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论文的研究意义

鲁先生在生时所写下的文章，它不只是单单代表一种语言，一种心情；它所涵盖的范围和内容很广，这些也是跟社会分不开的，它是一种精神所在，他在用一种声音呼唤、呐喊和鼓舞着一些人和事；这种精神是值得每个人去深思的我能理解的也就这么多，希望对你有些帮助

鲁迅在日本医从文，就开始了他的唤醒民众，救国的光辉道路。1902年到日本留学。4月入弘文学院，1904年4月结业，6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这一时期开始参加各种民族民主革命活动，广泛涉猎西方近代科学文艺书刊。最早的一篇译述文章《斯巴达之魂》前半部分发表于l903年6月在日本出版的《浙江潮》第5期(后半部分载于第9期)；同年在东京出版了第一本翻译科幻小说《月界旅行》。1906年弃医学文，希望以文艺改造国民精神。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未果，转而在《河南》杂志发表《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文化偏重论》等重要论文。与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第一集，1909年出版。1909年夏回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辛亥革命后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1911年用文言写了第一篇小说《怀旧》，思想特色和艺术风格，都与后来小说相同，捷克学者普实克认为它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1912年2月应蔡元培之邀，赴南京教育部任职，后随教育部迁往北京。他的早期文言论文，和后来的风格差不多。早期的鲁迅受进化论的影响比较大，认为社会是进步的，青年人必定胜过老年人，所以他在青年身上抱了很大的希望，对社会进步有着信心。但他并不知道将来的理想社会是怎样的。但他的论文仍有重要意义，因为他的文章打击了封建旧势力，打击了宗法主义，针砭了国民的劣根性，还在破除旧文学，创建新文学立下了汗马功劳。

作为精神界之战士，鲁迅的一生是启蒙的一生，救赎的一生。而他启蒙与救赎的旨归则在于“立人”。“立人”是鲁迅思想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观念，这在他早期的论文《摩罗诗力说》中就已经明确提出来了。鲁迅强调说，“立国必先立人”，翻译成今天的说法，就是“人权高于主权”。没有人权的主权是虚幻的主权、是少数统治者的主权。一个国家要真正实现强大，每一个人都得成为现代社会文明的、民主的、有公民责任感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人、个体。只有先立人，这个国家才能立起来。鲁迅认为，中国人从来就没有知道过做人的资格，中国人一直都挣扎在想做奴隶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两种生活不断地交替。同时中国人不是被外国的侵略者所蹂躏，就是被本国的奴隶者所奴役，不是被强盗抢夺就是被官兵杀戮。而鲁迅先生本人则从良知和理性那里领来了一份责任，他执意要揭穿专制的本质，鲁迅用他充满血泪的文字来表明：中华民族要成为一个有尊严的民族，中国人要成为一个有尊严的人，必须进行深刻的、全民族的文化批判和心灵忏悔，以获得文化精神与国民性格的“凤凰涅槃”。

内容提要 我将80多年的鲁迅小说研究史概括为四种范式:政治革命范式、思想革命范式、主体意识范式、形式意义范式。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观察和分析鲁迅小说的政治意义,在相当长时间里成了鲁迅小说研究的最主要范式,鲁迅小说获得的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和遭受到的最激烈的否定,都源于这种范式,这种范式极易在政治狂热中使鲁迅小说研究坠入非学理的偏颇;思想革命范式不以中国政治革命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认识的既成结论来说明鲁迅小说的思想意义,而以鲁迅当时的实际思想追求为依据来发掘鲁迅小说的思想风貌;主体意识范式认为鲁迅小说不仅是中国近现代社会这一外部世界情境的认识论映象,而且也是鲁迅这一具体个体心理过程的总和或全部精神史的表现,鲁迅的小说深刻地表现了一个杰出知识分子对于过渡时代的中国的全部复杂性的精神承担;对鲁迅小说形式的研究,一直伴随着鲁迅研究史,但在成果形式上看多与前三种研究范式扭结在一起,缺乏系统性和独立性,说其为形式意义范式还比较勉强,尤其是受我们文学传统中重内容轻形式的文学观念的制约,对鲁迅小说的形式研究还很不充分。关键词 鲁迅研究 小说 政治革命范式 思想革命范式 主体意识范式 形式意义范式鲁迅小说研究，如果从1913年《小说月报》发表鲁迅的第一篇小说《怀旧》时所附的编者评点及“附志”算起，至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在这不算短的研究史中，一代又一代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鲁迅小说进行了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论著资料真可谓汗牛充栋。纵观这些异彩纷呈的论著资料，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鲁迅小说研究史是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史的缩影。 新世纪的脚步越来越近,清理反省学术研究的世纪历程，成了世纪之交各学科领域的重要课题。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开展得最充分的研究对象，而鲁迅小说研究又是鲁迅研究中成果最为丰硕的。因此，对鲁迅小说研究的历史，作一种鸟瞰式的疏理，不仅对总结和推动鲁迅研究大有裨益，而且对总结现代文学研究乃至本世纪的学术研究均有借鉴意义。当然，这种疏理工作由于对象本身成果卓著、资料浩繁，具体操作时研究者又会凭着各自的眼光，采取不同的方法。我的方法是，将鲁迅小说研究史概括为四种范式：政治革命范式、思想革命范式、主体意识范式、形式意义范式。我认为，80多年的鲁迅小说研究史形成了以上四种研究范式。这四种范式并不是以时间进程历时地纵向跃进的，我的概括既有对历史的纵向把握，也有基于逻辑归纳的横向透视。 一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观察和分析鲁迅小说的政治意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成了鲁迅小说研究的最主要范式。这种研究范式在50—70年代甚至在整个研究界具有排他性的独尊的垄断地位。这种现象当然并非鲁迅研究所独有，在政治成了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的时代语境中，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不可避免地赶风潮似地将研究触角伸向政治，这是后人清理本世纪文化遗产时首先要遇到的触目惊心的奇观之一。由于鲁迅在中国文化领域和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用政治观念生搬硬套鲁迅小说，对其作穿凿附会地互证，更是成为奇观中的奇观。《狂人日记》是“五。四”革命青年的战斗宣言书，《祝福》是旧社会套在妇女脖子上的“四大绳索”的控诉书，《一件小事》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向工农的忏悔录，《铸剑》是讨还血债的复仇精神的颂歌，《药》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挽歌……诸如此类的对鲁迅小说下政治口号式的断语，成为一时风尚。给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定阶级成份也成了研究者的任务。那个一无所有而又爱嚷嚷“老子以前比你阔多了”的阿Q，到底是破落地主还是贫雇农 ，曾让一批专家学者争论得不亦乐乎，甚至那个爱贪小便宜的“豆腐西施”杨二嫂是凭姿色还是靠双手养活自己，也就是说，她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手工业生产者也让研究者费尽了心思。至于把鲁迅的小说作为具体政治事件的佐证，从作品中寻找所谓的“微言大义” ，诸如对《药》结尾处的乌鸦的象征意义的奇奇怪怪的猜测，都曾经是构成鲁迅小说研究繁荣景象的独特风景。回顾鲁迅小说研究史，我们发现这样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政治革命研究范式使鲁迅的小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而鲁迅小说所遭受到的最激烈的否定，也源于政治革命研究范式。二十年代后期“革命文学”论争伊始，鲁迅就成了创造社、太阳社的斗士们的靶子。他们攻击鲁迅最主要的理由是，鲁迅的小说没有他们所需要的先进的革命的政治意义。这些置身革命漩涡中的激进的文学青年对政治意义的理解是那么急功近利，没有直接描写风口浪尖上的政治斗争的鲁迅小说，被认为在“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①郭沫若干脆喊口号式地宣布鲁迅是一个“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②钱杏屯 阝对鲁迅小说的“理直气壮”的批判更一览无遗地表露出政治狂热，“这个狂风暴雨的时代，只有具有狂风暴雨的革命精神的作家才能表现出来，只有忠实诚恳情绪在全身燃烧，对于政治有亲切的认识，自己站在革命的前线的作家才能表现出来！《阿Q正传》的技巧是力不能及了！阿Q时代是早已死去了！”③基至鲁迅小说的表现上的含蓄从容在他们看来也成了“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 ④，并给鲁迅小说加上“以‘趣味’为护符，蒙蔽一切社会恶”，“以‘趣味为鸦片，麻醉青年’”⑤等等火药味十足的罪名。风云变幻的革命年代，即使最需要理性和规范的学术研究，其转向之快也往往超乎常规，以“革命”和政治名义否定鲁迅及其小说的狂风很快就过境了。随着鲁迅参加了“左联”这个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文学困体，以及他的骤然早逝引发的全国性悼念活动的强大舆论造势，鲁迅在革命青年中的威望迅速提高。当年的“倒鲁”健将郭沫若惊呼鲁迅的病逝使中国文坛失坠了“宏朗的大星”，称“鲁迅先生是中国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⑥成仿吾则称鲁迅“达到了这一时代的政治认识的最高水平”，“超过了中国的国界，超过了无数的资产阶级作家，进到了全世界极少数的前进作家的地位”。⑦于是，从政治的角度肯定鲁迅及其小说，遂又成为研究界趋之若鹜的动向。而政治领袖毛泽东的鲁迅观，对这种转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在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的讲演中，称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 ，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⑧1940年，毛泽东又指出，“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⑨ 。毛泽东对鲁迅的极力推崇， 奠定了此后中国鲁迅研究的总体基调。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对鲁迅所作的无与伦比的崇高评价，并不是对鲁迅的作品作了具体分析后提出的，更多的缘于对鲁迅的人格力量的景仰和钦佩。而作家的存在价值毕竟离不开他的作品，于是，在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时代风潮中，从作品中概括出政治意义以印证领袖的英明论断，就自然成了鲁迅研究界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这也就决定了四十年代以降的鲁迅研究，逐渐从百家争鸣的局面归聚到毛泽东的鲁迅观下。在鲁迅小说研究方面，表现为以毛泽东的有关政治革命论述为指针，挖掘鲁迅小说的深刻的政治意义，论证鲁迅小说与中国民主主义政治革命斗争的内在有机联系。这样，对鲁迅小说所作的具体分析，与毛泽东的有关论断之间，往往有着清晰的逻辑对应。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也是鲁迅注意的中心问题。鲁迅的小说通过刻画闰土、阿Q、祥林嫂等农民形象，表明农民已经无法生活下去，环境已迫使被压迫的农民走到绝境，他们如果不奋起抗争投身革命，就毫无出路。据此可以说，鲁迅小说对农民苦难处境的揭示，实质上是成功地描写了中国革命的前夜。要改变闰土们的命运，就要爆发革命，而鲁迅小说不只描写了革命的前夜，还直接写到了革命——《药》、《阿Q正传》写的就是辛亥革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和革命的领导者觉醒的知识分子都有着自身的弱点，鲁迅的小说恰恰既写了农民的麻木和愚昧，又写出了知识分子的脱离群众和软弱消沉。按照这样的逻辑推断，鲁迅小说揭示了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农民的被压迫地位是必然走向革命化的，他们是中国革命在农村里真正的动力，但对现实没有坚定的认识的觉醒的知识分子还不能充分发挥出本身也有着弱点的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一种更坚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即无产阶级必然走上革命舞台。堪称政治革命研究范式经典之作的陈涌的《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⑩一文，就系统地阐发了以上观点。在陈涌看来，除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之外，差不多所有我国民主革命的重大问题都在鲁迅小说的艺术画卷里得到了形象的表现。让研究者们欣喜若狂的是，鲁迅小说所揭示的政治观点与领袖的英明论断完全吻合。为了全面地论证这种惊人的“吻合” 不少研究者不惜一厢情愿地将两者修正榫接得“天衣无缝”。比如农民问题，鲁迅和毛泽东都确实相当关注，但前者更多地关注农民的负面，后者更多地关注农民的正面，于是研究者就通过巧妙地拔高鲁迅小说中的农民形象，以谋求自以为是的一致。临死还沉沦在精神胜利法泥淖里的阿Q，为了取悦围观的看客说了一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竟被解释为意识到“追求翻身解放的穷苦农民，一定会前仆后继，奋斗不止的” 。无知的祥林嫂询问人死之后有否灵魂，被说成是“祥林嫂的倔强的性格的最后闪光。这闪光有力地表示了封建宗法统治，已经在这善良受害的劳动妇女的思想里开始动摇，丧失了它的‘神圣’的威力”。更有甚者，称祥林嫂“在临死以前，对于旧的统治秩序，提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怀疑和否定”。诸如比类的奇谈怪论并非个别现象，这表明政治革命研究范式已在政治狂热中使鲁迅小说研究走向了一种非学理的偏颇。这种偏颇自八十年代以来，逐渐得到鲁迅研究界的匡正。但是，在部分老一代鲁迅研究者中，思维习惯已成定势，把鲁迅小说框定在政治革命的模子里解读，并以无可置疑的权威口吻排斥其它研究范式，这种现象在八十、九十年代仍有不小影响。时至1991年，陈涌、黄源两位老同志在纪念鲁迅110周年诞辰学术讨论会的书面发言中，（11），仍信誓旦旦地坚称“在目前更重要的是防右” ，坚定不移地维护他们所认定的鲁迅研究的政治方向。二将鲁迅小说与中国思想革命结合起来考察，这种研究范式滥觞于“五·四”时期。鲁迅在文坛亮相伊始发表的《狂人日记》等小说体现出的激烈反传统态度，在“五。四”这样的思想革命的呼声响彻云霄的特殊时期，尤其具有振聋发聩的警醒作用。读者敏锐地捕捉到了鲁迅小说中先声夺人的思想锋芒，并及时地作出了反响。傅斯年在1919年4月读罢《狂人日记》，激动分万地写道：“狂人，狂人！耶稣、苏格拉底在古代，托尔斯泰、尼采在近代，世人何尝不称他做狂人呢？但是过了些时，何以无数的非狂人跟着狂人走呢？文化的进步，都由于有若干狂人，不问能不能，不管大家愿不愿，一个人去辟不经人迹的路。……我们最当敬从的是疯子，最当亲爱的是孩子。疯子是我们的老师，孩子是我们的朋友。我们领着孩子，跟着疯子走，——走向光明去。”（12）这种感受至今读来仍让我辈有春风拂面的快慰。这种直觉把握之鲜活，不仅显示出一个“五·四”青年的敏锐感受力，更预示了鲁迅作品深刻思想内涵的强烈感召力。同年11月，因提出“打倒孔家店” 而名声大噪的吴虞，在《新青年》上发表《吃人与礼教》，尖锐、鲜明地凸出《狂人日记》的反封建思想内涵，揭下封建礼教温情脉脉的面纱，直接将鲁迅小说与反封建思想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呐喊》刚出版时，影响很大的《民国日报》盛赞其为“在中国底小说史上为了它就得‘划分时代’的小说集”（13）也主要是因为《呐喊》高标独举的思想风范给当时的文坛乃至整个文化界构成了强大的冲击力。这些足以说明，鲁迅小说面世后的最初反响，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其深邃独特的思想底蕴。 但是，鲁迅小说研究史发轫之初显示出的对鲁迅小说思想性的敏锐感应，没有在此后的研究中得到坚实的承续和发展。远在鲁迅成为文坛注目的中心之前，政权的更迭就成了动荡的中国最富吸引力的中心问题。这种大背景下，人们无视或者说没有足够的耐心去对待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满足于将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鲁迅与时代最关切的问题进行简单地对接，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在40——60年代，大量标明论述鲁迅小说思想性的论著，其实根本上只是在反复地鉴别鲁迅小说的政治倾向，象那些论述《呐喊》、《彷徨》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故事新编》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章，都可以归结到前文所述的政治革命研究范式中去。一旦“思想”被简化为“政治思想”的同义语，所谓的思想研究，其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在对鲁迅小说思想性的论述中，主要采用的是“世界观”、“进化论”、“阶级论”、“个性主义”、“集体主义”等侧重于衡量政治表现而无力阐发思想深度的概念术语，关注的中心是鲁迅的思想从革命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这个过于“大众化”、“普泛化”的思想研究框架显然无法还原一个伟大思想家的独特魅力，充其量只能勾勒出一个文化战线上冲锋陷阵的战士形象。虽然三十年代的李长之、四十年代的平心、五十年代的胡风、冯雪峰等学者曾在对《阿Q正传》等作品的分析中，注意到鲁迅的国民性思想、“立人”思想的特异之处，但将鲁迅的小说与中国思想革命的深层次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行全面、深入地系统研究，这个使命还要在“文革”结束后，由八十年代在学术界脱颖而出的新锐学者来完成。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学者无疑是王富仁。 八十年代解放思想的大潮中，“五.四”越过历史的重重幕障，再度成为激活知识分子思想的灵感源泉。鲁迅作为“五.四”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倍受学人青睐，亦符合最基本的逻辑。但“文革”后，解放思想的题中应有主义是拔乱反正，而鲁迅在畸形的年代里扮演着整人的工具和打人的棍子的角色，对政治斗争的普遍厌恶滋生出的对风云人物的逆反心理，使一度一枝独秀大红大紫的鲁迅在八十年代民众中的威望降到一个低点，从这种背景来看，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