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民间故事叫“仙鹤报恩”，讲一对贫穷的老夫妇救了一只受伤的仙鹤，仙鹤不忘搭救之恩，化为一个美丽的姑娘侍奉救命恩人，每天夜里，仙鹤拔下自己身上的羽毛织出美丽的布。老夫妇因出售这布匹而富裕起来，一天夜里，老头子窥看了织布的情景，使仙鹤无法再变为人身。仙鹤说道，“我就是那只被你们搭救的仙鹤，化为人身来报答你们的恩情，现在恩已报完，我要飞走了”。 这类故事中国也有，只是版本不同，细节不同，但中心思想差不多，都是教导人们要“知恩报恩”。这实际上反映了中日两个社会中这样一个共同的事实：接受别人的好处都是一种“债”，一定要还报。“知恩报恩”是一种美德，“忘恩负义”要受人谴责，所以日本人身上有沉重的恩义负担，日本人的“忠”、“孝”观念就是在这种基础上产生的：还报父母的养育之恩谓之“孝”，还报国家君主之恩谓之“忠”。以此为中心，日本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道德伦理体系：欠负-报恩的伦理体系，这一体系对日本人的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至今仍难以消除。 日本人的“恩义”包括两个方面。—个是“恩”的方面，即上级、地位高的人给下级、地位低的人的各种恩惠(物品、庇护、关心等)。另一个是“义务”方面，下属、地位低的人对自己接受的各种好处都有还报的义务。中国人也需要记住别人对自己的好处，并在适当的场合以大体相等的东西还报。“恩”不是没有，但限于特定的领域。所以，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一个人若不懂“人情世故”是要受谴责的。但在日本式的集团内，“恩”有普遍化的倾向，日本人的恩义意识是同等级意识联系在—起的。在等级体制下，授受关系趋向于只有两种形式：或者施恩或者受恩。受恩是一种债务，必须偿还。所以，在日本，只要有交往不深的人送礼物，接受者一般要马上算出礼物的价值，尽快根据送礼人和收礼人的身份，决定是否回送一份比例相当的礼物，以免背上恩情债。 在所有的恩情中，对天皇的欠负是最大的，“自己有幸生在这个国家，安居乐业，万事称心，就不能不想天皇所赐的恩典”，所以每个日本人都要时刻准备听从天皇的召唤，为其奉献自己的一切，对天皇恩情的偿付是强制性的和绝对的。除此之外，日本人的欠负对象还有父母、老师、主人以及任何对他授以恩情的人，这些恩情都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必须偿还，否则他就是一个不义之人，将受到社会的谴责和惩罚。整个日本就是一个恩情的世界，子女与父母、下级与上级、学生与老师以及所有人与天皇形成了一个牢固的恩情结构。所以在日本，“所谓‘义’就是确认自己在各人相互有恩的巨大网络中所处的地位，既包括对祖先，也包括对同时代的人”，因此日本人的道德就是忠诚与报恩。日本真正的民族叙事诗《四十七士物语》赞颂的就是属下对主君的忠义。为了替主君报仇，报答主君的恩情，他们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包括父亲、妻子、妹妹的生命。当他们为主君报仇后，又在其坟前集体自杀，因为他们的报仇行为虽成全了他们对主君的义，却导致了他们对幕府的不义，他们只有以自杀来偿还，这种抛弃爱情、亲情的忠义故事深得日本人的青睐。这种欠负—报恩的伦理体系造就了日本人性格中的一极：极端自我牺牲的精神。 这里所谓的“恩惠”包括有形和无形两种。前者如财物，后者如庇护、救助以及精神上支持等。有形恩惠可以用有形的形式还报，即“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亦可用无形的形式还报，“富者报人以财，贫者报之以义”即是其例。日本人对于接受的有形和无形恩惠都必须认真考虑还报的问题，因此他们身上都负着“人情”和“恩义”的负担。但在等级制度发达的社会里，报恩观念得到强化，因为，地位高者施恩于地位低者，通常要求后者还报以更大的服从、尊敬和献身，因此日本人在接受别人的恩惠时表现得比中国人更敏感。 “欠恩不是美德，报恩则是懿行”、“难以报恩于万一”、“为报恩献身之时就是行有美德之始”。这些成为日本人“恩义意识”的核心思想。
梁朝伟可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