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论文10篇

一 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及国家利益冲突与中苏关系的恶化 中苏关系包括两层关系，一是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二是作为两个大国，即中国与苏 联之间的相互关系。战后，苏联在处理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总是以老大哥自居 ，不断表现出其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的作风，这不仅损害了兄弟党和国家的利益，而且 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正常关系的发展。所以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与国家利益 冲突，是影响中苏关系非常重要的方面。但不同的学者，分析问题的角度或侧重点不同 。 不少学者认为苏联单方面的对华方针和政策，即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及其对中国国 家利益的损害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或关键因素。孙泽学、唐年薪认为“苏联 的大国大党主义与中国追求平等的冲突是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刘克明通过分析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关于中长铁路、中苏合营公司等内容的规定和赫鲁晓夫时 期关于长波电台、共同舰队等问题后认为，“中苏关系恶化直至分裂，可以从各个方面 去探寻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1997年10月，曾经 给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过翻译的阎明复在出席当代中国研究所等机构 共同发起的“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也说“中苏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 赫鲁晓夫奉行的大国沙文主义，它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与民族利益。” 李捷则认为苏联的大国主义作风及其对中国利益的损害，是中苏关系恶化“最为关键 的因素”。 孙其明认为，“国家利益冲突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认为像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补充协定的谈判、签订过程及有关内容，中苏关于建立 “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争论，苏联对中国撕毁合同、撤退专家的恶劣做法，都 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最终导致了中苏关系的破裂。 沈志华认为：“中苏关系最终破裂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范式和准则中的 某种结构性失衡”。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范式，是基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党际 关系的领导与被领导的范式，进而使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各国之间打上了领导与被领导的 烙印。这种关系范式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独立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团结统一 往往掩盖了同盟内在的不稳定因素。50年代后期在中苏军事领域的合作中，尽管苏联人 没有任何侵犯中国主权的意图，但他们在言语和行动中不断流露出的高高在上的领导者 的心态，不仅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感，也使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地位已大大提高的中国和中 国军人无法忍受。所以，中苏最终未能实现军事合作的根源就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 系内在的不稳定性——一旦处于领导地位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受到挑战，它们之间的 同盟关系便会出现动荡，合作也就无法维持下去。 李宝俊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利益的关系，损害了这种利益也就破坏了双方的关 系。从50年代末期苏联提出有损中国主权的要求到60年代末在边界上派驻重兵，对中国 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苏联首先是损坏中国的国家安全 利益，同时也损坏了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从而导致国家关系的全面破裂。”叶自 成则说，引起中苏关系不和的因素有三：历史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国家利益冲突，其 中，国家利益冲突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最重要的因素。戴超武根据近年来陆续出版 和解密的中国和苏联方面的相关文献档案，研究了中国发展核武器问题对中苏关系的影 响，也认为国家利益冲突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且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 关系的破裂是一个互动过程。 但骆晓会认为，中苏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不是国家利益冲突，“过分强调国家利益对 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认为“斯大林时期比赫鲁晓夫时期对中国 国家利益损害更大”，中苏国家关系反比这一时期好；中苏关于“共同舰队”和“长波 电台”争论的结果，是毛泽东用虚幻的主权损害替代了实在的国家利益损失。说“1969 年以前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方针和原则，往往未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国际主义 高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重于国家利益。因此中苏关系恶化的首要因素为国家利益之说 不能成立。” 二 意识形态分歧与中苏关系的恶化 意识形态因素对现代各国的外交关系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外交政策的 倾向性非常明显，相同的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成为中苏结盟的纽带；而五、六十年代中 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如何评价斯大林，怎样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的关系 ，怎样估计革命与战争的问题；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同样对中苏同盟的破裂起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不少学者肯定意识形态的争论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刘克明认 为，“意识形态争论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认为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 争论，一度非常激烈，双方都把争论上升到马列主义的原则高度，最后变成了“你死我 活”的斗争。“由于中苏两个大党都是执政党，都有国家力量作后盾，事实上谁也打不 倒谁，最后只能走向分裂。”孙其明认为，“中苏两党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 显然是导致双方关系恶化十分重要的原因，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之一。” 骆晓会认为，意识形态分歧是中苏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并不是首要因素。认 为“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最早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的。但事实上中苏之间的友 谊与合作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直到1958年和1959年仍然在继续发展或加深。如1956年4月 至1959年2月中苏除签国防新技术协定之外，又签了3个包括苏联提供158个成套设备项 目在内的援助中国的协定。这证明意识形态分歧开始并不从根本上影响中苏关系的发展 。”并说，“中国领导人实际上并不真正看重意识形态问题，而苏联领导人在这方面的 意识更淡漠。”“中苏两党及其领导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相互曾多次作出妥协和让步， 尽力维护团结，减少分歧。如果没有其他更关键的因素，意识形态分歧不可能将中苏关 系引向绝境。” 孙泽学、唐年新通过分析中苏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和由此引起的战略思想的对立，认 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是同盟破裂的催化剂”。尤其是“中苏大论战使两党关系势同 水火，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归于瓦解，两国关系走到破裂的边缘，中苏同盟名存实亡。 ”而意识形态分歧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中苏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探索，并成为导致同 盟破裂的主要原因或重要因素。陈冬生通过分析中国“大跃进”运动对中苏关系的 影响认为，“‘大跃进’运动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进一步恶化了中苏两党两 国的关系。”有的则称中国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立探索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 一个重要因素，但没有分析中国领导人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立探索，是如何恶化中苏关 系的。 三 中苏两国领导人个人因素与中苏关系的破裂 历史唯物论从来都强调要正确认识和评价个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国际交往 中，领导人的个性、风格、思想等，对一国的外交活动及外交政策的制定，无疑具有重 要影响。在分析中苏关系恶化原因时，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等中苏领导人的个人 因素，成为学者们探讨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杨奎松在《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作者提交1996年1月“冷战在亚洲”香港国 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一文中认为，中苏两国领袖在革命理念上的歧异是中苏关系走向 破裂的根本原因。“在中苏两党反目成仇，双方关系发生令人难以置信的根本改变的过 程中，两国党的领袖的作用在某些方面具有决定性”。文章以毛泽东苏联观的变化为线 索去剖析问题，以历史上的恩怨、毛泽东独特个性的作用、民族利益上的矛盾和革命理 念上的歧异，论述了中苏关系的演变过程. 骆晓会认为，“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关键因素是两国领袖个人(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 间的各种矛盾、差异与利害冲突。”认为肯定领导者个人因素在一个相对短暂的历史进 程中可起关键作用或决定作用，并不违背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而两国领导人的矛盾、 差异与利害冲突，“表现最突出的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各自国内政治斗争的利益与需要 完全是相互背离的。”认为赫鲁晓夫执政后，开始调整斯大林时期的内外政策，以反个 人崇拜来树立自己的威望，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此时的毛泽东，一是由于1958年 大跃进受挫遭到党内外广泛批评，自感越来越孤立，“提出了要区分‘两种个人崇拜’ 的问题，试图以此重塑自己的权威”；二是毛泽东更为担心和警惕有人在他身后作赫鲁 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这种背离使他们既不顾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也不去 考虑什么国家利益，从而造成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关系的破裂，并导致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的瓦解。”在国际上，与毛泽东对斯大林个人表示尊敬、对斯大林在国际共运中的领袖 地位没有丝毫疑问不同，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则看不起，对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有意无 意中流露出来的老子党、老大哥的思维定势与优越感则不能忍受。并认为，“毛泽东与 赫鲁晓夫的对立并导致中苏关系的恶化，还与这两位领袖性格的某些异同有直接与间接 的关系。” 李丹慧认为，中苏最高领袖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对各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以及 从本国立场出发对对方探索方式的认识，是确定这一时期中苏关系走向的决定性因素。 “当双方的探索和为此而制定的政策趋同，双方的基本利益一致，相互之间还以信任为 主时，中苏关系就表现为亲密无间，或可以在求同存异中发展；而当双方的探索及政策 发生背离，双方的基本利益背离，相互间猜忌、戒备胜过信任时，中苏关系也即转为冷 淡，乃至趋向分裂。” 四 “冷战思维”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40多年的“冷战”对战后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苏关系亦不例外。罗珍、朱 玉文认为，“‘冷战思维’的安全模式是苏联想控制中国的内外政策并导致中苏关系曲 折发展的关键，而中国未能及时摆脱‘冷战思维’安全观也是原因之一。”认为50 年代末期中苏关于“长波电台”、“共同舰队”的争论，赫鲁晓夫对中国炮击金门、马 祖的指责，苏联就中印边界冲突所持的中立立场，都是在“冷战思维”支配下，苏联领 导人从苏联的全球战略需要出发，对中国的内政、外交进行指责。中国虽拒绝了苏联的 无理要求，但并未走出“冷战思维”的巢穴。 五 中苏关系破裂是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 无疑，中苏关系的恶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许多文章从中苏关系的多种层面 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有些作者还提出了“互动”说。曲星认为，中苏关系恶化是双方 战略、理论与利益三个方面分歧冲突及其互动的结果。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苏之间 的结盟关系有着强烈的利益互求因素，即当时中苏都面临美国严重威胁的战略格局，中 国需要与苏联结盟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而苏联也需要在自己周边建立一个隔离西方 威胁的安全区域。”但50年代中期美苏关系有所缓和之后，苏联面临的战略任务与中国 面临的战略任务发生了明显的差异。赫鲁晓夫要缓和与美国的关系谋求美苏合作，需要 中国加以配合来营造与美国缓和的气氛；但中国要解放台湾，对美国及蒋介石在东南沿 海的挑衅要反击，这无疑有悖于苏联创造缓和气氛的构想。中国希望加强自身的军事力 量、特别是海空军力量，对付美国的威胁；但苏联却需要中国裁军，由苏联通过中苏盟 约和华沙条约提供保护。“由于苏联醉心于与美国的缓和，决心要把中国外交纳入苏联 全球轨道，又丝毫不考虑中国的战略需求和民族利益，中国对苏联外交新战略所依据的 理论非常自然地就产生了不同看法”，使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争论升级，并且展开了公开 大论战。中苏两党之间的大论战不仅使它们之间的分歧得不到弥合，反而越来越大，最 终两个执政党之间的关系恶化。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恶化，“不可避免的对国家关系产 生了消极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影响。中苏从盟友演变为潜在敌人，正是这种利益冲突与 理论分歧恶性互动的结果。” 孙其明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两方面分别著文，认为中苏关系破裂，是国家利益冲突 和意识形态分歧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骆晓会也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以及领导 者个人因素三个方面，分别著文分析了对中苏关系的影响，认为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 关系的恶化，“是许多因素累积并相互促进、交互影响下造成的。”而若非要从这 些因素中找出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领袖个人因素。 总之，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是许多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 结果：历史上的恩怨和现实的冲突；国家战略利益的矛盾和意识形态分歧；社会背景与 个人因素等等。我相信，随着有关档案的全面开放、解秘，对中苏关系恶化原因的研究 将更加深刻和全面。而且，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将有助于21世纪中俄友好睦邻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956年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讲话中，毛泽东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以此为起点，开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初有益的探索。《论十大关系》涉及我国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方面，本文主要从毛泽东探索有别于苏联的经济模式这一方面谈一点心得体会。 众所周知，建国初期，因为国内国外、主观客观等一系列因素，我们学习和模仿苏联的经济模式来搞我国建设。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学习与模仿带有一定的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唯一的选择。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是二、三十年代苏联实行“一五”“二五”计划中逐步形成的，是在国际形势日益恶化，新的世界大战日益逼近，严重威胁社会主义苏联的生存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是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后有限的实践经验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来自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设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的主要特点是：1、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实行了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为前提，以重工业包括国防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的高速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2、在经济制度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实行与之相适应的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3、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实行由国家行政手段调节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在运行机制上排斥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这一模式在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和二战中曾显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1940年初步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用10年左右时间，跑完了欧美先进工业国家100年的工业化路程，并在50年代初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强国。这更增强了对我国的吸引力。因而我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化三改”过程中引进了苏联的经济模式。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的经济体制也基本形成了，它明显带有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的目标与苏联相同即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以行政调节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只剩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分为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两个层次；取消市场，实行粮棉等重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生活；分配领域中实行低消费，高积累并趋于平均主义。 但是毛泽东从来就不是个教条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始终认为苏联的建设是先例可循，但不能照搬苏联经验，应该从中国实际出发。证实毛泽东这种态度的最好实例，就是中国走了条和平的而有别于苏联的镇压和剥夺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思想就愈来愈明显。《论十大关系》就是这一思考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曾说过：“建国后，前8年照抄外国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应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他还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总结批判充分暴露了苏联模式的弊端。毛泽东“以苏为鉴”的思想更加明确了，如何避免苏联走过的弯路和如何突破苏联模式的问题便提上了议程。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们还想走？”提醒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要引以为戒。 促使我国必须突破苏联模式更强烈的动因，则是仿效苏联给自己带来的诸多问题。我国采用苏联经济模式在“一五”计划期间对有效地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进行重点项目建设，对发展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保证市场稳定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曾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一五”后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经济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这种模式的弊端就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体现在：1、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难以适应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多层次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拖了生产力发展的后腿；2、在经济管理工作中，中央集中过多，国家统的过死，压抑和限制了地方企业的积极性和机动性；3、在经济运行中忽视商品生产和市场的调节作用，既影响了流通又影响了生产；4、在分配上存在着重积累轻消费的现象，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这些都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说明苏联模式已不能适应包括苏联自身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有别于苏联的具有自己特点的中国经济模式。主要有： 1、在工业化道路上，不是以重工业挤轻工业和农业，而是农、轻、重协调发展。苏联工业化道路是以重压轻，以重挤轻，用剥夺农民的办法，通过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剪刀差实现高积累来发展农业，结果造成重工业的片面发展和农业、轻工业的落后。中国“一五”计划直接受苏联影响，对农业和轻工业重视不足。毛泽东对这种情况深为忧虑，及时纠正了这种错误认识，指出必须用多发展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他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并把这提高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来认识。毛泽东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毛泽东提出的这种与苏联不同的实现工业化的道路的具体途径，使50年代中期我国在农轻重比例关系上处理得比较好。 2、在分配上，提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一条中，毛泽东指出：“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人和工厂，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在国家和职工的关系上，他指出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要不断地保证增加国家的积累，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又要使劳动者的收入每年有所提高。在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上，他鉴于苏联推行义务交售制把农民挖得很苦，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的做法，主张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中，要“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适当。”这对于纠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重积累轻消费的倾向，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3、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反对中央集权过多，主张给地方和企业以适当的权力。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毛泽东对此是不赞成的，他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但毛泽东认为既要反对片面强调高度集中统一的倾向，又要反对那种不服从统一指挥而搞绝对独立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还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有益经验可供借鉴，“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注意解决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过程中，毛泽东已敏锐地察觉到不应该把企业看作国家机关的附属物，应适当扩大企业的权力。掌握一定的自主性。在《论十大关系》讲话后不久，他就提出允许企业成为“公开合法的半独立王国”。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经营权和所有权相分离的重要思想，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此外，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论述中，还朦胧地认识到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过于单一，计划经济的统购包销政策的一些负面效应，影响了生产力的充分发挥，而且给人民生活带来许多不便，开始对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与经济运行机制有了一些反思。不久，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优势的情况下，从当时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比较落后这个客观事实出发，利用个体经济和某些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补充，搞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要性，并称之为“新经济政策”。这是他企图突破苏联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固定模式的一次可贵尝试。在同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会议上，陈云等同志还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即国有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为主体，个体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为主体，自由市场为补充。对市场的作用有进一步认识。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还指出要鼓励沿海工业的发展以促进内地工业的发展，加速经济建设以支持国防建设。以上这些思想尽管总体上还未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认识上也有局限性，但它们实际上已经明确或模糊地提出了中国自己的经济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始突破苏联经济模式，显露了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一束可贵的思想火花。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在实践中没有把这些有益的探索和突破贯彻下去和进一步深入，在“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重新陷入过去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并且日益僵化。 毛泽东探索有别于苏联的经济模式是在50年代初中期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当时对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认识不可能象今天这样充分和深刻，因而这种探索难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也难免有失误。我们不应过分苛求一位探索者，因为探索真理终究比占有真理更可贵。无论如何，毛泽东毕竟迈出了探索的第一步，不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已成为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为今天新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作了一定的准备。可以说，我们今天经济建设的成就是站在毛泽东这个历史巨人的肩膀上所取得的。我们不能忘记毛泽东的艰辛探索，我们不能割断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