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汇率调整论文格式

一、人民币升值之利： （一） 人民币升值可能意味着人民币地位的提高，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提升。 1）中国老百姓手中的财富更加值钱，人民币一升值，老百姓手里的钱就更值钱了，中国的人均GDP全球排名也可以往前挪一挪。 2）中国外债压力的减轻和购买力的增强等等。 例如：谁在掏钱维持号称“全球老大”的美国政府的日常运转？想当然的回答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广大纳税人。这个回答并不全对。因为当前的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巨大，光*纳税人的贡献还不够开销，因而不得不大量举债。而最大的债主是谁？是日本和中国。中国3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很大一部分买的是美国政府公债。 中国成为了全球最强大的帝国的最大债主之一。这个事实本身显示了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去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仅次于美国；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经济实力说话的人民币自然而然也就获得了更大国际事务话语权，这是好事。 3）有利于进口产业的发展：中国石化副董事邵金扬在接受采访时称：“如果人民币升值，海外资产对我们来说会较便宜。”如果人民币升值5%，中国石化2003年进口的石油，以目前的价格计算，成本将减少逾1亿美元。 （二）人民币升值的前景还是越来越清晰的。 这是因为，正如1994年以前人为高估人民币币值的政策被迫放弃一样，人为低估人民币币值也是难以持续的，因为在汇率的问题上，政策干预，虽能一时起作用，但最终还是市场说了算。只要中国能够保持经济高增长，同时推动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进程，那么，人民币升值，成为区域乃至世界货币将为时不远。而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在不远的将来突然停步；中国的货币当局也一再表示，人民币将走向完全可自由兑换。 实际上，人民币的上升之旅已经开始，起点就是1994年1月1日的大幅贬值。这一年，人民币官方汇率向市场汇率并拢，由上一年的1美元兑5.80元人民币调整为1美元兑8.70元人民币，贬值幅度为33%。从那时起到去年末，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的情况是，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欧元(1999年以前为德国马克)和日元名义升值幅度分别为5.1%、17.9%和17%；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实际升值分别为18.5%、39.4%和62.9%。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的结果也反映了同样的趋势。 虽然如此，但在当前，试图诱导人民币大幅升值，不具备现实条件。 二：人民币升值之弊： （一）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放缓。表现在三个方面： 1） 人民币升值会影响到我国外贸和出口。人民币升值，就会提高中国产品的价格，加大资本投入的成本，带来的是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下降，从而引发国内经济的不景气。 一国货币的升值，带来的是该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下降，从而引发国内经济的不景气。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是有血的教训的。在1985年，为了遏制廉价日货出口狂潮，美、法、德、英的财政首脑就采取过相应的手段，迫使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从而逼迫日元升值30%。此后，从1985~1996年的10年间，日元兑美元比率由250：1升至87：1，升值近3倍。而“广场协议”被公认是引发日本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现在日本无非是想把这一悲剧转嫁到中国。 2） 还会影响到我国企业和许多产业的综合竞争力。因为尽管“中 国制造”已经成为世界市场的主要产品，但中国产品的一个致命弱点是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目前所占的市场份额，主要依*中国产品价格的低廉，在竞争中并不处于主导地位，如果竞争力受到打击是很可怕的。 《中国企业家》这次调查的最大发现是：82.4%的企业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会对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影响。对于正在中国经济舞台上活动着的企业来说，人民币就像空气和水一样。 例如：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宏生，这位中国彩电出口大户的老总面对升值的前景忧心忡忡，他认为，中国出口的大多是技术含量低的产品，高科技产品很少。人民币如果升值，中国的国际地位也许提高了，但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将逐步丧失。他算了一笔账，如果人民币升值10%，就等于出口价格提升了10%，而中国国内制造企业好一些的利润也只有5%左右，加上一些财政贴息，中国企业盈利水平平均也不到3%。平均3%的利润率怎么可能调节10%的升值压力？肯定会出现大面积亏损。 黄宏生以创维为例，勾划出中国企业对人民币升值的最高心理底线：“现在我们在美国市场很难有大的提升，很大原因是其他世界工厂产品跟我们的价格一样低。比如来自墨西哥的彩电、欧洲土耳其的产品很便宜，我们提一美元都不可能。我们今年在美国市场希望能提高三千万美金销售，但是如果人民币升值了，那么这个计划就流产了。” 又如：与制造企业相比，那些在汇率风险最前沿的外贸企业，是变化的最强烈的感知者。对于出口型企业来说，出口的量，相对进口，要大得多。因此，黄宏生才说，人民币升值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东方科学仪器进出口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黄方宁，向记者讲了一个因为欧元升值——也就是人民币贬值，导致亏损的例子。2003年年初，他们有一笔交易，签约时欧元和美元的汇率还是1:0.9，等到交货时，涨到了1:1.1了，他们又没有采取锁定汇率的措施，于是赔了。“即使我们有10%、20%的中间利润，也都抵不上升值的损失。只能自己补上去了。” 再如：一些原来在中国进行生产的跨国企业，可能会将投资转移到墨西哥或马来西亚，20世纪80年代，台湾也曾经历过中国现在的压力，在台币对美元的汇率从1:40涨到1:25后，一些传统的低附加值产业，纷纷转移到东莞。同样，有专家分析，如果人民币升值，这些传统产业又会从东莞转移到像中亚、越南等更不发达的地区。本来，中国还有很多地区，比如西部，可以容纳这些产业，但因为货币的调整是针对所有企业的，可能使得中国被迫提早经历产业空洞化的过程。 3） 还会破坏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使我国的金融距爆发危机的边 缘越来越近。升值业可能葬送我国多年辛苦造就的良好投资环境，新增的海外投资则会减少，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将被大大消减，因为这种投资变得相对昂贵。另一方面，国际游资的投机活动可能增加，使我国的金融距爆发危机的边缘越来越近。 例如：从墨西哥金融危机到亚洲金融危机，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均是以高利率的货币政策，以吸纳国内资金，但其效果却适得其反，由于内部资金乏力，又吸引了大量的国际游资流入，使资金流向出现偏差而形成资金结构上的矛盾，埋下了货币危机的隐患；同时又产生了外资流入推高了本币汇率的矛盾，触发了经济结构问题的暴露，或出现泡沫经济或出现经济滑坡，从而被迫实行本币贬值政策，直接导致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的交易风险，并最终引发金融危机。 何为金融危机？这就好比是一户本来很穷的人家，来了一个巨富亲戚， 为他们带来了暂时的“富裕”生活，因而外人便因其阔而借给这家人巨资，不料这户人家的富亲戚突然消失，留给这户人家的只有高筑的债台，并因此导致了借其巨债的朋友。一时间危机四起。 可见，如果人民币升值，则会导致：由于内部资金乏力，又吸引了大量 的国际游资流入，使资金流向出现偏差而形成资金结构上的矛盾，埋下了货币危机的隐患 4） 还有，升值后导致投机不可避免地盛行：由于以美元表示的国 民财富迅速增加，股市和房地产达到高潮，一些“泡沫”进一步膨胀或造就新的“泡沫”，两极分化继续扩大，导致投机不可避免地盛行。 例如：美国许多散户投资者纷纷在当地开立人民币储蓄帐户，希冀有朝一日人民币汇率制度变化会让他们受益。当然，这些散户帐户并非是真正的人民币帐户，因为依照中国不可自由兑换的汇率体制，在海外开立人民币帐户是非法的。他们开立以人民币计价的储蓄帐户，帐户内的存款是美元，但基于人民币的现货汇率，这些帐户将因人民币兑美元现货汇率的波动而升值或贬值。 Everbank首席执行长Frank Trotter称，公司此举在一些客户中产生了很大反响。自一年多以前人民币汇率开始显示失衡迹象以来，这些客户一直在要求开立人民币计价帐户。Everbank于7月1日推出了此类新帐户，并在随后的几周内将逾650万美元投入该类帐户。 （5）此外，人民币升值之不利多多： 人民币升值会给中国的通货紧缩带来更大的压力；人民币升值物价肯定会降下来，因为进口品的价格会下降。 人民币升值增大就业压力，恶化当前就业形势：外商投资企业对吸引国内劳动力是一个重要的渠道，尤其是现在的情况更是如此，所以此时人民币升值不仅会影响吸引外资，而且也会加剧当前就业形势的恶化。 财政赤字将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而增加，同时影响货币政策的稳定。 人民币升值会对中国的优势产业产生严重损害。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以劳动力成本为优势的。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很容易受到反倾销措施的限制，出口形势并不乐观。如此时人民币升值则会是使目前这种状况更加恶化所以此时人民币升值不仅会影响吸引外资，而且也会加剧当前就业形势的恶化。 三：世人在全球通货紧缩压力面前再次聚焦人民币。 汇率的变动与各国国内的利率水平、货币供应量、国民收入水平以及物价水平等因素是密切相关的，一种货币到底是升值还是贬值应该由市场说了算，而不是由政治说了算。 然而：盐川正十郎的提案则更像一场政治阴谋。手拿一张一百元的人民币，如果是一个小孩问：这值多少？那么，这个小孩一定还幼稚到没有学会用钱。如果是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问，这值多少？那么，这就会引发一场风波。而这场风波就是在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上的一项提案——日本要求人民币升值。 最近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的讨论成为国际上一个十分关注的话题。先有日本财相在七国财长会上提出要求，后有美国财长斯诺讲话和印尼召开的亚欧会议的声明，都呼吁人民币升值，近日，美国“健全美元联盟”又提出欲通过“301条款”促使人民币升值，格林斯潘的讲话，更是让世人在全球通货紧缩压力面前再次聚焦人民币。可谓是官民联合、齐心协力向人民币汇率问题发难。这场由日本挑起、美国担纲主演的人民币汇率之争全面上演，再次使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 其实，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考虑，盐川正十郎提出这个问题并非没有道理。首先，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低谷，凭什么你中国却一枝独秀？中国的一枝独秀我们日本也有贡献，你看，日本从你们那里进口了多少商品。其次，人民币只有升值，日元才能够贬值，这样日本的出口产品才有竞争力。 中国经济具有廉价劳动力、高技术水平和廉价的货币3大优势，而三大因素中日本可能干涉的，只有最后一点——人民币汇率。日本甚至想借人民币升值的“利空”阻止本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但因为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干预不了企业的行动，所以他们就要求人民币升值。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提高中国产品的价格，加大资本投入的成本，使他们在国内达不到的目的，通过对人民币施加压力来达到。 迫使人民币升值，是日本争夺未来“亚元”主导权的战略举措。近年来，关于“亚元”问题的讨论已越来越热，谁能成为未来亚元的主导，已变成一个日益敏感的话题。日本由于其经济十年来的萎靡不振，日元充当亚洲货币主导的可能性在变小。而中国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已经逐渐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因此人民币的价值日趋明显，在中国周边国家已经开始形成一个“人民币地带”，导致日本对此忧心忡忡。在2002年日本对华出现50亿美元顺差的背景下，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提出议案，提请七国集团通过“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将全球压制人民币升值的声浪推至顶峰，目的就在于想通过人民币升值，打垮人民币对日元的挑战，确保日元的未来主导地位。 美欧方面的动机似乎更为明显，就是为了通过人民币升值消弱中国的经济实力，进而打击中国的国际影响。 人民币汇率之争本质上仍然是贸易问题之争。美国之所以施压人民币升值，是认为美元贬值只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刺激了中国产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贬值的同时，美国外贸逆差却创出了4352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对华贸易逆差达到1031亿美元。美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阻碍中国商品大规模进入美国。 升值的国际压力日大。尽管从长期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币升值是必然趋势，但在没有形成中国真正的出口优势(品牌)之前，人民币名义汇率不宜进行大幅调整；即使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中国也应该按照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汇率进行控制，否则，就会像日本和德国那样，将自己大好的经济前景毁于一旦。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外贸的影响？人民币汇率改革对我国税收影响的各层面分析 人民币汇率改革给我国的税收安全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分析这种不确定性并进而得出应对方法是很复杂的过程，首先要基本了解影响的各个方面，通过分析各个层面的影响途径和后果，我们可以对症下药，维护我国的税收安全。 （一）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1.汇率风险与进出口贸易 进出口贸易受汇率变动影响很大。在我国实行盯住汇率体制下，以美圆结算的大部分进出口贸易基本不受影响，进出口企业对于汇率风险基本不敏感。而在我国汇率基本实现市场化后，汇率更多的表现市场因素。 在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的一般分析中，意味着货币贬值将改善贸易收支，反之货币升值会使贸易陷入恶化的境地。但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一些经济体在汇率波动过程中，当货币贬值时却没有达到改善贸易收支的目的，反而使贸易收支转向了相反的预期。在追寻这种冲突原因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汇率传递理论（imperfect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对于汇率传递程度，许多经济学家对汇率传递系数进行了实证估计，发现汇率传递是不完全的，即汇率变动后进出口价格不同比例的发生变动，汇率传递系数不等于1.因此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具体在出口环节，我国出口产品主题还在于纺织品，初级加工品和部分电器设备，在大型机电项目，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标志性台阶。外国对于我国的产品需求弹性很小，在价格优势下，人民币目前2%的小幅度升值不会影响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在升值预期存在的情况下，更有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未来50年乐观的预测，这种升值力度会继续增加，幅度将会是缓慢的，在这种升值预期的长期存在下，出口环节资金周转会加快，企业会创造更多的利润。 另外在进口方面，我国长期表现为内需严重不足，利率变动对我国储蓄的影响不大，消费品市场长期处于轻度通货紧缩的态势，生产资料市场在未来10年内仍将是供应大于需求的态势，进口环节不会有很大的增长，外贸环节税收会随着进出口企业的贸易增长而增加。 汇率变动并不完全由于市场本身的变化，还有很多人为的因素，比如国际热钱和游资的干扰。我国目前处于金融改革的关键阶段，关系到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成败。由于我国金融系统承受着巨大的历史包袱，积聚了巨大的金融风险，人民币市场化改革前进的道路上困难重重，这对我国的税收安全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2.外汇汇兑损益风险对经济体的影响 外汇汇兑损益也是影响进出口企业和有外汇交易的企业的风险。由于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强制结售汇制度，企业保有的自主性外汇很少，进出口企业要完成进出口交易，需要经过结汇和售汇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都存在着本币和外币的相互兑换，在汇率市场化变动的情况下，兑换中会发生汇兑损益，这是企业必须面对的风险，同时对我国的税收造成风险。在我国近期推出远期交易后，企业可以通过掉期交易等远期交易规避这部分风险。 （二）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际收支资本项目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革在资本项下逐步实现完全可兑换，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而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进而得出的不可能三角理论，一国不可能同时达到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的目标，只能同时达到其中的两个。在我国的未来的汇率制度选择中，偏向于弹性更大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必然要求我国的资本项目下资本不是完全自由流动的，而事实上，很多国家和地区为了防止国际资本的冲击，对国际资本流动都做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1.资本自由流动与我国金融风险 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是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和金融脆弱性的增大。资本自由流动在提高交易效率的同时，也带来很多负面的效果，比如国际投机资本的恶意炒作和游资的蓄意冲击。 自改革开放以后，涌入中国的国际资本一直呈现增长势头。“中国在利用国际资本方面保持了合理的结构和期限，资本流入绝大部分采用国外自接投资的形式，外债增长适度，而证券投资相对少。” 国外直接投资中有相当部分投入我国房地产行业，导致金融风险积聚。再加上我国长久以来积聚的金融风险，如果被蓄意利用，将危害到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和改革的成败，也将危害到我国税收的安全。 2.国际资本流动变化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资本自由流动将大大提高我国的金融效率，在我国将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有限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适合我国的国情和发展需要的。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经济环境的不断改善，适合国际资本进入投资的环境将越来越好，可以肯定的是，我国的投资价值在未来会好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经济健康快速的增长形象将会吸引国际资本的进入，带动我国国内市场的繁荣，拉动我国的经济增长，从而带动我国税收的增长。 一般说来，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主要表现在货币危机、泡沫经济和银行业危机等几个方面。但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不一定必然演变为货币危机或银行业危机，这主要取决于各国货币当局的政策以及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对于国际游资和热钱的进入，我们要加强监管，采取部分限制性措施，增强风险预警，维护我国经济的稳定和税收的安全。 （三）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内金融市场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革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的金融市场，通过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等影响我国的金融风险。 1.人民币汇率改革与我国金融市场风险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有一句话在目前值得思考：弱的银行体系与开放的资本项目相结合是“等着发生事故”。可见人民币汇率改革后，资本项目可兑换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和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在我国实行单一制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我国金融市场基本处于封闭的状态，金融市场主要受国内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渠道不是特别通畅。这也是我国能够抵御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当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完全市场化后，资本市场放开后，我国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将融为一体，我国金融市场会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而变化，金融风险将会有更广泛的传播性与传染性，影响也会是更大的。 2.金融中介机构市场风险与我国税收安全 银行资产质量恶化，不良贷款比重较高。在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由于资本市场发展滞后，融资格局主要以银行的间接融资为主，在统一利率政策指导下，对支持企业不断增长的投资需求以及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内容的企业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各级政府对银行的正常经营管理干预较大，不仅信贷资金的经营带有“半财政”性质，而且扭曲了银企关系；在近几年的企业资产重组过程中，债、废债现象严重，这无疑加重了银行的压力。 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日益暴露。我国的非银行机构主要包括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以及保险公司等，由于经营管理存在问题，再加上监管落后，这些机构经营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隐含的风险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人民币汇率改革后，金融中介机构将会面临更多的金融风险。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后，金融机构将会面对市场化的利率，汇率风险，直接影响到金融机构的收益，另外随着金融机构逐渐趋向于混业经营，我国金融机构将面临更多的投资风险与经营风险，这将势必影响到金融机构的稳定性，影响到我国的税收安全。 （四）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内产品市场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汇率体现的是一国货币对外的价值，物价体现是一国货币对内的价值，因而对于一个开放度有限的国家来说，物价还是主要受国内供求和内部经济因素变化的影响，随着一国开放度的不断加深，外部因素，特别是汇率因素对物价的影响才会逐步加深。 具体到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影响的研究， Lu. M and Z Zhang （2003）采用VARs（向量自回归）方法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了人民币汇率贬值将给国内物价带来通货膨胀效果的结论。另外J. Scheibe and D. Vines（2005）在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实证研究中得出，以贸易额为权重的名义有效汇率变动是影响国内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名义有效汇率贬值一个百分点，将导致国内物价上升0.3个百分点。“ 人民币汇率波动带来的国内物价变动将导致我国产品市场价格和企业格局的变动，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税收安全。 （五）人民币汇率改革后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革对我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宏观政策方面，我们所考虑的不仅是国内市场的均衡，更综合考虑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均衡政策选择考虑内外两个市场的相互协调。

根据自己国家的制度来定的

这是2010年6月发表的一篇论文，够新了吧，紧跟时代：-----------------------正文内容-----------------------《金融危机与人民币汇率制度》一、 金融危机不会加剧外部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责难受金融危机影响,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显现。美国财政部长盖纳在候任期间曾指责我国操纵人民币汇率,这与布什政府拒绝认定我国为汇率操纵国的态度显著不同。但美国当前的主要目的,是要迅速走出金融危机、摆脱经济衰退,而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总体上有助于美国达到这一目的,起码不悖于这一目的。因此,新一届美国政府在危机中应不会对人民币汇率制度采取实质性的对抗行动,从摆脱实体经济衰退的角度看,人民币大幅升值对美国缩小贸易逆差不会产生实质影响。当前以中美贸易差额为代表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根源于美国有较大的储蓄缺口(储蓄不足),而包括我国在内的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则有较大的投资缺口(储蓄过剩)。从全球经济平衡的角度来看,拥有较高储蓄率的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是集体性地被迫与储蓄率较低的美国保持贸易差额关系。显然,这种失衡根源于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至我国对美贸易顺差大幅下降的程度。鉴于美国的储蓄率在短期内难以提高, 其贸易逆差将依然存在,只不过转变为对其他国家的逆差而已。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一直存在且愈演愈烈,只是其贸易顺差对手国顺次由日本转变为“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然后转变为我国而已。从摆脱金融危机的角度看,人民币大幅升值并非美国解决金融危机的出路。近期,西方学术界流传着一种“祸水东引”的谬论,即将人民币汇率制度与美国次贷危机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是我国对美贸易顺差的主要成因,我国将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这压低了美国长期利率,进而低利率刺激了美国金融创新并使其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大量事实表明,金融发展和风险认知之间的不匹配才是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发展不断深入,尽管金融风险认知在同一时期也有进步,但明显滞后于实践的需要。金融发展和风险认知的不匹配大大降低了原有金融稳定安排的效力,金融机构内控、市场纪律和金融监管的效率下降与此均有密切关联。从这一视角看,次贷危机爆发具有必然性,它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没有必然联系。事实上,维持现有包括人民币汇率制度在内的中美经济模式,对美国化解金融危机是有利的。当前,美国政府在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同时展开行动来化解危机。在实体经济领域,美国主要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来稳定经济增长;在金融领域,美国主要通过金融机构救助、收购金融机构有毒资产、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三种方式来稳定金融系统。美国的危机化解方案需要耗费大量资金,这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国债。在美国国债投资需求中,外国投资者的地位举足轻重。2008年,美国政府净发行国债1.47万亿美元,其中外国投资者就购买了7720亿美元。中美之间的经济交往模式以人民币“软”钉住美元、我国对美保持大量贸易顺差和我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为主要特征,这一模式有助于美国筹集资金、稳定国债市场。应当说,危机加强了中美经济模式的“捆绑性”,即我国需要美国市场实现劳动力就业,美国则需要我国的资金来稳定其金融系统。破坏这一模式的稳定性,对中美双方都没有好处。二、 金融危机不会根本威胁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次贷危机爆发后,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引起国人广泛关注。部分国内学者认为,美联储向金融体系不断注入流动性,使得美国未来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威胁,我国外汇储备也极有可能因此遭受重大损失,人民币汇率制度应该加速弹性化改革。为应对危机,美国货币当局不断放松其货币政策。美联储的最初反应是,通过更积极的储备管理使短期货币市场利率与目标水平一致。随后,为缓解定期货币市场和回购市场的压力,美联储延长了银行再融资期限,扩展了合格抵押品和交易对手的范围,扩大了证券融资范围。鉴于金融市场混乱还在继续且实体经济出现衰退,美联储迅速调整了其货币政策立场,将联邦基金利率在短期内由5.25%下调至0-0.25%。在缺乏利率下调空间的情况下,美联储开始实施所谓“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即货币政策直接关注货币投放数量而非利率。从货币供应量的角度看,以上货币政策操作并无特别之处,所有操作都是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当面临通货膨胀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出售其当前购买的国债和其他类型金融资产以收缩流动性。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美国这样一个贫富较为悬殊而又实行议会民主的国家,美联储不可能为了损伤我国外汇储备价值而故意推动通货膨胀。主要是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和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刺激了投机性货币需求的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流动性膨胀对通货膨胀的压力。全球在次贷危机中投放的大量流动性在危机后大部分不会直接进入实体经济,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极有可能是从谨慎状态转为投机状态,这为全球收缩流动性提供充裕的反应时间。我国没必要进行大的储备币种结构调整。反而,由于我国在美外汇储备数量较大,任何急切的币种结构调整很可能会因交易成本过高和外汇市场的博弈性反应而损害我国外汇储备的价值。例如,如果我国迅速将美元国债储备转换成欧元储备,则大量抛售很有可能会使美元国债收益率迅速上升,这将导致我国继续持有的美元储备的贴现值下降。更何况,在当前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中,美元的安全性仍然居于首位。三、 不宜采用人民币大幅贬值来摆脱当前经济紧缩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理论界存在很大争议。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应该有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从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看,人民币应该大幅升值。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根本目标,包括人民币汇率政策在内的一切宏观调控政策都须以此为最基本的出发点。换言之,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应该首先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的总目标,其次才能考虑平衡国际收支。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剧烈下滑,对外出口和投资的增长率同比皆有大幅下滑。由于投资下滑主要是由出口下滑导致的,此轮我国经济紧缩可以归为外部需求冲击型的经济紧缩。为保持经济增长,我国政府及时有力地出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汇率政策领域,我国迄今为止尚未采取大的举措。我国是否应当采用人民币大幅贬值来摆脱当前经济紧缩,这也是我国汇率政策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全球真实GDP增长率从2007年的3.5%下滑为2008年的1.7%,其中,除了中东的真实GDP增长率上升了0.2%,北美洲、中南美洲、欧洲、独联体、非洲和亚 洲的真实GDP增长率分别下滑了1.0%、0.9%、1.8%、2.9%、0.8%、1.0%和2.9%;全球真实商品贸易增长率从2007年的6%下滑为2008年的2%,其中,北美洲、中南美洲、欧洲、独联体、非洲、中东和亚洲的真实商品出口增长率分别下滑了3.5%、1.5%、3.5%、1.0%、1.5%、1.0%和7.0%。全球真实GDP和真实商品出口的全面萎缩表明,在所有导致我国出口紧缩的原因中,贸易对象收入的全面下降肯定居于首位。在人民币“软”钉住美元的汇率安排下,美元2008年对日元和欧元大幅升值,间接推升了中国的实际有效汇率。可以讲,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在危机期间恶化了我国的贸易条件,中国当前具有人民币贬值的潜在动力。尽管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对于我国出口的稳定可能有不利影响,我国当前仍然不宜采用人民币大幅贬值的办法来摆脱经济紧缩。根本原因在于,在全球经济下滑、贸易对象收入萎缩的情况下,人民币贬值是否一定产生足够的刺激效应,我们并无把握。相反,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危机中世界各国“以邻为壑”式的贬值,从来就没有给任何国家带来过好处。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政府在全面权衡之后,作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决策。这一决策在事后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它不仅制止了亚洲各国竞争性贬值的浪潮,而且使得我国国内生产获得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并据以率先走出了危机的阴影。也正是在此决策的推动下,我国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从此确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毋庸讳言,亚洲危机中我国作出的不贬值的决策,使得我国成为那次危机中最大的赢家。在坚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同时,我国要格外关注出口行业是否在危机中出现转移。我们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我国,以使用中间产品生产最终出口产品为核心特征的垂直化专业分工贸易模式正在加速形成,外资企业在这一贸易模式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我国在这一贸易模式中主要是获得低端的劳动要素收入。垂直化专业分工主导我国的贸易模式,意味着我国对外贸易可能存在临界状态,一旦外部竞争环境达到抵消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程度,大量外资主导的垂直化分工贸易企业很可能突然集体性地从我国退出。相比于出口下降,危机导致我国外贸转移的威胁更需警惕,因为直接投资决策因沉淀成本巨大而不会轻易改变,出口行业的国际转移会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长久性的根本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