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学生助学贷款问题研究论文

关于大学生助学贷款问题的若干思考

自20xx年开展大学生爱心助学行动以来，共募集助学资金155余万元，帮助497名贫困大学生圆了大学梦。其中，有120万元是无偿补助，35万元为助学贷款，累计发放助学贷款只有26笔，助学贷款的学生大多分布在县经济落后的乡镇，通过近几年的实施情况，发现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1、覆盖面狭窄。县辖内办理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有工农中建行、信用联社五家机构共79个网点，现仅农村信用联社一家金融机构5个网点开办助学贷款业务，开办助学贷款机构的覆盖面非常狭窄。

2、贷款额度小。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学学杂费也是船高水涨。20xx年资助的225名贫困生中，有61名学生的学杂费超过10000元，占27.1％。无偿助学发放的1000元（最高5000元）对贫困生来说是杯水车薪，远远不能满足学杂费的要求，这类贫困生就非常需要助学贷款来帮助解决就学问题。而实际近三年累计发放助学贷款的笔数、金额分别占需求人数的5.99和需求金额的8.46。可见，我县助学贷款业务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

3、还款时限短。我县现有的大学生助学贷款，只是信用社凭学生家长的申请，由家长提供资产抵押或采取保证人保证等方式而发放的期限在一年内的一般性消费担保贷款，一年之后就要偿还贷款，根本就不能从真正意义上帮助贫困生解决困难。

大学生助学贷款得到了各级地方政府的大力提倡和推广，但在金融机构却勉为其难，实践中进展缓慢。造成的原因复杂多样，涉及到行政体制、金融体制、教育体制深层次矛盾和利益分配格局以及社会信用环境建设等各个领域。主要表现在：

1、政府对助学贷款协调督促难以到位。我国金融管理体制在98年实施了重大改革，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除外）实行垂直领导和管理，造成政府协调督促难以落实。

2、金融机构对助学贷款缺乏兴趣。助学贷款是一现政策性业务，与金融机构的经营目标和网点现状存在着矛盾。助学贷款业务具有单笔金额少、涉及环节多，回收期长，利率低，管理成本高的特点，经办每一笔业务所花费投入的人力、财力、物力成本，加上各项费用，使该项贷款收益少甚至亏本。并且助学贷款利息50部分需要财政补贴解决，而财政补贴部分须经教育、财政部门层层审核审批，往往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落实到位，影响了金融机构当期利息收益。

3、助学贷款制度设计和职业道德建设滞后。各金融机构没有制定相应的助学贷款操作办法，对助学贷款的开办机构、申请条件、发放程序、会计核算办法等缺乏具体的制度设计。部分学生家长错误地认为助学贷款也属于“国家福利”性质，可无偿使用。更有人认为助学贷款只怕贷不到，不怕还不掉，到期自有国家会想办法核销。部分信用社在把助学贷款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加以感情化、权力化的运用，大大提高了助学贷款的`门槛，使处于社会弱势群体的贫困家庭可望而不可及。助学贷款逐渐演变成了一种人情贷款、权力贷款。

助学贷款工作开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福祉。根据助学贷款工作实际，为此建议：

1、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对助学贷款的认识。各职能部门要充分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进一步全面贯彻落实已出台的相关政策和措施，不断改进和完善助学贷款的方式方法。金融、教育部门和新闻媒体要向学生和全社会作好政策宣传工作，让每位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都能了解助学贷款的相关内容和相关政策。教育部门应督促学生、家长配合金融部门做好助学贷款的管理、情况反馈和毕业后的跟踪工作。

2、政府应指定金融机构办理大学生助学贷款业务。农村信用社办理助学贷款业务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和理由。农村信用社点多面广，机构网点遍布全县各乡镇，符合贫困学生分布状况，能更近更快地解决城镇农村贫困学生助学贷款的需求。同时，政府应出台相关优惠扶持政策，对信用社开办此项业务增加的成本支出，应给予一定方式的弥补，对有关税费，给予适当的减免。

3、尽快制定财政贴息助学贷款实施办法，弥补制度设计缺陷。制度设计力求做到内容具体明确，程序规范、结构严密，可操作性强，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和后续可升级性。

4、建立助学贷款举报查处制度和政府救助制度。县政府应统一设立举报电话，专人负责。对有举报经查实违规的人和事要坚决查处。并对家庭特殊困难的学生实行政府救助，政府应设立助学救助基金，每年经特别程序核定一批特殊贫困学生，由基金代其偿还部分助学贷款本金利息。

从更为宏大的视角看，仅从银行风险这一维度，还不足以充分阐释国家助学贷款目前的困境所在。国有商业银行因巨额不良资产所引发的风险持续累积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人民银行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0年国家通过成立信达、华融、东方、长城等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了总计1.3万亿元的不良贷款，但国有商业银行2001年年末不良资产比重仍达25.3%”[1]。近几年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并未显著下降，大量信贷资金流向了效益不佳的国企及明显不具备偿还能力的高校。如果仅从市场化取向的风险控制角度看，银行作为理性的市场主体，是不可能导致目前状况的发生的。相比较而言，总计仅153.7亿元的国家助学贷款余额可能引发的呆坏账风险，实在是极其有限。以风险分担作为推动助学贷款政策落实的主要政策进路，与金融深化进程中国有商业银行的政策偏好不能有效竞合，有必要转换视角，通过制度创新来推动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落实。 一、金融深化进程中国有商业银行的政策偏好 金融深化概念是由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等人于20世纪70年代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制度进行系统研究后提出的。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金融机构高度国有化、金融市场滞后、政府过度干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金融抑制现象，为有效消除金融抑制现象，政府应放弃对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过度干预，使市场机制特别是利率机制自由运行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国内有学者认为：“金融深化通常是指经济的货币化过程，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其实质就是在资金运动的领域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金融深化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一国的金融体制与该国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刺激和相互制约的关系。”[2]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面临着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艰巨任务，金融在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对维持经济高速、稳定和持续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中国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间很短，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与之相对应，金融发展处于典型的审慎性金融深化进程中。金融深化的推进采取立足于国情的渐进方式，不同于东南亚及拉美国家过于激进、超前的金融深化战略，其中央政府和监管机构极为重视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为此，在金融体系中处于事实垄断地位的国有商业银行，一方面市场化取向日渐增强，另一方面又受制于利率管制及行政干预，不能形成真正的利率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普遍存在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金融支持现象，进而成为促成国有商业银行政策偏好的根本原因。 1.受到双重目标约束，存在两种政策取向 尽管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颁布实施在法律上明确了国有商业银行的企业法人地位，确定了商业化的经营原则，但是由于审慎性金融深化进程的推进，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事实上是企业化改革与政府控制并存，银行在利润最大化与金融支持双重委托目标下运行，一方面存在市场化的风险约束取向，另一方面又存在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将金融资源配置到效益低下的国企(高校类似，下同)的金融支持倾向。 2.在两种政策取向间谋求平衡，但以金融支持政策的运用为甚 金融深化的推进使得传统财政性筹资渠道日渐萎缩，迫使国企及高校转向金融渠道融资。尽管不少国企经营难效益低、高校偿债能力弱，但是出于拉动投资、保障就业及维护稳定等政府意图，国有商业银行往往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将大量信贷资金配置给效益低下的国企及不具备偿债能力的高校，政策运用明显偏向于金融支持政策。市场化取向的风险约束机制虽然得以建立并逐步完善，但只是处于渐进增强的过程，不居于主导地位。 3.对金融支持政策的偏重导致利益相关体结盟倾向的形成 金融支持政策的运用是以中央政府事实上的“隐性担保”为前提。政府出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充分就业的目的，不会让经营不善的国企轻易破产而引发大面积失业；国有商业银行则可以在不考虑国企投资项目风险的情况下，向经营不善的国企持续注资，同时获得了帮助国企解困的美誉；国企则得到了只借不还的实惠。即使国企最终无法偿还贷款导致金融风险累积，国家最后还是会承担起所有的不良资产，进而激励国企的逆向选择和银行的道德风险行为。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有商业银行如果没有及时将资金贷出去，反而会造成一定的经营成本损失、甚至得罪国企和地方政府，而国企出于持续经营的需要，也会积极寻求贷款援助，从而在客观上形成银行与国企的结盟倾向。 二、银行政策偏好与国家助学贷款现实困境的形成 国家助学贷款现实困境的形成与金融深化进程中国有商业银行的政策偏好密切相关。我国在对国家助学贷款进行制度安排时，是将其作为一项政策性极强的商业贷款，一方面由政府主导政策的设计及推动实施，另一方面是在银行与贫困生之间形成信用性的商业借贷契约关系。 1.非均衡博弈对弱势群体产生排斥效应，阻碍了金融支持政策的运用从多方利益博弈的角度来分析国家助学贷款的制度安排，可以明显看到政府、国有商业银行及贫困生群体之间显著的力量非均衡状态。政府拥有庞大的社会资源动员能力及深厚的权威资源，在制度选择博弈中始终处于优势地位；国有商业银行则具有双重性，既是政府支持下的预算约束体，又是贫困生的支持体；贫困生群体不仅经济地位低下，而且缺乏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本，在三方所形成的博弈中不能产生强大的影响力。作为支持体的政府，一方面希望国有商业银行按照市场化取向盈利，另一方面却又担心如果大面积贫困生不能被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所覆盖并从中获益，会有损教育公平，从而一定程度上倾向于采用金融支持政策，适度牺牲银行效率来帮助贫困生群体。但是金融支持政策的运用是以双方力量均衡为前提，并以形成结盟倾向为保障，在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制度设计中，贫困生群体在各方利益博弈中明显处于弱势地位，与国有商业银行之间不构成可以促成结盟倾向的利益关系，所以不可能在各方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妥协中形成行为均衡，从而导致了金融资源配置中针对贫困生这一弱势群体的排斥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