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我国海外利益之研究素材论文

教育部今天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继续呈现稳定健康、积极向上的良好态势。 不久前，教育部组织京、津、沪、鄂、粤、陕、苏、赣等八省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在全国74所高校开展了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滚动调查。调查采取问卷调查与座谈、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发放调查问卷1.49万份，回收有效问卷1.4098万份。参与座谈、访谈的学生有2600余名。 调查表明，当前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继续呈现出稳定健康、积极向上的良好态势。他们拥护、支持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 对党和政府一年来的工作评价客观并给予充分肯定。 调查表明，大学生们密切关注国内外大事，焦点越来越集中于涉及国家根本利益和民族尊严，以及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或工作上。在问卷列举的2001年26项国内外重大事件或工作中，大学生平均关注率达75％。关注率超过80％的有12项，其中对“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获得成功”、“美国‘9?11’事件”、“中美撞机事件”、“美国部队对阿富汗进行军事打击”等4项，关注率均在90％以上，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关注率高达97％。有89％、74％的学生“非常关注”或“比较关注”“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战后日本首度出兵海外”两事件。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学生认为，中央一年来的工作“成效显著”或“较有成效”，对中央一年来着力抓的“深入揭批‘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全国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等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平均认同率达73％。尽管大学生对反腐工作期望较高，但认为2001年反腐“成效显著”或“较有成效”的比例仍然比1999年、2000年分别上升了8个和5个百分点。 参加调查的大学生们普遍认为，中央对厦门远华走私案和沈阳慕绥新、马向东腐败案以及广西南丹“7?17”透水事故的查处，显示了中央反腐倡廉的信心和决心，并相信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反腐倡廉的工作一定会做好。 调查显示，大学生普遍支持和拥护高等教育改革，现行的改革措施和主张得到学生的普遍赞同。对问卷所列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10项举措，平均认同率达79％。其中92％的学生赞同“深化教学改革”，91％的学生赞同“健全和完善资助经济困难学生制度”，90％的学生赞同“允许高校学生跨系、校选课”，89％的学生赞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87％的学生赞同“鼓励高校引进、使用国外高质量教材”，82％的学生赞同“要求教授为本科生上课”。 在人生价值判断上，大学生高度认同奉献精神、社会责任感。76％的学生同意“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应服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70％的学生同意“劳动和奉献仍然是评价人生价值的基本标准”，89％的大学生不同意“金钱高于人格”的说法，在价值取向上，调查显示，大学生注重自身价值的实现，就业选择比较务实，竞争意识和自强精神进一步增强。 在道德认识上，95％的学生同意“诚信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之一”。对部分学生中存在的考试作弊、论文抄袭、浪费粮食、言语行为不文明等不良现象，多数学生表示反对。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学生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就业形势表示“非常乐观”或“比较乐观”，认为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自己最需要加强和提高的是“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外语水平”等。

【新加坡《联合早报》2月13日文章】题：中国应考量如何保护海外利益(作者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郑永年)“走出去”产生国际地缘影响近年来，中国在发展国际经济方面实行“走出去”战略。这一新发展使得中国的国际关系发生本质性变化。“走出去”是中国高速经济发展的产物。有了客观经济需要，才有政府“走出去”的政策。西方一些人士把中国的“走出去”政策解读为新殖民主义，这是没有根据的。但是，中国必须意识到“走出去”对国际社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这一方面表明中国对国际经济事务已具有实质性影响力，并且因为这种影响力的基础是中国内部的经济发展，因此也可相信其是可持续的。另外一方面，中国也要意识到“走出去”对当地社会及其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尽管中国“走出去”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但其给当地社会带来的各种利益并不总是能够在不同社会群体中公平分配的。利益分配的不均又会影响当地社会的政治。当中国的“走出去”成为不同政治利益较量目标的时候，中国的利益就容易受损害。此外，尽管“走出去”主要表现为经济贸易方面，但任何国际经济关系不可避免地对国际地缘政治产生深刻影响，从而也会产生冲突。正因为冲突不可避免，中国必须考量如何保护“走出去”的海外利益，包括驻外人员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国家的)以及合同的履行等。具体说来，“走出去”大致可以分成两类，即在发达国家和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和欧洲，这些国家的市场机制健全，各种类型的经济活动处于饱和状态。中国要“走出去”与这些国家的资本竞争并不容易。又因为中国和这些国家具有不同政治价值和文化，中国“走出去”行为往往被误读，被政治化，这更增加了中国“走出去”的难度。但同时这些国家是法治型国家，契约文化发达，中国“走出去”的利益比较容易得到保障。与西方既得利益发生冲突中国“走出去”的对象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这些国家大多还处于现代国家制度建设过程之中，一些国家尽管有诸如选举等民主因素，但国家的制度化程度还比较低。制度化程度低也表明政治上人治色彩浓厚，国家政策经常因人而异。中间社会力量小，族群关系复杂，加上或左或右的激进政治力量，社会稳定经常成为大问题。所有这些因素都对中国“走出去”非常不利。更复杂的是，中国的“走出去”不可避免要和西方国家已经在那里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在非洲主要是欧洲国家的利益，在拉丁美洲主要是美国的利益。欧美早期在非洲、拉丁美洲实行殖民主义政策，殖民政策结束后又有各种形式的新政策，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扩展自身的影响。尽管西方政策遭到那里人民的反对，但不可否认的是欧美在这些国家也培植了相当的亲西方政治势力。中国“走出去”不仅要和这些国家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也会和他们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地缘政治利益相冲突。中国如果不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和西方协调利益，中国本身的利益就很容易受到损害。欧美对中国的做法可资借鉴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已经成为历史。但应当看到，极其丑陋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一些情况下往往是西方国家保护其海外利益的手段。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时代已经过去，那么依靠什么来保护海外利益呢？当然，现在有新的国际机制如世界贸易组织等来保护各国的海外投资。但从现实面看，现存的国际规则并不足以保护一个国家的海外利益。看看美国和欧洲国家是如何努力来保护他们“走出去”的利益，包括在中国的利益就知道保护海外利益的困难了。中国政府在保护欧美在华利益方面已经尽心尽力，但西方还是不放心。除了要中国恪守世贸组织规则外，他们通过设立各种机制来保护他们在华利益。欧美对中国的做法是否可以给中国一些启示呢？至少给中国提出了如何保护中国在海外的利益这个重要问题。

当中国在海外的利益越来越多时，如何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以及善尽一个大国的国际责任，就成了不得不面对的课题。目前，中国保护自己海外利益的手段，除了政治、外交、经济等手段外，还有或者还应该有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时候才具备这样的手段？ 中国2000年以前，奉行的是韬光养晦，即便到了今天，在国际事务中，仍然处于一种仅参与非武装性质的国际维和部队。在维护自己国际利益方面，近几年最大的手笔，也仅有拉丁湾军舰护航，打击索马里海盗。中国面对自己越来越多的海外利益，以及国际社会希望自己承担更多的责任的诉求，在军事方面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 以利比亚为例，根据商务部资料，在利比亚开展投资合作的中资企业共有75家，涉及项目50个，合同金额约180亿美元。利比亚局势恶化以来，中国短时间内从利比亚撤回中方人员数万人。且不说，利比亚反对派当权后，中国在利比亚原来的订单能否继续，即便撤退中国公民一事，如果不是外交管道有足够的预警，就足以让中国政府吓出一身冷汗。 换句话说，中国维护海外利益，不可能、也不应该仅仅限于外交等手段，军事作为最后的保障手段，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手段。尴尬的是，中国海军刚刚具有一定的远洋作战的能力，亚丁湾护航，正是这种力量的培训和展示。但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朝发夕至的全球兵力投送能力相比，我们还缺少足够的远程轰炸机和航空母舰。在一旦需要类似在内战环境中，需要靠自己的力量从别国撤出海外中国公民，就显得无能为力。 当一个国家的利益不再是蜷缩在本土上的时候，当一个国家强大到，国际社会认为，需要动用武力来维护和平的时候。中国就不可能以爱好和平为由，永远地置身事外。譬如索马里海盗或者出现其他沦为海盗的国家，严重影响了世界的命脉性通道后，需要派出地面部队才能够摆平的时候，中国就不可能永远坐享其成。中国必须具备这样最低限度的力量。 对于这点，中国政府也应该有了足够的认识。发展大飞机以及建造中的航空母舰，都是要补强这些。以航空母舰为例。在导弹攻打航母的技术，越来越完善的时候，中国发展航母，这种十分昂贵的武器，显然不是主要用于和美日等有击毁航母能力的国家来抗衡的，而是主要用于远距离的作战平台。 拥有航母维护自己海外利益，与不称霸、不侵略别国和干涉别国内政的中国一贯的原则并不矛盾。比如，中国假如拥有远距离迅速投放兵力的能力，就可在必要时，为中国公民在海外撤退开辟一条绿色通道。等等 中国只要拥有海外利益，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用军事的手段维护这些利益，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选项。随着不远的将来中国航母和大飞机的发展，这种能力在五年之内即可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