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中国语音学学术会议论文集

一）初创阶段（1979-1987）：从自发到自觉一般认为，中国的社会语言学是舶来品，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中国最早提出社会语言学的学者之一陈原则指出，社会语言学发源比较早。自古以来，中外语文学家都曾讨论过古语与今语、文语与口语、标准语与方言在社会功能上的差别。欧洲19世纪初的方言学家对于自己民族语言内部各种变体的调查，其实即是进行社会语言学的工作。事实上，社会语言学的诞生和有没有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是两回事。进行某一方面的研究并不等于建立了某一个学科。当然，一个学科的出现决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一定是长时间学科积累的结果。现代中国历史上的许多语言运动，如20世纪初期的国语运动、20年代的白话文运动、30年代的大众语讨论以及北方拉丁化运动，50年代的推广普通话、现代汉语规范化等等，都可以算是社会语言学的工作。但是这些运动或工作可以说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7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语言学”这个术语的出现，人们对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从自发走向自觉[7]。这一阶段，中国社会语言学的成果主要表现在通论性的著作和理论的译介方面。前者除上述陈原的两本著作外，还有陈松岑的《社会语言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游汝杰、周振鹤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许国璋早在70年代末开始引进社会语言学，有关论文后来收入《许国璋论语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1980年到1982年，英国语言学家特鲁基尔的《社会语言学导论》由林书武等翻译，在《国外语言学》连载。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祝畹瑾编的《社会语言学译文集》和前苏联什维策尔的《现代社会语言学》（卫志强译）。此外，《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85年第5期（中文版）以 “语言与交往：社会语言学研究个案与应用”的专刊形式，发表了一大批社会语言学的论文，很有指导意义。可惜因为发行上的原因，许多人没有看到。这一时期有两大缺点：一是结合中国社会实际不够，二是对社会语言学的对象和范围的认识还相当模糊。例如有的学者把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之类问题也列入社会语言学，这显然是不妥的。此外，受国外的影响，也有热衷于无谓的名份之争的现象。（二）迅速发展阶段（1987-1993）：从引进走向结合中国实际1987年12月1日至5日，中国社科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了首届社会语言学讨论会。会议展示了7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现状和水平，它标志着中国社会语言进入了一个火热的阶段，对推动我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1988年8月，深圳教育学院深港语言研究所主办了首次“双语·双方言”讨论会。1990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和苏州大学在苏州召开了首届应用语言学讨论会，其中有不少的论文也是关于社会语言学的。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社会语言学的专题研究。著作有张清常的《胡同及其他——社会语言学的探索》（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高天如的《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等。论文数量很多，结集出版的有《双语双方言》（1-4集）（分别由中山大学出版社等出版）、《语言·社会·文化——首届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1991）等等。这个阶段，继续出版了一批关于社会语言学的译介、概论性著作和教材。在译介国外社会语言学研究成果方面，除了《国外语言学》等杂志连续刊登译介文章（例如Lesley Milroy的《语言和社会网络》等）外，还出版了佐伊基的《社会语言学演讲录》（刘明霞等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9）、郝德森的《社会语言学》（丁信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等的中译本。其中有的还不止一个中译本。著作方面主要陈原的《社会语言学专题四讲》（语文出版社，1988）、《社会语言学论丛》（湖南出版社，1991）和《语言和人——应用社会语言学若干探索》（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陈建民的《语言文化社会新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孙维张的《汉语社会语言学》（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等等。教材方面主要有祝畹瑾的《社会语言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王得杏的《社会语言学导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英文版）、戴庆厦的《社会语言学教程》（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等等。据粗略统计，此期出版的社会语言学方面的著作（含教材、译著和论文集）达60本以上，在各级各类刊物上发表的相关论文更是难以统计。一个学科热到这种程度，实在少见。除此以外，不少学校逐步开设了社会语言学的课程，还有的学校开始招收以社会语言学为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国家学位办也列社会语言学作为3级学科。这一时期也有一些明显不足。除了缺少理论概括和材料积累以外，方法的欠缺（如材料采集、材料分析的技巧，定量研究多于定性研究等）等现象比较突出。（三）稳定深入发展阶段（1994-）：从热潮走向冷静和成熟80年代末到90年代前半期，是中国社会语言学蓬勃发展的时期。然而，到了1995年以后，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表现得相对冷清一些。除了两年一次的“双语双方言”讨论会在主办者的不懈努力下继续照常召开以及应用语言学讨论会上还有人继续关注社会语言学问题外，专门的社会语言学研讨会从1992年起一次也没有举办。这方面的论文从数量上看也有所下降。以致有的朋友对中国社会语言学前途感到忧虑，甚至将其类比于日渐失式微的“文化热”，提出要重振中国社会语言学。事实上，这一时期中国社会语言学不仅没有走下坡路，相反，它显得成熟起来。一方面，学术界开始就中国社会语言学形成以来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在总结成果的同时也指出其不足，如高一虹（1996）就对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等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出版的新著大多都极其注意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所讨论的问题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超过了前两个时期。其中主要有陈保亚《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汉越（侗台）语源关系的解释》（语文出版社，1996）、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周庆生《语言与人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邹嘉彦、游汝杰的《汉语与华人社会》（复旦大学出版社、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1）、汤志祥《当代汉语词语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90年代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汉语词语现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袁焱《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民族出版社，2001）、于根元《网络语言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等等。此外，《双语双方言》继续按计划连续出版（5-6集）。其他论文集如陈恩泉主编《双语双方言与现代中国》（北京语言与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李如龙主编的《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北京语言与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等等也为相关的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社会语言学学的英文原著，其中包括社会语言学的重要创始人拉波夫（William Labov）的语言学自选集（北京语言与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这为中国社会语言学提供的理论“外援”。 说这一时期社会语言学从“热”到“冷”也并非没有道理。8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语言学步履维艰的时期（郭熙，1996）[9]。社会语言学的出现无疑给它以新的希望。它和文化热一样，成了学者们竞相追逐的目标。言必“文化”、言必“社会”，成了一种时尚。90年代以后，随着认知语言学等的兴起和计算机科学对语言学成果的需求，回归本体又成了中国语言学的一个趋势。或许可以这样说，今天在社会语言学领域辛勤耕耘的人，大概是真认准了这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