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炒作危害毕业论文及治理

假新闻的危害有以下几条：

1、.严重损害媒体的公信力。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也是媒体公信力的来源。也正因此，西方一些主流媒体对新闻的真实性极为重视，甚至不惜牺牲新闻的时效性。它们的影响力也正是建立在这种公信力的基础上的。

2、严重损害当事人的形象和权利。假新闻不但会严重损害媒体的声誉和形象，也会给有关当事人带来形象、声誉、心理、经济甚至人身的损害。

3、严重损害真新闻、好新闻的价值。正像假文凭多了，真文凭的价值会下降一样，假新闻如果大行其道，真新闻、好新闻的价值也必然会下降。新闻的价值下降，新闻记者和新闻媒体的价值与社会地位自然也会下降。

4、严重损害社会秩序。如果假新闻仅仅是损害有关当事人和当事媒体的声誉和形象也就罢了，事实上，一些假新闻还会给社会秩序带来一定的混乱。

扩展资料：

假新闻的社会危害：

①严重破坏损害了媒体的形象，削弱了新闻的公信力。

②严重破坏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威信，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

③以牺牲新闻真实性为代价换取眼前利益是一种短视行为， 无异于自毁根基，媒体将失去发展的基础。

④严重破坏影响党和政府新闻宣传职能履行。

参考资料：人民网-假新闻的成因、危害与治理

假新闻的危害，首先是由于假新闻的传播会带来一些人的误解，甚至引发一些对本身新闻事件的一些不好的传播和在民众中传播一些不良的情绪，尤其是通过片面的煽动，会引发民众的一些躁动吧。

浅谈新闻娱乐化的利与弊论文

在学习和工作的日常里，大家一定都接触过论文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培养我们的科学研究能力。相信很多朋友都对写论文感到非常苦恼吧，以下是我收集整理的浅谈新闻娱乐化的利与弊论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一、我国新闻娱乐化的现状

就我国而言，因为媒介所有制的本质区别，使我国媒介在运营模式、理念和操作方法上都明显区别于西方纯商业性的媒介，我国的媒介始终坚持上层建筑和信息产业的双重属性的认定，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轮并进，并始终强调媒介应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人民服务，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严肃和高质量的媒介产品始终占领着我国媒介产品的主阵地(包括新闻报道)。 但是为了更好的贴近观众且迎合市场，上世纪90年代，硬性新闻开始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软化”，尝试新闻娱乐化。

(一)湖南台《晚间新闻》改版开创新闻娱乐化先河

栏目以个性求生存，新闻也要追求个性。《晚间新闻》是湖南电视台的一块老招牌，挂牌于1983年，自1998年改版以来，一直在做新闻探索，在新闻内容和电视形式上进行了突破。它在内容上放下了架子，从和普通百姓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活入手，强调新闻故事化、情节化和细节化;在语言上打破“八股腔”，将“播新闻”改为“说新闻”，是典型的非正统模式。它因此成了新闻类的一道名牌，让人接受了“新闻原来也是可以这样报道的”。

《晚间新闻》的导向侧重在弘扬真善美，鞭斥假恶丑，特别是在重树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方面非常有力，对促进精神文明善莫大焉。 作为一个品格健康的新兴类新闻节目，学术界因为它的出现，掀起了一阵讨论与学习的热潮，据湖南卫视称，除了接收不到湖南台的香港和台湾之外，湖南台收到了来自全国各个省的观众的热情来信，一时之间，湖南卫视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全国说新闻之先河,《晚间新闻》将“新闻性、社会性、贴近性、趣味性、服务性”最后通过一个“可看性”得以释放，让人喜闻乐见。我认为，湖南卫视的改革在新闻娱乐化进程中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它给后来者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努力的方向。

(二)严肃新闻比例下降，新闻娱乐化趋势日益显著

随着湖南台《晚间新闻》的成功改版，严肃的新闻类节目开始试探娱乐手法包装，娱乐化新闻在新闻报道中的比例逐渐加大。中央电视台2套经济频道也开始效仿，在深夜开播《今晚》，前半段说新闻，后半段访谈。《今晚》主要是对资讯进行重新结构和独特解读，重点突出对大众的服务性，这样的节目一经推出，就同湖南台一样，收到了观众热烈的好评，也就促使其他新闻节目中或多或少地借鉴其中的制作手段。

还是央视2套经济频道，早上的新闻栏目《第一时间》，用了三分之一时间播放各种娱乐趣闻类新闻，不再一味的播出严肃新闻，而且两名主持人也以聊天的形式进行播报。放眼全国各大电视台，也迅速推出各种新栏目，如：北京电视台的《七日》，秦皇岛电视台的《今日报道》，等，新闻娱乐化被越来越多的媒介认可、采用。

(三)新闻娱乐化呈现出“亲民化”特征

普京是俄罗斯的总统，对于一个政界要人来说，相关他的信息应该是严肃的，而我们在俄罗斯的新闻中看到了一篇题为《普京专机，马桶价值7.5万美元》的报道：“俄罗斯总理普京是世界上乘坐飞机时间最长、飞行距离最远的国家领导人。他共有6架专机，其中的新专机伊尔-96-300价值昂贵，仅供普京使用的马桶就价值7.5万美元。” 有心人不难发现，这种低姿态，高趣味的新闻在我国的新闻媒体中也悄然兴起，他们不约而同的都喊出了“亲民”的口号。我想带大家来看两则作为中国媒体权威的央视近两天播报的新闻。[FS:PAGE]首先是在5月26日中央一套《新闻联播》播出的一则关于小朋友和《安徒生》童话的新闻，报道称：“今年“六一”，北京儿童艺术剧院股份有限公司联手国内六家院团共同推出大型儿童剧《安徒生》，这也是北京儿艺联合兄弟院团对儿童剧资源整合的有益尝试。安徒生笔下的“丑小鸭”、“美人鱼”等一个个神奇的童话形象，将在北京儿艺、济南儿艺、辽宁儿艺、西安儿艺、广西话剧团和广西木偶剧团的共同演绎下在北京5个剧场同时献给小朋友。为了让小观众对安徒生的人生经历有直观感受，在上演儿童剧《安徒生》的5座剧场还同时展出安徒生真迹和物品。”另一条新闻是中央台5月27日播出，题为“高温天气席卷华北地区，天安门广场发高烧”，该报道用新闻时间为民众分析了近期天气情况，并且运用一只可爱的大熊猫“桃桃”的避暑作为结尾：在山东济南，当高温袭来，人们在自己避暑的同时不忘动物园里动物们的“安居”。在最高气温达到36.3摄氏度的26日，济南动物园及时为动物采取喷淋冲凉、放冰块等防暑降温措施。而34岁高龄的大熊猫“桃桃”则被安排住进了放有冰块儿的居室中。从这些权威新闻机构的报道中，我们不难看出，连一直板着面孔的央视新闻频道都打出“民生新闻”这一亮点，新闻娱乐化中“亲民化”的特征绝对是显而易见的。

二、新闻娱乐化的“利”

(一) 新闻娱乐化对受众的适应性

受众是传播活动的最终完成者，是新闻文化的主体，受众的心理需求客观上左右着新闻的走向。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受众需求必然是决定新闻选择的中坚力量。

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指出，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是一个娱乐化的时代，电视和电脑正在代替印刷机，印刷文化正在成为一种绝唱，图书所造就的“阐释年代”正在成为过去，文化的严谨正让位于快速，思想性和深刻性正让位于娱乐和快感 。

实际上，我国自古以来就习惯以传播者为中心的机制，媒体的教育、宣传功能得到扩大，娱乐功能却一直受到压抑，不可否认，在传媒的众多功能中，娱乐也应该非常重要。尤其是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转轨的历史转型时期，人们在价值体系的断裂期，内心常会感到失落抑郁，他们需要一种宣泄的途径来释放压力，调整情绪。试想，在结束了一天的辛苦工作之后，谁还希望继续伴随着政治味浓厚的信息来消磨休息的时间?那些不具备娱乐消遣功能的新闻信息带给受众的常常不是“快乐”，而是要求他们开动脑筋，去分析去思考深刻的社会问题，大多数人都有惰性心理，在8小时工作之外，他们希望不再用脑，就能轻松获得信息与消遣。遵循着“受众需要什么，媒体就得给什么”的宗旨，我们的传媒界从最初争论的焦点 “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到现在关心的是“观众想听什么?他们想看什么样的节目”。在这样的需求下，新闻娱乐化犹如一阵春风，一夜之间遍地开花，吹进了大小电视台以及百姓的心坎里，严肃的主流媒介的信息产品为了争夺观众，也向它抛出了橄榄枝。以中央电视台为例,一向只关注国家大事及政要活动的新闻节目逐渐深入群众,留意起了普通百姓的家长里短,不仅是世界各地的民风民俗开始在央视各档新闻节目中有了一席之地,就连动物园或野外各种飞禽走兽也有机会出现在观众的视野中,小小荧屏开始有了更多的生命和色彩。

(二)新闻娱乐化对市场的适应性

作为文化现象，新闻娱乐化在根本上说，是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社会开放和人性解放的反映，文化生产发展竞争的激烈，很容易使文化市场趋向娱乐。现代化，特别是电子工业的发展，为娱乐化提供了空前新奇的手段，社会安定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文艺求变的自身规律，都是娱乐化发展的适宜环境。中国的新闻业自走上市场经济的轨道后，传统新闻事业体制下的新闻受众转眼间变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闻消费者，很多媒体也从以前的事业单位转向企业化经营，向市场要钱，发行量和收视率决定着媒体的存亡，想要有利润就要有好的产品，适当的迎合观众的需求不失为明智之举，从最初的纯娱乐化休闲内容的大幅度上升，到后来的把距离娱乐性最远的新闻都拉向娱乐化，这是媒介市场化的必经之路。从另一方面来看，媒体的利益还与广告、企业投资息息相关，广告商手握媒体的经济命脉，它是否投资这个媒体取决于这个媒体是不是有观众群，能不能吸引观众，这关系到他的投资能否收到最大的回报，

无可否认，在某种程度上，娱乐化的做法至少从经济效益上给媒体带来了不少甜头。以前面的湖南卫视《晚间新闻》为例，正是新闻娱乐化使一档本来平白无奇、默默无闻的普通新闻类节目，变腐朽为神奇，一跃高居全国收视率前列，迅速拥有大量的观众群，带来了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

三、新闻娱乐化的“弊”

任何事物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新闻娱乐化进程也不例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摸索前行阶段的缺乏经验和缺少引导，肯定会产生一些弊端，这是无法避免的。

(一) 新闻娱乐化滋生了一些“糜烂”的产品

“道德没有了，审美没有了，剩下的只有与大脑相脱离的感官和肉身上。感官与大脑脱离，全部活动就变成对视听觉的刺激，以及各种变着花样的刺激。”

这句话真实的反映了现阶段某些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职业道德的媒介，为了迎合部分读者的低级趣味，所创造的新闻产品的庸俗。文化被“娱乐化”了，而“娱乐”又被“商业化”了，消费主义甚行，观众的低品位、低格调的接受标准为低俗化提供了现实基础;广告商的插手和电视台的商业操作、赢利心理是庸俗化的一个原因。唯收视率，唯广告效益的逻辑，一味地迎合大众以满足人性中隐秘的体验刺激和快感的欲望，对物质的狂热贪恋、对他人的偷窥欲望等阴暗心理，实际上将传播真、善、美的正面报道，变成了张扬“恶”的载体。在这样追求娱乐化的同时，电视新闻必然会或多或少的出现庸俗化，也就导致许多媒体打着劝人向善的旗号，利用观众的猎奇心理而展示社会丑恶现象，只是在结尾时象征性加入评论，请观众引以为鉴，以儆效尤，实际上，受众记住的只是媒体展示出来丑恶现象，满足了自身的猎奇心理。

我手头有一篇报道，说明了低俗化的另一个原因，它讲述的是为了得到一则新闻的第一手资料，我们的新闻工作者的丑态。这篇报道的.作者是一名记者，他被派到深圳去采访报道某演唱会，但是在下了飞机之后收到信息“陈晓旭在深圳往生”，于是他就主动跟编辑部要求自己来跑这条新闻。作为邀请他来深圳报道演唱会的主办方很生气，因为他们邀请来的记者基本上全改去跑陈晓旭逝世的新闻了，这也不知道到底是该说这些记者敬业还是不敬业。更让人无奈的举动还在后面，那天下午，记者们都呆在念佛堂，那里的大门是关着的，敲门是没有用的，本来笔者以为耐心等待会有结果，但混乱之下竟然有个记者报警说，念佛堂有人死亡，希望警方能强行进入，让记者们捡个便宜。幸好深圳警察相当职业，他们解释，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屋内发生谋杀案，他们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闯入民宅，还请记者们不要打扰逝者亡灵。笔者正要为警察的敬业感叹的时候，居然还有记者追问：这里面应该有问题，你们可以闯入啊。笔者在这里感慨，“往往出了大新闻的时候，人性的复杂和丑恶总能暴露出来。”我由此想起几年前有记者化装成护士拍傅彪遗体，这次是记者想借警方力量强行进入民宅，这种行为实在太过分了，为了得到新闻而不择手段，记者的底线在哪里?在新闻娱乐化大潮下，为了抢那些能吸引受众、有巨大经济利益的新闻，部分记者使用如此下三滥的手段，实在是有损新闻工作者的形象。那么如此素质的新闻工作者为了新闻娱乐化所带来的利益而生产出来的新闻，可能有比较高的格调吗?

(二)新闻娱乐化造就了一批“迷途”的受众

无可否认，我们的生活已经越来越依赖媒体，在媒体扩大了我们的视野和空间的同时，也让我们丧失了自主的思维与行为自由，习惯于接受媒体提供的信息，满足于传媒牵引下自我营造出的五彩缤纷而又子虚乌有的梦幻世界，“这些娱乐消遣作充斥了整个社会过程……享乐意味着全身心的放松，头脑中什么也不思考，忘记了一切痛苦和忧伤。” 渐渐的，我们把媒体提供的内容误当作客观的现实，在媒体提供的信息指导下思想、行动，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下，如果大众媒体里充满了娱乐，尤其是原本应该严肃的新闻节目里也重视娱乐功能，无形中让观众陷入这种愉快的气氛中不能自拔，对社会麻木，进而产生逃避问题的心态。人们突然发现身边已经没有一样值得珍视的东西，任何物品、事件乃至精神都可以拿来娱乐，在经历了一次次娱乐化的旅程之后，人们并没有发现多少有意义的事件，自己的心性也追随着娱乐化的大潮而渐渐游离出原本的位置。[FS:PAGE]

有学者认为，一些媒体不断推出娱乐化新闻节目，从而使大众在不用动脑筋的乐与笑中，放松或放弃了理性判断和世界观重建的意愿，放逐了对生活的反思以及对人生真善美的价值判断，这是有害无益的，“在当今人性的自由被物质的欲望普遍统治的状态下，以本能的满足来追求浅薄的快乐，以人性的奢侈、安逸和麻木取代人的真正自由，这种状态并非人的解放，它只能使个体进入新的异化过程。”

所以，新闻过度的娱乐化会导致民族文化传播途径的狭隘，让百姓沉浸在歌舞升平的庸碌状态中，不思考，缺文化，慢慢的丧失辨别力，从而削弱了对自身和社会的批判精神，这是很可怕的，试问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还有多少人会去注重自身道德素养的提高及社会高尚价值观念的塑造?

(三)新闻娱乐化影响了一群“迷惑”的孩子

青少年作为祖国的未来，他们在这个年龄段的教育是十分重要的，古有“孟母三迁”，就充分的说明了“环境”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之大。严肃类新闻作为权威性的代表，其一言一行会左右青少年思想的健康成长以及对是非善恶的分辨能力。

在对于青少年没有限制的新闻类节目中，新闻媒体若只遵从“一切为了娱乐”的信条则将使媒体忘记自身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在关注、追求和制造单纯娱乐效应的同时丧失本应发挥的道德教育的功能。

一些娱乐化新闻节目会向青少年传达错误的、与学校、家庭等教育的内容发生冲突的信息和观念，从而阻碍青少年正确道德观念的形成。本来很严肃的问题，比名人绯闻、暴力事件，被主持人“戏说”、夸大、反复强调，再加上在画面上为了追求刺激、吸引眼球而采用的未经处理的血腥镜头，这都会给孩子们造成心理阴影和误导，他们会问：“这样的做法到底对不对?”若他们的疑问得不到很好的解释，学校教育中所强调的某些道德原则、道德观念便会在他们的心中发生动摇，甚至一些意志不够坚定，尚且不能独立分辨是非的孩子会在不自觉中模仿电视上错误的行为方式，进而在真实生活中实施某些不当行为。所以，过度娱乐化的新闻讯息在传播过程中不但不会发挥道德教育的功能，更会在青少年受众心理不设防的情况下逐步消解常规教育所取得的教育成果。

四、对策

对于新闻娱乐化现象，目前业内的态度大致分为两个派别。“理论派”的学究们大多数极力反对，认为新闻娱乐化损害了严肃类新闻节目的权威和公众形象，长此下去势必会造成新闻节目的全线决堤;但战斗在新闻界一线的“实践派”工作者们的看法却恰恰相反，他们对新闻娱乐化十分追捧，认为它形式新颖，贴近大众，并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都很看好它今后的发展。

我认为，就像任何登上社会现实舞台上各种现象一样，新闻娱乐化的出现自然有其合理之处，它是大众媒介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既源于我们人类思维的创造，那么我们就一定可以找出最好的途径和方法来约束和引导它的正常发展，从而使媒体真正的走向大众，同时为媒体在市场竞争中继续前行提供可靠的保障。我国新闻界于1997年1月公布了经修订后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要求新闻工作者自觉增强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在新闻报道中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造成有利于人们分清是非、坚持真善美、抵制假恶丑的舆论，传播活动“不得宣扬色情、凶杀、暴力、愚昧、迷信及其他格调低劣、有害人们身心健康的内容。” 基于政策，我想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重视培养新闻人健康的品格

媒体的格调与导向息息相关，面对媒体市场的激烈竞争，“贴近市民、贴近生活、贴近社会”的大众化路线是必然选择，而大众化并不代表着低俗，无数事实已经表明，靠降低格调吸引读者无异于自砸饭碗，必将行之不远。只有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保持健康向上的格调，才是提高媒体公信力的有效方式。新闻人作为新闻产品的创造者，其自身的品格就变得至关重要，在这个问题上，我想以 “2006感动中国”中的一个河南都市报女记者曹爱文为例，她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她在遭遇新闻的时候，将人性放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上，毅然放弃了第一时间做报道，而是亲自给溺水女童做人工呼吸，积极的去拯救一个生命。她被大家亲切的称为“最美丽的女记者”，她的这种行为，为广大新闻工作者们树立了“先做人，后做事”的榜样，如果我们每个新闻工作者都有这种“做正确的事比正确的做事更重要”的思想，那么“坚守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健康的品格”将不是一句只停留在口头上的空话。[FS:PAGE]

(二)新闻媒体对青少年应承担一定的道德教育的责任

媒体有着自己必须承担的道德教育的义务和必须发挥的道德教育的功能。“电视文化有它的两重性，它既能育人向上，又能诱人堕落;它既可以使你兴奋，又可以对你麻醉。所以电视不仅需要有精彩健康的画面，而且还需要向社会负责，尤其要对青少年学生们的成长负责。”

电视作为一种媒体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这并不因为其面临商业化、娱乐化的压力而被抛弃。对于广大电视传播的受众，尤其是青少年，媒体若丧失对其进行正确、健康的道德引导，就必然招致大众的批判。

现在“创新”作为一个提倡的概念，变得流行了，从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看，它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是具有推进意义的，因为我国处于进入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许多思想观念需要创新。如果说新闻学和传播学也要创新，那主要应表现在总体观念的更新和研究的深化上，要防止将“创新”解释为添加几个新名词、添加几个“新闻××学或××新闻学”、“传播××学或××传播学”，这种庸俗化的现象现在有所抬头，我们不能为此捧常现在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中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原有范畴的研究发展很缓慢，而许多边缘领域却在不断地扩张，如果能够研究出扎实的成果也好，但真正有创新的不多。凡是打着“最新”、“高级”、“核心”名义的论著，几乎都是不新也不高级的东西，无法读下去。这种风气研究生中也有所表现，本来有一点思想火花，但一炒作就成了完全的泡沫。最近几年关于网络的研究，一轰而起，虽然有所成绩，但泡沫也太多了，惊人的预见、过分完美的想象、IT产业的广告宣传替代了严肃的研究，普及知识被抬高到学术研究的份上。鉴于这种情形，我认为深化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就是我们学科的创新。创新就在于深化研究，而不在于统计又增添了几个“学”和几个新名词。就新闻学而言，原来理论研究的基本范畴，例如新闻、新闻价值、客观性、新闻真实、新闻媒介的职能、新闻法、新闻职业道德等等，虽然还有些论文谈到，但这方面的文章逐年减少，好象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即使是世纪之交出版的新的新闻理论的教材，虽然努力想加些新东西，但新的毕竟不多。原因在于我们对传统新闻理论的系统研究跟不上。有些新的研究领域确实取得了成绩，但也有为数不少的这方面的“研究”，能否成立都成问题，但是“新就是好”的观念（这个话并没有说出来）走红，管它呢！结果，出来的东西不过就是把新闻学常识重新组装一遍。深化新闻学，除了要研究新问题和新现象外，对基本范畴的研究应该重新赋予较重要的地位，近年虽然这方面的文章减少了，但是从已发表的看，多数是有深度的，由于文章较为分散，发表的时间也不集中，尚没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如果一个一个地做全面的考察，能够提出许多深入的思考。例如新闻真实，业界把它概括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这样一句比喻，现在它几乎成了套话。如果学界也停留在用比喻做学问的水平上，那是不能原谅的。如果学界将新闻真实停留在“报道人物、事件、思想观点，不仅言语和细节上要准确可靠，而且发生事实的原因和对事实的解释也必须以事实为准绳”等等这样的要求上，这不是研究。新闻真实与时效相关，与记者的认识能力和个人观点相关，与媒体制度和新闻运作模式相关，与即时的政治氛围和文化氛围、民族传统、宗教信仰、意识形态都有一定的联系，与新闻源和受众接受时的误读也有关，对真假的判断与价值判断、利益关系也紧密相关，这些绝不是使用一二个比喻，例如正面的“生命”比喻或负面的“妖魔化”比喻就能说清楚的。如果每个新闻学的基本范畴都能有几本确实深入研究的专著，那么我们的新闻理论教材在“新闻真实”的章节上，才能真地说出几条让人看了感到若有所悟的认识。我们现在是把新闻理论的地犁了多遍，但缺少的是在地里的一个点上挖下去，掘一口井，涌出水来，然后再向四面扩散。从新的角度看旧的问题，需要有创造性的思维，这是学科进步的一个标志。把我们司空见惯的新闻现象看透，这才是创新。例如新闻为什么同质化、礼仪化，研究一下不断变化的新闻内容和基本不变的报道模式，仔细想想，原来它给予人们的主要不是新鲜的东西，其实质是不断加固我们对世界和生活的既定看法。这是现代新闻生产组织的标准化造成的。而这种标准化在不同的国家和意识形态下，表现方式又是千差万别的。这方面，只有个别文章谈到，深化研究也没提上日程。《文汇报》去年7月18日发表一篇文章《“势利眼新闻”》（张金铃），从尊重人权的角度，批评媒体只用几十个字报道一堵墙倒下砸死三个民工，而却用半个版报道一个海归博士在深圳遭毒打。8月24日该报另一篇文章《新闻眼并非势利眼》（周靖竹），则用新闻价值的基本理念为媒体的正常报道作了辩护。其实，这个问题就可以成为深化新闻价值研究的一个起点。关于传播学研究的深化，除了及时引进最新的研究成果外，重点也在于研究已有的传播学基本范畴。有两方面我觉得应该深化：第一，深化研究人家能够得出这论那论、这模式或那模式的方法和视角。我们太不看重研究过程，这方面的译著也很少，倒是教材性的书出了一大堆。这种书当然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也带来一种意料外的不好的后果，这就是人们接触到的全是结论，如何得出的结论不清楚，当然也就会看轻研究过程了，大学生知道结论就够了，但仅仅知道结论不利于研究生养成理论思维的习惯。现在正在组织翻译一批传播学经典著作，我想，这对于改变人们重结论轻过程，可能会产生作用。第二，侧重研究已经被西方传播学界的多数承认的各种假设，何种程度上能运用到我国的环境中。真理多迈出一步就是谬误，何况各种传播学的“模式”和“论”均是理论假设，谈不上真理不真理的。我们现在的文章，相当多的结构是：传播学的某“论”说了什么，然后就作为依据论述中国大众传播方面有一个怎样的问题和应该怎样，较少考虑这这些理论假设提出的环境、时代背景与中国的差异。例如我们常用的“议程设置论”，其环境背景是各种新闻媒体可以自由报道任何话题，自行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选择所报道的事实，因而媒体的议程设置是一种客观的结果，公众也有较多的横向信息的比较。如果媒体的议程设置很大程度上是非自然的，公众只能看到某一类信息源而另一类信息源被封锁，那么根据人家在那种环境下得出的某些论点，分析这种情况下的媒体议程设置，就要对结论作出许多条件的限制。如果一种客观的观察媒体活动特点的假设，被用于主观的宣传目的，颇有些悲剧的意味。再如“沉默的螺旋理论”，它确实说明了某种大众传播中的舆论现象，依据这一理论进行研究，用于什么目的，存在着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宣传观的差别。提出这一理论的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参加过纳粹党的活动，她的理论带有对纳粹经验总结的成份。作者的这一背景被揭露后，曾引起传播学界的很大震动。应当承认，她对传播学－舆论学的研究是有贡献的，但也要指出她的理论中含有驱逐少数人意见的成份。对于有过纳粹宣传经验的德国和有过“文革”宣传经验的中国，需要特别提醒人们警惕，防止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对人民进行戈培尔式的宣传。引导舆论存在着引导伦理问题，愚弄舆论最终是要受到惩罚的。就眼前要做的事情而言，我感到较新的传播学研究成果需要尽快普及，在普及的基础上考虑如何在我国的环境中借鉴，例如“第三人传播效果理论”、“议程融合论”等等。就具体的研究课题而言，诸如“健康传播”，在我国刚刚起步，目前我只看到一篇文章，希望能够成为新形势下传播学的一个多少被人关注的课题。健康传播、大众传播与儿童、大众传播与性别等等研究课题，具有全球的共通性，现在后两个课题在我国有已有了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但是并没有得到传播学界的普遍关注。中国人口世界第一，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要走向世界，这些课题的研究对人类的贡献可能很大，得到世界关注的可能性也很大。而基础理论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尚无法与别人在世界上竞争。鉴于这种情况，传播学研究我想得分为两个活动空间，一个是加强国内的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这是提高我们总体研究水平的基础；一个是加强能够与世界对话的具体课题的研究，诸如刚才提到的几个全球共同关心的课题。传播学研究在中国能否研究出几个“论”或“模式”，这是人们很早就企盼的。但是学术研究不是生产工业产品，研究需要一定的相对纯粹的实验环境，而我们缺乏这种环境，因而可能总结出一些尽可能尊重新闻工作特点的传播经验，可以通过具体的量化调查得出某些我国体制下的媒体发展趋势和受众特点，但研究出多少带有普遍性的传播现象的理论假设是较为困难的。现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批判学派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这是可喜的事情。我只是提醒一下，欧美批判学派深刻思考的对象，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得过于成熟而面临的问题；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处于起步阶段，他们的思考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意义，但不宜直接用来批判这批判那。我国大众媒介的发展，总体上不是市场经济成份太多了，而是还很不够。立足于大众传播业的市场化建设（包括法治和职业道德建设），辅以批判，侧重点不要发生偏差。但是，批判学派的哲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的、文化的研究方法，现在对我国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来说是缺乏的，我们现在简单的逻辑推理式的文章较多，给人以深刻思想的东西较少。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文以载道、经世致用的思维现在很有市场，我们确实需要一些这方面的分析性文章，但不能都是这些东西。特别在现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需要多一些批判学派的思维方法加以平衡。看一下 可以不？

假新闻的危害如下：

1、严重损害媒体的公信力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也是媒体公信力的来源。也正因此，西方一些主流媒体对新闻的真实性极为重视，甚至不惜牺牲新闻的时效性。它们的影响力也正是建立在这种公信力的基础上的。

2、严重损害当事人的形象和权利

假新闻不但会严重损害媒体的声誉和形象，也会给有关当事人带来形象、声誉、心理、经济甚至人身的损害。

3、严重损害真新闻、好新闻的价值

正像假文凭多了，真文凭的价值会下降一样，假新闻如果大行其道，真新闻、好新闻的价值也必然会下降。新闻的价值下降，新闻记者和新闻媒体的价值与社会地位自然也会下降。

4、严重损害社会秩序

如果假新闻仅仅是损害有关当事人和当事媒体的声誉和形象也就罢了，事实上，一些假新闻还会给社会秩序带来一定的混乱。

扩展资料：

虚假新闻出现的原因分析：

（一）部分从业者未能严格遵守职业规范和职业操守

新闻真实性是新闻的最基本要求，可是这一要求在新闻实践中却未能被很好地捍卫和执行。一则是记者编辑对新闻真实性原则的轻视和忽略，致使采编工作浮躁、浮夸、肤浅。

二则是一些网络媒体“进人门槛”降低，少数新闻从业者严重缺乏社会责任感。为了商业利益和点击率而发布“三俗”新闻。有的不尊重信息源，对新闻素材任意取舍、胡乱加工、主观臆测；有的甚至是追求新、异、特、血、腥、性，故意制造虚假新闻，欺受众。

（二）商业利益的因素诱发了虚假新闻的发生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商业利益的驱动使得虚假新闻频频发生。有的媒体“一切向钱看”，把记者和编辑的发稿量和工资挂钩、把经济效益和年底的分红福利挂钩，使得媒体工作者看重发稿数量，而轻视新闻质量。

为了追求高点击率，而制造虚假新闻或噱头新闻获得轰动效应。还有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工作人员，不遵守职业规范，捏造虚假新闻谋取私利。《华西都市报》发布的《女孩跟男友回农村过年，见到第一顿饭想分手了》、中国日报中文网的《揭范冰冰母女二人同侍香港老大惊人真相》均是媒体被“利益至上”冲昏了头脑的例证。

（三）网络媒体的兴起，使得媒体生态环境日益复杂

当新闻业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虚假新闻也开始带有强烈的网络时代特征。它的发生原因、传播轨迹乃至揭发、证伪机制都具有鲜明的互联网特色。网络对个体进行“话语赋权”，但网络的开放性和匿名性也给虚假新闻提供了滋生的温床。

一些网民打着言论自由的口号，别有用心地制造虚假新闻或者网络谣言。一些资本团体雇佣“水军”、“网络推手”转发虚假新闻谋取利益，煽动网络民族主义、“仇官仇富”的情绪。媒体经营与管理也出现纰漏问题，媒体为了抢关注性和时效性，导致新闻审核程序被“束之高阁”。

澎湃新闻发布《江西九江发生6.9级地震》、新京报网刊发报道《山西24教师聚餐被通报批评续：县纪委书记被免职》都是省略中间审核环节导致虚假新闻出笼的例证。

（四）约束措施和整顿的政策还不够完善

媒体的超速发展和社会事物的多变，使得我国在虚假新闻的制度设计、政策规范的制定上略显滞后。很多刚性的、有效的、可操作的追查、问责、监管、惩罚机制尚未健全。

2016年虚假新闻发生后，行业主管部门也对相关单位进行了处罚。但我们依然要看到，这只是被报道出来接受惩罚的极少数，在微博、微信或其他客户端上依然有大量的制造虚假新闻而未被处罚的“漏网之鱼”。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故技重施，重走制造虚假新闻、传播虚假新闻的老路。

参考资料：

人民网—浅谈虚假新闻特点、原因及防范策略

人民网—假新闻的成因、危害与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