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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根据事物的相似点，用具体的、浅显、熟知的事物来说明抽象的、深奥的、生疏的事物，即打比方。
空口让别人给你写5000字原创论文666
《菊与刀》是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文化的一部作品，是二战时期，美国政府委托人类学家对日本文化研究，并根据研究的报告对日本进行制裁的依据。这部作品便产生于那个特殊的时代。报告中推断出的结论是：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机构。因为日本跟德国不同，不能用对付德国的办法对付日本。无疑，历史证明这样对日本的管理更有利于日本民族的发展。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也完成了获悉日本文化的任务，解析了日本民族的双重性格，展现了日本的历史、信仰以及行为方式。这是应用人类学在研究跨国文化的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应用人类学的视角在解决其他国家问题、了解其他民族文化、促进文化交流方面显得尤其重要。从《菊与刀》的研究视角可以看出作者在研究文化时更注意文化载体的行为，以及行为所体现的主观意义，因此，可以得出作者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诠释日本文化的。 而生态人类学则是通过环境的特殊性来分析当地文化的多元，从中找出环境与文化的关系。因此，笔者从生态人类学视角下重新解读《菊与刀》，是在前人的研究成就上，以及《菊与刀》中大量的资料的基础上，用另一种视角来分析日本文化形成的原因，从日本特殊的地域环境，以及在近现代以前，在文化、科技、教育上等受邻国影响（主要是中国）情况下的对其文化形成的特殊性进行具体分析。 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是通过这个民族的物质建设以及国民的行为来表现，国民的行为又反映了国民的性格，因此，国民性格是最能反映这个民族的文化特点的。于是，在介绍民族文化时，就要解读该民族的性格以及性格的形成原因。在《菊与刀》中，介绍日本民族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等等，这些矛盾的性格必然有其独特的文化。而日本民族从出生到死去都面临沉重的家庭及社会的压力，森严的等级制度、苛刻的家庭制度、“恩”的报答、“义务”的压力、“情义”的负担都要无条件地遵从，因此我认为日本的文化形成了日本民族的复杂性格，也就形成了日本民族性格的矛盾性。但为什么日本会有如此独特的文化特点呢？为什么等级制度如此苛刻？为什么感恩教育如此繁杂以及对责任义务的灌输教育那么等级分明？下面则从生态人类学视角逐个分析这些文化的特点及意义。 一、严格的等级观念的意义 日本民族等级观念之强、波及范围之广在东亚国家可谓是独特的。在日本要遵从皇权，无条件地服从天皇，向天皇效忠是每个日本国民的义务。关于皇权思想则在其他帝国国家也所展现。但日本国民从一出生就要教育有等级观念，拥护天皇，服从父母。至于日本家庭内部的等级，每一等级都有自己的权利与义务，每个成员都要严格遵守自己的等级，不可逾越！上自天皇，下至贱民，日本封建时期的极为明确的等级制在近代日本也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严格的等级观念是日本在东亚独有的文化特点。为什么日本会形成如此严厉的等级制？它引进中国文化、学习中国官僚制度，却没有引进科举制，这可是保证下层人士向上流动的唯一渠道，也是其他传统社会保持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日本如此注重等级，用生态人类学来解读，这是与日本独特的地域环境条件有关，日本土地面积约37万多平方公里，境内多山，山地和丘陵占总面积的71%，因此，日本平原面积狭小，耕地十分有限，人口生理密度大。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下，特权人士为了保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而采取等级制，这样可以保证他们的利益，也可以避免因资源的争夺而发生战争。这有点像欧洲的封建城邦，都属于地理狭小，人口众多。因此，苛刻的等级制反而有利于日本民族的和平以及在苛刻的等级制度下，日本人民安于本分，能更好地利用自然环境，而不至于环境过于利用，达到了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来看，苛刻的等级制是有利于日本民族的和平的，也有利于日本民族在狭小的空间内生存，因此也就形成了日本独特的等级制文化。 二、恩与感恩文化的意义 在日本文化中恩就是指承受的负担、债务、重负。日本人说“我受某人之恩”，就等于说“我对某人负有义务”，并且把这位债主、施恩者称作“恩人”。我认为日本人对“恩”如此敏感，与其森严的等级制有很大的关系。比如，日本第一位和最大的恩情是“皇恩”，日本每个人必须以无比感激的心情来恭受皇恩，让他们自己认为有幸生在这个国家，安居乐业，万事称心，就不能不想到天皇所赐的恩典。这对于巩固等级制，让人们安于接受等级有很大的作用，“恩”要服从领导，服从上司，服从父母，也避免了内部战争的频发。在整个日本历史上，为了维护等级制，日本人一生中的最大恩主就是他那个生活圈内的最高上级。这个人物随着时代而变化，曾经是各地的地头、封建领主或将军，现在则是天皇。这是为了维护日本等级制所做的努力，进而形成了日本的“感恩文化”。 7世纪以来，日本从中国引进孔家的道德伦理体系，但是并没有接受中国的忠君爱国的思想。中国的忠君是有条件的忠君，忠君的同时君主要施仁政，爱护百姓，实行仁义，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仁者无敌，君王的义务与权力是平行的，是有条件的遵从，有条件的“忠”与“爱”。而日本文化，关于感恩是无条件的，是单向的，是义务，是债务。我认为日本之所以没接受中国的“仁”，这是与他的严谨的等级制有关，也就是为了维护等级制，无条件地接受“恩”，感恩天皇，感恩上级，感恩父母，感恩师长，感恩朋友，这一系列的“债务”让日本人勤勤恳恳，做好自己，回报天皇，回报父母。自从有了等级制文化，当权者为了维护等级制的存在，就强加于日本国民恩与感恩的意识，从而形成了“恩”及“感恩”文化，这独特的文化不过是为了维护日本等级制而已，但在另一方面却也显示出了日本选择这一文化的意义所在。 三、日本的自卑情结 日本人常说“情义”最难接受，一个人必须报答情义。这“情义”到底是指什么，日本文化中有两种不同种类的情义，一种是“对社会的情义”，可以理解为“报答情义”，亦即向同伙人报恩的义务。另一种则是指对名誉的情义，即保持名誉不受任何玷污的责任。日本在感恩文化的影响下，对人际关系中的“恩惠”分得如此之细，这在中国或是西方是没有的，这种现象也表明了长期在无条件的感恩文化中成长的日本人深怕情义的负担。至于“名誉的情义”倒是一个疑问，如此关注自身的清白本身就显示了自己内心的自卑，如果是单个个体是这样，那倒不足为奇，但成为一种民族特质、一种文化，就令人十分不解。这种奇特的文化，难道就是与教育方式、家庭氛围、生长环境等有关吗？如果有关，为什么形成这种独特的教育方式、家庭氛围、生长环境呢？通过生态人类学的视角来分析，可以从两个层面来探析，一是独特的地理环境、狭小的空间，这些环境所给予日本民族的营养，所创造的文明远远不及邻国中国文明的辉煌。因此，很早开始，日本民族就向中国学习教育、农业、医学、经济、天文等知识。可以从大国及小国这两个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看出这些环境所形成的文化，文化的巨大差异以及在两个民族所表现的文化和物质优势造就了日本民族本身对其文化的自卑性。再者，日本独特的等级观念所造成的“恩”与“感恩”思想，是严厉苛刻的行为准则，也是社会规范的指标，是社会衡量日本国民的行为准则，所以，对于行为方面的“名誉”关乎个人的道德好或坏的关键，也是关乎是否能被国家、社会、家族接受的关键，如果失去行为方面的名誉，将会受到国家的审判、社会的惩罚、家族的排斥。因此，名誉在日本民族中就等同于生命一样，没有它，就无法生存。这也是独特的日本环境下，形成苛刻的等级制下产生的副产品。因此，日本民族就有了如此独特的自卑情结。 四、日本人重视享乐的意义 日本民族很重视饮食，他们很注重食物的美感以及食物的鲜美。他们喜欢洗浴，温泉在日本很有名气。我认为日本享乐的民族文化是日本民族在感恩、义务、情义的束缚中的解毒剂，他们喝酒、享乐来摆脱自己身心巨大的负担，偶尔的放纵能释放心里的压力，让人健康地生活。日本比较重视精神的锻炼，认为“恩”“义务”“情义”的偿还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忍受苦难是日本文化的另一种方式，注重精神的磨炼，这看起来与享乐矛盾，不过都是在森严的等级制、苛刻家庭制、“恩”的报答、“义务”的压力、“情义”的负担中的产物，都是面对种种“回报义务”“自我约束”的精神胜利法，享乐是压力过大的情绪“释放剂”，精神磨炼是为了更好地承担责任，并减轻道德约束的痛苦。其实这两项并不矛盾。 五、结语 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提出日本民族的矛盾性格是因为儿童教育时的不连续形成的，即幼儿的纵情恣意，一切欲望都能得到满足，童年开始的感恩文化、行为束缚、必须履行的义务，以及做不好整个家庭的反对，造成了他们长大成人后，既可以沉溺于罗曼蒂克的恋爱，也可以一变而绝对顺从家庭安排的婚姻；既可以沉缅于享乐和安逸，也可以不计一切而承受极端的义务……本尼迪克特从心理角度来诠释日本民族复杂的矛盾性格，认为教育的不连续是造成矛盾性格的主要原因。单方面地认为从幼儿早期的意识，与童年开始的苛刻的文化教育这两方面的影响造成了日本的矛盾性格，这有点夸大早期的幼儿的影响，那幼儿的恣意玩乐是否是形成日本成年沉溺于罗曼蒂克、沉湎享乐和安逸的原因呢？其实人类本身都有沉湎享乐和安逸、追求快乐的生活、趋利避害、追求自由的需求，这并不是只有日本人才有的行为，这是人类的共同爱好。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日本民族的复杂性格，恐怕难以站住脚。因此，笔者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由日本独特的地域环境所形成的苛刻的等级制观念出发，来诠释日本民族的性格特点，从另一种角度解释日本民族的国民性，对于海内外的研究做一参考。还有，二战结束已经将近七十载，日本在这些年经济得到快速发展，那沉重的家庭及社会的压力、森严的等级制度、苛刻的家庭制度、“恩”的报答、“义务”的压力、“情义”的负担是否还存在，那教育的不连续性是否还在继续，如果不存在，那日本民族的矛盾性格是否还如以前一样激烈？他们的电影、电视剧、动漫产业以及服装、电子产品已波及全球，得到各个国家的喜爱。如今很多国家的学子都去日本东京大学深造，这是否可以看成日本的价值观在与世界接轨，或者是日本的价值观已不再是那么令人不可琢磨，无法理解。日本现在的民族性格、民族文化、民族信仰、民族行为与传统相比，变化了什么？保留了什么？笔者的这篇文章，以一种新的视角重新解读日本文化，也为以后的同仁研究日本现代文化做一铺垫。
《菊与刀》的作者本妮迪柯特是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她在二战临近结束时受美国战时情报局委托，研究日本民族，以便为美国制定对日政策和判断对日本的整个局势的发展。她利用了自己所受到的专业知识教育，通过把战时生活或者拘禁在美国的日本人作为研究原形，同时通过阅读大量有关日本的文献和日本文学和电影，并作出了最终日本会投降这个论断。作为一个从来没有在东方文化生活过的西方人，她准确把握了东西方文化中的细微不同，并把这种影响对民族气质的形成以及这种民族气质会对战争带来的影响作出了精辟的论述。虽然距离这本书最初写成已经有了将近60年，世界格局也有了巨大的变化，但这本书，依然是研究日本文化的首选文献。 菊是日本的国花，而刀是武士道的象征，这两种充满强烈对比的符号组合在一起，成为日本独特的文化气质。菊花和刀象征着日本文化精神中矛盾的两极，恬静淡然却又刚烈自闭。日本是个讲究等级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处于最高效忠地位的就是天皇。虽然在日本接近700多年的历史中，天皇只是在扮演一个傀儡的角色，但这并不能消减天皇的精神力量。日本虽然从中国引进儒家伦理中关于忠和孝的观念，但却极为鄙视被儒家视为最高准则的“仁”。中国文化中的仁扮演的是一种内省的力量，调和着各种矛盾，接近于最高行为准则。 日本是个有着强烈等级文化观念的国家，从中国汲取来的关于等级的观念，在这个国家里生根发芽，根深蒂固。日本文化里有种各得其所的说法，他们相信只要每个人在社会等级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完美的。虽然这和平等自由等观念相悖，但自由也有种含义就是尊重每个民族自己的选择。 说起令国人痛心疾首的侵华战争，从该书中也可以窥见端倪。首先，日本政治格局中，军部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存在。它单独向天皇负责，并对内阁有着问责权，甚至有权解散内阁。因此，当军国主义在军部内成为一股强劲的力量时，它就越过内阁的争吵，直接发布命令占领了满洲。由此引发了侵华战争。其次，从文化内涵上看，日本文化中有强烈的负恩感。这种复杂的心情由各得其所的借口成为发动侵华战争的内在原因。它要为中国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就是作为日本的附庸，并把这作为报恩的一种方式。 看过这本书之后，我并不会那么崇尚日本所特有的武士道精神，但我却陷入了对我中华民族之精神的沉思中。几千年来，我族之精神又何在呢？
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论文纲目 基本论点介绍你参考一下新渡氏的《武士道》称不上是一本学术著作，但作为了解日本武士道精神的目的而言，则是不错的选择。与成书于明治时期的新渡氏的著作不同，《菊与刀》出自西方的人类学家之手，成于二站后期，是地地道道的科研成果。应该说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组合。新渡氏游访欧美，在日本日益受到世界注目和尊重时，于病榻之上完成；而本尼迪克特的书作于日本战败，同盟国为如何处置日本而着恼的没落时刻；新渡氏是人文学者，向世界介绍日本精神，热情洋溢；本尼迪克特是社会科学家，为雇主描述日本社会现实，冷静直白：正好一盛一衰，一内一外，一柔一刚。挑剔的怀疑主义者会不断地提醒我们，要对那种将书中所述的图景等同于日本的倾向保持警惕，但我相信两位作者都是真诚的叙述家，因此只要对他们各自的姿态和立场稍加注意，就不会妨碍我们作出努力，并且避免在通过他们理解日本的相关主题时，犯下令人难以接受的错误或偏差。因此，我将首先分别评论他们在书中未必自觉到的偏见，近而表达我所获得的有关日本武士道精神之结构与表现的认识。两位作者刚好处在同一股思潮的两端，这股被质疑为只属于西方的理性主义思潮事实上长期支配着整个世界。新渡氏在美国的病榻之上为他的妻子就日本“何以如此”这一主题娓娓道来，后来他发现这些内容对于那些外国朋友可能有意义。当西方话语支配世界时，善于学习的日本人迫切地渴望在西方主导的世界里获得“名誉”。明治改革使日本从作为他者的东方世界里脱颖而出，这一事实本身使本来就具有东方气质的日本显得更加神秘。在这个时候，由“作为被告的辩护者”的新渡氏来介绍日本，正是正中下怀。使这本书成为世界名著的，除了新渡氏对日本精神的深刻理解，他采取的表述方式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新渡氏事实上有意地将日本的武士道价值比附于西方文化中的相似形象，以帮助西方人从西方的角度来理解日本精神。或许最鲜明的例子就是与“骑士道”相对应的“武士道”这个词的创生。因为在西方的文化中找不到与“孝”这一个德目相与比较的东西，他甚至放弃了对这一个“日本道德之本”的轮子进行说明。或许这正是新渡氏的杰出之处，但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我们却不得不认识到我们正因此不仅仅要警惕其中的日本偏见，还要小心西方化的扭曲。它们都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转化为读者的信念。如果说《武士道》具有日本人在理性光辉下主动西方化的属性，《菊与刀》则难免使人无法放弃对其中可能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潜意识的怀疑。虽然从人的局限出发，两位作者都是无可指责的，但我的批评也仅仅立足于对客观真相的奢望之上。《菊与刀》的原材料主要地来自于相关的文献和对日本战俘的调查，虽然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这正是最大的缺憾，然而在当时的强约束条件下，这又恰恰让我们由衷地佩服本尼迪克特的洞察力。无论如何，尽管在十九世纪的《武士道》中，新渡氏多次提到中国的孔孟之学和阳明心学对日本的影响，我们在《菊与刀》中却很少发现对日本社会中的中国元素的注意，我们甚至难以看到有关中国战场上的信息。这一方面可能由研究者所用的材料所限，也可能与作者的写作意图有关；另一方面，整个世界话语对东方世界的有意和无意的忽略却是现在不应该被我们所忽略的。我不是一个激进的文化主义者或本土主义者，虽然我必须承认后现代话语给我造成的深刻影响，但那并不意味着这就是我的立场。我一方面相信话语结构中隐藏着权力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却又怀疑那种将表达当成事实的倾向。尽管如此，当面对文本时，文本分析和话语分析仍然是主要的进路，只是我将始终承认它与真相之间的无法消除的距离，并以这一多少带着悲怆意味的想象作为学者的共同命运。正如前文所述及的那样，鉴于两本著作之间的互补性，它们共同构成了我理解日本精神的起点。我将联系后者对日本社会的描述来进行说明并将它作为其表现。是这样一种假设使我免于那种以为自己在作循环证明的恐慌，即两位作者正确地（即使不是全面地）理解并反映了日本现实。在中国的一般经验中，“武士道”是日本精神的象征甚至别称，武士道就是日本精神，日本精神就是武士道。尽管在中国有一种将“儒”学提到一个类似的地位的一贯倾向，但事实上，儒学只能算是中国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支。除了诸子三教之学外，最晚在易经中得到表达的一种世界观和另一种由五行说构建的宇宙规则不但在中医学理论中自成系统，也与诸子三教之学胶融在一起，并成为诸学的逻辑起点而且深刻地改变了域外传入的佛学。它们共同构成了现在被笼统地称为“中国文化”的那个观念系统。之所以要在讨论日本精神的时候对中国的情况作出说明，是因为至少就日本称为“武士道”的那个观念系统而言，深刻地打着中华文明的印迹。有研究者认为，在日本（以及韩国等东亚国家）存在一种认为他们接续了自宋明以来的正统汉学传统的观念，并且认为大陆本土的汉学已经被“蛮夷化”。这种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东亚关系和日本与世界的关系。然而我想说明的是，在日本的那个“武士道”的观念系统之内，存在着类似的多种观念杂糅的情况。如果说中国各种观念之所以能够相对和谐地共存是有共同的观念基础，我估妄称为在易经和五行学说中得到表达，并多少带着唯物色彩的世界想象，则日本的武士道中又是怎样的观念在起着类似的作用？又或者，是否必然需要一种这样的基础呢？新渡户稻造认为“武士道”精神中具有三种构成，分别为孔孟之学，佛学（主要地是日本式的禅学）和日本本土的神道。我以为这种说法至少是不假的。武士道中仁、义、礼和勇等德目清晰地表示着它与孔孟儒学思想的亲缘关系；日本本土供奉的鉴真和尚等也给佛学的影响作了很好的注脚，而武士道中的淡看来世和相信此身成佛的主张也诚实地展现了其与神道的渊源。在本土被斥为“心学横流”但在日本却受到尊重的阳明一支显然被包括在“孔孟之学”里，尽管新渡氏或只是下意识地将阳明学和孔孟之学分别说明，但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两者尽管渊源极深，但它们之间的差别或许更大一些。至少在岛田虔次甚至沟口雄三那里，作为“近代”或“前近代”思想异流的阳明心学传统多少被作为孔孟甚至宋明那个传统的儒学的一个逆反或背叛来看待。在我看来，这正是“三教合流”的实例，也是日本“武士道”生成类似结构的先例，并可能正是这种传统事实上很大程度上型塑了后者。简单而言，阳明一派主张的“心即理”及后来的“我注六经”的主张很容易让人想起禅宗那句“佛法非法，非非法”的著名谒语。如果不避时髦，我们还会发现这与时下流行的文化主义之“表达即真实”的主张“庶几似也”。倘若这种超越时空的对应可以逃避附会的指责，而后者多少深刻地反映了一种主张的合宜性，则这正可以解释前者的那种遭遇。或许东方人都具有一种在自己所愿意相信、但根本而言却不同质并且多少有点冲突的观念间自由进出和切换的本领。我认为不妨参照那种“何以中国不是这样”的模式，由西方的经验观照出这或与东方世界里宗教角色的不同和东方人的世界想象有莫大的干系。当然，我这里的“东方人”是就狭义上的中华文明圈而言。本文接下来想要说明的是，在日本的“武士道”那个系统里包含了怎样的世界想象。然而，我却希望现在能够提醒这种东方式的实用主义倾向对将要讨论的那个主题本身的构成所可能具有的种种影响。就新渡氏所展现的武士道而言，其核心是“秩序”。秩序是对可以经由禅宗式的修炼直觉到的世界本质的尊重，践行或者表达。这种秩序的世界是武士道中的孔孟传统，禅学思想和神道主张的共同指归。不仅对于人（至少对于日本人而言）的世界是这样的，对于世界本身——比如国家之间——也是这样的。对这种秩序的实践和尊重是最高的道德和终极的意义，它也是一切行为的合理性的出发点和终结点。这种秩序在人的世界中的表达其实就是等级。表现在人的观念上，就是忠于上；表现在民族国家之间，则可能是对“低贱”民族的侵略的正当性甚至必要性。这在日本传统社会中是能够等到印证的。在那样的社会里，主君和臣下之间，武士阶层与贱民阶层之间的等级不可逾越，这不但为法律也为习俗所认可和保护。这种等级的的正当性，更为重要的一点可能在于，只要一个武士认为必要，他可以砍下一个贱民的头颅以维护公认的秩序而不必承担责任。事实上，如果他在应该拔刀的时候放人一马，那可能会被那个人认为是一种更大的侮辱。出于同样的逻辑，他在必要的时候可能必须杀掉妻子父母以成全一种被称为情义的东西。他唯有实践这种情义，才能使自己在那种公认的道德中得到认可，而如果他的亲人拒绝受戮，他们就违背了自己作为亲人对武士的“义”并且变得更加应该被杀死。所不同的，在后一种情景之下死去，他将失去名誉。名誉可以理解为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只有那些忠于义，并且恪守着诸如勇、仁、诚等德目的人才有资格获得；名誉是一种纯粹的道德承认并且是最高的承认，一个人只有获得了真正的名誉他的生命才是重要的和有价值的；名誉也是一种最有力的激励，至少在物质刺激被斥为庸俗的传统的日本是这样的。等级的自觉和精神被拔高到一种极高的地步在本尼迪克特的著作中有许多体现。日本在二战中的态度在本氏看来，也与当时日本以为自己处在世界民族等级秩序之巅的一种想象有关。她近一步认为，日本人在天皇宣布投降前后的令人费解的行为差异，一方面是出于对国内等级秩序之顶端的天皇的忠义，另一方面，也因为战败的事实使日本人更正了原来的那种民族等级秩序想象。武士道本身是一种教育体系。在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看来属于社会教育系统的那些机制，在日本人看来，很可能不过是基于武士道的各种实践。一个武士的孩子从小必须学习包括参禅、击剑、柔道以及诸如中国传统中“六艺”纲目里的骑和射的内容。女性孩童在稍长之后会被作为一个武士的好妻子来培养。在日本的观念中，禅，剑，当然也包括茶道以及艺术等，都是帮助人觉悟的途径，而教育的目的也正在于此。忠于世界的本质是道德的出发点也是归宿。因此将武士道仅仅理解为新渡氏所描述的那种形象可能至少是过于简单化和世俗化。对于获得于世界本质的哲学体验的诉求可能会被归入专门的修炼实践之中，并体现出有别于通常意义上的武士道的属性。我们不应该将武士道的边界过于僵化而认为它就是由新渡氏所提到的那些德目的一种构成。至少在实践上它们是能够内洽的整体，比如仅就字面的意义上来说，勇是实践义的的一种潜能，仁是将勇合理化的约束，礼是将道德日常化的体现，诚则可以避免礼成为为人垢病的繁文缛节。使武士道的主张深入人心的，是武士道的社会化。这种社会化的能量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体现在各种观念和习惯中。总体而言，当一种观念成为共识时，它本身就是强大的社会形塑力量。武士道正是如此，关于日本儿童和武士的培养上，两位作者在各自的著作中有体现。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本尼迪克特所持的那种叙述方式，在客观性的自我假设之下，可能会妨碍我们认识到那些现象本身的武士道血统。而日本忠于由一种世界想象出发的严整的规则，并将社会行为和个人行为作为这种想象的实践的武士道显然与西方的被称为骑士道的那个蕴含也极为不同。这些正是我们在理解东方背景下的日本时所必须注意的。
摘 要：日本民族是个奇特的民族，他们一方面兼容并包，善于学习，另一方面又固守传统、冥顽不灵；既有谦恭有理的一面又有倨傲蛮横的时候；同时还有举世闻名的团队精神和敬业精神。这些复杂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民族性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统一起来的呢？神道教是日本的传统民族宗教，是日本的“本土文化”。在古代的几乎全封闭的日本，神道教的产生和自我发展几乎没有受到外界的影响，因此完全能够反映当时的日本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社会思想。并且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对日本民族性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就神道教对日本民族性的形成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而进行探讨，提出了“神道教是日本民族性的核心”的观点。关键词：神道教；日本民族性； 本土文化； 封闭； 自我发展一 神道教［神道］一词最早出现在［日本书纪］，书中记载［天皇信佛法，尊神道］。神道教原本是日本的传统民族宗教，最初以自然崇拜为主，属于泛灵多神信仰（精灵崇拜）视自然界各种动植物为神，后来将历任天皇和重要的幕府将军也作为崇拜对象。公元五至八世纪，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为了巩固王权，将神道教尊为国教，是为国家神道，成为政府教导百姓忠贞爱国，誓死效忠天皇的工具。二次大战日本战败后，一九四六年元旦，裕仁天皇发表宣言否认自己的神格地位，盟军总司令也要求日本废除国家神道，神道教遂成为民间宗教。虽然如此，神道教至尽仍是日本人民最崇信的宗教，占人口的80%。二 兼容并包的思想1神道教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兼收并蓄，取长补短，同时又不失自我个性，因为它信仰的是多神，只要发现力量，信徒们立即为其起上名字敬为神灵，并谦虚虔诚地向其学习。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日本才神话般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明治维新和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便是很好的例证。2在近代与外国的交流中，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兴力量认识到，没有军事力量就永远不能平等地与西方进行交涉，这个认识成为明治时代的一个动力。为了增强军事力量，必须在经济上强大起来。因此，日本整个国家狂热地呐喊这样一个口号：“富国强兵”。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向欧洲学习，于是派遣了岩仓使节团出访西方。欧洲之行的见闻震动了他们。他们折服于欧洲令人眩目的机械化文明。不久，日本的普通百姓开始崇拜“伟大的欧洲之神”。他们的赞美歌这样唱道：“伟大的欧洲之神，请保佑我们。给我们汽油灯、鹅卵石、蒸汽发动机以及发自帕台农神殿令人折服的力量吧！”于是，在短短的几年内，明治维新便取得了巨大成效，日本从此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与此相反，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沦为半殖民地的危险境地。以曾国潘为首的“洋务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开办新式学堂和各种工厂，掀起了轰动全国的“洋务运动”。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却认为接受外来思想和科技就意味着背叛祖国文化，对此百般阻挠，加之广大民众思想未开化，认为西方文明不过是雕虫小技，根本不值得去学习，因而固步自封、盲目排外，导致“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中国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3 神道是个多神教，没有像《圣经》、《可兰经》一样的教义。随着时代的发展，神道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适应日新月异的形势，即使再激进的变革也会被最终化解吸收。二战后，作为战败国，美国对日本实施占领政策。此时，日本国内一片废墟，经济完全瘫痪，国民生活困苦不堪，这时他们发现了“伟大的美国之神”。美国是一个公认的单纯的神，表面比较粗糙，但不可否认她力大无穷，崇拜她有很多好处。所以日本人一直很虔诚地学习美国的民主制度、尖端的科学技术、利用美国输入的资金，发挥模仿创造能力，再次创造了经济腾飞的神话。由此可见， 神道教所宣扬的“崇拜一切力量，向一切力量学习，不管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的观念已深深融入日本人的思想生活中，不管是社会上层还是普通庶民，都形成了一种“兼容并包”“取长补短”的意识。正是因为这种共识，才使得日本一次又一次地从困境中迅速崛起，屹立于世界强国之列。三 军国主义1军国主义是隐藏在日本民族性当中最深层的东西，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被公认为研究日本的国民性最权威的著作《菊与刀》中这样阐述日本国民性：“刀与菊，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一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征服。”这些几乎相互对立的性格特征，完美地在日本人身上融为一体，只不过不同时候表现不同方面而已。可以说，日本的国教神道教中也孕育着军国主义。神道教的教义如是说：世界至尊之神为天照大御神（太阳女神）她要实现“八紘一宇”（四海一家），统治全世界。万世一系的天皇是“现人神”，既是神道的最高祭司，又是日军的大元帅，按神的意志征服“劣等民族”。正因为如此，日本人才打着“神的旨意”堂而皇之地入侵大陆，给被侵略国家带来无尽的灾难，也导致自己的一场灭顶之灾。2 令人奇怪的是，德国与日本同是战争的侵略国与战败国，为什么德国在战后的态度和行为赢得了各国的赞许，但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却至今仍被昔日受侵略的国家所指责呢？其实这还是与他们所信仰的神道教有关。首先，他们认为这场战争是按“神的旨意”去征服“劣等民族”，所以他们的错不在于侵略，而在于战败，假若他们没有战败的话，他们根本不需要道歉。其次，神道教认为人死后的灵魂根本上没有邪恶之分，是平等的，而且不论好人坏人，死后都将成为神，因此他们不会认为拜祭靖国神社中的甲级战犯是有任何问题的，也就不存在什么道歉问题了。相反，德国文化一直是受基督教信仰熏陶，在基督教信仰中，强调的则是认罪、悔改，所以德日两国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态度会大相径庭。四 “和”的思想曾经有一位研究日本国民性的学者说过这样一句话：“日本人好比一群在水中游着的鱼，突然一个石子扔进去，被打散了，但它们很快又调整好秩序，或许是向着相反的方向游去，但绝对是井然有序的。”这反映了日本人的团队精神，即“和”的思想。“和”指“和睦”“协调”，既包括人与人之间团结协作的精神，又指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日本，“和”的传统由来已久，神道教的经典《日本书纪》中就记载着八百万神，居住在高天原上，他们各司其职，相处和睦，灾难来临时，团结协作，共同渡过难关。这可以说是日本团队精神的起源了。世界著名的禅僧、佛教思想家铃木大雪在一次日内瓦会议上说：基督教把上帝和人类、上帝和自然、自然和人类分别理解为相反的两极关系。三对关系构成基督教哲学的基本内容。而神道相信上界的神灵、人类和大自然都是一个统一、协调的整体。日本民族文化中的“三道”即书道、茶道、花道，其精髓就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五 敬业精神日本人的敬业精神可谓举世闻名，他们认为工作才是人生的本质和真正含义。因此，他们把公司当成家，勤勤恳恳、不知疲倦地工作一生，被人称作“工蜂”。其实，这也是神道教宣扬的一种精神。根据基督教的传统，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了伊甸园，为他们的叛逆原罪各自受到了惩罚。亚当被罚忍受挥汗谋生的痛苦，夏娃被罚忍受分娩的痛苦。工作和苦难都是原罪的惩罚，只能在家庭生活或业余生活中找到幸福。神道教中关于工作的观点却完全不同。神道认为，工作本身就是神圣的，即使是太阳女神也要在天国辛辛苦苦地种植稻米。神道教的经典著作《古事记》里还记述着神织布、修渠、打猎等情形，所有神道世界里的可敬成员都在辛勤劳作。在神道观念里生命等于工作。“命”这个词，既意味着“生命”，也意味着“使命”。不工作的人生将毫无意义。日本人常说“要感谢任何一个让你必须付出一切的工作。”努力工作是一个非常愉快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中能与神灵交流，为神灵而活，与神灵共生，因神灵而生。正是因为这种神道的意识形态，日本人在努力工作中发现真正的快乐和意义。这就是日本男性在退休后的头两年为什么死亡率最高的原因所在。在拼命工作了三四十年之后，他们突然间会感到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疲劳。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灵魂将不工作与不生存视为等同，就干脆放弃了这个无所事事的肉体。六 结束语综上所述，神道教在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已经深深地融入日本人的思想、生活中。无论是兼容并包、善于接受新事物，还是黩武凶残、冥顽不灵，或是他们的团队精神、敬业精神，都折射出神道教的思想理念。正是因为神道思想的影响，才使得这些几乎相互对立的性格特征完美地在日本人身上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了日本独具特色的民族性。因此，可以说，神道教是日本民族性的核心。参考文献：［1］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2］深见东州走近日本［M］宋勇庆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3］柳田国男日本民俗学现状：Ⅰ民俗的现状 Ⅱ方法论的现状［J］日本民俗学，1999，11（216）［4］ 折口信夫 现代社会与民俗学实践［J］日本民俗学， 2001，8（220）［5］ 井之口章次信仰与俗信［M］新潮社， 2001［6］河野训日本的宗教现状及神佛融合［J］日本宗教研究，2002，10（109
《菊与刀》是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文化的一部作品，是二战时期，美国政府委托人类学家对日本文化研究，并根据研究的报告对日本进行制裁的依据。这部作品便产生于那个特殊的时代。报告中推断出的结论是：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机构。因为日本跟德国不同，不能用对付德国的办法对付日本。无疑，历史证明这样对日本的管理更有利于日本民族的发展。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也完成了获悉日本文化的任务，解析了日本民族的双重性格，展现了日本的历史、信仰以及行为方式。这是应用人类学在研究跨国文化的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应用人类学的视角在解决其他国家问题、了解其他民族文化、促进文化交流方面显得尤其重要。从《菊与刀》的研究视角可以看出作者在研究文化时更注意文化载体的行为，以及行为所体现的主观意义，因此，可以得出作者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诠释日本文化的。 而生态人类学则是通过环境的特殊性来分析当地文化的多元，从中找出环境与文化的关系。因此，笔者从生态人类学视角下重新解读《菊与刀》，是在前人的研究成就上，以及《菊与刀》中大量的资料的基础上，用另一种视角来分析日本文化形成的原因，从日本特殊的地域环境，以及在近现代以前，在文化、科技、教育上等受邻国影响（主要是中国）情况下的对其文化形成的特殊性进行具体分析。 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是通过这个民族的物质建设以及国民的行为来表现，国民的行为又反映了国民的性格，因此，国民性格是最能反映这个民族的文化特点的。于是，在介绍民族文化时，就要解读该民族的性格以及性格的形成原因。在《菊与刀》中，介绍日本民族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等等，这些矛盾的性格必然有其独特的文化。而日本民族从出生到死去都面临沉重的家庭及社会的压力，森严的等级制度、苛刻的家庭制度、“恩”的报答、“义务”的压力、“情义”的负担都要无条件地遵从，因此我认为日本的文化形成了日本民族的复杂性格，也就形成了日本民族性格的矛盾性。但为什么日本会有如此独特的文化特点呢？为什么等级制度如此苛刻？为什么感恩教育如此繁杂以及对责任义务的灌输教育那么等级分明？下面则从生态人类学视角逐个分析这些文化的特点及意义。 一、严格的等级观念的意义 日本民族等级观念之强、波及范围之广在东亚国家可谓是独特的。在日本要遵从皇权，无条件地服从天皇，向天皇效忠是每个日本国民的义务。关于皇权思想则在其他帝国国家也所展现。但日本国民从一出生就要教育有等级观念，拥护天皇，服从父母。至于日本家庭内部的等级，每一等级都有自己的权利与义务，每个成员都要严格遵守自己的等级，不可逾越！上自天皇，下至贱民，日本封建时期的极为明确的等级制在近代日本也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严格的等级观念是日本在东亚独有的文化特点。为什么日本会形成如此严厉的等级制？它引进中国文化、学习中国官僚制度，却没有引进科举制，这可是保证下层人士向上流动的唯一渠道，也是其他传统社会保持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日本如此注重等级，用生态人类学来解读，这是与日本独特的地域环境条件有关，日本土地面积约37万多平方公里，境内多山，山地和丘陵占总面积的71%，因此，日本平原面积狭小，耕地十分有限，人口生理密度大。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下，特权人士为了保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而采取等级制，这样可以保证他们的利益，也可以避免因资源的争夺而发生战争。这有点像欧洲的封建城邦，都属于地理狭小，人口众多。因此，苛刻的等级制反而有利于日本民族的和平以及在苛刻的等级制度下，日本人民安于本分，能更好地利用自然环境，而不至于环境过于利用，达到了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来看，苛刻的等级制是有利于日本民族的和平的，也有利于日本民族在狭小的空间内生存，因此也就形成了日本独特的等级制文化。 二、恩与感恩文化的意义 在日本文化中恩就是指承受的负担、债务、重负。日本人说“我受某人之恩”，就等于说“我对某人负有义务”，并且把这位债主、施恩者称作“恩人”。我认为日本人对“恩”如此敏感，与其森严的等级制有很大的关系。比如，日本第一位和最大的恩情是“皇恩”，日本每个人必须以无比感激的心情来恭受皇恩，让他们自己认为有幸生在这个国家，安居乐业，万事称心，就不能不想到天皇所赐的恩典。这对于巩固等级制，让人们安于接受等级有很大的作用，“恩”要服从领导，服从上司，服从父母，也避免了内部战争的频发。在整个日本历史上，为了维护等级制，日本人一生中的最大恩主就是他那个生活圈内的最高上级。这个人物随着时代而变化，曾经是各地的地头、封建领主或将军，现在则是天皇。这是为了维护日本等级制所做的努力，进而形成了日本的“感恩文化”。 7世纪以来，日本从中国引进孔家的道德伦理体系，但是并没有接受中国的忠君爱国的思想。中国的忠君是有条件的忠君，忠君的同时君主要施仁政，爱护百姓，实行仁义，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仁者无敌，君王的义务与权力是平行的，是有条件的遵从，有条件的“忠”与“爱”。而日本文化，关于感恩是无条件的，是单向的，是义务，是债务。我认为日本之所以没接受中国的“仁”，这是与他的严谨的等级制有关，也就是为了维护等级制，无条件地接受“恩”，感恩天皇，感恩上级，感恩父母，感恩师长，感恩朋友，这一系列的“债务”让日本人勤勤恳恳，做好自己，回报天皇，回报父母。自从有了等级制文化，当权者为了维护等级制的存在，就强加于日本国民恩与感恩的意识，从而形成了“恩”及“感恩”文化，这独特的文化不过是为了维护日本等级制而已，但在另一方面却也显示出了日本选择这一文化的意义所在。 三、日本的自卑情结 日本人常说“情义”最难接受，一个人必须报答情义。这“情义”到底是指什么，日本文化中有两种不同种类的情义，一种是“对社会的情义”，可以理解为“报答情义”，亦即向同伙人报恩的义务。另一种则是指对名誉的情义，即保持名誉不受任何玷污的责任。日本在感恩文化的影响下，对人际关系中的“恩惠”分得如此之细，这在中国或是西方是没有的，这种现象也表明了长期在无条件的感恩文化中成长的日本人深怕情义的负担。至于“名誉的情义”倒是一个疑问，如此关注自身的清白本身就显示了自己内心的自卑，如果是单个个体是这样，那倒不足为奇，但成为一种民族特质、一种文化，就令人十分不解。这种奇特的文化，难道就是与教育方式、家庭氛围、生长环境等有关吗？如果有关，为什么形成这种独特的教育方式、家庭氛围、生长环境呢？通过生态人类学的视角来分析，可以从两个层面来探析，一是独特的地理环境、狭小的空间，这些环境所给予日本民族的营养，所创造的文明远远不及邻国中国文明的辉煌。因此，很早开始，日本民族就向中国学习教育、农业、医学、经济、天文等知识。可以从大国及小国这两个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看出这些环境所形成的文化，文化的巨大差异以及在两个民族所表现的文化和物质优势造就了日本民族本身对其文化的自卑性。再者，日本独特的等级观念所造成的“恩”与“感恩”思想，是严厉苛刻的行为准则，也是社会规范的指标，是社会衡量日本国民的行为准则，所以，对于行为方面的“名誉”关乎个人的道德好或坏的关键，也是关乎是否能被国家、社会、家族接受的关键，如果失去行为方面的名誉，将会受到国家的审判、社会的惩罚、家族的排斥。因此，名誉在日本民族中就等同于生命一样，没有它，就无法生存。这也是独特的日本环境下，形成苛刻的等级制下产生的副产品。因此，日本民族就有了如此独特的自卑情结。 四、日本人重视享乐的意义 日本民族很重视饮食，他们很注重食物的美感以及食物的鲜美。他们喜欢洗浴，温泉在日本很有名气。我认为日本享乐的民族文化是日本民族在感恩、义务、情义的束缚中的解毒剂，他们喝酒、享乐来摆脱自己身心巨大的负担，偶尔的放纵能释放心里的压力，让人健康地生活。日本比较重视精神的锻炼，认为“恩”“义务”“情义”的偿还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忍受苦难是日本文化的另一种方式，注重精神的磨炼，这看起来与享乐矛盾，不过都是在森严的等级制、苛刻家庭制、“恩”的报答、“义务”的压力、“情义”的负担中的产物，都是面对种种“回报义务”“自我约束”的精神胜利法，享乐是压力过大的情绪“释放剂”，精神磨炼是为了更好地承担责任，并减轻道德约束的痛苦。其实这两项并不矛盾。 五、结语 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提出日本民族的矛盾性格是因为儿童教育时的不连续形成的，即幼儿的纵情恣意，一切欲望都能得到满足，童年开始的感恩文化、行为束缚、必须履行的义务，以及做不好整个家庭的反对，造成了他们长大成人后，既可以沉溺于罗曼蒂克的恋爱，也可以一变而绝对顺从家庭安排的婚姻；既可以沉缅于享乐和安逸，也可以不计一切而承受极端的义务……本尼迪克特从心理角度来诠释日本民族复杂的矛盾性格，认为教育的不连续是造成矛盾性格的主要原因。单方面地认为从幼儿早期的意识，与童年开始的苛刻的文化教育这两方面的影响造成了日本的矛盾性格，这有点夸大早期的幼儿的影响，那幼儿的恣意玩乐是否是形成日本成年沉溺于罗曼蒂克、沉湎享乐和安逸的原因呢？其实人类本身都有沉湎享乐和安逸、追求快乐的生活、趋利避害、追求自由的需求，这并不是只有日本人才有的行为，这是人类的共同爱好。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日本民族的复杂性格，恐怕难以站住脚。因此，笔者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由日本独特的地域环境所形成的苛刻的等级制观念出发，来诠释日本民族的性格特点，从另一种角度解释日本民族的国民性，对于海内外的研究做一参考。还有，二战结束已经将近七十载，日本在这些年经济得到快速发展，那沉重的家庭及社会的压力、森严的等级制度、苛刻的家庭制度、“恩”的报答、“义务”的压力、“情义”的负担是否还存在，那教育的不连续性是否还在继续，如果不存在，那日本民族的矛盾性格是否还如以前一样激烈？他们的电影、电视剧、动漫产业以及服装、电子产品已波及全球，得到各个国家的喜爱。如今很多国家的学子都去日本东京大学深造，这是否可以看成日本的价值观在与世界接轨，或者是日本的价值观已不再是那么令人不可琢磨，无法理解。日本现在的民族性格、民族文化、民族信仰、民族行为与传统相比，变化了什么？保留了什么？笔者的这篇文章，以一种新的视角重新解读日本文化，也为以后的同仁研究日本现代文化做一铺垫。
日本的民族魂——菊与刀“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菊和刀正好象征了这种矛盾。可以从写作背景入手，层层深入，分析作者的局限性和认识上的优越点，再加上自己的想法就好了。
菊花是表面，刀才是实际。不过笑里藏刀，好施狠手，不可信任 绝不可相信
对日本人，我有一种强烈的既痛恨又敬重的复杂心理，恨其曾侵我中华，掠我矿产，屠我同胞，手段惨绝人寰。敬其能以一个落后的弹丸小国能迅速崛起，称雄世界，经济，科技高度发达。然而，近年来，日本右翼分子的重新抬头，屡次伤我中华民族之感情。对此，我不能不对其不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⑴<<菊与刀〉〉是一部对大和民族深入剖解的作品，通过它来了解日本民族，才更有助于我们学会怎样与其合好相处，以使两国人民不再遭受战乱之苦，避免悲剧再次重演。“菊”是日本皇室的象征，“刀”是日本武家的象征，菊代表着恬淡，安适，高雅。刀代表着凶残狠毒，暴力倾向。二者集合，正印证了日班民族的复杂，矛盾，双重性格。尽管《菊与刀》已走过六十多年的历程，日本民族习俗也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或多或少的改变，但是，对以一个具有顽强思想观念的民族来说其本质核心不会改变。关键词：日本人 菊与刀 文化日本民族既有尚武，蛮横，刻板，狡猾，保守，桀骜不驯，胆怯的一面，又有和善，爱好和平，文明尚礼，忠诚，服从，勇敢，善于接受新事物的另一面。而这两种极端对立的矛盾又高度统一，常常令人感到莫名其妙。总之，日本民族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对天皇的狂热崇拜。尽管我们与其同为东方民族，我们对其行为也感到非常困惑。说的不好听点，其民族性格让人觉得是一种“文化上的变态’.其实，这就是我们对日本民族不够了解之处，对此我们只能追溯其实怎样形成的。日本民族为什么会这样极端呢?日本人，一直以拿来主义自居，不管是对古代高度文明发达的中国舞化技术，还是近代科技文化迅速领先世界的欧美。一旦对大和民族有利，都会通通拿来，在经过本民族消化吸收，就变成日本民族自己特有的文化，也就是说日本民族文化根基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性。一直以来，中国的儒，释，道及民间的神仙方术文化对日本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中国儒家思想传到日本后，导致日本人“政治自我”与“文化自我”的长期分裂乃至关系紧张⑵，而这种这种矛盾的状况长期存在，决定了日本人的自卑心理和极其强烈的“危机感”⑶，但是由大陆移民带去的神仙防暑及道家思想与日本原始宗教相结合融化而形成的“神国思想”对此作料补充。在它在近世学到的西方技术与尽心白存下来的文化传统巧妙结合在一起，带给了日本民族以自傲和自负心理。而近世以“物哀”为基础的主情主义，神道思想及理论化了得武士道精神构成了“大和魂”的思想基础。⑷在近世日本的先觉和精英们复古思潮，革新思想和建立天皇体制下，形成了绝对忠君主义，日本地位的优越性，对外的扩张性和和排他性，而对天皇的忠诚则被置于“大和魂”的最高位置，在天皇制的基础上，以武士道为主的“大和魂”成为超越时空的绝对存在，这俩者结合使日本实现了国民之间同一性及与天皇制国家的同一性⑸。“国民”的缺席后不存在也规定了近代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18世纪后期，西方文化给日本文化带来压力和冲击，迫使日本这种民族主义上升为政治民族主义。在《菊与刀》中作者对日本民众对天皇的狂热崇拜深感不解，也正因为如此，作者在二战中得出“日本会投降”及不要改变日本天皇制的结论，这直接影响了美国在战后对日本的政策。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日本民众对天皇如此的狂热崇拜呢？5世纪大和统一日本后，在神道中形成以天皇氏族神为中性的一套天神地只系列和祀仪即“天皇神造”。⑹此后，天皇在日本一直作为传统和宗教的权威存在，形成一个空洞的远离的一切世俗杂虚的圣父，品质高洁，一尘不染的圣父抽象存在，而后幕府统治者创造了整治，惊悸，权力与财富二元分离，天皇的精神权威与将军最高权力分离。但是，在倒幕运动后，为了使日本能够稳定而迅速崛起，明治时期的思想文化精英们利用启蒙思想中的绝对主义炮制出天皇在军事，整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等绝对领导权，而后以创造出的神道教，传统的家长式及立宪三重机构树立天皇制的意识形态，并普及在广大的日本人心中，“天皇成为一位远离世俗杂虑圣父”，致使广大臣民对天皇的盲目崇拜，从而形成把尽忠的根本由大名，将军转移到天皇这个日本统一与永恒的，神圣首领和精神首领的身上，“为天皇国家尽忠献身”“绝对服从天皇”这一臣民意识的“民族性”被强化了。本尼迪克特作为一位从未到过日本的美国学者，能够写出这样对日本民族分析的著作实属不易，她的研究成果直接为美国军方战胜日本及美国日后对日本战后施行的政策服服务。并且，对后来人们研究日本民族产生重要影响。从以上来看，我们中华民族如果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且要长期发挥大国作用。对自身及其他民族的研究显然很有必要。注释：⑴《孙子兵法*谋攻篇》⑵⑶⑷⑸《日本近代民族主义》⑹《武士道善恶论观与军国主义战争观》2002年 1期
我觉得这个公关来时布置的作业还是自己完成的比较好吧。。。
你是哪个班的？被我抓到了吧！哈哈哈！我是吴晓红！这次考试你不用来了！0分！
天气渐凉，我的身体很快有了反抗，不轻不重的感冒，嗓子疼啊。上课本来就是一件很枯燥的事了，由于吃了感冒药，更加困意浓浓了，哎```大脑胀胀的，还要研究那些要命的粒子，不好好待着，竟瞎跑，挪挪极板，我咋知道他们想跑哪里去啊。 一连感冒好几天了，难受啊。前几天，妈妈买来了菊花茶，我是不喝茶的，但为了尽早赶走可恶的感冒，还是喝了，由于加了冰糖，甜甜的。我以前倒是喝过茶饮料，要茶没茶味，要糖没糖味，所以对茶到没什么兴趣，反倒觉得还是咖啡好，一苦到底。我也喝过“咖啡味”的饮料，像奶茶之类的，相比之下，还是纯咖啡喝的痛快，那些貌似咖啡的东西，深深吸上一大口，也没有多少咖啡的味道，反倒变甜了，真是奇怪，为什么要把明明苦的醇香的东西变甜呢？ 我是不喝茶的，也是因为家里没有喝茶的习惯。即使如此，我对茶还是有一点了解的，毕竟茶的故乡在中国。 现在有很多人喝碳酸饮料有专家指出，碳酸饮料除了比较解渴之外，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害而无利，而最佳的的饮品就是茶，但却很少人喝。大概在去年吧，全球十强中排第一的，竟是可口可乐公司。一瓶几元的可乐竟然超越了房产、汽车、钢铁、运输等“庞然大物”，盛气凌人，独占螯头，真的有点出人意料了。 远了，还是说茶吧。恕在下愚钝，一直弄不清“茶”与“茶花”的区别，或许这两者全然无关，又或许这两者即为一体。在我小时侯有一段淡香的记忆，对“茶叶花”的记忆，我所谓“茶叶花”是家乡人的一种说法，没有考证过学名。那是一种小而洁白的花，多盆栽，很香很香，隔着好远就能闻到。这是我对“茶”与“花”唯一紧密联系的记忆了。金庸在《天龙八部》中大展了一次茶花show。江南佳处，翠竹参差，满山茶花，谗煞人眼！幽幽的山雾。轻笼着曼陀山庄，茶花争奇斗艳，摇曳风中，江南的种种名茶花皆聚于此。不远处，就是燕子坞，阿朱的“小别墅”名叫“听香水榭”。听的，也许就是这曼陀山庄的茶花香吧。如此说来，金老爷子还是“眷恋”唐山的，竟用了个“听”字来表示“闻”，神奇！但如今把“听”换成“闻”，“闻香水榭”，还真不是一个味。那些被我咬定是花的东西，竟被称作“茶花”，使我颇为无奈，也颇为自己的无知而羞愧，也是从此处开始，一直弄不清“茶”“花”“茶花”的“辨证关系”了。 暂且不谈花，单说茶，就不能不提到壶。茶壶，茶壶，我壶不成茶。而芸芸众壶之中，当数紫砂壶最得青睐。记得有一部电视剧是专门讲紫砂壶的，剧组用的紫砂壶也是高价购得的，听说最贵的一把竟然上百万，不知是否属实。由此也可见壶的作用不小于茶，魅力也不逊于茶。 茶茶半晌，茶已凉，明知清茶非烈酒，我也要一饮而尽。 茶香四溢，绕心头。
哎。我是爱莫能助啊……
一大群人都，我埋头写啊！那坑爹的题目······
有人喜欢牡丹、有人喜欢月季、有人喜欢荷花、也有人喜欢水仙，而我却喜欢那朴素的菊花。它牡丹的雍容华贵，月季的婀娜多姿，也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更水仙“凌波仙子”的美誉，它却独特的风韵———不屈不挠。了春天的孕育，夏天的酝酿，菊花百花凋谢的秋天怒放了，是填补的空缺，让这萧瑟的秋天不凄凉！看，菊花的花有大有小，大的像绣球，小的似碧玉，美极了。再看那花瓣，像少女的卷发，似老的拐杖，若蛟龙的爪子，还如喷泉洒下，各不相同。菊花的颜色也有，红得像火，黄得似金，白得若雪，绿得如玉，粉的好似云霞，那白中带绿的，更是清幽淡雅。五颜六色，美不胜收 ，让人喜爱。你吗？在马来西亚有菊花，叫除虫菊，把菊花磨成粉，制成药，可以消灭害虫。菊花还可以泡茶喝，用菊花泡成的茶水清热解毒的功效，在炎热的夏季，喝上一杯浓浓的菊花茶，既可以防暑，又可以降火，味道好极了。菊花既有保健功能，也有高尚的品格，它虽美，却开在深秋，不与百花争艳，它奉献出的，却炫耀，这菊花的品格。我欣赏菊花的品格，它虽美却与世无争。别的花多都在春天争奇斗艳，而你却在萧瑟的秋天羞羞哒哒地低着头，显示出你特文静庄重，如火如荼的菊花，你不畏寒意，坚强不屈，让秋天鲜艳多彩，给大无限的生机和美感。我喜欢牡丹的，我喜欢水仙的洁白高雅，我喜欢月季的雍容华贵，但我更喜欢菊花的坚贞不屈、傲霜斗雪！了春天的孕育，夏天的酝酿，菊花百花凋谢的秋天怒放了，是填补的空缺，让这萧条的秋不凄凉！看，菊花的花有大有小，大的像绣球，小的似碧玉，美极了。再看那花瓣，像少女的卷发，似老的拐杖，若蛟龙的爪子，还如喷泉洒下，各不相同。菊花的颜色也有，红得像火，黄得似金，白得若雪，绿得如玉，粉的好似云霞，那白中带绿的，更是清幽淡雅。五颜六色，美不胜收看那菊花，远看宛如碧绿的地毯上绣着五彩的大花，近看又一番情趣，朵很美，那也很美；闻闻朵很香，闻闻那也很香。让人眼花缭乱。朵似害羞的小姑娘，半张着脸，那却全盛开了，张着笑脸迎接这金色的秋天，花骨朵儿的，饱满的要裂开，迫待的想让人一睹她那绝世的芳华。看那菊花，远离那菊花群，不愿与为伍，确实它是鹤立鸡群，虽一枝独秀，但让人感个体所独风姿，墨绿色的叶子层层叠叠，如众星捧月般衬托着洁白的花，更宁静高远，神圣脱俗。菊，不禁思起了久违的忘年交，他酷爱养花侍草，犹爱养菊。是潜移默化，他也具备了菊花的优点，菊花着它的美丽供人观赏，而他则奉献着剩余的光和热，菊花不畏寒冷，傲霜斗雪，而他不被打倒，在逆境里求生存。令我钦佩！美丽的菊花，更爱菊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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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 匡 香港作家。1935年生，浙江宁波人，出生于上海。 1957年到香港，作过工人、校对、编辑，自学成才，成为专业作家。他写作面十分广阔，众体皆备，小说则包括侦探、科幻、神怪、武侠、言情各种。写作速度也十分惊人，每小时可写4500字，曾同时为12家报纸写连载。武侠小说以《六指琴魔》为代表，想象奇特；也曾在金庸出国期间代金庸写《天龙八部》连载（这一部分后来金 庸改写时删去了）。他的武侠小说主要有：《飞针》《鬼界》《铁拳》《夜遁》《大盐枭》《独臂刀》《红飞雁》《巨灵掌》《游侠儿》《冰天侠侣》《六指琴魔》《五虎屠龙》《侠义金粉》《最后一剑》《大侠金旋风》《龙虎双剑侠》《云海争奇记》《紫青双剑录》《浪子高达传奇》《女黑侠木兰花》等。 柔石（1902－1931年) 现代作家。原名赵平复。浙江宁海人。 1917年在家乡正学小学毕业，次年到杭州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10月，参加同学潘漠华、冯雪峰组织的文学团体“晨光社”。1923年夏毕业后，曾在杭州当家庭教师。1924年春，在慈溪县普迪小学任教，并从事业余创作。1924年下半年，因团结进步教师组织读书会而被解聘。1925年春，到北京大学旁听，常听鲁迅讲课。1926年初，由于贫病交迫，离开北京，奔波于沪杭一带，曾计划与朋友在杭州办一所私立中学，未成。在此期间着手创作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上册写于上海，下册写于杭州。不久去镇海中学任教。1927年夏，到宁海中学任教。1928年初，在党组织和进步教师的支持下，出任宁海县教育局局长。4月，宁海县农民在亭旁（今属三门县）起义，宁海中学二三十名教师参加。暴动失败后，宁海中学被解散，一些师生惨遭杀害。柔石被迫出走到上海，改订《旧时代之死》，由鲁迅推荐，在北新书局出版。1928年下半年起，与鲁迅比邻而居，合办朝花社，出版《朝花周刊》二十期、《朝花旬刊》十二期及《文苑朝花》五本。1929年1月至9月，受鲁迅委托，接编《语丝》杂志。1929年11月出版中篇小说《二月》。1930年2月，同鲁迅、宋庆龄等人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柔石为发起人之一，被选执行委员，后任常务委员和编辑部主任。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以左联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筹备会，并写了报道此次会议的通讯《一个伟大的印象》。1930年中，翻译了高尔基等苏联作家的不少创作和论著，同时发表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并被译成多种外文。1931年1月17日晚，在上海东方旅馆参加党的秘密会议，因叛徒出卖，同与会三十多人一起被捕。2月7日晚，与其他二十多人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其中左联成员五人，称为左联五烈士。遇难后，鲁迅曾写《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为了忘却的纪念》、《柔石小传》等文；左联也出版纪念专刊《前哨》，沉痛纪念柔石等五位烈士。 邵逸夫 (1907－) 电影事业家。原名邵仁楞，浙江宁波人。 上海青年会中学毕业。1925年与兄醉翁、人 、仁枚在上海创办天一影片公司，负责外埠发行业务，并学习摄影和编剧。1928年与仁枚携影片去新加坡、马来西亚开辟放映市场。后成立邵氏兄弟有限公司，并在南洋各地拥有数十家电影院。1957年与仁枚在香港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接办邵氏父子公司的制片业务。并辟建邵氏电影城，摄影棚扩展至十余个，拥有拍摄、录音、彩色洗印、放映等全套设备，使之成为香港规模大、设备先进的电影制片厂。公司成立后每年约生产三十部影片，至80年代中期已生产影片七百余部。并常以其影片领风气之先，如李翰祥导演的《江山美人》、《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影片使黄梅调电影风行香港影坛数年之久；胡金铨导演的《大醉侠》，张彻导演的《 独臂刀》等又使60年代沉寂一时的武侠片重新兴盛起来；影片《后门》、《万古流芳》、《珊珊》等也接连在亚洲影展获奖。其中多部优秀影片均由其亲自监制。同时，在东南亚各地，其戏院已扩展至一百六十余家，形成一个庞大的发行网，并在东京、巴黎、罗马、伦敦、柏林等大都市设常驻代表，使中国影片打入世界电影市场。由于他对电影事业的贡献，1974年和1977年分别获英国女皇颁授CBE勋衔和爵士勋衔。1983年获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高荣誉奖，并兼任香港无线电视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校董、香港艺术节主席、香港艺术中心主席等。 包玉刚（1918—1991年） 名起然。浙江宁波人。 早年入上海中兴学堂，后入吴淞商船学校。1937年辍学，供职中央信托局衡阳办事处，任中国工矿银行衡阳分行副经理，未几任中国工矿银行重庆分行经理。抗日战争胜利后，改任上海市银行业务部经理，1946年任副总经理兼业务部经理。1949年初至香港，与人合资开设华人行，经营进口贸易，为大陆装运进口钢材、棉花、药品等紧缺物资。1955年创设环球有限公司，经营印度至日本间煤炭运输。次年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为国有，运费大涨，获资甚丰，遂购置新船，扩展业务。继与日本造船业、金融业、香港汇丰银行等合作，渐著声航运界。1967年中东战争石油危机中扩大船队，1970年改为环球航运集团有限股份公司，1972年创设环球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任董事会主席。至1981年底，拥有船只210艘，总载重吨位2100万吨，人称“东方船王”。又于纽约、伦敦、东京等地设立10多家子公司、代理公司，还兼营地产、码头仓储、公共交通等业，历任国际独立油轮船东协会、亚洲航业有限公司、世界航运及投资公司、世界海事及陆丰国际（投资）公司、世界金融国际有限公司和LBJ金融（香港）有限公司主席等职。1963年加入英国籍，1976年英国女王授予爵士，比利时国王、巴拿马总统及日本天皇授于勋章、奖章。1991年9月23日病逝香港。他热爱祖国，拥护“一国两制”政策，曾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自奉节俭，乐善好施，先后捐资兴建北京兆龙饭店、上海交通大学兆龙图书馆、杭州包玉刚游泳池等，又倡设包兆龙、包玉刚中国留学生奖学基金，捐款赈济灾民。促进故乡建设，应聘任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顾问、甬港联谊会、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名誉会长等职，捐资5000万元创建宁波大学，又捐资建包玉刚图书馆。 蒋介石（1887-1975） 名中正，原名瑞元，学名志清，奉化人。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在宁波箭金学堂读书，次年入奉化龙津中学。1907年入保定军官学校，一年后赴日留学。1908年至1910年，在东京振武军事学校学习。经陈其美介绍，于1908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结识孙中山。1911年武昌起义后回国，曾参加光复上海和杭州等战役，在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任团长。民国成立后，曾随陈其美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活动，也曾受陈指使派人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二次革命”失败后去日本。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18年，应孙中山之召去广州，任陈炯明粤军作战参谋。1919年至1920年间，在上海从事证券交易。1922年6月，陈炯明叛乱，蒋应孙中山电召去广州，后随孙中山到上海，著《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1923年4月，又随孙中山回广州，任大元帅府参谋长。8月被派往苏联考察军事。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蒋表面拥护，取得孙中山的信任。5月，黄埔军校创办时，蒋被任命为校长，旋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右派势力抬头。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提出“整理党务案”排斥共产党人，并乘机攫取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1927年，北伐军进占长江中下游地区后，蒋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在各地“清党”，公开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并任国民党总裁，控制党、军、政大权，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对外投靠帝国主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继续进行反共内战，对中国工农红军先后发动五次“围剿”，此外，又不断制造新军阀混战。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被迫结束十年内战，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蒋一面抗战，一面企图与日谋和。1938年武汉失陷后，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曾先后掀起三次反革命高潮。1943年，林森病逝，蒋继任国民政府主席。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妄图独吞胜利果实，伪装和谈，准备内战部署，旋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1946年一手召开伪国大，通过“宪法”，1948年任“总统”，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949年4月，南京解放，国民党政府灭亡。蒋率残部逃到台湾。1975年4月5日病死台北。 童第周（1902-1979） 鄞县人 。 曾任山东大学、中央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英国剑桥大学、美国耶鲁大学研究员。解放后历任山东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副所长，海洋研究所所长和动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并任中国科学院生物部委员、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一至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童是我国实验胚胎学的开创者，早期在脊椎动物、鸟类和两栖灯动物卵子发育能力的研究方面，有独创性发现。五十年代开始，系统研究文昌鱼和卵子发充规律，为进一步确定文昌鱼在动物学上的位置提供了重要证据，丰富了实验胚胎学理论。六十年代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细胞核和细胞质在鱼类个体发育、细胞分化和性状遗传中的相互作用，提出了创见。他在研究海洋有害生物的防治、经济水产动物的人工养殖、经济鱼类育种的新途径等方面，也作出了贡献。先后发表论文和专著七十余种。 潘天寿（1897-1971） 原名天授，字太颐，号寿者，又号雷婆头峰寿者。1897年3月生于浙江省宁海县。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 潘天寿年青时自感“无干事之才，只有书画尚能胜任”，因而在诗、书、画、篆刻等方面深入探研。1923年，27岁的潘天寿应聘到上海美专任职，并参与创办上海新华艺专，培养了许多学生。1928年，他到新成立的杭州西湖艺术院任中国画系主任，他的才干受到当时已80高龄的昊昌硕的赏识，潘天寿在艺术上亦也受了到吴的影响。1945年任国立艺专校长。1955－1965年间，是潘天寿创作、著论丰盛的10年，这时期他曾任全国美协副主席，1958年荣任苏联莫斯科美术研究院名誉院士，1959年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文革中受到诬陷与摧残，1971年9月含冤而逝，时年75岁。后来由国家投资在中国美院院内建有潘天寿纪念馆。他对继承和发展民族绘画充满信心与毅力。为捍卫传统绘画的独立性竭尽全力，奋斗一生，并且形成一整套中国画教学的体系，影响全国。他的艺术博采众长，尤于石涛、八大、吴昌硕诸家中用宏取精，形成个人独特风格。不仅笔墨苍古、凝炼老辣，而且大气磅礴，雄浑奇崛，具有慑人心魄的力量感和现代结构美。著述有《中国绘画史》、《听天阁画谈随笔》。他是一代艺术大师和美术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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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名人 【严光】生卒年待考。东汉初隐士。本姓庄，后人避汉明帝刘庄讳改姓，一名遵，字子陵。余姚人。少有文名，与刘秀同游学，曾拒为王莽官。建武元年(25)，刘秀即位，严光隐名换姓，避居他乡。后三聘而始至洛阳，授以谏议大夫之职，不就，归隐富春山(今浙江桐庐县境内)。80岁卒，安葬在客星山。现余姚与慈溪等地有严子陵祠、客星山"高风千古"坊、故里碑亭等史迹。 【阚泽】(170～243)三国时吴国官吏。字德润。宁波市慈城镇人。世代为农，好学，后举孝廉。曾任钱塘长，三国吴尚书令、中书令，拜太子太傅，精通经学、历书。极力向孙权推荐贾谊的《过秦论》，主张废除酷刑，以礼义治国。晚年笃信佛教，舍宅为普济寺。今慈湖(又名德润湖)边有其故址，宅后山为"阚峰"。� 【虞喜】(281～356)东晋天文学家。字仲宁。余姚人。出身豪族，屡征博士、举贤良，皆不就。东晋咸和五年(330)，计算出冬至太阳位置每50年向西移动一度(现代测定为71年8个月)，即为"岁差"。这一发现对以后的天文学有很大的影响。他主张天高无穷，日月星辰按各自的规律运行，以驳浑天说、盖天说。著有《安天论》、《志林》等。� 【虞世南】(558～638)唐初书法家。字伯施。慈溪市人。南北朝时仕陈，入隋任秘书郎、起居舍人。隋亡，曾为窦建德黄门侍郎，唐武德四年(621)为秦王府参军，授弘文馆学士，改太子中舍人。贞观元年(627)李世民即位，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太子右庶子、秘书监等，封爵永兴县公。辞官，授银青光禄大夫。卒后陪葬昭陵，画像凌烟阁，赠礼部尚书，谥文懿。书法继承王羲之、王献之笔致，外柔内刚，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称唐初四大家。有石刻《孔子唐堂碑》等传世，著有《帝王略论》、《书旨述》、《笔髓论》、《观学篇》等，编有《北堂书钞》160卷，为国内现存第一部类书。� 【陈藏器】(681～757)唐代药物学家和方剂学家。四明人。开元年间(713～741)，任京兆府三原县县尉。认为东汉的《神农本草经》虽经补辑，但遗逸尚多，而为之搜遗补缺，编撰《本草拾遗》10卷。明李明珍认为此书"博极群书，精核物类，订绳谬误，搜罗幽隐，自本草以来，一人而已"。惜原书已佚。另作《本草序例》1卷，《本草解纷》3卷。为中医方剂学"宣、通、补、泄、轻、重、滑、涩、燥、湿"等"十剂"方剂分类法的创始人。� 【林逋】(967～1028)北宋诗人。字君复。宁波奉化大里黄贤村人。一说杭州人，见上卷252页杭州"林逋"条。� 【史浩】(1106～1194)南宋右丞相。字直翁。鄞县人。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历任余姚县尉、温州教授、国子博士、秘书省校书郎等职。隆兴元年(1163)任参知政事、右丞相兼枢密使，上书言赵鼎、李光无罪，昭雪岳飞冤狱，后因反对张浚等贸然用兵北伐，遭王十朋等所劾。淳熙五年(1178)复为右丞相，淳熙十年(1183)致仕，封太保、魏国公。卒后封会稽郡王、越王，谥忠定。有《尚书讲义》、《周官讲义》、《仙源类谱》、《？峰真隐漫录》等著述。� 【张孝祥】(1132～1170)南宋词人。字安国，号于湖居士。鄞县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廷试第一，人称甬上第一状元。历任秘书省正字、起居舍人、中书舍人、平江知府、建康留守、敷文阁待制、荆南荆北路安抚使、显谟阁直学士等职。卒后葬建康(南京)钟山。为官时支持张浚北伐，反对秦桧专权。文章过人，为南宋豪放派词人。著有《于湖居士乐府》、《于湖词》、《于湖集》、《古风律诗绝句》等。� 【叶梦鼎】(1200～1270)南宋官员。字镇之，号西涧。宁海东仓上宅人。本姓陈，6岁时过继于母族，改姓叶。南宋嘉熙元年(1237)，以太学上舍试入优等，曾在信州、袁州、吉州、隆兴等地为官，景定三年(1262)任兵部尚书，次年迁吏部尚书，咸淳三年(1267)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因反对贾似道专权，阻止《公田法》、《经界推排法》实施而遭贾忌恨，遂托病辞官。著有《西涧集》。� 【黄震】(1213～1281)南宋官员。字东发，人称於越先生。慈溪人。南宋宝四年(1256)进士。曾任史馆检阅、抚州知州、江西提点刑狱、提举浙东常平茶盐等职，为官清廉，敢于直言。宋亡后隐居定海灵渚乡泽山(今慈溪市田央乡)、鄞县等地，卒后门人私谥文洁先生。参与宁宗、理宗两朝《国史》、《实录》的修纂。批判理学"人心道心"、"即心即道"观点，创东发学派，著有《黄氏日钞》、《古今纪要》、《戊辰修史传》、《礼记集解》、《春秋集解》等。� 【王应麟】(1223～1296)南宋学者。字伯厚，号深宁，人称厚斋先生。鄞县人。南宋淳元年(1241)进士，曾任太常寺主簿、台州通判、礼部郎官、徽州知州、吏部侍郎、礼部尚书等职。敢于直谏，为权相贾似道所恶，屡遭贬斥。宋亡后闭门著述，著有《困学纪闻》、《玉海》、《通鉴答问》、《诗地理考》、《深宁集》、《通鉴地理考》、《汉艺文志考证》、《三字经》等。其中《三字经》影响极大，流传甚广。� 【胡三省】(1230～1302)南宋学者。原名满孙，字身之，又字景参，其家居涧旁有古梅，因号"梅涧"。宁海县中胡村人。南宋宝�NB039�四年(1256)进士。曾任吉州泰和尉、慈溪尉、扬州江都丞、怀宁知县、朝奉郎等职。德�NB039�元年(1275)入贾似道幕府，后因与贾不合还乡。一生致力于《通鉴》校勘。历时30年，完成《资治通鉴音注》294卷，著有《通鉴释文辨误》、《竹素园稿》、《通鉴小学》等。� 【戴表元】(1244～1310)元初文学家。字帅初，一字曾伯，自号剡源先生。奉化榆林人。从师王应麟。南宋咸淳七年(1271)进士。授迪功郎、建康府教授等职。元兵南下，避难天台、鄞县、杭州等地，以授徒卖文为生。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受聘任奉化养正堂师，大德八年(1304)任信州教授。后归里，读书吟诗以终。学识渊博，善书法，以散文名重一时，被誉为"东南文章大家之一"。著有《剡源集》、《剡源佚诗》、《剡源佚文》等。� 【方孝孺】(1357～1402)明初学者。字希直，又字希古，号逊志。人称缑城先生、正学先生。宁海县人。少好学，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授汉中府学教授。蜀献王聘为世子师，建文元年(1399)，迁侍讲学士，值文渊阁，任《太祖实录》、《类要》总裁，文学博士等。建文四年(1402)燕王朱棣兵陷南京，他被捕下狱，后朱棣命他草拟登极诏书，他披麻戴孝，坚拒草诏而疾书"燕贼篡位"。朱棣大怒而灭其十族(加学生)，罹难者873人。有《逊志斋集》、《秋崖集》行世。� 【王守仁】(1472～1529)明代哲学家。原名云，更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人称阳明先生。余姚人。明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曾任刑部主事、兵部主事，因触犯刘瑾，贬为龙场(今贵州修文县)驿丞。后任南京太仆寺少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兵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回故乡余姚，在龙泉山中天阁讲"致良知"说，开创了姚江学派(又称阳明学派)。卒于江西南安，谥文成。归葬绍兴兰亭。王阳明是中国哲学史上主观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著有《阳明全书》。� 【吕纪】(1477～?)明代花鸟画家。字廷振，号乐愚。鄞县人。明弘治年间(1488～1505)应征入宫，任锦衣卫指挥使。画近学边景昭，远承南宋画院体风格，尤擅画凤凰、仙鹤、孔雀、鸳鸯等，生动明丽，工笔与写意俱佳。间作山水人物。为当时画院花鸟画代表作家之一。作品传世较多，主要有《桂菊山禽图》、《鹰雀图》、《雪景翎花图》、《竹禽双雉图》、《雪岸双鸿图》等。� 【范钦】(1505～1585)明代藏书家。字尧卿，号东明。鄞县人。明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历任随州知州、工部员外郎、袁州知州、广西参政、福建按察使、云南右布政使、陕西左布政使、副都御史等职。后晋兵部右侍郎，未赴任而去职还乡。一生喜爱藏书。归里后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1561～1566)间在月湖西岸的居宅东侧建造了藏书楼，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义，名"天一阁"。其藏书以明版地方志及登科录为世人所重，在明时已有浙东藏书第一家之誉。历经400余年后的今天，已成为国内最古老的藏书楼。范钦的著述有《四明范氏书目》、《烟霞小说》、《抚掌录》、《奏议》、《草朝遗忠录》、《明文臣爵谥》、《古今谚》。� 【屠隆】(1543～1605)明代文学家。字长卿，一字纬真，号赤水、由拳山人、蓬莱仙客、鸿苞居士。鄞县人。明万历五年(1577)进士。曾任颍上知县、青浦知县、吏部主事、郎中等职。因不拘小节、纵情诗词而罢职。回乡后以卖文为生，贫困潦倒。屠隆博学多才，尤精戏曲，书画造诣颇深，与胡应麟等并称"明末五子"。著有《彩毫记》、《昙花记》、《修文记》、《白榆集》、《由拳集》、《鸿苞集》、《观音考》等。� 【朱之瑜】(1600～1682)明末学者，抗清义士。字鲁屿，号舜水。余姚人。早年精研六经，绝意为官。清顺治二年(1645)清兵下浙，他奔走各地，联络义军支援四明山寨王翊，顺治四年至十五年(1647～1658)，4次东渡日本，欲借兵复明，途中历经艰险，终未成功。后随郑成功、张苍水抗清，败后定居日本。康熙三年(1664)，水户藩主德川光国聘其为宾师。前后侨居日本20余年，向日本介绍了中国服制、礼制、官制等礼乐典章，讲授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为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友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卒后私谥文恭先生，葬日本常陆入慈郡大田乡瑞龙山麓。有《舜水先生文集》、《朱舜水集》、《朱氏舜水谈绮》等行世。1982年5月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日本朱舜水先生纪念会在余姚龙泉山上建造了朱舜水纪念碑。� 【黄宗羲】(1610～1695)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人称梨洲先生。余姚黄竹浦人。父黄尊素，东林党人，因反对魏忠贤等死于诏狱。明崇祯元年(1628)，赴京为父申冤，锥刺逆党。而后在南京加入复社。明亡后，率家乡子弟组成"世忠营"，拥鲁王抗清，先后10年，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左副都御史等职。失败后归隐故里，授徒讲学，著书立说。黄宗羲学识渊博，著述弘富，对天文、地理、历算、乐律等造诣颇深，尤长史学，并开创了浙东学派。有《黄宗羲全集》行世，其代表作有《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四明山志》、《南雷文定》等。� 【张苍水】(1620～1664)明末抗清义士。名煌言，字玄著，号苍水。鄞县人。明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清顺治二年(1645)，清兵南下入浙，同钱肃乐等人在宁波府城隍庙聚众起义抗清，后又迎鲁王朱以海至绍兴监国，官至兵部尚书。顺治十六年(1659)率义军与郑成功兵入长江，破京口(今镇江)，沿江4府3州24县闻风归附。后郑成功兵败师溃，历尽艰险，返乡招集旧部，继续抗清。康熙三年(1664)闽战一役遭重创，见复明无望，遂散兵隐居于象山县石浦南田的悬岙岛(一说舟山悬岙)。因叛徒出卖被执，清人劝降不从，在杭州慷慨就义。谥忠烈。著述有《张苍水集》。� 【万斯同】(1638～1702)清初历史学家。字季野，号石园。鄞县人。黄宗羲弟子，清初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博通诸史，尤精明史，以明遗民自居，绝不仕清。清康熙十八年(1679)，《明史》总裁官大学士徐元文荐他入史馆，在父师嘱托之下，携书10万卷入京，不受俸，不署衙，以"布衣"身份参修明史。《明史稿》500卷，由他手定。卒于明史馆，归葬奉化市莼湖镇邬阳观山南麓，墓上有"班马三椽笔，乾坤一布衣"对联。著作有《儒林宗派》、《历代史表》、《石园诗文集》、《两浙忠贤录》、《读礼迎考》等30余种。� 【全祖望】(1705～1755)清代史学家。字绍衣，号谢山、鲒？亭长，人称谢山先生。鄞县人。乾隆元年(1736)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次年，因与权贵不合，辞官还乡，读书著述。乾隆十三年(1748)主讲绍兴蕺山书院，十六年主讲广东端溪书院。全祖望学识渊博，著作颇丰，著有《鲒�NB043�亭集》、《鲒�NB043�亭集外编》、《汉书地理志稽疑》、《古今通史年表》、《句余土音》等，又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续选《甬上耆旧诗》。� 【叶恭绰】(1880～1968)文史专家。字誉虎，又名裕甫、遐翁等。余姚人。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历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财政部长、段祺瑞临时执政府交通总长、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长、国学馆馆长等职。1949年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政协第二届常委、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国画院院长等职。尤擅书法，工真、行、草书。著有《交通救国论》、《历代藏经考略》、《遐庵汇稿》等。� 【周淡游】(1882～1919)早期同盟会员。原名声德，学名日宣，字淡游。奉化人。为奉化城里最早剪去发辫的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东渡日本，入东京警监学校，与陈其美同学，结识了孙中山、黄兴、廖仲恺等人，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期间，任沪军都督府军需官、浙江都督府顾问。1915年，又参加发动肇和舰起义。1918年冬，奉孙中山之命入蜀佐助四川省长杨沧白。次年病逝任上，孙中山致电吊唁。墓在奉化市中心锦屏山东麓，蒋介石题写墓碑，并建有纪念塔和山庄。 【周信芳】(1895～1975)京剧艺术大师。字士楚，艺名麒麟童。慈溪人。生于江苏清江浦，幼年随父学艺，7岁始以七龄童艺名登台，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始用"麒麟童"艺名。曾与梅兰芳、谭鑫培等同台演出。他是中国当代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和艺术革新家，继承和发展了民族戏曲的现实主义表现方法，塑造了许多具有鲜明性格的典型人物，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是"麒派"宗师。1949年应邀出席中央人民政府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历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宁波京剧院院长等职。代表剧目有《四进士》、《徐策跑城》、《萧何月下追韩信》、《清风亭》等。著有《周信芳戏剧散论》。� 【潘天寿】(1897～1971)国画家、美术教育家。乳名权，原名天谨、学名天授，字大颐，号寿者、阿寿、雷婆头峰寿者、颐者等。宁海县回浦乡冠庄村人。现故居已修复并对外开放。幼年即喜习书画，后得李叔同、经亨颐、吴昌硕、刘海粟等名人指点，技艺日精。1926年任宁波新华艺术学院艺术教育系主任，1928年任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国画系主任。1949年后，历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浙江分会主席、全国文联委员等职。擅长写意花鸟和山水画，熔诗、书、画、印于一炉，风格独特。著有《中国绘画史》、《听天阁画谈随笔》、《中国书法史》、《治印谈丛》等。� 【沙孟海】(1900～1992)书法家。原名文若，字孟海，号沙林、石荒、兰沙、决明。鄞县塘溪乡人。自幼爱好书法、篆刻。1920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25年赴宁波，任职商务印书馆，与冯君木、吴昌硕、马一浮、章太炎等交往，书艺大进。1929年后任广州中山大学预科教授，1931年任南京中央大学、教育部秘书等职。1949年后历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兼调查组组长、省博物馆历史部主任、西泠印社社长、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中国民主同盟浙江省委顾问等职。书法刚健有力、雄厚遒劲，善擘窠榜书，被誉为"书坛泰斗"。著述有《近三百年的书学》、《兰沙馆印式》、《印学史》、《印学概述》、《浙江新石器时代文物图录》、《中国书法史图集》、《沙孟海书法集》、《沙孟海论书丛稿》、《沙孟海写书谱》等，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书法卷》等。鄞县东钱湖畔建有沙孟海书学院。� 【童第周】(1902～1979)生物学家。鄞县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心理学专业。1930年赴比利时布鲁塞尔，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山东大学、中央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英国剑桥大学、美国耶鲁大学研究员。1949年后，历任山东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副所长、海洋研究所所长、动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是中国实验胚胎学创始人，在研究细胞核、细胞质在鱼类个别发育、细胞分化和性状遗传中的相互作用方面多有创见，有论文、专著70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