文学家。南开大学中文系所著《中国小说史简编》亦采此说，云蒲松龄“祖先是蒙古人”7。秋欣《蒙古族文学家蒲松龄和〈聊斋志异〉》一文亦认定蒲松龄是蒙古族后裔8。后蒲喜章则更进一步撰文提出，“蒲松龄的远祖不仅是蒙古族，而且还是蒙古族中的皇族”9。盛伟亦赞成蒙古族之说，但同时又说：“淄川蒲氏先祖为蒙古族，至于到了蒲松龄及其后世，是否要言其为蒙古族，就未必了。”10 值得一提的是，蒲松龄的民族归属问题还曾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1981年3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爱国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精神力量》，其中提及蒲松龄为少数民族。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为此发表《蒲松龄民族成分的四种说法》一文，认为“四种说法各有自己的根据和道理。总的说来，说蒲松龄是少数民族是比较有道理和根据的。当然这不能作为定论”。同时又指出：“不论蒲松龄属于哪个民族，都不决定、也不影响他现在的后裔的民族成份。”11 对蒲松龄的民族归属问题，应当依据相关材料进行认真辨析，而不是简单地给予肯定或否定，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总结的：“无论怎么说，蒲鲁浑这个名字确实‘不类汉人，认为蒲松龄是少数民族的诸多说法均由此生发而来，并非毫无道理’。……但无庸讳言，这些说法所持的根据本身还有许多疑点，推导出的结论自然就不能令人完全信服。因此，这个问题至今还只能说是一个谜团。解开这个谜团，则有待于新的可靠的资料的发现。”12显然，对这一问题，仍有继续探讨的学术空间。注释：1 蒲松龄纪念馆《蒲松龄不是少数民族》，《光明日报》1981年7月26日。2 伯颜《蒲松龄先世为回回说》，《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3 参见白崇人《蒲松龄应是回族人》，《北京晚报》1980年12月20日；《蒲松龄为回族人后裔考略》，《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蒲松龄为回族人后裔考》，《蒲松龄研究》1992年第1期。4 王枝忠《〈蒲松龄先世为回回说〉质疑》，载其《蒲松龄论集》第18-2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5 参见苏兴《蒲松龄的远祖约是女真族》，《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三辑，齐鲁书社1982年版；《蒲松龄的远祖约是女真族补证》，《蒲松龄研究》第5期，1991年。6 路大荒《蒲松龄》，《前哨》1957年第1期。7 南开大学中文系《中国小说史简编》第1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8 秋欣《蒙古族文学家蒲松龄和〈聊斋志异〉》，《呼和浩特文艺》1978年第5期。此处介绍参考了王庆云《蒲松龄民族成分研究补说》（《蒲松龄研究》1997年第3期）一文。9 蒲喜章《也谈蒲松龄远祖的民族成份》，《蒲松龄研究》1999年第2期；《从〈蒲氏族谱〉看蒲松龄远祖的民族所属》，《蒲松龄研究》2000年第2期。10 盛伟《蒲论三题》，《蒲松龄研究》2000年3、4期合刊。11 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蒲松龄民族成分的四种说法》，《人民日报》1981年8月14日。12 袁世硕、徐仲伟《蒲松龄评传》第3-5页，南京大学2000年版。

汉族蒲松龄星座：双子座别 称：聊斋先生字 号：柳泉居士出生地：山东省淄博县所处时代：清出生时间：民族族群：汉去世时间：主要成就：文学主要作品：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是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高峰。鲁迅评价它说：“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屈，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换之状，如在眼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锁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以理想主义的笔触塑造了一批敢于藐视封建礼教法规，按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事的血肉丰满的女性艺术形象，憨直任性的婴宁，活活泼机智的小翠，多情狭义的秋荣、小谢，温柔拘谨的青凤，绰约可爱的聂小倩，意绪风流的林四娘，等等。《婴宁》的女主人公就是其中之一。《婴宁》写的是狐女婴宁与王子服真诚相爱，并终于结成美满婚姻的动人故事。表达了封建社会中青年人追求坚贞，纯洁爱情的美好向往，也揭露和鞭挞了封建制度对人性的压迫。对婴宁的形象，作者更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称其为“我婴宁“，成功的人物形象的刻画，确立的《婴宁》在《聊斋志异》中的艺术代表地位。

少女婴宁是一个狐狸精与人所生的狐女，从一开始就受到封建社会的摒弃，但她一出场，就是笑容伴着鲜花，“捻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完全没有被遗弃孤儿那种愁容，此后，作者反复用笑容对婴宁进行了细腻深入的刻画，塑造了一个个性鲜明的可爱动人形象。

婴宁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便是与鲜花相伴。她的少女时所居住的山村，处处是花，到王子服家之后，爱花成癖，甚至不惜当掉金钗四处购置良种，在房前屋后都种满了花。鲜花在小说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以大自然中美丽的鲜花来象征婴宁的的美丽和纯洁，以花衬人，以人比花，将婴宁花一样的容貌和内心表现的淋漓尽致。此外，王子服和婴宁的爱情一是由于花而引起的，园中的对话更是围绕花来进行。是花引起了王子服勇敢的追求，使他得以接近婴宁并最终实现完美结合。

众所周知，在封建礼教重重压迫之下，女子有所谓“三从四德”，“行不露趾，笑不露齿”，然而婴宁却蔑视这些礼教的清规戒律。在我看来，她的蔑视完全是由于“不知者无畏”。这和她从小的生活环境有着密切联系。婴宁生活在一个世外桃源般与世隔绝的山林里，那里“乱山合沓，空翠爽肌，寂无人行，止有鸟道。遥望谷底，丛花乱树中，隐隐有小村落，下山入村，见舍宇无多，而意甚修雅。北向一家，门前皆丝柳，墙内桃杏尤繁，间以修竹，野鸟格磔其中。”这里是一个没有受到世俗气息污染的的人间仙境，一切都是那么纯净，充满生机，朝气勃勃。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养育了一个纯真美丽的婴宁。当她在上元郊游中，见到注视自己的王子服，不仅敢笑，而且还笑着打趣他，说他“目灼灼似贼”，正是反应了婴宁的天真可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当王子服独自到山中找到婴宁时，她丝毫没有少女的矜持，先是从门不时的露出脸来偷看，见了面也是谈笑自若，毫无顾忌。当养母拍婢女叫她与王子服见面时，“户外嗤嗤笑不已”，进门后还用手捂着嘴，笑不能止，当王子服作自我介绍时，她又开始了笑。这段描写，婴宁虽没有说话，却通过笑表现了她丰富的内心世界。她与王子服之前已经见过面，此时又来自我介绍，自然可笑，同时她的笑声也包含了她对即将获得的爱情所感到的欢心。当她第一次见到王子服那含情默默的眼神，聪明的狐女便知道了王子服的情意，当王子服找

到婴宁家，却找不出相间的理由，坐卧徘徊时，他的这种深情和执着，婴宁怎么会不知道，当她的带一个青年如此的垂爱，怎能不由衷的痴笑几声呢。

婴宁的爱笑是故事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堪称人物形象塑造的神来之笔。她“笑容可掬”地出场；与王子服二次相见时，人未到而“户外嗤嗤，笑不可遏”；入内则“尤掩其口，笑不可遏”；受母斥责仍“忍笑而立”，转眼间又笑得“不可仰视”；甚至于无所顾忌地与向自己求婚的王子服在树林中嬉笑，并在树头“狂笑欲望”；见到婆母“犹浓笑不顾”， “才一展拜，翻然遽入，放声大笑”。举行婚礼时，则“笑极不能俯仰”。爱笑尽显出婴宁的天真烂漫，憨态可掬，也尽显作者对人物的偏爱，因为在作者笔下，这笑归根结底是“笑处嫣然，狂而不损其媚，人皆乐之”。

当人们“使华妆行新妇礼”的时候，她仍然憨笑，使场面出现了尴尬，当王子服一家多她的身世感到怀疑的时候，她只是“孜孜憨笑”，王子服一家无可奈何。她的笑不仅使她自己感到快乐，她还把这样的快乐到给周围的人，每当母亲有忧愁的时候，她一笑即可化解，她就像个天使，有她在的地方，就有快乐。为此，她很受人们欢迎。然而，当她以恶作剧的方式惩罚了好色之徒“西人子”之后，没有人对好色之徒进行谴责，而是把所有的罪过都推到了婴宁的身上，在母亲的叱声厉责中，婴宁发誓再也不笑了。

笑，是婴宁唯一的资本，当这一基本的权利被残忍的扼杀之后，我们不能不为之痛惜。前面大段的喜剧式的描写已经让人们渐渐喜欢上了婴宁的笑容，可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却让人真的有些承受不了。当她对着王生哭泣，讲述自己的悲惨身世，并希望王生把抚养自己成长的鬼母与秦氏合葬式，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个多么善良，知恩图报的美丽形象啊，她的一举一动，不仅突出了她性格中深沉的内容，也给她纯真可爱的品质增添了亮色，使她的精神世界得以升华。她的笑，正是人们心中最美好的东西，而作者却把它撕破了给大家看，婴宁的笑被扼杀了，可作者却让人们在“小婴宁”身上看到了希望，然而，“小婴宁”的命运恐怕也是不容乐观的吧。

婴宁形象的成功刻画，与小说中的细节描写和环境渲染不可分。小说篇幅不长，要在如此篇幅中将人物写得血肉丰满，生气贯注，栩栩如生，作者高度凝练出神入化的细节捕捉功力堪称一绝。只是在轻轻几笔之间，婴宁的性格神态，爱花﹑爱笑就跃然纸上。尤其是多处写到婴宁的笑，均各具情态，有“笑容可掬”，也有“含笑拈花而入”；有“户外隐有”的笑声，也有入内不可遏制的笑；有“狂笑欲望”，也有“笑极不能俯仰”等，这一连串对笑的描写，笔墨简洁，点到即止，却又毫不重复，充满情趣，声态并作，使人物形象饱满逼真，出神入化。而“昧爽省问”与“操女红”之描写，看似随笔带过，全似 漫不经意，实际上却匠心独运，有丰富的蕴涵，点划之间已使人物性格走向复合化，更加饱满。

作者在环境氛围的渲染上也不惜笔墨，如王子服为寻觅婴宁，伶仃独步，望南山而行，以王子服的视角，移步换形地对小里落及周围环境层层点染，氛围烘托已足，则令主人公婴宁出场。整个氛围诗意盎然。环境之清幽脱俗，人物之超凡美洁，宛如一幅风景画轴，缓缓展开，妙笔天成，人与美景融为一体。

一、憨笑如痴

古代小说里，哭得最美的是谁？红楼千金小姐林黛玉，什么情况下都能哭，哭得花瓣为她落地，小鸟飞走不忍听。笑得最美的是谁？聊斋狐女婴宁也。《婴宁》全文四千字，涉及到“笑”的竟然达到四十多处。“婴宁爱笑，无拘无束地笑，无法无天地笑，连结婚拜堂她都能笑得不能行礼”含笑、隐笑、嗤笑、可笑、纵笑、复笑、狂笑、微笑、忍笑、憨笑如此爱笑的婴宁，真是笑得摇曳多姿，美不胜收。

婴宁是笑着出场的，“梅花一枝，荣华绝代，笑容可掬”，使书生“注目不移，竟忘顾忌”，而婴宁看到书生的呆状，笑吟吟说了句“个儿郎，目灼灼似贼”，这一笑，笑出了书生的情思，笑出了少女的纯真。然而这只是婴宁笑之诸多美好的一个序幕，其奇特的笑便是她独特性格的美好展现。再次出现的时候，“执杏花一枝”，“含笑站花而入”，等鬼母唤婴宁出来见王子服时更是“良久，闻户外隐有笑声”，到门口时“嗤笑不已”，进门后“尤掩其口，笑不可遏”，被鬼母斥责后“忍笑而立”，当王子服问“妹子年几何矣”后，婴宁再也忍不住“复笑，不可仰视”。在后园中，婴宁在树上看见王子服，“狂笑欲堕”，直到“失手而堕，笑乃止”；王子服扶之，婴宁于是再次大笑，“倚树不能行，良久乃罢”。后来婴宁随王子服回家，“但闻室中嗤嗤皆婴宁笑声，”及至王母入室，婴宁“犹浓笑不顾”最后连举行婚礼时也“笑极不能俯仰”，致使婚礼不能正常进行下去。作者不厌其烦地巧妙地写出了他在不同场合的无拘无束呵纯真笑语，无不感染着众多读者，她的笑声可以解忧——“每值母忧怒，女至一笑即解”；可以去哭——“奴婢小过，恐遭鞭楚，辄求诣母共话，罪婢投见恒得免”；可博爱人——“邻女少—妇，争承迎之”；可增其媚——“然笑处嫣然，狂而不损其媚，人皆乐之”。

在那个封建社会里，女人只能“向帘儿底下， 听人笑语”，只能笑而不能露齿，笑不出声，否则就是有悖纲常，有失检点，不正经。而婴宁，她面对陌生男子，毫无羞怯地笑，自由自在地笑，任何场合都可以笑，真是任性而为，一切封建礼教对她都不过是春风吹马耳。她生活在“乱山合杳、空翠爽肌、寂无人行、只有鸟道”的深山里，她没受过封建礼教的毒害，没受过世俗社会的污染，她像野花一样烂漫，山泉一样清澈，山鸟一样灵秀。她是古代文学女性形象中笑得最烂漫、最恣肆、最优美的一个，她是天真烂漫、是真性情的化身。

二、爱花成癖

花自古以来便是女性美好的象征，如莲花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梅花之“香自苦寒来”这些美好的品质和节操都是人们对美好现象的向往或希冀。古今文人皆爱用花来描写女性，如崔护的“人面桃花相映红”，李白的“荷花羞于颜”。而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也让花自始至终的陪伴在狐女婴宁身边，让花决定了她的命运，用花的灿烂来特写她纯真烂漫的性格。

婴宁爱花，无论她走到哪里，哪里就是花的世界。在婴宁初露面，“捻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此处也是以梅花之高洁淡雅来突出婴宁的风华绝代。以至于王子服“注目不移，竟忘顾忌”。而后婴宁“遗花地上，笑语自去”，在这里，婴宁似乎是无意丢花，却是以花作为她与王生爱情的信物，交给了王生。

而王子服“拾花怆然，神魂丧失，至家藏花枕底，不语亦不食。”可见婴宁在王子服心中已留下深刻的印象，使得他无法释怀。而王子服往寻于山中，偶见婴宁时，她正“执杏花一朵，俯首自簪”随后“含笑捻花而入”，当王生与婴宁第一次单独相处时，也需是“穿花小步”而婴宁正于树头之上，而后王生与之交谈，又因婴宁之痴憨，只能说出“我非爱花，爱捻花之人耳”之语，也可见王生对婴宁的喜爱至深。而她所住的地方“门前皆柳树，墙内桃杏尤繁，间以修竹，野鸟格磔其中”，“门内白石砌路，夹道红花豆棚花架满庭中”，就连室内也有“窗外海棠枝朵，探入室中”。至舍后，又有“细草铺毡，杨花糁径、有草舍三楹，花木四合其所；”此处，作者以浓墨重彩的笔触向我们展现了婴宁居住的环境优美，庭院中花枝繁华盛放的景象，这也正是为了从侧面体现婴宁爱花至深的性格，体现她与孩童般活泼灵秀，天真烂漫的心灵。试想若无婴宁爱花成痴的性格，她位于幽僻山村的家中，又怎么会有如此繁花似锦的景象。而这一描写，也与下文中婴宁的举动遥相呼应，更加生动的体现婴宁爱花成痴的性格特征。

婴宁随王子服来到王家，始终保持着她纯真美好的心灵，她不仅让她的笑声留在王家，更是把她爱花种花的习性带到的王家。她 “爱花成癖，物色遍戚党，窃典金钗，购佳种，数月，阶砌藩溷，无非花者”。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花已经是婴宁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爱花，她可以四处物色，不遗余力；为了爱花，她不惜冒着为人责骂的危险，典当随身的金钗；而后，因为爱花，她更是能够亲力亲为，悉心照料培育，使得王家随处可见花的踪影。而婴宁爱花，还体现在她经常攀登王家院后靠近西邻的木香架，“摘供簪玩”，即使是王母的呵斥，也没有能够改变她的做法。可见，在婴宁的心中，对花的喜爱，对美好事物的纯真向往的情感，始终没有因为时间和空间的改变而改变。

三、聪慧狡黠

天真无邪，爱笑美丽又聪明狡黠的婴宁，是生活中可以遇到的，却又打着鲜明的现实烙印。不容这样的她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上存在，被束缚在封建制度中。婆母嫌她“太憨生”，接着又因为墙脚的恶作剧惩罚了西邻之子险些被逮对质公堂，当时母亲责备她说“疯癫成这样，要知道乐极生悲。幸好县官神明，没有受到牵连；要是碰上糊涂的官员定会把你推倒公堂上去质对，那我儿子还有什么面目见亲戚相邻？”经婆母的这番封建礼教的训诫，婴宁“矢不复笑” 哪怕故意逗她，也始终不笑，不过她也从来没有愁容。

从此天真烂漫爱笑的理想性格就这样被封建礼教所封—杀。这个墙脚下的恶作剧，写出了婴宁既天真又狡猾。虽然狡黠是婴宁的陋处，但同时也是婴宁的真处。天真是因为婴宁出生于幽谷，受育于鬼狐，不审三从，不知四德，无视长幼之序，不用进退之仪，不知封建礼教。用笑声蔑视、笑声动摇一切封建礼教的束缚。婴宁从天真烂漫的笑到最后经过一场无知的恶作剧变的“矢复不笑”。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是一种可悲，笑是婴宁唯一的资本，当这一最基本的权利都被残忍的扼杀，我们不能不为之痛惜。作者在前面大段的喜剧式的描写已经让人们渐渐喜欢上了婴宁的笑容后，又突如其来的打击真让人有些承受不了。这正是蒲松龄作者笔下的理想性格与现实的尖锐矛盾导致的变化，同时，也阐明了当时女性的悲哀。

婴宁性格中现实的一面最终代替了理想性的一面，虽不免让读者感到惋惜，但却把封建社会残酷的生活规律表现的淋漓尽致，在这个女性地位卑下的封建社会国度里，我们也看到了作者蒲松龄他对女性真性情的肯定和赞扬。亦憨亦黠的性格，写狐写人，表达了作者对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的大胆追求。

婴宁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性格上具有“亦憨亦黠”的特点，作者写狐目的是为了写人。婴宁是人和狐的和身。在她的身上既有人性，也有狐性，因为她与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感情丰富：时而大笑，时而哀哭，时而憨语，时而伤感，时而任性。她比谁都勤劳，她比谁都孝顺。作者这样对美的构想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美的追求、美的渴望、美的向往和颂歌，同时也折射出现实与愿望之间遥不可及。

当她对着王生哭泣，讲述自己的悲惨身世，并希望王生把抚养自己成长的鬼母与秦氏合葬式，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个多么善良，知恩图报的美丽形象啊，她的一举一动，不仅突出了她性格中深沉的内容，也给她纯真可爱的品质增添了亮色，使她的精神世界得以升华。她的`笑，正是人们心中最美好的东西，而作者却把它撕破了给大家看，婴宁的笑被扼杀了，可作者却让人们在“小婴宁”身上看到了希望，然而，“小婴宁”的命运恐怕也是不容乐观的。

参考文献：（罗超潜）

［1］作者：蒲松龄．《聊斋志异选》．出版地：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时间：2003年

［2］作者∶蒲松龄（风梳柳编译）．《白话聊斋之狐仙故事》．出版地∶九洲图书出版社．出版时间：2000年．

［3］作者∶马瑞芳．《马瑞芳讲聊斋》．出版地∶中华书局．出版时间：2017年．

婴宁是聊斋先生最钟爱的人物，也是最成功的人物。

谚曰：“马上看将军，花间瞧美人。” 崔护写：“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李白写“云想衣裳花想容”，“荷花羞玉颜”以花写美人格外传神，婴宁和花息息相关。她一露面，“拈梅花一枝”。再出场，“执杏花一朵”。她惦记的是：“视碧桃开未？”索性，她像野小子一样爬到树上折花！ 她做了媳妇，不置私房，“爱花成癖，物色遍戚党，窃典金钗，购佳种。数月，阶砌藩溷，无非花者。”花，操纵着婴宁的行动，花，甚至决定着婴宁的命运。她遇见王子服，王子服对她“注目不移，竟忘顾忌”，她竟大大方方地“遗花地上，笑语自去”。花是她留下的爱情信物，王子服保存得都枯萎了，婴宁却天真地问：“枯矣，何留之？”故意以花捉弄王子服。她还爬上王家垣墙折木香，“摘供簪玩”，惹了一场“西人子”暴卒的横祸。花与婴宁姑娘始终休戚相共。婴宁自己呢？是远离尘嚣、只有鸟道的深山中，自由开放的一朵鲜花，是超凡脱俗的仙葩，是王母娘娘御花园中和露种的天上碧桃，谪到污浊不堪的人间了。

婴宁爱笑，无拘无束地笑、无法无天地笑。连结婚拜堂时她都“笑极，不能俯仰”。婴宁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笑得最开心、最恣肆的姑娘，她几乎把封建时代少女不敢笑、不能笑、不愿笑的一切条条框框全打破了。那些少女只能够“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只能笑不露齿，否则就有悖纲常、有失检点、不正经，而婴宁呢？她面对陌生男子，毫无羞涩地、自由自在地笑：“笑不可遏”，“忍笑而立”，“复笑，不可仰视”，“大笑”，“笑声始纵”，“狂笑欲堕”，“笑又作，倚树不能行”。……她真是任性而为，一切封建礼教的繁文缛节对于她均如东风吹马耳。她是人间真性情的化身。现实生活中，能不能有这样自由的女性？在腥风血雨遍布闺阁的封建社会，能允许婴宁们存在吗？婴宁，只不过是一种自由的象征，一种生命力的象征，一种天马行空的想象，一种芳草美人的比喻！ 这位幻想中的自由女神不仅使得封建时代受制于君权、夫权的女性更显得悲惨，更显得无助，而且，她自己也终于一个觔斗从自由飞翔的天空，栽到荆天棘地的地面。婴宁用巧计惩罚了西人子，连县官都宽恕了这种也许过头的恶作剧，婴宁的婆母却结结实实地训斥道：“‘憨狂尔尔，早知过喜而伏忧也。邑令神明，幸不牵累。设鹘突官宰，必逮妇女质今堂，我儿何颜见戚里？’女正色，矢不复笑。母曰：‘人罔不笑，但须有时。’而女由是不复笑。” 婴宁的婆母仍然允许她笑，“但须有时”，要按照三从四德规范去笑，要在封建伦理允许的范围内笑，要在强大的封建阴影中强颜欢笑！ 于是，笑姑娘从此不再笑，就是故意逗她笑，她也不笑。一个如此纯洁的少女，来到如此肮脏的社会，哭还哭不及呢，哪儿笑得出？

蒲松龄自称，“我婴宁”似山中名为“笑矣乎”的香草，远胜于那些作态之“解语花”。婴宁这位天真烂漫的狐女，她不像太液池牡丹那样娇嫩，那样华丽。她山花般明媚，山花似鲜艳，山花一样的性情。这位摆脱了封建羁绊，了无脂粉气、富贵气的姑娘，是怎样长成的？随着留仙诗化笔触，人们进入一个“乱山合沓，空翠爽肌，寂无人行，止有鸟道”的地方。原来，她住在绝顶人来少、山光悦鸟性的深山，没有人事纷繁，只有山月松风； 没有尔虞我诈，只有绿竹红花；没有驷马驰途，只有鸟飞之路，这个远离了天荆地棘人世的所在，桃李繁茂，丝柳绿竹生机勃勃，像婴宁的盎然生命力；空气澄净，粉壁光洁，裀藉几榻，罔不洁泽，像婴宁那样纯洁；片片飞堕的红花，探进房内的海棠，像婴宁那样活泼；草舍茅庐，豆棚瓜架，朴素无华，像婴宁那样天然而去雕饰。寂无人行的青山，花木四合的草舍，野鸟飞鸣的柳竹，探出枝朵的海棠，似乎都在说：我也是一个婴宁，我也是婴宁的一部分！

顾恺之画谢鲲，置之岩中。蒲留仙则把他喜爱的“我婴宁”置于谷静岩深处，丛花修竹中，和野鸟共存。培根曾下过如此定义：“艺术是人和大自然相乘。” 《婴宁》的人物与自然环境可谓契合得天衣无缝。

灵活飞动的人物语言给《婴宁》的艺术形象带来神采。婴宁说的第一句话是：“个儿郎，目灼灼似贼！”这是对“注目不移，竟忘顾忌”的王子服而言。开口解颐，幽默生动。此处的“贼”字并非一般意义的小偷，而是对那种眼睛雪亮者的形容，是哂笑，却非怒骂。“贼”字在淄川口语中，常被用于关系亲密或熟不拘礼者之间做昵称，如有的老妇人称自己的孙辈人“小狼贼”。婴宁此语“西边日出东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情）”，流露了她对王子服的好感，也展示了她那种想说就说、不拘礼法的为人。婴宁再次对王子服说话，是在其后园：“生俟其笑歇，乃出袖中花示之。女接之，曰：‘枯矣。何留之？’曰：‘此上元妹子所遗，故存之。’问：‘存之何意？’曰：‘以示相爱不忘也。……’女曰，‘此大细事！ 至戚何所靳惜？待郎行时，园中花，当唤老奴来，折一巨捆负送之。’生曰：‘妹子痴耶？’女曰：‘何便是痴？’生曰：‘我非爱花，爱捻花之人耳。’女曰：‘葭莩之情，爱何待言。’ 生曰：‘我所谓爱，非瓜葛之爱，乃夫妻之爱。’女曰：‘有以异乎？’曰：‘夜共枕席耳。’女俯思良久，曰：‘我不惯与生人睡。’”在灼灼其华的桃树下，一对青年男女作爱情剖白。男的诚恳地述说自己因对捻花女“凝思成疾”，“幸垂怜悯”。女的却似惘然不解，认为他保存花就是想多要花，还要“折一巨捆”送他。男的真诚地声明他希望“夫妻之爱”，女的却傻呵呵地回答“我不惯与生人睡”。表面看去，婴宁迹近于傻大姐，有人据此说她“憨绝”，男主人公也说“妹子痴耶”，其实，都中了作家之障眼法。“异史氏曰” 曾自己透露： “观其孜孜憨笑，似全无心肝者； ……其黠孰甚焉。”婴宁之惠机正是隐藏于“憨绝”之中。她装作不懂王子服痴情，正是为了让王子服把爱情表达得更热切、更赤诚。有哪位怀春少女不喜爱绵绵情话？她根据操纵王子服的需要随时改变二人的关系，当她要用送一大捆花捉弄他时，说“至戚何所靳惜”，近极了； 当她听到王子服直述情爱时，又说“葭莩之情，爱何待言”，又远得很，真是远近亲疏随心所欲。在芳华鲜美的桃树下对话的男女相映成趣，一个“绝惠”而真痴，一个假痴而黠甚，真真“可爱深红映浅红”（杜甫语）矣。

另一段极显人物个性的对话，是婴宁把王子服的“夜共枕席”的文绉绉话语，变成一句大白话向老母和盘托出：“大哥欲我共寝。”王子服因之大窘，向婴宁进行“此背人语”的教育，婴宁回答：“背他人，岂得背老母，且寝处亦常事，何讳之？”王子服又落入婴宁彀中，在那儿认真地启蒙，其实，婴宁比王子服更清楚：老母是个聋媪！“幸媪不闻，犹絮絮究诘”。十四入泮的聪明人王子服始终没发现自己心上人的小诡计，婚后还“以憨痴，恐漏泄房中隐事”，殊不知，婴宁决不是不通人事的书痴郎玉柱，“女殊密秘，不肯道一语”。这才是“憨痴”者的庐山真面目。那些“岂得背老母”的话，不过是她的善谐谑个性的巧妙显露耳。当然，如果婴宁始终用这种似乎游戏人生的态度说话，她这个艺术形象便缺少了层次和底蕴，所以我们在小说结尾看到这位嬉不知愁的笑姑娘“对生零涕”，一板一眼地、掷地有声地讲出了一番坦露心曲的话：“妾本狐产，母临去以妾托鬼母，……妾又无兄弟，所恃者惟君。”她要求王子服迁葬母尸，语辞哀婉恳切，与前判若两人。然而，正是这段似乎与人物形象相悖的话，最后完成了婴宁性格。揭示婴宁憨笑的本质乃“我婴宁殆隐于笑者矣”。以花写婴宁，以笑写婴宁，以痴语写惠绝之婴宁，以庄重慎密之语为一向活泼恣肆之婴宁做结语，留仙真是笔如游龙，穷态极妍。

蒲留仙在《画壁》 中说过一句富有哲理的话：“幻由人生。” 点评家们十分重视这四个字。冯镇峦曰“幻由人生一语，该括一部昙花记。”但明伦曰：“妙谛可参。”“幻由人生”一语，已是不解之解，且是真解，且是妙解，“幻由人生”的涵义就是：只要你热切地期待，真诚地翘盼，你所挚爱、热望、追求的一切，便会蓦然出现，你心上的人儿便会飘然而至。“幻由人生”是作家蒲留仙创造的艺术哲学，是他植根于理想主义的构思模式。“幻由人生”可以看做是打开某些聊斋迷宫的钥匙，看做某些聊斋故事的真谛妙解。《婴宁》就是幻由人生的范本：王子服路遇捻花女，凝思成疾，他的朋友吴生以“当代访之”、“成事在我” 来他，其实根本不曾去查问，数日后又胡诌捻花女“即君姨妹行，今尚待聘”，且居于“西南山中，去此可三十余里”，王子服信以为真，竟“怀梅袖中”向南山探访。吴生的话本来就是对王子服“绐之”，按此说求访，岂非水中捞月？然而，王子服不仅找到了捻花女婴宁，她还确是他的姨妹，他们还打破内戚之嫌成了亲！ 一切，都是按照王子服的愿望，真是地地道道的“幻由人生”。

世界是何等地小啊。王子服在茫茫人海寻找一个仅见一面、姓名不知的少女，岂非大海捞针？却偏偏如愿以偿。蒲松龄真是创造偶然性的高手。然而这偶然又以必然为依据。细剖《婴宁》布局，可见作家细针密线、用心良苦。吴生王子服说捻花女乃其表妹，王子服进深山查访，再遇婴宁，却“念无以阶进”。聋媪好心地留他吃饭，刚刚说过：“姓名尚自不知何亲可探！”马上又在言谈中主动认亲：“尊堂，我妹子。”“老身姓秦”，并介绍女儿是“庶产，渠母改醮，遗我鞠养。”真是变出意外，奇诡迷离。但是，王子服携婴宁归家后，作家又让吴生来解开了婴宁身世之谜：“秦家姑去世后，姑丈鳏居，祟于狐，病瘠死。狐生女名婴宁，……”真是交待得清清楚楚。最后又由婴宁自述身世，且与王子服一起，到“荒烟错楚中”，寻得聋媪“肤发犹存”之尸，葬入秦氏墓。整个情节实幻相依，无一漏笔、脱笔。而尤为可贵的是：《婴宁》是情节淡化的小说，婴宁其人，才是小说最具魅力处。

一已经出版的专著、合著和参与主编的著作：◎《中国宝卷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民间信仰与民间文学——车锡伦自选集》，台北，博扬文化事业公司，2009。◎《靖江宝卷研究》（与陆永峰合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续编》（与王见川等合编），影印，大16开，特精装，1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2006。◎《信仰、教化、娱乐——中国宝卷研究及其它》，台北，学生书局，2002。◎《中国宝卷总目》（修订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宝卷·弹词》，执笔“宝卷”部分，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中国宝卷总目》，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8。◎《中国宝卷研究论集》，台北，学海出版社，1997。◎《俗文学丛考》，台北，学海出版社，1995。◎ 《中国民间文学大辞典》，第一副主编兼歌谣分类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中国精怪故事》（与孙叔瀛合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前后孝行录》（影印汇编，署名唐碧），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彩图儿歌词典》（与蒋静芬合作著文），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民俗论丛》第一集（与王栋合作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曲苑》（第二集），主编（未署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曲苑》（第一集），主编（未署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聊斋志异戏曲集》（上、下册，与关德栋联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至六册），项目发起人、编委（本书无主编，不署名），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1983陆续出版。◎《古代笑话选》（与陈企孟合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韵辙新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诗韵常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5。◎《古代儿歌资料》（与赵师景深联名），上海，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63。二、参著重要著作的章节：◎“古代曲艺向近现代曲艺的转化——明代”，《中国曲艺通史》（姜昆、倪锺之主编）第六章（约7·5万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清代说唱文学概述”、“清代说唱文学文献”，《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清代卷》（傅璇宗、蒋寅总主编）上编第六章、下编第四章，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宝卷”，《中国俗文学概论》（吴同瑞等主编）第七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宣卷与民间信仰”（与方梅合作），《吴越民间信仰民俗》（姜彬主编）第五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三、重要论文按，“文革”以后，发表论文、调查报告和读书笔等约160余篇，今尚有参考价值者约占1/2，现列出部分文章目录。只注最初发表处，不列转载书、刊。宝卷方面的研究成果，除最近发表者，大都吸收到《中国宝卷研究》一书中；俗文学研究论文大部分在修订、重写中，将编为论文集《中国俗文学研究》。◎《形成期之宝卷与佛教之忏法、俗讲和“变文”》，载《民族文学研究》，北京，2011年第1期。◎《“非遗”民间宝卷的范围和宝卷的“秘本”、发掘出版等问题》，载《河南教育学报》，郑州，2011年第1期。◎ 《读清末蒋玉真编“醒心宝卷”— 兼谈“宣讲”（圣谕、善书）与“宣卷”（宝卷）》，载《文学遗产》，2010年第2期。◎《新发现的清初南无教“泰山苦海圣母宝卷”》，载《河南教育学院学报》，郑州，2009年第1期。◎《中国宝卷新论》，载《东亚人文》第一辑，北京，学林出版社出版，2008。◎《对江苏靖江做会讲经和宝卷的调查与研究》，载《河南教育学院学报》，郑州，2008年第4期。◎《倒喇考论》（与刘水云合作），载《中华文史论丛》，上海，2007年第2辑（总86辑）。◎《小唱考》，载《中华戏曲》，第35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江苏苏州宣卷和同里宣卷（调查研究报告）》，载《民间文化论坛》，北京，2007年第2期。◎《江苏山东傩文化区与蒲松龄记述的“巫戏”》，载《河南教育学院学报》，郑州，2007年第1期。◎《道情考》，载《戏曲研究》，北京， 第70期，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排除成见偏见，建立学科体系》，刘锡诚主持“民间文学学术史百年回顾”笔谈之一，载《民间文化论坛》，北京，2005年第5期。◎《明代的佛教宝卷》，载《民俗研究》，济南，2005年第1期。◎《清宣鼎的“三十六声粉铎图咏”》（与蒋静芬合作），载《戏曲研究》，北京，第66期，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明代的陶真、盲词、门词与明代弹词》，载《2003年说唱艺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艺术大学中国音乐学系，2003·12，台北。◎《寒夜捣衣》，载《寻根》，郑州，2003年第2期（总52）。◎《聊斋俚曲“姑妇曲”“慈悲曲”中的“十样锦”》，《蒲松龄研究》，山东淄博，2002年第3期。◎《聊斋俚曲曲调的来源》，载《蒲松龄研究》，山东淄博，2002年第2期。◎《明清教派宝卷中的小曲》，载《汉学研究》，台北，第20卷1期（2002年6月）◎《“林兰”与赵景深》，载《新文学史料》，北京，2002年第1期（总94）。◎《宝卷的形成及其演唱形态》，载《燕京学报》，北京，新十一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宋代瓦子中的“说经”与宝卷》，载《书目季刊》，台北，第34卷2期，2000·9。◎《海外收藏的中国宝卷》，载《中华文史论丛》，第6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9。◎《“泰山道里记”的作者聂鈫—“泰山道里记”研究之二》，《岱宗学刊》，山东泰安，2000年第1期。◎《江苏靖江农村做会讲经的“醮殿”仪式（调查报告）》（与侯艳珠合作），载《民俗研究》，山东济南，1999年第2期。◎《泰山“九莲菩萨”“智上菩萨”考》，载《代宗学刊》，山东泰安，1999年第2期。◎《明清民间宗教与甘肃的念卷和宝卷》，载《敦煌研究》，兰州，1999年第4期（总62）。◎《说“跳槽”》，载《明道文艺》，台中，1998年第4期（总265）。◎《江苏靖江农村做会讲经的“破血湖”仪式（调查报告）》（与侯艳珠合作），载《民间宗教》，台北，第四集，1998·12。◎《江浙吴方言区的宣卷和宝卷》，载《民俗曲艺》，台北，第106期，1997·3。◎《浙江嘉善下甸乡王家埭村的“赞神歌”（调查报告）》，载《民间宗教》，台北，第三集，1997·12。◎《清同治江苏查禁“小本唱片目”考述》（摘录部分），载《文献》，北京，1996年第2期。◎《唐代民间流行歌曲[啰唝曲]及有关的几个问题》，载《扬州师院学报》，1996年第1期。◎《中国宝卷的发展、分类及其社会文化功能》，载《中国文学的多层面探讨国际会议论文集》，台湾大学中文系，1996，台北。◎《曹寅（楝亭）藏“书史纪原”上的“雪芹校字”》，载《国文天地》，台北，第10卷第3期（总111），1995·8。◎《中国精怪故事和神、仙、鬼、怪故事系列》（与孙叔瀛合作），载《中国民间文化》，上海，1994年第3期（总15）。◎《驱蝗神刘猛将的来历和演变》（与周正良合作），载《中国民间文化》，上海，1992年第1期（总5）。◎《流传八百年的吴歌“月子弯弯照几（九）州”》，载《中国民间文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湾中国民间文学学会、高雄师范大学，1991。◎《泰山女神的神话、信仰和宗教》，载《泰山研究论丛》第三辑，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金瓶梅词话”中的明代宣卷—兼谈“金瓶梅”的作者》，载《明清小说研究》，江苏南京，1990年第3-4期。◎《江苏南通的“童子戏”和“太平会”（调查报告）》（与金鑫等合作），载《东南文化》，南京，1990年第1期。◎《浅谈回族的食俗》，载《中国烹饪研究》，扬州，1990年第1期。◎《江苏靖江的“做会讲经”（调查报告）》，载《民间文艺季刊》，上海，1988年第3期。◎《“金山宝卷”和白蛇传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民间文艺集刊》，上海，1986年第1期。◎《浙江嘉善地区的宣卷和赞神歌（调查报告）》（署名唐碧，与金天麟合作），载《曲苑》，第二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小说“胭脂”和“胭脂舄”传奇》，载《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论文集》（赵景深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八仙故事的传播和“上中下”八仙》，载《民间文学论坛》，北京，1985年第4期。◎《蚁穿九曲明珠--一个古老的民间传说故事》，载《民间文艺集刊》，第六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东台地区董永传说考》，载《扬州师院学报》，1984年第3期。◎《姚鼐“登泰山记”所述泰山南麓三谷订正》，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济南，1983年第3期。◎《舅姑·丈人·泰山·岳父--对妻子的父母的称呼》，载《文史知识》，1983年第12期。◎《浅谈女真族剧作家李直夫的“虎头牌”杂剧》（与袁爱国合作），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呼和浩特，1983年第4期。◎《被作为神学附庸的中国古代儿歌》，载《扬州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明清儿歌的搜集和研究概述》，载《民间文艺集刊》第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再谈新诗韵的韵辙划分和编撰问题》，《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济南，1979年第2集。◎《南戏“拜月亭”的作者和版本》（摘录部分），载《内蒙古大学学报》，呼和浩特，1978年第2期。◎《新诗韵的韵辙划分问题》，载 《内蒙古大学学报》，呼和浩特，197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