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尔王的研究论文

中国藏族、蒙古族、土族等民族共同传承的“格萨（斯）尔史诗传统”，是关于古代英雄格萨尔神圣业绩的宏大叙事，以韵散兼行的方式讲述了格萨尔王为救护生灵而投身下界，率领岭国人民降伏妖魔、抑强扶弱、完成人间使命后返回天国的英雄故事。凭借一代代艺人杰出的口头艺术才华，史诗在中国西部高原的广大牧区和农村传承千年，全面反映了藏族及相关族群的历史、社会、宗教、风俗、道德和文化，至今仍是民众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的重要依据，也是中国族群文化多样性和人类文化创造力的生动见证。【格萨（斯）尔史诗传统】格萨（斯）尔史诗以其独特的串珠结构，融汇了众多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形成了气势恢宏、篇幅浩繁的“超级故事”。史诗说唱传统在一定意义上是地方性知识的汇总——宗教信仰、本土知识、民间智慧、族群记忆、母语表达等，都有全面的承载，史诗说唱传统还是唐卡、藏戏、弹唱等传统民间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同时也是现代艺术形式的源头活水，不断强化着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文化认同与历史连续感，因而格萨（斯）尔史诗传统堪称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2009年9月，“格萨（斯）尔史诗传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格萨尔史诗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堪称人类伟大的口头表达艺术生动鲜活的样本。史诗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艺术，在世界各地文明传统中多有流布。古希腊著名的荷马史诗和神话，被公认是西方文学的滥觞。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古印度的《摩诃婆罗多》、古英语的《贝奥武甫》、古日耳曼的《尼贝龙人之歌》、古法兰西的《罗兰之歌》、非洲的马里史诗《松迪亚塔》等，都曾经广为传唱，影响久远。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曾仔细讨论过史诗的内涵和特性，并给予这个艺术样式很高的评价，开启了人类认识和评述史诗的先河。地球各个角落的人们，依照各自的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发展出形态各异、风格繁复的史诗演述传统。众多的史诗，已经成为人类口头演述文化的座座丰碑。主要在藏族和蒙古族等民族中所传唱的大型史诗《格萨（斯）尔》（藏族叫“格萨尔”，蒙古族叫“格斯尔”，后文统称“格萨尔”），堪称人类伟大的口头表达艺术的一个生动鲜活的样本。它所具有的诸多特性，令人叹为观止。“格萨尔”故事“多如牛毛”，不可胜数，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在“格萨尔”为世人所知前，西方的工具书说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是古印度的《摩诃婆罗多》，有10万“颂”，就是20万诗行。而“格萨尔”的长度，迄今没有很准确的统计，但我们可以大略地知道，藏族的史诗文本，已经记录下来的相互不重复的“部”，保守计算也超过100种，仅仅是韵文部分就超过100万诗行。以这样的规模，大概没有那个歌手能够完整地掌握它。现年80多岁的藏族歌手桑珠能说唱65部《格萨尔》，他所唱格萨尔故事的大约三分之二，在陆续誊写和刊印中，计划中的规模是46卷，平均每卷400页,藏文散体排印，这是数倍于《红楼梦》的篇幅！他是目前公认能说唱格萨尔故事最多的艺人。因为格萨尔史诗传统仍处于发展变化过程中，我们很难确定其究竟有多少“部”，大约多少“字数”。对藏族内部而言，格萨尔还是他们唯一的史诗，这在世界上就很少见了，多数产生史诗演述传统的民族，都有丰厚的史诗群落，并不“一枝独秀”。藏族中的这个现象，与《格萨尔》的结构特点有关。它属于串珠式结构，具有很强的开放性，不断包容和吸纳新的故事内容，而且把藏族的许多叙事文类——如神话、传说、故事、民歌、谚语等，吸纳到史诗中，形成壮观的叙事画卷。在人类口头演述艺术的历史上，这也堪称奇迹。格萨尔是流传久远和广泛的史诗，其传播地域广阔、涉及语言众多在世界上少见。格萨尔的演述歌手类型很多，仅以藏族歌手而论，按照说唱技艺的习得和传承方式的不同，主要分为神授艺人、闻知艺人、掘藏艺人、吟诵艺人、圆光艺人等几种类型。在上述五种艺人中，神授艺人是最为特别的艺人群体。他们大多自称有过奇异的经历，故事和讲述故事的能力来自“神授”。这些艺人大多生活在祖传艺人家庭或《格萨尔》广泛流传地区，有着较特殊的生活经历。他们记忆力超群，虽然绝大多数不识字，但他们却表现出惊人的口头创造活力，艺人们通常能说唱至少一二十部。《格萨尔》还有抄本、刻本的书面传播形式，由此产生了抄本世家，世代以抄写为生。青海玉树的布特尕家，就是这样的家族。现存最早的抄本，时间上可以回溯到14世纪（藏于西藏博物馆）。现存最早的刻印版本是1716年的北京木刻版《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格萨尔》史诗还渗透到不同的艺术门类中，以格萨尔英雄为题材的艺术形式，包括唐卡（藏族卷轴画）、塑像、壁画、藏戏、弹唱等，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格萨尔的普及程度和受到民众喜爱的程度。到了当代，格萨尔故事还进入影视、广播、小说等现代艺术形式中。在藏区，种种绘有格萨尔王形象的唐卡和工艺品以及史诗抄本和印本，则被当地民众敬奉为能够驱邪除秽的吉祥物。《格萨尔》的艺术魅力，还体现在它非凡的传播力上。《格萨尔》滥觞于青藏高原，那里蒙古人和藏人长期比邻而居。《格萨尔》很可能首先在这两个民族中先后扎根，并随后在周边的民族中广为传播，在土族、裕固族、纳西族、普米族、白族等地区都有传唱，地域上跨越了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内蒙古、新疆等多个省区。在境外，不丹、尼泊尔、锡金、印度、巴基斯坦、蒙古、俄罗斯等国也都有流传。传播地域如此广阔，涉及语言如此众多的语言演述艺术，在世界上还不多见。传统生活方式变迁，史诗说唱传统赖以依存的文化生态发生巨变，史诗说唱传统面临挑战。今天，《格萨尔》研究受到国际国内学者的重视，学术成果累累。国外学者从上个世纪初开始系统地研究《格萨尔》，其中，法国学者大卫·妮尔和石泰安对藏族格萨尔的研究，成果卓著，影响深远。1839年，施密特院士首次以德文翻译出版了北京七章本，把蒙古族的《格斯尔》介绍到国外。国内学者最早开始介绍格萨尔的，是任乃强先生，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撰写了若干文章在报刊发布。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我国在史诗的搜集、整理、出版和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一大批优秀的民间艺人得以确认和立档，其中的佼佼者进入了省级和国家级名录。各种抄本、刻本、誊写本、整理本和翻译本等，蔚为大观。各地积累的声音文档和视频资料，数量巨大。用藏文、蒙古文和汉文等出版的各种版本的《格萨尔》超过100种，部分章节或故事梗概已被翻译成了英、俄、德、法、日、芬兰等国的文字出版。国内的《格萨尔》研究成果，已经出版专著约20部；研究集刊、集成、论文集等15部；发表于国内外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数量可观；在中国召开了五届《格萨尔》史诗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年来的国际藏学研讨会上，均设有关于史诗《格萨尔王传》的专题论坛。“格萨尔学”已成为国际藏学研究和国际史诗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不过，《格萨尔》说唱传统也面临新的挑战——传统生活方式的变迁，导致史诗说唱传统赖以依存的文化生态发生巨大变化。这些年来，一批老艺人相继辞世，职业化的艺人群开始萎缩；操持母语者数量下降，听众群体正在迅速缩小。为积极应对以上状况，在本土社会和民间文化的土壤上探讨史诗的传承规律和保护策略，作为格萨尔史诗传统的牵头保护单位，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开辟了“口头传统田野研究基地”项目，推进一系列保护和振兴措施，为《格萨尔》史诗的存续和发展，摸索行之有效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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