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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社会交往不断发展的产物，是社会交往不断趋于规模化、标准化、程序化、清晰化、精确化和条 文化 的结果。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 一、论文格式必须包含如下六大要素： 论文标题、论文作者署名及其单位、中文摘要及关键词、英文摘要及英文关键词、论文正文，最后是论文的参考文献。这是论文格式的六大要素，是任何论文都必须要包含的内容。 此外，在不同学术领域，其论文还有其他一些内容，比如论文致谢、论文封面以及 毕业 论文要写明指导老师等。 最后，不同的学术研究或者编辑出版机构，对论文格式也有自己的一些要求。 二、论文内容必须按照论文格式要求进行编辑排版： 论文除了要包含如上六大要素之外，还有按论文格式要求对论文内容进行编辑排版，比如纸张大小、标题居中、段落缩进、列表编号、字体字号等。在信息化时代，这个要求更为迫切。 论文格式化之后，内容条例清晰，结构一目了然。 政治论文参考文献 政治安全与政治体制改革 在民族国家作为国际交往和处理国内事务首要主体的条件下，国家安全尤其是政治安全，不仅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兴衰，而且直接关系到每个国民的切身利益和福祉。当前中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和问题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维护政治安全，保持政治稳定，对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对于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治安全及其影响因素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国家主权、领土疆界、民族尊严、意识形态、价值文化、国家制度和权力体制等方面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自主，并免受各种干扰、侵袭、威胁和危害的能力和状态。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最根本的象征，是国家利益的最高目标。只有当政治安全获得保证的条件下，才能有效地谋求和维护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生态等其他领域的安全。一般认为，政治安全的内涵主要包括国家主权安全、政治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政治秩序安全等四个要素。对于中国来说，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实现政治安全的根本保障。政治安全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其他领域的安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其中经济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的组成部分)，对政治安全产生着尤为重要的影响。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出了问题，政治也会出问题。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看，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矛盾比较尖锐的情况下，由天灾导致的饥荒和民不聊生，往往会成为引发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从西汉末年直至清朝中后期，历史一直围绕着经济领域的治乱循环为轴心旋转着。即使是现代社会也难以逃出这条铁律的规制。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印尼经济陷入困境，引发政治危机，导致统治印尼32年的苏哈托政权于1998年倒台。同样，南美的庇隆、皮诺切特、藤森等政权兴衰乃至苏东剧变，其动因也都在于经济领域的危机。有鉴于此，邓小平在 总结 新中国成立以来 经验 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等论断，明确指出了经济发展对于保持政权稳定和政治安全的决定性影响。当然，另一方面，政治安全问题也可能反作用于经济安全领域，这在苏东剧变以来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的泰国、菲律宾以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的现实政治中都可以找到很好的反面例证。总之，在思考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关系时，完全可以将其视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在国家安全领域的投射。 意识形态既是政治安全的组成部分，也是影响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任何一个政权，除了依靠国家机器和经济利益两手来维系，统治阶级倡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能否为多数民众接受和尊奉，也是保持政权稳定的重要因素。清代学者龚自珍有句 名言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说的就是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对政治安全的重要影响。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于每一个执政党或执政阶级而言，能够产生立竿见影功效的是暴力工具和直接与民众自身相关的经济利益要素，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可能是最不容易引起足够重视的政治安全要素，因为政治安全的积极影响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反映出来的，需要长期持续的资源投入和对政治文化、社会舆论前沿的跟踪和引导，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许多执政集团丧失政权是始于丧失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或公信力。 二、人民利益与政治安全 决定一国政治安全的根本因素，是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那么，一个政权或执政党如何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呢?说到底，就在于它能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和福祉。如果能带来利益，人民就拥护，政权就巩固;如果会损害人民的利益，人民就反对，政权就不稳固。我们可以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中加深对这一规律的认识。 1949年以前，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国内政局不稳、战乱不止，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颠沛流离。摆脱任人宰割的屈辱地位，结束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之所在。谁能带领人民实现这个任务，谁就维护了人民的利益，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国家统一、政局安定以后，就要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党带领人民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国民经济得到快速恢复发展，整个国家呈现出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局面。但由于受特殊的国际环境影响，加上极“左”思想在党内泛滥，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没能得到有效贯彻。运动接连不断，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干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能充分发挥出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了生产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社会之所以能够稳定快速发展，国家政治安全，从根本上讲，还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各项政策。 在人民富裕起来的同时，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持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在中国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方面继承了邓小平使人民富起来的历史使命，继续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致力于解决富起来以后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蔓延等问题，保证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建设的创新发展，也是对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创新发展。 如何在国家发展和人民富裕起来以后，让社会更公平、更和谐，人民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问题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庆祝建党90周年讲话中，胡锦涛进一步指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起来以后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只要始终坚持代表人民根本利益，防止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国家就能长治久安，这已经成为了全党上下的共识。 通过上述不同历史时期党中央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成果，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找出一条贯穿其间的红线——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中，以人民利益为最根本出发点，是党始终没有动摇过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可能克服那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在确保社会主义政治的人民性本质的前提下，不断夯实政治安全的基础。 三、政治安全与政治体制改革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影响政治安全的因素，可以按矛盾性质分为两大类：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包括西方敌对势力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内颠覆势力和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又可以分为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以及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 显然，当前影响中国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改革开放30多年时间里，中国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使矛盾和问题在短期内集聚。应该说，这些矛盾绝大多数是由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引起的，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导致的，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虽然这些矛盾是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但如果不能引起重视并及时予以化解，就有可能不断积累甚至激化，同样会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影响中国的政治安全。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国家政治安全的一项根本任务。 而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对政治安全影响最大的，是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从根本上讲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但在具体单位、具体问题上干群矛盾、党群问题是存在的。关键是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和干部要善于体察民情，及时发现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并努力做好工作，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及时化解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情绪。只要党和政府真正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即使工作中有缺点和不足，也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谅解。 为了防止党夺取政权后蜕化变质，重蹈历史上封建统治者的覆辙，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安全问题进行了探索。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同民主人士黄炎培进行了著名的窑洞谈话。黄炎培提出，共产党如何跳出“其兴也浡焉，其衰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国家保证政治安全的根本途径，在于实现民主。毛泽东在窑洞谈话中提出民主，实际上包含了两层含义： 第一，人人起来负责。就是要真正让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这也是真正的民主的含义。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党的十七大 报告 也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 第二，人民监督政府。现代国家，特别是对于大国来说，除了在基层和一定范围内实行直接民主、协商民主，在整个国家层面，主要还是实行间接民主、代议民主，即人民通过行使选举权，将权力交给选出来的政党和民意代表，由政党组成政府，来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职责。任何国家要发展、要稳定，都离不开政府，离不开公共权力。但权力一旦失去监督，就会腐化变质，损害人民的利益。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英国学者阿克顿提出：权力导致腐败，失去有效监督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古今中外无数的事例证明，不受约束的权力，是腐败和暴政的根源，也是影响政治安全的根源。让人民监督政府，用权利制约权力，是防止权力腐化变质，危害人民利益，进而影响政治安全的最有效办法。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从中国的现实看，权力腐败、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已经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是当前社会矛盾尖锐、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的根源，并直接影响国家政治安全。遏制腐败，跳出历史周期律，确保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安全，说到底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解决权力来自人民同时又服务于人民的问题，解决权力受到应有的监督和制约问题。一是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就要满足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管理的愿望，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真正把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落到实处。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 渠道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二是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制约权力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方面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强调政权内部的分权制衡;另一方面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用人民的权利制约政府的权力。为此，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既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有益经验，更要结合中国实际，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健康发展的保证。这里特别要强调两点：一是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并不矛盾，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从历史和现实看，在中国，只有共产党能够从根本上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从中国正处于剧烈变革的情况看，要保持政局稳定，更需要一个有权威、有力量的政党来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二是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中，是否有效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是衡量党的领导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在党的领导下，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坚持依法治国，不断提高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现实路径，也是确保政治安全的关键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看了“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的人还看： 1. 标准学术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2. 参考文献学术论文格式要求 3. 标准学术论文参考文献格式模板 4. 毕业论文参考文献国家标准 5. 2017届高校行政管理论文范文参考文献 6. 参考文献格式学术论文
直到1895年为止，上海几乎仍旧是个纯粹经商的城市，因此人口从未超过50万。……尽管1843年至1895年间由于外国人创办的经商机构的结果，人口增加了一倍，但是如果跟1895年以后伴随着市内现代工业发展而造成的人口激增相比，那么早期的增长就显得微不足道了。(31) 上海作为首先开埠和迅速崛起的通商口岸尚且如此，其他口岸城市吸纳农业人口的容量必定更为有限。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然而这种影响毕竟有限，原因就是工业化发展不足，使得城市拉力显得疲乏。甲午战争前，在沿江沿海的一些大城市中，陆续出现了由外国资本、清政府和新兴民族资本所经营的二三百大小不同的近代工业，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其多数在资本、规模、技术上都非常有限。据统计近代新式工业的产值仅占工农业生产总额的10%左右，而农业和手工业的产值却占90%上下。(32) 此一阶段，城市发展的不平衡十分明显。长江下游地区和岭南地区，开辟的商埠、设置的租界最多，工商业、服务业比较繁荣，城市人口比重提高较快。与此相反的是，许多曾经是商业中心、交通要道、军事据点的内陆城市，或趋于衰落，或陷于停滞，如苏州、佛山、湘潭、邵阳、湖州、杭州、潍坊等。(33)此外，甲午战争前的半个多世纪由于战争的影响，例如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直至中法、中日战争，成千上万的城镇不同程度地都遭受了战争摧残。江南地区是明清以来全国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也是当时中国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区，19世纪50-60年代却成为太平军和清军及外国军队激烈厮杀的主要战场，在长达14年之久的连绵战争中，兵燹所至攻伐屠戮，城镇摧毁，对城市的破坏性极大。 对此，施坚雅在说明为什么19世纪晚期中国的城市化率不能作为近代模式的代表时，提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中国城镇体系受到战争的剧烈破坏： 一方面从十七世纪八十年代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一般说来农业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太平盛世，另一方面，在从1850-1890年这四十年里，八个地区有六个遭到剧烈的破坏。太平天国、捻军和回军之乱，使得除岭南和长江上游以外所有地区的广大区域赤地千里，使得中国减少了数以千百万计的人口，破坏了数以百计的城镇。长江下游地区的城市体系被破坏；西北地区和长江中游大区五个地区中的两个地区的城市体系遭到严重的破坏；云贵、东南沿海和华北的城市体系遭到部分破坏，到1893年为止，许多地区都只有很少一部分得到恢复。(34) 初步发展阶段“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可以看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它的有关条款刺激了通商口岸近代机械工业的兴起，并开启了一个铁路铺设的时代。这样，19世纪90年代，在中国几个区域的城市系统中，出现了较有成效的交通现代化变革。”(35)施坚雅的这段话，既说明了为什么以1895年作为城市化第二阶段的分界点，也说明了其间的理由，即是“近代机械工业的兴起”以及由于铁路的铺设而引起的“交通现代化变革”。 马关条约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由以商品输出为主转为资本输出，外国以条约为掩护，加快了在中国设立工矿企业的步伐。据汪敬虞先生统计，1895年至1913年，外国在华设立了136个工场，是甲午战争前半个多世纪的6倍（23家）；同期，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外国大型工厂的总投资达到103 153千元，是甲午战争前半个多世纪的近倍（7031千元）。(36) 随着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民族意识的勃兴，清末民初兴起了一个兴办实业的热潮，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得到迅速发展，进入发展史上的黄金期。1914年至1918年，中国民族资本工业获得长足发展。1913年至1915年，注册工厂124家，资本总额24424千元，平均每年注册家，平均每公司196千元。1916年至1918年，注册工厂374家，资本总额74 633千元，平均每年家，平均每公司199千元。这些新注册工厂大多是纺织业、面粉业、针织业、卷烟业、榨油业等轻工业企业。(37)工业发展的本身意味着工人阶级队伍的扩大，据估计，抗日战争前中国工厂工人（手工业除外）至少有230万以上，其中在铁路、航运、采矿等大型工业部门的也有52万以上。(38) 城市工业的发展，大大增强了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附力，增强了城市化的拉力。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江沿海的一些通商口岸城市中，因而这些现代化水平较高的通商口岸城市的人口增长较快。如以1843年人口数为基本指数100的话，那么，到1933年时，上海人口数指数则为1520，天津为600，南京为560，北京为150，长沙为190。上海在90年里城市人口增长了15倍，天津增长了6倍，北京也增长了倍。(39) 从甲午战后至1937年，中国境内修筑铁路的步伐加快。1894年中国境内共修筑铁路364公里，1911年达9 618公里，1927年达13 000多公里，至1937年已超过21 000多公里。(40)这一时期，铁路修筑最快的地区是东北，此时修筑了京奉、东清南满洲支路、道清、安奉、天图、洮海、齐北、锦承等铁路，从而启动了城市化过程。19世纪30年代，随着铁路线的铺设，原来一些荒僻的村落，以铁路车站为中心发展成现代都市的事例到处可见，大连、营口、海城、鞍山、辽阳、奉天、四平、开原、公主岭、长春、安东、抚顺等二十多个城市就是在此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据统计，东北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本溪、抚顺六城市在20世纪30年代初人口合计达到230余万，比1895年增长了11倍。(41)在幅员广大的内地省份，除原有城市进一步发展外，因铁路而兴起的城市为数也不少。如京汉、粤汉铁路沿线的石家庄、衡阳，津浦线上的浦口、蚌埠，都是因铁路而兴。石家庄原来只是一个村落，清末民初，在京汉、正大铁路修通后，工商业日盛，成为北方的重要商城。蚌埠处在铁路与淮河的交界处，原不过是只有500户人家的村埠，津浦线开通后，商务大展，人口集结，1914年已增至10万，1929年达20万。(42)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铁路沿线大批城市的兴起，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如果说，甲午战争前，中国城市化的推动力主要是商业的话，那么，这时期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乃是工业和新式交通运输。在城市的拉力加大的情况下，农村的推力也增强了，大量农民离村，进入城市，中国近代城市得到初步的发展。 曲折发展阶段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对城市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抗战时期，中国半壁河山沦陷敌手，大多数城市，特别是若干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和近代兴起的主要工商业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济南、太原、长沙、南京、苏州、杭州、福州、徐州等城市相继被日军占领，战火侵扰加之日军的野蛮掠夺，城市遭到严重破坏，人口锐减。 从局部看，在东部中部城市受到战争破坏严重的情形下，东北与西南两个局部区域的城市化却得到了很大发展。日本一方面要对东北进行殖民掠夺、奴役，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对中国发动的全面战争的需要，将东北作为战争基地，加大了对东北的投资。1931年日本对东北的投资总额为亿元，其后逐年增加，到1944年则增至亿元。(43) 由于战争的特殊原因，抗战胜利后，东北成为中国重工业基地及其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 战争造成了中国东部人口大规模向西迁移，推动了西部城市的发展。如成都，在抗战中后期，由于东来人口资金的进入，城市工商业、文化教育事业都有较大的发展，1941年城市人口较1939年增加了，1942年初又较1941年增加了，年末又较上年增加了。(44)这两个区域城市的发展远不足弥补战争对整个中国城市发展所造成的破坏和负面影响。 抗争胜利后，中国一度出现战后的复兴，经济和城市都出现较大发展，但很快又出现了三年的国共内战，内战对经济的破坏相当严重。1949的生产量与历史上最高年产量比较，农业生产大约下降了25%，轻工业生产大约下降了30%，重工业生产损失尤其严重，大约下降了70%。(45)而且在全国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军队撤退台湾时，还破坏了许多重要的工厂和矿区，加之战争所及不少城市人口数量减少，这些都使城市的发展限于滞缓。 注释： ①朱铁臻：《城市现代化研究》，北京：红旗出版社，2002年，第224页。 ②人口统计失实主要表现是人口统计过程中存在缺漏、虚报及人为编造等问题，统计人口往往低于实际人口数。具体可参见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葛剑雄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59-64页。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6-60页。文中后面涉及全国总人口数，在没有修订的情况下，一般取较大的数。 ③“四民”是一种基于社会职业的划分，都是传统社会的所谓“编户齐名”。汉代人给四民的定义是：“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他们之间由于来源以及所从事的职业关系，在社会地位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四民的划分一直沿袭到清代末年，几乎贯穿整个传统社会始末，因此，传统社会实际上也可称为四民社会。但四民只是对传统时代人口社会职业构成的一个大致勾勒，无论在城市或乡村，事实上都存在着一些为士、农、工、商四大社会集团所无法涵盖的其他人口。 ④包世臣：《说储上篇后序》，《中衢一勺》卷七下，附录四下，《包世臣全集》下册，李星点校，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第222页。 ⑤卜凯主编：《中国土地利用》，乔启明等译，成都：成城出版社，1941年版，第501页。 ⑥详细可参见杨子惠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年，第1200页。姜涛：《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9-170页。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编：《中国人口年鉴·198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811-81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2页。 ⑨1982年以前我国城市人口仅指建制市和镇中的非农业人口，而把居住在市、镇中的农业人口同居住在乡村中的一切人口均划为乡村人口。1982年我国城市人口的统计口径作了一次大的调整，即把建制市和镇辖区内的总人口，包括其中的农业人口也视为城市人口。参见朱铁臻主编：《中国城市手册》，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799页。 ⑩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37页。 (11)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44页。 (12)同上书，第339-355页。 (13)美国学者罗兹曼著的《清代中国与德川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普林斯顿大学，1973年），比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出版要早4年（斯坦福大学，1977年）。该书所用方法与施坚雅差不多，不过只是将城市分为7级来估量的。由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的《中国人口史·清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虽然对施坚雅的城市人口估计数颇有微词，但是纵观该书采用的区域城市人口等级模式的构造方法较多注意到政治级别的行政分层，与施坚雅偏重于经济地理分层在分析的方法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具体参见该书第724-781页。另见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三章，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14)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史研究》（第一辑），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25页。 (15)关于这一点很多学者已经指出，详见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45页；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82页。 (16)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王旭等译，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01页。 (17)姜涛：《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1页。不过姜涛将10%作为在正常情况下从古（先秦）至今（近代）整个中国社会城市化率的平均数，这一点似觉牵强，因为他所给出的先秦及汉代城市化率为10%左右的说明不够充分。 (18)20世纪20-30年代，一些社会学家对中国近代的城市化率做过估计，不过普遍数字偏高，高者至34%，低者也有，参见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第267页。由我们所求的城市化率上限可知这些估算数字误差较大。当代，国内外很多研究过中国近代城市的学者都估算过近代中国的城市化率，各家估算的年份密集在1820年、1843年、1893年这三年，1820年有（行龙估算）、（赵冈估算）；1840年是（行龙估算）、1843年有（施坚雅估算）、1893年有（施坚雅）、（赵冈）、（行龙）。此外行龙对1920年、1936年的城市化率也做了估算，分别是与。具体参见文中所引的各位作者相关著述。 (19)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84-87页。在赵冈看来从战国到南宋是一个上升态势较为明显的发展阶段，从南宋自清中叶是个下降阶段，从清中叶直到现今又是个不断上升阶段。 (20)行龙：《也论中国近代的城市化》，见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41页。 (21)唐代的城市人口比重参见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第248页。宋代的参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33页。明代的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清时期》，第774页。 (22)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清时期》（第五卷），第829页。 (23)王先谦：《东华续录·道光四十四》第20页b。 (24)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81页。 (25)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第399页。 (26)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编：《中国人口年鉴·198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811页。 (27)施坚雅认为“迄1893年，很多地区的恢复性工作只是完成了一部分而已”。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第73页。姜涛在前引书第75、78页，也提到这时候的人口总数接近战前道光年间水平。 (28)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40页。 (29)三阶段是划分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一般模式，就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至少有三家是按三阶段模式来划分的。何一民：《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年—1949年）》，第二章第一节，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何一民的划分为：鸦片战争到清末新政改革前是第一阶段，清末新政改革(1901)至抗日战争前是第二阶段，抗日战争至新中国成立是第三阶段。行龙前引论述的三阶段划分为：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为第一阶段，甲午战争到20世纪20年代为第二阶段，20世纪2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为第三阶段。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第257-261页的划分为：1840-1895年；1895-1931年；1931-1949年。笔者倾向于赞同宁越敏、张务栋、钱今昔：《中国城市发展史》，第七章，第一节的三段式划分的。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30)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6-37页。 (31)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页。 (32)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北京：三联书店，1961年，第1页。 (33)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第258页。 (34)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262页。 (35)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第64页。 (36)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页。 (37)陈真、姚洛合：《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14页。 (38)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上海：银行学会、银行周报社印行，1947年，第369-370页。 (39)(41)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第260页。 (40)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190页。 (42)于云汉、马继云：《中国城市发展史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3页。 (43)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62页。 (44)何一民主编：《变革与发展：中国内陆城市成都现代化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86页。 (45)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编：《三年来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19页。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主题和发展道路问题时需要首先弄清楚的一个问题。马克思既曾认为英国在对印度实行殖民统治时“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版，第1卷，第766页），这是不是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对东方社会的发展主要是起了积极的作用，并且给那里的人民带来了文明的福祉呢？党领导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这是否意味着不需要同西方国家发生往来？这是否导致了对外封闭，影响了开放？应当怎样回答这类问题？怎样看待这种主张？下面，我们就来进行一些分析。一、应全面理解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入侵东方国家所带来的后果的科学论马克思是怎样估计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给东方国家所带来的历史后果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全面地研究一下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这两篇文章中所阐发的思想。马克思的确讲过，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尽管他们的行为是受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这种行为是既残忍又愚蠢，但是他们的蒸气机和科学还是在印度摧毁了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摧毁了农村公社的经济基础，由此在亚洲造成了“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同上，第765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同上，第766页）在揭示这个历史作用的同时，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第一，英国殖民者给印度人民所带来的，并不是文明和福扯，而是极其深重的灾难。因为“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同上，第772、762页）第二，“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一定能够做到的，这就是为这两者创造物质前提。”（同上，第771页）因为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人侵，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将生长和发展起来，他们将成为西方殖民主义的掘墓人。第三，殖民地人民不应当充当西方殖民者的驯服的奴隶，而应当为反对西方国家资产阶级的奴役、摆脱西方殖民者套在自己身上的枷锁而斗争。因为“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同上，第771 －772页）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与东方社会发展的关系这个问题所作的分析是科学的。他不仅没有为殖民主义辩护，而且强调进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摆脱外国的枷锁正是被摧毁的东方社会获得重建与新生的前提。这些论断，对于我们认识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关系，也具有指导意义。二、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不是促进而是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外国资本主义的人侵是不是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如果中国依附于帝国主义而不进行反帝斗争，中国能不能发展成为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总结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经验，已作出了科学的回答。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己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这种入侵，“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6、626—627页）这就是说，与英国在印度一样，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不过，这还“只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所发生的变化的一个方面。”这个变化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帝国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同上，第 627、627－628页）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所起的这两个方面的作用，究竟哪一个方面是主要的呢？毛泽东认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他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同上，第628页）因为对于它们来说，一个政治上经济上不独立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乃是一个极其广大的倾销。商品的市场，一个理想的资本输出的对象和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如果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当然还会同它们打交道并发生经济文化往来，但那时的中国将作为主权国家同它们在平等的基础上而不是如同半殖民地时期那样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关系，这是它们所不能容忍的。帝国主义列强既不愿意失去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利益，也不愿意看到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成为它们的一个强有力的竟争对手。正因为如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同第679页）毛泽东的这个论断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是怎样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呢？第一，资本——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向中国发动多次侵略战争，并且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手段，强迫中国政府与之订立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了种种特权，从而使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而在1931年至1945年期间，中国的部分区还变成了日本独占的殖民地。正是通过发动侵略战争和凭借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土地上滥施横暴。他们残酷地镇压和虐杀中国人民，粗暴地践踏中国人民的尊严和人格，贪婪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并役使中国的劳动者，他们还无情地毁灭中国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和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由此蒙受了巨大的屈辱，遭遇了深重的灾难。仅日本侵华期间，在侵华日军的屠刀下，中国即死伤3500万人；按1937年的币值计算，中国遭直接经济损失为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为5000亿美元。事实证明，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扮演的并不是现代文明的传播者的角色；如同马克思当年揭露的英国在印度的行为一样，他们在中国也赤裸裸地暴露了“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马克思恩格集》，第2版 第1卷，第772页）第二，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不但使中国在政治上不再拥有完整的主权，而且在经济上也逐步地形成了对它们的依附而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帝国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并把许多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它们直接管理的租界。它们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控制了中国的交通事业（海上的、陆上的、内河的和空中的）。因此它们便能够大量地推销它们的商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工业品的市场，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8—629页）由于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国商品倾销的情况下，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在倾销商品的同时，“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同上，第629页）。由此，它牢牢地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在重工业方面，外国资本主义1936年控制了煤产量的55．2％和新法采煤量的77．4％；1937年掌握冶铁工业的 95％，1936年掌握石油工业的 99％，发电量的 77％。在交通运输方面，外国资本1936年掌握铁路总长度的88％：1930年即己掌握外洋航运和国内航运吨位的8l．2％。在轻工业方面，外国资本1936年也已掌握纱锭的48．2％，织布机的％（北日本纱厂尚未计入）； 在这前后还掌握了毛纺62％，毛纺机的 48％；1935年即掌握烟厂产值的 63％以上。在抗战前夕，在中国的现代工业和运输业中，外国资本占到了71．6％。在银行方面，外国银行1936年华资产要比华商银行大1/3。这就是说，外国资本不仅断了中国的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而且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以及若干重要的轻工业。它们“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有必要指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的最主要部分是商业掠夺性的资本，即投于进出口业以及与商品倾销相关的运输、银行、保险等事业的资本，而并不是工业资本。而且，这些资本的大部分并非由国外输入，而是在中国直接掠取的，如在中国取得的战争赔款、借款利息和强占的土地，以及积累的利润等。如1930年外国在华企业财产和房地产约值24亿美元，其中由国外输入的仅9．4亿美元。它们还把从中国榨取的巨额利润输往本国。“估计从1894年到1937年，帝国主义输进中国的资本和借款约合17．4亿美元，而同时期自中国输出的投资利润和借款本息达34．4亿美元，为输入资本的两倍。（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它们在中国积累的资本还没有计算在内。这就是说，帝国主义投资的增加，乃是对于中国生产资金的强盗式的占有，这对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严重的束缚。第三，帝国主义列强“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2卷，第629页）为此，它们到处致力于保持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一切剥削形式（特别是在乡村），主要是封建剥削和高利贷剥削，并使之永久化，因为这些形式“是它的反动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础”（同上，第 629页）时，由于“帝国主义妨碍了中国工业的发展，使农村中的资本积累，不用来提高农业的生产技术，不投到工业里面去，反而再投到土地和高利贷方面来，更加量的用半封建的形式剥削农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42页）中国农村受到封建剥削制度的束缚，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甚至陷于停顿状态，无力为工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商品粮食、轻工业原料、工业品市场及资金，从而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严重的制约因素。第四，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主要是通过它们在中国的代理人即中国的反动统治集团来实行间接统治的。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执政的军阀互相勾结，前者支持后者，一是可以造成它们在中国的特殊势力，二是可以延长中国的内乱，使中国永远不能发展实业，永远成为消费国家，永远成为他们的市场；后者依靠前者，则是因为没有后者的支持，他们就很难上台，上台了也难以维持自己的统治。我们看到，从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到国民党新军阀首领蒋介石，都无不是以外国帝国主义为靠山的。由于中国的反动统治集团与中国的广大人民处于尖锐对立之中，他们的统治只能依靠赤裸裸的暴力、依靠封建专制的手段来维持。这样，外国帝国主义对他们的支持，就成了对中国独裁统治的支持，成了中国政治走向民主化的严重的直接的障碍。由于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中国的反动派进行反人民的战争，支持中国各派军阀进行争夺中央政权或地方势力范围的斗争，这也使得中国战乱频仍，广大人民无法安居乐业，从而严重地妨碍了中国经济和文化等项事业的发展。正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它所支持的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毛泽东选集》，第 2版，第 2卷，第 631页） 正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它所支持的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而在这少量的工业中，民族资本经营的又只是非主体部分。1949年，中国的民族工业资本按1952年人民币币值计算，不过亿元。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以纺织工业、食品工业为主的轻工业；它们规模小，设备落后，多数为工场手工业。中国工业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加工工业门以外国的原料加工制成日用品）和装配工业门以外国的零件装配成机器）而已。自从1840年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来，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中国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而只是成了一个极度贫弱的半殖民地。历史经验表示，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是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的必要前提。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举起反帝的旗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这完全是必要的、正义的，具有伟大的进步意义。而提倡中国依附于西方大国，这只能把中国引向灾难。这是违背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三、反对帝国主义并不意味着我们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需要往来反对帝国主义这个口号，具有何种涵义？它是否意味着中国不需要同发达资本主义发生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往来？显然不是。因此，那种认为中国的封闭同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有关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要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目的。换句话说，就是要争得中华民族的真正独立。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的目前行动政纲草案》中就把反帝国主义的具体内容归纳为以下7项：“A，反对列强武力干涉中国。全国民众应一致要求立即撤退驻华之外国海陆军。B，收回租界，由租界居民组织市民议会管理之。外人之居住租界者，均需受中国法律之约束，并负担同等之纳税义务。C，取消在华外国银行之一切特权，禁止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发行纸币。凡中国资本之银行，具有充分之担保金与合法之地位者，其纸币得通用于全国。D，无条件交还海关，建立减轻出口税增加入口税之保护税则。E，取消外国商轮自由航行中国内河及滨海各埠之特权，严禁私运军火及鸦片吗啡等类毒物。为发达本国航业计，应将招商局收归国有并加以扩充，得政府许可之私人航业，亦予以保护。F，外人投资于大企业如铁路、矿山之类，因而获得之管理权及政治权利，应一律取消，并重新厘定其经济权。外人在中国境内开设之工厂，需重新登记，受政府之管理。不得国民政府之允许，外人不得在中国境内自由开设工厂。G，外人在中国境内开设之教会、学校、医院、报馆及其他以慈善为名之机关，均需受中国法律之管理，不得国民政府之许可，不得借口此等名义购置地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09－210页）显然，以上反对帝国主义的各项要求，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天经地义，不是搞封闭。毫无疑问，反对帝国主义并非是不需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往来。这一点，我们党在成立初期就很明确。1945年 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就提出过吸收外国投资的问题。1946年 5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中更明确指出：“我应采取直接与美国及英法等国政府及其个别商人进行经济合作的方针，在两利的原则下，我们政府及商业机关应和外国商人以至外国政府直接订立一些经济契约，吸收外资来开发山东的富源，建立工厂，发展交通，进行海外贸易与提高农业和手工业。”只是要“避免不致因此而受垄断、受控制及受外间政治上的攻”（《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页）。事实上，只有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真正赢得了民族独立，我们才有可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互利的往来，并使这种日益扩大的往来不致让中国陷于依附地位，而是促进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发展。摘自《思想理论导刊》2003年第5期
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资本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产生近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也是近代中国社会落后贫困的根本原因。一、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理论问题那么如何用理论与历史统一的方法去看待这个历史问题？怎样正确理解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具有“双重使命”的论断呢？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殖民主义的历史。15世纪，西方冒险家远渡重洋的环球旅行和随之而来的征服、掠夺，揭开了近代殖民扩张的序幕，宣告了殖民主义的产生。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者主要是通过海盗式的土地、财物掠夺、欺诈性的贸易和奴隶贩卖等方式，从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攫取巨额财富。而在西方实现工业革命以后，由于资产阶级要求更广阔的国外市场和原料供应地，推动了西方列强向世界急剧扩张，殖民主义世界体系开始形成。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殖民主义者运用各种手段对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使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成为其垄断的商品倾销市场、原料供应基地和投资场所。而在19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资本输出成为殖民剥削的重要形式，瓜分世界的狂潮出现，殖民主义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由少数帝国主义强国主宰世界的更完整的体系。可见，殖民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压迫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血与火的历史”。我们再来读读马克思的几段话，领会其精神和内涵。第一，从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关系的角度。英国侵略印度的目的是把印度变成其殖民地，而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和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主观动机也是要掠夺、压迫中国，企图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完全是由他们“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的”，而决不是为了给中国带来“近代文明”，帮助中国变成独立富强的现代化国家。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它在实现其利益和目的的过程中不得不带来的客观效果，如瓦解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物质文明，并客观上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新型知识分子的产生创造了物质前提。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殖民主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并具有破坏性和建设性的“双重使命”。第二，从正义和非正义、是非善恶的道德判断角度。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以及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是非正义的。它们向中国走私毒品鸦片，贩卖人口，发动战争，运用各种手段掠夺、屠杀、压迫、剥削中国人民，这些都是极其野蛮的、可耻的、不道德的罪行。马克思在著作中愤怒揭露和谴责了殖民主义的这些侵略罪行。因此决不能因其有“双重使命”的客观效果而替资本—帝国主义侵略辩护、美化甚至评功摆好。
直到1895年为止，上海几乎仍旧是个纯粹经商的城市，因此人口从未超过50万。……尽管1843年至1895年间由于外国人创办的经商机构的结果，人口增加了一倍，但是如果跟1895年以后伴随着市内现代工业发展而造成的人口激增相比，那么早期的增长就显得微不足道了。(31) 上海作为首先开埠和迅速崛起的通商口岸尚且如此，其他口岸城市吸纳农业人口的容量必定更为有限。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然而这种影响毕竟有限，原因就是工业化发展不足，使得城市拉力显得疲乏。甲午战争前，在沿江沿海的一些大城市中，陆续出现了由外国资本、清政府和新兴民族资本所经营的二三百大小不同的近代工业，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其多数在资本、规模、技术上都非常有限。据统计近代新式工业的产值仅占工农业生产总额的10%左右，而农业和手工业的产值却占90%上下。(32) 此一阶段，城市发展的不平衡十分明显。长江下游地区和岭南地区，开辟的商埠、设置的租界最多，工商业、服务业比较繁荣，城市人口比重提高较快。与此相反的是，许多曾经是商业中心、交通要道、军事据点的内陆城市，或趋于衰落，或陷于停滞，如苏州、佛山、湘潭、邵阳、湖州、杭州、潍坊等。(33)此外，甲午战争前的半个多世纪由于战争的影响，例如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直至中法、中日战争，成千上万的城镇不同程度地都遭受了战争摧残。江南地区是明清以来全国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也是当时中国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区，19世纪50-60年代却成为太平军和清军及外国军队激烈厮杀的主要战场，在长达14年之久的连绵战争中，兵燹所至攻伐屠戮，城镇摧毁，对城市的破坏性极大。 对此，施坚雅在说明为什么19世纪晚期中国的城市化率不能作为近代模式的代表时，提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中国城镇体系受到战争的剧烈破坏： 一方面从十七世纪八十年代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一般说来农业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太平盛世，另一方面，在从1850-1890年这四十年里，八个地区有六个遭到剧烈的破坏。太平天国、捻军和回军之乱，使得除岭南和长江上游以外所有地区的广大区域赤地千里，使得中国减少了数以千百万计的人口，破坏了数以百计的城镇。长江下游地区的城市体系被破坏；西北地区和长江中游大区五个地区中的两个地区的城市体系遭到严重的破坏；云贵、东南沿海和华北的城市体系遭到部分破坏，到1893年为止，许多地区都只有很少一部分得到恢复。(34) 初步发展阶段“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可以看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它的有关条款刺激了通商口岸近代机械工业的兴起，并开启了一个铁路铺设的时代。这样，19世纪90年代，在中国几个区域的城市系统中，出现了较有成效的交通现代化变革。”(35)施坚雅的这段话，既说明了为什么以1895年作为城市化第二阶段的分界点，也说明了其间的理由，即是“近代机械工业的兴起”以及由于铁路的铺设而引起的“交通现代化变革”。 马关条约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由以商品输出为主转为资本输出，外国以条约为掩护，加快了在中国设立工矿企业的步伐。据汪敬虞先生统计，1895年至1913年，外国在华设立了136个工场，是甲午战争前半个多世纪的6倍（23家）；同期，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外国大型工厂的总投资达到103 153千元，是甲午战争前半个多世纪的近倍（7031千元）。(36) 随着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民族意识的勃兴，清末民初兴起了一个兴办实业的热潮，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得到迅速发展，进入发展史上的黄金期。1914年至1918年，中国民族资本工业获得长足发展。1913年至1915年，注册工厂124家，资本总额24424千元，平均每年注册家，平均每公司196千元。1916年至1918年，注册工厂374家，资本总额74 633千元，平均每年家，平均每公司199千元。这些新注册工厂大多是纺织业、面粉业、针织业、卷烟业、榨油业等轻工业企业。(37)工业发展的本身意味着工人阶级队伍的扩大，据估计，抗日战争前中国工厂工人（手工业除外）至少有230万以上，其中在铁路、航运、采矿等大型工业部门的也有52万以上。(38) 城市工业的发展，大大增强了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附力，增强了城市化的拉力。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江沿海的一些通商口岸城市中，因而这些现代化水平较高的通商口岸城市的人口增长较快。如以1843年人口数为基本指数100的话，那么，到1933年时，上海人口数指数则为1520，天津为600，南京为560，北京为150，长沙为190。上海在90年里城市人口增长了15倍，天津增长了6倍，北京也增长了倍。(39) 从甲午战后至1937年，中国境内修筑铁路的步伐加快。1894年中国境内共修筑铁路364公里，1911年达9 618公里，1927年达13 000多公里，至1937年已超过21 000多公里。(40)这一时期，铁路修筑最快的地区是东北，此时修筑了京奉、东清南满洲支路、道清、安奉、天图、洮海、齐北、锦承等铁路，从而启动了城市化过程。19世纪30年代，随着铁路线的铺设，原来一些荒僻的村落，以铁路车站为中心发展成现代都市的事例到处可见，大连、营口、海城、鞍山、辽阳、奉天、四平、开原、公主岭、长春、安东、抚顺等二十多个城市就是在此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据统计，东北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本溪、抚顺六城市在20世纪30年代初人口合计达到230余万，比1895年增长了11倍。(41)在幅员广大的内地省份，除原有城市进一步发展外，因铁路而兴起的城市为数也不少。如京汉、粤汉铁路沿线的石家庄、衡阳，津浦线上的浦口、蚌埠，都是因铁路而兴。石家庄原来只是一个村落，清末民初，在京汉、正大铁路修通后，工商业日盛，成为北方的重要商城。蚌埠处在铁路与淮河的交界处，原不过是只有500户人家的村埠，津浦线开通后，商务大展，人口集结，1914年已增至10万，1929年达20万。(42)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铁路沿线大批城市的兴起，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如果说，甲午战争前，中国城市化的推动力主要是商业的话，那么，这时期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乃是工业和新式交通运输。在城市的拉力加大的情况下，农村的推力也增强了，大量农民离村，进入城市，中国近代城市得到初步的发展。 曲折发展阶段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对城市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抗战时期，中国半壁河山沦陷敌手，大多数城市，特别是若干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和近代兴起的主要工商业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济南、太原、长沙、南京、苏州、杭州、福州、徐州等城市相继被日军占领，战火侵扰加之日军的野蛮掠夺，城市遭到严重破坏，人口锐减。 从局部看，在东部中部城市受到战争破坏严重的情形下，东北与西南两个局部区域的城市化却得到了很大发展。日本一方面要对东北进行殖民掠夺、奴役，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对中国发动的全面战争的需要，将东北作为战争基地，加大了对东北的投资。1931年日本对东北的投资总额为亿元，其后逐年增加，到1944年则增至亿元。(43) 由于战争的特殊原因，抗战胜利后，东北成为中国重工业基地及其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 战争造成了中国东部人口大规模向西迁移，推动了西部城市的发展。如成都，在抗战中后期，由于东来人口资金的进入，城市工商业、文化教育事业都有较大的发展，1941年城市人口较1939年增加了，1942年初又较1941年增加了，年末又较上年增加了。(44)这两个区域城市的发展远不足弥补战争对整个中国城市发展所造成的破坏和负面影响。 抗争胜利后，中国一度出现战后的复兴，经济和城市都出现较大发展，但很快又出现了三年的国共内战，内战对经济的破坏相当严重。1949的生产量与历史上最高年产量比较，农业生产大约下降了25%，轻工业生产大约下降了30%，重工业生产损失尤其严重，大约下降了70%。(45)而且在全国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军队撤退台湾时，还破坏了许多重要的工厂和矿区，加之战争所及不少城市人口数量减少，这些都使城市的发展限于滞缓。 注释： ①朱铁臻：《城市现代化研究》，北京：红旗出版社，2002年，第224页。 ②人口统计失实主要表现是人口统计过程中存在缺漏、虚报及人为编造等问题，统计人口往往低于实际人口数。具体可参见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葛剑雄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59-64页。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6-60页。文中后面涉及全国总人口数，在没有修订的情况下，一般取较大的数。 ③“四民”是一种基于社会职业的划分，都是传统社会的所谓“编户齐名”。汉代人给四民的定义是：“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他们之间由于来源以及所从事的职业关系，在社会地位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四民的划分一直沿袭到清代末年，几乎贯穿整个传统社会始末，因此，传统社会实际上也可称为四民社会。但四民只是对传统时代人口社会职业构成的一个大致勾勒，无论在城市或乡村，事实上都存在着一些为士、农、工、商四大社会集团所无法涵盖的其他人口。 ④包世臣：《说储上篇后序》，《中衢一勺》卷七下，附录四下，《包世臣全集》下册，李星点校，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第222页。 ⑤卜凯主编：《中国土地利用》，乔启明等译，成都：成城出版社，1941年版，第501页。 ⑥详细可参见杨子惠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年，第1200页。姜涛：《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9-170页。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编：《中国人口年鉴·198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811-81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2页。 ⑨1982年以前我国城市人口仅指建制市和镇中的非农业人口，而把居住在市、镇中的农业人口同居住在乡村中的一切人口均划为乡村人口。1982年我国城市人口的统计口径作了一次大的调整，即把建制市和镇辖区内的总人口，包括其中的农业人口也视为城市人口。参见朱铁臻主编：《中国城市手册》，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799页。 ⑩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37页。 (11)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44页。 (12)同上书，第339-355页。 (13)美国学者罗兹曼著的《清代中国与德川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普林斯顿大学，1973年），比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出版要早4年（斯坦福大学，1977年）。该书所用方法与施坚雅差不多，不过只是将城市分为7级来估量的。由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的《中国人口史·清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虽然对施坚雅的城市人口估计数颇有微词，但是纵观该书采用的区域城市人口等级模式的构造方法较多注意到政治级别的行政分层，与施坚雅偏重于经济地理分层在分析的方法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具体参见该书第724-781页。另见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三章，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14)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史研究》（第一辑），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25页。 (15)关于这一点很多学者已经指出，详见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45页；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82页。 (16)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王旭等译，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01页。 (17)姜涛：《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1页。不过姜涛将10%作为在正常情况下从古（先秦）至今（近代）整个中国社会城市化率的平均数，这一点似觉牵强，因为他所给出的先秦及汉代城市化率为10%左右的说明不够充分。 (18)20世纪20-30年代，一些社会学家对中国近代的城市化率做过估计，不过普遍数字偏高，高者至34%，低者也有，参见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第267页。由我们所求的城市化率上限可知这些估算数字误差较大。当代，国内外很多研究过中国近代城市的学者都估算过近代中国的城市化率，各家估算的年份密集在1820年、1843年、1893年这三年，1820年有（行龙估算）、（赵冈估算）；1840年是（行龙估算）、1843年有（施坚雅估算）、1893年有（施坚雅）、（赵冈）、（行龙）。此外行龙对1920年、1936年的城市化率也做了估算，分别是与。具体参见文中所引的各位作者相关著述。 (19)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84-87页。在赵冈看来从战国到南宋是一个上升态势较为明显的发展阶段，从南宋自清中叶是个下降阶段，从清中叶直到现今又是个不断上升阶段。 (20)行龙：《也论中国近代的城市化》，见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41页。 (21)唐代的城市人口比重参见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第248页。宋代的参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33页。明代的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清时期》，第774页。 (22)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清时期》（第五卷），第829页。 (23)王先谦：《东华续录·道光四十四》第20页b。 (24)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81页。 (25)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第399页。 (26)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编：《中国人口年鉴·198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811页。 (27)施坚雅认为“迄1893年，很多地区的恢复性工作只是完成了一部分而已”。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第73页。姜涛在前引书第75、78页，也提到这时候的人口总数接近战前道光年间水平。 (28)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40页。 (29)三阶段是划分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一般模式，就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至少有三家是按三阶段模式来划分的。何一民：《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年—1949年）》，第二章第一节，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何一民的划分为：鸦片战争到清末新政改革前是第一阶段，清末新政改革(1901)至抗日战争前是第二阶段，抗日战争至新中国成立是第三阶段。行龙前引论述的三阶段划分为：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为第一阶段，甲午战争到20世纪20年代为第二阶段，20世纪2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为第三阶段。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第257-261页的划分为：1840-1895年；1895-1931年；1931-1949年。笔者倾向于赞同宁越敏、张务栋、钱今昔：《中国城市发展史》，第七章，第一节的三段式划分的。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30)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6-37页。 (31)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页。 (32)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北京：三联书店，1961年，第1页。 (33)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第258页。 (34)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262页。 (35)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第64页。 (36)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页。 (37)陈真、姚洛合：《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14页。 (38)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上海：银行学会、银行周报社印行，1947年，第369-370页。 (39)(41)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第260页。 (40)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190页。 (42)于云汉、马继云：《中国城市发展史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3页。 (43)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62页。 (44)何一民主编：《变革与发展：中国内陆城市成都现代化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86页。 (45)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编：《三年来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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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字面的意思，参考文献是文章或著作等写作过程中参考过的文献。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经济学专业参考文献（通用11篇），欢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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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纲要》是我国高等院校中必开课程,它对当代大学生整个思想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它能够引导当代的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精选，希望大家喜欢!
《浅析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
【摘 要】20世纪不仅是五千年古代文明历史的中国迈向近代文明的转折点，也同样拉开了近代妇女解放的幕帘。随着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启蒙，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中国妇女逐渐找到了自身发展解放的道路。到五四运动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开始蓬勃发展，使得妇女从传统的束缚里解放出来。所以说这样一个在近代妇女运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时期，有必要对其原因背景、表现特点及其影响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傅立叶“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以及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在五四运动这样一个在近代妇女运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时期，有必要对于其原因背景、表现特点及其影响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一、原因背景
众所周知，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妇女这样一个群体，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这样一套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长期压迫和束缚着她们。在没有被教育的情况下，政治方面失去自由，经济方面不能独立，妇女仅仅成为了男人的附属品，生活苦不堪言。
近代以来，我国许多有识之士在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上进行了不屑的努力。辛亥革命时期，我国妇女就已经参加一些解放运动，但是这个阶段的运动总体来说比较零星分散，没有找到真正解放的道路，只是有了朦胧的初步认识，使得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有了一定的基础。虽然辛亥革命失败了，却使得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接着新文化运动伴着“民主”与“科学”的浪潮掀起，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开始对旧的伦理道德做出猛烈的抨击，这中间就有对于压迫和束缚妇女的关于旧有观念的批判，陈独秀发表于《新青年》的《一九一六年》一文中指出：“妻子不是丈夫的附庸品，号召女青年通过奋斗来脱离附庸品的位置，恢复独立自主的人格。”?战士们同样不惜笔墨，将西方关于女权运动的迅猛发展详细地介绍给中国的妇女，希望她们能够更好地树立人格，打开自己的眼界学习西方，摒弃自卑的心理，投入运动，更好地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热情地呼唤着广大妇女们思想觉醒，“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就是令凡在一个共同生活组织中的人，无论他是什么种族、什么属性、什么阶级、什么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到―个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
二、表现特点
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妇女的思想和行为从传统束缚中得到解放在五四时期尤为明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打破男女授受不亲观念
包括在校的女大学生在内的广大妇女，之前所受到的思想教育都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女授受不亲”等旧有的思想观念，束缚着妇女对于自身幸福的追求，使得她们的身心无法得到更好的发展。五四运动的爆发，上海女学生在听到北京学生上街游行却有学生被捕的消息后，务本女子中学、勤业女校等在内的6个女校的女生积极参与起草了上海学生致北京政府的电文，表示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并呼吁北京政府“本公理人道，将被捕学生释放，以安人心，以弥祸变，毋任感祷。”部分女大学生忍耐不住心中的烈火，在当天晚上不顾学校的规章制度一齐冲出学校，在监狱外面示威甚至表示出了可以与男学生一起坐牢的态度，以此向当地政府做出反抗。这便为打破“男女授受不亲”观念迈出了第一步，激起了妇女的爱国情操。在此同时，新民学会和觉悟社勇敢地破除封建陈规，在男女之间建立了一种平等互助互敬的关系，这种创举也有力地冲击了“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鼓励了青年的男女走出家门到社会上进行锻炼，进一步恢复了妇女正当的交际权利。不可否认的是，五四时期的打破传统男女观念，男女社交公开是极其有限的，不管是在地域方面还是在人的阶层方面都是有限的，但封建的藩篱一经冲破，封建礼教再也不可能恢复它无所不至的权威地位了。
(二)反对妇女传统的贞洁观念
1918年5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4卷5号刊登了周作人翻译日本谢野晶子的文章《贞操论》。《贞操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激起千层浪，在封建社会规范的严密控制下，为生活在底层的妇女争取应有的权利。女人是半边天，如果妇女没有解放，用李大钊的话来说时“半身不遂”。李大钊同样号召妇女解放，尤其是在鲁迅1918年7月所写的《我之节烈观》中通过提问的方式表达了“表彰节烈”是在“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里”形成的。胡适也认为中国法律关于贞操问题的规定都没有成立的理由，他说：“以近世人道主义的眼光看来，褒扬烈妇烈女杀身殉夫，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⑧我国传统社会“三纲”中有“既嫁从夫”这样的一种观念，所说的“嫁”就是指女子与丈夫结婚以及女子与未婚夫去订婚，这样情况下，女子成为“人家之人”。据此，胡适提出了几条引申意见：“男子对于女子，丈夫对于妻子，也应有贞操的态度;男子做不贞操的行为，如嫖妓娶妾之类，社会上应该用对待不贞妇女的态度对待他;妇女对于无贞操的丈夫，没有守贞操的责任，社会法律既不认嫖妓纳妾为不道德，便不该褒扬女子的‘节烈贞操’”。
(三)争取男女教育平等权利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所以很少有女子去读书识字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这样的一种状况，1919年邓春兰、谢楚祯作为进步女青年先后用书信告知北大校长蔡元培，代表妇女要求解除女禁，实行男女同校，表达自己的愿望。胡适也为此专门写下《大学开女禁的问题》，文中具体阐述了男女同校的种种好处，这样一种男女教育平等的思想，实际上是要提高妇女的自身素养，使男女平等受到现代化的教育和充足的知识滋养，从而完善半边天，在社会上谋取自己的职业。在这样强大的舆论攻势下，女子争取教育平等权利初见成效。1920年春，北大招收了9名审查合格的女旁听生，开了男女同校的先例，课程内容同样实现了平等。此后，各地纷纷效仿，一些相对进步的社团也打破男女界限，开始吸收女性成员。可能这一时期能接受教育的女性总体来说依旧微乎其微，但这一阶段性的成果为男女职业平等、女子经济独立开创了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妇女解放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反抗中国传统，争取教育平等的行为是一种既对自己也对社会的挑战，再现了五四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
三、五四时期妇女运动影响
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解放了中国传统思想，充分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关于妇女运动的方向，同时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妇女解放的理解。不仅仅是在少数的上层知识妇女中产生了一定影响，也是帮助一批知识女性自觉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观作为理论武器，从而武装了我国早期出具共产主义思想的领袖，更为广大下层妇女所接受，为妇女解放运动朝着更为正确的轨道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当今社会下，也为促进整个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实现女性与男性、社会、家庭的协调一致的共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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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假日体育”是与政治、经济、文化、旅游相结合的产物。体育与经济的结合是体育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由之路。“假日体育”引导市民体育消费，促进体育休闲、体育健身、体育竞赛等体育市场的扩展和推动体育产业的发展。进而不断带来新的生机和商机，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为“假日体育”奠定了经济基础。体育与文化、旅游的结合是拓展体育事业的最佳组合。新时期体育的“全景”在丰富，“界面”在扩展，对体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体育工作者应站在体育之外思考体育、研究体育、发展体育。随着国家实行“双休日”、法定长假的延长，“假日体育经济”的出现，以此拉动内需，启动消费，为“假日体育”奠定了借鉴基础。假日体育经济是以体育旅游业、体育服务业和体育文化产业等连带产业群为主体，将体育旅游业、体育服务业、体育文化产业整合成一个体育休闲产业系统。假日体育经济的出现，是国家刺激体育消费，推动内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带来的成果，是近年来人们期望出现的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它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如何维护假日体育经济这一良好势头，使它长盛不衰，持续、健康地发展下去，值得认真地总结和研究。2 假日体育消费与休闲体育产业的两个支柱休闲体育产业并不局限于某一个或几个具体的行业，而是将各种能够调节人们生活和心理状态的行业从传统产业划分的框架中剥离出来，即以休闲体育产品为龙头，以人们的休闲体育消费为市场的综合性产业。它的主要阵地是为满足现代人体育旅游、体育健身、体育娱乐、体育消遣等休闲体育要求，被人们称为21世纪最具活力和广阔前景的“朝阳产业”。从追求温饱到寻求体育休闲享受，是消费者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作出的自然选择。人们在温饱之后，不仅有享受可供追求，更有发展的需求和动力。假日休闲体育作为一种生活质量提高的标志，不同于基本生存需要的单一化和物质型，而越来越趋向于多元化和精神型。如体育文化娱乐消费、体育健身消费、体育旅游服务消费等等。此外，假日体育休闲还表现在体育教育、体育科技、体育文博等领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向利润率高的新兴行业流动这一规律的驱使，体育旅游服务业和体育服务业等休闲体育产业逐渐地发展起来，成为市民休闲体育消费的最好去处。 体育旅游业体育旅游业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发展最为迅速，前景最为广阔的产业之一，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回归自然、访古探幽的兴趣高涨，体育旅游显示出无穷的魅力。体育旅游这种休闲体育消费把体育旅游情结、体育文化娱乐、体育健身三者融合在一起，高尚而富有情趣，实用而蕴含文化，因此很受各类人群的喜爱。 生态体育旅游生态体育旅游作为一种新的旅游形态，已经成为国际上近年新兴的热点旅游项目。以认识自然，欣赏自然，保护自然，不破坏其生态平衡为基础的生态体育旅游,具有观光、度假、休养、科学考察、探险和科普教育等多重功能，以自然生态景观和人文生态景观为消费客体。体育旅游者置身于自然、真实、完美的情景中，可以陶冶性情、净化心灵。近几年，广东省清远市通过举办全国漂流大赛、全国龙舟锦标赛、全国越野摩托车锦标赛及成功申报全国“漂流之乡”，开创了生态体育品牌的先河。清远的生态体育资源异常丰富，为了把生态体育 资源的效益最大化，该市把以往功效比较单一的游乐项目，揉进体育运动的内容，使生态资源的开发与发展体育结合起来，达到游乐与体育共同促进发展的目的。由于成本分摊，还有效降低了项目开发的成本。纯民族、原生态的体育项目已经作为特色体育旅游项目在昆明市逐步推广，昆明市石林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与独具特色的民族体育相映成趣，进一步推动昆明体育旅游项目的发展，通过展示原生态的民族体育旅游活动，增加昆明的体育旅游内涵，吸引更多的游客到昆明石林观光游览。 农闲体育旅游农闲体育旅游业提供给城市居民的应该是轻松、愉快、宁静的精神享受，闲情逸致的田园情调，富有特色的农副产品。一般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体育旅游娱乐型：这种类型的景点设置有果树开花时期赏花，典型花卉争妍季节花展，农作物生长、收获阶段参观，举办草墩象棋大盘赛、象棋车轮战2人对弈10人、民族射箭、射驽、打弹弓、民族高跷竞速(双拐)赛、滚铁环绕标杆赛、草地排球赛、吊秋、磨担秋、空海模型表演、草地嗒嗒球赛、竹筏划水夺标赛、拉牛车比赛、老虎抱蛋、鱼塘垂钩、采菱泛舟、农家体育文化习俗、体育舞蹈等。第二，耕作体验型体育旅游：这种类型主要是通过城镇居民亲自参加农事劳作体验农村生活而设置的。它的方式可以是出租小片菜地、小片果园、小片鱼塘给城镇居民，或者实行会员证形式定期举办等。这种类型强调真实感，精耕细作的传统方式和高效率的机械化现代方式相结合。许多退休工人愿意在退休后寻找一种充实的生活方式，这种类型适合他们的需要。第三，主题教育型体育旅游：这种类型以实地参观、实地体验、录像教学方式向中小学生提供人力划船、脚踏船、碰碰船、龙舟、船上垂钓；拖曳式降落伞；游艇；游泳；环水库徒步、自行车旅行；岸边垂钓；滑翔；滑草；果树迷宫等方面的知识。这种类型强调教育启发性，主要对象是中小学生。第四，疗养修身型体育旅游：这种类型以提供度假村的方式提供给城市上流社会综合服务达到修养身心、疗养身体的目的。它强调全方位的休闲，重视服务质量，重视生态环境。 滨海休闲体育旅游我国有丰富的滨海体育旅游资源，滨海地带跨越温带以及压热带和热带3个温度带，具备“阳光、沙滩、海水、空气和绿色”5个旅游资源基本要素，旅游资源种类多、数量大。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滨海体育旅游业开始蓬勃发展。1996年滨海体育旅游者为万人，到2000年已达万人。据初步调查，截止2005年12月31日，我国滨海景点1500多处，其中最重要的有国务院公布的16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胜区、25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3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处国家海洋自然保护区和7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在我国1500多处滨海旅游景点中，滨海沙滩100多处。按资源类型分，具有273处主要景点，其中有45处海岸景点、15处最主要的岛屿的景点、8处奇特景点、19处比较重要的生态景点、5处海底景点、62处比较著名的山岳景点、以及119处比较有名的人文景点。目前以开发或部分开发的滨海人文景点、海岸景点、奇物景点和山丘景点共350处，大约占全部可开发景点的％，2000年主要沿海城市接待海外体育旅游者达1330余万人。在此基础上，我国计划根据海洋体育旅游资源的特点和发展现状，争取到2030年使各类滨海体育旅游景点基本开发出来，使滨海体育旅游景点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和服务现代化。在全国锦长的海岸线和众多的海岛上形成一大批布局合理、功能齐全、设备配套、技术先进的海滨浴场、海上娱乐场、滨海旅游度假区；使我国滨海体育旅游业在产业规模、接待水平、创汇能力等方面跻身世界滨海体育旅游发达国家的行列。 体育服务业体育服务业包括体育健身娱乐业、体育竞赛表演业、体育培训业、体育用品销售业和体育中介业。在体育服务业中，健身娱乐业的规模在发达地区都超过了60%。而且中国体育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很快，平均同比增长率达到了，潜力巨大。 体育健身娱乐业体育健身娱乐业是体育产业的基础性本体产业,也是支柱性的本体产业,发展体育健身娱乐业对于推动“全民健身计划”和“奥运争光计划”两大战略的实施和实现具有重大的意义。因而加强我国体育健身娱乐业的研究刻不容缓,也是我国体育健身娱乐业发展的需要。体育健身娱乐业是以体育娱乐项目为中介，为参与活动者提供各种满足人们的健身娱乐需要劳务的第三产业。体育健身娱乐业应该以体育技术、物质
浅谈体育事业的发展与经济的关系 标签： 体育事业 发展 社会经济 关系 教育 前言 无论对于社会的发展，还是对于人们性格的培养。体育和德育、美育、智育都同样不可缺少。当它们互相成为条件时，怎样发挥体育自身的独特价值和作用呢？如果把它当作摆设或架子，在精神文明的建设中置它无足轻重的地位，必定会受到历史无情的惩罚。 二十世纪初，青年毛泽东同志曾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写了一篇著名的论文《体育之研究》，提出了一个至今仍然发人深思的命题“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①当我们已迈入二十一世纪的历程时，如果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这一代的体质是否野蛮到足以和世界其他国家较量？是否强健到足以面对新世纪的挑战？每一个头脑清醒的体育工作者恐怕都不敢做出十分乐观的回答。 党的十三大决定，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振兴国民经济战略首要位置，把经济建设由主要依靠粗放经营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重要发展。党的十六大有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是一个融政治、经济、文化、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和谐为一体的综合目标。着一目标的科学内涵，十六大用六个“更加”进行了简明的开阔，即“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为了认真贯彻党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落实体育事业的地位，促进经济教育的良性循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很有必要研究体育事业发展与经济的关系。 1.体育与经济的关系 体育以其特有的功能，在以经济建设为指导思想中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我们要充分发挥体育的经济功能，为全面建设社会提升人力资源水平；研究体育与经济的关系，首先要明确体育与经济的含义。 体育的含义 体育一词，有多种解释，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体育的概念是指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活动，它是根据一定社会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教育和训练，是开发人的潜在能力的活动。从教学的性质看，是社会主义造就德、智、体、美、劳全面而又新型的人才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体育事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体育产业可以为生产发展和经济增长提供科学技术，提供熟练的劳动力和专门人才，因此体育事业的发展本身客观地包含着经济的因素。体育发展是超前的事业，因为体育培养人才周期长，体育的经济效益具有迟效性的特点，因此，体育事业的发展必须先行。 经济的含义 经济代表一定的财富和生活用度，也可代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总和。体育与经济之间的联系可表现为体育的进步对经济发展水平的依赖关系，以及体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日益突出的作用，诸如强健的体魄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等等、显示体育是提高劳动质量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些都是熟为人知的。 2.体育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在于经济的繁荣 体育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它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有着同步的基本节奏，与人类的经济活动有着最更本的因果关系。体育发展不是主观的东西，想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它一方面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另一方面要受社会实践的检验，体育事业的发展，基础在于经济。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社会需要，是体育事业发展的物质和社会基础。这一客观规律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体育事业的发展必须与国家的经济协调发展 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从根本上决定着体育运动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决定着体育事业内部的结构和比例。马克思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②体育事业发展的规模与速度，一方面取决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规模为其发展提供一定的物质保证，就是保证必要的人力，提供体育的基建设备、场地、图书、器材等，保证必要的财力，提供体育基建费用和体育经常性费用。国外学者对1984年奥运会奖牌分布及获奖国的经济状况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98%的奖牌都为经济水平较高和人均寿命较长的国家所获得。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总产值、国民平均收入等基本指标是体育运动发展的前提指标。另一方面，取决于社会再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程度。这种需求不仅决定着劳动力的总数量，而且决定着各种劳动力的比例关系。劳动力的总数量决定着体育事业发展的规模及速度；各种劳动力的比例关系决定着体育体系，体育结构。 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水平决定体育发展的规格与方向 物质资料再生产的水平方式和水平，制约并最后决定着体育的质量，即制约并最后决定着劳动力的规格，因而也决定着体育培养人才的规格和发展方向。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总产值对竞技体育可起较大的作用，国民平均收入等基本指标则对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的影响较为直接。21世纪初叶是中国实现小康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在新的世纪里，社会化大生产不断向广度和深度高速发展，将给人们提供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生活方式的转变，人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反映了人民生活质量的恩格尔系数正在下降，在进入小康社会后体育事业的发展必将得到更大的社会支持。 3.经济的发展也需要依靠体育事业的推动 经济的发展同发展体育事业一样，也不是主观的东西，单凭调整生产关系是不行的。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技术”，③按这个意义，科学技术是属于生产力范畴的。特别是现代经济越来越要依靠科学技术，依靠人的劳动能力的提高，这就需要体育技能的培养。经济的发展与体育技能的这一“依靠”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体育技能训练是劳动再生产的重要手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社会再生产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同时也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这两种生产在数量上要保持一定的比例，在质量上也要相适应，整个社会再生产才能实现。有一定生产经验和技能的劳动力的再生产在任何社会都是实现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而体育训练则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体育发展与生产力的发展最基本的联系是通过劳动力的再生产来实现的。 劳动力的再生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恢复和保持现有生产过程和科学技术活动中，从业人员的劳动能力，使他们能继续从事劳动和工作；二是培养和训练新的劳动力，以替换退出生产过程的劳动力和补充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在劳动力再生产的两个方面中，前者主要是通过生活资料的消费来进行的，其中包括需要花费一定数量的物质资料对劳动者进行教育和训练，更新知识和技能，以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后者则要通过投资于体育来进行，发展体育事业是劳动力生产的重要手段。 那么，体育在劳动力再生产中的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是体育训练传授和积累劳动技能。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同时也包括技能的世代传授和积累。”④体育训练的基本职能就是要向受训者传授前人积累的知识和技能，保持和发展生产过程和科学技术活动中从业人员的劳动能力。 二是体育能生产劳动能力。人的劳动能力，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马克思：“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⑤这一科学论断揭示了在现代生产条件下教育与经济的基本联系。青少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有利于身体发展，形成良好的身体形态，发展身体的运动能力，练就了健壮的体魄，使之成为合格的劳动力。 再次，体育投资能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马克思指出：“人的劳动能力有一个特征，就是它在生产过程中除了生产和自身价值外，还能创造出新的价值。经过培养与训练的劳动才在生产过程中能够创造出超过它自身的新价值。”⑥这不仅说明体育投资具有生产性，而且体育投资在生产中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往往较之消费掉的费用是一个“扩大”了的量，是劳动者智力素质在生产中的作用，这种作用在生产中一次次地反复而实现的。据报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体育设施建设投入713亿元人民币，将极大的改善体育产业的硬件设施条件并能带动其它行业对体育产业的投入，从而加大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规模。 体育事业发展也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经济的重要途 科学本身就是经济，但是它还不是具体的，直接的经济，而是一种知识形态的潜在的经济，要把科学转化为具体的直接的生产力，一部分是可以通过体育来实现的。一方面通过体育教育，科学技术被劳动者所掌握，变成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构成劳动力的要素；另一方面，通过技术的发明创造，物化在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上，构成生产资料的要素。这一过程也是通过体育科学所培养的科技人才来实现的。社会科学也可以通过体育科学转化为物质力量。一方面社会科技的发展可以不断开拓劳动者的知识视野，提高他们各方面的素质，产生新的更高的劳动效率；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发展，可以不断揭示生产活动的社会组织规律，提高生产过程的科学管理水平。 体育教育是使科学技术实现再生产的重要手段 科学研究是一种精神生产，也称为科学生产。教育不仅仅能积累、继承前人的科学技术，而且还担负着发展科研的任务。体育教育培养体育健儿，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体育教育可使学生在一定时间系统地掌握某一领域前人的科学精华，也包括从前人某些思想技术中获得的启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实验，向未知领域探索。最后达到突破，促进体育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4.体育事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新问题 体育社团的建立与发展 经济为体育社团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各种社会团体在改革中获得适当的土壤和气候而迅速成长，到1992年有全国性社团1400个，省级社团19601个，县级社团16000个（据《中国日报》，1992年5月7日），“社会发展地转折与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发展地转折吻合，然后转化为民间结社愿望和自由的主观力量，自下而上的推动社团的崛起”。⑦但就其数量和质量、社会参与程度和开展体育活动的独立性上，与体育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怎样来解决这一问题呢？主要有几点看法：①、采取“民办官助”的办法，由政府和财团提供资助靠民间体育组织来开展国内体育活动和参加国际体育比赛。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各种社会资源不再由政府垄断，被分解到社会的各个利益群体，使市民社会、世俗社会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农村体育的发展问题 农村体育问题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一个持续难点和重点。农村体育，是指在县级以下广大农村开展的，以农民为主要参加对象，以增强体质，丰富社会文化生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为主要目标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农村体育所涉及的内容包含农村社区体育、学校体育、小城镇体育，还有部分竞技体育的成分。在我国近13亿人口当中，有九亿是农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和国家历来以发展农村、建设农村、改善农民生活作为安帮治国的大事。发展农村体育在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中占有最大的人口基础和战略地位。农村体育的发展程度，直接关系到中国大多数人口的体质和健康水平。发展农村体育，有利于《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全面贯彻实施，有利于体育文化的建设，有利于中华民族身体素质的增强，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农村体育问题的解决与否与解程度，成为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变量。 其发展建议有以下几点：①、加强对体育价值的舆论宣传，通过各种新闻媒介大张旗鼓宣传，提高全社会公民体育意识。使每个公民真正了解体育工作的重要意义。②、加强各级行政部门领导的学习，提高思想认识，使他们懂得一些基本的体育知识，充分认识到体育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③、加强监督职能：发挥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作用、对体育工作的好坏要“曝光、群众对领导重视体育的态度及落实的措施进行评价、体育工作列入督导检查重要内容。④、加强体育师资队伍的建设和加强体育场地、器材设备的建设，注意增加体育经费的投入。 总之，只要我们认真分析和思索农村体育工作的现状，研究农村体育发展的特点、规律，加强体育内容与过程的优化，层层重视，齐抓共管，农村体育工作一定会有新的局面。 认清体育与经济的辨证关系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的教训是忽视体育事业发展需受经济发展的制约。具体表现在往往追求表面“高指标”，导致规模大、效益低，大起大落。根源在于发展与脱节。条件跟不上发展，这是以前乃至当前的一些症结所在。因此，我们必须做到：①、要正确认识和贯彻“体育发展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经济建设也要依靠体育事业的发展”的指导思想。要贯彻和处理好“服务”与“依靠”的辨证关系。②、体育事业发展必须坚持以条件定发展的方针。 体育产业亟待发掘 体育产业是新兴的并具有发展前途的、主要满足人们精神文化健身等需求的产业。社会的分工，经济的发展，使体育产业从非独立行业而逐渐成为独立行业，使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特定的功能。目前体育产业的主要市场有健身娱乐业、体育用品业、体育竞赛转播业、体育博彩业、体育广告业、体育经纪业和体育电子商务等有待于进一步开发。体育运动的发展必然扩大对有关部门产品或劳务的、需求，为这些部门提供市场，推动这些产业的发展。首先，可推动运动器材、运动服装、运动训练和科研仪器设备、运动饮料、药物等生产的发展。据资料反映：目前全球体育产业的年产值高达4000亿美元，并且保持着20%以上的年增长速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998年美国体育年产值达631亿美元，体育产业值占GDP的2%。相比之下，中国的体育产业起步较晚，规模较小，其存在的问题在于：①、体育产业发展不平衡，东南沿海明显快于西部。（据统计：1999年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人均GDP为4145元，只相当于东部的36%，即1/3略多。同时还有相当部分人口处于温饱边缘，全国3142万贫困人口中，西部占了。）②、结构不合理：具有本质功能的体育健身娱乐明显落后于体育表演业。③、其它部门没得到协调发展，部门之间的关联也很低。我国体育产业总体来说，发展前景诱人，空间广阔，成长潜力惊人。据估计，按目前中国的发展速度到2010年体育产业产值至少可达几百亿元。 那么，怎样才能使我国体育产业很好的运作，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呢？主要谈以下几点建议：①、加大对西部体育产业的投资和开发。利用西部独特的地理环境开发体育旅游。注重西部农村社团体育和学校体育的普及，土法上马、土洋结合、因陋就简、因地制宜、自制为主，充分发挥其独特的价值。②、调整体育产业结构，加大健身娱乐业的发展。加强社区健身指导员的培训等。③、通过“民办官助”，其它各部门的资助合作带动体育产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④、扩大体育产业规模，在政府的支持下，争取举办世界级的大型体育赛事。
体育的产生和发展同人类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一样，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发展，体育的发展进程同样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古代体育、近代体育和现代体育[1]。古代体育是人类的一种谋生手段和游戏；近代体育则是一种强兵训练手段和娱乐方式，它们都是现代体育的早期形式；现代体育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和古代体育、近代体育有着一定程度的区别，虽然它依然部分地保留有早期体育的痕迹，例如：射箭、摔跤、体操等运动项目。体育的产生，正是人类本能行为在生活中体现、演变的结果。因此体育活动早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并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经济因素的日益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越来越引起人类的关注。 1 体育文化的内涵 体育文化是指关于人类体育运动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总和。它包括体育认识、体育情感、体育价值、体育道德、体育制度和体育的各种物质条件等[2]。体育文化的定义，其意义在于：一是把体育运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和研究；二是研究体育运动的文化背景，观察体育运动与文化的关系；三是考察体育运动的文化意义，确定体育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四是研究如何自觉地塑造具有独立形态价值的体育文化。在人类创造出文化的大系统中，就包含了体育文化的基本特征，同样它具有继承性、时代性、民族性、区域性、阶段性和世界性。从外在上体现的是人类身体活动形式以及体育运动的场地、设施、器材等物质形态体系，而从内在上反映了价值观念、情感体验、道德标准、理想境界、民族意识、国家尊严等意识形态。这些深层体育文化内涵，已经逐步成为社会进步和人类共同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2 体育文化面临的现实问题 体育文化的变革和继承 任何体育文化都是体现自己民族、本土的传统风俗习惯、民族精神、民族社会心理的文化，都显示出当地的民族特色。这种植根于本土民族的体育文化，一旦形成之后就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稳定性，它那坚韧的结构形态便会世代传承，我国传统体育运动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一方面反映了民族个性、民族特色的文化；另一方面也是以民族形式反映人类共性的文化。正是因为民族个性和人类共性的因素，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体育文化才可能有机地结合[3]。 传统体育文化向现代体育文化的转型，是对传统体育文化的一场深刻而全面的变革，然而我们在实施转型的过程中要珍惜、维护、吸纳与借鉴传统体育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和充分调动一切有利的积极因素。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现代化趋势本身就是人类传统文明的健康继承和延伸，它一方面全力吸收了以往人类历史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一方面又以传统所未曾有过的创造力和改造能力，把人类文明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体育文化的国际化 不同民族的体育文化，既具有各自的民族特性，又具有人类共性。民族特性使各民族体育文化有自己的长处，人类共性使各民族间的体育文化可以相互交流，取长补短。 而各民族的体育文化，也正是在不断地相互交流、借鉴、融合中发展、演变的。东西方体育文化自古代始便存在着差异，并非简单的优与劣、好与坏、先进与落后、科学与不科学的区分和比较，是因为东西方的哲学观与处世原则不同所致，西方人主张出世的哲学而东方人主张入世的哲学，因此西方体育文化表现为刚性的文化，东方体育文化表现为柔性的文化，正是这两种形成鲜明对比的体育文化相互交融，有机地结合才使得现代体育文化更具魅力与发展潜力[4]。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前提下，频繁、广泛的文化交流中，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必然会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体育文化现代化进程产生巨大的影响。新世纪中国的体育文化如何走向世界，在世界体育文化中加入自己的心声，并通过世界文化对自身的体育文化加以重构与改建，使中国的体育文化具有现代化的精神风貌，从而在世界体育文化中加入华夏民族体育文化的血液和风采，因此如何借鉴、移植国外先进、文明的现代化，如何防止、剔除发达国家社会文化中消极因素的影响，从而成功地实现我国社会文化转型也就显得极为重要。随着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各种文化的孤立系统彼此相互渗透，在开放性和不失其整体性的基础上，加入到更为庞大复杂的超级文化系统中去，这就是“全球社会文化生态系统”。这是人类社会不可逆转的发展过程。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文化发展的两极对立才能从交替走向共存，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民族性走向国际性，从而进一步拓展了文化的生存空间，不断延续着文化生命力，创造出充满活力的未来体育文化。 3 体育文化的发展方向 体育文化人文化 体育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享受、发展需要为出发点、归宿点和最高价值目标的人文文化形态。综观其发生发展过程，体育文化自始至终都体现着一种人文本质和人文精神，蕴涵着一种人文目标和表示着人文价值的理性基础。随着人类的物质文明的不断进化和主体意识的日益觉醒，体育文化作为人民自己的一种文化在21 世纪将更加鲜明地体现其人文本质、人文理性和人文精神。体育文化的发展必须贴近大众文化生活、满足大众文化需要、尊重大众文化权利、反映大众文化理想和提升大众文化人格。因此必须用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来增强体育文化工作者的人文素质和人文责任意识。使体育文化工作者树立起自己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当好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坚持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和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工作原则，充分教导、宣传体育文化，从而引导体育文化积极健康地向前发展[5]。 体育文化商业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生产关系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最终表现为政治的稳定与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在现代的商业社会里，经济基础更是决定一切。随着现代体育运动国际化的发展，体育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益扩大，越来越多的行业和人们都积极参与到体育中来，从中寻找自己的需要，因此体育运动不但丰富了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使人们获得了某种审美观念和精神享受。同时我们更应该从体育运动给个人和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方面去加以思考。过去我们在思考体育文化时，更多的是着眼于它的哲学意义上的价值，现在我们对体育文化思考应更多的从经济学意义上着眼于它的商业价值，使用价值，以及体育文化产品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效果。如体育带给人们某种审美的、精神享受的功能以及具有在观赏、情感、行为方式上把人们联系起来发
中国经济发展的参考文献有以下几种。1、《中国对外贸易》2021年第004期，期刊论文《城市群和区域一体化发展为中国经济带来新机遇》。2、《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21年第005期，期刊论文《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与就业问题研究》。3、《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21年第003期，期刊论文《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动力的实证分析》。4、《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1年第002期，期刊论文《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回顾、逻辑与前瞻》。
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 文化 有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伟大而又异常艰难的事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需要长期艰难的探索。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时，面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毛泽东同志就开始了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问题的艰辛探索。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全文如下：
内容摘要： 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至今已有60年，60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辛的探索，逐渐认识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回顾这段历史， 总结 经验 教训，对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十一届三中全会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党的工作重心转移 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改革开放 深入改革
一
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划线分为两个时期，党在每个时期都为探索经济建设规律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从严格意义上来看，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开始的。若对从此开始的这个时期作一分期的话，可以分为“一五”计划编制和实施、“大跃进”、60年代初开始的调整、““””四个阶段。下面就这四个阶段作一分析和考察。
第一阶段：
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和实施阶段。这个阶段尽管党在经济建设上还没有多少实践经验，理论准备也不足，甚至对经济建设规律知之甚少，但是在计划的编制过程中，力求从实际出发，按经济规律办事。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纲要的指示中就指出：“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从事计划工作，使我们的计划正确地反映客观经济发展的法则。”1953年6月23日，李富春代表中财委作了进一步说明。他说：“计划应该是充分地根据和体现党所规定的方针任务，使需要与可能结合、经济与技术结合，从发展整个人民的经济观点出发努力学习全面计算平衡，如此才能适合人民经济按比例均衡发展的规律。”这是党在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前夕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而这个规律也只是局限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陈云在回顾这段经济工作时说：“六十年代，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这是党在这一阶段对经济建设规律认识的主要特点。出现这一特点的主要原因是：
从主观上来看，第一，我们刚刚开始经济建设的实践，既没有经验，也没有理论准备，所以对经济建设规律知之不多。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我们自己观念上又有对商品经济的敌视，因此对价值规律进行排斥。第二，苏联模式的影响。1953年6月，李富春在谈“一五”计划编制的意见时曾讲过：“我们要依靠苏联，学习苏联”。他的意见基本反映了当时全党的倾向。而学习苏联主要是学习在苏联经济建设中起主要作用的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客观上来看，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基础是极其薄弱的。经过帝国主义的掠夺以及战争的破坏，物质极其匮乏，为了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并使各方面比例达到综合平衡，才能保证经济建设稳步发展。
正因为如此，党确定了综合平衡的经济建设方针，合理地安排了国民经济建设的各方面比例关系，既保证了重点，又实现了全面安排的目标。这是当时党重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主要原因之所在。在计划执行中，对1956年出现的经济上的冒进和复杂的国际形势，党作了冷静的分析和探索，为此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提出要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对经济建设规?律进行了理论概括和总结。党的八大继续探索，加深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陈云还提出了著名的“三主体三补充”的经济建设格局的思想。正因为党在“一五”计划时期努力按经济建设规律办事，才取得了经济建设上的显著成就。
第二阶段：
“大跃进”的三年。这个阶段正是预计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早在1955年8月，周恩来就着手领导“二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党的八大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确定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然而，计划还没有付诸实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就出现了严重失误。首先是毛泽东严厉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否定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方针，确立了高指标、高速度跃进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接着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严重地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建设规律，否定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把发展经济片面地归结为一个高速度。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的狂潮，结果造成了经济建设严重比例失调，受到了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
正是这次挫折，使这代领导人开始对经济规律有了更加深刻和广泛的认识。第一，对经济规律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讲：“我们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第二，加深了对综合平衡规律的认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开始就讲，“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他说，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第三，对价值规律的新认识。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首次提到价值规律问题，批评“大跃进”中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问题。接着他又在同年的11月24日的一则批语中说：“在现阶段，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货币制度、价值规律等形式，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有利于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有那段著名的关于价值法则的讲话，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第四，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了新认识。中共中央在为纠正“共产风”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指出：实现两个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1958年毛泽东号召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当毛泽东谈到苏联因为依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而取得了消灭剥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时批注说：“在往后亿万年中，生产力性质不会不发生变化的，为了一定要适合它，生产关系也得改变，而且将有无数的改变。”认识这一经济规律对于纠正“共产风”、穷过渡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三阶段：
60年代初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阶段。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60年代初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由于对第二阶段的教训进行了总结，特别是对经济规律的加深认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积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安排国民经济。其中周恩来、陈云反复强调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周恩来讲，为了改变经济方面的不协调状况，“为了给以后的国民经济的新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就必须用一个较长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开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党中央开始着手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由于有了“一五”计划和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成功经验，也有“大跃进”受到规律惩罚的教训，因此，第三个五年计划在编制时就强调了按客观规律办事的问题。毛泽东在谈到在计划中如何处理各方面矛盾时说：“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按客观规律来办事。”按照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三五”计
划确定了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吃穿用，加强国防建设和基础工业建设的任务。然而，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也发生了变化，由重点解决人民吃穿用转变为以国防建设为中心。
第四阶段：
““””十年。1966年“三五”计划开始实施的第一年爆发了““””。这十年，除1970年周恩来拟定第四个五年计划，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经济情况有所好转外，整个经济被拖到崩溃的边缘。不仅全盘否定了前一阶段经济调整的成就，而且把发展生产力批判为“唯生产力”论，经济出现混乱状态，根本就谈不上对经济建设规律进行认识和探索了。
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两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若对这一时期作一分期的话，可以分为经济的调整与改革、全面改革、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四个阶段。下面就这四个阶段作一分析和考察。
第一阶段：
1979-1984年，经济的调整与改革阶段。这个阶段是从根本上端正指导思想，重新对经济建设规律进行认识和探索，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开放开始起步阶段。1976年10月，“_”的垮台，结束了十年内乱，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扫除了障碍。然而，经济建设上又出现了新的洋跃进，即片面追求高速度，不顾国力大量引进国外设备，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新的失调。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与50年代的“大跃进”如出一辙，根本原因还是指导思想上“左”的东西在作怪。这次失误，使人们逐步认识到，必须从根本上端正指导思想，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担起了这样的历史重任。全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强调了马克思主
义的思想路线，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乘着三中全会的春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纠正洋跃进的错误，探索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建设规律。1979年4月，党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在调整中，第二代领导集体普遍认识到经济建设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当时邓小平就讲：“我们需要的是鼓实劲，不是鼓虚劲，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要扎实，效果要实实在在。所谓鼓实劲，不鼓虚劲，拿科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弄虚作假，不能空喊 口号 ，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陈云、李先念也多次强调，国民经济只有按比例，才有高速度。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国民经济调整取得了重大成就。与此同时，在我国农村开始了伟大变革。长期以来，农业生产长期增产不增收，分配不兑现，农民生活极为贫困。严峻的现实迫使农民寻找出路。首先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农民创造了一种新的更适合农业发展的责任制形式——家庭联产承包制。它的出现引起了全国上下的争论，对此，邓小平给予了公开的支持。1980年9月，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并下发了75号文件。从1982年开始，中央连续5年发出了5个一号文件，充分肯定了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此农村的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是党中央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结果。
第二阶段：
1984-1988年，全面改革阶段。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宣告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已经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标志着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展开和不断深化的新阶段。在《决定》的指导下，围绕着搞活大中型企业这个中心环节进行了从企业经营管理体制到分配制度，从横向经济联合到工资制度的改革，目的在于激发企业的活力，促进企业效益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这里涉及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规律。为了推动全面改革，《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命题，又明确指出，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和价值规律是否发生作用，而在于所有制不同。这就突破了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这是对经济建设规律深入探索的结果。到1987年10月，党的十五大适应实践发展的要求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作出了新的概括。首次明确放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将市场置于新经济运行机制的中心环节，这意味着价值规律的作用越来越大。认识的提高又反作用实践，使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经济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
第三阶段：
1989-1991年，治理整顿阶段。在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和困难，如：供需失衡;工农业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基础工业和基础与加工工业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流通秩序混乱等等。1989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治理整顿，重点解决以上问题，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在治理整顿的三年，国家有效地运用宏观调控手段，使过热的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控制。
1992年至今，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阶段。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建设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党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探索也取得了重大成果。
第一，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认识有了新突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不仅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时也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了新的认识。这一科学论断表达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实现目的手段。强调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达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
第二，更加重视市场及价值规律的作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对困扰人们多年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作了深刻阐述。以此为指导，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我国的经济政策更加重视市场的作用，强调在资源配置中运用市场机制，通过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将资源配置在效益好的部门和企业，解决企业长期效益低下的问题。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了，这意味着价值规律的作用越来越大。
第三，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认识也有了新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某些方面进行了深化改革，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新格局。改革的不断深入，要求理论上，有新的突破。党的十五大适应了这一要求，在理论上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
这期间，党制定了经过科学论证、符合经济规律的跨世纪的宏伟纲领，即《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确保这个宏伟纲领的实施，江泽民作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必须按客观经济规律处理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个关系。这是党对经济建设规律探索的最新成果，也是党实现跨世纪宏伟蓝图的科学指南。
总之，通过以上对党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历史考察和分析，使我们可以看出，党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遵循经济建设规律，党领导我国定会如期实现跨世纪的宏伟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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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献》第九册 第216页
第6册 第566页 第661页 第八册 第172页 《周恩来文选》下卷 第370—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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