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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原因探求最佳解决途径

[摘要] 随着中美贸易的发展。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多，已成为中美经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依据国家、市场和社会三个维度中的中美贸易互动关系，分析中美在双边贸易交往中存在的摩擦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探讨最佳的解决途径。

[关键词] 贸易摩擦 互动关系 共同利益

根据中国海关快报统计，2006年全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2626.8亿美元，同比增长24.2％。其中，中国对美出口2034.7亿美元，同比增长24.9％;自美国进口592.1亿美元，同比增长21.8％;贸易顺差1442.6亿美元，同比增长26.3％。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仅次于欧盟)，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地，从美国前三季度的统计数据看，中国是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

一、中美贸易“三维”互动关系

国家、市场与社会三个维度上的中美经贸关系，主要体现在中美两国政府、企业与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互动关系上，这种关系不可避免地包含合作与冲突两个方面：在一些问题上，合作大于冲突，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冲突大于合作。这些行为体的共同作用，构成了当今中美经贸关系的复杂格局。见表。

表 国家——市场——社会的中美贸易互动关系

1.国家—市场层面的中美互动关系

政府帮助公司打开国外市场，建立贸易“壁垒”保护本国的产业，国家出台的国内法规又影响着公司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表现。尤为明显的是，国家与市场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在海外市场的拓展上形成了一种结盟关系。比如，美国政府在帮助美国跨国公司打开海外市场方面是不遗余力的，政府与公司两方面合作之密切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这与美国政府标榜的“经济自由”“自由竞争”大相径庭。从这个角度讲，国家并没有什么独立性可言，国家就是本国企业利益的代言人，这一观念其实早已深嵌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中。中国政府在对开拓海外市场的中国公司来说，同样具有极大的帮助作用。

2.市场—社会层面的中美互动关系

市场与公司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它们是支撑经济、消费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公司的状况关乎民生，关乎众多就业者与投资者的利益，因此，社会力量往往要求政府帮助公司改善经济与经营状态。但是，在另一方面，公共利益集团又可能指责公司盲目追求利润和少数股东的利益，而置社会责任于不顾。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与生活中的作用显著加强。但是，它们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也同样大大增强。由于利益的差异，社会行为体又分化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公司利益结构的不同，特别是海外利益结构的不同，又导致利益集团之间的摩擦与对立。

3.国家—社会层面的中美互动关系

国家具有双重的职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的职能之一是作为阶级利益的代表，国家的政策反映统治阶级成主导集团的利益和意识形态，另一种职能则是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按照西方自由主义的看法，国家是公民选举出来的代表多数人意志与利益的政治代理人，国家必须维护公平正义，维护国家的长远利益。无论是知识产权协议，还是纺织品贸易协议、人民币汇率问题，都体现了这种双边合作化解国内利益集团压力的特性。正是这些复杂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中美贸易摩擦关系。

二、中美贸易摩擦的焦点问题

1.知识产权保护之争

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涉及到美国的经济垄断地位。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知识产权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它的扩散有利于全社会的进步，它的国际扩散自然会让其他国家得益。而其他国家在科技上的进步，意味着美国在这领域的优势削弱。因此美国当然十分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美国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之所以指责不断，主要原因就在于美国在华利益涉及知识产权的份额日益加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美国是中国最大的知识产权引进地，中国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保护程度直接影响到美方的利益。其次，版权产业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具有重要地位。最后，美国批评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目的是以知识产权为突破口，改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问题，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美国在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所有中国市场的占有份额。

2.市场准入问题

(1)中美钢铁贸易摩擦问题

美国是我国第三大钢铁出口目的地，仅次于第一位的韩国和第二位的欧盟。2007年上半年，双方钢铁贸易摩擦升温，美方已连续对我提起三件钢铁贸易摩擦诉讼案：钢钉、标准钢管和矩形薄壁钢管，涉及我国数百企业，金额上亿美元。中国钢材生产基于满足国内需要，出口是对全球钢材市场的有益补充，现在及将来都不会对全球的供需平衡造成威胁。中国钢铁对美出口增加，是因为美国粗钢产量基本稳定在1亿吨以下，不能满足当地需求。而美国本地钢铁，因错过两次产业技术革新机会而缺乏市场竞争力。

(2)农产品转基因问题

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长期以来推进贸易自由化，在国内对农业进行补贴，促进农产品的出口，因此，对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要求作出“入世”承诺，对美国农产品市场开放，并将此作为同意中国“入世”的交换条件之一。中国有关转基因安全管理法律法规的出台，引起美国的强烈不满，美国认为中国出台管理办法是为了阻止其产品进口而专门制定的，为此表示坚决反对。从1998年开始，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出口开始逐年增加，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2002年对美农产品出口几乎翻了一番达到16.3亿美元

（见图）。美国成为中国第四大农产品出口市场。这引起美国农场主的不安。

(3)倾销案问题

随着中美双边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美国对中国输美产品实施反倾销也日益频繁。美国对华日益增多，范围不断扩大的反倾销案件也已构成了扩大两国经贸关系的现实障碍。近几年，美国对中国化工、五金及农副产品的进口采取反倾销的行动有增无减。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美国不公正的对待中美贸易。我们知道，反倾销诉讼是国际社会认可的关税保护措施，但是美国的反倾销法在应对中美贸易之时立法不公正。这主要体现在坚持认为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对中国实行差别待遇。这一做法不仅使中国企业在反倾销应诉中处于不利地位，容易败诉，而且促使国外企业增加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诉讼．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经济正在加速形成之中。

(4)高科技出口管制问题

放宽高科技出口管制是缓解并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捷径。美国根据意识形态、经济制定、与本国关系以及科技实力等因素， 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Z组、Y组、W组、Q组、T组和V组7个级别，限制最严格的是Z组，即全面禁运。新中国成立之时，中国被美列入Y组。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升入Z组。1979年随着中美外交关系的恢复以及苏联入侵阿富汉，美国政府开始放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1981年至1983年，中美关系一度出现挫折，致使中美贸易额连续两年下降。1983年2月21日，里根政府出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为了改善中美关系和维护美国企业界的利益，决定在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国别分组上，把中国从P组升到V组，即同美国的非结盟友好国家列入同一大组。布什政府上台不久，“9·11”事件发生，国家安全超过了经济安全，成为美国政府第一关注的问题。美国对经济快速发展、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的中国，也变得更加的警惕和多疑。

3.贸易失衡问题

中国加入WT0以后，对外贸易获得快速增长， 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与此同时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在2006年达到创纪录的1 443亿美元(美方统计数据为2326亿美元)。中美经贸摩擦的领域正在由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领域和投资领域扩展，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延伸，从传统的农业、纺织汽车等向电子信息、通讯、飞机制造、生物等高科技产业领域升级， 由传统的轻工、化工等低附加值较低产品向机电等高附加值产品扩大，由企业投资个案向国家金融政策的调整、资本市场的开放、劳工权利和环境的保护、产业制度的重建等宏观经济体制层面。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一是统计原则不一致。美国按照原产国作为进口统计原则，中国内地的产品经由香港转口到美国，算作中国的出口。二是美国对华政策影响。美国出于政治目的，一直坚持对华出口管制，限制高技术产品出口。三是跨国公司生产基地的转移。由于生产成本的不断上涨，美国的跨国公司以及对美国出口的他国公司纷纷将生产基地转移到要素价格低廉的中国。四是中国企业竞争力的不断增强。近2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了中国对外出口、投资、国际收支顺差的扩大。

三、探求中美贸易摩擦最佳解决途径

1.利用多边机制解决贸易摩擦

解决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国际贸易争端我们应熟悉和适应及其他国际贸易规则，在实战中积极利用世贸组织多边机制维护自身权益，避免和应对各种可能的指控，并在贸易摩擦中处于有利位置，学会运用争端解决机制。国人应当加快熟悉规则的步伐，特别是要熟练掌握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规则，为抑制贸易战，打赢贸易战做好准备。

2.建立完善的预警机制解决贸易摩擦

有效的反倾销预警机制包括三个部分:市场预警，政策预警和政企沟通一个完善的预警机制，需要加强三个主体的作用一个是政府，政府有关部门要跟踪一些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尤其是进口与出口激增，进口与出口价格急速变化的产品驻国外新闻记者也应具备极强的经济意识，及时跟踪和报导国外反倾销或限制进口的动向性信息，特别是对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一切限制进口措施要进行详细报道。二是建立对政府有影响力的全国性行业协会组织，以发挥其协调，谈判和行业约束及服务的功能行业协会，积极主动地应对，指导、协调涉案国内企业参与应诉，力争取得对我有利的结果。三是国内企业不但要学会规则解决国际贸易摩擦，更要学会如何避免摩擦。我国应借鉴国外成熟的贸易救济机制，进一步完善我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法规，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济体系，健全应对贸易摩擦的快速反应机制

3.加快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减少贸易摩擦

我国目前被指控倾销的产品大多是科技含量较低的产品，本身很容易被替代。事实证明，技术层次高，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不容易被反倾销，从而减少与其他国家之间在技术贸易等方面的摩擦。因此，无论是为了获得稳定的市场份额，还是提高经济效益，企业都应从提高产品档次，形成产品的个性化竞争优势入手，打造产品国际品牌只有让产品本身具有一种价值感，才能提高消费者对产品的忠诚度，这样一方面避免了反倾销，另一方面又形成稳定的顾客群从企业长期发展的趋势看，塑造品牌形象，提升中国产品在世界消费市场的信誉，走品牌竞争的策略才是出路。为此，政府一方面要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鼓励企业创新，并尽可能给企业更多途径降低维权的成本;另一方面要引导企业创造条件到国外申请专利，这样不仅可以在国外市场获得创新所带来的利润，降低出口中知识产权问题带来的风险，还可以应对来自其他国家同类产品的竞争。

参考文献:

[1]林珏:涉外经贸关系[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2]王勇:中美经贸关系[M].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

[3]张林张荐华: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M].科学出版社，2005

[4]黄晓玲:中国主要对外经济贸易伙伴[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

[6]刘建明袁永友:中美知识产权争端及对策[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7年（8）

[6]李卓盛杨怿:全球经济失衡与中美经贸关系[J].经济评论，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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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对您有帮助

中日贸易摩擦的原因及未来走向中国网 | 时间： 2001-06-22 | 文章来源： 网上独家中国日本之间的贸易关系中日恢复外交关系后，尤其是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日双边贸易快速发展。根据中国的统计资料来看，中日双边贸易额从1978年的48.2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831.7亿美元，增长16.3倍，其中对日本出口和自日本进口分别增长22.9倍和11.9倍。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日本的贸易关系更加密切。（一）日本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自1993年以来，日本连续8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中日双边贸易增长速度基本高于中国全国水平。统计显示，除了1990年、1997年、1998年等少数年度外，中日双边贸易的增长速度、中国对日本出口的增长速度以及中国自日本进口增长均高于全国的增长速度。在1990年、1997年、1998年等少数年度，日本国内出现经济衰退，尤其是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日本经济出现复苏的迹象，中日双边贸易就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2000年增长速度均高于20%。第二，中日双边贸易占中国全国的比重高。1990—2000年期间，中日双边贸易占中国全国的比重在11%以上，最高为1996年的20.7%，平均占中国全国的17.7%；中国对日本出口占中国全国的比重在13%以上，最高为1996年的20.4%，平均为16.7%；中国自日本进口占中国全国的比重在7%以上，最高为1994年的22.8%，平均为18.9%。（二）中国也是日本重要的贸易伙伴根据日方的资料，一方面，日中双边贸易的增长速度高于日本全国对外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日中双边贸易在日本全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基本呈现上升的趋势。据日本大藏省最新发表的《贸易统计》，2000年日中双边贸易增长幅度更大，突破800亿美元大关，中国继续成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国。2000年日中贸易额达到857.8亿美元，同比增长29.5%，其中日本对中国出口304.4亿美元，自中国进口553.4亿美元，同比增长分别为30.4%和29.1%，三项均创日本历史记录。中日贸易摩擦的原因分析据中国海关统计，2001年1—4月，中国与日本的双边贸易额达到285.96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1%，其中中国对日本出口146.1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9.2%，自日本进口139.7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9%。尽管如此，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日本之间发生了贸易摩擦。2001年4月10日，日本政府部门宣布，依据世界贸易组织有关规则和日本国内的关税率法，从2001年4月23日至11月8日对来自中国的大葱、鲜香菇和灯心草等农产品实施一般紧急进口限制措施。主要内容是，从4月23日起的200天内，如果从中国进口的这三种产品的数量分别不超过过去200天的平均进口量，即大葱5383吨、鲜香菇8003吨和蔺草席7949吨，则按现行的3％至6％征税，超过部分最高将课以266％的高关税。中国就此问题多次与日方磋商，反对日方的不公平和歧视性的做法，日方拒不接受中方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仍然坚持其错误决定。中国外经贸部于6月18日宣布，决定近期对于原产于日本的汽车、手持和车载无线电话、空气调节器三种产品加征特别关税；6月22日，中国政府决定对以上三种商品加征100%的特别关税。近年来，中国日本之间发生贸易摩擦，有深刻的原因。第一，双方对双边贸易差额分歧很大。从中国的统计资料来看，在1978—2000年期间，中国对日贸易仅在1982年、1990—1991年、1996—1998年和2000年等7个年度出现贸易顺差，其他16年均为贸易逆差。因此，中国认为，长期对日本贸易逆差是一个重要、长期的问题。但是，日方并不持这种看法，相反认为日本对华贸易长期逆差。例如，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00年中国对日本出现1.4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改变上年对日本逆差13.7亿美元的状况；根据日本的统计，2000年日本对中国出现贸易逆差，达到249.3亿美元，比上年增加27.4%，惊呼日本对中国贸易逆差增大。实际上，这是统计方法上的差异。采用到岸价格、离岸价格计算导致有差异，采用产地统计也导致有差异，尤其是中国香港等地的转口贸易统计在进口商品中。这与中美贸易差额问题一样。第二，日本部分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各国中日本复苏最为缓慢。到目前为止，日本国内经济仍然不景气，失业状况没有好转；国内成本上升，尤其是劳动力成本；部分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尤其是农产品、纺织品和服装，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中国实行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政策，加快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调整了产业结构，大大降低部分产品（例如，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了其国际竞争力。另外，在流通渠道、流通环节上，中国的部分产品也占据相对优势。因此，日本政府为保护国内产品和国内有关部门的利益，采取紧急进口限制措施。第三，日本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是伴随中日关系而发展的。近几年来，中日关系出现一些问题，例如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问题、日本国会议员甚至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严重影响中日双边关系以及双边贸易的正常发展，日本政府借口对中国实行紧急进口限制措施。第四，中国日本贸易摩擦由来已久。早在1995年初，日本根据WTO中的《农业协议》第5条特殊保障条款对从中国进口的大蒜和生姜提出限制进口措施，最终以中国实施出口配额管理和日方实施进口商申报管理而结束。2001年伊始，2月16日由日本457家毛巾工厂组成的日本毛巾工业联合会于在大阪召开临时总会，正式决定向经济产业省申请对中国毛巾实施紧急进口限制，以阻止中国毛巾向日本出口。另据报道，日本纺织业界正在商讨对针织等10种纺织品提出设限申请，木筷行业、自行车行业和皮鞋行业协会等都在考虑要求政府的保护。由于担心香港、澳门发生的禽流感延及中国内地，日本农林水产省6月7日还决定暂停从中国进口鸡肉和鸭肉。在反倾销领域，1991年和1995年日本分别对中国的硅锰、棉府绸进行反倾销；1999年6月、10月，我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对日本企业生产的不锈钢冷扎薄板、丙烯酸酯等产品进行反倾销。这些也有可能引发和加剧中国日本之间的贸易摩擦。因此，日本对中国实行紧急进口限制措施的最根本原因是保护国内产业和相关利益，但是日本政府采用了不公平和歧视性的贸易保护手段。中日贸易摩擦的未来走向贸易摩擦有多种形式，主要有：设立关税壁垒，如高关税；设置非关税壁垒，如配额、许可证、技术壁垒、绿色壁垒；滥用世贸组织规则，如反补贴措施、保障措施、反倾销措施等。贸易伙伴之间发生贸易摩擦，实践中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发生贸易摩擦的贸易伙伴相互之间采取不公正、报复性的措施，愈演愈烈，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双方遭受损失。第一，贸易摩擦升级，只会导致双方的损失更大。日本对中国的大葱、鲜香菇、灯心草限制进口涉及到的贸易额约为1.5亿美元，但日方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和一再交涉，坚持对中国部分出口商品采取一系列不公正的贸易限制措施和歧视性做法。这损害了中国国内相关行业、企业和生产者的利益，影响了双边贸易的正常开展。贸易摩擦促使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部分农产品将会转移而进入新的市场，而日本从其他国家进口的该类农产品仍然对日本国内农产品造成冲击。虽然被征收特别关税的3种商品在日本整个对华出口额的3.5万亿日元中所占比例不大，但是中日两国间围绕“紧急限制进口”引发的贸易战可能因此继续升级，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只会给日本的产业界带来巨大的损失尤其是其他相关产业，进一步影响日本经济的发展。2000年日本向中国出口汽车4.7万辆，仅占日本向全世界出口的1%，但是同比增长高达36%；日本向中国出口的移动电话的数量达到145万部，接近出口总量（830万部）的20%。这将遏止其增长势头，大大影响日本汽车进入中国市场，而与此同时，韩国、欧美等可能替代日本，增加对中国出口汽车等。合同金额上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连续4年负增长，实际使用金额连续两年负增长，2000年才实现正增长。贸易摩擦的继续可能影响日本在华企业，影响日本与中国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应当指出的是，造成的损失对日方更大，不仅难以保护日本国内相关产业，而且可能丢失中国市场。第二，双方应以事实为根据，客观公正妥善解决贸易磨察。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中国与日本不仅是贸易大国，而且彼此是很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多个领域的合作对象。如果贸易摩擦不能及时制止，相互报复加剧，则双方的产业冲击、损失更大，负面影响更广泛、深远。双方只要坐下来，以事实为根据，经过磋商和谈判，会解决问题的。例如，2000年韩国对我大蒜实施保障措施，引发中韩贸易战，中国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自6月7日起暂停进口原产于韩国的手持无线电话机和聚乙烯，结果双方经过双方磋商，最终妥善解决问题。（胡江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博士；赵书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网 2001年0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