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支付法律制度研究论文

我国当前的经济转型首先是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转换，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与此相联系的必然是经济管理者 ——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变，即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由主要直接参与经济竞争转向为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上述转型的成功推进必然带来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生存方式的彻底转变，即从听命于行政机关，被动执行政府计划的附属机构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经济转型也包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即从片面强调量的扩张转为重视质的提高，从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转向实现人、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实现可持续增长。经济转型似乎是“无形之手”高歌猛进，攻城掠地，“有形之手”步步退让，一败涂地，一切以市场化为价值取向。但是，市场经济本身能否自发形成，经济转型能否完全依赖市场自身的力量自动实现呢？我们所追求的经济转型的目标果真是市场之手独霸天下，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所谓自由经济吗？如果不是，又该如何实现经济的成功转型？经济转型后的目标体制又该是怎样的昵？当前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由于新的经济体制尚在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之中，旧的经济体制和观念尚未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新旧体制的冲击和对抗，使经济领域内暴露出来的矛盾，盘根错节，错综复杂。解决这些问题既是促进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经济成功转型的基本前提，而每个矛盾的解决都离不开经济法思想的指导，离不开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一、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模糊，急需按经济法理念重新定位政府改革的滞后，是我国经济转轨进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政府机构改革不尽如人意，政府职能转变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理论认识上的模糊不清，没有彻底解决国家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正确定位。改革开放前的政府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政府，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都由政府管制，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行政管理关系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企业和个人完全丧失了主动性、创造性。近几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那种认为政府应当彻底退出经济活动领域，只当守夜人，一切交由市场的论调一度博得多方喝彩。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常常是非此即彼，国家不是“越位”，就是“虚位”，总是很少“到位”。当前，我国的改革面临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挑战，这是一个更为深刻、更为复杂的改革新阶段。经济转型要求构建现代产权关系，社会转型需要形成新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在实现权利的多次分离后，国家成为集多种身份和多种职能于一身的集合体。具体来说，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应是三重身份（行政管理者、经济管理者、国有资产所有者），三种职能（行政管理职能、经济管理职能、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实现三次权利分离（行政管理权与经济管理权相分离，经济管理权与国有资产所有权分离，国有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或法人财产权相分离）。国家以不同的身份，行使不同的职能，就会形成不同的法律关系。正确认识由国家参与的各种不同法律关系的性质，才能准确适用法律，维护各方合法权益。同时我们认为按照经济法基本要求，不仅要实现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还在于要实现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从依赖行政命令转而依靠法律保障，遵循经济法律制度行使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历史性跨越。二、经济的二元结构特征显着，城乡、地区矛盾的解决有赖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中国经济存在多重二元结构性矛盾，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反差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引起的地区差异。城乡、地区矛盾的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结构性障碍，如何化解矛盾不仅是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首要课题，而且已上升为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经济法既服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尊重市场主体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又强调国家应当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正确的作用，它把“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辩证地统一起来的特征显示其对于解决城乡、地区二元矛盾天然地具有优越性和独到性。针对当前农村中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等财政投入严重不足；违法侵占农民土地，任意降低征地补偿标准，漠视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安置以及农民负担过重，乱集资、乱摊派屡禁不止等问题，从完善以下三个方面的经济法律制度入手，有助于构建规范的、持续长效的缩小城乡差别的法律机制。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制定统一的财政法，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事权与财权划分不清晰，权利与义务不明确，导致财政支出责任不落实，上下级政府间一事一议，讨价还价现象较为常见。而且，目前我国普遍实行的市领导县的财政体制，客观上使得农村社会经济资源、资本更主要地是被城市所汲取，加剧了城乡二元分割。行政长官追求立竿见影的政绩驱动与财政支出法律规范的缺位，往往使农村成为最终的牺牲品。所以，首要的是要建立科学完备的财政法律体系，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支出责任和税收划分规则，确立覆盖城乡的统一的公共财政支出原则，强化市以上各级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和基本社会保障的支出义务，规范上下级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把城市返哺农村的各项制度具体化，才能从根本上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其次，要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法》，明确土地承包权的物权性质，并赋予权力保护以可诉性。2003年新的《土地承包法》虽然对于保护农民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权，限制土地发包方滥用权力等方面起到很大作用，但仍然存在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首先，确权工作严重滞后，估计有约30%的农户仍然没有领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权属登记进程的滞后，导致大量土地承包纠纷只能适用土地承包合同，弱化了土地承包权的物权性质，客观上助长了发包方任意毁约行为。其次，侵害土地承包权的责任形式单一，法律责任轻，违法成本低。根据承包法第54条，侵害土地承包权的只是承担“停止侵害、返还原物、恢复原状、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几乎不用承担刑事责任。而所谓的民事责任，由于侵害方主要是村、乡集体组织，也几乎难以得到实际执行。最后，权利救济渠道阻塞，可诉性差。长期以来，许多基层法院拒绝受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1999年最高法院出台有关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司法解释后，虽然规定应当受理，但是许多地方对土地承包这一典型的经济法律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仍然纠缠于该法律关系到底是民事法律关系还是行政管理法律关系的争论而不能自拔，其结果是牺牲了广大农民应当得到国家司法救济的正当权力。最后，应当建立和完善农业税收法律体系，规范各类涉农收费。乱收费、乱摊派之所以屡禁不止，源于我国农村税费名目繁多，包括农业税、附加税、特产税、屠宰税、“三提五统”、教育集资以及以资代劳款、地方行政劳务收费、地方行政性收费等等，而这些税费的征收依据主要是税收行政法规和各级政府决定，对收费项目的创设权限和程序没有法律约束，现有的有关农村税费的规范性文件位阶低，缺乏权威性和稳定性。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逐步推进，在条件成熟时，以最大限度减轻农民负担为出发点，以统一的涉农税法理顺国家、集体、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规范农村基本分配制度，才能从制度上确保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我们再来看区域差别。为了缩小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间的差距，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国家开始贯彻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方针，不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倾斜。随着经济转型的推进，国家职能的转换，公共财政体制的确立，除大型基础设施外，中央政府势必改变以往直接投资设厂的支援模式，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将成为必然选择。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实行分税制国家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普遍做法和基本方式。它是基于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的纵向不平衡及各地区财政的横向不平衡所产生的，是国家为了实现区域间各项事业的均衡发展而采取的一项财政支出制度。实施转移支付制度的目的，是通过中央财力的转移分配来调节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而达到运用财政分配职能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但是，我国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税收返还以保证地方既得利益为依据，从而把原有的财力不均问题带入分税制财政体制中，未能体现财政均衡原则，也与设置转移支付的基本目标相违背；中央对地方的专项拨款补助缺乏规范的法律依据和合理的分配标准，与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的原则不相适应。另外，财政补助分配透明度低，随意性大，监督约束不足也亟待改变。所以，在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的前提下，有必要制定转移支付法，明确财政转移支付的原则、目标和形式，制定科学合理的计算标准，形成一整套规范的监督约束机制，才能充分有效发挥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平衡区域间差别的作用。三、市场经济秩序混乱，行政治乱应让位于依法治理经济转型经常伴随着经济秩序的混乱。市场本身不能自动产生良好的秩序，秩序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必须也只能由政府来提供。企图单纯依靠民事法律制度，依赖市场主体的自我约束就能达致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是对市场迷信式的崇拜，注定是水中月、镜中花。营造良好的经济秩序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而政府也必须改变以往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式，一时的暴风骤雨只能冲走地表的浮土和污秽，却无法冲跨滋生混乱的深层土壤，更不能培育出一个井然有序、生机勃勃的万花园。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经济法已被确认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首先，我国颁布和施行了大量的重要的经济法法律。这些法律是适应国家经济调节的需要而颁行的，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方面和重要部位，关系到社会经济的总体结构和运行，而且同其他部门法性质的法律规范相分离，独立组合为性质较纯一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其次，我国已确立了经济法基本法律制度。如国家介入社会经济生活实行国家干预、调节的总的法律原则，被国家立法所确立；建立了经济法体系构成中的重要的具体经济法法律制度；已颁行的各种具体经济法规范及已建立的各种具体经济法制度，相互协调、配合，贯彻着共同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共同执行规范和保障国家经济调节的使命。经济法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部门我国经济法之所以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部门，是因为它在保障和促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促进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发展。根据《宪法》规定的原则，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这些经济法律、法规的颁布、施行，极大的促进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2）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一是从法律上保证经济体制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二是为经济体制改革措施的贯彻提供可靠的法律保证；三是以法律手段保护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3）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为了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我国先后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涉外税收、涉外金融、涉外经济合同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4）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恰如其分地估价经济法的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现实意义。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经济关系日益复杂，这些经济关系在总体上需要各类法律的综合调整，因此仅靠任何一个部门法都不足以实现法律体系的调整目标，必须有经济法同其他相关的部门法配合，才能共同实现法律体系的输出功能。

转移支付要重点用于改善民生。平衡地区间财力差异，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首要目标，但目前这个目标还远没有实现。欠发达地区财力不足问题突出，民生领域投入有待加强。建议财政转移支付要进一步向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倾斜，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专项转移支付要进一步向教育、医疗、社保和“三农”等民生领域倾斜，增加投入；研究制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体系，以便对财政转移支付的成效进行量化评价，推动财政转移支付工作的改进； ——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在目前我国地区间财力、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的情况下，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更好地体现转移支付制度的公平性。建议在转移支付资金的结构安排上要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将目前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52∶48的结构逐步调整到合适的比例；不断完善标准收入和标准支出的测算方法，确保一般性转移支付分配的公平性； ——加快清理整合专项转移支付。目前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设置了很多，表面上看很清楚，实际上到了下面就是“一锅粥”。项目交叉重复，资金分配零散，使用效率有待提高。建议集中力量清理整合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大幅度压缩和减少项目数量；有关部门要增强全局和服务观念，克服部门本位观念，加强沟通合作，共同做好专项转移支付工作；减少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中要求地方提供配套资金的做法，特别是对贫困和少数民族地区应免除配套资金；具有项目审批权的部门要认真做好项目设置前的调研工作，确保专项资金用在必要的地方； ——加强对财政转移支付的管理监督。转移支付资金和用途的公开、透明以及接受人大和社会各界监督，应该作为财政转移支付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予以贯彻。

法与金融学视角下法制建设与金融发展研究论文

一、法与金融学理论及文献回顾

法与金融学理论主要是研究法制建设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MM定理认为，证券的本质在于它所代表的未来可预期的现金流，但是它对存在同类型证券的不同国家之间为什么出现金融发展程度差异却无法给出答案。自此，LLSV首次将法律因素引入到解释金融发展具体研究中，强调法律环境因素对金融发展存在重要影响，国别间的金融发展差异很大原因是法律制度的差异。同时，该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法与金融理论的诞生，并从此引起越来越多的经济金融学家和法学家们的关注，共同推动法与金融理论进一步完善发展，最终形成了一门由金融学和法学交叉形成的新学科——法与金融学。它主要是应用经济金融学与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研究法律制度建设与金融、金融体系、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的影响。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在法制建设和金融发展的关系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就国内学者而言，由于他们选取的指标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近年来，我国法制建设，特别是金融法制建设取得很大的进步，这为重新检验法制建设是否促进了金融发展提供了基础。因此，本文在借鉴谈儒勇、吴兴奎和魏锋的研究方法基础上，综合他们的研究方法，并对指标、研究方法加以改进，选择2005-2013年的.数据，研究我国法制建设是否促进了金融发展。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的选择

鉴于研究所需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了我国23个省（市、自治区）作为研究样本。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和上海市以及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省等8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吉林、安徽、海南、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等7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宁夏、青海、新疆和重庆等8个省（市、自治区）。

（二）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需的变量主要有金融发展、法制建设和相关控制变量等3个指标变量。

（三）研究模型选择及方法

由于面板数据模型可以将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有效地结合起来。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金融发展指标变量和法制建设指标变量以及控制指标变量表现出较强的区域性特征。东部地区样本除了财政支出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外，其余指标均高于全国、中部和西部地区样本平均水平；而中部地区样本除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高于全国样本平均水平外，其余指标均低于全国样本平均水平，同时，与西部地区样本相比，也仅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高于西部样本平均水平。这可能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以及财政转移支付有关。

四、结论及建议

通过利用2005-2013年23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得出法制建设变量指标与金融发展指标之间存在正向关系的结论，说明法与金融学理论在我国是适用的。同时，通过分地区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结果看，法制建设对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呈现比较明显的区域性特征，说明可以通过加强法制建设缩小地区之间的金融发展差异。因此，本文结合上述结论，就如何加强金融法制建设提出如下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

完善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是金融发展建设的基础条件，更是是落实依法治国的必要条件。建议废除那些不合事宜的、阻碍金融资源合理配置的法律法规，并以“健全基础金融法制法规法律、填补金融制度空白、改善金融执法环境、整合金融法规资源、完善金融保障”为目标，通过“立、改、废”等措施，制定适应我国金融改革和稳定发展相匹配的具有前瞻性的法律法规。就目前而言，应进一步加快完善《商业银行法》《信托法》《证券法》等系列基础性金融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快金融机构和业务方面的立法，健全法规，为金融机构和业务开展、退出等提供法律依据。进一步健全金融安全网立法、特别是针对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民间融资等方面的立法，建立金融创新和法制建设联动机制，防止风险转嫁，维护金融稳定。加强对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等改革深水区方面的立法，为改革保驾护航。

（二）进一步提高监管执法水平

坚持依法行政，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树立执法权威，进一步建立健全金融综合执法检查制度，推进执法检查主体、程序、责任等透明化，完善金融综合执法检查、调查取证、封存文件资料、案卷评查等制度和程序，提高执法效率和公信力。进一步制定、完善和细化处罚标准，防止出现随意处罚、盲目处罚现象。加强“一行三会”等部门间的合作，明确职责分工，防止监管交叉和空白现象发生。进一步加强金融执法人才队伍建设，建立新法解读、法律培训、合规宣讲、案例警示等宣传教育形式，定期开展集中教育，持续推进金融执法人员学法、懂法、守法、用法，不断增强执法人员的法律意识、法治思维和专业能力。

（三）进一步加大违法惩戒力度

加大对于违法失信行为，提高市场主体失信成本，用足、用好现有法律法规，加大惩戒力度，让“有水分”“掺假”者付出沉重高昂的代价。进一步明确处罚程序，处罚标准，改变以往金融机构胜诉容易，执行难的困境，切实保护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