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请大家搞清楚一个基本观点:我们应该怎样评价历史?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否促进社会的发展,至于其动机和目的如何,不是也不应是历史评价的主要依据。拿这一观点评价李鸿章,我们不难得出下面的结论:李鸿章作为晚清封建官僚,尽管其主观动机是为了维护清朝专制统治,但他在任期间,以“练兵制器”为核心,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因此其可说是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但和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化的潮流相比,他顽固维护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只学技术,不学制度、思想和文化,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落后状态,因此其进步的作用是有限的。另一方面,李鸿章在对外战争中,战略失误,指挥失当,对甲午战争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战后代表清政府签订卖国的《马关条约》,尽管是被迫的,但客观上确实是丧权辱国,因此说其是卖国贼也毫不过分。总之,李鸿章尽管是晚清有一定作为的封建政治家,他领导的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但他向西方的学习存在着本质的局限性,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同时他对外卖国,是清朝主要的卖国贼之一。 我们还可以对照同一时期日本的情况。日本在19世纪中期同样面对西方的侵略,同样为了挽救其统治,日本以天皇为首的封建政治家先是发动武装倒幕推翻腐朽的幕府统治,然后在日本实行“脱亚入欧”的明治维新,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等方面几乎是全盘西化,结果日本很快崛起为亚洲的资本主义强国,政治面貌焕然一新,不仅逐步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摆脱了民族危机,而且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中国,在日俄战争中又击败俄国,成为帝国主义俱乐部的成员!同一时期的中俄两国为什么都败给日本,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在根本上向西方学习,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隔靴搔痒式改革,和日本的革心换面式变革不可同等而语。因此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尽管是进步的,但作用是极有限的。 过去多年来我们的历史书打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旗号,其实却对历史人物求全责备,存在着严重的脸谱化倾向。比如对李鸿章,单纯强调他反动卖国的一面,对其领导的洋务运动也基本上全盘否定,看不到它对中国近代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是片面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在看到李鸿章进步性一面的同时,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对李鸿章的卖国也大加谅解,说成是“不得已而为之”。评价历史的主要标准是看其客观效果,但同时也要了解其主观动机(尽管是第二位的)。尤其是历史文艺作品,历史的客观性决定了它对历史的评价应遵循客观性原则,文艺的情感性又决定了它必须同时揭示历史人物复杂的动机。如此我们才能看到一个丰满的有血有肉的人物。依次来衡量《走向共和》一剧,我们看到编导把李鸿章描绘成一个忧国忧民的人物,完全看不到他作为一个封建官僚,维护清朝专制统治和个人私利的一面,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另一方面,对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也大加赞扬,看不到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历史局限性;甚至对其卖国行为,也以浓重的笔墨为其辩护。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历史是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她是一个女人,想给她怎样打扮就给他怎样打扮。当年中共领导农民打土豪,斗地主,而李鸿章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又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因此当然要把李鸿章之类的地主反动派踏翻在地。时代发展到了今天,中共要学习西方技术,进行改革,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不过内容换了,当年李是坚持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文化,只学西方军事和民用技术;当今中共是坚持一党专政(四项基本原则),只学习西方的经济体制。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物换星移,当年对李鸿章的评价就不合时宜了,因此要翻案!美化李鸿章的意图昭然若揭! 首先请大家搞清楚一个基本观点:我们应该怎样评价历史?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否促进社会的发展,至于其动机和目的如何,不是也不应是历史评价的主要依据。拿这一观点评价李鸿章,我们不难得出下面的结论:李鸿章作为晚清封建官僚,尽管其主观动机是为了维护清朝专制统治,但他在任期间,以“练兵制器”为核心,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因此其可说是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但和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化的潮流相比,他顽固维护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只学技术,不学制度、思想和文化,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落后状态,因此其进步的作用是有限的。另一方面,李鸿章在对外战争中,战略失误,指挥失当,对甲午战争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战后代表清政府签订卖国的《马关条约》,尽管是被迫的,但客观上确实是丧权辱国,因此说其是卖国贼也毫不过分。总之,李鸿章尽管是晚清有一定作为的封建政治家,他领导的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但他向西方的学习存在着本质的局限性,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同时他对外卖国,是清朝主要的卖国贼之一。 我们还可以对照同一时期日本的情况。日本在19世纪中期同样面对西方的侵略,同样为了挽救其统治,日本以天皇为首的封建政治家先是发动武装倒幕推翻腐朽的幕府统治,然后在日本实行“脱亚入欧”的明治维新,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等方面几乎是全盘西化,结果日本很快崛起为亚洲的资本主义强国,政治面貌焕然一新,不仅逐步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摆脱了民族危机,而且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中国,在日俄战争中又击败俄国,成为帝国主义俱乐部的成员!同一时期的中俄两国为什么都败给日本,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在根本上向西方学习,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隔靴搔痒式改革,和日本的革心换面式变革不可同等而语。因此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尽管是进步的,但作用是极有限的。 过去多年来我们的历史书打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旗号,其实却对历史人物求全责备,存在着严重的脸谱化倾向。比如对李鸿章,单纯强调他反动卖国的一面,对其领导的洋务运动也基本上全盘否定,看不到它对中国近代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是片面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在看到李鸿章进步性一面的同时,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对李鸿章的卖国也大加谅解,说成是“不得已而为之”。评价历史的主要标准是看其客观效果,但同时也要了解其主观动机(尽管是第二位的)。尤其是历史文艺作品,历史的客观性决定了它对历史的评价应遵循客观性原则,文艺的情感性又决定了它必须同时揭示历史人物复杂的动机。如此我们才能看到一个丰满的有血有肉的人物。依次来衡量《走向共和》一剧,我们看到编导把李鸿章描绘成一个忧国忧民的人物,完全看不到他作为一个封建官僚,维护清朝专制统治和个人私利的一面,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另一方面,对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也大加赞扬,看不到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历史局限性;甚至对其卖国行为,也以浓重的笔墨为其辩护。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历史是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她是一个女人,想给她怎样打扮就给他怎样打扮。当年中共领导农民打土豪,斗地主,而李鸿章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又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因此当然要把李鸿章之类的地主反动派踏翻在地。时代发展到了今天,中共要学习西方技术,进行改革,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不过内容换了,当年李是坚持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文化,只学西方军事和民用技术;当今中共是坚持一党专政(四项基本原则),只学习西方的经济体制。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物换星移,当年对李鸿章的评价就不合时宜了,因此要翻案!美化李鸿章的意图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