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分析论文研究现状

希望有帮助：为什么顶楼上藏着一个疯女人？谈《简·爱》的女性意识穿上了新娘礼服的简·爱和她的新郎并肩站定在教堂的圣坛前。这里是一对心心相印、陶醉在爱河里的新人。故事到此本该在欢乐的气氛中圆满结束了，古今中外的小说总是写到有情人终成眷属就收场了。谁知就在这可祝福的时刻，一个“第三者”突然闯到他们中间来了——那顶楼上的疯女人。一个痛苦的秘密被揭开了，正要在神圣的婚礼中娶简·爱为妻的新郎原来是一个有妇之夫！这晴天霹雳对于可怜的简，打击太沉重了。不过对于现代的女权主义批评家们，这个神秘的在关键时刻露脸的疯女人却大大激发了她(他)们研究《简·爱》的热情。她们提出了过去学者们所忽视的、或者还没注意过的问题：疯女人的后面隐藏着什么秘密？《顶楼上的疯女人》一书成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中的一篇经典著作。打开终年被紧闭着的疯女人的顶楼，意味着把女主人公简·爱内心深处、暗处的潜意识亮出来了：原来疯女人就是女主人公心灵中的阴暗面，就是隐藏在她体内的愤怒的火焰，就是她的另一个自我。通过“寓意读法”，把失去理智控制的疯女人认同于明理懂事、凡事有主见的简·爱，这一论点确实很新鲜；但是推出这么一个被极度陌生化了的女主人公，恐怕不大容易为中国的一般读者接受吧。同样使人耳目一新而更有启发性的是朱虹先生在纪念《简·爱》、《呼啸山庄》问世一百四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她指出，婚变后的罗彻斯特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他的种种自我辩白其实是读者所能听到的一面之词，对于那做妻子的，无异是缺席审判，因为疯女人被永远剥夺了她的发言权。如果从字里行间细细读去，那么不难看出，受害者其实是他的妻子，不是通过当时不平等的婚姻法把妻子的财产占为己有的那个丈夫。而这贪图妻财的动机，罗切斯特讳莫如深，因此他的形象其实并不那么光彩。在《禁闭在“角色”里的疯女人》(详见《外国文学评论》)一九八八年第一期)一文中，朱虹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简·爱和疯女人应该是共同受男性压迫的姐妹；但《简·爱》是主流文学和通俗小说的结合体，为了迎合读者对通俗小说所要求的刺激，于是疯女人被打发到顶楼上去充当坏女人这一角色了，又丑又恶的她只能作为简的善与美的陪衬物、对立面而存在于小说中。女权主义批评家发现了这个母兽般的疯女人，提出了她们的问题：“疯女人来自哪里？——她来自简·爱的最隐蔽的内心世界。另一个问题更值得注意：“伯莎怎么会变成疯女人？”女权主义批评家作出回答时，发挥想象，填补了作品中并没交代的她生命史中的空白点，雄辩地试图还给她原来的面目：一个女性的控诉者的形象。当不能开口的疯女人伸出控诉的手，有力地指向了男主人公罗切斯特时，当我们把疯女人放回到社会历史的背景中，认同于女主人公简·爱时，真是非同小可，强烈的女性意识仿佛把整个作品都照亮了，一个以罗切斯特为代表的男权主义的世界在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中——至少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论中——惨遭覆没了。我国向来有这么个说法：“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也许相对于这种“难得胡涂”的处世艺术，在阅读艺术上也存在着一种“模糊读法”吧。当我们并不满足于女作家通过罗切斯特之口对于疯女人所作的一些枝节交代，通过目光如炬的细读法(不是通过过于主观的“寓意读法”)追问隐藏在事实后面的真相时，我们在历来有关《简·爱》的文论长河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对立面的罗切斯特的形象就不可避免地和女主人公心目中的(罗切斯特始终是她的最可爱的人)，和一般读者从女作家的描述中感受到的罗切斯特的形象产生了很大的偏离。对于喜爱这部小说的读者不免会带来几分失望：“多遗憾啊，原来我们的简只是爱上了一个并不那么高尚的男人！”这时候我们又不免从欣赏的情趣出发，感到依附于文本、不多加深思的“模糊读法”有时也有它可取的一面。女权主义批评家以女性的敏感发现了这个可怕的疯女人，于是破门而入，让透明的光线直射进疯女人的黑房。不过我揣想，她们是第一个打开了通向疯女人的顶楼的暗门，而并不是打开了顶楼上唯一的一扇门。也许不同的方位有不同的门，可以用不同的钥匙去打开呢。这是说，环绕着这个疯女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找到对她的观测点，提出不同方面的问题来。这样，疯女人的形象成了隐藏在作品中的一个密码，它贮存的信息是由多层次涵义构成的：既有属于人类心理学意义上的，也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又有宗教和道德观念上的；如果从英国文学发展史的角度去看疯女人所做出的种种姿态，这里肯定还存在着很多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对于我，这样一个问题最使人感兴趣：“为什么顶楼上藏着一个疯女人？”在小说的整体结构和人物形象的构成的后面，原是有着作家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创作意图在引导，我相信我们可以把疯女人作为一个窗口，或者一条打开的门缝，借此窥探女作家执笔构思时的创作心态。不是从疯女人看简·爱，也不是从疯女人看罗切斯特，而是从疯女人看女作家。这作家的创作意图、创作心态，是值得深入探索的，并非无关宏旨，像过分强调接受美学的评论家、或者结构主义评论家所以为的那样。读者同情简·爱过早地饱尝人生的辛酸，钦佩她跟生活的搏斗的勇气，为她在凄凉的生涯中终于获得爱情的祝福而高兴，希望她从此成为天下最幸福的女人。然而女作家却另有安排。就在幸福来临之际，简·爱又一次掉入了痛苦的深渊，她还得再一次接受人生的考验。难道作者在这里故意卖弄关子，把好事多磨当作吸引读者的写作法门吗？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这样，其实作者是有深意的。结婚向来被看作女人的天然归宿，对于她，获得了丈夫意味着今后的生活得到了保障。奥斯丁把这作为妇女的悲惨处境写进在她的名著《傲慢与偏见》(一八一三)中，而书中的女主人公的可贵就在于坚持婚姻必须和爱情结合在一起，一个女人只能委身于得到她的敬重和爱慕的男子。奥斯丁为她的女读者所描述的理想的婚姻模式似乎是：温柔的爱情+丰衣足食的生活保障。没有爱情的求婚当然不能考虑，但光是献上一份没有财富作坚实后盾的爱情，对于奥斯丁恐也是难以赞许的吧。当伊丽莎白参观达西的深院大宅，看到那风光如画的园林，那华丽而雅致的室内陈设，处处合她的心意，这个曾经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达西的求婚的姑娘，这时却暗中想道：“做一个达西夫人倒也不错呢。”这就透露了鱼和熊掌二者兼要的心理状态。小家碧玉的伊丽莎白拿不出多少陪嫁(她妹妹的陪嫁就仰赖达西的暗中资助)，自然，比起寄人篱下的穷苦的家庭女教师，不失为小乡绅家的小姐身分。但是不管怎样，简·爱嫁给庄园主罗切斯特固然是青云直上的高攀，伊丽莎白做了财主达西的夫人，同样蒙上一层灰姑娘的奇遇的色彩。如果伊丽莎白和达西这一对的结合是作为美满的姻缘来歌颂的，那么简·爱嫁给罗切斯特同样值得庆贺，因为同样符合于奥斯丁的那个爱情第一、财富第二的黄金模式。然而夏·勃朗特并不是简·奥斯丁(她对于后者的作品曾表示很大的不满)，她笔下的简·爱比起伊丽莎白来，具有更鲜明的女性意识，由于身处逆境而闪射出更感人的人格光彩。女作家不愿意她所喜爱的女主人公成为另一个妻以夫贵的灰姑娘。灰姑娘，这美丽的民间传说中的女主人公，成为许许多多文学作品中的一个原型。理查生的《帕米拉》(一七四○)常被看作英国文学发展史上第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那么出现在英国小说界的第一个成熟的女主人公就是“灰姑娘”了。一个年青的女仆面对着为她的美色垂涎欲滴的东家，几次三番顶住了他的硬逼软哄，使这个纨绔子弟终于受了感动，正式娶她为妻。这小说的副标题很有意思：“美德有报”。帕米拉大可不必因为她的高攀扰乱了上层社会的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而感到内疚；她从一个低三下四的女仆一变而为让人伺候的少奶奶，这是老天有眼，为了嘉奖她守身如玉、冷若冰霜的贞洁啊。奥斯丁看重尊卑有序的社会结构，她的婚姻观倾向于门当户对，在《爱玛》中她仿佛给普天下钟情的少男少女这么一个劝告：在你的本阶层范围内寻找最好的终身伴侣吧。不过她太喜欢她笔下的伊丽沙白了，在这个可爱的姑娘身上理智和情感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平衡，女性的聪明伶俐透露在她的一言一行里，她还很有幽默感呢，因此理该给她找一个温柔富贵之乡的好夫家。女作家的细致的描述让读者心悦诚服地看到：伊丽莎白的高攀乃是另一种“美德有报”——她的美德就是才女加淑女的种种女性的美质。好姑娘应该得到好归宿(美德有报)，同样可以让简·爱心安理得地做她的阔太太。偏是夏·勃朗特与众不同，在她看来，王子和灰姑娘一见钟情固然富于诗意，但这是产生在珠光宝气的宫廷舞会上的爱情，对于白马王子的爱慕不可避免地掺杂了对于金钱权势的倾心。如果简·爱果真成了一个灰姑娘，她将怎样自明心迹：她追求的纯粹是灵魂呼应着灵魂的爱情呢？不管付出多大代价，这文学作品中的灰姑娘的格局必须冲破。跟民间传说中作为教母的仙女相对应，在桑菲尔德庄园的顶楼上隐藏着一个有夫之妇的疯女人。在舞会之夜仙女翩然降临，成全了灰姑娘的好姻缘；而疯女人在关键时刻的突然亮相，乃是为了不容许简·爱成为幸运的灰姑娘。本来，即使出现了“第三者”，这一对爱得那么深的恋人还是可以同舟共济，一起面对着那婚变掀起的精神危机。简·爱心里很明白，只消她悄悄地走近他，说一声“我将一辈子爱你，跟你在一起，一直到死！”就凭豁出这一句话，可以把他从痛苦的深渊中解救出来，而她自己也将获得天堂一般的幸福。然而任凭对方怎样苦苦哀求也留不住她。她还是快刀斩乱麻，狠起心肠，告别了她那么留恋的桑菲尔德庄园，告别了她的爱情、希望、幸福，怀着一颗流血的心，在黎明来临之前，走向茫茫的黑暗的荒野……可怜的简虽然出走了，却怎么也窒灭不了燃烧在胸中的爱情的火焰；最后她产生了幻觉，似乎听到了远方的情人在一声声呼唤她，她迫不及待地又赶回去。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罗切斯特成了没有自理生活能力的残废人，宅院被烧毁了，家产没落了，而简却意外地获得了一笔遗产。然而在少女的眼里，一切都没有变，罗切斯特仍然是她最亲爱的人，她情愿伺候他一辈子……故事就这样结束了，这个结尾就是在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为什么顶楼上隐藏着一个疯女人？把这个带有荒诞色彩、本该属于哥特小说的疯女人引进象《简·爱》这样严肃的、现实生活气息很浓厚的小说中来，女作家大概是出于这几方面的考虑：从最浅近的、表层的创作意图来说，出没在深更半夜、行动诡异的疯女人被一种神秘的气氛包围着，造成强烈的悬念，可以增添作品的吸引力，满足那些在阅读中寻求刺激的读者。这样，疯女人就成了搅拌在作品中的浓烈的调味品。疯女人的不受理智控制的举动加速了情节的开展。她在半夜放的第一把火，使主人罗切斯特第一次清楚意识到他的家庭女教师是出现在他生命中的福星；突然降临的危险给予了女主人公一个机会，在万分紧急中表现出她性格中果断、镇静、勇敢的一面。这样，疯女人就成为服务于小说情节的一个方便的工具。不过使《简·爱》远远地超出于那些情节小说的是，女作家在表层的创作意图下面蕴藏着一个核心思想。疯女人所要担负起的最重要的、不能由旁人代替的任务：就是让她点燃起一把熊熊烈火，把一座豪华的大宅院一夜之间烧为灰烬。少女的热恋没法把情人的罗切斯特和庄园主的罗切斯特剥离开来，疯女人的一把无情的烈火却做到了。她玩火自焚，实际上是她的功成身退。她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的使命。现在再没什么可以压制简的苦恋了，她已不用担心会成为一个让人羡慕或者让人妒忌的灰姑娘了。于是她的耳边忽然传来了遥远而神秘的呼唤声：爱情的呼唤声。那久别重逢的场面是动人的。当简·爱重又投入情人的怀抱，接受他的爱抚时，再没有“第三者”潜伏在他们中间了。更好的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妇女的人格尊严不再受到她情人背后那个庞大的庄园主的阴影威胁了。现在她可以毫无愧色地向人们宣告：虽然我身材矮小，我的家庭地位却站得跟我那魁梧的亲爱的丈夫一样地高。一个家庭女教师得到一个庄园主的爱情是很富于罗曼蒂克情调的，但是只有不把自己的人格价值依附于丈夫的妻子，她所能给予的爱情才是最纯洁、最深沉、最美丽的。这样，疯女人可以说是夏洛蒂·勃朗特和女性意识的聚焦点。纵火的疯女人把简·爱从桑菲尔德庄园的废墟焦土上高高地托举起来，使这个恋爱中的平民妇女所涌起的女性的自豪感，是当时英国妇女文学中最受宠爱的女主人公也难以和她相比。当然，有失才有得，有得也必有失，这是事物的常理。简·爱失去了庄园女主人的身分，却赢得做妻子的在家庭中应该享有的平等地位。女作家急切地要表达自己的先进的恋爱观，于是把幽灵似的疯女人从顶楼上释放出来，由她去闹个家破人亡也在所不惜。作品的思想境界确然提高了，遗憾的是作品的艺术性却不免为之而付出了代价。关于疯女人的种种细节描述，经不起推敲；简·爱的流亡插曲，太离奇曲折，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过于浓重。没法跟整个作品的写实风格揉合在一起，这就是朱虹所指出的，主流文学和流行小说的不协调。简的自我放逐，她的内心挣扎，柔肠寸断，书中写来淋漓尽致，使人一掬同情之泪。你可以说，女主人公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维护女性的人格尊严，她只能正大光明地做一个妻子，而决不愿充当一名不光彩的情妇，但守身如玉，这只是帕米拉类型的好姑娘的最重要的美德，这是旧时代妇女的美德，对于走在时代前面的新女性简·爱却并不特别值得称道了。她没有勇气从那个母兽般的疯女人的掌握里把自己心爱的人夺过来，她只能从爱情的乐园里自我放逐。在简的眼里，疯女人体现着上帝的意旨和法律的威严，虽然她疯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妇女的婚姻问题上不敢从旧道德、旧观念中摆脱出来，女作家在这里又显现了她的局限性的一面。

在《水浒传》书中,史进这一人物形象并不是十分的突出,但这主要是由于有关他的文字篇幅较短所造成的,并不能因此而否认作者在塑造其人物形象时所做的一些艺术上的努力.本文正是希望通过对《水浒传》一书对史进形象塑造的分析,...www.wsdxs.cn/html/gudai

摘要：按照时间顺序对关汉卿的研究进行梳理，分别从元明清三个朝代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在对关汉卿的人物评价以及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已有很丰富的成果，在关汉卿文学创作方面取得如此成就的深层原因还有待研究。关键词：关汉卿；戏剧；关学引言关汉卿是中国古代戏剧发展史上一位杰出的戏剧家、文学家。元明清三代都有人对其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非常零散。如果说1913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一书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戏剧研究的标志的话，那么现当代关汉卿研究也正是在此时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在王国维、吴梅等第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对的关汉卿研究己经初具规模。自兹以降，胡适、王季思、孙楷第、冯沉君、郑振铎等一大批学者力图把考据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尤其重视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关汉卿，为当时的关汉卿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文学和文化学上，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是对这个作家及其创作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它的意义都是远远超过作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内涵的。特别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由于社会形态的不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关汉卿研究也是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前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展现出来的作家形象和其作品的文化意蕴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对关汉卿的研究简单的梳理。本论一、元代对关汉卿的评价元代戏剧创作与表演为中国文学史上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它辉煌的成就让人震惊。但是在于戏剧理论研究方面，其发展则远远不如戏剧创作本身。元代对于关汉卿以及他的艺术创作的研究，是十分匮乏和片面的。一些零散的点评并没有达成系统全面地研究和论述。包括关汉卿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与文学创作有关的理论性言论，这也为后人的研究和学习留下了一种空白。元代对与关汉卿及其作品的评价多数是针对其才能方面，与理论相关的很少。元代对于关汉卿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主要是对关氏的肯定：（一）对关汉卿才学的肯定，以及对关汉卿戏剧语言风格的赞誉，确立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地位，肯定他戏剧的社会价值。熊自德在《析津志》中评说关汉卿为：“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元末贾仲明对他的挽词中云：“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武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对关汉卿的评说：“关汉卿、庚吉甫造语妖娇，适如少女临杯，使人不忍对殊。”杨维祯在《东维子集》卷十一《周月湖今乐府序》里说关汉卿语言“奇巧”；又在《沈氏今乐府序》中总结了关汉卿与庚吉甫的杂剧总体特征：“其于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观〔劝」惩，则出于关、庚氏传奇之变。”杨维祯在这里对关汉卿等戏剧的社会价值做了评价，这一评价固然反映出论者对关汉卿戏剧思想意识的认识不足，但能给予关剧的社会作用以如此高度的肯定，在中国戏剧理论史上杨维祯还是第一次。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对杂剧创作特点的描绘是以“关、郑、白、马”(即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为例，即：“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又有“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贾仲明说他“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贾仲明高度概括了关剧本色、行当，妙在自然、真切、质朴，绝无藻饰、雕琢、斧削的痕迹的特点，也肯定了关汉卿为元曲四大家之冠的地位。关汉卿在元代戏剧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名气，主要是他戏剧创作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意义最大的原故。（二）对关汉卿的人品性格方面的评价。对关汉卿的“风流”人格品性做了明确的概括，如郝经在《青楼集.序》中评说关汉卿云：“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熊自德说“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评说关汉卿为：“高才风流人也。”这些评价都可以认证关汉卿的风流品性。二、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关汉卿的评价有所降低。明代严格限制戏剧活动，《大明律·刑律杂犯》中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明代大力推行功利主义的戏剧意识，封建君主专制将戏剧活动乃入到掌控范围之内，将戏剧变成教化人民的工具。这里要提到皇室的代表人物——朱元璋十七子宁献王朱权。朱权认为，论剧最高标准应为“治世”，最高艺术境界为“安以乐”与“心之和”为。他认为：“盖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他还要求剧作家“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在戏曲创作题材上，特别提倡和推崇“神仙道化”剧，并将其列在《杂剧十二科》之首。他极力主张剧作家应当“有不吃烟火食气”，而“无纤翁尘俗之气”，以阻隔剧作家与显示生活的联系。这样的戏剧观念必然使朱权在评价元代已经被推崇为戏剧大家并占有第一位置的关汉卿时，不得不说他是“可上可下之才”。（二）明代从“诗”的角度对元杂剧进行评价。如朱权“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又如明代刘揖《词林摘艳.序》云：“至元、金、辽之世，则变而为今乐府。其词擅场者，如关汉卿，庚吉甫、贯酸斋、马昂夫诸作，体虽异而宫商相宜，此可被于弦竹者也。”明代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厉而少蕴籍，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以上均是从元杂剧“诗性”语言的角度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的评价，所以，关汉卿在明代戏剧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三、清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清代对于关汉卿的态度较为平和。有关记载如下：李玉《南音三籁·序言》中云：追至金元，词变为曲。实甫、汉卿、东篱诸君子，以濒瀚天才，寄情伴吕，即事为曲，即曲命名，开五音六律之秘藏，考九宫十三调之正始，或为全本，或为杂剧，各立赤帜，旗鼓相当，尽是骚坛飞将。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二《论曲绝句》三十二首有云：时人解道汉卿词，关马新声竞一时。振俄长鸣惊万马，雄才端合让东篱。焦循《易余篱录》卷十五：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等，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乃论其诗，失之矣。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中有云：北曲名家，不可胜举，如白仁甫、贯酸斋、马东篱、王和卿、关汉卿、张小山、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其尤著也。诸家虽未开南曲之体，然南曲正当得其神味。观彼所制，圆溜潇洒，缠绵蕴籍，于此事固若有别材也。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上：王弃州云“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后，半皆凉州嚎嘈之习，词不能按，乃为新声以媚之。而一时诸君，如马东篱、贯酸斋、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信不诬也”按：贯酸斋、张可久、宫大用工小令，不及马、王、关、乔、郑、白远甚，未可同年语也。综合以上记录，从研究关汉卿的角度讲，不仅肯定了关汉卿的文学地位与创作风格，也给后人进行关汉卿研究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具有积极的意义。 清代另有两则记录对关汉卿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一则是清代中后期的梁廷梢，他在《藤花亭曲话》卷二中有云：关汉卿《玉镜台》温娇上场，自[点绛唇]接下七曲，只将古今得志不得志两种人铺叙繁衍，与本事没半点关照，徒觉满纸浮词，令人生厌耳。律以曲法，则入手处须于泛叙之中，略露求凰之意，下文情散彼美，计赚婚姻，文义方成一串；否则突如其来，阅之者又增一番错愕也。在关汉卿众多的戏剧创作中，梁廷梢选择了不是关汉卿优秀之作的《玉镜台》进行评论，颇为新奇，他所说的“本事”应该是指戏剧创作的“立意”，而对于《玉镜台》的“立意”，他是认为没有新意、过于直白，或者说没有跳出传统的伦理道德范畴。而对《玉镜台》的“结构”又有赞赏之意，表达了他个人对戏剧创作要讲究“结构布局”的观点。另一则记录为清代乾隆二十年修订的《祁州志》，其中卷八《纪事》中“关汉卿故里”条云：汉卿，元祁州之伍仁村(今属河北省安国县)人也。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中，有关关汉卿的记载很少很少，其中关氏生平、籍贯的资料更是少而又少，现存的记录有：元钟嗣成《录鬼簿》中记有关汉卿“大都人”；元末熊自得《析津志》又称其为“燕人”的记录；清姚之胭《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三引元末明初人朱右所撰《元史补遗》云：“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本。”乾隆《解州志·人物》、光绪《山西通志·文学》及《蒲州志》、《解县志》等均有类似的记载。《祁州志》的记载，使研究关汉卿的籍贯又增添了一条新的信息，为后来的诸多学者研究关汉卿提供了比较有力的证据，开拓了研究的范围。四、20世纪对关汉卿的研究关汉卿研究在20世纪成为研究元代杂剧中的热点，对其在元杂剧创作方面的成就取得了充分的认识，肯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戏曲史、古代文学史乃至世纪文学、戏剧史上的“大家”和杰出地位。王国维是近现代开启中国古代戏剧，特别是元杂剧研究之幕的第一人，也是研究关汉卿的第一人，他对关汉卿的评价奠定了20世纪元杂剧研究中的崇高地位。与王国维大致同一时代的吴梅（1884—1939）在《中国戏曲概论》中，他肯定了关汉卿戏剧创作的地位和豪放的艺术风格，是很有见地的。郑振铎也是最早对关汉卿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的学者之一。从1930年1月开始，《小说月报》以近两年时间连续载郑振铎写的《元曲叙录》共75则，其中有15则介绍关汉卿的生平，评介关汉卿13个杂剧作品的版本、人物与情节。郑振铎很早就对关汉卿的生卒年进行研究，他在《中国文学史》第四十六章云：汉卿有套曲《一枝花》一首，题作`杭州景’者，曾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之语，借此可知其到过杭州，且可知其作于宋亡（1278）之后。《录鬼簿》称汉卿为已死名公才人，且列之篇首，则其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其生年至迟当在金亡之前的二十年（即1214年）。后来，郑振铎又在1958年6月28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活动七百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人民的戏剧家关汉卿》的报告。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也关注元杂剧的研究，1936年发表了《关汉卿不是金遗民》一文，对关汉卿生平进行认真而有成效的考证。其结论为：郑振铎先生根据汉卿“杭州景”套曲，考定他到过杭州，在278年宋亡以后，是很对的。但他说汉卿的“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还嫌太早。关汉卿有《大德歌》十首，此调以元成宗的“大得”年号为名，必在“大德”晚年。大德凡十一年（1297一1307），而汉卿曲子中云：“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的歌”。这可见他的死年至早在1307年左右。此时上距金亡已七十四年了。故我们必须承认关汉卿是死在十四世纪初期的人，上距金亡已七八十年，他决不是金源遗老，也决不是“大金优谏”。平心而论，胡适对关汉卿生卒年的推断，虽然文字不多，却卓有成效，对当代的研究者很有影响，对他的推论也很难找到资料、证据进行质疑。孙楷第在《关汉卿行年考略》一文中认为，关汉卿生年在宋淳枯元年至十年（1241—1250），卒年在元延枯七年至泰定元年（1犯0—1犯4）这种说法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冯玩君在《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中提出了“两个关汉卿”的说法，“一个籍贯是解州”、“一个籍贯是大都”，表现了女学者大胆假设的另一面，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1958年的“关热”形成了1949年以后元杂剧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关汉卿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一是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考证。研究者对关汉卿的生平事迹提出了各种观点，对自己已经掌握的史料进行辨析，并发现了新的史料，通过讨论，学界对关汉卿的生平以及创作活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文章有：赵万里《关汉卿史料新得》公布了他发现的《析津志·名宦传》中的关一斋小传；蔡美彪《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和《关汉卿生平续记》；戴不凡《关汉卿生平新探一一从高文秀是东平府学生员说起》等都是研究关汉卿的重要成果。二是对关汉卿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评析。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入手研究作品是这一时期关汉卿研究的特点。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关汉卿“当为元人第一”的观点后，研究者主要把关汉卿的曲辞和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和内容，从而忽略了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研究。自1949年至“文革”开始的17年里确实是元杂剧也是关汉卿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间尽管有由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别是政治思维定势的介入导致的学术讨论方向的偏颇，但总体上讲，对关汉卿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对以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铺垫的基石作用，为当代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革”十年期间，大陆的学术空气凝滞，研究停止，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学者还是下工夫对关汉卿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香港梁沛锦与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合著的《关汉卿现存杂剧研究》，该书对关汉卿现存杂剧进行了整理和校订，而卢元骏的《关汉卿考述》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初步探讨关汉卿生平创作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带来的进步使研究者又获得了“科研”的春天，很多学者的心情与干劲像接受阳光与雨露的小草在科学园地里充满了勃勃生机。学术著层出不穷；尤其是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大量注入，使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受西方思潮的启发，打开并形成自己新的学术视野。这些同样给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也形成了一个健康、科学、热烈的学术氛围，并推动了各项研究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继1958年后，关汉卿研究再度出现高潮。20世纪50年代末期，田汉、夏衍等人还倡导建立“关学”，此项工作虽然没有像他们期盼那样达到预期的效果。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关汉卿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学术界开展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成立了全国性的关汉卿研究会，出版、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专著、文章，研究成果还是可观的。仅关汉卿的传论，就有野马的《关汉卿的生平及其作品》、谭正璧的《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等论著。多种选集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大都收集了关汉卿现存的18部全本杂剧（包括存疑的）3种残剧，并且在编注、注释、剧本存疑探讨等方面，作到了学术性和普及性兼顾。再有值得注意的就是田汉的话剧《关汉卿》为宣传关汉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可以说、20世纪，关汉卿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起到了保存和宏扬中国古代戏剧的作用，也使人们包括整个世界的人们看到了中国除诗歌、小说以外元代戏剧艺术的辉煌和关汉卿在此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结论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学界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及关氏的戏剧编演活动，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由于受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在关汉卿的研究中，未能立足于文学与戏剧艺术本身和作家本身，而仅仅是围绕“作者生平、籍贯”“作品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内容进行分析与探讨，政治思维定势以其极大极强的优势侵占着人们的头脑，导致文学研究被“异化”，于是关汉卿就成为了反封建的勇敢“斗士”。这种研究的结果无疑是历史局限性的。纵观20世纪关汉卿及其作品的研究概况，大都是围绕着关汉卿的籍贯、生平以及杂剧(包括散曲)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等，争论虽多，但也基本有大致的看法。我们应该承认，研究性的文章、著作虽多，但问题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一是材料很少，除了已经被传抄摘引了无数次的《录鬼簿》、《青楼集》、《太和正音谱》、《南村辍耕录》、《宋元戏曲考》、《曲律》等以外，没有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材料;二是研究范围狭小，总是在作家生平、籍贯、活动地点、从事职业、是否遗民、入仕与不入仕等问题上打转转;三是受时代的影响，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评价关汉卿时仅注重其戏剧的社会性和思想性，把关汉卿拔高到一个彻底的反封建斗士形象上来。有识之士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斗争中把文学当作了斗争的武器和宣传工具，文学在斗争中显示了非常的意义。在以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文学包括文学研究都沾染上了政治的色彩，甚至是绝对化了的政治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使文学作为与政治并行的一种人类存在的社会现象发生了变形，这种变形同样反映在关汉卿的研究上。这样研究的结果，必然导致关汉卿与其作品和他创作的初衷之间产生极大的距离。因此有必要重新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新的探讨。关汉卿之所以能成为元代戏曲家创作所取得成就的顶峰，自有其复杂的客观环境，历史背景、创作深度和作家条件等原因。参考文献：1.论关汉卿的人生观与创作观林岳晋阳学刊2003年02期2.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李样林华夏文化2003年02期3.“铜豌豆”与“马神仙”—试论关汉卿、马致远杂剧创作倾向之不同李建武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02期4.关汉卿的民间情怀孙燕华上海戏剧2003年01期5.从《窦娥冤》看关汉卿的南权本质张维娟戏曲艺术2003年02期6.试论关汉卿笔下的妓女形象张海燕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02期7.人文奥运为何要请关汉卿吴志根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10期8.关汉卿与马致远杂剧之比较何悦玲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02期9.“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窦娥冤屈的深层文化意蕴钱华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5期10.关汉卿的生卒年和里籍问题章宏伟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