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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现状的基本评价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总体上适应了市场 经济 发展 的需要,不同收入群体的分布呈现出“中、底部大,上头小”形状,基本反映出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的作用;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统一的分配体制被打破,根据统计年鉴统计数据 计算 得出的描述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的基尼系数比较适中,从此角度看,大多数人的收入分配基本合理;分配正在向 科技 含量高的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领域的劳动者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经济 社会 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确实还存在着诸多不良现象和 问题 ,如体制内平均主义分配倾向仍较严重,同时,不少单位工资外收入失控,少数行业存在着垄断分配不公,通过捞取非法收入暴富的情况时有发生,部分地区、行业、 企业 、群体之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等等。这些现象和问题虽然是局部性的,但在全社会产生了很坏的 影响 ,应尽快加以解决。 (一)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反映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 规律 性 1、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九五”期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实际增长5.7%.另据《 中国 统计年鉴》有关统计数据计算,1990年至1999年九年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16.25%,职工工资年平均增长16.33%,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年平均增长15.33%.扣除物价因素,三者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分别为8.76%、8.84%和7.90%. 2、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群体的分布顺应了市场化作用的方向 根据我们首次推出的描述不同收入群体概率分布的“徐振斌分布曲线”,按收入差距五等分,可以计算得出,1999年,全国城镇居民低收入户(每户年人均收入为2357元至4315元)占31.79%,中等偏下收入户(每户年人均收入为4316元至6273元)占32.36%,中等收入户(每户年人均收入为6274元至8231元)占19.67%,中等偏上收入户(每户年人均收入为8232元至10190元)占8.95%,高收入户(每户年人均收入为10191元及以上)占7.23%. 这里顺便指出,根据上述结论,我们对当前一些学者得出的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呈“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形”说法不能苟同。 3、从总体上看,平均主义分配逐步在打破,“脑体倒挂”正在走向“脑体正挂” 一是收入差距总体上正在合理拉开。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统计数据计算,1994年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仅为0.2754,偏向于平均;到1999年上升为0.3015,比较适中。 另从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基尼系数来看,1994年仅为0.2089,过于平均,说明绝大多数人的吃、穿、住、用、行都是清一色的模式;1999年为0.2714,有所扩大,但依然偏向于平均。当然,必须指出,这里的结论与人们实际感觉上的差距会有不同,与事实上的基尼系数也会有出入,主要原因是统计年鉴中可能存在该统计而未统计的数据所致,如非法收入,就很难调查统计出来,其造成的实际收入差距的扩大,就不可能包括在上述的基尼系数之中。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基尼系数就会增大一些,据估算,大体在0.4以内。即使如此,考虑到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别是我国仍处于二元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从全国看,我国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比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高一些是也正常的,不能简单照搬0.4警戒线的 理论 。 二是我国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在“八五”和“九五”时期,有一个大的调整,分配开始向 科学 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向新兴产业倾斜。传统的体力劳动、资本含量少、劳动密集、竞争充分的行业的收入在相对降低,最为典型的如采掘业,由1990年其职工工资水平在各行业中排名第一,到1999年变为倒数第三;科技含量高的行业、新兴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在显著增长,最为典型的如 金融 保险业,由1990年其职工工资水平在各行业中排名倒数第四,到1999年变为第一。其他如科学 研究 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卫生 体育 和社会福利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普通高校、商业经纪与代理业等行业、部门职工的工资增长速度都排名在前列。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领域的劳动者、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提高。 4、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迅速 1990年至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年人均财产性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6.42%,比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16.23%高10.19个百分点。说明资本等要素参与分配的力度加大。 5、国有单位职工的收入增长势头较强 “八五”和“九五”时期,我国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其他单位的工资增长基本上都呈现正比例线性增长势头。其中,国有单位的工资增长最快,1999年与1990年相比,国有单位的平均工资增长了2.74倍,尤其是1996年至1999年间,国有单位的工资增长最快。另从工资的绝对增长水平上看,其他单位工资水平一直最高,国有单位次之,城镇集体单位最低。 6、转移支付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有所增强 党中央、国务院对两个确保工作高度重视,加大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力度,重点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1998年至2000年三年间,中央对社会保障基金的财政补贴分别为96亿元、257亿元、478亿元人民币。2001年预计财政支持力度还将进一步加大。各级财政对社会保险的资金支持力度都超过以往任何时候。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265.9万人,而1998年我国全部城镇和 农村 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合计仅有184.1万人。1990年离退休费(不包括离退休职工的医疗卫生费)为396.2亿元,1999年为2420.9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22.28%,比同期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19.55%高出2.73个百分点。国家社会福利救济支出1996年为41.19亿元,1999年为80.25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24.90%,比同期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7.67%高出17.23个百分点。我国城镇居民年人均转移性收入由1990年的250.01元增长到1999年的1257.17元,年平均增长19.66%,比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16.23%高3.43个百分点。 7、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与宏观经济发展保持了协调一致 1990年至1999年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部年可支配收入、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三项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6.23%、16.25%、16.33%.这说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速度是同步的,城镇居民收入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增长(见表1)。 (二)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依然存在突出问题和矛盾 1、在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中,体制内的“平均主义分配”和体制外的“收入差距过大”两种极端现象同时并存 改革开放以来,正如前述所 分析 的那样,虽然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平均分配状况从总体上看也有了好转,但是,“平均主义”并没有彻底根除,主要表现在工资收入(不包括工资外收入)分配上,多数国有企业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群众团体工资收入分配差距偏小。据调查,许多企业基本工资最高与最低标准相比,仅为三倍左右;机关单位最高工资仅是最低工资的4.28倍(不含工龄工资);事业单位基本工资最高与最低标准相比只有2.81倍(不含工龄工资)。按行政职务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小,按技术职务(技术要素)的收入分配差距则更小。工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也是工资外收入失控的重要诱因之一。 在工资外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着“收入差距过大”现象(由于统计年鉴中对于这种收入差距过大难以真实全面显示,这些差距又基本上不被包括在我们在前面所做的关于不同收入群体分布和基尼系数的计算分析之中,所以,我们对这种收入差距过大进行单独考察,而不与有统计数据的收入分配的各方面分析和结论混为一起,这里我们还不妨称之为“非统计收入差距过大”,以示区别)。工资外收入、垄断性收入和非法收入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根源。从有统计数据的收入分配差距来看,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每年正在以3.10%的增长速度扩大;最高收入者的消费性支出与最低收入者的消费性支出,每年正以1.81%的增长速度扩大;依据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变动情况,财富正在以1.83%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向少数富人集中。 我们仅以住房分配为例,来说明存在“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根据对某市居民每户人均面积统计数据分析,1998年,反映该市住房面积差异的基尼系数为0.2927,在较为适度的范围之内;但是如果把级差地租等因素考虑在内,则按房产价格计算得出的基尼系数为0.7071,差距很悬殊(见表2)。 收入分配不规范所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是不合理甚至于不合法的,已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给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应采取措施重点加以解决。当然,产生“收入差距过大”也有其合理的因素和不可避免的客观因素:一是高级管理人才、掌握高新技术人才和资本均为稀缺要素,在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下,人力资本、技术要素、资本的拥有者,靠自己的劳动和投资率先富起来。二是在工资外收入分配中,由于制度内收入的过于平均,应当说,制度外差距大一些有其合理的成份(即制度外有一部分劳动报酬,属于应纳入制度内而未纳入的合理收入部分;制度外的其他收入,又分为合理的要素收入与不合理或不合法收入两部分,其不合理、不合法收入又可分为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等)。三是由于我国城镇普通劳动力的过剩,又压制了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提高。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也会使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对于产生“收入差距过大”中的合理成份,应通过纳入制度内等办法加以解决;对于其他不合理、不合法收入,则应采取限制、取消,甚至于打击的办法加以解决。 垄断行业的不合理高收入问题依然突出。由于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1999年,按十六个大行业分,职工工资水平最高的是最低的2.45倍;按分细行业分类,最高收入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是最低收入行业职工的4.50倍。1994年,垄断行业职工平均工资与全社会职工平均工资的倍数关系是1.36倍至2.12倍之间;到1999年,上升到1.38倍至2.36倍之间,差距在不断扩大(见表3)。这里,还不包括制度外收入部分,如加上制度外收入,差距会更大一些。 中部以及部分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和职工收入水平及其增长速度在全国排名长期“双低”的现象,造成地区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其中,“双低”现象突出的省份是河南、山西、河北,令人堪忧。西部大开发,为西部经济和城镇居民(也包括乡村居民)收入的增长注入新的活力,但中部地区也不能忽视,否则,将会拖全国经济发展的后腿。 无论是分配过于平均还是收入差距过大,都是一种分配不公的表现。都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和劳动价值的扭曲。 2、收入分配行为不规范 一是工资支付不规范;二是工资提取不规范,在实行工效挂钩企业,计划外、基数外提取工资现象较普遍;三是部分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超过工资总额4%的标准进成本,变相提高收入;四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职位消费随意性强,缺乏合理有度的约束;五是事业单位创收活动没有规范的制度规定,分配行为不规范,透明度低。 3、整体收入分配结构仍不合理 一是工资收入结构不合理,制度内工资低,制度外劳动报酬高,项目繁多,未纳入工资内;二是按多种要素分配的收入比重不大,与中央关于"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要求尚有差距。1990年至1999年,城镇居民年人均工资收入占人均全部年收入的比重,不仅没有相对下降,反而从上升了0.56个百分点,这虽然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近年来福利工资化起到了抵制工资比重相对下降的作用,但是,也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居民按多种要素分配还远没有真正调整到位,其它要素参与分配还需要进一步增加比重(这里,我们没有把统计数据以外的制度外收入、不合理收入、非法收入考虑在内,这将作为另一类问题加以解决)。 4、不同收入群体分布形态不够理想,低收入群体所占比重很大 在各不同收入群体的分布上,中等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群体相对较小,合计只占总人数的28.62%;由于收入水平提高较快的少数最高收入者将其他收入群体相对性的向下排挤,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体相对过大,合计占总人数的64.15%.这一不同收入群体分布结构,容易造成人们对收入差距拉大心理失衡(由于群体内部收入差距不大的中低收入者和最低收入者居多,中等和中等偏上收入者偏少,所以,低收入者往往把目光定位在最高收入者那里。从心理上讲,这些低收入者一抬头仰视比较,就看见了最高收入者,而忽视了介于他们与最高收入者之间的规模不太显眼的过渡性收入群体,造成很大的心理反差)。不同收入群体的不合理分布是我们当前收入分配 问题 中要解决的首要矛盾
关于中等收入论文范文写作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产生、和现状相关论文写作资料回答于2023-01-03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产生、和现状,本文关于中等收入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中等收入论文参考文献:由于我国经济社会体制的历史发展过程不同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因而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产生、发展和现状也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性.一、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产生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实行了集中统一管理的计划经济,当时城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都不高,相互差别也不大;农村居民则普遍在为解决温饱而努力劳动,因此既没有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也没有真正符合此概念内涵的群体.1978年我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根本改变了以往的状况.当时,党和政府出台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开始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和社会结构单一的格局,实行了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辛勤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原则,使社会成员在劳动价值贡献、收入、消费、住房等方面逐渐拉开了差距,由此催生了第一批中等收入者.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经济有了较快发展,农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农村出现了以家庭为单位从事某项农业生产的专业户和承包户.他们靠个人或全家的埋头苦干,加上懂技术善经营,迅速成为农村致富的“尖子”,涌现出一些远近闻名的“专业户”“万元户”,成为当时农村富裕户的代名词.在城市,随着国家确立“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①的方针,同时“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②,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中外合资、中外合营、外国独资企业等快速发展起来.部分经营成功的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以及当时的出租车司机、“星期天工程师”和中外合资、合营企业内的中方高中级管理人员以及外资企业的中方雇员,他们的收入已经达到国营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的几倍甚至十多倍.以上农村和城市的这两方面人员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第一批中等收入者.20世纪90年代,我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国务院于1992年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进一步扩大了企业在供产销、人财物等十四个方面的自主权.其中,赋予企业人事管理权和工资奖金分配权.在此改革进程中,企业和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职工之间的工资分配差距逐渐拉开.国有工业企业内部少数有能力、贡献大的职工,如市场销售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在奖金和实际收入上已经明显高于其他职工.同时,在当时“下海”经商热潮中,贸易行业的许多国有或合作、合资贸易公司的管理人员、营销等人员的收入增长很快,收入水平较大幅度高于国有工业企业职工.金融行业的发展也开始提速,其员工收入水平也有大幅度提升.随后,在对国有经济“抓大放小”进行战略性改革的过程中,一部分国有企业的高中层管理人员以及高中级技术人员通过自身的努力在搞活企业、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方面做出了较多贡献,加之当时实行“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分离了相当部分国有企业职工,使国有企业薪酬总量的分配对象有所减少,这使部分国有企业高中层管理人员和高中级技术人员可分配的薪酬额度明显增多,由此较多提高了他们的个人收入.这一时期国家对事业单位也进行了改革,部分事业单位改制为企业实体.在此背景下,很多事业单位进一步走入市场,面向市场创收;许多员工也开始通过市场分配方式获取资源,其中部分人通过个人技术成果和辛勤劳动获得了较高水平的收入.以上这几类人员成为当时新增加的中等收入者.当然,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此阶段中等收入群体的构成也发生了一些有趣的变化.其中,在改革开放重心转入城镇后,农村中相对富裕的一些人因经营不善从这个群体中消失了;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在此时的中等收入群体中占比也有所下降,而各类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专业人员所占比重则上升.这和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老中产”比重下降、“新中产”比重迅速上升的过程比较相似.当然,这一发展历史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当时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扩大还不够稳定.进入21世纪后,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首先,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明确要求“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其后,党和政府将“扩中”作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及其中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多次提出要求并作出部署.其次,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长,人均GDP从1978年的381元提高到2013年的41908元,按不变价计算,年均增幅达到8.7%③.特别是到2008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到2013年,我国人均GDP进一步提高到6700美元左右,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④.和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也有了大幅度增长.1985年到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739.1元提高到26955元,提高了35.47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397.6元提高到8896元,提高了21.37倍.这无疑有利于发展扩大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再次,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以及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提供了必要支撑条件.到2014年,我国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总量达到5.4亿多,占当年全国就业人员总量的70.5%,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仅为29.5.%⑤,比2000年时的比重40%下降了10.5%.第二、三产业中,白领岗位人数持续增加,到2013年,全国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近4000万;如加上各类企业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则白领人员数量更大;而且,第二、第三产业中的技能工人即灰领人员数量也有较多增加.全国普通本专科学校招生规模从1990年的92.6万增加到2012年的688.8万;普通本专科学校的当年毕业生人数从1990年的61.4万增加到2012年的624.7万.这些变化为发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供了产业、职业结构和人力资源素质多方面的支撑.在以上新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实施了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相结合的原则,在分配中向管理、技术、技能、资本等要素倾斜.继续深化企业薪酬制度改革,企业经营者普遍实行了年薪制,部分企业高管试行了股权激励办法;许多企事业单位建立健全科技人员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实行按岗位、按任务、按业绩定酬的办法;部分企业开展了企业内部职工持股、技术要素入股等试点.国家于2006年进一步改革了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公务员实行了职务级别工资制;事业单位全部实行了岗位绩效工资制,同时提高了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近期又进一步改进了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并再次提高了工资水平.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等制度改革和扩面等工作;在农村全面推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新农保)、医疗保险制度(新农合)改革,并于2006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股市交易、房产交易等大幅度增加.城乡劳动者和居民在劳动报酬增加的同时,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也有了明显提高.这些改革举措使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有了进一步较快的发展,目前其规模还在继续扩大.结论: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中等收入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2017中等收入标准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阻力因素、动力来源中长期路径摘要:在全球比较参照系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刚好处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但“十二五”以来,中国整体经济增长率面临不断下滑的压力,经济社会发展形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原因分析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不断的增加,贫富差距问题逐渐显现在每一个公民的面前,贫富差距的拉大是一个综合复杂的问题。本文将从我。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现状、问题摘 要:伴随着工业的飞速发展,我国环境问题日趋严重,人类的生产经营活动与环境问题之间的矛盾日益严峻。环境会计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企业环境保护方面有。我国经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
可分为两大类。一、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现状的基本评价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总体上适应了市场 经济 发展 的需要,不同收入群体的分布呈现出“中、底部大,上头小”形状,基本反映出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的作用;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统一的分配体制被打破,根据统计年鉴统计数据 计算 得出的描述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的基尼系数比较适中,从此角度看,大多数人的收入分配基本合理;分配正在向 科技 含量高的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领域的劳动者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经济 社会 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确实还存在着诸多不良现象和 问题 ,如体制内平均主义分配倾向仍较严重,同时,不少单位工资外收入失控,少数行业存在着垄断分配不公,通过捞取非法收入暴富的情况时有发生,部分地区、行业、 企业 、群体之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等等。这些现象和问题虽然是局部性的,但在全社会产生了很坏的 影响 ,应尽快加以解决。 (一)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反映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 规律 性 1、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九五”期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实际增长5.7%.另据《 中国 统计年鉴》有关统计数据计算,1990年至1999年九年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16.25%,职工工资年平均增长16.33%,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年平均增长15.33%.扣除物价因素,三者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分别为8.76%、8.84%和7.90%. 2、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群体的分布顺应了市场化作用的方向 根据我们首次推出的描述不同收入群体概率分布的“徐振斌分布曲线”,按收入差距五等分,可以计算得出,1999年,全国城镇居民低收入户(每户年人均收入为2357元至4315元)占31.79%,中等偏下收入户(每户年人均收入为4316元至6273元)占32.36%,中等收入户(每户年人均收入为6274元至8231元)占19.67%,中等偏上收入户(每户年人均收入为8232元至10190元)占8.95%,高收入户(每户年人均收入为10191元及以上)占7.23%. 这里顺便指出,根据上述结论,我们对当前一些学者得出的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呈“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形”说法不能苟同。 3、从总体上看,平均主义分配逐步在打破,“脑体倒挂”正在走向“脑体正挂” 一是收入差距总体上正在合理拉开。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统计数据计算,1994年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仅为0.2754,偏向于平均;到1999年上升为0.3015,比较适中。 另从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基尼系数来看,1994年仅为0.2089,过于平均,说明绝大多数人的吃、穿、住、用、行都是清一色的模式;1999年为0.2714,有所扩大,但依然偏向于平均。当然,必须指出,这里的结论与人们实际感觉上的差距会有不同,与事实上的基尼系数也会有出入,主要原因是统计年鉴中可能存在该统计而未统计的数据所致,如非法收入,就很难调查统计出来,其造成的实际收入差距的扩大,就不可能包括在上述的基尼系数之中。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基尼系数就会增大一些,据估算,大体在0.4以内。即使如此,考虑到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别是我国仍处于二元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从全国看,我国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比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高一些是也正常的,不能简单照搬0.4警戒线的 理论 。 二是我国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在“八五”和“九五”时期,有一个大的调整,分配开始向 科学 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向新兴产业倾斜。传统的体力劳动、资本含量少、劳动密集、竞争充分的行业的收入在相对降低,最为典型的如采掘业,由1990年其职工工资水平在各行业中排名第一,到1999年变为倒数第三;科技含量高的行业、新兴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在显著增长,最为典型的如 金融 保险业,由1990年其职工工资水平在各行业中排名倒数第四,到1999年变为第一。其他如科学 研究 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卫生 体育 和社会福利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普通高校、商业经纪与代理业等行业、部门职工的工资增长速度都排名在前列。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领域的劳动者、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提高。 4、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迅速 1990年至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年人均财产性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6.42%,比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16.23%高10.19个百分点。说明资本等要素参与分配的力度加大。 5、国有单位职工的收入增长势头较强 “八五”和“九五”时期,我国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其他单位的工资增长基本上都呈现正比例线性增长势头。其中,国有单位的工资增长最快,1999年与1990年相比,国有单位的平均工资增长了2.74倍,尤其是1996年至1999年间,国有单位的工资增长最快。另从工资的绝对增长水平上看,其他单位工资水平一直最高,国有单位次之,城镇集体单位最低。 6、转移支付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有所增强 党中央、国务院对两个确保工作高度重视,加大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力度,重点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1998年至2000年三年间,中央对社会保障基金的财政补贴分别为96亿元、257亿元、478亿元人民币。2001年预计财政支持力度还将进一步加大。各级财政对社会保险的资金支持力度都超过以往任何时候。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265.9万人,而1998年我国全部城镇和 农村 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合计仅有184.1万人。1990年离退休费(不包括离退休职工的医疗卫生费)为396.2亿元,1999年为2420.9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22.28%,比同期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19.55%高出2.73个百分点。国家社会福利救济支出1996年为41.19亿元,1999年为80.25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24.90%,比同期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7.67%高出17.23个百分点。我国城镇居民年人均转移性收入由1990年的250.01元增长到1999年的1257.17元,年平均增长19.66%,比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16.23%高3.43个百分点。 7、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与宏观经济发展保持了协调一致 1990年至1999年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部年可支配收入、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三项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6.23%、16.25%、16.33%.这说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速度是同步的,城镇居民收入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增长(见表1)。 (二)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依然存在突出问题和矛盾 1、在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中,体制内的“平均主义分配”和体制外的“收入差距过大”两种极端现象同时并存 改革开放以来,正如前述所 分析 的那样,虽然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平均分配状况从总体上看也有了好转,但是,“平均主义”并没有彻底根除,主要表现在工资收入(不包括工资外收入)分配上,多数国有企业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群众团体工资收入分配差距偏小。据调查,许多企业基本工资最高与最低标准相比,仅为三倍左右;机关单位最高工资仅是最低工资的4.28倍(不含工龄工资);事业单位基本工资最高与最低标准相比只有2.81倍(不含工龄工资)。按行政职务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小,按技术职务(技术要素)的收入分配差距则更小。工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也是工资外收入失控的重要诱因之一。 在工资外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着“收入差距过大”现象(由于统计年鉴中对于这种收入差距过大难以真实全面显示,这些差距又基本上不被包括在我们在前面所做的关于不同收入群体分布和基尼系数的计算分析之中,所以,我们对这种收入差距过大进行单独考察,而不与有统计数据的收入分配的各方面分析和结论混为一起,这里我们还不妨称之为“非统计收入差距过大”,以示区别)。工资外收入、垄断性收入和非法收入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根源。从有统计数据的收入分配差距来看,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每年正在以3.10%的增长速度扩大;最高收入者的消费性支出与最低收入者的消费性支出,每年正以1.81%的增长速度扩大;依据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变动情况,财富正在以1.83%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向少数富人集中。 我们仅以住房分配为例,来说明存在“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根据对某市居民每户人均面积统计数据分析,1998年,反映该市住房面积差异的基尼系数为0.2927,在较为适度的范围之内;但是如果把级差地租等因素考虑在内,则按房产价格计算得出的基尼系数为0.7071,差距很悬殊(见表2)。 收入分配不规范所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是不合理甚至于不合法的,已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给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应采取措施重点加以解决。当然,产生“收入差距过大”也有其合理的因素和不可避免的客观因素:一是高级管理人才、掌握高新技术人才和资本均为稀缺要素,在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下,人力资本、技术要素、资本的拥有者,靠自己的劳动和投资率先富起来。二是在工资外收入分配中,由于制度内收入的过于平均,应当说,制度外差距大一些有其合理的成份(即制度外有一部分劳动报酬,属于应纳入制度内而未纳入的合理收入部分;制度外的其他收入,又分为合理的要素收入与不合理或不合法收入两部分,其不合理、不合法收入又可分为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等)。三是由于我国城镇普通劳动力的过剩,又压制了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提高。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也会使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对于产生“收入差距过大”中的合理成份,应通过纳入制度内等办法加以解决;对于其他不合理、不合法收入,则应采取限制、取消,甚至于打击的办法加以解决。 垄断行业的不合理高收入问题依然突出。由于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1999年,按十六个大行业分,职工工资水平最高的是最低的2.45倍;按分细行业分类,最高收入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是最低收入行业职工的4.50倍。1994年,垄断行业职工平均工资与全社会职工平均工资的倍数关系是1.36倍至2.12倍之间;到1999年,上升到1.38倍至2.36倍之间,差距在不断扩大(见表3)。这里,还不包括制度外收入部分,如加上制度外收入,差距会更大一些。 中部以及部分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和职工收入水平及其增长速度在全国排名长期“双低”的现象,造成地区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其中,“双低”现象突出的省份是河南、山西、河北,令人堪忧。西部大开发,为西部经济和城镇居民(也包括乡村居民)收入的增长注入新的活力,但中部地区也不能忽视,否则,将会拖全国经济发展的后腿。 无论是分配过于平均还是收入差距过大,都是一种分配不公的表现。都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和劳动价值的扭曲。 2、收入分配行为不规范 一是工资支付不规范;二是工资提取不规范,在实行工效挂钩企业,计划外、基数外提取工资现象较普遍;三是部分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超过工资总额4%的标准进成本,变相提高收入;四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职位消费随意性强,缺乏合理有度的约束;五是事业单位创收活动没有规范的制度规定,分配行为不规范,透明度低。
很高兴能够为你解答,如果说你需要写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背景的话呢,这个时候是非常简单的,你只需要把中等收入群体的人数,还有造成他们中等收入的原因,还有我们的政策措施写出来就可以啦,希望能够帮助到你,祝你生活愉快
我国收入分配现有问题2009年12月07日 09:51:12 来源:瞭望【字号 大 中 小】【留言】【打印】【关闭】 【Email推荐: 】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从收入法核算的GDP看,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在此期间,统计口径的调整,是其原因之一。即便考虑这一因素,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下降过快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影响了居民消费的增长。近年来我国储蓄率持续上升,主要是企业储蓄上升的结果。企业储蓄率1992年为13.3%,近年超过20%。对于居民来说一定程度上不是消费相对少了,而是收入水平相对下降了。从国际比较看,在初次分配中我国劳动者占比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而企业盈余则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世界重要经济体的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份额近年一般介于50%到57%之间,比我国2007年39.7%的水平高10~17个百分点。而这些国家的企业营业盈余介于20%~25%之间,比我国31.3%的水平低6~11个百分点。收入分配不公平导致收入差距明显偏大城乡间、行业间、人群间收入差距扩大,以及收入分配不公平等问题比较突出,也是我国当前收入分配中老百姓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城乡差距是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198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86倍,2007年时达到3.33倍的高位。这说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程度上依然反映的是城乡差距问题。行业间收入差距问题日益突出。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各行业间收入水平最高是最低的1.8倍。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除了行业特征和技术密集等合理因素外,当前我国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是垄断因素导致的。二次分配的收入调节效果不明显。1990~2005年基尼系数从0.35上升到0.45,2008年进一步上升到0.48。最高20%的收入组的收入相当于最低20%收入组的8.3倍。这说明二次分配既没有在总量上改善居民的收入状况,也没有在结构上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只是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差距拉大的速度。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占比偏低国际经验表明,随着一国发展水平的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支出中的比重呈现逐步上升趋势。特别是人均GDP在3000美元至10000美元阶段,随着居民消费逐步由耐用品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公共服务在政府支出中的比重将显著提升。以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主要公共服务为例,国际平均升幅达到13个百分点。其中,教育支出保持相对稳定,而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分别大幅增加了4个和10.7个百分点。当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比将逐步趋稳。虽然经过近年持续加大投入,我国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仍然不足。2007年,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合计只有29.2%,与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国家和人均GDP3000~6000美元国家相比,分别低13.5和24.8个百分点。其中,医疗支出比重分别低4.7和8.2个百分点;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分别低9.9和18.3个百分点。我国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不足问题十分突出,在主要经济体中仅略高于印度的水平。我国政府教育支出总量尽管达到了较高水平,但也存在资源分布不均衡等问题。由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不足,迫使居民用自身的收入来支付快速增长的教育、医疗、社保等支出,不仅挤压了居民的其他消费增长,而且强化了居民的谨慎预期,降低了居民消费倾向。以2007年为例,我国城镇居民用于教育的消费支出比重为6.4%,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不到4%。其中,德国和英国分别为1.l%和1.5%,美国和日本分别为3%和4.2%。我国城镇居民用于医疗卫生消费支出比重为7%,而发达国家平均不到5%。公共服务具有明显的收入再分配作用,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不足成为我国收入分配不合理和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归结起来,我国现有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确有要素禀赋、发展阶段、国际分工格局等方面的原因,但是体制性弊端是根本性原因。一方面,初次分配过于“亲资本”,劳动者报酬占比总体偏低,而且行业间差别过大,使广大居民相对没有钱可花;另一方面,二次分配力度不足,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公共服务和社会安全网不健全,使得有钱也不敢花。居民“没钱花”和“有钱不敢花”正是当前收入分配格局引发的内需相对不足的症结所在。另外,由于对内开放不足,金融、电信、电力、石油等基础产业,教育、医疗、文化、出版等服务业,社会资本和民营经济依然难以进入,结构性供给不足问题同样突出。高收入群体消费意愿不足和低收入群体支付能力不足同时并存,有效供给不足与有效需求不足同时并存,成为制约我国内需驱动增长和长期经济平衡发展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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