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涉黑团伙论文范文资料

扫黑除恶是指清除黑恶势力。黑社会作为和谐社会的一个巨大毒瘤，不仅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危害，而且也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繁荣稳定，人们无不对它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各地开展扫黑除恶专项行动，还社会安宁。

2019年5月28日，全国扫黑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开发布升级后的全国扫黑办智能化举报平台。截至2019年11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共打掉涉黑组织2421个，打掉涉恶犯罪团伙29773个，敦促35474名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人员投案自首。

全国尚有涉黑涉恶逃犯4713人。其中，涉黑案件逃犯1278人，恶势力犯罪集团逃犯1436人，恶势力犯罪团伙逃犯1999人。

扩展资料：

扫黑除恶的重要性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巩固平安建设成果的内在要求。黑恶势力犯罪一直是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

黑恶势力不根除，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的期待要求就难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会落空，我们一定要从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来认识扫黑除恶的紧迫性和现实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巩固平安稳定的良好局面。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夯实执政根基的重大举措。有的黑恶势力不仅仗势欺人、为恶一方，而且企图向基层政权伸手，染指基层政权，导致基层政权被污染、执政根基被蚕食。

这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把重点指向农村，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清除农村黑恶势力、夯实党的执政根基。这对于加强全省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加快脱贫攻坚进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将起到重大推动作用。

一般涉黑公安都是有名单的。没有案底的话公安局不清楚。扩展资料:一般是指和黑帮或黑社会有关联，因为黑帮和黑社会总是穿黑衣服，所以才叫涉黑。2018年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通告》。截至2020年4月底，全国共打掉涉黑组织3120个，涉恶犯罪集团9888个，刑拘犯罪嫌疑人388442人，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67190人，促进了社会生态和政治生态、经济生态的改善，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赞誉。浙江余姚59名涉黑团伙成员被公诉2008年5月以来，以被告人毛新丰、韩国华、高福元为首的团伙成员40多人在浙江省余姚市梨洲街道、阳明街道、三七市镇等多处村庄内分别开设三个赌场，并均有专人持枪持械护赌，被告人毛华桥等10余人在赌场内发放高利贷谋利。期间，各赌博场子之间发生利益纷争，继而引发各赌场护赌人员聚众斗殴并发生枪战，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6月12日，以毛新丰、韩国华、高福元、毛华桥等为首的涉嫌开设赌场、赌博、聚众斗殴、寻衅滋事、非法持有枪支等罪名的59名涉黑团伙成员被余姚市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记者今日从该市人民法院获悉，此案正在紧张审理中。检方审查查明，2008年7月至8月份，毛新丰伙同毛三君等人在余姚市某村河里以大牌九的形式聚众赌博，共抽头获利20余万元。聚赌期间，毛华侨、华金焱、华焱明等10余人多次在该市某村毛新丰开设的赌场内向参赌人员提供高利贷用于赌博活动(俗称“放高炮”)，提供高利贷的数额合计达人民币110万余元，从中非法牟利数万元。同时，张长有组织王树军、杨俊星、顾占英等人(以东北籍人为主)多次携带2008年5月至8月份，高福元(湖南人)伙同谢中辉、罗根祥等10余人在余姚市某村落开设赌场，纠集附近赌徒以“筒子牌九”的形式聚众赌博，抽头获利约20万元。王云涛、向远亮、陈先爱等20余人(均系湖南人)先后加入赌场，以放风、武装护赌或提供赌场服务等为业，非法获利数千元不等。

警察是以一份十分神圣的职业，保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与歹徒作斗争，每一件事情都诠释着他们的正义和勇敢，也体现出他们背后的辛劳。而警察也确实是一份十分危险的工作，经常有警察在工作岗位殉职，但是山西省临汾公安局原副局长李光辉，似乎不同于其他警察。

人们常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确实当利益被一些人格外重视的时候，很有可能会走上不法的道路，经常有报道一些清正廉洁的好官，最终因为贪污受贿，被正义所审判，确实非常可惜，辜负人们的信任。而李光辉也是这样的一个人，而且他比那些贪污受贿的人更加可恶，甚至参与涉黑的事情。

该犯罪团伙以李光辉为首，骨干成员有一些也是公安局的民警，还有一些是社会人士，共同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他们利用不合法的方，敲诈勒索或者故意伤害，谋取自己的利益，影响非常恶劣。最多被一名护士匿名举报，之后立刻有专案组对李光辉等人进行调查，发现在2003年，李光辉曾经担任支队长的职务，就曾经给自己的领导送过1万美元，但是他的上司被查处，可是李光辉却逃过了处理，最终竟然到达了临汾市公安局副局长的位置。

但是这一次连着李光辉在内的12名违法犯罪人员，最终都被绳之以法，而案件仍然在审理当中。其实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人民群众的力量还是非常大的，虽然相对于那些重要官员，我们只是普通的人民群众，但是我们依然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一名小护士认为公安局副局长存在不合法行为，于是通过信件最终成功惩治了涉黑的公安局副局长，所以说法律还是站在正义的一方。

当然从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出加强廉政建设，提高领导班子中的思想道德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其实很多人也都相信依然有一些不法行为存在，但是随着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这种最终行为都会被扼杀在摇篮当中，当然也给一些有这样思想的领导提醒，人民群众才是最大的依靠，做不与人民群众背道而驰的事情才是正确选择。

还有警察这是一份十分高尚的职业，请不要玷污这份光荣的职业，有很多警察身临第1线与歹徒做斗争，他们不畏生死，为人们的利益所着想，而那些躲在阴暗角落里的人是否对得起身边的战友，是否对得起人民群众的信任？所以当你穿上警服的那一刻，其实已经就是承载着某种使命，需要尽一定的义务，这样才配得上人民警察的光荣称号。

这种行为必须依法严办。1月14日，山西临汾警方公开征集以该局原副局长李光辉为首的犯罪集团线索，包括李妻张小惠等12名团伙成员被抓。李光辉在任时嚣张跋扈，常使用警车开道出行，“灭了你”是口头禅。为了一方平安，不让那些人狐威作福，应该严厉打击。

黑社会作为和谐社会的巨大毒瘤，黑社会不仅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极大的危害，而且也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繁荣稳定人们无不，对他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各地开展扫黑除恶专项行动，还社会安宁。

33岁的孙大洪，本名孙道全，“大洪”是他的绰号。劣迹斑斑的他，曾经被判刑和劳教。1994年保外就医后，他不思悔改，纠集起一帮流氓无赖，组成了一个涉黑犯罪团伙，横行乡里，无恶不做。 这群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视人命如儿戏，在石家庄制造了一起又一起骇人听闻的血案：早在1992年4月2日，团伙成员荆丛松(绰号“荆四”)、齐海山等4人骑自行车在街上闲逛，撞上了某饭店老板娘，一番争吵过后，他们若无其事地把饭店老板安某刺死；2000年的一天，团伙成员刘斌、荆四、齐海山、张立强受孙大洪指使，手持刀枪去帮人要账，造成对方一死一伤；还是2000年，齐海山、荆四等4人受雇于人，用两枝猎枪将个体商贩李某的胳膊打断、双腿打伤；没过多久，孙大洪带齐海山、荆四用猎枪将某批发部老板王某打伤，同时还伤及一名无辜群众。 孙大洪团伙为了经济利益与以张宝林为首的另一黑帮团伙相争，大打出手，将张宝林团伙的5名重要成员砍成重伤，把张宝林胞弟的双腿打残。多起刑事案件、贩毒案件也与他们有关。 孙大洪犯罪团伙有着极强的警惕性和反侦查嗅觉，行动狡诈诡秘，石家庄警方曾多次组织搜捕，都被他们躲过。 ■围剿时刻，刘生吉带队冲在最前面 9月23日下午2时，数十辆警车聚集于附近的裕华路西头。 下午2时15分，许振霞下达战斗命令。长龙般的车队驶进村子，悄悄疏散了居民。 进入楼梯，封锁501门口，需要一支过硬的队伍，因为非常有可能与歹徒面对面交火。这支队伍由刘生吉带15名便衣刑警冲入。刘生吉带队进入后，根据地形，将队伍分成三组，他和曾成功当场击毙一东北歹徒、可谓百发百中的李增文等几人守在5楼与4楼的平台上。这是最危险的地方，如果歹徒想往外冲，首先要冲过这里，在5楼与6楼平台、4楼与3楼平台分别安排两组。 刑警们当然清楚此时此地的危险。屋里的张保林清楚自己的罪行，知道案情败露意味着什么，而且张保林张保林身边必定有枪，也可能有手榴弹。 下午3时，尖利的警报骤然拉响。“张保林一伙，我代表石家庄市公安局正告你们！你们已被团团包围，如有诚意，打开窗户，扔下武器，限你们15分钟缴械投降！如果负隅顽抗，我公安部队将集中火力向你们开火，你们将是死路一条！”刑警支队政委黄瑞安发出“最后通牒”。 但几分钟过去，501仍无动于衷。 正当人们焦急等待、准备短兵相接时，501南阳台一扇窗户突然打开。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目光紧紧盯着随时可能冒出火光的窗口。 漫长的3分钟过去，一支被锯短枪托的双管猎枪从北面阳台扔出来。 市公安局副局长许振霞等穿上防弹衣进入4单元，就在许振霞、刘生吉等不顾个人安危上前敲门、准备动手抓捕时，“我有手榴弹！”寂静的楼道突然响起张宝林的嚎叫，所有人的神经顿时绷紧。如果把手榴弹从门口投向楼道，必将给警方造成很大伤亡。 双方一分一秒地僵持着，一分钟过后，501门终于从里面打开，便衣的枪口齐刷刷地对准了门口，张保林、其姘头、陆金良、王天鹏依次抱着头走出来，刘生吉等便衣刑警迅速冲上去，将几人摁住，将一副副铮亮的手铐戴在他们的手上。 刑警旋即对501室全面搜查，从屋里又搜出猎枪4支，猎枪子弹100余发，以及20000元现金，100000元存折。 据警方后来讯问了解到，张保林当时躲在室内，隔着玻璃向外一望，荷枪实弹的民警早已铁桶般包围了整个楼房，就是插翅也难以逃脱。几个同伙在望着他，眼里露出求生的渴望。他知大势已去，抵抗是徒劳的，点上一支烟，默默地吸完，快到15分钟的时限时，让同伙打开窗户，将一支被锯短的双管猎枪扔了下来。 这是刘生吉经历的一次危险的战斗。

关于对未成人违法犯罪新动态的研究 与治理对策的思考 内容提要: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呈现出低龄化,暴力化,智能化和犯罪类型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而且增长速度居高不下,严重危害了社会的稳定.提高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能力,加强教治和加大刑法力度势在必行. 首先是低龄化特征较为突出,而且高危人群集中在闲散青少年中,不满16岁甚至刚满14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现象逐渐增多,未成年人案件逐年增加,侵犯财产犯罪严重,团伙暴力案件比例加重,网络,毒品与未成年人犯罪的关系日益密切,未成年人犯罪类型增多,智能化明显. 其次是社会,家庭,教育对为成年人的管理机制不健全,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机制弱化,预防措施流于形式,矫治办法未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相应转变,对预防未成年人的犯罪的社会,家庭等方面的责任不够明确,造成号召性,倡导性多,而实际落实力度差的不良现象. 第三是法律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观念不够科学,对影响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社会责任处理不够法制化,特别是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低龄化,暴力化惩戒力度不够,刑罚处罚的年龄底限还没有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实际形态相适应,成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居高不下的警示重点. 关键词:未成年人 违法犯罪 治理对策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继吸毒贩毒,环境污染之后被列入世界三大公害之一,也是我国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一般是指未成年人危害社会,触犯法律,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目前我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呈现出低龄化,暴力化,智能化和犯罪类型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而且增长速度居高不下,严重危害了社会的稳定,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下面,笔者就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新动态和如何加强治理工作作以论述.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新动向和特征 据统计,我国18岁以下未成年人达4亿多,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未成年人犯罪占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20—30%;2003年,25岁以下违法犯罪人员占全国刑事案件作案人员的45%,占全国治安拘留人员总数的33%,1999年到2003年间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增长了4.7%,刑事案件作案率增幅1.4倍,特别是18岁以下未成年人犯罪势头明显,犯罪类型增多.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急剧发展变化,利用计算机网络,危害计算机网络安全,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暴力犯罪等新型,恶性案件的频繁出现,表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低龄化特征较为突出,而且高危人群集中在闲散青少年中.不满16岁甚至刚满14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现象逐渐增多,犯罪低龄化趋势明显,如贵阳市破获的入室盗窃案未成年人犯罪团伙中,年龄最大的17岁,最小的11岁,在破获的抢夺妇女首饰团伙中,年龄在16岁以上的6人,14—16岁的7人,14岁以下的6人,在其它一些案件中发现最小的只有8,9岁,较上个世纪犯罪的初始年龄提前了3-5岁;2002年7月,在西安市纠集3名中学生砍死"仇人"的辍学少年王某,刚满15岁;未成年人犯罪的高危人群还多集中于这些辍学闲散的青少年中.据团中央对2361名青少年罪犯调查后发现,闲散青少年为1445人,占62%,成为青少年犯罪的主体,在大中城市,流动人口中的青少年犯罪问题也较严重,最新统计,该群体违法犯罪占一些城市犯罪总数的60%. 未成年人案件逐年增加.1995年全国刑事犯罪145万人,其中未成年人犯罪为82万之多,占56%,未满18岁的少年犯罪有17万人;在沈阳的调查发现,2001年判决生效的少年犯424人,2002年增加到499人,2003年增加到596人;未成年人犯罪增加速度之快,数量之多成为社会治安的突出问题. 侵犯财产犯罪严重.当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抢劫罪,盗窃罪两项共占总数的71%,在过去5年中,盗窃和抢劫始终排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前两位. 团伙暴力案件比例加重.据南方某教育局的老师估计,暴力案件占整个跨校,跨区校园滋扰事件的六成左右,而且杀人,抢劫,抢奸,恶性伤害等案件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2003年4月,永嘉某校学生徐某组建了一个名叫"十三鹰"的学生团伙,并购得一支单管火药枪,对抗名叫"十八党"黑社会组织,引起当地警方的震惊;2002年10月在福建破获的在校中学生杀害在校生案件中,抓获犯罪团伙5人,缴获作案工具两轮摩托车,六四式军用手枪子弹3发等物品;2004年2月1日晚,西安市一商贸学院16岁学生马某,将家庭院一14岁女学生掐死后实施奸淫,事后,马某将些事告诉景某,景某帮其移尸,并资助马某外逃,其作案手段残忍令人发指,手段的成熟化已接近成人犯罪特征. 网络,毒品与未成年人犯罪的关系日益密切.上网成为近年来青少年中颇为时髦的话题,不少青少年沉迷于网络游戏,网络色情和网恋不能自拔,整日夜不归宿,上网没钱就去偷盗,便捷地走上犯罪道路.据统计,因网络游戏或互联网传播的不良信息诱发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比率,由2000年的4.1%上升到2003年的25%,增加了5倍多;江苏学生余某从初三开始光顾网吧,迷恋电子游戏而逃课上网,家里又穷支付不起上网费,最终因盗窃而犯罪;湖南的陈某在网上结识王某并相恋,后二人又预谋将河北的网友刘某至武汉,共同对刘某实施了抢奸,抢劫犯罪.滥用毒品现象在未成年人群中也较严重,一些未成年人为了解脱身心压力或寻求精神刺激,吸食毒品,沉溺于感官刺激,并因吸毒引发贩毒,卖淫等其它违法犯罪活动,到2003年底,全国累计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已达到105万人,未成年人占72%. 未成年人犯罪类型增多,智能化明显.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复杂程度的增加,使未成年人涉足犯罪的领域不断拓宽,一些未成年人利用互联网行,充当"黑客"攻击计算机网络安全,甚至参与到黑社会组织犯罪和伪造各种专用发票等新的犯罪中,2003年全国未成年人犯罪罪名达到120多个,与1998年相比,增加了22.4%. 当前我国未成人违法犯罪的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特殊性源于造成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原因的复杂性.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一些不良的社会文化和复杂的社会现象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流入未成年人的生活领域,影响未成年人的正常成长,在他们思想不成熟,价值观不稳定的时期内,会被诱惑走上歧途,终因难以自控,道德失衡引发犯罪.究其原因笔者分析有以下几点: 一是社会方面的原因.随着改革开放层次和程度的深入,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市场的调节难免会造成一定的人,财,物流动调节失衡,大量农村未成年人盲目涌入城市,而城市失业和下岗现象普遍存在,失业和无业等闲散未成年人因法制知识缺乏和生计困难,会铤而走险,也就容易滋长各种违法犯罪,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发布的青少年犯罪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目前至少有1000多万闲散未成年人,在未成年罪犯中闲散未成年人比例高达62%.另外西方的不良社会文化以及媒介的误导造成未成年人迷失准则,加上社会控制体系的虚弱导致了社会自力约束和自发发展现象的蔓延,助长了未成年人大胆涉足他们不宜涉足的领域,从而迈向犯罪的深渊. 二是教育方面的原因.目前教育的口号是素质教育,但实际落实的仍是应试教育模式,这种教育口号因教育体制尚未转化而不能付诸于实践,与后面更高的教育阶段是不衔接的,这种自相矛盾的教育理念必然异化素质教育,社会文化与教育体制的脱节继层也必然使未成年人的教育留下遗撼;在教育投入和管理上,由于存在地区差别,一部分中小学校是人满为患,本应承受45个学生的教室却不得不容纳100多个学生,使教育的质量大打折扣;在学校环境管理方面,存在基层政府重视不够现象,一些夫妻用品商店设在了学校门口,一些不法盗版商贩把黄色"口袋书"摆在了学校门前,一人多高的丑陋广告围了一圈学生,污染了学生的视听,"口袋书"成了学生争相传阅的"上品",一些校外恶势力也趁机渗入校园,发展,拉拢或胁迫敲诈学生,加剧了校园暴力活动和治安环境的复杂化,诱发未成年人的偏差行为,把未成年人拖入违法犯罪的泥潭. 三是家庭方面的原因.随着社会的日益工商化,传统的家庭结构,家庭观念和家教模式悄然发生了嬗变,产生了诸多矛盾和冲突.如家庭亲职教育弱化现象较为普遍,一些家庭为了生计,常年奔波在外,无暇管教子女,子女与父母的交流减少,代沟加剧,使家庭不能更好地发挥亲职教育功能;如受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冲击,传统的家庭格局被打乱,各种婚外情,离异单亲家庭,破碎家庭,犯罪家庭相伴而生,"问题家庭"的增多,不仅破坏了家庭稳定,使子女失去家庭的归属感与温馨感而变得恐惧,焦虑,容易冲动,为未成年人的成长留下了很多后遗症.最新统计显示,父母离异家庭子女犯罪率是健全家庭的4.2倍;中央宗治委在对全国18个少管所和监狱的调查中,有26.6%的未成年人罪犯来自于破碎家庭,有近一半的未成年人罪犯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问题家庭"是未成年人犯罪增多的重要原因,也是最初原因. 加强未成年人保护以及有效预防和矫治严重不良行为的对策 列宁说过:"上帝允许青年人犯错误."对于未成年人的"犯错",我们应有正确的认识,应从家庭,群众,社会等方面予以保护,予以适当的教育,引导和预防,矫治,保护未成年人把错误化为正确的可能性. 我国新宪法明确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到国家的保护."《义务教育法》也从法律上保障适龄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我国较全面,系统地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是1991年9月4日颁布并于1992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该法规范了全社会保护未成年人的主要工作,1999年6月28日颁布,11月1日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我国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和预防犯罪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我国还非常非常重视借鉴其他国家在这一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并努力把我国的法律,政策与贯彻有关保护未成年人的国际公约紧密结合统一起来,如《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等国际公约所确立的基本原则,标准和规范,在我国法律中都通过相应的条款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在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与社会综合保护预防体系建设上有不衔接或脱节现象,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的意识和措施没有随着社会发展而有效加强,而是相对弱化. 对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的保护,提高预防能力和矫治犯罪的对策,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一要进一步营造全社会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制意识,保护未成年人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事,而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社会每个公民都要切实落实好《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提高社会综合保护能力.二是保护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环境,要从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等多方面做起,用优秀的文化引导,用严格的司法制度约束,净化未成年人的发展环境,使其成长和教育的过程尽可能不受犯罪和不法行为的影响.三是加强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家庭,学校,社会团体要针对不同的社会时期,对未成年人提供相应的法律及社会公德规范教育条件,让未成年人学会报警,自助等自护手段,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自觉抵制各种不良行为以及违法犯罪行的引诱和侵害.四是重视未成年人司法管理,少年法庭的成员中要有一名女性,法官要具备心理学,犯罪学,教育学等方面的知识;公安机关对于羁押的未成年人犯,要实行与成年人分管,分押,并成立未成年人案件预审组,采用适合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的方式进行讯问;检察机关要成立未成年人案件起诉组,公诉人在庭审中注意将揭露犯罪与寓教于追诉融为一体;律师事务所要调协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专职律师,专门从事维护未成年人诉讼权利与合法权益的工作. 强化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措施.一是要确定重点群体,中小学生,闲散青少年,进城务工青年,流浪儿童,罪错青少年这五个群体,是教育,管理和服务的重点,要密切关注他们的行为趋向,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强化预防违法犯罪的意识和能力.二是确定重点场所,坚决铲除滋生未成年人犯罪的"温床",掐断暴力,色情等有害文化传播的途径,文化,工商部门应坚持整治与建设并举的原则,针对暴力卡通画册,不健康"口袋书"以及违规"网吧"等问题,一方面严厉打击,尤其对违规经营的黑网吧,夜总会,游戏厅,要用"重典",罚得倾家荡产,使其无利可图,不敢再犯;另一方面,依托中小学网络教室和城市社区青少年网络教育,逐步建立一批专供未成年人上网的"阳光网吧";运用行政,市场,社会等多种手段推动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基地建设,减少未成年人建法犯罪的社会诱因.三是确定重点阵地,家庭,学校和社区是重心,要整合家庭,学校,社会等各方面力量,建立完善科学的教育辅导,治疗体系,设置心理咨询机构,由专家和心理医生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善进行专门的系统调研,研究控制不良心理的对策,提供预心犯罪和犯罪预测的实践依据;同时要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纳入到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考评体系,严格实行奖励和责任追究,形成多维立体的预控网络. 加大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力度.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是指他们严重危害社会,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违法行为.所以说,矫治是有效挽回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最后环节,很多未成年罪犯都能在严格的矫治中悔过自新,积极改造,有的还考上了大学,重新犯罪率大大降低.一是要运用好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手段,对那些在违法犯罪团伙中教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主要分子坚决依法予以严厉打击;简化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少管"的审批程序,综合审批时间,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该"少管"的坚决予以"少管"处理,强调社会防卫,事前防卫,进行必要的处罚.二是强化社区矫治措施,将符合条件的未成年罪犯置于社区内,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通过从事一定的劳动,接受法律知识学习和心理医生的辅导,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这一方法在合肥市得到成功试验,两名被判处非监禁刑的未成年罪犯已移交该市一街道社区矫正点进行矫正.三是加强未成年罪犯的管制和管教,工读学校,管教所以及司法机关要坚持"禁诫警示与正面教育"并重的原则,进行以"教育改造为主,轻微劳动为辅"的管教,设立专职人员对未成年罪犯进行文化,法制,劳动技能教育,使工读学校和少管所成为矫治未成年罪犯的"学校"式场所.四是要在学校和社区内设置法制副校长或法制负责人,将法制教育经常化,制度化,阵地化,同时对当前未成年人的思想状况和参与社会行为趋向,进行调查研究,如近期出现的青少年网络成瘾症现象,要建立心理矫治中心或基地,形成以社区为平台,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共同帮助失足未成年人的社区法制服务体系. 进一步加大社会责任追究与加强对未成年人犯罪惩治的对策 法律的作用是通过对犯罪行为的惩戒来实现的,预防犯罪发生的法律更应强调这一点.法律是严肃的,如果立法将重点放在号召倡导大家去从事某事,那就与法律的本意相悖,也起不到规避某种犯罪行为发生的作用.我们不可能指望依靠人们的自觉性杜绝犯罪的发生,如果这样能起到作用,那还要具有强制力的法律作什么!1999年颁布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是期望借助法律的硬性手段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开辟通道.所以,笔者认为,在有效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应该加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打击处理,使那些在犯罪边缘上的未成年人能悬崖勒马,受到震慑,使那些有犯罪苗头和迹象的未成年人有所畏惧而不敢以身试法,收到"惩治一个,教育一片"的作用. 强化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社会责任.《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自颁布实施以来,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已不能完全满足现实的需要,改进立法非常必要.一是要明确立法上的强制性.本法是我国首次在预防犯罪领域立法,欠缺经验,可操作性不强,针对性弱,弱性条文多,禁止性,强制性,硬性的少,法律责任不够明确;所以在立法思想上应明确具体法律责任和强制性法制思想,突出"积极"预防的特点.二是要对具体责任做出规定.本部法律多处使用的都是"应该"字眼,对违反这些法律规定的相关部门和人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未作明确规定,如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教育未成年人不得吸烟酗酒等,如果他们不履行职责,法律仅规定由公安机关予以训诫;而在日本惩戒未成年人不良行为以及预防犯罪的法律中,对父母的失职行为,处以数量不菲的罚金,从而使责任落到了实处;又如第十五条规定,任何经营场所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但他就是出售了,其所应承担的责任未加明确;第三十三条规定,营业性歌厅,营业性电子游戏场等禁止未成年人进入,对违反规定的由文化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等等,这些都有弱化法制力度的问题,首先是文化部门的执法力度较弱,其次是手段不强硬,而应由公安机关予以重罚或关停,使经营者十分明确承担的责任,而不会因谋这点利而以身试法.三是要加大对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传播宣扬淫秽,暴力等内容的人或单位处罚力度.本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对其进行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样的规定不能有力制止该行为的发生,应对这种行为直接予以刑罚,才能足以震慑,打击传播,出售不良文化的行为,才能更好地预防不良文化流入未成年人群体. 加大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审理的透明度.我国刑事诉讼法,未成所人保护法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实行不公开审理,对于14岁以上不满16岁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对于已满16岁不满18岁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虽然这些规定是为了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权益,避免因其罪行在社会上广泛扩散,造成不利于未成年人今后生活的社会影响,但事实上这种怀柔和期望并不能起到预期目的;因为当前未成年人犯罪已呈现出成人化趋势,其作案手段之残忍与作案动机之恶劣已不能将未成年人犯罪过分迁就于其幼稚与无知,未成年人的早熟是有目共睹的;另外,即便是不公开未成年人犯罪审理过程,也不能因此而减少或消除其罪行对社会的影响,也不一定对犯罪人的社会生活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反而,公开透明地审理,审判,是更加有效地进行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教育,增强社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生动素材,同时,当前信息的快速反映化,立这样的规定也是形同虚设. 降低对未成年人处以刑罚的年龄底限.我国《新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第四十九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 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已呈现14岁的低龄化的事实,不适当降低刑罚年龄底限,不加大对恶性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力主,无疑会使低龄化的犯罪趋势得不到有效扼制.日本为了遏止不断升高的青少年恶性犯罪率,日本众议司法委员会通过法案对青少年犯罪法进行修改,青少年犯罪判刑的年龄将从16岁降至14岁,14岁以上的少年犯罪都可以作为成年人对待,判处刑罚.我国刑法既规定了满14周岁不满16岁的未成年罪犯要负刑事责任,又规定要从轻或减轻处罚,18周岁以下不负死刑,这些规定未免弹性系数较大.以16岁为例,如果将16岁以上罪犯作为与成年人一样对待的话,那么16岁至18岁也应适用死刑;如前面案例中16岁学生马某掐死,奸淫女学生外逃等犯罪行为,足以判处死刑,又如北京17岁少年为偷钱上网当场砍死奶奶,砍伤爷爷,福建5少年杀死同学勒索20万元,并缴获军用手枪等等案例,都向我国刑法提出了预警.所以笔者认为,未成年人犯罪的成人化和恶劣化,暴力化,需要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刑罚力度进一步加大,将应纳入刑事处罚的犯罪行为纳入刑事处罚范围内,对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要用"重典",处于死刑的年龄底限应降低至16岁,对满14周岁不满16岁的重犯给予成年人一样的刑罚,使处以刑罚的最低龄限和处罚力度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未成年人犯罪形态得到相应调整,做到保证正面教育引导与必要司法保护的同时,正确对待未成年人犯罪.这样,对促进法制与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推进中国特色的法制体系建设,都必将具有积极,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