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历史小论文120字

巍巍中华, 雄踞亚陆, 山河壮丽, 人杰地灵。她不仅以悠久的历史文明著称于世, 而且又是一个富有深厚爱国主义传统的国家。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一直作为我们民族的一种伟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绵延不断, 与时常新。从鸦片战争起, 中国遭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 中国社会在被动依附的状态下开始了近代历史进程,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传承和发展, 焕发着新的历史特点, 激励和启迪中国人民去谱写民族独立、社会进步和中华振兴的历史新篇章。第一, 反对侵略, 维护独立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独立、自由的民族, 从不甘屈服于外来的侵略和奴役。鸦片战争是资本主义英国发动的侵略战争, 也是中国人民为捍卫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而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当有“ 世界的工场”之称的英国凭借近代的武力发动侵略后, 中国人民无所畏俱、不甘屈服、英勇抗敌、反对投降, 成了鸦片战争时期爱国主义的中心内容。“ 上公声望慑蛮夷, 一檄贤于十万师” 。在伟大的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中, 具有爱国重民思想的林则徐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民族英雄。他受命赴广东查禁鸦片, “ 原知此役乃蹈汤火, 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 , 决心“ 为中原除此巨患’, 向全世界表示了中国人民纯洁的道德心和反侵略的坚决性。六三虎门销烟的壮丽画面雕刻在夭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它作为近代爱国史诗的第一章永远铭勒在炎黄子孙的心中。“ 因义生愤愤生勇” , “ 家室田庐须保卫” 。面对英军的野蛮入侵, 三元里人民义声如雷, 手持犁锄和简陋武器, 齐心合力把“ 强徒摧’, 。“ 奉命剿贼, 有进无退” , 不惜“ 为国捐躯’, 。这就是关夭培、陈化成等爱国官兵们的精忠报国思想。“ 守士之义, 不可以不死。” 富有报国情操的姚怀祥等爱国文官亦能同赴国荡。乍浦、镇江驻防旗兵的血战, 隆福兵败自刻, 海龄合家殉难, 则充分表现了少数民族官兵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子随父死不顾身, 母闻子死数点首’ 。葛云飞的老母称赞儿子死得忠勇, 陈连升、朱桂都是父子同殉国难。大学士王鼎甚至以尸谏反对投降。这种反侵略的斗争精神是何等的可歌可泣和感人肺腑不.甘屈服的顽强的斗争精神, 是一个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一种可贵的品格。鸦片战争后, 中国人民不断继承和发扬这种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 通过历次民族保卫战争、边疆自卫反击战争、反洋教斗争、反帝爱国运动以及其他各种反侵略斗争形式, 为反对外国侵峰, 捍卫民族独立, 进行了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斗争。所以资本帝国主义永远不能实现灭亡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目的。第二, 面向世界, 善师人长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 中国人民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曾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自明清以降, 由于封建经济的停滞, 中国日渐落后于世界历史的行程。从中外关系来说, 鸦片战争是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遭受比自己先进的外来势力的侵略并被其打败的战争。这次战争的结果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 给我们民族带来了历史厄运, 但也因此促使她逐渐从闭塞、自满、愚昧、落后的状态中觉醒。在鸦片战争后的一个很长时期内, 中国有识之士称中国社会状况和中外关系所发生的变化为“ 古今之变局” , 从中总结出落后挨打的教训, 多维地认识西方世界, 多维地反省中国自身, 在忧愤、求索和抗争中探寻民族独立和民族振兴的道路。鸦片战争时期, 林则徐以求实的态度正对现实, 不断自我克服陈旧观念, 注意“ 洞悉夷情” , 组织翻译西洋书报, 编撰《四洲志》, 首先开眼看世界。魏源心怀战败的“ 积感” , 发愤作《圣武记》和《海国图志》, 要求“ 过时而悔” , 主张通过“ 以夷款夷” 开门通商, “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林、魏的“ 师夷制夷”主张是一种包容“ 知夷”和“ 师夷”两方面内涵的完整的反侵略思想。但当时除林、魏主张“ 师夷”外, 大多数爱国者,包括疾呼“ 欲中国稍习夷事”的姚莹在内, 仍只是停留在要求“ 知夷”的层次上, 而对“ 师夷”还缺乏明确的认识。这表明, 近代中国的民族觉醒在其起始时就具有艰难曲折的性质。只是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所受的打击更加严重, 教训更加深刻, “ 师夷长技”的主张才被付诸实践。追到甲午中日战争失败, 中国人又从对洋务运动理性偏误的检讨中提高了认识, 近代中国学习外国的潮流被推进到一个更新的阶段。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表明, 中国由于落后一再挨打, 这又激发人们要求向外国学习。近代中国民族觉醒始终包含反对外国侵略和学习外国先进两方面的内涵。鸦片战争时期, 魏源提出“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最先体现了这两个方面不可分割的关系。魏源征引古语说过“ 善师四夷者, 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 外夷制之”。鸦片战争后中国长期不能扭转落后挨打的局面, 除了由于帝国主义的贪婪和凶残外, 从中国自身的因素考虑, 这与“ 不善师外夷”有关。再之, 近代世界自资本主义产生后, 逐渐形成了世界市场, 从而使世界各国的发展出现了某种一体化的趋向。从此, 任何一国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世界, 离不开世界市场。不管你愿意与不愿意, 自觉与不自觉, 都必须以某种方式进入世界市场, 参与国际交往和国际竞争。鸦片战争时期, 林则徐坚决反对“ 封关禁海”。张际亮也说“ 今日之势, 既不能闭关绝市以清其流, 则唯有因势补救而已” ⑩ 。魏源则从对英国“ 专行贾,且佐商贾以行兵’。的认识出发, 提出通过“款夷”通商以实现“ 自修自强” 。自魏源的《海国图志>奖励国民对外之观念气“ 国人亦因有是书略知求知识于世界’, , 中国人的世界观念和世界市场意识逐渐明朗和开阔起来。王韬盛赞魏源的“ ‘师长夕一说, 实倡先声” 。并认定“ 中外通商之举, 将与地球相终始’, 。, 不可逆转。为此,郑观应阐发“ 商战”思想。及至孙中山则更高倡“ 行开放主义, “ 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 。可见, 从鸦片战争起, 面向世界, 善师人长, 积极参与世界市场和国际竞争, 是近代爱国主义潮流的又一重要内涵。第三, 注重“ 内治” , 致力富强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内省意识传统和自强不息精神的民族。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者充满反求诸己的愤发图强精神。他们怀有强烈的社会危机感和历史责任感, 批判现实, 呼吁改革。鸦片战争前夕,龚自珍强调“ 夭地, 人自造, 众人自造, 非圣人所造” ⑩ , 慨慷悲辛, 呼唤风雷, 憧憬“ 更法” 。鸦片战争后, 魏源及时总结了战争失败的教训, 提出了“ 自修自强”和“ 富国强兵”的口号。他从“ 御夷” 、“ 善后”的角度, 强调“ 治内详于治外” 、“ 以治内为治外” 。他从外御强敌必先革除弊政这种重视“ 内治”的思想出发, 要求克服“ 人心之寐”即愚昧昏庸和“ 人才之虚” 即虚骄浮夸的中国政治的这“ 两大积患” ⑩ , 使中国政治清明, 社会充满生机, 从而借以转弱为强, 使外国侵略势力折服。他非常重视和强调当政者在开启“ 人心” 、转移“ 风气” 、“ 自修自强”方面的作用。他用彼得大帝向“ 西洋”“ 学习工艺”使俄国称雄欧洲的故事, 劝谏清廷“ 厉精淬志” , “ 足国而足兵”。, 使中国臻致富强。这种注重“ 内治” , 致力富强, 把反对侵略和学习西方、外御强敌和内革弊政结合起来的爱国主张, 代表了近代爱国主义新潮流。鸦片战争时期, 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爱国者还有一个突出的可贵之处, 这就是他们富有重民思想。他们相信民众有爱国心, 爱国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反侵略力量。他们高度相信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魏源在提出学习西方造炮制船时, 主张除官办外, 应允许商办和从事民用产品的制造。并说“ 风气日开, 智慧日出, 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 。他相信中国人民能像西方各国人民那样使国家臻致富强。民族自信是一个民族能够振兴的希望所在。一个民族如果失掉必要的自信, 那就很难振作, 就会丧失前途。鸦片战争时期, 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爱国者, 充满发愤图强精神, 重视“ 内治” , 呼吁改革, 高度相信中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 这种爱国与重民相结合的情思, 弥为珍贵。他们无愧是近代爱国主义的“ 前驱先路”总之, 自从鸦片战争揭开中国近代历史帷幕后,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开始以反对侵略、维护独立、面向世界、善师人长、注重“ 内治” 、致力富强等为主要内涵, 这就把优患与发愤、求索与开拓、爱国与重民、御外和治内、民族精神与世界观念结合起来, 从而开拓了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潮流的新方向。当年, 国势砧危, 人民苦难, 从林则徐、魏源到康有为、孙中山等近代爱国者不断发扬这种爱国主义精神, 使近代中国民族振兴之路逐渐明亮。今天, 中华国运已经回转, 香港已经回归, 只要我们不断继承和发扬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爱国主义精神, 沿着立足祖国、放眼世界、振兴中华的道路奋勇前进, 中国的二十一世纪前景和现代化事业必将更加灿烂和辉煌.

诶，大家都一样一样，LS的，你也看MIT噢

写作思路：以近代史作为框架，选择其中比较知名的事件进行书写，最后总结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正文：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结束，中国的屈辱历史也随之开始，这，便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的近代史，既是一部不堪回首的侵略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史。

我们应该做的，不仅仅是面对一堆悲惨的数据愤怒的大声嚷嚷几声就算了，作为祖国的新一代，我们更应该冷静的分析这段历史，然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中国近代史可以简单的以1919作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840-1919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强迫清政府同它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割地，赔款，甚至连关税都要同英国商量，曾经的天朝上国此时不得不对船坚炮利的英国言听计从。

即便如此，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仍是贪得无厌，它们又通过南京条约副约，虎门条约攫取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以方便它们更好的在中国进行搜刮和侵略。

美国无耻的将所谓“扩大各国权益”的功劳归功于自己，而法国则用《黄埔条约》将传教士的坟地都搬到了中国，更可悲的是，为他们守墓的，居然还是我们中国人。

和平的日子没过几年，资本主义列强又开始蠢蠢欲动。

英法急欲通过“修约”来扩大他们在华的侵略范围，而不巧的是，他们的无理要求被中国的皇帝拒绝了。

而他们，便以此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损失绝不仅仅是烧毁了一座圆明园那么简单。

天津条约使的他们的魔爪伸向中国内地，而北京条约则使大批中国人被当作“猪仔”贩卖出国。

与此同时，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久的俄国也趁火打劫，强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每每想到俄国的版图，笔者的心都不禁一颤，那是多么巨大的数字啊！可是，那些数字，本来有很多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

在资本主义列强无耻侵略的同时，中国人也开始有所觉醒，虽然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运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外国侵略者的打击以及他们对中国历史的促进作用仍不可磨灭！

在中国进行洋务运动的同时，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同样是“师夷长计”，同样是向要富国强兵。

然而，日本成功的摆脱了被侵略的命运，而我们，却反过来被曾经得到我们诸多恩惠的小小岛国——日本，打的落花流水。

甲午战败，难过的不仅是李鸿章。

甲午战败，低头自省的，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

时至今日，我们仍需以此为鉴，不断革新政治，不断发展科技。

只有这样，才能不至重蹈100多年前的覆辙，也才能真正的，雄立于世界之林！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赞叹前人的勇气，在那样一个灰暗的时代，在那样一个连国家最高统治者都沦为别人附庸的时代，那些英雄还是坚定的走自己的道路，希望用自己的决心和勇气来拯救他们所深爱的国家和人民。

没错，八国联军侵华了，辛丑条约签订了，义和团失败了，辛亥革命果实也被袁世凯这个卖国贼给窃取了。

可是，可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的农民在抗争，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抗争，中国人的意志并未被消磨，那些英雄，用他们的鲜血告诉我们：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27.69，及格率只有1.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31.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