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谈文化遗产论文

朋友送了我一本《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初初一读，就被它真挚、质朴的语言吸引。没有浮丽的粉饰，没有豪言壮语，有的只是笔墨间流露的真挚情怀。千年岁月在眼前拂过，我在那漫漫飞舞的黄沙中看见千疮万孔也掩盖不住辉煌的敦煌莫高窟，看见在戈壁荒漠中跋涉的一代代信徒、开拓者、工匠，一代代守护人。       敦煌石窟是中华历史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我们历史的一道伤痕。东晋十六国前秦政权的建元二年，即公元366年，一名叫乐僔的僧人从中原远游到敦煌，一切皆天意，就因为夜幕降临时，他不经意地一望，对面三危山的佛光显耀，令他顿悟，决定留在这里坐禅修行。于是千年旷世石窟在他开始了第一凿。此后连续十个世纪，从未间断建凿、塑像、绘画的佛事活动，一代代僧人的虔诚还有后来的皇室宗亲，商贾以至普通百姓，以他们的追求、憧憬凝固成一个个石窟，一幅幅壁画，用千年的时光在一片荒芜中创化成宏大的佛教圣地，留下辉煌的艺术奇迹。       佛教的传播并不能阻止人类的战争。千年间，对敦煌的争夺不断，最终各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都融汇进中华民族广阔的怀抱中。敦煌处于️中西方陆地交通要道，陆上丝绸之路门户，经济贸易发达，文化艺术也在这旺盛的宗教政治经济土壤中，兼容并蓄，吸收不同的养分，融合了中原、印度、希腊、伊斯兰文明的元素，蓬勃发展，孕育出独特的灿烂文明。            莫高窟就是敦煌文明的一颗光芒万丈，见证历史的璀璨明珠！莫高窟的历史是一部贯通东西方文化的历史，也是一部佛教发展和传播的历史，更是一部人类的心灵史。在那荒芜的黄沙之地，在战乱纷扰的岁月，它是人们的心灵故乡，安放人们的忧惧、悲苦、欢乐和向往。       后来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敦煌渐渐失去东西方交通中转和西域门户的地位，莫高窟也渐渐衰落，直至明代嘉靖年间，嘉峪关锁关，莫高窟彻底被遗弃。之后的四百年间，无人管理，任人破坏。这个曾经的佛教文化艺术圣地，就这样渐渐颓败不堪，满目疮痍，湮没在历史的灰烟中。       直至1900年，藏经洞的发现，惊醒世人，敦煌石窟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遗产，重新回到历史的视野。可惜当时的中国，积弱落后，任人摆布，民不聊生。敦煌石窟的重现，引来的是一拨拨打着文化研究旗号的外国探险家的强取豪夺，其掠夺破坏程度，令人触目惊心。陈寅格的一句话把中国人的痛心说尽了“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这伤心，要用多少的努力才能抚慰？更甚的是，这饱经自然的岁月的人为的摧残的人类文化瑰宝如何修复如何续存？从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伊始，这份沉甸甸的使命落在一代代的守护者身上。       从第一代所长常书鸿启动，在自然条件恶劣，经济贫困，科技落后，又遭遇政治斗争风暴的形势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而樊锦诗，接过前辈的棒，承上启下，担起使命，为敦煌事业奉献了大半生，“此生命定，我就是敦煌的守护人”       樊锦诗，原本是一个身体柔弱的江南闺秀，或许是命运一早巳经暗中安排，少年时代，敦煌就是她的一个美丽向往，此生与敦煌的缘分从那时就萌芽了吧。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1962年她与另外三名同学被选择去敦煌毕业实习，当时敦煌是大家向往但几乎没有人愿意生活在那的地方。实习期间，她就因为水土不服被迫提前回京，没想到，她之后的人生却留在这个水土不服的地方！       大学毕业时被分配到敦煌，她不想，找到校方，学校承诺两三年后会有新毕业生去替换她。就这样，抱着可以回来的希望，又带着内心对敦煌、对莫高窟的热爱，踏上了黄沙之地。但是，世事无常，不久文革开始，“三、四年后调离敦煌”的许诺无法实现，之后种种机会，也失之交臂，或许一切正如她说的“敦煌是我的宿命”       1963年的那天，火车行驶在河西走廊，经过武威、张掖、酒泉，穿过茫茫的戈壁，三天三夜的长途跋涉，到了柳园火车站，坐研究所的拉煤卡车走了一百三十多公里的路程，举目所见，只有一望无际的沙丘和戈壁。卡车开进一个长两千多米的山谷，到达莫高窟，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樊锦诗两腿发麻，两眼发晕，摇摇晃晃地下了车。       正值青春年华的她就这样来到荒凉寂寥的敦煌，伴着遗世独立的莫高窟，开始她的人生。       当时的所长常书鸿是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还有段文杰等专家、研究人员、职工，已经扎根大漠多年。那时的生活非常艰苦，几乎与世隔绝，住土房，地上是永远扫不完的尘土，喝的是咸水，冬天零下二十多度，夜晚寒风夹杂着狼的嚎叫。而且他们还忍受着与家人的长期两地分居，无法享受普通人的天伦之乐。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奔劳在风沙肆虐的尘土中，卷缩在洞窟里，修复、临摹壁画、研究、分析、整理、撰写，守护着这座文化遗产。       书中有一个情景让我记忆犹深，樊锦诗第一次见常书鸿是在她毕业实习到敦煌的时候，她想象，这个她慕名已久，放弃优越的生活，从巴黎回来的大学者，应该是风度翩翩的艺术家，然而站在她面前的却是几个衣衫陈旧，面黄肌瘦的老农。       从1944年至今，几十年弹指一挥间，一挥间，几代人的青春和一生就过去了，而原本危危可岌的千年艺术瑰宝却延续下来了。从最初的抢救性修复到八十年代后依托科技不断进步的“预防性保护”从敦煌艺术临摹拓展到石窟考古、石窟艺术、石窟图像、敦煌文献、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等多领域研究，开展国际合作，逐步形成了国际水平的敦煌研究体糸，如今敦煌研究院已经成为国内外最具影响力的敦煌学研究实体。彻底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局面。       “我其实也想过离开”樊锦诗的自述是这么的朴素真实。时光一点点地流走，樊锦诗也如大部分普通人一样进行着个人生活的轨迹，结婚、生子，所不同的是，她赋予私人生活的时间和空间是那么的少。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独自在大漠中条件恶劣的医院生下第一个小孩。孩子无法带在身边，只能寄养在亲戚家。所以，回忆往事，她对丈夫、孩子始终抱有深深的遗憾和内疚“我不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 “我其实也想过离开”“我应该成为一个好妻子，一个好母亲，我应该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应该有权利和自己的家人吃一顿团圆的晚饭”却难以实现。然而在她内心，已深深地爱上敦煌莫高窟，难以割舍。“我感觉自己已经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了，离开敦煌，就好象自己在精神上被连根砍断，就好象要和大地分离”所以当1986年，组织上终于松口的时候，她内心是如此留恋、不舍。是她的丈夫，彭金章，也是一名优秀的考古专家，最终放弃了自己在武汉大学已经颇有建树的事业，来到敦煌，两个儿子在兰州读初中，从结婚开始的十九年后，一家人才算是团聚了。知她者，莫如老彭，“ 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他们用爱和生命践行了这样一个神圣的誓言。       1984年，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这年她46岁。藉着时代的发展，敦煌事业也迈上新台阶。为了将十年文革磋砣的岁月补回来，樊锦诗和她的同事们夜以继日，扑到工作上，硕果累累：巜科学记录档案》将敦煌石窟的各种纷繁复杂的信息科学地汇集成册。参与或领导制订巜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巜敦煌莫高窟保护和管理条例》等一系例规章制度，不仅以法律形式规范对敦煌文物的保护，而且也启发、推动全国的文物保护思路。把握时机，积极寻求与国际合作，推动与国际保护研究机构关于莫高窟壁的保护合作。适应新时代人们文化生活需求，创建“数字敦煌”不但解决了保护与开放旅游的矛盾，而且为敦煌文化的弘扬开创了一条康庄大道。更在她古稀之年，完成了巜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巜莫高窟第266一275窟考古报告》这是莫高窟第一份考古报告，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当代成果，意义重大，不负四十年前宿白先生对她的重托。       从青春年少到成熟中年再到白发暮年，樊锦诗始终守护着敦煌。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她，在荒漠里度过大半人生？也许是莫高窟艺术的感召力和她赤子之心的契合铸造了她的精神支柱吧。她有过痛苦和迷茫，感到自己一无所有，离开家乡，举目无亲，就象一个漂泊无依的流浪者，在时代和命运的激流中，从繁华的都市流落到西北的荒漠中。每当心情烦闷时，她会一个人向莫高窟九层楼的方向走去，在茫茫的戈壁上，在九层楼窟檐的铃铎声中，尽情释放心中的苦闷。洞窟里美丽的飞天滋润她的心田，静谧安详的佛像启迪她的精神。她说，那尊禅定佛的笑容启示着她，活在当下，回归内心。在朝朝暮暮的相处中，她的人生巳经不知不觉地和莫高窟艺术融为一体了，无法分离。正如书中所说的“我突然明白了樊锦诗愿意一辈子留在敦煌的原因了。尘世间人们苦苦追求心灵的安顿，在这里无需寻找。只要九层楼的铃铎响起，世界就安静了，时间就停止了，永恒就在此刻”       最后分享一句樊锦诗的独白作为结束语“人生的幸福在哪里？我觉得就在人的本性要求他做的事情里。一个人找到了自己活着的理由，而且是有意义地活着的理由，以及促成他所有爱好行为来源的那个根本性的力量，他就可以面对所有困难，也可以坦然地面对时间、面对生活，面对死亡。所有的一切必然离去，而真正的幸福，就是在自己心灵的召唤下，成为真正意义的那个自我。”

榆林窟，敦煌莫高窟的姊妹窟，也是敦煌石窟艺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瓜州县南70公里处，历经唐、五代、宋、西夏、元、清约1000多年的营造，现存洞窟43个，彩塑270余身，壁画约5600多平方米。灿若瑰宝，蔚为大观。

虽然同属敦煌研究院管理的文化遗产，但榆林窟却是一个远比敦煌莫高窟更为荒凉偏僻的地方。

窟区入口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从敦煌驱车往东，一路戈壁荒漠，渺无人烟。一个多小时候后，开始有流水，又见几抹耀眼的胡杨。沿着榆林河继续向前，车猛然停在了一个四野空旷的大平地上，司机师傅指着前方看不见路的入口说，往下，就是榆林窟了。

国宝碑

寂然静谧却辉煌灿烂的榆林窟，就深藏在这茫茫大漠的峡谷峭壁间。走下石阶，天地豁然开朗，榆林河在阳光的照耀和榆树的映衬下，恍如世外桃源。

宋子贞在榆林窟待了14年，当年从敦煌研究院保卫处调任到这里，担任榆林窟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时，他根本没有想过，会在这个荒凉孤寂的地方待这么久。

从敦煌去瓜州榆林窟的这条路，如今一半高速，一半土路，虽然依旧偏僻不便，却已是自驾游也能随意往来的路线。而在这之前，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去一趟榆林窟，依然是要颠簸好几个小时。年轻没经验的姑娘如果在上车前准备好一包零食路上吃，到了一半路程的时候，多半都吐在了车上。

宋子贞工作照

14年前，宋子贞在一个圣诞前后的冬天来到这里工作。作为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他之前也经常来榆林窟，大多都是当天就走。这一次，他却是要长住。

他记得来的时候下着大雪，白雪茫茫，天气非常寒冷。半夜的时候，躺在砖土结构的简易房子里，屋顶和当地土房一样，不是瓦片，只是铺上木席子上面抹上泥巴。半夜烧煤取暖，枕着河水哗哗的声音，怎么也睡不着。心想，这个地方，真的太荒凉了。

领导与他说，去3年，就回来。他没有想到，这一待，就是14年。

宋子贞是2007年来的榆林窟，那时已是四通八达的网络时代，敦煌也早已与国际接轨。但距家170余公里外的榆林窟依然是大漠戈壁深处，人迹罕至、与世隔绝。这里的条件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前差别不大。

喝的是河里的水，回县城要找老乡搭车，拖拉机、摩托车、板车和牛车，有轮子的都行，没有车就只有步行。那时候也不通电话，更不提网络，透风漏雨的土房子，还有让人落荒而逃的土厕所。冬天的时候要扫雪，春天的时候要种树，夏天的时候要种菜。

因为没有直通车，从敦煌到榆林窟，搭乘各种交通工具，折腾下来，一来一回需要三四天，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多年。宋子贞经常十天半个月才回一趟敦煌的家，一月回一趟也是常态。从孩子读初中开始，他就很少照顾家。

但如今，来过榆林窟的人，很难想象，相隔不过十来年，当年守窟人的生活，会是那样的。

见到宋子贞时，他很热情地相邀并带路，在榆林窟的前后左右参观了一圈。

窟区白天

河水潺潺，鸟语花香，加上石窟栈道，风光无限。刚刚落成的榆林窟文物保护研究所办公休息区墙壁上有一个低调却有艺术感的标识牌“榆林之家”。整个建筑区域极富设计理念，与峡谷两岸延续千年至今的伟大石窟浑然一体，而内部的空间却极为简约现代舒适。

窟区栈道

璀璨绚丽的榆林窟，如今已是很多来敦煌游客的目的地。而洞窟之外，这里的环境在大漠戈壁中出尘脱俗，美到让人流连。

宋子贞对刚刚改造的“榆林之家”十分欣慰，这是在敦煌研究院和 社会 公益力量的大力支持下，在很多设计师的参与下，历时4年多才完成的。

在榆林窟十几年，除了守护这一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做文物保护、文化弘扬、综合管理工作外，宋子贞说，自己常年都在为这些看着琐碎的生活困扰、奔波着，“最开始几年，就是给职工打井找水喝、通班车回家，然后通电话、通网络，到现在，终于给大伙盖上了职工之家。”他感慨，“十几年就这样过去了”。

聊起起这些年的“守窟”生涯，宋子贞讲起来绘声绘色。他是个典型的西北汉子，说话不急不缓，直来直去，经常会咧嘴笑起来，但描述的画面有时生动到让人笑出声来。讲到艰苦处，他也冒出“熬着”这样的话，但很大一部分回忆，都是说榆林窟的好处。

讲到这里冬天雪太厚，工作人员经常是讲解完就去扫雪，扫完雪扔下笤帚又去讲解，女孩子干着干着就哭了。他突然又说，“哎呀，榆林窟的冬天也是特别美的，雪景特别美，你应该冬天也来看看。秋天胡杨也美，四季景色都有特点。”

他说：“时间久了我也喜欢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确实非常好，非常的安静。能让人安安静静地去思考、去学习。有时候白天忙碌，晚上就能把自己好好整理一下。”

窟区外景

当年的生活虽艰苦，却伴随着精神上的快乐，宋子贞怀念和敦煌研究院同事们经常一起深夜喝茶聊天的日子，大家亲如兄弟、情同家人。而如今，榆林窟的环境面貌焕然一 新，物质困苦已经渐行渐远，但他也开始担忧年轻一代人对这里的感情和付出，担心石窟保护始终会有新的挑战。

再过几个月，宋子贞就到了退休的年纪。回望来时路，他形容他们这一代是“筚路蓝缕”，坐着简易的交通工具来到这里，开启这一生与敦煌石窟的不解之缘。

“这么多年守在这里，我其实也没有过多想法，第一，守护好榆林石窟；第二，做好服务，服务榆林窟；第三，就是为职工、为游客做好服务和保障。不管做什么工作，能不能在这个岗位做点有意义的事情，能不能把这个地方改变好发展好，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而今，他觉得自己实现了当初的愿望，把一个环境面貌全新的榆林窟交到了后来人手里。他感慨了一句：“我的任务完成了，也不虚在榆林窟工作这么多年。”

6窟大佛

1.找水喝

宋子贞是西北人，大漠戈壁对他而言是熟悉的日常。然而，初到新岗位，对榆林窟的荒凉孤寂，宋子贞还是有些措手不及。

在此之前，他待过很多地方。老家在天水麦积山附近，12岁来到敦煌读中学，毕业后因为父亲在青海工作，他去了青海茫崖，一个如今是网红景点、但依然千里路遥人迹荒凉的地方。宋子贞在那里成为了一名知青。再然后，他又在当地公安系统干了18年。1994年，敦煌研究院成立了保卫处，需要有公安经验的人，各种因缘巧合之下，宋子贞又从青海回到了敦煌，成为了敦煌研究院保卫处的一员。

在莫高窟待了13年，宋子贞被调到了榆林窟。虽然仍属于敦煌研究院，但大家都知道，榆林窟那个地方很偏僻，也很艰苦。最重要的是，照顾不上家里。

那时候孩子刚上初中，但爱人说了句，行吧，我支持你。宋子贞就来了。

只是，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山沟里的生活会有这么多难题。

初到的时候是冬天，非常冷。上厕所的问题就相当的让人挠头，当时的榆林窟只有一个露天的旱厕，冬天晚上只要一出去上厕所，就会立竿见影地感冒。为了这个事情，宋子贞自己就连着感冒了好几次。

但最麻烦的，还是吃水的问题。

舍利塔

当时的榆林窟文物保护研究所不到20个人，但喝的都是榆林河的水，因为上游有放牧的小污染，这里的水一喝就会肚子发胀，而且咕噜咕噜老响，有时还会闹肚子，但适应上一段时间就会好。

除了河里舀水，榆林窟文物保护研究所的职工还在一辆皮卡车上做了个水箱，到30公里外的锁阳城镇拉水回来。冬季5天拉一次，夏季3天拉一次。当时的值班室还是个简易的草房子，地面是高低不平的砖块，桌子也是拿砖头错落不平堆起来，中间生了炉子，大家一边值班，一边用水瓢从桶里舀水烧了喝。

宋子贞一看这光景，这个水洗洗涮涮还可以，但长期喝实在不卫生，对大家身体不好，“得要保证咱们的饮水问题，连喝水都这么困难，怎么让大家安心下来工作。”

于是，他在榆林窟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外地购置了一套10万块钱的净水设备，无论是从河里面打上的水还是拉回来的水，先净化再饮用，终于暂时解决了职工饮水卫生的问题。

就这样过渡了两年。宋子贞从省水利厅朋友那里得知，只要打报告争取经费，就有机会去周边探井，但麻烦的是，瓜州县就柳园镇、榆林窟周边的水资源勘探没有资料，曾在1950年代半途而废。

于是，宋子贞又带着专业勘探人员在方圆十几公里打探井，其中一个井打到70多米都没水，最后终于在榆林窟西边3.5公里处打出水来了。因为费用不够，又把探井封了，直到经费到位，才开始正式打井。一直打到地下240多米，才终于打出了饮用水。接着又压了3.8公里的管道，引井水到蓄水池，终于解决了榆林窟文物保护研究所的人职工饮水问题。

现如今，榆林窟花草树木遍地，蔬菜瓜果也都是自己种，这些都是把河水引上来灌溉的。而大家的饮水，依然靠的是当年打下的这口深井。“现在我们喝的水都可以装瓶了，和矿泉水是一样的。”对着端上来的茶水，宋子贞有点自豪地笑着说。

2窟水月观音

2. 通班车

解决完吃水问题，第二个难题就是回家问题。

和早年间莫高窟的工作人员回不了敦煌县城一样，榆林窟的工作人员同样回不了家。榆林窟距离瓜州县城70公里，最近的锁阳城镇也有30公里。因为地处戈壁荒无人烟，如果不是院里有车来，基本找不到车。如果要回家，往往要先步行30公里到锁阳城镇，再找老乡的车回瓜州县城。在戈壁荒漠上，30公里一般都需要走整整一天，且荒无人烟，十分麻烦。而回程同样要反复找车，一来一回没有三四天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也因此，在榆林窟工作的人大都是两三个月才回家一趟。单身年轻人还好，有家有口在县城的，就是个大麻烦。

2009年，宋子贞找到当时的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王旭东，申请到经费买了一辆通勤车。通车那天，所有工作人员都高兴地自发放鞭炮，欢天喜地、热泪盈眶，大家一起欢呼，终于能每天回家了。

09年榆林窟全所职工合影

最初，通勤车是一辆十几座的小巴，在搓板路上颠两个小时才能到瓜州县城，往返耗时四小时，很多职工因此都是早出晚归，十分辛苦。如今，不仅路况改善，通勤车也早已换成了大巴车。而来到榆林窟的自驾车现在也已经是络绎不绝。出行问题，已经大为改善。

通了车，但榆林窟依然不通电话，在外界已经手机联系的年代，榆林窟依然还是靠“我是长江你是黄河”式的短波联系。“没有电话、没有电视，没有信号，反正啥都没有”，宋子贞于是找到了瓜州的电信局，在院里的支持和“砍价”助攻下，终于给所里装上了光纤。一时间，榆林窟不仅用上了手机，所有人都自发买了电脑，不仅能看上了电视，也终于能和整个世界联系上了。

“一夜之间，感觉我们跟外面的空间差距突然缩小了，又能回家又能上网，突然之间生活就跟上了，跟外面没啥差别了，大家一下子就觉得舒服多了。”宋子贞笑说，来的前三年，就忙着干了这几件事情。

2020年7月榆林窟全所职工合影

3. 职工之家

到榆林窟工作已经过去了3年，宋子贞跑去问分管的副院长王旭东，说好回去的时间是不是到了？“结果他装作不知道。我一看他不想让我走，那就再待着吧。”

这期间，王旭东院长会经常来榆林窟，两人常常在一处土房子里谈心，谈完工作再聊聊天，宋子贞又问，已经5年了，时间又到了，接下去咋说啊？“结果王院长说，你怎么老提这事。你看这地方将来是要发展的，还有好多事情要做，你走了谁来完成，你是最佳人选。我一听，说，那行吧，我继续干。”

“那以后我再也没提过调动的事情。一干就14年了。”

上世纪四十年代老照片

去年，经历了多年的规划设计和基础设施建设，榆林窟的整个环境面貌都已焕然一新。除了文物保护展示设施，各种 旅游 配套设施也都已全面跟上了时代。当年让很多日本游客抓耳挠腮几进几出的土厕，如今早已成为 历史 ，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 旅游 公厕和游客中心，还有文创商店和对外餐厅将陆续开放。在保留了榆林窟特有的古朴美感同时，整个窟区的基础设施条件都有了全面改善和提升。

但大漠峡谷中的榆林窟依然保留着她的静谧。即使这两年的游客接待量已经分别达到了7.7万人次和5.6万人次，但当游客散去时，这里的工作人员依然要面对永恒的星空流转、河水湍流，以及不期而至的沙尘暴和冬日大雪。对于年轻人而言，在这里工作的孤寂和不安全感，变得比上一代似乎更为深切。

让职工们在这里能有个安心的家，是宋子贞一直以来的愿望。为此，刚刚建成的“榆林之家”是在各方支持下，他带着所有同事们不分昼夜，一砖一瓦建起来的。“我们真正是把这里当家在建设的”。

在这个职工之家里，有干净美观的食堂和茶室，有带玻璃天窗的阅读区，还有简洁现代的会议室、陈展室，职工宿舍的小单间漂亮现代，还带着淋浴设备。走进这里，有如大漠中的绿洲，舒适安宁，别有洞天。

在这个“榆林之家”里边走边看，宋子贞自己都觉得反差有点大。想起当年初来这里时，曾经的小土房子因为漏水，到处铺着塑料布，洗澡更不可能。而现在，年轻人已经可以彻底告别那样的生活。

但毕竟，时代不同了。宋子贞觉得现在年轻人的想法和他们那一代人不一样。

“我们那时候就真是讲奉献，和单位没啥条件可讲，能留下来的都是对这个地方有感情的。现在的年轻人

一样，他们想的东西多一些，可能考虑自己也多一些，所以更容易觉得这里寂寞荒凉。”

在榆林窟，也有很多情缘很深的工作人员，甚至祖孙几代都和这个石窟结缘。“我们这有一个职工在这个榆林窟已经43年了，他16岁就在这里了，他父亲在解放前就是看守莫高窟的警察，解放后他跟着父亲在这里守窟，现在他的儿子也在这里当讲解员，三代人都守着这里，真正是和这个石窟有不解之缘的世家。” 在宋子贞看来，唯有对榆林窟的热爱和敬业，才是把这里守好、护好的关键。

榆林窟全景图

4. 家人

在敦煌研究院里，很多人都是“择一事终一生”。抛家舍业，也是常态。

宋子贞也是其中典型。虽然看着豁达，但对于家庭，他坦言自己愧疚。

家人对自己是支持的。但也有抱怨，也有痛苦，也有矛盾。宋子贞说，对儿子、对妻子、对家庭的这种愧疚时时涌上心头，这些痛苦，化解不了。“抱怨是正常的。反正是要有取舍，你这边的事情要上心，家里就照顾不上，总是要两者选一，不可能两者俱全。”

庆幸的是，儿子没让他操心，学业一路顺利，现在上海的复旦大学读博。平时，儿子在上海开一个灶，他在榆林窟开一个灶，媳妇在敦煌开一个灶，一家三口三个灶。而全家人最温暖开心的时光，就是每年冬天，这里最冰天雪地的时候，齐齐聚到了榆林窟，一起过年。宋子贞对每一个年都记得清楚：“我们一家三口在这里一共过了11个春节”。

全家福

在“榆林之家”全新的会议室墙上，挂着一幅敦煌研究院现任院长赵声良手写的书法：“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16个大字，是“莫高精神”，亦恍如，对这千年榆林河谷里，一众守窟人的评语。

校对：刘威

关于保护敦煌：一：减少客流量。减轻当地环境压力，保持其空气湿度二氧化碳含量长久稳定二：获得各方面资金支持，加大原生环境保护力度，三：建立网上博物馆，通过3D图像让人足不出户即可欣赏到当地美景四：建立防护栏，严厉禁止游客手触壁画雕像，违者予以重罚文物保护：文物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象征，它具有很高的艺术、精神、研究、欣赏、历史价值。加强文物保护有利于保护历史文化，能给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财富，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文物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具有很高的艺术.精神.研究.欣赏.历史价值。文物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无价之宝，是金钱买不到的。经过多少年的风风雨雨和战乱，流传至今的文物相对来说已经不多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留传于世的文物会越来越少。所以文物十分珍贵。日用品坏了，可以再生产制造，文物却不同，它不能再生产，再生产出的东西不是文物，是仿制品或赝品，是没有任何文物价值的。文物一旦损坏，就永远不能复原。没有众多的文物史迹，文明古国也就名存实亡，失去其传统的风采和内涵。保护文物是社会发展必然的一个选择。虽然文物在自然的法则下无法逃脱最终毁灭的命运，但是我们文物保护工作是很唯心的一门技术，我们希望这些文物可以存在的时间更长一些，长到足够让我们的后代也看到我们的祖先曾经有过怎样的伟大创举，就像现代人到处留言到处做纪念到处建立地标性的建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