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研究论文

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论文纲目 基本论点介绍你参考一下新渡氏的《武士道》称不上是一本学术著作，但作为了解日本武士道精神的目的而言，则是不错的选择。与成书于明治时期的新渡氏的著作不同，《菊与刀》出自西方的人类学家之手，成于二站后期，是地地道道的科研成果。应该说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组合。新渡氏游访欧美，在日本日益受到世界注目和尊重时，于病榻之上完成；而本尼迪克特的书作于日本战败，同盟国为如何处置日本而着恼的没落时刻；新渡氏是人文学者，向世界介绍日本精神，热情洋溢；本尼迪克特是社会科学家，为雇主描述日本社会现实，冷静直白：正好一盛一衰，一内一外，一柔一刚。挑剔的怀疑主义者会不断地提醒我们，要对那种将书中所述的图景等同于日本的倾向保持警惕，但我相信两位作者都是真诚的叙述家，因此只要对他们各自的姿态和立场稍加注意，就不会妨碍我们作出努力，并且避免在通过他们理解日本的相关主题时，犯下令人难以接受的错误或偏差。因此，我将首先分别评论他们在书中未必自觉到的偏见，近而表达我所获得的有关日本武士道精神之结构与表现的认识。两位作者刚好处在同一股思潮的两端，这股被质疑为只属于西方的理性主义思潮事实上长期支配着整个世界。新渡氏在美国的病榻之上为他的妻子就日本“何以如此”这一主题娓娓道来，后来他发现这些内容对于那些外国朋友可能有意义。当西方话语支配世界时，善于学习的日本人迫切地渴望在西方主导的世界里获得“名誉”。明治改革使日本从作为他者的东方世界里脱颖而出，这一事实本身使本来就具有东方气质的日本显得更加神秘。在这个时候，由“作为被告的辩护者”的新渡氏来介绍日本，正是正中下怀。使这本书成为世界名著的，除了新渡氏对日本精神的深刻理解，他采取的表述方式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新渡氏事实上有意地将日本的武士道价值比附于西方文化中的相似形象，以帮助西方人从西方的角度来理解日本精神。或许最鲜明的例子就是与“骑士道”相对应的“武士道”这个词的创生。因为在西方的文化中找不到与“孝”这一个德目相与比较的东西，他甚至放弃了对这一个“日本道德之本”的轮子进行说明。或许这正是新渡氏的杰出之处，但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我们却不得不认识到我们正因此不仅仅要警惕其中的日本偏见，还要小心西方化的扭曲。它们都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转化为读者的信念。如果说《武士道》具有日本人在理性光辉下主动西方化的属性，《菊与刀》则难免使人无法放弃对其中可能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潜意识的怀疑。虽然从人的局限出发，两位作者都是无可指责的，但我的批评也仅仅立足于对客观真相的奢望之上。《菊与刀》的原材料主要地来自于相关的文献和对日本战俘的调查，虽然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这正是最大的缺憾，然而在当时的强约束条件下，这又恰恰让我们由衷地佩服本尼迪克特的洞察力。无论如何，尽管在十九世纪的《武士道》中，新渡氏多次提到中国的孔孟之学和阳明心学对日本的影响，我们在《菊与刀》中却很少发现对日本社会中的中国元素的注意，我们甚至难以看到有关中国战场上的信息。这一方面可能由研究者所用的材料所限，也可能与作者的写作意图有关；另一方面，整个世界话语对东方世界的有意和无意的忽略却是现在不应该被我们所忽略的。我不是一个激进的文化主义者或本土主义者，虽然我必须承认后现代话语给我造成的深刻影响，但那并不意味着这就是我的立场。我一方面相信话语结构中隐藏着权力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却又怀疑那种将表达当成事实的倾向。尽管如此，当面对文本时，文本分析和话语分析仍然是主要的进路，只是我将始终承认它与真相之间的无法消除的距离，并以这一多少带着悲怆意味的想象作为学者的共同命运。正如前文所述及的那样，鉴于两本著作之间的互补性，它们共同构成了我理解日本精神的起点。我将联系后者对日本社会的描述来进行说明并将它作为其表现。是这样一种假设使我免于那种以为自己在作循环证明的恐慌，即两位作者正确地（即使不是全面地）理解并反映了日本现实。在中国的一般经验中，“武士道”是日本精神的象征甚至别称，武士道就是日本精神，日本精神就是武士道。尽管在中国有一种将“儒”学提到一个类似的地位的一贯倾向，但事实上，儒学只能算是中国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支。除了诸子三教之学外，最晚在易经中得到表达的一种世界观和另一种由五行说构建的宇宙规则不但在中医学理论中自成系统，也与诸子三教之学胶融在一起，并成为诸学的逻辑起点而且深刻地改变了域外传入的佛学。它们共同构成了现在被笼统地称为“中国文化”的那个观念系统。之所以要在讨论日本精神的时候对中国的情况作出说明，是因为至少就日本称为“武士道”的那个观念系统而言，深刻地打着中华文明的印迹。有研究者认为，在日本（以及韩国等东亚国家）存在一种认为他们接续了自宋明以来的正统汉学传统的观念，并且认为大陆本土的汉学已经被“蛮夷化”。这种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东亚关系和日本与世界的关系。然而我想说明的是，在日本的那个“武士道”的观念系统之内，存在着类似的多种观念杂糅的情况。如果说中国各种观念之所以能够相对和谐地共存是有共同的观念基础，我估妄称为在易经和五行学说中得到表达，并多少带着唯物色彩的世界想象，则日本的武士道中又是怎样的观念在起着类似的作用？又或者，是否必然需要一种这样的基础呢？新渡户稻造认为“武士道”精神中具有三种构成，分别为孔孟之学，佛学（主要地是日本式的禅学）和日本本土的神道。我以为这种说法至少是不假的。武士道中仁、义、礼和勇等德目清晰地表示着它与孔孟儒学思想的亲缘关系；日本本土供奉的鉴真和尚等也给佛学的影响作了很好的注脚，而武士道中的淡看来世和相信此身成佛的主张也诚实地展现了其与神道的渊源。在本土被斥为“心学横流”但在日本却受到尊重的阳明一支显然被包括在“孔孟之学”里，尽管新渡氏或只是下意识地将阳明学和孔孟之学分别说明，但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两者尽管渊源极深，但它们之间的差别或许更大一些。至少在岛田虔次甚至沟口雄三那里，作为“近代”或“前近代”思想异流的阳明心学传统多少被作为孔孟甚至宋明那个传统的儒学的一个逆反或背叛来看待。在我看来，这正是“三教合流”的实例，也是日本“武士道”生成类似结构的先例，并可能正是这种传统事实上很大程度上型塑了后者。简单而言，阳明一派主张的“心即理”及后来的“我注六经”的主张很容易让人想起禅宗那句“佛法非法，非非法”的著名谒语。如果不避时髦，我们还会发现这与时下流行的文化主义之“表达即真实”的主张“庶几似也”。倘若这种超越时空的对应可以逃避附会的指责，而后者多少深刻地反映了一种主张的合宜性，则这正可以解释前者的那种遭遇。或许东方人都具有一种在自己所愿意相信、但根本而言却不同质并且多少有点冲突的观念间自由进出和切换的本领。我认为不妨参照那种“何以中国不是这样”的模式，由西方的经验观照出这或与东方世界里宗教角色的不同和东方人的世界想象有莫大的干系。当然，我这里的“东方人”是就狭义上的中华文明圈而言。本文接下来想要说明的是，在日本的“武士道”那个系统里包含了怎样的世界想象。然而，我却希望现在能够提醒这种东方式的实用主义倾向对将要讨论的那个主题本身的构成所可能具有的种种影响。就新渡氏所展现的武士道而言，其核心是“秩序”。秩序是对可以经由禅宗式的修炼直觉到的世界本质的尊重，践行或者表达。这种秩序的世界是武士道中的孔孟传统，禅学思想和神道主张的共同指归。不仅对于人（至少对于日本人而言）的世界是这样的，对于世界本身——比如国家之间——也是这样的。对这种秩序的实践和尊重是最高的道德和终极的意义，它也是一切行为的合理性的出发点和终结点。这种秩序在人的世界中的表达其实就是等级。表现在人的观念上，就是忠于上；表现在民族国家之间，则可能是对“低贱”民族的侵略的正当性甚至必要性。这在日本传统社会中是能够等到印证的。在那样的社会里，主君和臣下之间，武士阶层与贱民阶层之间的等级不可逾越，这不但为法律也为习俗所认可和保护。这种等级的的正当性，更为重要的一点可能在于，只要一个武士认为必要，他可以砍下一个贱民的头颅以维护公认的秩序而不必承担责任。事实上，如果他在应该拔刀的时候放人一马，那可能会被那个人认为是一种更大的侮辱。出于同样的逻辑，他在必要的时候可能必须杀掉妻子父母以成全一种被称为情义的东西。他唯有实践这种情义，才能使自己在那种公认的道德中得到认可，而如果他的亲人拒绝受戮，他们就违背了自己作为亲人对武士的“义”并且变得更加应该被杀死。所不同的，在后一种情景之下死去，他将失去名誉。名誉可以理解为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只有那些忠于义，并且恪守着诸如勇、仁、诚等德目的人才有资格获得；名誉是一种纯粹的道德承认并且是最高的承认，一个人只有获得了真正的名誉他的生命才是重要的和有价值的；名誉也是一种最有力的激励，至少在物质刺激被斥为庸俗的传统的日本是这样的。等级的自觉和精神被拔高到一种极高的地步在本尼迪克特的著作中有许多体现。日本在二战中的态度在本氏看来，也与当时日本以为自己处在世界民族等级秩序之巅的一种想象有关。她近一步认为，日本人在天皇宣布投降前后的令人费解的行为差异，一方面是出于对国内等级秩序之顶端的天皇的忠义，另一方面，也因为战败的事实使日本人更正了原来的那种民族等级秩序想象。武士道本身是一种教育体系。在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看来属于社会教育系统的那些机制，在日本人看来，很可能不过是基于武士道的各种实践。一个武士的孩子从小必须学习包括参禅、击剑、柔道以及诸如中国传统中“六艺”纲目里的骑和射的内容。女性孩童在稍长之后会被作为一个武士的好妻子来培养。在日本的观念中，禅，剑，当然也包括茶道以及艺术等，都是帮助人觉悟的途径，而教育的目的也正在于此。忠于世界的本质是道德的出发点也是归宿。因此将武士道仅仅理解为新渡氏所描述的那种形象可能至少是过于简单化和世俗化。对于获得于世界本质的哲学体验的诉求可能会被归入专门的修炼实践之中，并体现出有别于通常意义上的武士道的属性。我们不应该将武士道的边界过于僵化而认为它就是由新渡氏所提到的那些德目的一种构成。至少在实践上它们是能够内洽的整体，比如仅就字面的意义上来说，勇是实践义的的一种潜能，仁是将勇合理化的约束，礼是将道德日常化的体现，诚则可以避免礼成为为人垢病的繁文缛节。使武士道的主张深入人心的，是武士道的社会化。这种社会化的能量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体现在各种观念和习惯中。总体而言，当一种观念成为共识时，它本身就是强大的社会形塑力量。武士道正是如此，关于日本儿童和武士的培养上，两位作者在各自的著作中有体现。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本尼迪克特所持的那种叙述方式，在客观性的自我假设之下，可能会妨碍我们认识到那些现象本身的武士道血统。而日本忠于由一种世界想象出发的严整的规则，并将社会行为和个人行为作为这种想象的实践的武士道显然与西方的被称为骑士道的那个蕴含也极为不同。这些正是我们在理解东方背景下的日本时所必须注意的。

摘 要：日本民族是个奇特的民族，他们一方面兼容并包，善于学习，另一方面又固守传统、冥顽不灵；既有谦恭有理的一面又有倨傲蛮横的时候；同时还有举世闻名的团队精神和敬业精神。这些复杂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民族性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统一起来的呢？神道教是日本的传统民族宗教，是日本的“本土文化”。在古代的几乎全封闭的日本，神道教的产生和自我发展几乎没有受到外界的影响，因此完全能够反映当时的日本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社会思想。并且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对日本民族性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就神道教对日本民族性的形成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而进行探讨，提出了“神道教是日本民族性的核心”的观点。关键词：神道教；日本民族性； 本土文化； 封闭； 自我发展一 神道教［神道］一词最早出现在［日本书纪］，书中记载［天皇信佛法，尊神道］。神道教原本是日本的传统民族宗教，最初以自然崇拜为主，属于泛灵多神信仰（精灵崇拜）视自然界各种动植物为神，后来将历任天皇和重要的幕府将军也作为崇拜对象。公元五至八世纪，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为了巩固王权，将神道教尊为国教，是为国家神道，成为政府教导百姓忠贞爱国，誓死效忠天皇的工具。二次大战日本战败后，一九四六年元旦，裕仁天皇发表宣言否认自己的神格地位，盟军总司令也要求日本废除国家神道，神道教遂成为民间宗教。虽然如此，神道教至尽仍是日本人民最崇信的宗教，占人口的80%。二 兼容并包的思想1神道教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兼收并蓄，取长补短，同时又不失自我个性，因为它信仰的是多神，只要发现力量，信徒们立即为其起上名字敬为神灵，并谦虚虔诚地向其学习。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日本才神话般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明治维新和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便是很好的例证。2在近代与外国的交流中，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兴力量认识到，没有军事力量就永远不能平等地与西方进行交涉，这个认识成为明治时代的一个动力。为了增强军事力量，必须在经济上强大起来。因此，日本整个国家狂热地呐喊这样一个口号：“富国强兵”。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向欧洲学习，于是派遣了岩仓使节团出访西方。欧洲之行的见闻震动了他们。他们折服于欧洲令人眩目的机械化文明。不久，日本的普通百姓开始崇拜“伟大的欧洲之神”。他们的赞美歌这样唱道：“伟大的欧洲之神，请保佑我们。给我们汽油灯、鹅卵石、蒸汽发动机以及发自帕台农神殿令人折服的力量吧！”于是，在短短的几年内，明治维新便取得了巨大成效，日本从此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与此相反，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沦为半殖民地的危险境地。以曾国潘为首的“洋务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开办新式学堂和各种工厂，掀起了轰动全国的“洋务运动”。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却认为接受外来思想和科技就意味着背叛祖国文化，对此百般阻挠，加之广大民众思想未开化，认为西方文明不过是雕虫小技，根本不值得去学习，因而固步自封、盲目排外，导致“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中国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3 神道是个多神教，没有像《圣经》、《可兰经》一样的教义。随着时代的发展，神道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适应日新月异的形势，即使再激进的变革也会被最终化解吸收。二战后，作为战败国，美国对日本实施占领政策。此时，日本国内一片废墟，经济完全瘫痪，国民生活困苦不堪，这时他们发现了“伟大的美国之神”。美国是一个公认的单纯的神，表面比较粗糙，但不可否认她力大无穷，崇拜她有很多好处。所以日本人一直很虔诚地学习美国的民主制度、尖端的科学技术、利用美国输入的资金，发挥模仿创造能力，再次创造了经济腾飞的神话。由此可见， 神道教所宣扬的“崇拜一切力量，向一切力量学习，不管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的观念已深深融入日本人的思想生活中，不管是社会上层还是普通庶民，都形成了一种“兼容并包”“取长补短”的意识。正是因为这种共识，才使得日本一次又一次地从困境中迅速崛起，屹立于世界强国之列。三 军国主义1军国主义是隐藏在日本民族性当中最深层的东西，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被公认为研究日本的国民性最权威的著作《菊与刀》中这样阐述日本国民性：“刀与菊，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一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征服。”这些几乎相互对立的性格特征，完美地在日本人身上融为一体，只不过不同时候表现不同方面而已。可以说，日本的国教神道教中也孕育着军国主义。神道教的教义如是说：世界至尊之神为天照大御神（太阳女神）她要实现“八紘一宇”（四海一家），统治全世界。万世一系的天皇是“现人神”，既是神道的最高祭司，又是日军的大元帅，按神的意志征服“劣等民族”。正因为如此，日本人才打着“神的旨意”堂而皇之地入侵大陆，给被侵略国家带来无尽的灾难，也导致自己的一场灭顶之灾。2 令人奇怪的是，德国与日本同是战争的侵略国与战败国，为什么德国在战后的态度和行为赢得了各国的赞许，但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却至今仍被昔日受侵略的国家所指责呢？其实这还是与他们所信仰的神道教有关。首先，他们认为这场战争是按“神的旨意”去征服“劣等民族”，所以他们的错不在于侵略，而在于战败，假若他们没有战败的话，他们根本不需要道歉。其次，神道教认为人死后的灵魂根本上没有邪恶之分，是平等的，而且不论好人坏人，死后都将成为神，因此他们不会认为拜祭靖国神社中的甲级战犯是有任何问题的，也就不存在什么道歉问题了。相反，德国文化一直是受基督教信仰熏陶，在基督教信仰中，强调的则是认罪、悔改，所以德日两国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态度会大相径庭。四 “和”的思想曾经有一位研究日本国民性的学者说过这样一句话：“日本人好比一群在水中游着的鱼，突然一个石子扔进去，被打散了，但它们很快又调整好秩序，或许是向着相反的方向游去，但绝对是井然有序的。”这反映了日本人的团队精神，即“和”的思想。“和”指“和睦”“协调”，既包括人与人之间团结协作的精神，又指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日本，“和”的传统由来已久，神道教的经典《日本书纪》中就记载着八百万神，居住在高天原上，他们各司其职，相处和睦，灾难来临时，团结协作，共同渡过难关。这可以说是日本团队精神的起源了。世界著名的禅僧、佛教思想家铃木大雪在一次日内瓦会议上说：基督教把上帝和人类、上帝和自然、自然和人类分别理解为相反的两极关系。三对关系构成基督教哲学的基本内容。而神道相信上界的神灵、人类和大自然都是一个统一、协调的整体。日本民族文化中的“三道”即书道、茶道、花道，其精髓就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五 敬业精神日本人的敬业精神可谓举世闻名，他们认为工作才是人生的本质和真正含义。因此，他们把公司当成家，勤勤恳恳、不知疲倦地工作一生，被人称作“工蜂”。其实，这也是神道教宣扬的一种精神。根据基督教的传统，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了伊甸园，为他们的叛逆原罪各自受到了惩罚。亚当被罚忍受挥汗谋生的痛苦，夏娃被罚忍受分娩的痛苦。工作和苦难都是原罪的惩罚，只能在家庭生活或业余生活中找到幸福。神道教中关于工作的观点却完全不同。神道认为，工作本身就是神圣的，即使是太阳女神也要在天国辛辛苦苦地种植稻米。神道教的经典著作《古事记》里还记述着神织布、修渠、打猎等情形，所有神道世界里的可敬成员都在辛勤劳作。在神道观念里生命等于工作。“命”这个词，既意味着“生命”，也意味着“使命”。不工作的人生将毫无意义。日本人常说“要感谢任何一个让你必须付出一切的工作。”努力工作是一个非常愉快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中能与神灵交流，为神灵而活，与神灵共生，因神灵而生。正是因为这种神道的意识形态，日本人在努力工作中发现真正的快乐和意义。这就是日本男性在退休后的头两年为什么死亡率最高的原因所在。在拼命工作了三四十年之后，他们突然间会感到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疲劳。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灵魂将不工作与不生存视为等同，就干脆放弃了这个无所事事的肉体。六 结束语综上所述，神道教在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已经深深地融入日本人的思想、生活中。无论是兼容并包、善于接受新事物，还是黩武凶残、冥顽不灵，或是他们的团队精神、敬业精神，都折射出神道教的思想理念。正是因为神道思想的影响，才使得这些几乎相互对立的性格特征完美地在日本人身上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了日本独具特色的民族性。因此，可以说，神道教是日本民族性的核心。参考文献：［1］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2］深见东州走近日本［M］宋勇庆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3］柳田国男日本民俗学现状：Ⅰ民俗的现状 Ⅱ方法论的现状［J］日本民俗学，1999，11（216）［4］ 折口信夫 现代社会与民俗学实践［J］日本民俗学， 2001，8（220）［5］ 井之口章次信仰与俗信［M］新潮社， 2001［6］河野训日本的宗教现状及神佛融合［J］日本宗教研究，2002，10（109

《菊与刀》是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文化的一部作品，是二战时期，美国政府委托人类学家对日本文化研究，并根据研究的报告对日本进行制裁的依据。这部作品便产生于那个特殊的时代。报告中推断出的结论是：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机构。因为日本跟德国不同，不能用对付德国的办法对付日本。无疑，历史证明这样对日本的管理更有利于日本民族的发展。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也完成了获悉日本文化的任务，解析了日本民族的双重性格，展现了日本的历史、信仰以及行为方式。这是应用人类学在研究跨国文化的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应用人类学的视角在解决其他国家问题、了解其他民族文化、促进文化交流方面显得尤其重要。从《菊与刀》的研究视角可以看出作者在研究文化时更注意文化载体的行为，以及行为所体现的主观意义，因此，可以得出作者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诠释日本文化的。 而生态人类学则是通过环境的特殊性来分析当地文化的多元，从中找出环境与文化的关系。因此，笔者从生态人类学视角下重新解读《菊与刀》，是在前人的研究成就上，以及《菊与刀》中大量的资料的基础上，用另一种视角来分析日本文化形成的原因，从日本特殊的地域环境，以及在近现代以前，在文化、科技、教育上等受邻国影响（主要是中国）情况下的对其文化形成的特殊性进行具体分析。 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是通过这个民族的物质建设以及国民的行为来表现，国民的行为又反映了国民的性格，因此，国民性格是最能反映这个民族的文化特点的。于是，在介绍民族文化时，就要解读该民族的性格以及性格的形成原因。在《菊与刀》中，介绍日本民族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等等，这些矛盾的性格必然有其独特的文化。而日本民族从出生到死去都面临沉重的家庭及社会的压力，森严的等级制度、苛刻的家庭制度、“恩”的报答、“义务”的压力、“情义”的负担都要无条件地遵从，因此我认为日本的文化形成了日本民族的复杂性格，也就形成了日本民族性格的矛盾性。但为什么日本会有如此独特的文化特点呢？为什么等级制度如此苛刻？为什么感恩教育如此繁杂以及对责任义务的灌输教育那么等级分明？下面则从生态人类学视角逐个分析这些文化的特点及意义。 一、严格的等级观念的意义 日本民族等级观念之强、波及范围之广在东亚国家可谓是独特的。在日本要遵从皇权，无条件地服从天皇，向天皇效忠是每个日本国民的义务。关于皇权思想则在其他帝国国家也所展现。但日本国民从一出生就要教育有等级观念，拥护天皇，服从父母。至于日本家庭内部的等级，每一等级都有自己的权利与义务，每个成员都要严格遵守自己的等级，不可逾越！上自天皇，下至贱民，日本封建时期的极为明确的等级制在近代日本也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严格的等级观念是日本在东亚独有的文化特点。为什么日本会形成如此严厉的等级制？它引进中国文化、学习中国官僚制度，却没有引进科举制，这可是保证下层人士向上流动的唯一渠道，也是其他传统社会保持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日本如此注重等级，用生态人类学来解读，这是与日本独特的地域环境条件有关，日本土地面积约37万多平方公里，境内多山，山地和丘陵占总面积的71%，因此，日本平原面积狭小，耕地十分有限，人口生理密度大。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下，特权人士为了保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而采取等级制，这样可以保证他们的利益，也可以避免因资源的争夺而发生战争。这有点像欧洲的封建城邦，都属于地理狭小，人口众多。因此，苛刻的等级制反而有利于日本民族的和平以及在苛刻的等级制度下，日本人民安于本分，能更好地利用自然环境，而不至于环境过于利用，达到了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来看，苛刻的等级制是有利于日本民族的和平的，也有利于日本民族在狭小的空间内生存，因此也就形成了日本独特的等级制文化。 二、恩与感恩文化的意义 在日本文化中恩就是指承受的负担、债务、重负。日本人说“我受某人之恩”，就等于说“我对某人负有义务”，并且把这位债主、施恩者称作“恩人”。我认为日本人对“恩”如此敏感，与其森严的等级制有很大的关系。比如，日本第一位和最大的恩情是“皇恩”，日本每个人必须以无比感激的心情来恭受皇恩，让他们自己认为有幸生在这个国家，安居乐业，万事称心，就不能不想到天皇所赐的恩典。这对于巩固等级制，让人们安于接受等级有很大的作用，“恩”要服从领导，服从上司，服从父母，也避免了内部战争的频发。在整个日本历史上，为了维护等级制，日本人一生中的最大恩主就是他那个生活圈内的最高上级。这个人物随着时代而变化，曾经是各地的地头、封建领主或将军，现在则是天皇。这是为了维护日本等级制所做的努力，进而形成了日本的“感恩文化”。 7世纪以来，日本从中国引进孔家的道德伦理体系，但是并没有接受中国的忠君爱国的思想。中国的忠君是有条件的忠君，忠君的同时君主要施仁政，爱护百姓，实行仁义，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仁者无敌，君王的义务与权力是平行的，是有条件的遵从，有条件的“忠”与“爱”。而日本文化，关于感恩是无条件的，是单向的，是义务，是债务。我认为日本之所以没接受中国的“仁”，这是与他的严谨的等级制有关，也就是为了维护等级制，无条件地接受“恩”，感恩天皇，感恩上级，感恩父母，感恩师长，感恩朋友，这一系列的“债务”让日本人勤勤恳恳，做好自己，回报天皇，回报父母。自从有了等级制文化，当权者为了维护等级制的存在，就强加于日本国民恩与感恩的意识，从而形成了“恩”及“感恩”文化，这独特的文化不过是为了维护日本等级制而已，但在另一方面却也显示出了日本选择这一文化的意义所在。 三、日本的自卑情结 日本人常说“情义”最难接受，一个人必须报答情义。这“情义”到底是指什么，日本文化中有两种不同种类的情义，一种是“对社会的情义”，可以理解为“报答情义”，亦即向同伙人报恩的义务。另一种则是指对名誉的情义，即保持名誉不受任何玷污的责任。日本在感恩文化的影响下，对人际关系中的“恩惠”分得如此之细，这在中国或是西方是没有的，这种现象也表明了长期在无条件的感恩文化中成长的日本人深怕情义的负担。至于“名誉的情义”倒是一个疑问，如此关注自身的清白本身就显示了自己内心的自卑，如果是单个个体是这样，那倒不足为奇，但成为一种民族特质、一种文化，就令人十分不解。这种奇特的文化，难道就是与教育方式、家庭氛围、生长环境等有关吗？如果有关，为什么形成这种独特的教育方式、家庭氛围、生长环境呢？通过生态人类学的视角来分析，可以从两个层面来探析，一是独特的地理环境、狭小的空间，这些环境所给予日本民族的营养，所创造的文明远远不及邻国中国文明的辉煌。因此，很早开始，日本民族就向中国学习教育、农业、医学、经济、天文等知识。可以从大国及小国这两个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看出这些环境所形成的文化，文化的巨大差异以及在两个民族所表现的文化和物质优势造就了日本民族本身对其文化的自卑性。再者，日本独特的等级观念所造成的“恩”与“感恩”思想，是严厉苛刻的行为准则，也是社会规范的指标，是社会衡量日本国民的行为准则，所以，对于行为方面的“名誉”关乎个人的道德好或坏的关键，也是关乎是否能被国家、社会、家族接受的关键，如果失去行为方面的名誉，将会受到国家的审判、社会的惩罚、家族的排斥。因此，名誉在日本民族中就等同于生命一样，没有它，就无法生存。这也是独特的日本环境下，形成苛刻的等级制下产生的副产品。因此，日本民族就有了如此独特的自卑情结。 四、日本人重视享乐的意义 日本民族很重视饮食，他们很注重食物的美感以及食物的鲜美。他们喜欢洗浴，温泉在日本很有名气。我认为日本享乐的民族文化是日本民族在感恩、义务、情义的束缚中的解毒剂，他们喝酒、享乐来摆脱自己身心巨大的负担，偶尔的放纵能释放心里的压力，让人健康地生活。日本比较重视精神的锻炼，认为“恩”“义务”“情义”的偿还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忍受苦难是日本文化的另一种方式，注重精神的磨炼，这看起来与享乐矛盾，不过都是在森严的等级制、苛刻家庭制、“恩”的报答、“义务”的压力、“情义”的负担中的产物，都是面对种种“回报义务”“自我约束”的精神胜利法，享乐是压力过大的情绪“释放剂”，精神磨炼是为了更好地承担责任，并减轻道德约束的痛苦。其实这两项并不矛盾。 五、结语 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提出日本民族的矛盾性格是因为儿童教育时的不连续形成的，即幼儿的纵情恣意，一切欲望都能得到满足，童年开始的感恩文化、行为束缚、必须履行的义务，以及做不好整个家庭的反对，造成了他们长大成人后，既可以沉溺于罗曼蒂克的恋爱，也可以一变而绝对顺从家庭安排的婚姻；既可以沉缅于享乐和安逸，也可以不计一切而承受极端的义务……本尼迪克特从心理角度来诠释日本民族复杂的矛盾性格，认为教育的不连续是造成矛盾性格的主要原因。单方面地认为从幼儿早期的意识，与童年开始的苛刻的文化教育这两方面的影响造成了日本的矛盾性格，这有点夸大早期的幼儿的影响，那幼儿的恣意玩乐是否是形成日本成年沉溺于罗曼蒂克、沉湎享乐和安逸的原因呢？其实人类本身都有沉湎享乐和安逸、追求快乐的生活、趋利避害、追求自由的需求，这并不是只有日本人才有的行为，这是人类的共同爱好。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日本民族的复杂性格，恐怕难以站住脚。因此，笔者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由日本独特的地域环境所形成的苛刻的等级制观念出发，来诠释日本民族的性格特点，从另一种角度解释日本民族的国民性，对于海内外的研究做一参考。还有，二战结束已经将近七十载，日本在这些年经济得到快速发展，那沉重的家庭及社会的压力、森严的等级制度、苛刻的家庭制度、“恩”的报答、“义务”的压力、“情义”的负担是否还存在，那教育的不连续性是否还在继续，如果不存在，那日本民族的矛盾性格是否还如以前一样激烈？他们的电影、电视剧、动漫产业以及服装、电子产品已波及全球，得到各个国家的喜爱。如今很多国家的学子都去日本东京大学深造，这是否可以看成日本的价值观在与世界接轨，或者是日本的价值观已不再是那么令人不可琢磨，无法理解。日本现在的民族性格、民族文化、民族信仰、民族行为与传统相比，变化了什么？保留了什么？笔者的这篇文章，以一种新的视角重新解读日本文化，也为以后的同仁研究日本现代文化做一铺垫。

日本的民族魂——菊与刀“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菊和刀正好象征了这种矛盾。可以从写作背景入手，层层深入，分析作者的局限性和认识上的优越点，再加上自己的想法就好了。

『关天茶舍』暧昧？清晰？——日本人的性格两极 作者：wssxasd 提交日期：2005-9-8 8:52:00 访问：258 回复：2 ��十多年前，我有机会到日本，在那里住了将近四年，打过各种工，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在大学里做过客座研究，对日本学界有所了解。实际的生活体验，纠正了我对日本的想象和认识。——李兆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著名的日本文化研究专家，艺术评论家,《暧昧的日本人》的作者。在以往的中国人关于日本的叙述中，日本人要么是杀不不眨眼的恶魔，如小说《烈火金刚》里的“猪头小队长”、“毛驴大队长”、“猫眼司令”之类，要么是温文尔雅、成天蹶着屁股鞠躬的礼仪的符号，两者其实都是概念化的东西.这种分裂,无疑是近代以降特殊的历史处境与险恶的中日关系造成的。中国人对于日本，大而化之、自以为是的想象中藏着种种错觉和无知，尽管中国与日本已有近两千年的交往历史，而且，近代以降屡屡吃日本的大亏，差一点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无知是很难原谅的。我考察过一百年来中国作家笔下的日本和日本人，大体上经历了漫画化→妖魔化→符号化这样几个阶段，与真实的日本和日本人总是隔着一层，这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中国民众对日本的认识，当然,这本身未尝不是中国民众对日本的集体想象，暴露了认识上的巨大盲点。中国人看日本，常常受三种不良心态左右：一曰“大中华”，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日本的一切都是从中国照搬过去的，许多人到了京都、奈良，一看见古色古香的建筑街道，就情不自禁地叫起来，这也是汉代的，那也是唐代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这种认宗归祖也许不借，但是仅仅只看到这些，我觉得就很危险。由这种“大中华”的心态，必然派生对“小日本”的蔑视，当年，昏聩的清朝官员将日本称作“蕞尔岛国”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日本的确切地理位置，结果是，“小日本”打败了“大中华”；二曰“受害者”心态，近代以降，日本确实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仅仅记住这些，而不知反思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尤其是不知反省自己的弱点与劣根性，就很危险，谁也不敢担保类似的受害从此不再发生；三曰庸俗社会学，比如关于那场战争，多年来我们总是认为，日本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是反战的，充其量只是受了蒙蔽，好战的只是一小撮日本统治者。作为一种外交策略，这种做法固然很必要，真的这么认为，就很危险，只要对日本的社会历史稍有了解，就可发现这种看法是多么错误。当然这并不是说日本没有反战人士，没有正义之声，然而他们的声音与占绝对多数的同仇敌忾的宣誓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到后来，在各党派对战争议案的投票中，连日本共产党都投了赞成票。战后追查战争责任，日本首相东久迩就提出“一亿总忏悔”的口号，从军纪和道德方面检讨战争失败的原因，日本共产党则干脆认为“一亿人民一亿战犯”。可见，连日本人自己都不相信“日本人民反战”，这种把统治者和老百姓一分为二的庸俗社会学思维方式，至少对于日本这样一个民族并不合适。那么，日本人的性格特点是什么？日本人文化心理的内在机制是什么？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是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仪式上，作了题为《暧昧的日本的我》的演说，其中这样讲到——在并不遥远的过去，那种破坏性的盲信，曾践踏了国内和周边国家的人民的理智。而我，则是拥有这种历史的国家的一位公民。作为生活于现在这种时代的人，作为被这样的历史打上痛苦烙印的回忆者，我无法和川端（指获得196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一同喊出“美丽的日本的我”。我只能用“暧昧的日本的我”来表达。我觉得，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一百二十年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的两极之间。而我，身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下面一段话很要紧——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坚定地、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大江主要是从国际政治的层面，对近代以降日本的所作所为和由此导致的尴尬处境作了深刻的反思和揭示，可谓目光如炬。在它的启发下，长期以来我对日本文化的思索和困惑也豁然开朗。我觉得“暧昧”这种说法，至少在现象上，精到地概括了日本文化的特征，为我们认识日本的提供了重要门径。暧昧，自然不是日本独有，世界上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文化，都有它暧昧的地方，只是程度与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罢了。然而，像日本那样走得如此之远，表现得如此极端，足以成为国民性格“品牌”的，却是十分罕见。就日本而言，“暧昧”绝不是近代催生的新生事物，而是由来已久的性格，大江所揭示的日本在近代的“暧昧”表现，其实不过是日本固有的民族性在近代的延伸和发展罢了。换句话说，当日本土著的世界观（本质上的虚无主义、现世主义）与先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到一起时，便产生大江所指出的上述种种“暧昧”现象。从地理风土中看，东瀛岛国本身就是一个“暧昧”的存在，包围在辽阔在海洋中，它介于封闭与开放、狭窄与辽阔之间；位于极东，使它在东亚册封体系中成为一个特殊的存在，与大中华帝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国际地位介于宗主国与藩国之间；生存资源的匮乏与自然风景的优美，涵养了尚武与爱美的国民性；地震、火山、海啸、台风等天灾，培养出搏击命运、顺从命运的二重性；四季分明、变动不居的地理气候，发展了日本人的不匀整美感，视“瞬间”为“永恒”，——所有这一切，构成一幅幅似是而非、自相矛盾而有内在联系的图景。 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在著名的《菊与刀》里开宗明义的第一段话就是：“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琢磨不透的。这个强大对手，其行动和思维习惯与我们如此迥然不同，以至于我们必须认真加以对待，这种情况在其他战争中是没有的。”在描绘过西方人对日本人性格的种种迷惑之后，作者这样概括——所有上述这些矛盾成为有关日本论著中纵横交织的经纬，而且，都是千真万确。菊与刀，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意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其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军队受到彻底的训练，却又具有反抗性。作为一位既不懂日语、也没有到过日本、对东瀛生活缺乏切身感受的西方学者，本尼迪克特凭借渊博的知识和西方的理论模式，对“琢磨不透”的日本人进行了解读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发现了日本文化“菊与刀”的二重性，显示了西方理性思辨的强大威力。然而，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更喜欢直接的、一针见血的把握。比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一句话就很有穿透力，他说：“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很特别，有必要记住这一点。”这个“特别”是什么呢？李光耀有详细的讲述，概括起来，就是隐藏在“暧昧”表象之下的、无以伦比的单一民族集团性和不择手段的进取性；也就是说，不管“菊”也好，“刀”也好，都是维护大和民族共同体、进取扩张的手段——不同的手段而已。在日本人的世界里，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构成了奇特的“互补”。在我看来，日本人的“暧昧”，恰好表现了日本人特有的明确；日本人纵然有一千个暧昧，一万个暧昧，一旦涉及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它从来不暧昧，只要有利于日本，怎么都行，甚至改变人种也行，废除日语也行，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个洲也行。惟其如此，历史上，日本时而开放，时而闭锁；时而崇洋媚外，时而英美鬼畜；时而脱亚，时而入亚；时而入欧，时而脱欧……一切都是以这个大前提为转移。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暧昧”，其实是清晰到极致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