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政治是社会交往不断发展的产物，是社会交往不断趋于规模化、标准化、程序化、清晰化、精确化和条 文化 的结果。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 一、论文格式必须包含如下六大要素： 论文标题、论文作者署名及其单位、中文摘要及关键词、英文摘要及英文关键词、论文正文，最后是论文的参考文献。这是论文格式的六大要素，是任何论文都必须要包含的内容。 此外，在不同学术领域，其论文还有其他一些内容，比如论文致谢、论文封面以及 毕业 论文要写明指导老师等。 最后，不同的学术研究或者编辑出版机构，对论文格式也有自己的一些要求。 二、论文内容必须按照论文格式要求进行编辑排版： 论文除了要包含如上六大要素之外，还有按论文格式要求对论文内容进行编辑排版，比如纸张大小、标题居中、段落缩进、列表编号、字体字号等。在信息化时代，这个要求更为迫切。 论文格式化之后，内容条例清晰，结构一目了然。 政治论文参考文献 政治安全与政治体制改革 在民族国家作为国际交往和处理国内事务首要主体的条件下，国家安全尤其是政治安全，不仅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兴衰，而且直接关系到每个国民的切身利益和福祉。当前中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和问题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维护政治安全，保持政治稳定，对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对于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治安全及其影响因素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国家主权、领土疆界、民族尊严、意识形态、价值文化、国家制度和权力体制等方面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自主，并免受各种干扰、侵袭、威胁和危害的能力和状态。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最根本的象征，是国家利益的最高目标。只有当政治安全获得保证的条件下，才能有效地谋求和维护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生态等其他领域的安全。一般认为，政治安全的内涵主要包括国家主权安全、政治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政治秩序安全等四个要素。对于中国来说，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实现政治安全的根本保障。政治安全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其他领域的安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其中经济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的组成部分)，对政治安全产生着尤为重要的影响。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出了问题，政治也会出问题。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看，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矛盾比较尖锐的情况下，由天灾导致的饥荒和民不聊生，往往会成为引发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从西汉末年直至清朝中后期，历史一直围绕着经济领域的治乱循环为轴心旋转着。即使是现代社会也难以逃出这条铁律的规制。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印尼经济陷入困境，引发政治危机，导致统治印尼32年的苏哈托政权于1998年倒台。同样，南美的庇隆、皮诺切特、藤森等政权兴衰乃至苏东剧变，其动因也都在于经济领域的危机。有鉴于此，邓小平在 总结 新中国成立以来 经验 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等论断，明确指出了经济发展对于保持政权稳定和政治安全的决定性影响。当然，另一方面，政治安全问题也可能反作用于经济安全领域，这在苏东剧变以来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的泰国、菲律宾以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的现实政治中都可以找到很好的反面例证。总之，在思考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关系时，完全可以将其视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在国家安全领域的投射。 意识形态既是政治安全的组成部分，也是影响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任何一个政权，除了依靠国家机器和经济利益两手来维系，统治阶级倡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能否为多数民众接受和尊奉，也是保持政权稳定的重要因素。清代学者龚自珍有句 名言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说的就是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对政治安全的重要影响。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于每一个执政党或执政阶级而言，能够产生立竿见影功效的是暴力工具和直接与民众自身相关的经济利益要素，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可能是最不容易引起足够重视的政治安全要素，因为政治安全的积极影响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反映出来的，需要长期持续的资源投入和对政治文化、社会舆论前沿的跟踪和引导，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许多执政集团丧失政权是始于丧失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或公信力。 二、人民利益与政治安全 决定一国政治安全的根本因素，是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那么，一个政权或执政党如何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呢?说到底，就在于它能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和福祉。如果能带来利益，人民就拥护，政权就巩固;如果会损害人民的利益，人民就反对，政权就不稳固。我们可以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中加深对这一规律的认识。 1949年以前，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国内政局不稳、战乱不止，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颠沛流离。摆脱任人宰割的屈辱地位，结束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之所在。谁能带领人民实现这个任务，谁就维护了人民的利益，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国家统一、政局安定以后，就要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党带领人民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国民经济得到快速恢复发展，整个国家呈现出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局面。但由于受特殊的国际环境影响，加上极“左”思想在党内泛滥，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没能得到有效贯彻。运动接连不断，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干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能充分发挥出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了生产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社会之所以能够稳定快速发展，国家政治安全，从根本上讲，还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各项政策。 在人民富裕起来的同时，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持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在中国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方面继承了邓小平使人民富起来的历史使命，继续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致力于解决富起来以后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蔓延等问题，保证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建设的创新发展，也是对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创新发展。 如何在国家发展和人民富裕起来以后，让社会更公平、更和谐，人民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问题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庆祝建党90周年讲话中，胡锦涛进一步指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起来以后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只要始终坚持代表人民根本利益，防止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国家就能长治久安，这已经成为了全党上下的共识。 通过上述不同历史时期党中央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成果，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找出一条贯穿其间的红线——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中，以人民利益为最根本出发点，是党始终没有动摇过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可能克服那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在确保社会主义政治的人民性本质的前提下，不断夯实政治安全的基础。 三、政治安全与政治体制改革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影响政治安全的因素，可以按矛盾性质分为两大类：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包括西方敌对势力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内颠覆势力和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又可以分为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以及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 显然，当前影响中国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改革开放30多年时间里，中国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使矛盾和问题在短期内集聚。应该说，这些矛盾绝大多数是由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引起的，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导致的，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虽然这些矛盾是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但如果不能引起重视并及时予以化解，就有可能不断积累甚至激化，同样会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影响中国的政治安全。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国家政治安全的一项根本任务。 而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对政治安全影响最大的，是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从根本上讲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但在具体单位、具体问题上干群矛盾、党群问题是存在的。关键是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和干部要善于体察民情，及时发现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并努力做好工作，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及时化解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情绪。只要党和政府真正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即使工作中有缺点和不足，也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谅解。 为了防止党夺取政权后蜕化变质，重蹈历史上封建统治者的覆辙，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安全问题进行了探索。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同民主人士黄炎培进行了著名的窑洞谈话。黄炎培提出，共产党如何跳出“其兴也浡焉，其衰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国家保证政治安全的根本途径，在于实现民主。毛泽东在窑洞谈话中提出民主，实际上包含了两层含义： 第一，人人起来负责。就是要真正让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这也是真正的民主的含义。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党的十七大 报告 也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 第二，人民监督政府。现代国家，特别是对于大国来说，除了在基层和一定范围内实行直接民主、协商民主，在整个国家层面，主要还是实行间接民主、代议民主，即人民通过行使选举权，将权力交给选出来的政党和民意代表，由政党组成政府，来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职责。任何国家要发展、要稳定，都离不开政府，离不开公共权力。但权力一旦失去监督，就会腐化变质，损害人民的利益。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英国学者阿克顿提出：权力导致腐败，失去有效监督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古今中外无数的事例证明，不受约束的权力，是腐败和暴政的根源，也是影响政治安全的根源。让人民监督政府，用权利制约权力，是防止权力腐化变质，危害人民利益，进而影响政治安全的最有效办法。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从中国的现实看，权力腐败、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已经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是当前社会矛盾尖锐、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的根源，并直接影响国家政治安全。遏制腐败，跳出历史周期律，确保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安全，说到底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解决权力来自人民同时又服务于人民的问题，解决权力受到应有的监督和制约问题。一是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就要满足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管理的愿望，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真正把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落到实处。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 渠道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二是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制约权力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方面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强调政权内部的分权制衡;另一方面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用人民的权利制约政府的权力。为此，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既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有益经验，更要结合中国实际，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健康发展的保证。这里特别要强调两点：一是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并不矛盾，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从历史和现实看，在中国，只有共产党能够从根本上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从中国正处于剧烈变革的情况看，要保持政局稳定，更需要一个有权威、有力量的政党来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二是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中，是否有效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是衡量党的领导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在党的领导下，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坚持依法治国，不断提高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现实路径，也是确保政治安全的关键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看了“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的人还看： 1. 标准学术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2. 参考文献学术论文格式要求 3. 标准学术论文参考文献格式模板 4. 毕业论文参考文献国家标准 5. 2017届高校行政管理论文范文参考文献 6. 参考文献格式学术论文

直到1895年为止，上海几乎仍旧是个纯粹经商的城市，因此人口从未超过50万。……尽管1843年至1895年间由于外国人创办的经商机构的结果，人口增加了一倍，但是如果跟1895年以后伴随着市内现代工业发展而造成的人口激增相比，那么早期的增长就显得微不足道了。(31) 上海作为首先开埠和迅速崛起的通商口岸尚且如此，其他口岸城市吸纳农业人口的容量必定更为有限。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然而这种影响毕竟有限，原因就是工业化发展不足，使得城市拉力显得疲乏。甲午战争前，在沿江沿海的一些大城市中，陆续出现了由外国资本、清政府和新兴民族资本所经营的二三百大小不同的近代工业，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其多数在资本、规模、技术上都非常有限。据统计近代新式工业的产值仅占工农业生产总额的10%左右，而农业和手工业的产值却占90%上下。(32) 此一阶段，城市发展的不平衡十分明显。长江下游地区和岭南地区，开辟的商埠、设置的租界最多，工商业、服务业比较繁荣，城市人口比重提高较快。与此相反的是，许多曾经是商业中心、交通要道、军事据点的内陆城市，或趋于衰落，或陷于停滞，如苏州、佛山、湘潭、邵阳、湖州、杭州、潍坊等。(33)此外，甲午战争前的半个多世纪由于战争的影响，例如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直至中法、中日战争，成千上万的城镇不同程度地都遭受了战争摧残。江南地区是明清以来全国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也是当时中国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区，19世纪50-60年代却成为太平军和清军及外国军队激烈厮杀的主要战场，在长达14年之久的连绵战争中，兵燹所至攻伐屠戮，城镇摧毁，对城市的破坏性极大。 对此，施坚雅在说明为什么19世纪晚期中国的城市化率不能作为近代模式的代表时，提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中国城镇体系受到战争的剧烈破坏： 一方面从十七世纪八十年代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一般说来农业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太平盛世，另一方面，在从1850-1890年这四十年里，八个地区有六个遭到剧烈的破坏。太平天国、捻军和回军之乱，使得除岭南和长江上游以外所有地区的广大区域赤地千里，使得中国减少了数以千百万计的人口，破坏了数以百计的城镇。长江下游地区的城市体系被破坏；西北地区和长江中游大区五个地区中的两个地区的城市体系遭到严重的破坏；云贵、东南沿海和华北的城市体系遭到部分破坏，到1893年为止，许多地区都只有很少一部分得到恢复。(34) 初步发展阶段“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可以看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它的有关条款刺激了通商口岸近代机械工业的兴起，并开启了一个铁路铺设的时代。这样，19世纪90年代，在中国几个区域的城市系统中，出现了较有成效的交通现代化变革。”(35)施坚雅的这段话，既说明了为什么以1895年作为城市化第二阶段的分界点，也说明了其间的理由，即是“近代机械工业的兴起”以及由于铁路的铺设而引起的“交通现代化变革”。 马关条约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由以商品输出为主转为资本输出，外国以条约为掩护，加快了在中国设立工矿企业的步伐。据汪敬虞先生统计，1895年至1913年，外国在华设立了136个工场，是甲午战争前半个多世纪的6倍（23家）；同期，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外国大型工厂的总投资达到103 153千元，是甲午战争前半个多世纪的近倍（7031千元）。(36) 随着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民族意识的勃兴，清末民初兴起了一个兴办实业的热潮，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得到迅速发展，进入发展史上的黄金期。1914年至1918年，中国民族资本工业获得长足发展。1913年至1915年，注册工厂124家，资本总额24424千元，平均每年注册家，平均每公司196千元。1916年至1918年，注册工厂374家，资本总额74 633千元，平均每年家，平均每公司199千元。这些新注册工厂大多是纺织业、面粉业、针织业、卷烟业、榨油业等轻工业企业。(37)工业发展的本身意味着工人阶级队伍的扩大，据估计，抗日战争前中国工厂工人（手工业除外）至少有230万以上，其中在铁路、航运、采矿等大型工业部门的也有52万以上。(38) 城市工业的发展，大大增强了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附力，增强了城市化的拉力。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江沿海的一些通商口岸城市中，因而这些现代化水平较高的通商口岸城市的人口增长较快。如以1843年人口数为基本指数100的话，那么，到1933年时，上海人口数指数则为1520，天津为600，南京为560，北京为150，长沙为190。上海在90年里城市人口增长了15倍，天津增长了6倍，北京也增长了倍。(39) 从甲午战后至1937年，中国境内修筑铁路的步伐加快。1894年中国境内共修筑铁路364公里，1911年达9 618公里，1927年达13 000多公里，至1937年已超过21 000多公里。(40)这一时期，铁路修筑最快的地区是东北，此时修筑了京奉、东清南满洲支路、道清、安奉、天图、洮海、齐北、锦承等铁路，从而启动了城市化过程。19世纪30年代，随着铁路线的铺设，原来一些荒僻的村落，以铁路车站为中心发展成现代都市的事例到处可见，大连、营口、海城、鞍山、辽阳、奉天、四平、开原、公主岭、长春、安东、抚顺等二十多个城市就是在此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据统计，东北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本溪、抚顺六城市在20世纪30年代初人口合计达到230余万，比1895年增长了11倍。(41)在幅员广大的内地省份，除原有城市进一步发展外，因铁路而兴起的城市为数也不少。如京汉、粤汉铁路沿线的石家庄、衡阳，津浦线上的浦口、蚌埠，都是因铁路而兴。石家庄原来只是一个村落，清末民初，在京汉、正大铁路修通后，工商业日盛，成为北方的重要商城。蚌埠处在铁路与淮河的交界处，原不过是只有500户人家的村埠，津浦线开通后，商务大展，人口集结，1914年已增至10万，1929年达20万。(42)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铁路沿线大批城市的兴起，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如果说，甲午战争前，中国城市化的推动力主要是商业的话，那么，这时期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乃是工业和新式交通运输。在城市的拉力加大的情况下，农村的推力也增强了，大量农民离村，进入城市，中国近代城市得到初步的发展。 曲折发展阶段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对城市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抗战时期，中国半壁河山沦陷敌手，大多数城市，特别是若干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和近代兴起的主要工商业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济南、太原、长沙、南京、苏州、杭州、福州、徐州等城市相继被日军占领，战火侵扰加之日军的野蛮掠夺，城市遭到严重破坏，人口锐减。 从局部看，在东部中部城市受到战争破坏严重的情形下，东北与西南两个局部区域的城市化却得到了很大发展。日本一方面要对东北进行殖民掠夺、奴役，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对中国发动的全面战争的需要，将东北作为战争基地，加大了对东北的投资。1931年日本对东北的投资总额为亿元，其后逐年增加，到1944年则增至亿元。(43) 由于战争的特殊原因，抗战胜利后，东北成为中国重工业基地及其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 战争造成了中国东部人口大规模向西迁移，推动了西部城市的发展。如成都，在抗战中后期，由于东来人口资金的进入，城市工商业、文化教育事业都有较大的发展，1941年城市人口较1939年增加了，1942年初又较1941年增加了，年末又较上年增加了。(44)这两个区域城市的发展远不足弥补战争对整个中国城市发展所造成的破坏和负面影响。 抗争胜利后，中国一度出现战后的复兴，经济和城市都出现较大发展，但很快又出现了三年的国共内战，内战对经济的破坏相当严重。1949的生产量与历史上最高年产量比较，农业生产大约下降了25%，轻工业生产大约下降了30%，重工业生产损失尤其严重，大约下降了70%。(45)而且在全国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军队撤退台湾时，还破坏了许多重要的工厂和矿区，加之战争所及不少城市人口数量减少，这些都使城市的发展限于滞缓。 注释： ①朱铁臻：《城市现代化研究》，北京：红旗出版社，2002年，第224页。 ②人口统计失实主要表现是人口统计过程中存在缺漏、虚报及人为编造等问题，统计人口往往低于实际人口数。具体可参见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葛剑雄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59-64页。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6-60页。文中后面涉及全国总人口数，在没有修订的情况下，一般取较大的数。 ③“四民”是一种基于社会职业的划分，都是传统社会的所谓“编户齐名”。汉代人给四民的定义是：“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他们之间由于来源以及所从事的职业关系，在社会地位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四民的划分一直沿袭到清代末年，几乎贯穿整个传统社会始末，因此，传统社会实际上也可称为四民社会。但四民只是对传统时代人口社会职业构成的一个大致勾勒，无论在城市或乡村，事实上都存在着一些为士、农、工、商四大社会集团所无法涵盖的其他人口。 ④包世臣：《说储上篇后序》，《中衢一勺》卷七下，附录四下，《包世臣全集》下册，李星点校，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第222页。 ⑤卜凯主编：《中国土地利用》，乔启明等译，成都：成城出版社，1941年版，第501页。 ⑥详细可参见杨子惠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年，第1200页。姜涛：《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9-170页。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编：《中国人口年鉴·198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811-81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2页。 ⑨1982年以前我国城市人口仅指建制市和镇中的非农业人口，而把居住在市、镇中的农业人口同居住在乡村中的一切人口均划为乡村人口。1982年我国城市人口的统计口径作了一次大的调整，即把建制市和镇辖区内的总人口，包括其中的农业人口也视为城市人口。参见朱铁臻主编：《中国城市手册》，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799页。 ⑩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37页。 (11)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44页。 (12)同上书，第339-355页。 (13)美国学者罗兹曼著的《清代中国与德川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普林斯顿大学，1973年），比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出版要早4年（斯坦福大学，1977年）。该书所用方法与施坚雅差不多，不过只是将城市分为7级来估量的。由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的《中国人口史·清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虽然对施坚雅的城市人口估计数颇有微词，但是纵观该书采用的区域城市人口等级模式的构造方法较多注意到政治级别的行政分层，与施坚雅偏重于经济地理分层在分析的方法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具体参见该书第724-781页。另见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三章，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14)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史研究》（第一辑），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25页。 (15)关于这一点很多学者已经指出，详见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45页；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82页。 (16)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王旭等译，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01页。 (17)姜涛：《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1页。不过姜涛将10%作为在正常情况下从古（先秦）至今（近代）整个中国社会城市化率的平均数，这一点似觉牵强，因为他所给出的先秦及汉代城市化率为10%左右的说明不够充分。 (18)20世纪20-30年代，一些社会学家对中国近代的城市化率做过估计，不过普遍数字偏高，高者至34%，低者也有，参见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第267页。由我们所求的城市化率上限可知这些估算数字误差较大。当代，国内外很多研究过中国近代城市的学者都估算过近代中国的城市化率，各家估算的年份密集在1820年、1843年、1893年这三年，1820年有（行龙估算）、（赵冈估算）；1840年是（行龙估算）、1843年有（施坚雅估算）、1893年有（施坚雅）、（赵冈）、（行龙）。此外行龙对1920年、1936年的城市化率也做了估算，分别是与。具体参见文中所引的各位作者相关著述。 (19)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84-87页。在赵冈看来从战国到南宋是一个上升态势较为明显的发展阶段，从南宋自清中叶是个下降阶段，从清中叶直到现今又是个不断上升阶段。 (20)行龙：《也论中国近代的城市化》，见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41页。 (21)唐代的城市人口比重参见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第248页。宋代的参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33页。明代的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清时期》，第774页。 (22)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清时期》（第五卷），第829页。 (23)王先谦：《东华续录·道光四十四》第20页b。 (24)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81页。 (25)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第399页。 (26)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编：《中国人口年鉴·198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811页。 (27)施坚雅认为“迄1893年，很多地区的恢复性工作只是完成了一部分而已”。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第73页。姜涛在前引书第75、78页，也提到这时候的人口总数接近战前道光年间水平。 (28)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40页。 (29)三阶段是划分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一般模式，就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至少有三家是按三阶段模式来划分的。何一民：《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年—1949年）》，第二章第一节，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何一民的划分为：鸦片战争到清末新政改革前是第一阶段，清末新政改革(1901)至抗日战争前是第二阶段，抗日战争至新中国成立是第三阶段。行龙前引论述的三阶段划分为：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为第一阶段，甲午战争到20世纪20年代为第二阶段，20世纪2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为第三阶段。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第257-261页的划分为：1840-1895年；1895-1931年；1931-1949年。笔者倾向于赞同宁越敏、张务栋、钱今昔：《中国城市发展史》，第七章，第一节的三段式划分的。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30)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6-37页。 (31)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页。 (32)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北京：三联书店，1961年，第1页。 (33)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第258页。 (34)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262页。 (35)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第64页。 (36)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页。 (37)陈真、姚洛合：《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14页。 (38)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上海：银行学会、银行周报社印行，1947年，第369-370页。 (39)(41)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第260页。 (40)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190页。 (42)于云汉、马继云：《中国城市发展史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3页。 (43)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62页。 (44)何一民主编：《变革与发展：中国内陆城市成都现代化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86页。 (45)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编：《三年来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19页。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主题和发展道路问题时需要首先弄清楚的一个问题。马克思既曾认为英国在对印度实行殖民统治时“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版，第1卷，第766页），这是不是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对东方社会的发展主要是起了积极的作用，并且给那里的人民带来了文明的福祉呢？党领导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这是否意味着不需要同西方国家发生往来？这是否导致了对外封闭，影响了开放？应当怎样回答这类问题？怎样看待这种主张？下面，我们就来进行一些分析。一、应全面理解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入侵东方国家所带来的后果的科学论马克思是怎样估计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给东方国家所带来的历史后果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全面地研究一下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这两篇文章中所阐发的思想。马克思的确讲过，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尽管他们的行为是受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这种行为是既残忍又愚蠢，但是他们的蒸气机和科学还是在印度摧毁了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摧毁了农村公社的经济基础，由此在亚洲造成了“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同上，第765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同上，第766页）在揭示这个历史作用的同时，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第一，英国殖民者给印度人民所带来的，并不是文明和福扯，而是极其深重的灾难。因为“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同上，第772、762页）第二，“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一定能够做到的，这就是为这两者创造物质前提。”（同上，第771页）因为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人侵，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将生长和发展起来，他们将成为西方殖民主义的掘墓人。第三，殖民地人民不应当充当西方殖民者的驯服的奴隶，而应当为反对西方国家资产阶级的奴役、摆脱西方殖民者套在自己身上的枷锁而斗争。因为“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同上，第771 －772页）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与东方社会发展的关系这个问题所作的分析是科学的。他不仅没有为殖民主义辩护，而且强调进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摆脱外国的枷锁正是被摧毁的东方社会获得重建与新生的前提。这些论断，对于我们认识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关系，也具有指导意义。二、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不是促进而是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外国资本主义的人侵是不是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如果中国依附于帝国主义而不进行反帝斗争，中国能不能发展成为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总结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经验，已作出了科学的回答。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己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这种入侵，“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6、626—627页）这就是说，与英国在印度一样，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不过，这还“只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所发生的变化的一个方面。”这个变化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帝国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同上，第 627、627－628页）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所起的这两个方面的作用，究竟哪一个方面是主要的呢？毛泽东认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他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同上，第628页）因为对于它们来说，一个政治上经济上不独立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乃是一个极其广大的倾销。商品的市场，一个理想的资本输出的对象和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如果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当然还会同它们打交道并发生经济文化往来，但那时的中国将作为主权国家同它们在平等的基础上而不是如同半殖民地时期那样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关系，这是它们所不能容忍的。帝国主义列强既不愿意失去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利益，也不愿意看到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成为它们的一个强有力的竟争对手。正因为如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同第679页）毛泽东的这个论断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是怎样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呢？第一，资本——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向中国发动多次侵略战争，并且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手段，强迫中国政府与之订立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了种种特权，从而使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而在1931年至1945年期间，中国的部分区还变成了日本独占的殖民地。正是通过发动侵略战争和凭借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土地上滥施横暴。他们残酷地镇压和虐杀中国人民，粗暴地践踏中国人民的尊严和人格，贪婪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并役使中国的劳动者，他们还无情地毁灭中国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和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由此蒙受了巨大的屈辱，遭遇了深重的灾难。仅日本侵华期间，在侵华日军的屠刀下，中国即死伤3500万人；按1937年的币值计算，中国遭直接经济损失为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为5000亿美元。事实证明，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扮演的并不是现代文明的传播者的角色；如同马克思当年揭露的英国在印度的行为一样，他们在中国也赤裸裸地暴露了“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马克思恩格集》，第2版 第1卷，第772页）第二，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不但使中国在政治上不再拥有完整的主权，而且在经济上也逐步地形成了对它们的依附而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帝国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并把许多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它们直接管理的租界。它们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控制了中国的交通事业（海上的、陆上的、内河的和空中的）。因此它们便能够大量地推销它们的商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工业品的市场，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8—629页）由于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国商品倾销的情况下，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在倾销商品的同时，“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同上，第629页）。由此，它牢牢地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在重工业方面，外国资本主义1936年控制了煤产量的55．2％和新法采煤量的77．4％；1937年掌握冶铁工业的 95％，1936年掌握石油工业的 99％，发电量的 77％。在交通运输方面，外国资本1936年掌握铁路总长度的88％：1930年即己掌握外洋航运和国内航运吨位的8l．2％。在轻工业方面，外国资本1936年也已掌握纱锭的48．2％，织布机的％（北日本纱厂尚未计入）； 在这前后还掌握了毛纺62％，毛纺机的 48％；1935年即掌握烟厂产值的 63％以上。在抗战前夕，在中国的现代工业和运输业中，外国资本占到了71．6％。在银行方面，外国银行1936年华资产要比华商银行大1/3。这就是说，外国资本不仅断了中国的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而且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以及若干重要的轻工业。它们“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有必要指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的最主要部分是商业掠夺性的资本，即投于进出口业以及与商品倾销相关的运输、银行、保险等事业的资本，而并不是工业资本。而且，这些资本的大部分并非由国外输入，而是在中国直接掠取的，如在中国取得的战争赔款、借款利息和强占的土地，以及积累的利润等。如1930年外国在华企业财产和房地产约值24亿美元，其中由国外输入的仅9．4亿美元。它们还把从中国榨取的巨额利润输往本国。“估计从1894年到1937年，帝国主义输进中国的资本和借款约合17．4亿美元，而同时期自中国输出的投资利润和借款本息达34．4亿美元，为输入资本的两倍。（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它们在中国积累的资本还没有计算在内。这就是说，帝国主义投资的增加，乃是对于中国生产资金的强盗式的占有，这对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严重的束缚。第三，帝国主义列强“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2卷，第629页）为此，它们到处致力于保持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一切剥削形式（特别是在乡村），主要是封建剥削和高利贷剥削，并使之永久化，因为这些形式“是它的反动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础”（同上，第 629页）时，由于“帝国主义妨碍了中国工业的发展，使农村中的资本积累，不用来提高农业的生产技术，不投到工业里面去，反而再投到土地和高利贷方面来，更加量的用半封建的形式剥削农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42页）中国农村受到封建剥削制度的束缚，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甚至陷于停顿状态，无力为工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商品粮食、轻工业原料、工业品市场及资金，从而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严重的制约因素。第四，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主要是通过它们在中国的代理人即中国的反动统治集团来实行间接统治的。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执政的军阀互相勾结，前者支持后者，一是可以造成它们在中国的特殊势力，二是可以延长中国的内乱，使中国永远不能发展实业，永远成为消费国家，永远成为他们的市场；后者依靠前者，则是因为没有后者的支持，他们就很难上台，上台了也难以维持自己的统治。我们看到，从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到国民党新军阀首领蒋介石，都无不是以外国帝国主义为靠山的。由于中国的反动统治集团与中国的广大人民处于尖锐对立之中，他们的统治只能依靠赤裸裸的暴力、依靠封建专制的手段来维持。这样，外国帝国主义对他们的支持，就成了对中国独裁统治的支持，成了中国政治走向民主化的严重的直接的障碍。由于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中国的反动派进行反人民的战争，支持中国各派军阀进行争夺中央政权或地方势力范围的斗争，这也使得中国战乱频仍，广大人民无法安居乐业，从而严重地妨碍了中国经济和文化等项事业的发展。正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它所支持的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毛泽东选集》，第 2版，第 2卷，第 631页） 正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它所支持的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而在这少量的工业中，民族资本经营的又只是非主体部分。1949年，中国的民族工业资本按1952年人民币币值计算，不过亿元。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以纺织工业、食品工业为主的轻工业；它们规模小，设备落后，多数为工场手工业。中国工业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加工工业门以外国的原料加工制成日用品）和装配工业门以外国的零件装配成机器）而已。自从1840年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来，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中国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而只是成了一个极度贫弱的半殖民地。历史经验表示，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是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的必要前提。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举起反帝的旗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这完全是必要的、正义的，具有伟大的进步意义。而提倡中国依附于西方大国，这只能把中国引向灾难。这是违背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三、反对帝国主义并不意味着我们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需要往来反对帝国主义这个口号，具有何种涵义？它是否意味着中国不需要同发达资本主义发生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往来？显然不是。因此，那种认为中国的封闭同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有关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要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目的。换句话说，就是要争得中华民族的真正独立。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的目前行动政纲草案》中就把反帝国主义的具体内容归纳为以下7项：“A，反对列强武力干涉中国。全国民众应一致要求立即撤退驻华之外国海陆军。B，收回租界，由租界居民组织市民议会管理之。外人之居住租界者，均需受中国法律之约束，并负担同等之纳税义务。C，取消在华外国银行之一切特权，禁止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发行纸币。凡中国资本之银行，具有充分之担保金与合法之地位者，其纸币得通用于全国。D，无条件交还海关，建立减轻出口税增加入口税之保护税则。E，取消外国商轮自由航行中国内河及滨海各埠之特权，严禁私运军火及鸦片吗啡等类毒物。为发达本国航业计，应将招商局收归国有并加以扩充，得政府许可之私人航业，亦予以保护。F，外人投资于大企业如铁路、矿山之类，因而获得之管理权及政治权利，应一律取消，并重新厘定其经济权。外人在中国境内开设之工厂，需重新登记，受政府之管理。不得国民政府之允许，外人不得在中国境内自由开设工厂。G，外人在中国境内开设之教会、学校、医院、报馆及其他以慈善为名之机关，均需受中国法律之管理，不得国民政府之许可，不得借口此等名义购置地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09－210页）显然，以上反对帝国主义的各项要求，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天经地义，不是搞封闭。毫无疑问，反对帝国主义并非是不需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往来。这一点，我们党在成立初期就很明确。1945年 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就提出过吸收外国投资的问题。1946年 5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中更明确指出：“我应采取直接与美国及英法等国政府及其个别商人进行经济合作的方针，在两利的原则下，我们政府及商业机关应和外国商人以至外国政府直接订立一些经济契约，吸收外资来开发山东的富源，建立工厂，发展交通，进行海外贸易与提高农业和手工业。”只是要“避免不致因此而受垄断、受控制及受外间政治上的攻”（《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页）。事实上，只有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真正赢得了民族独立，我们才有可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互利的往来，并使这种日益扩大的往来不致让中国陷于依附地位，而是促进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发展。摘自《思想理论导刊》2003年第5期

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资本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产生近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也是近代中国社会落后贫困的根本原因。一、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理论问题那么如何用理论与历史统一的方法去看待这个历史问题？怎样正确理解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具有“双重使命”的论断呢？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殖民主义的历史。15世纪，西方冒险家远渡重洋的环球旅行和随之而来的征服、掠夺，揭开了近代殖民扩张的序幕，宣告了殖民主义的产生。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者主要是通过海盗式的土地、财物掠夺、欺诈性的贸易和奴隶贩卖等方式，从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攫取巨额财富。而在西方实现工业革命以后，由于资产阶级要求更广阔的国外市场和原料供应地，推动了西方列强向世界急剧扩张，殖民主义世界体系开始形成。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殖民主义者运用各种手段对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使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成为其垄断的商品倾销市场、原料供应基地和投资场所。而在19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资本输出成为殖民剥削的重要形式，瓜分世界的狂潮出现，殖民主义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由少数帝国主义强国主宰世界的更完整的体系。可见，殖民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压迫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血与火的历史”。我们再来读读马克思的几段话，领会其精神和内涵。第一，从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关系的角度。英国侵略印度的目的是把印度变成其殖民地，而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和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主观动机也是要掠夺、压迫中国，企图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完全是由他们“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的”，而决不是为了给中国带来“近代文明”，帮助中国变成独立富强的现代化国家。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它在实现其利益和目的的过程中不得不带来的客观效果，如瓦解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物质文明，并客观上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新型知识分子的产生创造了物质前提。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殖民主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并具有破坏性和建设性的“双重使命”。第二，从正义和非正义、是非善恶的道德判断角度。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以及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是非正义的。它们向中国走私毒品鸦片，贩卖人口，发动战争，运用各种手段掠夺、屠杀、压迫、剥削中国人民，这些都是极其野蛮的、可耻的、不道德的罪行。马克思在著作中愤怒揭露和谴责了殖民主义的这些侵略罪行。因此决不能因其有“双重使命”的客观效果而替资本—帝国主义侵略辩护、美化甚至评功摆好。

这里有：举例：【内容提要】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经济全球化不仅为我国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机遇，而且有利于加快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有利于国内企业的成长和发展。但经济全球化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挑战。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下，必须：（1）树立在国际竞争中求发展的意识；（2）培养核心竞争力；（3）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4）转变政府职能；（5）为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规则而努力。【摘 要 题】经济全球化【关 键 词】经济全球化/机遇/挑战【正 文】经济全球化的定义是，商品和服务贸易扩展到全球，实现更大范围的国际分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在上述定义下，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主权国家开放国内市场，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作为“市场化”的延伸，经济全球化可以从交易范围和制度建设两个方面理解，一是贸易和投资范围扩大到全球，在更广阔的空间配置资源；二是市场制度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和采用，这两个方面是经济全球化同一过程中并行的两种趋势。然而，经济全球化是“双刃剑”，它必然给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带来机遇，同时也带来更多的挑战。一、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机遇1.经济全球化为我国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机遇。经济全球化使资本、技术、人才等重要资源可以更加自由地在国际上流动，使我们有机会利用国际上的资源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使我国能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市场优势和后发优势。有人认为，中国是开放和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2000年，中国的gdp是开放之初1978年的倍。2.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加快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我国逐步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当中，使国内和国际市场接轨，使我国企业能够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这些都有利于我国熟悉市场经济运行和国际市场规则，建立市场经济机制。3.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国内企业的成长和发展。（1）经济全球化使国内企业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成本，获得更多利润，从而促进企业的发展。（2）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产品具有更广阔的市场，国内企业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取经济利益。（3）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下，可以加速国内企业改革的步伐，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促进企业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增强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4.经济全球化有利于提高我国社会福利水平。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由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降低，可以避免人为因素对产品和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避免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流动的扭曲，商品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更加自由的流动，各国的消费者可以享受更加丰富的商品，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受益最大的就是消费者。二、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挑战1.经济全球化使我国的民族工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冲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族工业一直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冲击。在我国加入wto后，这种冲击对一些产业来讲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据有关方面分析，加入wto后，汽车、制药、农业、电信、航空、计算机、金融等七个方面受冲击较大。其中，汽车工业是受冲击最大的产业之一，主要表现在：第一，面临缺乏规模经济的冲击。汽车工业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特征，只有规模上去了，价格才能降下来。而我国1998年全国汽车产量是163万辆，轿车是万辆，只相当于外国一家汽车制造厂的产量，甚至只相当于外国汽车制造厂一条流水线的产量。第二，面临全球汽车生产能力过剩的冲击。目前全球汽车生产能力过剩2000万辆，通用、福特、大众、丰田等几大生产巨头纷纷加大开拓海外市场的力度，中国目前200人拥有一辆汽车，显然是一个潜在的汽车大市场，必然会受到外商的青睐并尽最大可能挤入中国市场，这无疑会对我国汽车工业产生严重的冲击和威胁。第三，面临关税逐步下降的冲击。目前我国汽车平均关税为80％～100％，尽管正式文件尚未面世，但关税降低20％是起码的，这意味着关税降低后的进口汽车的竞争优势更加明显。此外，汽车工业自主开发能力弱、劳动生产率低下、缺乏竞争优势等都使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临巨大的压力。虽然中国的轿车工业可以作为幼稚产业进行保护，但保护的时间也只有五年左右，充其量十年。那些规模小、成本高、技术水平落后的企业将难以生存。汽车工业进入大规模资产重组将是大势所趋。2.经济全球化可能使我国产业结构低级化、边缘化。经济全球化虽使我国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得到较大发展，但无法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也无法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现代化。同时，过度发展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还会使自然资源受到污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资源浪费严重。3.国际经济运行中“游戏规则”的适应问题。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它们适应以自己为主导制定的经济规则和经济秩序，没有制度和体制方面的限制，只有协调各利益集团方面的困难。而对处于经济转型期的我国来说，由于市场机制还没有充分建立，对市场制度的支持能力较弱。在此时，适应不熟悉甚至不合理的国际经济规则显然是困难的。4.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起点和实力决定了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相对劣势。尽管全球化对发达国家有这样那样的挑战，但由于其具有经济发达、技术经验、产业结构优化等优势，且处于“中心”，因而能有效地避免全球化的挑战。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不具备上述优势，且处于“外围”，因而处于相对劣势。5.我国企业竞争力薄弱。在全球化趋势不十分明显的时期，我国企业在规模、效益、研发能力等方面表现得不尽人意，此时，企业的竞争范围主要以本土为界，这就意味着本地企业由于长期的经营历史和对本地的深刻了解，以及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一些保护政策，使企业处于优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将在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上与更为强大的对手竞争。而我国企业竞争力薄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要想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恐怕并非易事。三、经济全球化下我国的发展策略1.树立在国际竞争中求发展的意识。闭关锁国，游离于全球化主流之外显然没有出路。从正面效果看，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增长财富和发展经济的机遇。综观中国近现代史，我们已经错过了太多的发展机遇，因此，我们应该学会懂得珍惜机遇，利用机遇。从中国改革开放自身的实践来看，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动参与者。世界银行认为，中国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少数几个最大的赢家之一。截至2000年，中国的国际贸易规模在过去的22年里扩大了约22倍，世界排名从开放之初的第32位上升到第9位，年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80年代初的不到20亿美元，上升到现在的200亿美元左右，从1993年以来一直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商投资东道国，如今累计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已达3500亿美元。2.培养核心竞争力。从企业的角度讲，只有具有相当规模和实力、具有科学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具有创新能力和开拓精神的企业才能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因此，中国企业必须面对现实，树立信心；必须考虑适合自己的发展战略，更重要的是要培养核心竞争力，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培养企业核心竞争力，必须认识到创新的重要作用。创新是企业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对中国企业来说，创新能力不足是影响中国企业发展和竞争力提高的关键因素。因此，必须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营销创新和文化创新等方面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此外，政府也应在培养企业核心竞争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主要表现在：（1）政府应打破垄断，打破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为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培养企业竞争力；（2）政府应在wto允许的范围内，为企业提供适当的保护；（3）政府应在培养企业竞争力方面提供相应的支持。3.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各国都在积极地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力争在国际分工中占据有利地位。我国也必须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要进一步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张和强化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有选择、有重点、有突破地发展智力密集或知识密集型产业。今后五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要突出这样几个方面：——用高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要把传统产业的改组改造放在重要位置，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技术进步为支撑，抓好关键环节。——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要有选择地加快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重点支持建设高速宽带信息网络、关键集成电路、新型运载火箭等重大高技术工程，形成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群体优势和局部强势。——加强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高度重视资源战略问题。——加快服务业发展。发展服务业是促进结构升级和增加就业的重要途径，要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形成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环境。4.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治经济体制。中国已加入世贸组织，就要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转变政府职能，要求政府必须按照公开、透明、非歧视等原则改变管理方式。首先，要完善市场机制，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实行政企分开。政府要健全市场体系，强化市场功能，不断完善各种市场规则，规范和维护市场秩序，创造公平、平等的竞争环境。其次，要实行依法治国，用法律规范政府对国家的管理，规范政府的行为，提高政府决策和行为的透明度。5.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致力于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规则。现行的国际经济规则大多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它更能反映发达国家的意志和利益，对发展中国家带有歧视性。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增强，我们应该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规则而努力，使广大发展中国家能够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参考文献】[1] 秦晓，凌晓东.经济全球化：目标、途径和我们的选择[j].国际经济评价，2002，（1-2）.[2] 陈涛涛.培养核心竞争力受益于全球化的关键[j].国际经济合作，2002，（2）.[3] 蔡芝芳.经济全球化下的发展中国家[j].兰州学刊，2002，（1）.【原文出处】黑龙江社会科学【原刊地名】哈尔滨【原刊期号】200302【原刊页号】48～50【文章日期】2003-01-10【作者简介】蒲明，黑龙江工程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08蒲明（1976-），男，黑龙江哈尔滨人，黑龙江工程学院管理系教师，从事经济管理、国际贸易研究。中图分类号：f120. 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03）02-004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