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科技企业成长问题研究论文

关于我国资源型企业可持续发展制约因素分析论文关键词：资源型企业； 可持续发展； 制约因素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对各种资源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随之产生的环境和生态问题需要我们认真考虑和对待。如果不把合理使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纳入经济发展中统筹考虑，经济将很难实现持续增长。本文试图从我国资源型企业所处的内外环境出发，重点分析制约我国资源型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本对策。 一、 资源型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资源型企业是指通过对资源的垄断性占有或独占，以生产的资源型产品为最终主导产品形态的，在产品价值构成中，自然资源对产品的价值贡献占据主体地位的，尽可能利用区域内存在的自然条件，依靠资源的消耗，通过有效管理和适时创新来实现迅速成长，形成以资源占有优势为核心竞争力的企业。需要强调的是，本文讲的资源型企业的“资源”指不可再生自然资源。 结合资源型企业与可持续发展的含义，我们认为，资源型企业可持续发展是指在生产经营行为符合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法规的基础上，以经济效益、环境效益、资源效益、社会效益、安全效益为中心实现企业的永续发展。企业需要协调好内部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确保和谐、高效、有序、长期的发展能力。 资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源的丰富程度及组合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城市的产业结构和经济优势，特别是在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不高，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情况下，资源状况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更加突出。据评估，我国可采资源量140亿吨，是世界最终可采储量3113亿吨的4.5％。目前95%以上的能源，80%以上的工业原料，70%以上的农业用水均来自矿业。由此可见，资源型企业对我国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意义重大，实现我国资源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 二、 制约我国资源型企业可持续发展因素分析 资源型企业受自然条件限制比较强，有投资大，建设周期长；生命周期的特殊性（发展一般经历勘探论证期、建设期、高速发展期、成熟期、衰退期，并且受资源储量的限制——只要可采资源采完，其生命就终结，不能像其他企业那样通过科技、开发新产品来人为地延长企业的生命周期）；涉及面广、产业基础狭窄、辐射作用强等发展特点。资源的不可再生性，注定了资源型企业将经历一个由盛到衰的过程，资源型企业的发展特点，又决定了资源型企业尤其国有资源型企业不可避免地遭遇许多问题，虽然资源型企业自身在不断地进行产业调整，但总的来说，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资源型企业可持续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 （一） 外部因素 1． 资源短缺问题日益突出。我国资源总量丰富，但由于人口众多，资源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人均矿产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另外，部分重要资源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严重不足。据有关部门统计若按目前人口与经济的增长趋势，到2010年，短缺矿种将占到一半以上；到2020年，绝大多数矿种不能满足需要，原料和能源的不足将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 2． 经济增长仍以粗放型方式为主。长期以来，我国资源产品价格受政府管制,明显偏低，使得投入资源产品行业的劳动生产率被人为压低，这种政策造成矿产资源型行业的低收入对矿产资源型企业的发展产生向下的牵制力，使矿产资源型企业的发展在低层次上达到了制度扭曲下的相对稳定均衡，即陷入低效率状态。由此不仅使得资源型企业内涵式扩张的空间很小，而且整个社会可以低价获取资源的使用权，客观上鼓励人们滥用和浪费矿产资源，使得粗放式扩张战略得以放大，形成了今天我国粗放式增长模式的高度路径依赖。粗放型的发展模式虽然刺激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由于它是一种以高消耗、高污染为代价的线性工业模式，同时也导致了资源的大量浪费和环境的不断恶化。根据《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到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要在2000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如果继续沿用传统发展模式来带动经济高增长，只能继续削弱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3． 经济性成本沉淀。经济性沉淀成本涵义是指，承诺的投资成本无法通过转移价格或再出售价格得到完全补偿的那些成本。（1）资源型企业需要投入的生产性资产，比如地质勘查、开采以及加工所投入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由于专用性较强，从原产业退出时难以回收投资成本；（2）商业性地堪市场尚未形成，市场不健全，交易渠道不畅通，地堪项目缺少多元化投资体系，开展的经济活动，都需要支付大量搜寻、契约等交易成本，这些成本本身都是沉淀成本；（3）资源型企业多数地理环境闭塞区位远离中心城市。为了摆脱区位劣势，需要投入更多的运输网络和储藏基础设施。这些投资在企业转移到其他地区发展时，这些资产很难随企业被带走，即使出售也由于区位的劣势而难以回收投资成本，从而很容易产生沉淀成本；（4）固定成本转型过程中形成大量的经济性沉淀成本，主要包括离退休劳动力安置成本、因企业退出造成终止各种契约所必须支付的违约费用等。总之，上述这种经济性沉淀成本构成了企业进行产业链延伸、产业转型、地区扩张等战略实施的障碍，进而使企业陷入原有的运行态势，发展接续产业困难重重。 4． 行政管制惯性造成资源利用的条块分割现象严重，没有形成产业集群。根据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M.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的定义，产业集群是“在某一特定领域内相互联系的，存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的集合”。一个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来源于其拥有的产业竞争力，而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则能提高地区乃至国家产业的竞争力，可以提高产品质量。对企业个体来讲，可以增加其产品的销售量，扩大其企业的生产规模。如美国硅谷的高科技产业群、广东东莞IT产业集群的发展，都带动了整个地区企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集群形成的经济力量是单个企业所不具备的竞争优势。 由于资源型企业发展的历史原因，资源型地区基于计划经济体制而造成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现象十分严重，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以矿产资源型企业为例，建国以来，我国制定并执行矿产资源型企业基本建设“大中小并举”、“有水快流”的方针，因地制宜，能大则大，能小则小，同时，行政性准入管制不允许矿产资源型企业跨区域开发矿产资源，不允许跨行业延伸产业链等等。这种以资源地理位置分布为惟一依据的企业组建方式的直接后果是：行政划定的界限大大制约了矿业企业的自然发展，企业只能根据所划定的资源进行开采，规模有限；跨区域扩张困难，老矿区缺乏接续资源，使得企业因资源枯竭被迫破产已不鲜见；一个矿区多个开发主体，大矿小开，一矿多开，导致布局不合理，盲目办矿等等。实际上，行政性划定是对矿业企业规模效应最大化的限制，在一定意义上完成了经济规模的指标，却大大牺牲了规模经济；而且这种行政分割现象，在阻隔企业进行合理的生产要素配置同时，也使区域间专业化分工发生断裂，造成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低水平的规模攀比，客观上加剧了矿产资源型企业的无序竞争，阻碍了矿业产业组织的战略性转变和结构性调整，也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矿业企业发展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低端的风险。 5． 社会性成本沉淀。所谓社会性沉淀成本是指，契约安排下权利承诺，一旦终止无法得到补偿的那些利益，也会产生沉淀成本。资源型企业承担较多的社会义务，企业办社会已成为企业的当然职能。中国的资源型城市(特别是无依托资源型城市)多是资源型国有企业建立起来的，城企关系具有“一城一企、政企合一、企业办社会”这三个特点。企业要兼顾整个城市的发展，负担很重，从而制约了资源型企业的发展；并且资源型企业的决策主体中“所有者缺位”，政府主管部门从资源型企业衍生出很长的利益链，企业“内部人”控制，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等等构成了资源型企业发展中诸多的社会性沉淀成本，种种利益链条盘根错节，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企业转产、转型与接续产业的发展。 6． 相关的法律、法规、监管体制尚不健全。考察世界大多数国家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体系都很完整，层次分明。而我国目前有利于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法规和政策体系还远没有形成，主要有《清洁生产法》和《节约能源法》，还没有具体明确企业责任和义务的法律法规，也缺少更加具体的专项法律法规。我国在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法律和政策严重缺位，监管体制尚没有明确建立，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外在动力和内在利益机制没有普遍形成，这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相差甚远。 7． 生态环境形势比较严峻。虽然国家在环境治理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环境问题仍然十分严峻。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仍处于较高水平，其中二氧化硫和COD排放量远远超过环境承载能力；能源工业排放的污染物超过发达国家的10倍以上。据世界银行测算，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每年仅空气、河水污染带来的损失要占到GDP的8%以上。如此下去，到2020年环境成本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6%左右。届时，我国将会为这一经济的增长付出巨大的代价。另外,《京都议定书》的签订和实施,将从更加严格的角度强制资源型企业重视环境保护和绿色生产，企业的环保意识和绿色生产将直接影响到产品的国际市场销售，乃至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 （二） 内部因素 1． 观念的淡薄。伊斯特利(Easterly, 2002)在《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一书中，认为经济增长缓慢的国家更容易寅吃卯粮，更加地短视,而不注重可持续发展。贫穷国家更容易出卖未来，它们愿意拿未来几代人的福利做抵押，来为这一代人民(主要是政府利益集团)的生活融资，从而进入了恶性循环。而出售资产成为“出卖未来”最直接的形式，过度开采和廉价出售石油是资产出售的形式之一，留给下一代居民的石油储备大大减少。政府的政策更偏好当前消费，而不是未来消费。这些国家会更快地开采地下石油资源，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当前收入，但代价是牺牲未来可获得的收入。 由于可持续发展观念尚未普及，宣传力度不够，企业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必要性和紧迫性不甚了解，资源意识、节约意识和环保意识较差。在我国许多资源型企业的营销理念中,营销目标仍停留在刺激消费、追求消费数量增加的粗放型营销阶段；还有些企业认为，企业自身尚不能发展，更没有兴趣考虑环境治理。从而导致对资源节约、综合利用、高效利用缺乏积极参与意识。现在我国一些省市的个别地方政府仍追求短期的政绩，而资源型企业也只是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这种短视的发展方式留下的弊病是很严重的。没有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方式，吞噬掉地区经济未来的发展机会。 2． 进行可持续发展的资金短缺。资源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受资金的限制，发展需要一定数额的资金支持。一方面，由于我国资源型企业融资渠道单一，过分依赖银行贷款，从而导致利息负担沉重。加上企业之间相互拖欠问题严重，不良债务比重过大，偿债能力下降，降低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要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就要力推新产品，要对现有的生产工艺与流程进行改造，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但由于资金不足，配套的措施、设备难以到位。因此，资金问题对我国资源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以资源的再生为例，国际企业的实践表明，资源的再生、循环利用和无害处理的发展潜力很大，但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把废旧产品和废弃物变为有用资源的再生成本远比购买新资源的价格高；另外，由于我国现在的环境容量尚未作为严格监管的有限资源，企业和大众消费者支付的废弃物和排污费不仅远远低于污染损害补偿费用，甚至还明显低于污染治理费用，循环生产环节的成本难以回收。因此，在现行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资源型企业难以自发地以循环经济方式进行生产。 3． 技术水平低。资源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主要取决于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而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又集中体现在技术创新方面。目前，由于企业缺乏有效、完善的技术开发与创新机制，造成了企业自主创新水平不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低，研发与技术成果转化衔接不紧密的现状。比如，由于目前的技术水平有限，我国资源综合利用水平较低，每年约有300万吨废钢铁、600万吨废纸未被加以利用;钢渣、粉煤灰、煤矸石和石油化工废渣等综合利用率分别为83.7%、47.9%、38%、45%，尾矿利用率不到10%;共伴生矿利用率不到20%，总回收率仅为3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个～30个百分点。这对于资源本来就短缺的大国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资源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4． 缺乏高素质人才。员工队伍的整体素质能力、结构以及稳定性大小直接关系着企业生存与可持续发展。资源型企业缺乏高素质的人才，就难以在知识经济中应对复杂多变的环境，难以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以获取竞争优势。目前，从人力资源结构方面来看，集中表现为核心人才的数量不足，严重制约了我国资源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5． 企业制度不完善。中国资源型企业的经营组织形式与管理形式存在不少漏洞。前面我们提到，在组织形式方面表现为,一些部门设置交叉性、重复性太多,一些必须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管理部门，诸如环境管理、环境评价等部门存在空缺，这使得可持续研究这一重要工作基本上都是混杂在其他部门中，或者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另外，管理制度上的不足也很多，主要表现在企业缺乏必要的全程管理体系，大多数企业还处在“先污染后治理”的末端控制管理阶段，其结果往往是环境成本外部化。 三、 推进我国资源型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一） 政府层面 政府有关机构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善：(1)鼓励有信誉、生产规范的资源型企业采取合资、合作、兼并等形式来进行企业的战略性重组。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为背景，引导企业嵌入全球资源产业链，提升核心竞争力，走向高端发展道路；(2)提供优惠的政策支持。根据不同行业的发展状况，可以提供不同的优惠政策支持，如实行较高的出口退税率、必要的技术支持和优惠的绿色税收、优惠的政府贷款等措施；(3)加大环保方面的投入。资金不足问题不仅是制约我国资源型企业实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影响我国宏观调控方面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4)加大宣传力度，普及环保教育，提高全民环保意识；（5）完善法制建设，加大执法力度，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必须实行严格的环保政策，鼓励开发高效、节能、洁净的新产品，同时，随着新的污染物的出现，注意完善我国的环保立法；（6）积极地参与国际产业制度、产业标准和规范的建设，为中国资源型企业嵌入全球产业链和实现持续升级，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竞争环境。 （二） 企业层面 从企业自身的角度来说，应该做到：（1）延伸产业链，引进替代产业。由于资源最终是要枯竭的，因此在资源合理开采利用的同时应该进行产业链的延伸，提高附加值，并且在适当的时候逐步引进替代产业。应坚持科技先行，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改造传统产业，提升科技含量，为技术创新创造良好的资金、人力以及制度环境；（2）要由传统的追求经济增长向追求经济发展转变。资源型企业可持续发展重点强调的是发展而不是增长。无论是企业的生产规模还是企业的市场规模，都存在着一个增长的有限性。增长是一个量的变化，发展是一个质的变化。一个企业不一定变得更大，但一定要变得更好。企业可持续发展追求的是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不断地创新，而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生存；（3）利用资源、能源要由耗费型向节约型转变；（4）对污染控制要由未端控制向全程控制转变；（5）将战略从资源导向型向市场导向型转变；（6）认真开展国外资源勘查开发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积极实施“走出去”、“引进来”战略，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根据比较利益原则调整产品进出口结构，鼓励出口深加工高附加值产品和进口初级产品，努力建立资源可持续供应体系。 参考文献： [1]刘帮成，姜太平.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分析[J].可持续发展，2000，（3）. [2]侯广辉.资源型企业的快速扩张与可持续发展的困境[J].经济纵横，2007，（7）.

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不佳，这是众所周知的。根据香港政治经济风险顾问公司(Political& Economic Risk Consultancy)公布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指数，中国在亚洲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二，仅好于印尼：根据世行公布的法律指数，该法律指数的成分之一就是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中国在195个国家中排名95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理论上讲，在知识产权保护如此薄弱的地区，企业的研发投资意愿应该不强。但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中国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研发大国”--根据世界经合组织报告，2006年中国企业的研发费用总额仅次于美国与日本位居世界第三，2002-2006年间中国企业研发费用增长率世界第一；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大会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调查统计，中国超过所有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上主要跨国公司进行研发投资的首选之地。在一个知识产权保护如此薄弱的国家里，如何实现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是否中国企业与众不同，他们不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来保护其先进技术和创新产品？还是存在其他可以替代知识产权保护的机制可以支持中国企业的研发活动呢？这是本文要回答的两大问题。 为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通过跨省比较分析来考察各省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状况的不同是否影响各省高科技企业的融资，研发投资以及研发产出。研究发现： (1)在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较强的省份，高科技企业更可能获得各类外部融资：外部债务融资、非正式金融机构债务融资和外部股权融资，他们也更愿意将更大比例的资金投入到研发活动中，并开发出更多的专利技术和新产品。 (2)虽然我们上述结果表明知识产权执法力度与高科技企业的融资能力和研发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否存在一个被我们所忽略的因素，不仅提高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也提高了高科技企业发展水平，从而导致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高科技企业融资能力和研发能力之间的相关关系是“伪相关”呢？对于这一问题，如果我们发掘知识产权保护对高科技企业融资能力和研发能力的作用机制，那么显然二者的关系就是因果关系而非“伪相关”。作者设计实证检验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是通过以下三个作用机制对高科技企业的投融资行为产生影响的：第一，知识产权保护减少公司技术容易被竞争者仿制和盗取的“外部性问题”； 第二，知识产权保护减少公司因担心研发项目信息被泄露而不愿向外部投资者披露信息，从而融资困难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第三，知识产权保护还可以减少中外合资企业的“代理问题”--中方股东很可能将外方股东所提供的先进技术挪为他用，致使后者不愿向合资企业转让技术。 上述研究结果对本文的第一个问题作出了回答：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内高科技企业的投融资行为是起作用的。但是，即使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起作用，其总体水平仍然落后，外资高科技企业似乎不该将中国作为研发投资的首选之地。因为与国内企业不同①，外资企业是可以选择到其他知识产权保护较强的国家进行研发投资的。因此作者推断：可能存在其他一些可以替代知识产权保护的机制可以起到吸引外资高科技企业到中国进行研发投资的作用。我们认为社会资本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替代机制。社会资本在经济学领域的经典定义来自LLSV(1997):“一个社会中人们的合作倾向，也就是说，在社会资本比较高的社会里，人们倾向于通过合作来获得社会效率的最大化，而不是互相猜疑、互相算计导致‘囚徒困境式’无效率的结果。”Knack和Keefer(1997)则进一步强调社会资本包括社会互信、社会公德、和团队精神。基于世界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数据，LLSV(1997)发现中国的社会资本和社会互信水平是非常高的，在全球40个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名列前茅。而Allen，Qian和Qian(2005)则进一步指出：与西方不同，中国较高的社会互信主要受到了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的熏陶，他们对中国企业主的进一步问卷调查结果还表明：100％的企业主认为如果企业破产了，那么经济上的任何损失都比不上信用和声誉的损失来得重要。可见，守信用在中国这种关系型社会中是非常被看重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很高，人民的诚信度和公德心很强，那么即使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尚不完善，该国人民也较不可能去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所以社会资本可以作为吸引外资高科技企业的重要机制。为检验这一机制，我们考察了各省社会资本水平差异对外资高科技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我们的主要研究结论是： (1)在控制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法律保护水平，政府廉洁程度，金融发展水平，同行业密集度，上、下游行业密集度，基础设施建设，薪酬水平，人力资源丰富程度，政策优惠哑变量之后，社会资本比较高的省份更容易吸引外资高科技企业的进驻。而且在社会资本较高的省份，外资高科技企业也更愿意与当地企业组成合资企业，并且研发投资意愿较强。 (2)在高社会资本的省份，外资高科技企业的研发强度逐年提高；相反地，在低社会资本的省份，外资高科技企业的研发强度却是逐年下降的。这一结果与我们的理论预测相一致，说明外资高科技企业对当地社会资本的逐步了解，逐步积累经验，并对当地人的诚信程度做出了逐步的反应。 这些结果回答了本文的第二个问题：在知识产权保护薄弱的国家里，社会资本可以起到了替代知识产权保护的作用。此外，为了更清楚地了解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我们还考察了外商投资者来源国(地区)的社会资本和国家文化如何影响投资国(中国)社会资本的作用效果。我们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1)如果外资高科技企业是来自于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①，那么他们将更重视合作伙伴和员工的诚信程度，因此他们会选择到社会资本比较高的地区进行研发投资。 (2)如果外资高科技企业来自于中国文化背景差异很大的国家和地区，由于较大的文化差异使外商投资者对中国的投资环境非常陌生，因此为减少风险他们也将选择在具有较高社会资本的省份进行投资。 (3)来自风险回避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其投资决策也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的高低。 (4)对比其他国家的外商投资者，具有华人血缘关系的外商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对投资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依赖程度较低，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其他机制，例如基于关系与声誉的治理机制，来应对当地人的不诚信行为。 (5)历史上曾经交战的双方仍然很难忘记仇恨，历史上与中国交战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更不可能与中国企业成立合资企业，也更不愿意在中国从事研发活动。鸦片战争以来这些国家与中国的交战次数每增加一次，两国投资者建立合资企业的概率就减少3.2％，来自这些国家的高科技企业在中国的研发强度减少0.6％。这些研究结果从多方面拓展了“文化与金融”这一新兴领域的研究。 全文共分为六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导论。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具体包括：研究背景、研究的问题、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以及研究的改进与创新等。 第二章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司财务”，“社会资本与公司财务”都是交叉学科领域，目前该领域的文献不多，作者综合运用经济学、财务学、和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具体分析阐述知识产权保护及社会资本对高科技企业的融资、研发投资、研发产出、投资区域选择、股权结构选择等财务决策的作用机制。 第三章制度背景分析。首先介绍中国现行的主要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以及中国政府与有关国际组织签订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然后我们讨论了中国各省知识产权执法状况的差异；最后我们分析了世界各国(地区)社会资本水平以及中国各省的社会资本水平的差异。 第四章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外部融资、研发投资和研发产出的影响，并具体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对高科技企业投融资决策的三大作用机制。 第五章是研究社会资本对外资高科技企业投资区域选择、股权结构选择以及研发投资选择的影响，接着作者讨论了外资高科技企业来源国的社会资本和国家文化如何影响投资国社会资本的作用效果。 第六章是对论文研究成果的总结，包括研究结论与启示。

目标不确定,范围太大,给一篇予你,你参照一下,自己修改吧!中小企业的迅猛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之一，随着我国加入WTO及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中小企业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如何正确认识中小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的对策，对中小企业的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从中小企业所面临的内外环境分析了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改革开放以来，从产业组织结构的角度看，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和良性发展的主角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有大企业，而是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广大中小企业。根据国家五部委局联合发布的《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已超过800万家，占全国注册企业总数的99%以上，其工业总产值、销售收入、实现利税、出口总额分别已占全国的60%、57%、40%和60%以上，并提供了约75%的城镇就业机会，从农村转移出来的约2.8亿劳动力，大多数也在中小企业就业。浙江经济近年来的迅猛发展，也与中小企业的异军突起是分不开的，它们已经成为浙江市场经济的主力军。虽然中小企业这些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总体发展水平还不高，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仍处于弱势，其生存和发展面临着许多不可忽视的困难和问题。如何正确面对并解决这些问题，加快其发展，将对我国经济发展全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充分认识和客观评价中小企业的地位和作用面广量大的中小企业，一方面为国家创造了税收来源，增加了财政收入；另一方面，特别是在当前就业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它们成为创造就业机会、吸纳城镇下岗失业人员以及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为确保社会稳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小企业所需投资较少，并能够充分利用各地分散的自然资源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它组织结构简单，管理方式灵活，管理成本较低，适应市场的能力较强，并且有利于发挥从业人员的创造性。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还加快了区域特色经济的发展壮大，进一步加快了一批区域特色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以浙江嘉兴为例，先后涌现出了皮革、羊毛衫、木业、服装、化纤、丝织、光机电、小家电、电声电子等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较大竞争优势的产业群，它们的形成基本上以中小企业为主。在浙江，中小企业已成为外向型经济的生力军，浙江省的来料加工、订单出口等传统对外贸易已经是中小企业的天下。如上所述，中小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促进市场竞争、增加就业机会、方便群众生活、推进技术创新、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小企业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并为大型企业提供配套服务及分工协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从当前中小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看，存在的主要问题一、从外部环境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不顺畅的宏观管理体制。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大多数县市至今尚未形成一个超越部门和所有制界限、按社会内在分工要求，对中小企业发展进行合理规划、扶持、监督和协调的专门管理机构，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对中小企业的宏观管理较为分散，口径不一致。这就导致政令不统一，一部分国有及集体中小企业被管得太死，而大部分非国有中小企业则少有人关心和指导，致使中小企业无所适从。并且，许多地方的领导，热衷于制造“航空母舰”，搞多少个百亿、十亿元工程，对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很少关注。这些都导致政府对中小企业的状况和发展趋势既缺乏全面掌握，也缺乏宏观上的规划、引导、协调、监督和扶持。二是中小企业缺乏资金支持，融资相当困难，特别是非国有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就更加突出。资金短缺，生产能力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已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金融机构的“惜贷、恐贷、拒贷”现象；现行上市融资、发行债券、信托融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导向不完备（刚推出的中小企业板，进入门槛仍较高，绝大部分中小企业仍难以进入）；风险投资机构少、规模小；区域性资本市场不健全，财政扶持能力不足，招商渠道太少，信用担保刚刚起步等，都使企业缺乏有效的资金补充机制。同时，国家加强宏观调控，银根抽紧，商业银行加强金融风险防范，人民币市场利率管制尚未完全放开等，也严重影响着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所以，“融资难”这一老大难问题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据统计，中小企业90％以上的资金源于企业内部筹集、家人和朋友，还有各种非正常的渠道（如私下高息借款、揽蓄等），这些不仅加重了企业经营成本，也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三是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中小企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政府的金融、财政等方面的政策支持，也需要社会中介组织从教育培训、管理咨询、市场营销、技术开发和法律支援等方面提供中介支持。中介机构支持与政府的政策支持是同等重要的，从国外的情况看，政府的政策支持往往通过中介机构而发挥作用，但在我国，这一社会化服务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健全起来。四是不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目前，针对中小企业较强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乡镇企业法》及刚实行的《中小企业促进法》。前两部法规是按所有制性质和不同的组织形式分类立法的，缺乏统一的立法标准和行为规范，容易导致不同所有制性质和不同组织形式的中小企业在法律地位和权利上的不平衡发展与不规范运行，而后一部法律，还缺乏实施的相应配套措施。同时，在金融信贷、税收、技术开发、人才培训以及限制行业垄断等方面，更是缺乏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扶持、保护法规，致使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受到诸多方面的制约。五是中小企业社会负担较重。多数中小企业认为，其普遍承受了许多额外的负担和事业性摊派。以浙江嘉兴市为例，中小企业这几年连续承担了南排工程、太浦河、城市防洪工程、教育等的集资，另外还有一些部门和乡镇政府的集资和摊派。六是不协调的企业间协作配套关系。大、中、小企业间的组织联系相当松散，作为“主角”的大企业兼当“配角”，搞“大而全”。而作为“配角”的中小企业又充当“主角”，搞“小而全”。大企业难以从中小企业获得低成本、高质量的零部件和中间产品，中小企业则难以从大企业得到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支持，能与大企业协作配套的中小企业也只是少数。据统计，中小企业80%以上的产品销售直接依赖最终市场。这些都与经济发展的专业化、规模经营、分工协作的趋势背道而驰。此外，地方政府在财政、技术开发、信息服务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不够。特别在当前，能源、电力等垄断性资源的分配不公和严重短缺，也严重束缚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二、从中小企业自身看（即内部环境），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中小企业布局分散，总体规模较小，产业层次偏低，品牌意识淡薄，大部分是“小而全”和低水平重复建设。“村村点火，乡乡冒烟”是对中小企业布局的真实写照。许多中小企业是看别人赚钱就一哄而上，不能真正根据市场需求和自身实际去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并存在着粗加工产品多、深加工产品少；一般产品多、名优产品少，品牌意识淡薄；低附加值产品多、高附加值产品少的“三多三少”现象。大部分中小企业的产品开发能力弱，升级换代慢，产品技术结构落后，技术含量低，面对入世的实际，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更加表现出竞争的劣势和更大的压力。二是产业结构趋同，调整乏力，企业技术进步迟缓，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而“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从中小企业的发展轨迹看，往往起步于家庭工业，脱胎于个体私营经济，再加上所在区域（村、镇、县市）范围小，文化和技术支撑后续乏力，致使工厂规模小，企业组织离散度大，产品技术含量低、企业技术进步迟缓等。据杭州市有关资料显示，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行业结构雷同、低水平重复投资和布局散乱、缺乏合理有效分工的现象，各区县中小企业主要从事一些劳动密集型、传统的资源粗加工型等行业，经常出现一哄而上的现象，进入高科技领域的相当少。三是从业人员知识结构不合理，整体素质不高，人才匮乏，观念陈旧，管理落后。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人力资本已成为生产中的第一资本。就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许多是在充满着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不免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和小农意识，往往是三亲六戚办厂、兄弟姑嫂管理，这种沾亲带故的人员封闭、财产封闭、经济运行状况封闭的“三封闭”管理状态，在企业初创阶段还有一定的优势，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市场竞争又异常激烈时，这样的企业经营者素质和管理模式显然是难以胜任的，并且与经济全球化浪潮是背道而驰的。四是不顾自己的能力，盲目投资，四面出击，扩张无度。企业是否应该多元化经营，一直难有定论。像韩国现代、GE等全球化大企业都已将非主流产品剥离，可口可乐百年历史也只做饮料，可我国的中小企业却一直有“做大做全”的情结，为做大而“做大”。有相当多发展不错的中小企业因“四面出击”，进入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无度扩张，而没有“集中兵力”发展自己的优势，最后倒闭破产的案例比比皆是。如何解决以上问题，对中小企业和我国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形成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宏观环境要进一步提高政府及全民对中小企业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形成良好的企业发展的舆论环境；应加强立法，加快有关中小企业的法律法规建设，要以实施《中小企业促进法》为契机，积极地制定配套性的全国法规及地方性法规，改变中小企业的法律保障机制；切实转换中小企业的宏观管理机制，政府要转变职能，做好中小企业发展、经营管理等宏观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督、指导、服务等工作，营造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使中小企业的援助走上法制化轨道，形成有利于各种中小企业公平竞争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按照国际惯例，各级政府应重点扶持中小企业专业区、服务联合体、社会化服务系统的建设和发展。二、切实解决中小企业发展中的资金困难是当务之急第一，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一是建立中小企业发展准备金制度。准备金由政府掌握，重点用于支持地方中小企业产业、产品换代，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做到有偿使用，滚动发展。初始资金可由财政拨款、原国有中小企业出售所得、中小企业提取一定的发展准备金等方式筹集。二是建立中小企业银行，鼓励开办多种经营模式的金融机构。鼓励组建以中小企业为主要股东、以企业互助为主要业务范围的、区域性的中小企业互助合作银行及投资财团，并在法律上规定资金投向（主要为中小企业）和扶持的政策。同时，各大商业银行也应积极为中小企业的融资提供支持。三是成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机构，加快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为企业提供有偿服务。如：目前浙江省已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113家，累计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贷款94.88亿元，这些信用保障体系的建立，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不过，这些机构基金规模还比较小，承担风险的能力也很弱，还远远不能满足面广量大的广大中小企业发展的要求。所以，国家也应在总结有关省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借鉴日本等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成功做法，积极探索组建国家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司和中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协会，为省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提供再保服务。四是组织中小企业建立资金互助会。在一些农村，农民自愿入伙建立的农业互助基金会已在农业生产上发挥了积极地作用。所以，借鉴这一经验，成立中小企业互助基金会，增加企业资金来源渠道。五是允许中小企业以股票、债券等非信贷方式融资。要鼓励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到深、沪两地上市，选择有条件的中小企业以共担风险方式联合发行企业债券等，国家应加快资本市场的发展。第二，在资金政策上给予其优惠。一是政府对中小企业给予直接资助，以地级城市为基础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专项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创办中小企业的创业资助、中小企业吸纳下岗职工和城乡待业人员就业的奖励。这样，等于失业救济金转为生产资金，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目前，浙江省已经实行中小科技企业发展资助政策，使一些中小科技企业得到了较好发展。二是在贷款利率方面给与优惠。建议采取鼓励贷款的激励机制，可采取无息、贴息、低息等各种方式支持中小企业自主开业，扩大对中小企业贷款，特别是信用保证贷款的利率幅度应该下浮，要简化中小企业贷款抵押手续和条件，允许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作为抵押物。三是在税收方面优惠。鼓励社会各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资本性投资，企业和个人以固定资产投资入股开办中小企业的，以及从事农副产品加工、出口产品生产、挽救古老手工技艺的生产等，应在一定期限内减税或免税；对于应纳税但暂时有困难的，可以缓交。三、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首先，应将中小企业组织起来，引导企业组建自我约束、自我服务的自律性组织。这些组织应积极为中小企业提供多方面的服务，维护好其权益。政府应通过改革，将相关行政职能逐步转化为服务职能，转移到这些组织，形成“小政府，大服务”的格局。其次，应吸取国外经验，实行咨询服务补助制度，培育壮大社会中介服务组织，为中小企业提供创业辅导、企业诊断、信息咨询、市场营销、技术支持、人才培训、引进、法律咨询等全方位的服务。社会各界都应积极为中小企业牵线搭桥，做好中小企业的“红娘”和载体。四、理顺中小企业工作体系要结合政府机构改革，尽快改变各级政府对中小企业的管理方式和体系，取消现有的按所有制、行业和地域管理中小企业的政府部门，逐步实现从以政府为主向社会为主、以管理为主向服务为主、以操作为主向监督为主的转变，坚决制止乱收费、乱摊派。五、为中小企业发展培训人才，更新其观念中小企业无论是经营管理的高级人才，还是从事各种专业管理和技术工作的专门人才，都远不能适应其发展的要求，而它们自身又没有能力实现在职人员的自我培训，这使政府和社会的帮助就显得十分必要。中小企业也应更新观念，树立人力资源是企业发展第一资源的观念，要舍得在人才培养上投入，并要树立“不为我有，但为我用”的人才观念。六、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中小企业的优势在于竞争，但必须是公开、公平的竞争。所以，应当通过深化改革，发展市场经济，形成适合各类企业游泳的大海。要在中小企业的开业登记、注册等方面，降低条件，简化手续，减少费用。对能够放开的行业，应当通过改革，打破垄断，尽早放开。凡允许国外企业进入的行业，就应当允许私营和个体企业经营。七、加快中小企业发展的新平台：中小企业工业园区建设各地要统筹规划，加大工业园区的建设和整合力度，发挥规模经营优势。能进园的尽可能进园，以降低企业成本，形成信息、资源等的共享，努力营造企业发展壮大的新平台。八、加大中小企业的技改投入，形成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机制，形成中小企业的新优势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的浙江，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突出，已成“浙江现象”的软肋。为解决这些深层次的矛盾，这几年，浙江各级政府和科技部门对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实践。实施了“技术和人才的大引进”，建立高层次的科技服务中心（如：浙江省和清华大学在嘉兴建立了清华大学浙江科技研究服务中心，香港科技大学已准备在余杭设立研究中心，中科院也准备在浙江建立研究中心等），以便使浙江成为以自主知识产权为标志的“技术创新大省”，打造一流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形成先进制造业基地，这些都为中小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持。同时，中小企业也要积极加强与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的联系，要舍得在技改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的投入，以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形成自己的特色，要明确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里。只有“做强”、“做优”，走“小而专”、“小而优”、“小而精”、“小而强”的路子，才能真正走好、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