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问题研究论文3000字

v近年来，中国的地区经济差距引起了广泛关注，伴随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同时，中国的金融发展在区域层面上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差距（赵伟、马瑞永，2006）。研究影响区域金融发展的因素，对于解释和控制区域金融发展差距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就解决这个问题做初步尝试。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理论中，地区差异化的原因主要是由地区的地理位置（如距离港口的远近）、自然条件等因素决定的。传统的经济地理学并不能解释一些地理位置不是很优越的地区经济金融也能发展得很好。正是这个原因促使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崛起，新经济地理学的关键是Krugman(1991)提出的规模收益递增，核心思想是两个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非常接近的地区，也可能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例如历史事件)导致产业开始在其中一个地方集聚，从而产生地区差异。同时新经济地理学开始考虑经济、历史、文化和制度及其他一些传统地理学未涉及的因素对于经济的影响（Yeung,2003）。但是常常将政策因素和传统地理因素一样视为偶然事件来分析，认为它们对于经济金融起的是间接作用而非直接作用(金煜、陈钊、陆铭，2006)。在中国经济政策和传统地理因素往往不是间接影响经济和金融发展，而是起直接作用。中国的“让东部地区先富起来”的一系列政策对于东部地区的发展起了不可否认的直接作用。因此，本文的分析框架中纳入了经济政策因素的影响。在新经济地理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金融地理学秉承了新经济地理学超越传统地理学框架分析问题的特点，并且发展出了更加综合分析问题的视角，强调跨学科的研究，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多个角度来研究区域金融的发展。在这个视角下，传统地理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和政策因素等都被包括在内。金雪军、田霖（2004）对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已经作了初步尝试，从金融地理学的综合视角构建了区域金融竞争力评价体系，其指标体系涵盖了经济、文化、科技、区位等多个方面。本文试图从金融地理学的视角出发，构建一个金融地理学分析地区金融发展的框架。在此框架下将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经济、科技、历史等多种因素主要分为三类：经济地理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和经济政策。二、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描述性分析我们分别采用金融相关比率（FIR）和金融市场化率(FMR)来衡量地区的金融发展程度。戈德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FIR）作为衡量地区金融发展状况的指标已经被广泛采用，由于我国的国有金融长期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为了更好地反映影响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因素，我们特地还采用另一指标金融市场化率（FMR）来反映非国有金融发展状况（周立，2001）。FIR的定义是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全部实物资产(即国民财富)价值之比,这是衡量金融上层结构相对规模的最广义指标。FMR是非国有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与国民财富的比值。如果用S代表存款、L代表贷款，以FIR表示金融相关率,那么计算公式则为：FIR=(S L)/GDP。本文下面也将采用这种方法计算金融相关比率。相对应的金融市场化比率FMR就为非国有银行的存贷款之和与GDP的比值（周立，2001）。由表1也可以明显看出，中国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存在明显的变化，表示非国有金融发展水平的FMR的变化相对表示总体金融发展水平的 FIR更加明显。我们将从金融地理学的视角来分析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变动的影响因素。三、实证分析我们采用混同回归模型和非观测效应模型来对所获得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将对区域金融总体发展水平和区域非国有金融的发展水平分别建模分析。（一）变量和数据根据前面的分析，把影响区域金融发展的因素分为三类：1.传统地理因素。按照地理位置和区域研究的传统，我们把30个省级行政单位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地区。设立两个虚拟变量region2、 region3来分别代表中部和西部地区。2.新经济地理因素。根据Henderson(1974)、Krugman(1991)、金雪军、田霖（2004）等前人的研究和金融地理学的特点，对影响区域金融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因素我们考虑以下几个方面：（１）产业外溢效应。用地区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GDP的比重（indusratio）来表示。（２）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我们采用当地每百人中高校大学生的数量（hcap）来表示。（３）信息化水平。我们用当地年度邮政和电信业务的总量（comm）来表示信息化水平。（４）交通运输状况。我们用地区公路里程总长度（highway）来反映。（５）科技水平。我们用当地年度专利审批通过的数量（patent）来反映。（６）文化因素。我们用当地城镇居民除衣物、食品和居住消费以外的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consu）来反映一个地区的消费文化（金雪军、田霖，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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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有一个因素在经济发展政策中被严重忽视了，我会说，这个因素就是“空间”（地理因素）。理解空间的力量直接关系到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我在专著《空间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讲到，今天的政策决策者和社会公众一定要认识到经济发展和地理之间的关系。 地理有多重要：以苏南为例 如果发起一场有关如何促进欠发达地区增长，实现区域间平衡发展的投票，我猜99%的人都会赞成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资源。可是，却很少有人会认真地考虑“地理有多重要”这样的问题。用地理和空间的视角来看苏南发展，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地理作用于经济发展的实例。苏南发展的秘密不是乡镇企业，不是外资，也不是人力资源，这些都是地理条件的结果。如果没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乡镇企业未必会在苏南成功，外资也不会大规模投资在这里，人力资源也可能不能被有效地利用。 那么，苏南到底有哪些地理优势？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在全球化的视野里看懂中国经济。中国真正的起飞是在1994年之后，确立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这时，港口的作用重新突显出来，而其中，最具活力的港口城市就是上海和香港。在苏南地区，地理上接近上海，从而能在国际贸易中节省物流成本，而且，苏南地区还拥有长江下游的黄金水道。在这些条件上，苏南胜过了浙江。而与同样接近大港口的广东相比，苏南才真是胜在其人力资源上，毕竟苏南在改革之初便拥有较好的工业基础，使得苏南有能力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相对技能要求较高的产业。 此外，整个以上海加苏南城市群构成的都市圈还因为地理的因素产生了更强的辐射作用。广东往北，很快就遇到南岭，而上海往西则是平原为主，而且，长江的运力远非珠江可比。同时，香港是特别行政区，拥有不同于内地的制度和文化，甚至语言习惯也有差异。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我在自己的研究里看到，如果说离大港口的距离会影响到一个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那么，在长江三角洲，这种影响比珠江三角洲要小一些，换言之，长三角都市圈的辐射力更强。 从空间的视角审视我国产业转移 从苏南发展推广开去，地理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在整个中国也有所体现。如果忽视这种“空间的力量”，就会误以为，可以通过人为的经济政策引导资源向内地转移，而实际上，动用行政手段来干预资源在地区间的配置，会造成资源配置效率的巨大损失，极大地削弱中国产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 很多人为中国的产业转移而欢呼，我看，需要冷静。如果是在完全的市场机制下，产业的梯度转移是好的，其前提是，核心城市在经济集聚的过程中会出现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而在行政干预下，地价和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只会比原来应该有的趋势来得更早。问题在于，市场机制下的生产要素价格上涨本质上是源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在行政干预之下，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却不一定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是经济中出现的扭曲。企业家都是利润的追求者，当生产要素价格与劳动生产率相背离的时候，将企业向中国内地迁移并不是唯一的选择。至少，它们还有一个选项，那就是，将企业迁往港口条件不亚于中国，劳动成本却更低的其他地区，比如越南。如果后者成为普遍趋势，无异于中国将自己本应有的发展机会拱手相让。 同样道理，我们也发现，到区域性的大城市距离也显著地影响城市的经济增长。由于经济向大城市集聚可以带来规模效应和外部经济，促使中心城市吸收周边城市的经济资源，同时周边城市也能较多地分享中心城市集聚效应带来的好处，因此，一个城市距离区域性的大城市越远，经济增长越慢。 而中小城镇的发展才是下一轮发展的方向，甚至硬是将英文里的urbanization区分为“城市化”和“城镇化”，以所谓“城镇化战略”作为对城市化的替代。 发展中小城镇并不错，但“城镇化战略”错在将中小城镇发展与大城市发展机械地割裂开，事实上，我们的研究说明，大城市的发展可以为小城镇的发展提供带动力。试图通过限制大城市的发展来为中小城镇的发展腾出空间，这种政策主张不说是南辕北辙，也至少是事倍功半。 对于地理在城市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社会各界还缺乏科学的认识 遗憾的是，中国的社会各界对于地理在决定城市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缺乏科学的认识，不少地方政府都片面追求短期GDP增长，并陷于投资推动和政府干预的经济增长方式。 不仅如此，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是，认为是经济资源向拥有地理优势的东部集聚导致了地区间发展差距的扩大。于是，在经济政策上形成的一个相应的误区是，认为要平衡区域经济发展，就要动用政府政策来抵消地理的作用，这进一步加强了地区经济对于投资推动和政府干预的依赖，而这些在长期对经济增长并不起显著的作用。 地理对城市经济增长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理位置不同的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将越来越大。恰恰相反，中国出现的这种“地理决定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政策限制了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跨地区自由流动，加剧了地理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 无独有偶，2011年3月12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地区差距：差距经济学”一文提出，对于英国日益扩大的地区差距，关键不是要补贴，而是要实施两项政策措施：使人口自由流动，加上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受教育水平。 中国不会是个例外。如果我们相信科学，那么，兼顾增长与平衡的区域发展战略就应该转向促进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不是堂吉诃德式地用政府政策去扭曲市场机制。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财税机制研究论文

在平平淡淡的日常中，大家都写过论文吧，论文是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一种说理文章。那么你有了解过论文吗？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财税机制研究论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摘要 ：实质性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的宏观经济管理控制目标，更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共同富裕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愿望。本文针对当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财税机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立足于中央与地方两个层面，提出具体改进策略，以期为我国财税机制的优化提供有利参考。

关键词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财税机制；

充分利用区域天然优势，改革优化财税机制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快速发展与稳定发展的有效措施。区域优势存在差异是区域长时间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也是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失调的基础性原因。而财税制度作为外部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对区域优势不明显地区产生有效的弥补作用，进而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根据对欧美等发达地区相关资料的调查，发现创新与优化财税机制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可行性方式。

1、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有关财税机制的问题解析

1.1财税分配机制存在缺陷

财税分配机制涉及范围广阔，主要包括财税收入在地方政府、经济圈与中央之间的具体比例关系。财政收入大量税收项目中，主要支柱性税收占比近90%，这些支柱性税收也就是较为常见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以及营业税三个方面，其余非税收财政收入主要是对国有资产的有偿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费用。对上述现象进行合理分析，我们能够发现我国财税分配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区域产业税成果微弱。对2015年三种产业的税收供给量展开分析，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第三产业税收贡献率为54.81%，第二产业税收贡献了为43.94%，第一产业则为1.22%，产业结构相对而言比较合理。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财政收入的关键内容，具有极为明显的政策导向作用，有些地区过于依赖非税收作为财政收入来源，这将对税收宏观调控作用造成负面影响，征税结果无法达到预期效果，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1]。

1.2财税权限机制存在缺陷

我国现行的财税权限机制主要包括财政收入支配、财税政策拟定发布、财税执行管理等权限。将地方和中央财政支出作为案例进行分析，依照固定比例将财政支出具体分为三种类型，即地方主导型、中央主导型以及地方责任型。据统计显示，2015年全国23种财政支出项目当中，用于国防军事、国际外交、燃油物资储备等工程的财政支出占比，中央主导型财支的一半以上；用于公共设施、安全、设备运营等17种项目的财政支出占比地方主导型财支的一半以上，由此可见，地方财政支出支配权相对更大，但也同时肩负着更多的公共事业责任。这种财税权限机制存在比较严重的缺陷，主要问题体现在地方财政权限和公共事业责任匹配度不足。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之间的比例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在3:7的局面，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实行分税制以后，中央财政收入比重逐渐上升至55%。2006年以前，中央财政支出与地方财政支出比例同样是3:7，2013年到2016年地方财政支出一度超过80%，大幅高于总财政收入。当今，地方事权与中央事权在法律层面并没有具体界限，通过二者财政支出比例可知，中央将大量支出任务交付于地方，例如上述23种财政支出项目中，就有2种为地方责任型、17种为地方主导型。地方政府肩负大量本应由中央承担的教育、交通、农林、国土等公共事业的建设，引发地方和中央之间的公共事权偏移错位现象，使地方经济发展陷入窘境。

2、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机制策略

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稳定的发展，必须对相关财税机制、政策加以优化和完善，放宽我国大量欠发达地区财税管理权利，为其供应接二连三的优惠措施，进而从国家层面对经济发展形成促进作用，提升公共事业和人民生活均衡水准，不断减小东北、西北等欠发达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差距，进而良好完成协调稳定发展的根本目标[2]。

2.1优化财税分配

优化财税分配机制应从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优化共享税比例。在我国营改增战略事业的驱使下，地方政府能够在短时间保有地方财政实力，但就长远角度来讲，仍然不够完善。因此，应在完全取消营业税以后，重新构建增值税具体分享占有比例，使地方政府分配比例达到40%。同时，为加速我国大量欠发达地区经济进步，提高对此类地区的鼓励和支持力度，应对偏远山区、产业优势严重欠缺、资源干枯、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欠发达或困难地区进一步增加五到十个百分点的分成。此外，还应逐渐取消城建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款项目以企业、行业为基础进行税收分享的现行方式，应给予省级以下立法部门或地方政府自行规定增值税划分规则的权利。

第二，优化或重塑地方税收系统。国家应尽快推出资源税整改措施，例如将石油、天然气、水资源、森林资源等归纳为征税体系，以从量定额、从价定率的角度实现从价计税，从根本上提高自然资源负税能力。然而，对于欠发达地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传统资源城市应依照具体情况实施减免赋税的政策；优化个人所得税，根据具体行业和普适性计税方法，拓展综合所得税内容；深化房地产税收项目改革优化，使传统土地使用税与房产税合二为一，由地区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税率。

2.2改革财税权限

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应对现行财税实施全方位改革。一方面，将地方和中央之间所应承担的责任进行具体划分，让其界限清晰。例如，中央应负责九年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事业，负责国家安全、外交、消防、警察等安全类事业支出，而地方政府应负责地方区域内城市中的公共交通、公共环境建设等事业的支出，将高速公路、铁路、航空等大型交通运输事业，水利、电网建设等大型工程建设事业设定为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支出，并根据我国目前国情，明确比例；另一方面，现阶段，我国中央占有、支配财政的权利相对较大，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可根据地方具体情况，适度放宽该区域政府的财权。例如，以科学、客观、合理的形式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确定权、解释权、减免权等。

在分税制度背景下，地方和中央均有着不同程度的独立税收，应给予地方政府关于固定税收的管理权限，并且该权限必须以独立自主的模式存在，将非全国性征收的税收立法权、减免权交予地方，在中央制定全国性征收的个人房产税、资源税等地方主要税收法律的同时，给予地方适当的减免权和细微调整权，进而为地方财政实力增加和经济增长提供有力保障[3]。除此之外，我国还应对财税绩效评价体系进行合理完善。例如，明确协调发展标准，构建以国家为主体，省级、地方政府相互配合的绩效评价规则。其中，财税评价的主体机构应包括审计部门、立法部门、税务机关以及财政机构等，将责权制度应用于财税评价工作上，实现分工明确、责任明晰、制约合理的新局面，扩大评价的内容范围，将财政分配的整体过程全部划分到评价体系当中，加大力度对税收管理、财政收入等工作的绩效评价。

3、结语

综上所述，合理、科学、符合我国国情的财税制度是确保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就目前我国现行财税机制而言，在制度、权限等多个方面存在问题，对其进行优化和改革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路。中央和地方应立足于不同地区不同情况，以此为基础不断完善我国财政机制，进而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奠定基础。

4、参考文献

[1]马万里.中国式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导向型特征分析-兼论经济持续增长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体制约束[J].社会科学,2014(09):32-42.

[2]徐丽媛,王胜伟.借鉴“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创新生态补偿财税责任制度及其立法完善[J].兰州学刊,2014(08):136-142.

[3]陈厚义.后发地区财税制度改革的特征问题、动力体系与应对策略[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4,30(0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