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法律与宗教的关系

宗教与法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二者均为社会价值观的表现形态，都对社会行为具有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早期的社会里，或者在古今政教合一的国家里，两者难分伯仲。法与宗教的联系主要体现为：首先，法在起源阶段同宗教有着一致性关系，每一种法律体系确立之初，总是与宗教典礼和仪式密切相关；其次，在人类早期阶段，公共权力借助于神的力量的支撑，君主为了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往往把其统治的渊源归结于上帝、归结于神；再次，宗教同法的价值有某些相通之处，两者的出发点和目的都包括“使人向善”，使社会有其秩序而不发生混乱，甚至使人们精神上有所依靠与寄托；最后，法和宗教都是实现社会控制的规范体系。法与宗教虽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两者毕竟是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因而，各自又具有自己的特征。一般说来，法与宗教的区别表现为：(1)二者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同。宗教的产生远早于法律，法律的产生是社会发展到更高阶段的产物。(2)二者的产生方式不同。法律是社会系统强制性的产物，它以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为内容，又通过相应的国家机关制定和认可，其基础则是人的理性的自觉力量；宗教是在社会生活中自行萌发或对先知学说经典化的产物，是与科学相悖的社会异己力量，其基础是迷信和盲目的信仰。(3)二者的调控范围和作用不同。法律只调整那些对社会生活秩序的稳定有较高价值的社会关系，而宗教规范则覆盖了几乎全部的社会关系；法律规范一般只规范人的外部行为；宗教规范不但规范人的外部行为，而且更侧重于规范人的内心活动。 (4)二者的调整方式和实现的方式不同。宗教和法律虽然都是人们的行为规范，但法律是通过国家强制来进行调控；宗教主要通过控制人的良心来控制、调节人的行为，通过说教和人的内心感悟来达到社会调控的目的。 (5)二者的形式不同。法律通过规定明确的权利和义务，给人们的行动指明方向，有权利性规范和义务性规范两种基本形式；宗教规范则以强调人对神的服从义务为主，人在神的面前是没有权利可言的，所以宗教规范大都是义务性规范。

(1)宗教像法律、道德、习惯等一样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包括人们对于超自然、超社会的力量“上帝”、“神灵”的信仰、规范、仪式和活动。 (2)在历史上宗教和法律是两种有着密切联系的社会现象。一切古代的法律几乎都具有广义的神权政治的属性。君主为了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都把其统治权的渊源归于上帝、归结于神(例如“天子”“奉天承运”)。 历史上许多国家都曾经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形成了所谓“宗教法律体系”如伊斯兰教法、印度教法、犹太教法和中世纪欧洲的教会法所有这些法律体系都相信有一种超人的权力存在或者作为人格化的“上帝”、“神”的意志或者作为非人格化的秩序。在宗教法律体系中宗教法是最高的法律渊源它与君主的命令、“世俗法”之间既相互作用又相互补充。 (3)有的法学家(如伯尔曼)还注意到宗教规范与法律规范之间不仅具有这种历史的联系而且具有某些共同的要素法律规范中所包含着的仪式、传统、权利和普遍性等要素可能起源于宗教中的相应因素。还有的学者提出宗教规范与法律规范的执行机制也有相似之处。法律规范的执行必须通过法律解释的机制随着法律解释的发展出现了专门的法学家阶层在古罗马还出现了《学说汇纂》这样的解释罗马法的专门著作。宗教规范的执行也是如此。 (4)法律与宗教的分离政教分离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结果。当代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大多都实行政教分离的制度反对宗教干预国家事务并把这一点作为文明社会的一个标志。宗教规范是由宗教团体制定的只对其成员有拘束力它是社会团体规范的一种；而法律规范则是由国家颁布的对所有人无论是教徒、还是非教徒无论是信奉何种宗教都有拘束力。宗教失去了如中世纪那样对整个社会——包括对法律——的统治地位但作为一种传统或习惯法仍然在某些社会生活领域起着重要作用如在西方一些国家仍然把宗教的结婚仪式作为婚姻成立的法定条件。 (5)古代中国宗教的地位同宗教法律体系——无论是伊斯兰教法、印度教法还是欧洲中世纪的教会法——相比都有很大的差别。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势力始终没有形成与皇权相对抗、甚至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的力量。古代中国的皇权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本身就是上天在尘世的代言人。换句话说在宗教法律体系特别是欧洲中世纪的教会法中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外在的；而在古代中国二者的关系则是内在的。宗教是为皇权辩护的工具。这一方面使古代中国长期以来形成以封建皇权为中心的统一格局另一方面又使皇权成为不受任何约束的绝对的权力。(1)宗教,像法律、道德、习惯等一样,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包括人们对于超自然、超社会的力量,“上帝”、“神灵”的信仰、规范、仪式和活动。(2)在历史上,宗教和法律是两种有着密切联系的社会现象。一切古代的法律几乎都具有广义的神权政治的属性。君主为了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都把其统治权的渊源归于上帝、归结于神(例如,“天子”,“奉天承运”)。历史上许多国家都曾经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形成了所谓“宗教法律体系”,如伊斯兰教法、印度教法、犹太教法和中世纪欧洲的教会法,所有这些法律体系都相信有一种超人的权力存在,或者作为人格化的“上帝”、“神”的意志,或者作为非人格化的秩序。在宗教法律体系中,宗教法是最高的法律渊源,它与君主的命令、“世俗法”之间既相互作用,又相互补充。(3)有的法学家(如伯尔曼)还注意到,宗教规范与法律规范之间不仅具有这种历史的联系,而且具有某些共同的要素,法律规范中所包含着的仪式、传统、权利和普遍性等要素可能起源于宗教中的相应因素。还有的学者提出,宗教规范与法律规范的执行机制也有相似之处。法律规范的执行必须通过法律解释的机制,随着法律解释的发展出现了专门的法学家阶层,在古罗马还出现了《学说汇纂》这样的解释罗马法的专门著作。宗教规范的执行也是如此。(4)法律与宗教的分离,政教分离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结果。当代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大多都实行政教分离的制度,反对宗教干预国家事务,并把这一点作为文明社会的一个标志。宗教规范是由宗教团体制定的,只对其成员有拘束力,它是社会团体规范的一种；而法律规范则是由国家颁布的,对所有人,无论是教徒、还是非教徒,无论是信奉何种宗教,都有拘束力。宗教失去了如中世纪那样对整个社会——包括对法律——的统治地位,但作为一种传统或习惯法,仍然在某些社会生活领域起着重要作用,如在西方一些国家仍然把宗教的结婚仪式作为婚姻成立的法定条件。(5)古代中国宗教的地位同宗教法律体系——无论是伊斯兰教法、印度教法,还是欧洲中世纪的教会法——相比,都有很大的差别。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势力,始终没有形成与皇权相对抗、甚至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的力量。古代中国的皇权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本身就是上天在尘世的代言人。换句话说,在宗教法律体系,特别是欧洲中世纪的教会法中,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外在的；而在古代中国,二者的关系则是内在的。宗教是为皇权辩护的工具。这一方面使古代中国长期以来形成以封建皇权为中心的统一格局,另一方面又使皇权成为不受任何约束的绝对的权力。

同意一楼的观点

在西方，法律的信仰来源于宗教传统，它们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6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美国比较法学家和法制史学家伯尔曼认为，西方人所面临的危机并非法律的过度神圣化或宗教的过度律法化，即二者过分一体化的危机；而是相反，是它们过于分裂化的危机：“法学家把法律看成是纯功利的工具和手段，把它归入“工具理性”的范围之内；神学家把宗教看成是超越程序与组织的信仰、爱和恩典，把它与法律对立起来。” 伯尔曼强调，二者重新融合，才能使法律真正被社会所信仰。这一西方人对法律富有宗教性的看法，表面看来对我们中国人建设法制社会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或国家宗教。但如果按照伯尔曼的观点：“法律最终以道德为基础，道德最后建立于宗教之上”，中国法也同样有着其信仰基础，那恰恰是指儒家的道德伦理教条。换言之，在中国，被神圣化的道德本身，兼有宗教的功能。今天，我们倡导全民投身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应该起着同样的重要作用。因此，了解西方基督宗教与法律的关系，以及基督宗教的律法观，对找回法律的神圣性、宗教性和建设法制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一、法律与宗教的关系观诸世界各国，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法律与宗教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并在某种程度上皆脱胎于宗教，比如伊斯兰国家和古希腊罗马等。在西方文化中，法律与宗教的紧密联系或互动关系历来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两者之间或吸纳或排拒，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在古代与中世纪，两者距离较近，有时甚至合而为一，密不可分。而进入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法律与宗教相对独立，自成体系，但决非互不相干，而是侧重点有所不同，配合默契，对社会生活均颇具影响力和塑造力。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法律与宗教长期而紧密的联系可以追溯到西方文明的源头――希伯来文化。希伯来法与宗教是分不开的。它产生于公元前2至公元前5世纪的，是由摩西首创"十诫"，后经历代帝王、祭司的修订、扩充而成的。“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希伯来法受更为古老的汉谟拉比法典的影响较大，同时也从埃及、亚述、波斯等文明古国的律法中吸取了许多养料。但对其影响最大的，还是希伯来人的宗教思想。”摩西五经所记载的，既是上帝的诫命，又是人间的法律，这就是律法。希伯来法兼有宗教戒律和道德规范的性质，这便造成了法律、宗教和道德三者的融合。希伯来人所信奉的宗教和法律通过耶稣创立的基督宗教得到了延续和升华。公元一世纪，基督教开始在小亚细亚和巴勒斯坦传播，基督教将《希伯来圣经》（即旧约）作为其《圣经》的一部分。随着基督教地位的确立，以《圣经》为基本渊源的教会法成为欧洲各国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希伯来法中的许多原则和制度，如什一税制度，禁止收取利息，严禁巫术与邪术，神判与誓政等，都成为教会法的重要内容。希伯来法律文化通过《圣经》这一途径对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法律建制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说罗马法是以其精深的法理和发达的私法制度影响人类的历史，那么希伯来法则凭借其普世的宗教道德而在价值形态领域内同样影响了世界法律制度的发展。尽管基督教思想并不是西方法律传统的唯一源泉，但教会法对西方法治观念及具体制度的形成却产生了极其重要得的影响。西方之所以产生了他们的法律传统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的宗教背景，这种宗教背景同时也是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一个主要发源地。基督教文化最为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法治，这种影响至今犹存。如果我们稍稍注意一下，就会发现，无论是英国的《权利法案》，还是法国的《人权宣言》，还是美国的《独立宣言》，都声明人的权利来源于上帝所赐。 二、圣经中的律法观今天，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因受到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影响，人们对法律抱有一种消极的态度，觉得它是一种限制及阻碍。当个人的良心及个人的自由很受尊重，被视为很有价值的东西，法律不太被人尊重。在伦理生活上，当今许多人有这种感受和思想，甚至行为趋向远离法律。 那么基督宗教如何看待法律？我们需要回到基督宗教的信仰依据——圣经中去，看圣经是如何教导人看待律法的。 1、 法律是来自天主的礼物（申4:5-9）希伯来人重视法律，严守法律，是因为他们把法律看成是天主赐给他们的救恩。虽然法律是经由一中间人（摩西）而传给他们的，但它终究是天主自己的指令，“上主你们天主的诫命”（申4：2）。所有法律不论是有关道德本身的，或是有关社会司法的，还是关于神圣祭祀的，都不代表对希伯来人的约束或损害，而是一种神圣的礼物，使他们变得更加富有智慧，更加强大。法律的恩典是分享天主自己的智慧。法律的目的是使希伯来人的团体保存它的真正本来面目。法律是上主的声音，是上主的说话（申28：1；30：10，20）“以色列！现在你要听我教训你们的法令和规律，尽力遵行；这样你们才能生活，才能进入占领上主你们祖先的天主赐给你们的地方”（申4：1；28：1-69） 2、法律是天主与希伯来人的盟约（申4：13）希伯来人对法律的积极观念源于他们与天主建立的盟约。天主与希伯来人建立了盟约：“我要成为你们的神，而你们要成为我特选的民族。” 如果希伯来人寻求天主的保护和祝福，他们必须持守盟约。这个盟约通过法律来表达，建立和巩固的。法律是盟约的重要组成部份。只有在这个轮廓内，法律才得到它确实的意义及真正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摩西的十诫——法律的核心，是直接构成盟约确实的证据基础（出谷记20章）。 法律可以说是盟约的实质本身，它们可以变成同义词，“他将他的盟约，即那十条诫命，给你们宣布出来，吩咐你们遵守，又将这诫命写在两块石板上”（申4：13）。 3、法律是神圣的，是完美的，是圣洁的。（圣咏 119章）在希伯来圣经中有很多对于法律歌颂的经文，其中最著名的是圣咏一百一十九篇。这篇圣咏是圣咏集中最长的一篇，共二十二首，每首八节。在每首内，用许多表示法律的同义名词，如法律，约法，诫命，章程，法度，律例等。这篇诗词反映出希伯来人对天主所颁布的律和诫命是怎样的热爱。“上主的法律是完美的，能畅快人灵；上主的约章是真诚的，能开启愚蒙。” “我要用整个的心灵寻觅你，不要让我错行了你的谕旨”。 “上主，给我指出你章程的道路，我要一直到死细细遵守。” 三、律法给希伯来人带来了民族的团结与强盛摩西五经中的法律可分为三种：一是道德律，即有关人与天主之间的规定。二是宗教律，即关于祭祀、节期等宗教事务的规定，其目的是训练希伯来人成为圣洁的民族。三是社治律，是约束人的行为和净化人的意念的根本规定。宗教律是为了“敬神”，是对当时人们的宗教生活的规范；社治律是为了“爱人”，希伯来人认为这是使人们和平相处、爱人如己的规范。摩西五经中的律法除了具有宗教教义法律化和契约等性质外，也更富有典型的人道性的特征：律法中规定，对欠债人、穷人、寡妇、孤儿、寄居者和奴隶要给予必要的保护；每过七年，穷人的欠债要取消一次；遗忘在田里的麦捆和果园中未采摘的果实要留给穷人。这些都体现了保护弱者的法律原则。律法中也规定人命重于财物，因此侵犯财产不得定死罪，反映了当时立法对人权的尊重。希伯来人的宗教信仰构筑了一种独特的法律文化，也给他们自身带来强大的内聚力和生命力。他们历经种种磨难，从埃及到“流奶流蜜”的迦南地，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开放性的，随时都有可能遭到外邦人武力进攻和侵略，而当时的希伯来民族是相对弱小的。这种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希伯来人把一直保护他们的天主信仰放在了压倒一切的位置上，通过这种神圣的民族信仰，把整个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来的侵略。从摩西五经中的法律特殊性来看，一旦他们放弃宗教信仰，他们在心理上和社会组织上都会如一盘散沙；一旦他们放弃人道原则，则人民内部战争会使他们无法共同抵御外来侵略。为他们来说，遵守上主的法律，给他们所带来的是民族内部的团结和强盛，其实这就是天主给他们的祝福——让他们生活在自己构建的和谐世界之中。法律性盟约的受益方，是他们自己，而并不是天主；是天主的法律使他们学会了如何爱人（尊重人、接纳人、团结人、原谅人），并建立了彼此的友谊与民族的团结，和谐的世界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伯尔曼的这句话，在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一句引用率相当高的箴言。也许我们会说这是西方人的观念，对于中国一个政教分离的社会，它又有什么启示呢？表面看来，在中国宗教对法律影响甚微, 但实际上宗教与传统法律有着深层的纠葛。法律原初形态时与宗教不分, 汉代提出则天立法, 宗教成为历代政治话语中法律权威性和神圣性的合理来源, 法律运行中神灵的影响也一直挥之不去, 善恶报应的宗教信仰成为传统法律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中华民族是一个极为重视伦理道德的民族，儒家文化孕育了华夏儿女。因此，“信仰法律”对我们中国人也有同样的重要意义：若要建设一个法治社会，必须建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使法律成为人们的信仰，溶入到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建设法治社会，仅仅靠人们学法、知法、懂法、守法，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教人“信仰法”，让人们把法律当成信条一样去崇拜、去遵守。法律与西方基督宗教的关系和基督宗教的律法观这一问题的探讨，也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反思，引发了许多感悟。让我们也拥有希伯来人的智慧，辨清法律的美好与神圣，维护法律的尊严，献身于法制建设的神圣使命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