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一 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及国家利益冲突与中苏关系的恶化 中苏关系包括两层关系，一是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二是作为两个大国，即中国与苏 联之间的相互关系。战后，苏联在处理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总是以老大哥自居 ，不断表现出其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的作风，这不仅损害了兄弟党和国家的利益，而且 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正常关系的发展。所以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与国家利益 冲突，是影响中苏关系非常重要的方面。但不同的学者，分析问题的角度或侧重点不同 。 不少学者认为苏联单方面的对华方针和政策，即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及其对中国国 家利益的损害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或关键因素。孙泽学、唐年薪认为“苏联 的大国大党主义与中国追求平等的冲突是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刘克明通过分析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关于中长铁路、中苏合营公司等内容的规定和赫鲁晓夫时 期关于长波电台、共同舰队等问题后认为，“中苏关系恶化直至分裂，可以从各个方面 去探寻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1997年10月，曾经 给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过翻译的阎明复在出席当代中国研究所等机构 共同发起的“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也说“中苏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 赫鲁晓夫奉行的大国沙文主义，它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与民族利益。” 李捷则认为苏联的大国主义作风及其对中国利益的损害，是中苏关系恶化“最为关键 的因素”。 孙其明认为，“国家利益冲突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认为像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补充协定的谈判、签订过程及有关内容，中苏关于建立 “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争论，苏联对中国撕毁合同、撤退专家的恶劣做法，都 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最终导致了中苏关系的破裂。 沈志华认为：“中苏关系最终破裂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范式和准则中的 某种结构性失衡”。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范式，是基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党际 关系的领导与被领导的范式，进而使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各国之间打上了领导与被领导的 烙印。这种关系范式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独立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团结统一 往往掩盖了同盟内在的不稳定因素。50年代后期在中苏军事领域的合作中，尽管苏联人 没有任何侵犯中国主权的意图，但他们在言语和行动中不断流露出的高高在上的领导者 的心态，不仅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感，也使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地位已大大提高的中国和中 国军人无法忍受。所以，中苏最终未能实现军事合作的根源就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 系内在的不稳定性——一旦处于领导地位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受到挑战，它们之间的 同盟关系便会出现动荡，合作也就无法维持下去。 李宝俊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利益的关系，损害了这种利益也就破坏了双方的关 系。从50年代末期苏联提出有损中国主权的要求到60年代末在边界上派驻重兵，对中国 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苏联首先是损坏中国的国家安全 利益，同时也损坏了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从而导致国家关系的全面破裂。”叶自 成则说，引起中苏关系不和的因素有三：历史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国家利益冲突，其 中，国家利益冲突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最重要的因素。戴超武根据近年来陆续出版 和解密的中国和苏联方面的相关文献档案，研究了中国发展核武器问题对中苏关系的影 响，也认为国家利益冲突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且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 关系的破裂是一个互动过程。 但骆晓会认为，中苏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不是国家利益冲突，“过分强调国家利益对 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认为“斯大林时期比赫鲁晓夫时期对中国 国家利益损害更大”，中苏国家关系反比这一时期好；中苏关于“共同舰队”和“长波 电台”争论的结果，是毛泽东用虚幻的主权损害替代了实在的国家利益损失。说“1969 年以前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方针和原则，往往未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国际主义 高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重于国家利益。因此中苏关系恶化的首要因素为国家利益之说 不能成立。” 二 意识形态分歧与中苏关系的恶化 意识形态因素对现代各国的外交关系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外交政策的 倾向性非常明显，相同的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成为中苏结盟的纽带；而五、六十年代中 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如何评价斯大林，怎样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的关系 ，怎样估计革命与战争的问题；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同样对中苏同盟的破裂起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不少学者肯定意识形态的争论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刘克明认 为，“意识形态争论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认为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 争论，一度非常激烈，双方都把争论上升到马列主义的原则高度，最后变成了“你死我 活”的斗争。“由于中苏两个大党都是执政党，都有国家力量作后盾，事实上谁也打不 倒谁，最后只能走向分裂。”孙其明认为，“中苏两党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 显然是导致双方关系恶化十分重要的原因，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之一。” 骆晓会认为，意识形态分歧是中苏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并不是首要因素。认 为“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最早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的。但事实上中苏之间的友 谊与合作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直到1958年和1959年仍然在继续发展或加深。如1956年4月 至1959年2月中苏除签国防新技术协定之外，又签了3个包括苏联提供158个成套设备项 目在内的援助中国的协定。这证明意识形态分歧开始并不从根本上影响中苏关系的发展 。”并说，“中国领导人实际上并不真正看重意识形态问题，而苏联领导人在这方面的 意识更淡漠。”“中苏两党及其领导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相互曾多次作出妥协和让步， 尽力维护团结，减少分歧。如果没有其他更关键的因素，意识形态分歧不可能将中苏关 系引向绝境。” 孙泽学、唐年新通过分析中苏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和由此引起的战略思想的对立，认 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是同盟破裂的催化剂”。尤其是“中苏大论战使两党关系势同 水火，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归于瓦解，两国关系走到破裂的边缘，中苏同盟名存实亡。 ”而意识形态分歧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中苏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探索，并成为导致同 盟破裂的主要原因或重要因素。陈冬生通过分析中国“大跃进”运动对中苏关系的 影响认为，“‘大跃进’运动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进一步恶化了中苏两党两 国的关系。”有的则称中国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立探索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 一个重要因素，但没有分析中国领导人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立探索，是如何恶化中苏关 系的。 三 中苏两国领导人个人因素与中苏关系的破裂 历史唯物论从来都强调要正确认识和评价个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国际交往 中，领导人的个性、风格、思想等，对一国的外交活动及外交政策的制定，无疑具有重 要影响。在分析中苏关系恶化原因时，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等中苏领导人的个人 因素，成为学者们探讨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杨奎松在《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作者提交1996年1月“冷战在亚洲”香港国 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一文中认为，中苏两国领袖在革命理念上的歧异是中苏关系走向 破裂的根本原因。“在中苏两党反目成仇，双方关系发生令人难以置信的根本改变的过 程中，两国党的领袖的作用在某些方面具有决定性”。文章以毛泽东苏联观的变化为线 索去剖析问题，以历史上的恩怨、毛泽东独特个性的作用、民族利益上的矛盾和革命理 念上的歧异，论述了中苏关系的演变过程. 骆晓会认为，“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关键因素是两国领袖个人(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 间的各种矛盾、差异与利害冲突。”认为肯定领导者个人因素在一个相对短暂的历史进 程中可起关键作用或决定作用，并不违背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而两国领导人的矛盾、 差异与利害冲突，“表现最突出的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各自国内政治斗争的利益与需要 完全是相互背离的。”认为赫鲁晓夫执政后，开始调整斯大林时期的内外政策，以反个 人崇拜来树立自己的威望，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此时的毛泽东，一是由于1958年 大跃进受挫遭到党内外广泛批评，自感越来越孤立，“提出了要区分‘两种个人崇拜’ 的问题，试图以此重塑自己的权威”；二是毛泽东更为担心和警惕有人在他身后作赫鲁 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这种背离使他们既不顾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也不去 考虑什么国家利益，从而造成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关系的破裂，并导致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的瓦解。”在国际上，与毛泽东对斯大林个人表示尊敬、对斯大林在国际共运中的领袖 地位没有丝毫疑问不同，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则看不起，对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有意无 意中流露出来的老子党、老大哥的思维定势与优越感则不能忍受。并认为，“毛泽东与 赫鲁晓夫的对立并导致中苏关系的恶化，还与这两位领袖性格的某些异同有直接与间接 的关系。” 李丹慧认为，中苏最高领袖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对各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以及 从本国立场出发对对方探索方式的认识，是确定这一时期中苏关系走向的决定性因素。 “当双方的探索和为此而制定的政策趋同，双方的基本利益一致，相互之间还以信任为 主时，中苏关系就表现为亲密无间，或可以在求同存异中发展；而当双方的探索及政策 发生背离，双方的基本利益背离，相互间猜忌、戒备胜过信任时，中苏关系也即转为冷 淡，乃至趋向分裂。” 四 “冷战思维”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40多年的“冷战”对战后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苏关系亦不例外。罗珍、朱 玉文认为，“‘冷战思维’的安全模式是苏联想控制中国的内外政策并导致中苏关系曲 折发展的关键，而中国未能及时摆脱‘冷战思维’安全观也是原因之一。”认为50 年代末期中苏关于“长波电台”、“共同舰队”的争论，赫鲁晓夫对中国炮击金门、马 祖的指责，苏联就中印边界冲突所持的中立立场，都是在“冷战思维”支配下，苏联领 导人从苏联的全球战略需要出发，对中国的内政、外交进行指责。中国虽拒绝了苏联的 无理要求，但并未走出“冷战思维”的巢穴。 五 中苏关系破裂是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 无疑，中苏关系的恶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许多文章从中苏关系的多种层面 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有些作者还提出了“互动”说。曲星认为，中苏关系恶化是双方 战略、理论与利益三个方面分歧冲突及其互动的结果。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苏之间 的结盟关系有着强烈的利益互求因素，即当时中苏都面临美国严重威胁的战略格局，中 国需要与苏联结盟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而苏联也需要在自己周边建立一个隔离西方 威胁的安全区域。”但50年代中期美苏关系有所缓和之后，苏联面临的战略任务与中国 面临的战略任务发生了明显的差异。赫鲁晓夫要缓和与美国的关系谋求美苏合作，需要 中国加以配合来营造与美国缓和的气氛；但中国要解放台湾，对美国及蒋介石在东南沿 海的挑衅要反击，这无疑有悖于苏联创造缓和气氛的构想。中国希望加强自身的军事力 量、特别是海空军力量，对付美国的威胁；但苏联却需要中国裁军，由苏联通过中苏盟 约和华沙条约提供保护。“由于苏联醉心于与美国的缓和，决心要把中国外交纳入苏联 全球轨道，又丝毫不考虑中国的战略需求和民族利益，中国对苏联外交新战略所依据的 理论非常自然地就产生了不同看法”，使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争论升级，并且展开了公开 大论战。中苏两党之间的大论战不仅使它们之间的分歧得不到弥合，反而越来越大，最 终两个执政党之间的关系恶化。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恶化，“不可避免的对国家关系产 生了消极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影响。中苏从盟友演变为潜在敌人，正是这种利益冲突与 理论分歧恶性互动的结果。” 孙其明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两方面分别著文，认为中苏关系破裂，是国家利益冲突 和意识形态分歧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骆晓会也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以及领导 者个人因素三个方面，分别著文分析了对中苏关系的影响，认为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 关系的恶化，“是许多因素累积并相互促进、交互影响下造成的。”而若非要从这 些因素中找出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领袖个人因素。 总之，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是许多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 结果：历史上的恩怨和现实的冲突；国家战略利益的矛盾和意识形态分歧；社会背景与 个人因素等等。我相信，随着有关档案的全面开放、解秘，对中苏关系恶化原因的研究 将更加深刻和全面。而且，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将有助于21世纪中俄友好睦邻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956年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讲话中，毛泽东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以此为起点，开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初有益的探索。《论十大关系》涉及我国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方面，本文主要从毛泽东探索有别于苏联的经济模式这一方面谈一点心得体会。 众所周知，建国初期，因为国内国外、主观客观等一系列因素，我们学习和模仿苏联的经济模式来搞我国建设。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学习与模仿带有一定的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唯一的选择。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是二、三十年代苏联实行“一五”“二五”计划中逐步形成的，是在国际形势日益恶化，新的世界大战日益逼近，严重威胁社会主义苏联的生存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是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后有限的实践经验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来自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设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的主要特点是：1、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实行了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为前提，以重工业包括国防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的高速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2、在经济制度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实行与之相适应的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3、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实行由国家行政手段调节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在运行机制上排斥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这一模式在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和二战中曾显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1940年初步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用10年左右时间，跑完了欧美先进工业国家100年的工业化路程，并在50年代初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强国。这更增强了对我国的吸引力。因而我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化三改”过程中引进了苏联的经济模式。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的经济体制也基本形成了，它明显带有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的目标与苏联相同即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以行政调节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只剩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分为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两个层次；取消市场，实行粮棉等重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生活；分配领域中实行低消费，高积累并趋于平均主义。 但是毛泽东从来就不是个教条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始终认为苏联的建设是先例可循，但不能照搬苏联经验，应该从中国实际出发。证实毛泽东这种态度的最好实例，就是中国走了条和平的而有别于苏联的镇压和剥夺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思想就愈来愈明显。《论十大关系》就是这一思考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曾说过：“建国后，前8年照抄外国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应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他还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总结批判充分暴露了苏联模式的弊端。毛泽东“以苏为鉴”的思想更加明确了，如何避免苏联走过的弯路和如何突破苏联模式的问题便提上了议程。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们还想走？”提醒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要引以为戒。 促使我国必须突破苏联模式更强烈的动因，则是仿效苏联给自己带来的诸多问题。我国采用苏联经济模式在“一五”计划期间对有效地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进行重点项目建设，对发展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保证市场稳定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曾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一五”后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经济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这种模式的弊端就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体现在：1、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难以适应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多层次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拖了生产力发展的后腿；2、在经济管理工作中，中央集中过多，国家统的过死，压抑和限制了地方企业的积极性和机动性；3、在经济运行中忽视商品生产和市场的调节作用，既影响了流通又影响了生产；4、在分配上存在着重积累轻消费的现象，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这些都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说明苏联模式已不能适应包括苏联自身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有别于苏联的具有自己特点的中国经济模式。主要有： 1、在工业化道路上，不是以重工业挤轻工业和农业，而是农、轻、重协调发展。苏联工业化道路是以重压轻，以重挤轻，用剥夺农民的办法，通过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剪刀差实现高积累来发展农业，结果造成重工业的片面发展和农业、轻工业的落后。中国“一五”计划直接受苏联影响，对农业和轻工业重视不足。毛泽东对这种情况深为忧虑，及时纠正了这种错误认识，指出必须用多发展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他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并把这提高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来认识。毛泽东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毛泽东提出的这种与苏联不同的实现工业化的道路的具体途径，使50年代中期我国在农轻重比例关系上处理得比较好。 2、在分配上，提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一条中，毛泽东指出：“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人和工厂，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在国家和职工的关系上，他指出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要不断地保证增加国家的积累，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又要使劳动者的收入每年有所提高。在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上，他鉴于苏联推行义务交售制把农民挖得很苦，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的做法，主张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中，要“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适当。”这对于纠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重积累轻消费的倾向，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3、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反对中央集权过多，主张给地方和企业以适当的权力。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毛泽东对此是不赞成的，他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但毛泽东认为既要反对片面强调高度集中统一的倾向，又要反对那种不服从统一指挥而搞绝对独立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还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有益经验可供借鉴，“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注意解决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过程中，毛泽东已敏锐地察觉到不应该把企业看作国家机关的附属物，应适当扩大企业的权力。掌握一定的自主性。在《论十大关系》讲话后不久，他就提出允许企业成为“公开合法的半独立王国”。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经营权和所有权相分离的重要思想，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此外，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论述中，还朦胧地认识到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过于单一，计划经济的统购包销政策的一些负面效应，影响了生产力的充分发挥，而且给人民生活带来许多不便，开始对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与经济运行机制有了一些反思。不久，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优势的情况下，从当时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比较落后这个客观事实出发，利用个体经济和某些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补充，搞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要性，并称之为“新经济政策”。这是他企图突破苏联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固定模式的一次可贵尝试。在同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会议上，陈云等同志还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即国有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为主体，个体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为主体，自由市场为补充。对市场的作用有进一步认识。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还指出要鼓励沿海工业的发展以促进内地工业的发展，加速经济建设以支持国防建设。以上这些思想尽管总体上还未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认识上也有局限性，但它们实际上已经明确或模糊地提出了中国自己的经济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始突破苏联经济模式，显露了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一束可贵的思想火花。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在实践中没有把这些有益的探索和突破贯彻下去和进一步深入，在“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重新陷入过去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并且日益僵化。 毛泽东探索有别于苏联的经济模式是在50年代初中期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当时对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认识不可能象今天这样充分和深刻，因而这种探索难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也难免有失误。我们不应过分苛求一位探索者，因为探索真理终究比占有真理更可贵。无论如何，毛泽东毕竟迈出了探索的第一步，不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已成为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为今天新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作了一定的准备。可以说，我们今天经济建设的成就是站在毛泽东这个历史巨人的肩膀上所取得的。我们不能忘记毛泽东的艰辛探索，我们不能割断历史。
【 作 者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 【作者简介】（英）内维尔·马克斯韦尔 【 译 者 】郑经言 【编 者 按】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是英国著名学者，曾在1959年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任《泰晤士报》驻南亚记者，目睹了印度对华战争的整个过程。1967年回国后，他进入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研究有关中印边界历史和中印边境冲突等问题，并于1970年出版了在国际上影响巨大的《印度对华战争》一书。此后，马克斯韦尔仍不断跟踪和研究中印关系的发展，写过一系列有关的论文和文章。《中印边界争端反思》是他的新作，发表在印度《经济与政治》周刊1999年4月10—16日一期（第34卷第15 期）上。作者根据多年来的观察和不断增加的新史料进行分析后确认：印度制造了1962年边界争端。它拒绝就此问题进行谈判，然后，企图凭借武力实现其主张。中国的武力反击从战略上和政治上说都有其正当理由，印度的政策的确使北京没有其它现实的选择余地。印度遭到“未受挑衅的侵略”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神话，中印边界一直没有解决是尼赫鲁政策的结果。 通过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反思，作者得出以下结论：一、中印边界战争完全可以避免；二、在边界战争前及其后的几十年里没有能解决边界问题，责任在印度；三、是印度的政策将一个在外交上僵持的争端推向战场。如果印度政府继续这种政策，还可能导致战争重演。 此文的摘要曾在1999年10月12日和13日的《参考资料》上发表。 【 正 文 】 尼赫鲁政府寻求独自决定印度与中国的边界应当坐落在哪里，然后将它选定的边界线强加给北京，拒绝就此进行谈判。这意味着，除非北京屈服于印度对阿克塞钦和麦克马洪线以北地区的领土要求，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国1962年的军事行动是进行反击和先发制人，而印度遭到“未受挑衅的侵略”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神话。中印边界一直没有解决是尼赫鲁政策的结果，除纳拉辛哈·拉奥政府外，继任的历届政府一直严格遵循这些政策。 一、“中国1962年的侵略”：印度的弥天大谎 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其1998年5 月致克林顿总统的信中为具政府的核试验辩解时，说到中国“在1962年对印度的武装侵略”和尚未解决的中印边界争执（注：.瓦杰帕伊总理致克林顿总统的信，《纽约时报》，1998年5月13日。）。 印度的政治阶级自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以来，从一开始即坚持说，边界争端和边界战争是中国扩张的结果，而最后对印度突然进行的“大规模侵略”导致其军队的瓦解。中国的说法相反，它指责印度顽固不化和扩张领土，并将其军事行动说成是进行反击和先发制人。伴随着近40年积累的观察并且根据新的材料，现在对导致战争并使边界争端依然没有解决的两国政府各项政策的起因进行反思，是适时的。 印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于本世纪中叶开始存在时，即面临着一项共同的任务：将它们的边疆转化为边界。这在事实上是它们作为现代国家这一新身份的一种基本的正式表现，因为它们开始模仿和追赶那些在前三个世纪里由于民族主义的出现和民族国家的兴起而提倡推广一种新的政治机制的欧洲国家；这种新的政治机制即是边界：经过外交谈判同意的一条线（划界），联合标定在地面上（标界），准确地印刷在地图上，并在两个相邻的主权国家之间的条约上予以描述，因而它们承认了自己的版图及其邻国的领土。（注：这里的定义和论据来自艾恩斯利·T ·埃姆布雷富于暗示的论文《边疆转化为边界：现代国家的演进》（Frontiers into Boundaries: The Evolution of the ModernState），见《想象中的印度：印度历史论文集》（Imagining India:Essays on Indian History）（牛津大学出版社，德里，1989年）。）前现代国家可以存在于边疆之内，边疆不是线而是国家之间的过渡地区、区域：现代国家需要边界。 就中国来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建立时，中印边界问题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但却是一项要与约十来个同中国毗邻的国家进行谈判或反复谈判就数万英里通常难以接近的地带取得一致同意和确切划定主权界线的巨大任务的微小因素。那广阔的周边地区的许多地段体现了列强对中华帝国入侵的颠峰标志，而被逐的国民党当局又留下了要收复这些“失去领土”的民族统一的承诺。北京的新人认识到，要接过这一遗赠势必会挑起同其许多邻国难以驾御的争吵，特别而最危险的是同为沙俄通过根据强加的瑷珲条约（1858年）和北京条约（1860年）所兼并的中华帝国在远东的大片领土的继承者苏联的争吵。因此，他们决定，新中国将基于历史遗留给他们的准线解决边界问题。周恩来利用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的机会表明了其政府的态度： ……同有些国家的一部分边界尚未划定。我们准备同邻邦确定这些边界，在此以前我们同意维持现状，对于未确定的边界承认它尚未确定。我们约束我们的政府和人民不超越边界一步，如果发生这类事情，我们愿意指出我们的错误并立即退回国境。至于我们如何同邻国来确定边界，那只能用和平方法，不容许有别的方法。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改变这种作法。 （注：《 1955 年国际事务文件》（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5）（OUP，伦敦，1958），第423页。 （译者按：这里的引文与《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0页上的文字有少许出入）） 此后的发展说明了这一政策声明的极度重要性，因而值得进行分析。周恩来解决边界问题的第一个步骤是声明某些段落尚未划定，需要鉴别。接着是维持现状的协定，双方严格维持现状，如果发生超越边界的事情，应立即承认并予以纠正。第三，他期待着未来的谈判，并且保证中国将只能使用和平的方法解决领土争端。最后，他警告说中国将不会容许任何其它办法，含意是如果邻国使用武力则会以武力回答。（注：如果带着周恩来发表此项声明前5 年在中印边境上所发生的种种情况的事后知识来阅读它，那么似乎合乎逻辑的是，他当时对印度的态度已心中有数了，因为此前的军事调动、公开声明和制图学要求已清楚表明了印方同中国意向相对立的模式。） 中国在此后半个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一贯地并且严格地执行了周恩来制定的政策，并取得明显的，现在近乎完满的成功。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朝鲜和老挝进行了谈判，并签订了边界条约。现在谈判在有序地进行：同越南，并且在新德里允许的程度上，同不丹；至于俄国和前苏联的中亚各国，谈判已经完成，除对几个具体地点的争执尚未解决需留待将来尚未确定的日期予以解决而作出防止误解的说明外，已达成（双方）同意的边界。在三种情况下，“和平方法”为武装力量所取代：同印度，苏联和越南。 关于中苏边界，莫斯科起初拒绝重新谈判19世纪的条约，根据这些条约沙皇兼并了清帝国的后来变为西伯利亚和沿海省份的大片领土，怀疑北京坚持谈判包藏着要收复领土的意图。对于将阿穆尔河／黑龙江和乌苏里／乌苏利河作为界河的各种条约的相互冲突的解释，导致苏联使用武力来维护对整个河流和其中的所有岛屿的专有权的要求，而中国的抵抗使两个邻国于1969年发生武装冲突，并走向核战争边缘。（注：见作者发表在以下刊物上的论文： 1973年10—12月《中国季刊》， 《太平洋共同体》（卷1，1期），《现代中国》（卷1，1期，1975年1 月），《外交事务》（卷57，1期，1958年秋），《国际事务》（卷47，1期，1971年1月）。） 直到1987年，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苏联才同意重新就中苏边界谈判，并接受了有关的国际法原则，即在没有任何条约作出相反的规定时，界河的可航运性意味着两个主权的分离不是在莫斯科曾经主张的中方河岸，而是在航道分界线（沿主河道最深部分的一条假想线）。结果是两个河岸邻国平等分享使用河流的权利。北京对戈尔巴乔夫推翻其前任的立场立即作出响应，谈判迅速开始，并在适当的时候签署条约，在东部河流和中国西部边境划出了中苏边界需要的确切界线。1997年中俄两国首脑在北京会晤，宣布他们的边界问题的解决是在平等、互谅和互让基础上通过谈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样板”。（注：原文见《世界事务》（新德里），卷2，1期，1998年1—3月，第139页。 ）前苏联的中亚各国也同北京解决了边界问题。 至于越南，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利用一个涉及不过几百米距离的琐细的边界争执为借口，进行一次意在“教训”的攻击——必须承认教训是中国的霸权。这一中断是对中国在其它方面解决边界问题中坚持原则和务实立场的唯一有害的例外。 同中国的边界问题重要性相比，印度在1947年摆脱英国统治获得独立时所面临的任务要小。印度边境的广阔地段早已为离去的帝国转变为边界。在巴基斯坦分治的地方，国际边界已由拉德克利夫委员会按原先一直是国内的行政区划所确定；经过多次战争和烦人的谈判，英国人已同意了印尼边界并标定了它，即在地面上竖立了界桩，而且与其它两个喜马拉雅山国家，锡金和不丹，（注：.普雷斯科特：《条约划定的亚洲大陆地图》（Map of Mainland Asia by Treaty）（墨尔本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12、13、14章。）也大体上完成了同样的工作。但是在伦敦和印度的英国政府想与中国达成协议以创造中印边界的企图却遭到失败。（注：这些企图的简要说明见作者《印度对华战争》（乔纳森·凯普公司，伦敦，1970年）。全面论述见阿拉斯泰尔·蓝姆的历史系列研究，特别是两卷本的《麦克马洪线》（鲁特莱治和吉甘·鲍尔公司，伦敦，1996年）和《1914—1950年的西藏、中国和印度》（罗克斯福特·布克斯公司，赫尔廷福特布里，赫尔兹，1989年）。）在东部，那里后来成为独立后印度与西藏毗连的东北边境特区，在西部，那里位于由印度控制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内的拉达克，同新疆和西藏相接，这里只有边境，即主权界线在最初是分开的但是尚未确定的区域。当两个新生国家的行政管理延伸到边境区域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时，就存在着潜在的冲突，需要进行谈判。 在行政机关发生接触时，北京和新德里之间绝对相互冲突的态度立刻变得明显了。 扼要地说，周恩来在万隆所阐明并在此后实践中实践的中国方面的态度期待着以下步骤：（1 ）同邻国政府鉴别和宣布那些需要定界的地段；（2）同邻国共同同意维持现状， 以避免前进中巡逻人员接触时发生冲突和伤亡的危险；（3）考虑到现有的条约、当前的方位、 传统活动和习惯等，进行谈判以求得双方满意的边界协定；（4 ）建立联合边界委员会在地面标出同意的界线；（5）签署一项新的全面的边界条约。 在同样扼要叙述由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及其顾问在独立后最初几年里为印度拟定的立场诸要素前，有必要考虑一下印度民族主义的性质和历史背景，后者对尼赫鲁政府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态度有着深刻而巨大的影响。（注：斯蒂文·A.霍夫曼是在研究中印争执中首先认识到印度民族主义在新德里的政策演变和执行中是何等重要的学者。见他的《印度和中国的危机》（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0年），处处可见。） 在本世纪50和60年代，在印度民族主义的以下两股不同思潮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一方面是世俗主义的，另一方面是宗教性的，具体来说是印度教的；但对两者来说，它们对想象中的印度所下定义的原则是领土性的，在“神圣的地理学”观念上为两个明显对立的思想体系之间创造了一种联系物。1947年的血腥分治可能被认为会动摇，甚至摧毁那种认为印度的领土界限是历史所确定的绝对观念，但是对世俗的和印度教这两派印度民族主义者来说，其效应却恰恰相反；任何内部或外来的领土挑战均被看作是对这种神圣地理学进行亵渎的企图。（注：阿舒托西·瓦尔希尼：《有争论的含意：印度的民族同一性、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忧虑政治》（Ashutosh Varshney, Contested Meanings: India's Natinal Identity, Hindu Na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Anxiety），《代达罗斯》（Daedolus）122，3期（1993）。） 印度民族主义的两种变体的温床在于英国统治者以自己的形象培育出来的憎恨英国的精英，这个阶级通过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从侍从阶级，经过挑战者运动到继承权力而成长起来。在整个那个时代所进行的大辩论是有关英国统治建立前印度的历史认同问题。为约翰·斯特雷奇在其1888年出版的《印度》一书所极为令人满意地表达的占统治地位的英国观点是，“印度，即使作为一个国家的印度，按照欧洲人的看法，现在没有，而且从来也没有过任何有形的、政治的、社会的或宗教的统一”。在其为印度确定各处边界的种种努力中，英国人并不认为他们是在为一个现存的国家作出标志，而是相反——通过规定其界限来创立和扩大一个政治实体。这个实体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不过是“像其它帝国一样的一个帝国，被英国多年来的军事威力、外交技巧和欺诈弄到一块的不同领土和人民的集合体，然后凭借强力推行英国人控制非英国人民的手段来维护其存在”。（注：阿拉斯泰尔·蓝姆：《未完成的分治：1947—1948克什米尔争端的起源》（ Imcomplete Partition: The Genesis of the Kashmir Dispute1947—1948 ）（罗克斯福特·布克斯公司，赫尔廷福特布里，1997年），第2页。） 然而，当这个初生的、懂多种语言的精英阶层成长成其挑战者阶段时，他们发现了自身所具有的国家本体的主要特征，一种共同的语言（尽管是一种外语，即英语），于是他们开始认定并把自己说成是“印度人民”的成员和代表，而这个群体的存在是诸如斯特雷奇和他同时代的同胞们所否定了的。过了一些年月，印度民族主义者们演化出的用以支持其对政治权力的要求的论据转变成为一种坚定的信念，“强烈相信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个由文化、共同经历、风俗和地理所明确界定的国家”。（注：霍夫曼前引书，第25页。）这个概念便成为尼赫鲁政府通过它来审视解决中印边界任务的与个人感情和态度有关的棱镜。如果印度“自古以来就存在”，那么在独立后印度的第一批领导人的头脑中接着而来的便是，其“传统和习惯边界也早就存在并自然地演化出了，因为它们是基于人口和文化的活动，是基于诸如山脊和分水岭等的地理特征”。（注：霍夫曼前引书，第25页。）的确，“北部边界位于现在所在的位置已有约三千年之久”。（注：印度政府有关《印度喜马拉雅边界的历史背景》的照会，《白皮书（第二卷）》，第125页。）推论的结果是，印度的“‘历史边界’必然是由线条组成的”，那就是说，是确切的。（注：霍夫曼前引书，第25页。） 这种理论的大纲可以追溯到印度在边界问题上同北京的外交争论。但是其最为详尽的阐述则出现在很晚以后由一个叫做 T. S. 穆尔蒂（Murty ）的印度官员撰写的一本伪装成学术著作用以鼓吹印度观点的书中。这个印度官员曾密切参与过其政府对边界争端的处理。（注：《边境：一个变化中的观念》（Frontier:A Changing Concept）（帕利特，新德里，1978年）。穆尔蒂原为印度边境部门的一名官员，正是他在50年代末进行实地考察后，提出了东部的边界应当坐落在塔格拉山脊，而不是麦克马洪所划的在南边几英里的地方。他后来在尼赫鲁周恩来会晤失败后成为起草有关边界历史演变报告的印度官员小组的一个成员。）穆尔蒂认为，边境和边境内的确切划分线（即边界），是通过人类的自然交往，一种“历史巩固的进程”，或“晶体化”而存在下来的；并且只需两个相关国家中的一方的有效承认。这种“历史划界”排除了穆尔蒂称之为“形式化”的通过外交进程划界的必要，并将其淡化为仅仅是对通过历史孕育的真正边界形成进程的“装饰”。在他看来，一个合法政府“公开宣布”一条线就足以最后确定边界，“形式化”是没有必要的。 从印度政府所采取的这种思想观点出发，结果必然是，不像其它国家那样认为有必要同邻国进行谈判就其共同边界的走向达成协议，印度便已经拥有了同中国的固定边界，因而谈判成为多余。对印度政府来说，惟一需要做的是，通过其自身的档案研究、参照历史和神话，并考虑安全利益，来“发现”该国与中国的边界的确切走向。一旦确定了适当的走向，便可将它予以公布并画在地图上。正如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不得不给其政府发出的指示那样，印度应当“沿边界全线，……特别是在那些可能有争议的地方”建立哨所；由此产生的有人看守的边界将“不容许同任何人进行讨论”。（注：摘自1954年7 月尼赫鲁向有关各部散发的有关北部边界的通报。它原属秘密，并未正式出版，但印度作家.曼克卡尔看过它，并在他的《1962年的罪人》（Guilty Men of 1962）一书中引用（杜尔西·沙阿公司，孟买，1968年），第128页。 而曼克卡尔让本文作者分享了原件的抄本，他首次将它发表在《印度对华战争》中。） 就这样，（1 ）印度坚持它所主张的与中国的边界全线已经划定；（2）尽快将国家力量推进到它主张的领土；（3）在印度控制其主张的所有领土前，拒绝就维持现状达成任何协议；（4 ）在所有阶段均拒绝谈判其主张的边界走向。以上各点同中国方面的态度绝对是相互矛盾的。简而言之，它们等于是坚持说：在印度看来，同中国划定和巩固边界是一个单方面的进程。 ......
解决方案就两种要么打仗，要么我们不要了。
领土包括一个国家的陆地、河流、湖泊、内海、领海以及它们的底床、底土和上空(领空)，是主权国管辖的国家全部疆域。位于国家主权下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以及其底土和上空。领土是国家行使主权的空间。国际法承认国家在其领土上行使排他的管辖权。领土同时也是国家行使主权的对象，是国际法的客体。领土是国家构成要素之一，国家必须具备一定的领土，不问其大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在国际法上不构成国家。但国家的领土并不要求绝对确定，部分边界未划定，或存在边界争端，均不妨碍其为国家。领土包括陆地和水域及其底土和上空。国家领土分为领陆、领水（包括内水和领海）和领空3个部分，上及高空，下及底土。领水附随于领陆。领空和底土又附随于领陆和领水。因此领陆是最重要的部分，是领土的主要成分，领陆如发生变动，附随于领陆的领水、领空和底土亦随同变动。除上述四个组成部分之外，有些海域，例如毗连区，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等，尽管在严格意义上不被视为国家领土的一部分，但沿海国可以对其及其资源行使主权权利，从而构成国家管辖范围的海域。在国家领土的组成部分之中领陆是主要的，其他组成部分往往是领陆的附属部分，是与领陆不能分别的，除非在特殊情况有条约的规定。相对于国家领土的是国际领土，指国家主权管辖范围之外的区域。这些区域原则上属于全人类，由国际机构代表全人类加以管理，如国际海底区域由《海洋法公约》设立的国际海底管理局实行管理。有一种说法，认为国家领土还有虚拟的部分。这个部分是在一切方面或为某些目的被视为国家领土。例如，在公海上以及在外国领水内的军舰和其他公有船舶，被视为国家的浮动领土；又如用作使馆馆舍的房屋在许多方面被认为是使节本国的领土。但是，这是虚拟的说法，而不是真正的领土。这种说法是不足取的。中国的领土问题1.钓鱼岛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的东部边缘，在地质结构上是附属于台湾的大陆性岛屿。钓鱼岛列岛位于台湾东北120海里处，西东分别距中国大陆和日本冲绳各约200海里，附近水深100至150米，与冲绳群岛之间隔有一条2000多米深的海沟。自古以来，中国台湾、福建等省渔民一直到岛上从事捕鱼、采药等生产活动。 自明朝初年起，钓鱼岛列岛就属于中国版图。永乐年间（公元1403至1424年）出版的《顺风相送》一书中就有关于钓鱼岛列岛的记载，这比日本声称的琉球人古贺辰四郎1884年发现钓鱼岛要早400多年。明朝以后中国许多历史文献对这些岛屿都有记载。在日本1783年和1785年出版的标有琉球王国疆界的地图上，钓鱼岛列岛属于中国。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没有对中国拥有对钓鱼岛列岛的主权提出过异议。1895年4月，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全岛及其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这以后在日本才有了"尖阁群岛" （即钓鱼岛列岛）之说，而在此之前，日本的地图一直是用中国的名称标定钓鱼岛列岛。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至今仍然是中日摩擦的焦点。2.中华北疆外蒙古 基辅罗斯为蒙古旋风所灭，沙俄为了报仇雪恨，在侵占西伯利亚后就一直积极渗透外蒙古。1917年前外蒙古大公与沙俄互相勾结，企图脱离中国。十月革命后列宁提出在中苏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国，无奈当时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出兵外蒙不得不搁置。1939年日本关东军发动诺门坎战役，侵入外蒙，被朱可夫全歼。随后外蒙在苏联红军策划下建立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1941年苏日签订臭名昭著的《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苏日互相承认伪满洲国与伪蒙古国主权互不侵犯，这是地地道道的瓜分中国。1945年罗斯福为了换取苏联撕毁《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出兵日本，出卖了中国，迫蒋介石承认"维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宋子文宁死不承认外蒙独立，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签字的是蒋经国。）外蒙自独立以后就没有发展起自己独立的军队与重工业，完全被俄化，中苏分裂时完全支持苏联，允许苏军进驻，并配合苏军积极挑衅我国。苏联灭亡后又一头扎进美国的怀抱，与布什打得火热。--假如他们还是中国人，真的可以宣判他们为无耻的汉奸。--亡国奴。--假如他们算是蒙古人，伟大的成吉思汗在天有灵，看见曾经征服世界的民族沦为世界霸权的奴隶，真的会死不瞑目。外蒙面积1,564,116平方公里，土地辽阔，可利用土地面积为万公顷，其中，农牧业用地面积占80%；森林面积10%；水域面积占1%。矿产资源丰富，现已探明的有煤、铜、钨、萤石、金、银、钼、铝、 锡、铁、铅、锌、铀、锰、磷、盐、石油等80多种矿产，其中煤蕴藏量约500-1520 亿吨。此外，萤石蕴藏量约800万吨、铁20亿吨、磷2亿吨、铜800万吨、钼24万吨、锌6万吨、金3000吨、银7000吨、石油15亿桶。其中，额尔登特铜钼矿已列入世界十大铜钼矿之一，位居亚洲同类企业之首。森林面积为153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为10%。木材总蓄积量为亿立方米。河流总长万公里，平均年径流量为390亿立方米，其中88%为内流河。湖泊水资源量达1800亿立方米。因为自然原始生态的保存完好，广阔的土地上保存有大量野生动物，其中许多在世界范围都是罕见的。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政府注重保护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采取措施拯救濒危野生动物，先后建立50个自然保护区。辽阔的蒙古草原、戈壁、山地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主要珍稀动物有戈壁熊、野马、野骆驼、野驴、野马、黄羊等。其中戈壁熊属于世界级濒危物种，仅有30多只；黄羊有80多万只，占世界的80%以上。
少了一个iCSSCI是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简称，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优秀代表，收录的是高质量的中文论文。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上下)》是日本著名的东洋史学家滨下武志先生积10年心血完成的力作。与以往西方学者把“欧洲的近代”作为近代社会的代表形态的观点不同，作者提出应该从各个地域自身的历史过程来研究其历史本来的发展规律。同时作者对“清朝之衰退”也持异议，认为这一时代的中国经济状况，既将外国事物有机地纳入自身逻辑体系中，并充分发挥其作用，又与亚洲地域内部密切关联，是充满“活力”的。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上下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中，作者从中国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研究入手，通过清末财政与海关、赫德与中国海关、海关与贸易统计和通商口岸与地域市场等问题，对中国地方经济与中央财政的结合与分离、地域经济自律性的相互关系以及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的实际状态作了深入研究，并尝试把这一历史过程作为一个时代来把握，通过国内外同时代人的观察、论点和记录来提示其整体面貌。作者对中国近代经济史发展脉络的研究角度、资料采用的丰富程度，以及从时代整体进行把握的视角与方法，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有着很大的启发和参考价值。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并不惊讶，因为如果换是我写的话，自然也然，在世界上可能找不到我。所以，我说的并不惊讶，是我们中国的各方面发展非常迅速，所以，在论文方面也显示表现出来了，是金子到哪都会发光，恰好，我们中国就是一个无比巨大的金子，只是没人去注意他而已，所以作为中国人，不需要大惊小怪。
在日本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科学技术和学术政策研究所，他们都参考了科睿唯安公司的具体数据，分析了主要国家的论文数量，由于每年的实际变化较大，研究所根据3年平均值进行计算，结果显示，大概在2017年的时候，到2018年至的平均值里，中国研究人员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为305927篇，居全世界首位，高于美国的281487篇。
德国67041篇，排名在第三，日本排名第四，大概有64874篇文章，此外，从报纸的世界份额来看，我们中国跟美国分别占19．9％和18．3％左右，而排在第三位的是德国仅占4．4％左右，在可靠的NHK的报告中显示，我们中国的论文数量正在逐年增加，大概在2017年的时候，中国论文数量大概是20年前的18倍。
在1998年至2008年的时候，平均值大概是10年前的3．6倍 ，其次，值得我们一提的是，我们中国研究论文的质量也非常接近美国了，从被引用的前10％ 篇论文的份额来看，大概在2017年的时候，美国有37800篇论文 24．7％，全世界排名第一，中国有33800篇文章22％，排名全世界第二。
关于你怎么看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发表研究论文数跃居地界第一的问题，今天就解释到这里。
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如果它是我写的，自然地，我可能不会在世界上被找到。因此，我的发言并不奇怪。正是我们的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发展非常迅速。因此，它也已在论文中显示。黄金无处不在。碰巧我们的中国是一块巨大的黄金。人们关注他，因此作为中国人，无需大惊小怪。
当代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论文
在日复一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对论文都再熟悉不过了吧，论文是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一种说理文章。那么，怎么去写论文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当代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论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摘要：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它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与道德观念，是促进当代大学生全面发展的文化精粹。本文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入手,深入地剖析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及其与大学生德育的缺失原因，并提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的实践应用路径。
关键词：大学生;道德素养;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内涵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指那些经过实践及时间检验和社会择优继承检验而保留下来文化，至今5000多年的历史。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气魄之所在，不仅在中华民族长期发展的历程中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丰富内涵及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推行仁爱原则，注重“礼”节，有助于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仁爱”思想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孔子将其提升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成为孔子思想的核心理念。正是由于孔子的提倡，才使得“仁”位于“五常”之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孔子的仁爱思想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体现了一种朴素的人文观念。如果说“仁”是内隐的，是一个人内心的道德情感和要求，那么“礼”则是外显的，是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能够侧面映射出了一个人的仁德。孔子言“人而不仁，如礼何”、“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乎”，孟子云:“辞让之心，礼之端也”，这些思想均与现代社会道德文明建设相一致，它提倡人与人之间应互相尊重、自省孝亲、感恩社会，有助于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
2.主张正确的“义利”观,强调恰当处理义和利之间的关系。义者，宜也,在传统文化中，指道德、精神的原则，而利指个人的私欲。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义为上，提倡“见利思义”精神。以义为上的理念涵盖了以下几方面的内涵：首先，求利务必要以受义为前提，先义后利。其次，求利的同时还需遵循义的标准。。恰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义生利”、“舍生取义”，才形成了中华民族先义后利、以义为上的优秀品质，才使得“义”成为众所周知的基本道德准则。
3.强调正确的“信用”观，有利于培养诚实守信的价值观。信者，诚也，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常”之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代表着最基本的道德准则。诚信是人立身处世之本，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相互信任的桥梁与纽带。《论语》云：“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民无信不立”，孟子曰：“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正确的“信用”观，有利于培养诚实守信的价值观。
4.倡导“天人合一”的思想，有利于树立尊重、崇尚、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天人合一”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非同小可的地位，它蕴涵着朴素的唯物辨证法的思想。从哲学的视角看，“天人合一”思想认为“天人”皆有德，宇宙不仅是一个物质领域，更是一个生命领域、精神领域和道德的领域。天，即大自然;人，即人类。从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它指出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辩证、和谐统一的关系，指出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要归本于自然,要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能够不断顺应自然的发展规律,从而达到天人相融、天人共乐的理想境界。这种理念在当今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极其严重、生态危机成为全球隐患的当下，何等意义，不言而喻。
二、当前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存在的问题及缺失原因
当前，尽管各高校已经加强了对大学生关于传统文化的教育，可是我国大学生关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还不尽令人满意，譬如大学生学习传统文化意识淡薄、兴趣不浓、高校关于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的系统性不足、大学生价值观扭曲、传统道德观念淡薄等。
分析具体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是大学生自身的因素。当今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不充分，学习动机不足。在应试教育机制的影响下，他们往往更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而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往往只是敷衍了事。而且他们心理发育尚未成熟，是非分辨能力还有待提高，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尚未稳定，好奇心重，易受到外界新奇环境的干扰。尤其是在当今，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推进，各种不同文化、价值理念冲击的影响下，他们易受到各种消极文化思潮的影响，进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抵触情绪。其次是社会环境的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不停地受到西方文化的的强势入侵，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中，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心、自豪感急剧下降。而且对于当代大学生传统文化的教育，还没有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的合力。再次是由于高校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缺失的影响。由于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高校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高校往往以应试教育为导向，片面地强调成绩与分数，轻视了传统文化的教育。此外，由于受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现了浓厚的科学主义与功利主义倾向，重视工科等实用学科，注重科研水平的提高，而传统文化教育则受到了一定的忽视。
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的实践应用路径
1.更新教育理念，合理设置课程计划。俗话说，理念要先行。要加强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首先要更新教育理念。要让学生、家长、学校及全社会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转变智育至上、唯实用主义的倾向，重视大学生关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如今，高校关于传统文化教育大多隶属于通识课程，以选修课程方式来进行，由于许多大学的教学管理机构及大学生本身对于通识课程、选修课程的认识不足。相关课程往往缺乏有效的教学效果评价机制，出现了教学流于形式、随意性大、效果无法评估等问题。因此，高校还需合理设置课程计划，建立一套完善的传统文化教育教育教学体系与良好的教育教学手段。
2.创设优雅的校园环境，营造传统文化育人氛围。传统文化教育不能只依赖于课堂教学这一途径，还需通过各种方法与形式来帮助大学生亲近、了解传统文化，而良好的校园文化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教育力量。众所周知，校园环境是承载文化精神的载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离不开高雅的校园环境，因此，高校要以创建优雅的人文环境、营造传统文化育人良好氛围着手，以创建优雅的校园文化环境为载体，将传统文化元素尽可能地带入到校园环境建设中去，让大学生充分认识、认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使当代大学生置身于一个有着浓郁中国文化风情与韵味的融合传统与现代的优雅校园，时刻感受优秀传统文化软环境的滋养，从而提升他们的文化品位，培养健康的人格。
3.开展传统文化主题教育活动，注重寓教于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应以文化经典为主要内容，力求专精结合、循序渐进，注重寓教于乐、引导启发。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多为文言典籍，可能会使初学者产生枯燥无味之感。古人云，“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因此，高校应通过开展各种关于传统文化的主题教育活动，以贴近学生生活的形式，寓教于乐，把传统文化的魅力尽可能的展示出来，努力使原本枯燥无味的传统文化教学变得兴趣盎然。
参考文献：
[1]窦坤,刘新科.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及其传承[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3):115-119.
[2]李佑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管窥[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02):82-84.
[3]张载.《张子全书》(卷六),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页2.
摘要： 本论文以高校大学生人文素养培育为中心展开研究，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把握时代内涵，通过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与应用研究，探索新时期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模式的新空间。
关键词： 传统文化；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面对日益驳杂的新媒介环境，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相较以前发生了剧烈变化，受西方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的影响，大学生的思想意识领域呈现多元化趋向，集体认同感削弱，而传统文化、民族文化教育缺失，使得青少年文明素养的教育模式出现了困境。关于传统文化与青少年文明素养的关系，近年来国内研究大多倾向于将传统文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资源及育人载体等进行论述，传统文化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及手段，成为辅助性的教学工具。然而，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作为文化性符号在承担其文化表象作用的同时，也肩负着育人功用，在传统文化视域下探究青少年文明素养教育新模式，对当前高校所面临的九零后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困局的突破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价值和影响
教育的目的在于提升个体的文明程度及修养层次，而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历史积淀的精华，在建构中华民族价值观、道德伦理体系、提升个体文明程度及修养层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当代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认为，传统是围绕人类不同的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积淀，它包括物质产品、思想观念、惯例和制度。传统文化作为人类教育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高等教育则是当代肩负文化传承的社会机制，承载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作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以时代的要求为依据，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渗透到大学生的理想信念中去，将传统文化与弘扬民族精神、培育大学生自强自立的精神境界、完善大学生人格修养等融合，实现并发挥传统文化在新时期具有时代内涵的育人功用。
二、探寻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的内在联系
文化是一种文明所造成的生活方式，文化是人们在创造文明过程中创造的不同的生活方式，从广义上讲，文化与文明相伴而生，二者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传统文化精神与文明素养教育的内在机制具有互通性，“没有一个民族的道德文化是从真空状态突然发展起来的，传统是整个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大本大源。”2传统文化作为整个民族的社会实践经验的凝华，内容涵盖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传统文化中所彰显的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等，与大学生文明素养中的国家责任意识相映射；传统文化中的诚信观点，与大学生正确的诚信观相联结；传统文化中谦恭礼让、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与大学生文明的交往观相关照。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作用不容忽视，而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可以说传统文化精神在今天依然具有时代意义。传统文化资源与文明素养教育内涵互为映射，也彰显了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反思，九零后主体生长于新媒介环境下，呈现出多元化的思想意识倾向，而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缺失造成的历史虚无主义，使得九零后大学生的道德文化生态呈现出断裂现象，探讨传统文化与文明素养教育的内在联系，寻求当代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模式困局的新途径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传统文化视域下开拓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的新模式。
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充分关照大学生文明素养培育的现实环境与精神特质，开掘传统文化资源的同时实现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融合，在教育形态中，不拘泥于思想道德修养等理论课的单一平台教育模式，不断拓展大学生传统文化视域下的文明素养教育的多渠道发展。
1.整合经典传统文化资源，发挥文明素养教育时效性。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日趋复杂，新思想的产生带来了教育管理的真空状态，单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无法负载新时期大学生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教育的重任。而“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思想统摄性，可超越地域、阶级、党派、种族、时间的界限，产生巨大无形的文化整合力量。”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多元思想，具有潜在的美育功用。传统文化中儒家提倡“贵和尚中的和谐思想”以及“恭、宽、信、敏、惠”五德与当代的文明体系构建也有互通之意，整合传统文化资源，发挥其德育、美育功用的时效性，是当代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亟待开辟的新途径。
2.促进传统文化资源与新媒介传播相融合，创建高校文明素养教育的新语境。九零后大学生在新媒介传播影响下，对于价值观导向等教育手段、教育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文化的内涵教育受到了图片化、快餐化的消费主义文化的冲击与解构，如何利用网络媒体资源承载传统文化的育人功用，开辟高校文明素养教育的多元空间，即时有效地解决大学生价值观认知目标模糊、自我管理意识单薄、自我约束能力较弱，成为完善新时期传统文化视域下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的重要课题。在新媒体形势下探讨高校文明素养教育的深度发展，促进传统文化资源与新媒介传播的融合与发展，对创建高校文明素养教育新语境具有重要作用。针对新时期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传统文化现代性式微、九零后大学生价值观多元复杂性等现象，明确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模式的价值影响及作用等，探讨传统文化现代性过程中对青少年道德进程的新要求及文明素养教育模式的新思路，以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内在联系，对实际工作中大学生文明素养的科学化、规范化等教育理念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注释：
1.[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范英.社会公德概论[M].深圳:海天出版社,.
3.李大伟.基于传统文化维度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探究[J].德育天地,2012,(2).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是勤劳的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是培育民族精神与民族素质重要的精神财富。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之中，不断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并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当前的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着困境，需要采取有效的对策，提升大学生传统文化的基本素质。
关键词：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困境；对策
一、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的困境
1、教育手段的局限性
中国当前的教育体制从本质上来看，还是应试教育。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主要是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由教师不断讲解和学生课后自学来不断获取的，但是从课堂上所接受的知识毕竟还是十分有限的。从大学语文的教材可以看出，大多数课文是古代文学名篇，但数量少，有的还是阅读课文，教师一般不会进行详细的讲述，学生掌握自然也就存在一定的难度，并且其在编排上存在着衔接的问题，很多篇目比如《蜀道难》和《将进酒》等名篇在中学阶段已经出现过，大学教材中还会继续出现。很多大学生对古代传统文化的了解仅仅停留在对古代文学名篇篇名的认知之上，在对传统文化教育进行考核之时，很多大学生采取复制粘贴的方式来对待，其缺乏程度令人堪忧。
2、教育定位的不科学性
大学生进入大学以后学校关注的是学生专业课的学习与学生今后的就业情况，并没有重视传统文化方面的教育。这导致很多大学生除了将主要的时间放在专业知识的学习方面，还要抽出时间去考各种证件，比如四六级外语证、计算机等级证书等，这种实际情况导致很多大学生即使想去看传统文化方面的书也没有时间，长此以往，很多大学生不仅是淡忘传统文化知识，甚至会认为传统文化知识在当代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这导致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之间的鸿沟，将传统与现代分割开来。
二、 提高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实效性的对策
1、多管齐下抓传统文化教育
首先要加强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方面的教材编写工作，编写适合大学阶段使用的大学传统文化方面的教材。其次，教师要鼓励大学生多读书。教师作为传统文化教育的引路人，需要不失时机地向大学生推荐优秀的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让大学生自己去选择感兴趣的读，并通过网络、电话和座谈会等多种形式与大学生开展交流，让大学生对古代传统文化感兴趣，并加深了解。最后，对于传统文化的考查，要从实际出发。教学的真正目的是让学生将知识运用到实际之中去，并能为以后的生活提供理性的支持，这就要求教师在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考核之时，注重将传统文化与时下文化连接，让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也能在当代发出光彩，重振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信心。
2、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紧密结合
一所好大学看的是其文化的底蕴，这一文化底蕴，是在不断地继承与创新之间形成的。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时，其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等还没有定型，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帮助大学生去形成自身的“三观”，而传统文化教育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理念，教育了无数大学生不断去积极进取。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定时代精神的精髓，其形成的过程必然会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但是不同的时代已经给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其所包含的文化范畴方面，其内容则因不同时代的生产关系与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发生着变化，所以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之间不存在一个大的鸿沟，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连接的关键点就在于古为今用，不断去发展创新，在传统文化之中注入新时代的气息。
总之，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还存在着教育手段的不科学性与教育定位的不明确等不足，面对现实之中存在的困境，应采取多管齐下抓传统教育、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紧密结合等措施，将大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工作当作学校的重要事情来抓。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必须让全体大学生树立传统文化方面的意识，肩负起现代化建设与中华民族振兴的重大使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苏宝梅.论传统文化与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J].山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1）．
[2] 陈晓芸.当代大学生传统文化现状综述及原因分析[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摘 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的文化瑰宝。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辩证地看待中华传统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规范日常教育，重视契机教育，引领大学生深入领会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儒家学说
21世纪，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攻坚期，这是一个破旧出新的时代，也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一句话，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随着现代化的铺开，各种外来价值体系的冲击及本土道德价值体系依托的本体即儒家文化的弱化，造成部分人价值观扭曲、精神失落，甚至道德败坏。青年大学生作为易感人群，容易受到多元价值观的影响，如何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是重要课题。
一、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性
1.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的文化瑰宝，是华夏儿女智慧的结晶，是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沉淀在历史中的养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成、积淀有效地调节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引导着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协调天、地、人之间关系的一副良剂。以儒家思想为例，儒家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儒家学说的精华思想中包含不少优秀传统文化，它是内圣外王、以仁为内在要求，以礼为外在规范的思想体系。虽然儒家学说集糟粕与精华于一身，但是孔子的儒家思想强调内心道德层面的自身约束，强调由己达人的社会实现模式。这种道德层面的约束，内修“仁”，外靠“礼”，通过“仁”、“礼”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给力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2.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的现实要求。根据抽样调查显示，93%的学生是热爱祖国，奋发向上，进德修业，拼搏进取的。他们理想信念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认同；他们勇于拼搏，重视能力的提升和品德的锤炼；他们积极活泼、思想开放、富于创新意识。然而，随着全球化迅速发展，市场经济的深化转型、社会格局的急剧变革及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受到其他价值观的影响，出现责任感不强、自我意识突出、自我约束能力弱、意志品质薄弱、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显得尤为重要。
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策略分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立身之本，一定要从儒家思想中汲取有用的养分，重新构造适应新时代的价值体系，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规范日常教育，引领学生从读书交流中感受优秀传统文化。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以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磨炼坚忍的意志品质为重点，制定《实施方案》、《管理规定》和《学生行为规范》，对学生日常的优秀传统文化学习活动提出具体要求。积极开展励志读书活动，要求每人在大学期间阅读30至40本课外优秀传统文化书籍，每月至少上交一篇读后感，参加一次读书心得交流活动；积极开展专题讨论活动，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围绕当前时事政策、社会热点问题和大学生成长成才普遍关注的问题开展讨论，要求每人参加一次讨论活动。通过健全管理机制，推进阅读活动常规化、机制化，化被动为主动，激发学生阅读交流的兴趣，引导学生自主、自觉地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怡情养志、励志成长。
2.重视契机教育，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定期开展丰富多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践活动，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修养。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国学经典、励志成语、名言警句等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承载着中华儿女的美好希望，传递着催人奋进的正能量。可以定期开展“国学经典知识大赛”、“励志成语大赛”等教育实践活动，引领青年学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怡情养志，励志成长，进而深入领会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注释：
①鲍鹏山.论语新读[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参考文献：
[2]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3]曾程,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儒家思想精华的传承研究[J].人文论坛,2014.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亦称之为华夏文明。被称之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也是世界早期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火，发明陶器、观察天文、开创医药的地区之一。身为华夏民族、炎黄的子孙，我们倍感骄傲与自豪。随着轰轰的一声巨响，神舟七号载人飞船于2008年9月25日21点10分04秒从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用长征二号F火箭发射升空了。神舟七号载人飞船是中国神舟号飞船系列之一，用长征二号F火箭发射升空。是中国第三个载人航天飞船。突破和掌握出舱活动相关技术。神舟七号飞船全长米，由轨道舱、返回舱和推进舱构成。神七载人飞船重达12吨。长征2F运载火箭和逃逸塔组合体整体高达米，内载三名宇航员。飞船于2008年9月28日17点37分成功着陆于中国内蒙古四子王旗主着陆场。神舟七号飞船共计飞行2天20小时27分钟，几名航天员顺利完成任务。神七的飞天使得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无比的喜悦氛围之中！它实现了中国人的飞天梦想，体现了我国的综合国力，不仅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还振奋了民族精神，更有力的推动了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神七使我们感到了做一个中国人是无比骄傲的，因为它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团结力和不怕艰难险阻的可贵精神，在30年前。中国人用热血和汗水换来了民族统一，在30年后中国人用用他们独有的毅力和非凡的智慧撑起了中国的航天事业，神七的飞天更加证明了中国人是顽强不屈的，是永不放弃的，中国人可以凭借他们超群的勇气从困境中抬起头，凭借他们惊人的坚持使自己国家的航天事业从以前的落后走到现在的先进，做一个中国人是无比骄傲的因为中国人的心中永远有着深深的民族情感，中国人的心始终与他们的祖国紧紧地系在一起，在发射的那一天，全国多少颗揪紧的心守在电视机前，看着祖国再创辉煌的一刻，而国外又有多少华侨在百分百地关注这一大事，风筝无论飞得多远，祖国才是他们最终的归宿，当放射成功时，全国的欢呼声用震耳欲聋来形容都不为过，这就是中国人的民族情。做为一个中国人，我是骄傲，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会使祖国的明天更加骄傲。
额，要是回答出来我自己也可以去发论文了
相信大家在学习、工作中总少不了接触作文吧，特别是写作中最基本、最常见的议论文，议论文的语言，要准确鲜明，生动形象。那么什么样的议论文才是好的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传统文化的魅力议论文（通用10篇），欢迎大家分享。
我国在推动世界文化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她拥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而这是我们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并保留在我们生活中的一笔宝贵财富，它以传统节日、传统风俗、传统建筑等多种多样的形式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我国传统节日蕴含着中华民族的风土人情，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长期积淀。再过不久，冬至将如期而至，它是我们中国农历中一个重要的节气，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节日。冬至俗称“冬节”、“长至节”、“亚岁”等，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我国就已经用土圭观测太阳，测定出了冬至，它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制订出的一个，时间在每年的阳历12月21日至23日之间。这一天是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夜晚最长的一天；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在这一天还有吃饺子、南方吃汤圆的习俗。谚语：“冬至到，吃水饺”。冬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节日，过中华传统节日也是我们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形式之一。
其实不只是冬至的饺子，还有那端午里激昂的龙舟、新年里燃起的鞭炮，以及那维吾尔族优美的舞姿、壮族动听的山歌，这些无数种传统文化汇聚在一起就构成今天充满魅力的中华民族。我们是华夏儿女，是炎黄子孙，是中华民族崭新的一代，长城让我们更加坚强，黄河在我们身体里流淌，传承了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正等待我们去发扬光大，未来属于我们，世界属于我们，让我们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为我们中华民族而奋斗不息！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软实力”，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是思想、道德、智慧的结晶。
传统文化是人类前进的动力。北京故宫，敦煌莫高窟，秦皇陵兵马俑……这些都是传统文化的见证。如果没有传统文化承传，就不会有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化。
有时，我们的生命因为社会的进步而拉长。但更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因为有文化的熏陶而更有价值。传统文化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泱泱华夏的伟大，更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之魂。我们终日奔波劳碌，疲惫不堪，不免心灵的空虚。这时，你读一读唐诗，诵一诵宋词，你看一看王羲之的书法，阅一阅唐伯虎的画卷，你的精神会为之一爽，你的心灵会为一颤。汲取传统文化的乳汁，使我们的思想升华。
我们在经济上讲求“引进来”与“走出去”战略，那么，我们在文化上也同样应该享有这样的权利，履行这样的义务。
传统文化是我们伟大祖国的象征，它的意义不言而喻，但它的伟大价值还在于走向世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才能够充分体现它的伟大，它的朝气蓬勃。传统文化并不会因“传统”而过时。
“中法文化年”，“中俄文化年”、“中德文化节”，“中美文化节”，中国传统文化香飘四海，溢满五洲，这都是我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表现。没有一位“老外”看了不发感慨，没有一位外来游客不被中国传统文化而感动，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灵魂所在。
历史的进步并没有让遗留下的文化孤独的停驻在历史长河之中，而是携着它，一步一步地跨越时代，跨越未来，站在现代社会的最前端，用传统文化的内涵引领我们走向更富有厚重文化气息的明天，为建设和谐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以更加积极开放的胸襟拥抱世界。
我国是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这里，诞生了多种多样的文化，它们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独特的魅力。
我国的传统节日是具有独特魅力的。无论是从“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的春节，到“火树银花触目红，揭无鼓吹闹春风”的元宵节，这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清明节，到“节分端午为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的端午节，或是“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的中秋节，到“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重阳节，都有着不止一种的民间传说，无不彰显着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我国的古典诗词是具有独特魅力的。秦砖汉瓦，唐风宋雨，古人在诗词的浩瀚海洋中给我们留下了一批批优秀传统诗词。同样是送别，王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李太白“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王子安“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同样是写黄昏日落，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而毛泽东则“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同样是咏梅，陆游“零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如故。”王安石“遥知不是血，为有暗香来。”同是惜时，李太白“生者为过客，死者未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曹孟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回苦多。”这些诗词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诗人的不同情感，都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
我国的对联是具有独特魅力的。它言简意深，对仗工整，平仄协调，具有独特的语言魅力。著名的对联有“好读书不好读书，好读书不好读书。”初次见到这幅对联会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我们是中国人，对联是我们的国宝，我们有责任与有义务学好它，运用它。像这样的还有一些有趣的对联“狗啃河上骨，水漂东坡诗。”相传是东坡与佛印在河上乘船游玩时，东坡看到河边有只狗在啃骨头，便出了上联“狗啃河上（和尚）骨”，佛印听罢立即将东坡的诗稿往河里一丢，说“水漂东坡诗”，我们在叹服两人的智慧的同时，也会对对联这一传统文化有着深刻认识。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华文化，渊远流长；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让我们用全部的智慧和生命热血来传承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构建我们祖国的辉煌！
我们知道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辅相成，各自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与价值，一个都不可少。
传统文化有其独特的优美。当砚台上的墨被研开，墨香顺着空气优雅地钻入鼻腔，我不得不被其儒雅的气息所沉醉；当沾上墨水的毛笔在纸上笔走龙蛇时，一个个汉字从笔下跳跃而出，显现在纸上，我不得不被优雅的字体所震撼；当捏糖人用那双灵巧的双手将一块块麦芽糖捏成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小动物时，我不得不被捏糖的趣味所吸引；当雕刻大师手执一把雕刻刀在石头上东刻西磨，一个逼真的物体慢慢出现在眼前，我不得不被其精湛的手艺所折服……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在纸上终究是诉说不完的，它就像一杯老舅芳香四溢，回味无穷。
很明显，传统文化之美令人向往，但现代科技也有其不可或缺的价值。君不见在极具现代科技的机床上一瓶瓶墨水岁流水线上应运而生，其生产速度令人瞠目结舌；君不见手机、网络为我们传达信息提供方便的服务，其神奇的技术令人好奇不已；君不见原来只能通过手工制造的食品现如今都可以在机器上实现量产，解放了劳作的双手；君不见3D打印技术在几分钟内就可以打造了一个精致又实用的物件……如今发达的科技给我们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传统文化有传统文化的优点，现代科技有现代科技的优点。那两者相比较孰优孰劣呢？在我看来，两者都有其不可或缺的优势，两者相互交融才能最大化地发挥各自的优点，为我们人类文明增光添彩。
墨水只靠手工研制，其生产速率就会怠慢下来，若只依靠机器生产，就体现不出墨香独特的气息。所以两者都需要保留下来，既保留传统工艺，又要依靠现代科技升华现代科技。
就拿书写来说，有些同学书写的字迹非常潦草，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手机用久了；平时发消息只在手机上发，忽略了书写的重要性。出现这种情况，就得提醒这些同学多注意书写了。这绝不是在否认现代科技，只是在提醒我们要在学好传统文化的前提下才可以向现代科技看齐。当我们书写的字迹清楚，再在业余时间用手机打发一下时间，这未尝不可。而且这样也方便我们的生活，一个短信或一通电话就可以与千里之外的朋友、家人联系上，这样的便利不是很实用吗。
传统文化就像一只小船，而现代科技就像一双木桨。只拥有一只小船，没有木桨，小船将无法向前方航行；只拥有一双木桨，没有小船，那就与拥有一双木棍一样没有太大的作用。只有拥有船和桨，并且二者相互合作才能并肩向前迈进。
让我们以传统文化为船，现代科技为桨，向前出发！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千万里疆野土地之上，盛开着五十六朵民族之花。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与魅力。因地制宜，正是这不同的土地，造就了一个个美丽的民族。有些豪迈，喜欢一展歌喉；有的细腻，有的柔情鱼水；有的好客，热情似火迎接他乡客……中国最大的民族，是汉族。同时它也有着它对周围事物独到的眼光与传统魅力。
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是上古时期黄帝和炎帝的后裔，因此，我们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汉族，无论是在政治、军事，哲学，文学，史学和艺术等方面都作出过许多伟大的贡献和奠基。汉族也是一个历史从未中断过的年龄悠久的民族。截止20xx年，汉族已经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不但在中国有分布，汉族也在东南亚和北美洲地区也有分布。
汉族的人口不仅多，节日的丰富多彩也足以让我们眼花缭乱。其中，春节是华夏儿女们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每逢过年，所有在外面打工赚钱的儿女们都要赶在春节前跟父母一起团聚，吃年夜饭。逢零点钟声一敲响，家家户户都要走到家门口放——开门红，以庆祝新的一年红红火火，万事大吉。贴对联，贴年画，还有寓意独特的“倒福”字，无不体现出了汉族人民对新一年的祈盼和祝愿。除了春节，还有庄重的清明节，浓浓粽意的端午节，祈愿家人团圆的中秋节……都蕴含着汉族人对家，对亲人和朋友之间浓浓的爱意。
除了汉族各具特色的节日外，汉族的饮食文化也十分注重礼仪。一到大家团结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必须要让最年长的的长辈先入位开动，晚辈才能动筷子。这体现了一种汉族人民对尊老爱幼这一词的释义，也体现了汉族而一种团结乐助的美好品德。
除此以外，汉族的文化也是博大精深的。从语言文字的演变到现在我们使用的中文简体字。古人们呕心沥血，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别样的世界：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四大名著，《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哪一件作品不曾被世界赞颂；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印刷术，那个不是我强大的聪明汉族同胞发明出来的？汉族将被载入史册，一代又一代的传下去……
要问这传承下去的是什么？是我们汉族的复兴！繁荣和富强！汉族的传统文化截止今天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请问，这一个泱泱中华还不足一位伟大的千年历史大族而骄傲吗？我是一名汉族人，作为汉族人，我感到骄傲和自豪。
传统代化，形成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当中，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优秀的传统代化，就更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然而，人类进入21世纪以后，工业与商业的全球化正逐渐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消解着传统代化的精髓，传统代化濒临消失。
首先是传统节日。传统节日，是传统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继承与发扬传统代化的一种良好方式。然而在现在，随着西方圣诞节，情人节等一系列节日的广泛传播，传统节日却渐渐被淡化了。鲜少有人在端午节赛龙舟，吃粽子；在重阳节登高插茱萸；在中秋节赏月，庆团圆；在腊月初八熬一锅热腾腾的腊八粥祈平安。在西方节日被人们热火朝天的庆祝之时，谁还会想起这些内涵丰富，意义非凡的传统节日，与习俗呢？恐怕，早已将它们抛之脑后了吧？
其次是传统的歌舞。凤阳花鼓，云南花灯，东北秧歌等早已被人们认为是俗不可耐，在公园中看到老年人扭秧歌时，还有许多的年轻人加以嘲讽，而西方传入的街舞，雷鬼等舞蹈却被年轻人大加追捧，成为他们的心头大爱。而在一些摇滚，Rap等流行歌曲广为传唱的同时，中国的一些民间音乐以及国粹京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冷落。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人抛弃了传统歌舞，转而奔向了流行音乐与舞蹈的怀抱。
不仅如此，曾经在民间大放异彩的民间艺术也面临着失传的危险；传统的绘画书法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传统思想道德正在被人遗弃。这许许多多的社会现象，不禁令人堪忧。传统代化濒临消失，而我们却不加以挽救，而还是为了各种外来的代化，节日，兴奋不已。在我看来，在这样下去，不用多久，传统代化就会完全消失，不复存在。
为了不使我们中国人遗憾，后悔，我们每个人应该成为传统代化的传播者和建设者，努力使传统代化重新绽放光彩，恢复生机与活力，为我们将来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传统代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了传统代化的恢复与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使其重新发出夺目的光芒。
随着社会的变革，一个严峻的现实是，我们很多传统节日都被冷落了，诚然，圣诞节、复活节等“洋节”的到来带给了我们新鲜活跃的西方文化，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丰富了我们的见闻，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如今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似乎对“洋节”过分偏爱从而忽视了我们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在这个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工业文明转化的时代，传统节日仪式上的淡化虽难以避免，但节日若是被人们淡忘，甚至寻觅不到一息对传统节日的记忆，那将是危险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需要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不尊重不善待传统文化，难免逐渐丧失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坚守传统文化，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重视的课题。
每一个佳节都寄托着华夏儿女源自民族本性的希望和祝愿。在中国，每个传统节日都有自己的起源和寓意，每个传统节日的形成过程，都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过程，里面所蕴含的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智慧的结晶。当下，只要我们记住传统节日内涵，牢记传统节日所蕴含的深刻韵味，改变传统节日的庆祝方式未尝不可。
当然，坚守传统文化内涵意在守住民族文化的深刻内涵，这并不意味着墨守陈规或固步自封，而应是呼应时代、顺应发展要求、创新形式和突破。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它不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好的文化遗产也是流传了下来，戏曲无疑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瑰宝。
弹指中华文化的历史成就许多人便会想到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的确这些给当时的世界带来了深刻影响，可以说是极大的促进了世界的发展。
而中华文化不单单只有四大发明，各种传统优秀文化交相辉映。这些绚丽的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经变得丰富多彩，融入我们生活之中，而在众多的传统文化中无疑是能够很好的体现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和特色的一项文化。
戏曲是中国传统戏剧的艺术形式，似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表演，艺术，各种因素综合而成的。它的起源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的社会歌舞已有萌芽，在漫长发展的过程中才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体系。
正是因为戏曲从古代便逐渐发展到如今，经过不断地传播和各区域各民族文化相结合，戏曲俨然成为了一个庞大的整体。据网络数据统计，我国各民族地区的戏曲剧种约有360多种，比较流行著名的剧种有：京剧、川剧、昆剧、豫剧、黄梅戏等等剧种。可以说中国各地都有戏曲，老一辈的艺术家热衷于戏曲，并将这项中华璀璨文化的瑰宝发扬光大。
然而这项瑰宝也遇到了非常大的问题。现代文化的冲击，老一辈艺术家的逐渐衰老，现代文化受到了大多数年轻人的追捧，戏曲也慢慢衰落。
现代文化的发展固然是好事，但传统文化绝不能够抛弃。传统文化是根本，戏曲也是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更是几千年中华文化的见证。而唯有保住根基，才能让未来中华文化的发展有保证，促进中华文化的繁荣昌盛。
如今，国家也着重于传统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华传统文化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独特的文化，正在被更多的人了解喜爱。璀璨的戏曲艺术将会在世界放出光芒。
作为华夏儿女，中国的文化想必每个人或多或少都知晓一些。作为一个拥有上下五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中国的文化可以说是现存的历史最久的国家。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从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方面就能体现出来，今天就让我们来谈一谈中国的饮食文化。
中国拥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其饮食文化可大有讲究。首先是人们对食材的讲究。对于北方人来说，他们以面食为主，肉食为辅。由于地理环境的因素，北方的气候条件更适合猪、牛等牲畜的生长，所以他们做菜以牛羊肉居多。而南方的居民们则偏向于水产品、家禽等。南方人以米饭为主食，因为南方气候条件温和，适合水稻种植和鱼类养殖。除了南北地域的划分，沿海地区的人们世代居住在海边，以海产品为主，所以当地人们大多都吃海鲜。这些便是对于食材的考究。
更为重要的还是餐桌礼仪。餐桌礼仪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相当完善是在周代，中国向来有礼仪之邦的美称，古人对于这些礼仪是十分注重的。在古代，为了更好地体现长幼、尊卑之分，餐桌礼仪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首先便是入座，请别人吃饭时应先请客人入座上席，这是对客人的尊重。再请家中的长辈入座客人旁边的座位，这是对长辈的尊重。最后才是自己。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入座时不能发出太大的声响，并且入座之后不要随便动碗筷。吃饭时，先请客人动筷子然后请老人动筷子，夹菜的时候要少夹一些。这才能体现出作为主人的文化素养。还有一些必须要注意的行为举止，如不要随意打嗝，吃鱼或骨头的时候应将鱼刺和骨头轻放在自己碟子或一张纸巾上。作为主人，可适当调节一下气氛，多和客人谈笑。作为客人，在离席是要向主人表示感谢，并且表示下次请他吃饭。这些餐桌礼仪是十分重要的，这不仅仅体现了自己的礼貌礼仪，还展现了自己的文化之风，使别人对你印象良好。
对于餐具的考究，我国的文化也是很久远的。简单说一下筷子，作为东方的大国，与西方国家有着明显的差异，西方国家的人吃东西惯用刀叉，而国人更偏向于使用筷子。筷子的历史十分久远的，在古代，筷子叫做“箸”，箸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而刀叉的广泛使用却是在11世纪的意大利塔斯卡地区，刀叉的历史仅仅只有1000多年，而筷子比它久远得多。在古代，筷子作为方便夹菜的餐具开始广泛使用。到了后来，筷子还成为了一种象征性的物件。装饰豪华精美的筷子，常常象征了高贵的权利和丰厚的财力。到近后代，筷子已然成为了百姓们的餐具，一直流传到现在。
最后便是食物的做法，中国人对于食品的做法多达几十种。而不同的做法做出的菜品又不同，所以根据不同的做法就诞生了八大菜系。分别是鲁、川、粤、苏、闽、浙、湘、徽八个菜系。做法可简单地分为煎、炒、烧、煮、蒸、烤等几种方式。鲁菜作为八大菜系之首，其独特的做法可以称为一绝，菜式中正大气，平和养生，滋补身体，令人叫好。川菜是我国菜式最多的菜系，一般以炒和烧为主四川人善用麻辣辛香的调味料，吃起来又麻又辣，使人充满激情。川菜始于秦汉年代，是特色的民间菜系，有着“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说法。而苏菜和闽菜都倾向于调汤调味，这两种菜的共同点都是口味平和，令人舒适。八大菜系的诞生，将中国的饮食文化推到了顶峰，各种民间美食层出不穷，实乃大国文化。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但我们不能忘记祖先们留下来的东西，更应该将其永远地传承下去。
国学经典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之集萃，蕴含着华夏智慧，使中华民族精神深深植根我们心中，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行为，润物无声地陪伴着我们的成长。
还记得儿时妈妈让我背《三字经》、《弟子规》，那个时候什么也不懂，只知死记硬背，不久便都忘了，后来大些了，经过学习慢慢了解了其中蕴含的很多道理，以前觉得繁冗的文句变得浅显易懂，就连那些晦涩的段落，也可以轻易记下。
读四大名著时，就是被其中细致的刻画和蕴含的深刻思想所吸引，即使有些内容不能看得很懂，却也能感受到其中承载着的无数文化精华，再来品读倒又是一番滋味。比如说《西游记》，最初只是觉得这本书看得很有意思，孙悟空的七十二变使我深深向往。现在来看这本浪漫主义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才发觉作者在写作的时候，深刻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不过比起名著、学术之类的，我更喜欢的还是诗词，那凝练的语言、绵密的章法、充沛的情感、实属令人陶醉。一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国家的衰败，国都的沦陷，是何等的荒凉凄惨。一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又是谁的孤单凄凉？一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今樽空对月“，是属于李白的狂放不羁，这种语言的音乐美是何人可以抵挡的？
还有”四书五经“，在其中我最了解的大概就是《论语》，这里面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可谓是使人受益一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告诫我们只有把学习和思考结合起来，才能学到切实有用的知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士人，一个君子，必须要有宽广坚韧的品质，因为自己责任重大，道路遥远。”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告诉我们人一直没有长远的考虑，那忧患一定近在眼前。
这些国学金典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陪伴我们成长，我们一定要去学习、去理解、去学会运用，它将会成为我们的财富。
在谷歌学术搜索中，存有高达4亿篇论文的数据库。论文被引用的数据可以作为证明文章影响力的依据。即使这个方法有局限性，但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今社会的进展和科学的进步。
1《亚当：一种随机优化方法 》 Adam: A Method for Stochastic Optimization。文章发布于2015年，引用数为47774。
截止2020年为止，这篇文章达到了，人类可知的引用最高数。一篇涉及人工智能的文章获得最高引用，证实了科学界对人工智能的注重。不仅是科学界对人工智能领域有巨大的兴趣，而且欧美国家也正在把人工智能作为未来的主要发展对象。美国把对人工智能的投资提高了一倍，欧盟也把投资提高了百分之70。《亚当：一种随机优化方法 》能够获得最高引用，正说明在未来人工智能上，将展开激烈竞争。无独有偶，跟着这篇文章后面，引用最多的文章多是涉及人工智能。
2《图像识别的深度残差学习》 Deep Residual Learning for Image Recognition 文章发布于2016年，引用数为25256。
深度残差学习的概念出自何凯明等4名中国学生。何凯明来自清华大学物理系，现是脸书人工智能的科学家。从文章的引用数量来看，足以显示，他提出的这个方法对该行业的影响。
3《让R-CNN更快: 朝着带有区域建议网络 的实时目标检测》 Faster R-CNN: Towards Real-Time Object Detection with Region Proposal Networks发表于2015，引用数为19507。
4《深度学习》 Deep Learning, 文章发布于2015年，引用数为16750。
5 《带着缠绕走得更深》 Going deeper with Convolutions， 文章发布于2015年，引用数为14424。
这篇文章已经成为计算机图像处理必读论文之一。
6《通过深层强化学习的人类层面的控制》 Human-Level control through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文章发布于2015年，引用数为10394。
7 《语义分割的完全常规网络》 Fully Conventinal Networks for Semantic segmentation 文章发布于2015年，引用数为10153。
9 《 脓毒症与脓毒症休克第三版国际共识 》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Definitions for Sepsis and Septic Shock (Sepsis-3) 文章发布于2016年，引用数为8576。
10《RNA测序和微阵列研究中 Limma 强化差异表达分析》 Limma porwers defferential expression analyses for RNA-sequencing and microarray studies 文章发布于2015年，引用数为8328。
第9和第10篇是前十名论文中，和计算机没有关系的两篇医学论文。这是否意味着，未来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除了人工智能就是医学了呢？
最后要提到的这篇文章，虽然没有进入第10，但值得一提。 《以深度神经网络和树搜索掌握围棋战略》 Mastering the game of Go with deep neural networks and tree search发布于2016年，引用数为8209。
这篇文章涉及的是伦敦大学学院的教授David Silver, 他领导的AlphaGo团队击败了围棋九段棋手柯洁。人工智能击败了最强大脑，没有什么能比这更能说明人工智能的前途，同时也可能是一个细思极恐的大事件。在机器击败人的时代，人怎么办？
2016年11月14日上午9点，中关村丹棱街5号微软大厦，李开复，张亚勤，沈向洋，洪小文，王坚等中国IT界的技术大佬，以及曾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工作过的近200位院友“同框出现”，宣布“微软亚洲研究院院友会”正式成立：沈向洋担任会长，李开复和张亚勤任名誉会长，他们都是这家研究院曾经的院长。
坦率地讲，夹杂在繁芜的科技资讯信息流之中，这很难称得上是一条惹眼新闻，至少相比上述大佬的同框，几天之后张亚勤和沈向洋出现在乌镇的那一张饭局合影要更为被媒体所追捧。
但科技记者无法忽视的是，多年来，在稿子中描述圈内大佬过往履历时，“微软亚洲研究院”是一个高频词汇。翻看人物图谱，这里是阿里云之父，前金山CEO，百度总裁，小米总裁，海尔CTO, 联想CTO……互联网高管，以及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民大学等国内一线大学计算机/信息技术院系负责人的上一处居心之所；这里和跨国巨头在中国的“办事处”关系不大，它更像是一座拥有18年校龄的“大学”。
中国IT界的黄埔军校，有人喜欢这么说。在院友会成立仪式上，院友代表阿里巴巴CTO王坚感喟：没有人可以绕开这个机构去谈论过去十几年的中国科技史。
一切得从往事谈起。
九八年的召唤
九十年代初——在最不可一世的岁月，来自西雅图的软件巨人却为创新乏力所困。微软前任首席技术官麦尔伏德在1991年建议盖茨成立带有“军备竞赛”属性的创新研究院，进行基础科学研究，以主动迎合技术世界的不确定性。这年，微软首座研究院在雷德蒙成立。
六年之后，麦尔伏德送给了盖茨第二个建议：将研究院开到中国。理由颇为机敏，到1990年代为止，美国一直是这个世界上每年诞生计算机博士最多的地方——直至被中国超越，这被麦尔伏德视作中国IT业态苏醒的前奏。
1998年，微软中国研究院在北京成立。37岁的语音识别专家李开复博士成为首任院长。18年后已成谈资的插曲是：当得知李开复要以“研究院”作为这座机构的后缀时，沈向洋博士大笑，“叫个‘所’都大了”——2001年中国研究院升级为微软亚洲研究院则是后事了。
至少在1998年，沈向洋有充分的理由自嘲。现任院长洪小文后来回忆：“研究院建立前，我到北京参与最初一批员工招募。有些候选人是国内高校博士生，我们只能通过固定电话联络，那时学校里通常一幢宿舍大楼只有一部电话，经常需要麻烦宿管老师或同学帮着叫人来接听。没有几个网站，没有太多信息资源，因而沟通时需要花很多时间同步基础信息，效率比较低。Email倒是能用，但拨号上网资费昂贵又不稳定，实时在线不大可能。”
1998年，每小时8块钱的上网费和4块钱的电话费让上网属于奢侈消费；这一年，配备Windows 95的个人电脑也实属高大上的新锐电器；在更为宏大的叙事里，这一年，中国GDP刚突破万亿美元大关，IT产业所占比重仅约为。
然而同样在1998年，互联网作为社会基础设施迎来破茧之日，一批互联网明日巨星集体相约九八：1998年9月4日，谷歌正式创立；中国则更是普遍把这一年视作商业互联网元年：2月，张朝阳创办搜狐；6月，刘强东成立京东；11月，腾讯诞生；12月，新浪上线。
机遇与挑战在1998年显得尤为冲突——但考虑到成立研究院的愿景，天平似乎更偏向挑战一端。
早在筹备阶段，比尔盖茨和里克·雷斯特博士——微软全球研究院体系的缔造者，就为研究院确立了三条宗旨：推动整个计算机科学前沿技术发展；将最新研究成果快速转化到微软关键产品之中，以帮助用户改善计算体验；着眼于下一代革命性技术研究，助力微软实现长远发展战略和对未来计算的美好构想。
所以你可以想象李开复说服海外精英归国的不易，上述宏愿与当时中国的外部环境格格不入。不过事实美好的一端也成为18年后院友会成立仪式上李开复追忆的画面：“我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读书时有位同学叫沈为民，写代码非常厉害，我说你是怎么做到的。他说我们在国内都是在纸上写代码，老师则用脑子来运行这个程序。当时给我的感触是，如果能在纸上培养出沈为民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才肯定还有很多，一起做研究院一定能做出来。我当时也是抱着这样乐观的心态就回来了。”而中国的人才也是当年比尔盖茨所看重的。
后面的事情令人欣喜，研究院开始在全球顶级学术会议与期刊崭露头角，尤其2002年，他们在计算机科研领域最富盛名的国际图形学年会SIGGRAPH上发表了4篇论文——长久以来这种国际大会鲜有华人身影。
有人后来回忆，当年前去知春路希格玛大厦（研究院旧址）“朝圣”的年轻人一定会颇为失望，一切看上去与其他企业别无二致，除了目光中的这位“理工男”可能刚在国际期刊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
人工智能的延续
如今十八年过去，微软亚洲研究院当年的愿景已兑换成国际顶级学术会议与期刊上的4000余篇论文。更重要的是，脱胎于这里的技术也转移到微软产品矩阵中——Office，Windows，Bing，Kinect，以及小冰，Cortana，SkypeTranslator等人工智能产品，都有亚洲研究院的身影。
事实上，在人工智能还是个模糊概念，甚至不被学术界普遍承认的岁月，研究院就已将其视作面向未来的基础研究。1999年研究院成立一周年时即确立了最初的几个研究中心：语音组，多媒体组，图形图像组——如今它们都更像是人工智能概念的一部分。
李开复多年后坦言：中国如今能在人工智能领域扮演重要作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研究院很早开始便在语音识别，自然语言理解等众多人工智能核心技术进行研究。“中国今天的成就真的应该感谢微软亚洲研究院。”
不过，这种“感谢”对于研究院来说，似乎也意味着成长的烦恼。几年前开始，中国科技公司就积极网罗人工智能领域的精英，可以想象，微软亚洲研究院作为最密集的人才聚集地成为了被挖的目标。
事实上，研究院早已熟悉了人才的流动——这也是成立院友会的原因之一。
十八年前，这个国度最顶尖的技术头脑纷纷从美国的高校和科技企业来到微软；十八年后，技术后辈有了更多良禽择木的可能——聪明的大脑不再浓烈地聚集一地，而是稀释在各个地方。他们有些人继续留下来从事自己最热爱的研究，有些人选择离开去领导更大的团队做产品开发，有些人选择到大学任教，有些人则选择在中国这片创业热土圆梦。
命运自有时。如今研究院的愿景落在了醉心于科研的技术信仰者身上。说来宿命的是，就像某种轮回，当人工智能的概念挥别往日的“扭捏”而摇身蜕变为技术界的狂欢，这里的研究员或许比十八年前的前辈更为幸运。他们赶上了人工智能的黄金年代，可以肆意挥洒禀赋，紧跟这一技术的变迁孕育更多可能，且已收获颇丰。
随意摘取几例。去年底在ImageNet计算机视觉识别挑战赛——这一行业标杆属性的赛事上，微软亚洲研究院视觉计算组凭借深层神经网络技术的突破（使用了一种深度高达百层的神经网络，这要比过往任何成功使用的神经网络层数多5倍以上），获得图像分类，图像定位以及图像检测全部三个主要项目的冠军。几乎同一时刻，他们在另一项图像识别挑战赛MS COCO中的图像检测和图像分割项目上同样登顶——而一年过去，今年10月，他们在MS COCO图像分割挑战赛中获得第一名，成绩比第二名高出11%，且相较去年第一名的成绩也有飞跃进步。
在用户一端，承载技术的是应用——这也是微软亚洲研究院近些年最令人欣喜的地方。
去年，在中国登陆的Skype Translator实时语音翻译技术，就凝聚了研究院在语音识别，自动翻译和机器学习等多领域的成果，让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和使用最广泛的语言直接对话成为可能。
而在风靡全球的（识别图片中人物的年龄）、(智能识图网站)等应用，同样基于研究院深耕多年的人脸识别技术。
当然，谈及人工智能应用，刷屏无数的小冰是绕不开的名字。抛开插科打诨不谈，我个人更看重的是它与其他行业的嫁接空间。譬如今年9月，小冰就进驻了“敦煌研究院”微信，摇身变为“敦煌小冰”，言谈之间告知人们关于敦煌的一切知识。嫁接得以实现，一项关键技术是微软亚洲研究院推出的自主知识学习技术（Doc Chat）：一种基于检索与排序直接从非结构化文档中选取句子作为聊天机器人回复的方法。这一技术也已运用于今年8月发布的第四代微软小冰跨平台商业解决方案，可让小冰更轻松地学习不同领域知识，完成更多嫁接可能。
尽管换了“标题”和讲述者，但这里与人工智能从十八年前开始诉说的故事仍在继续。
基因传承
故事得以延续的前提是传承，研究为先，自由开放的环境与体系得以让这里相对纯粹的“传帮接带”。
事实上，那些离开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珍视这段纯粹的职业生涯。而当他们追忆微软岁月，“感谢”与“传承”总是并列出现。“在现在的创业路上，研究院的文化氛围也深深的影响着我们的公司文化，感谢研究院，感谢当年指导我们的Mentors，感谢一起实习的小伙伴们。”已在创业的蔡东翔院友这样说道，“希望Mentor文化可以在院友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传承。”
同样作为院友，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副教授朱军则将传承细化：“我在研究院实习3年多……现在还清晰记得，第一天面试时问我‘为何读博士？’，这成了我现在面试学生必问的题目。Harry（沈向洋）的‘work hard, play harder’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现在也拿来教育学生。”
传承仍在继续。在不少院友看来，如今，院友会的成立可以发挥桥梁与纽带作用，分享经验与资源，甚至在某些奇特的瞬间感到从未离开过一样。这有点像是管理界颇为盛行的联盟关系，当人们离开一个地方，可以通过“同事联络网”成为这个地方的支持者和外部资源，并将它身上的基因散播到更远处。
好吧，也许正如罗振宇所说：世界上至少有两种游戏，一种是有限游戏，一种是无限游戏。有限游戏以游戏结束为目的，比的是谁能赢；无限游戏则是让游戏本身继续下去，而不是让谁赢，卷入的资源越多，参与的人数越多，游戏就能继续下去，这才是无限游戏的目标，也正是那些“老公司”的价值所在。
在我看来，这也正是微软亚洲研究院——这一席“流动的盛宴”，留给技术世界的真正财富。
李北辰/文（知名科技自媒体，致力于用文字优雅的文章，为您提供谈资与见识；微信公号：李北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