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在德国的发展及影响论文研究

随着我国历史上大唐盛世社会的发展，政治、文化、贸易等，对外相互交往、交流，中国道教也随之传入朝鲜、日本、越南、韩国及东亚等国。其中，越南、朝鲜、日本传入的较早。在越南，史学界均认为在中国的魏晋南北朝之际，道教就传入并影响了其文化的发展，并对越南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道”这一哲学思想，在越南文人的作品中，可以说随处可见。同时文人在仕途上失望、无能为力时他们都用“道家”的无为、清静、抱朴等来表现他们超然物外，追求宁静自在的情怀。“柔弱胜刚强”的道家哲学，也成为越南人在处世层面的指导思想，引领着人们的生活、生存方式。而据朝鲜史籍《三国史记》记载：公元3世纪时，老子《道德经》、《列子》已在百济、新罗社会中流传。唐时，道教正式传入朝鲜。道教在朝鲜除吸引了大量的信奉者外，同时它还对朝鲜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本和道教可谓历史渊源流长。道教的长生乃至成仙信仰，可直溯至我国的先秦时期，多少位方士去深山采药、大海中探险。其中，方士徐福就率三千童男、三千童女远达日本。即今日日本乃有徐福墓、徐福纪念馆等遗迹。在日本的习俗中，特别是在对“道”的崇拜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如他们把摔跤运动，称之为柔“道”；把散打称之为空手“道”；把高于一切的民族信仰则称之为武士“道”精神。而韩国在医学方面，则受“道教、道家”，经典、养生、阴阳学说，医学等影响深刻。在其它国家，随着华人的外出和文化上的交流，道教在世界各地分布也十分广泛。但道教与其他宗教不同的是：一、不是教职人员外出传教（更没有强行传教的先例），而是历史上国外使节、商人等将道教带回自己的国土进行了不自觉的传播和信奉；华人、华侨远赴国外，往往将带着对祖国的眷恋和热爱，带着对祖先的崇拜、神仙的敬仰，而修建宫、庙、祠、堂等，加以供奉和朝拜。故有学者说：“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庙宇；有庙宇的地方，就有道教信仰”。二、道教尊崇“道法自然”的思想，以“处下、不争、谦让、慈俭”为教义。对外、对内不求张扬但“得”柔弱（柔弱不同于字义上的软弱和懦弱）。这一教理和教义正和中华民族的性格“不强势、不霸权、不欺弱”相一致。三、在世界各地，对道教信仰的角度、层面均有所不同。如：有信仰道祖、神灵，以期护佑吉祥、如愿的；有将道教视为哲学，加以学习和研究的；有将“道家”思想，作为政治、军事范畴，加以探索和运用的；有学习道教养生、气功、太极、强身健体的；也有学阴阳五行、中医治病的；也有将道教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艺术去追求和体验的。总之，国际学界公认为“道教文化，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可以说，每个人只要走进道教，不管是否有信仰、有何信仰，都会有收获。这也正如著名学者邓华祥、肖忠生所说：“《道德经》讲的是人生观、世界观和宇宙观。讲的是人类大悟性、大智慧、大超脱、大解放、大无为、大超越、大认识，是一种恬静的精神境界”。中国社会科学院胡孚琛教授则说：“道学文化是拯救世界的文化，是改变地球船航向的文化，是生生不息的文化，是海纳百川的文化，是弃旧创新的文化，是开拓前进的文化，是积极进取的文化，是无往而不胜的文化，是走向未来大同世界的文化”。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内地道教与世界各国道教界联系极少，对世界道教缺少了解和认识。而在台湾的第六十三代张恩溥天师，则一直努力、从事着向国外宣传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工作，并且联系十分广泛。据1952年台湾《中华日报》编印的《世界要览》及台北“嗣汉天师府”驻海外办事处调查统计（注：仅和天师府有联系的道观）：北美洲设坛或庙54座、南美洲85座、欧洲98座、非洲54座、大洋洲130座。亚洲，包括日本12座、韩国11座、泰国9座、缅甸7座、印尼4座、印度2座、菲律宾258座、马来西亚135座、新加坡198座。同时天师府还在美国、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等国设有办事机构。（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没有人再做过统计，现在的数量将远远超过以前的数字）。随着国际上对道教文化的认识和重视，二十世纪初及至七八十年代，世界上拥现出一大批热衷于研究东方文化的专家和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及影响，有力的推动了道教的传承和发展。这些国际著名学者主要有，日本：小柳司气太、武内义雄、吉冈义丰、福井康顺、洼德忠、酒井忠夫、石川忠久、蜂屋邦夫、三浦国雄、吉田纯等教授。英国：李约瑟、彼得龙、鲁桂珍(英籍华裔)等教授。法国：葛耐、马伯乐、石泰安、康德漠、施舟人等教授。美国：韦尔奇、西文、斯特里克曼、萨梭、顾立雅等教授。加拿大冉云华教授、澳大利亚柳存仁教授、瑞士霍曼教授、德国赛德尔教授、荷兰威舒尔克教授。

浅谈道教前身论文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作为中国传统宗教，有着悠久的历史，因为中国有漫长的史实可考，在世界史中属仅存的古国。道教是在神……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作为中国传统宗教，有着悠久的历史，因为中国有漫长的史实可考，在世界史中属仅存的古国。道教是在神州大地的怀抱中诞生，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乳汁养育而成，它在创建与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不少的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它的营养成分，经过长期发展，道教有着丰厚的文化积累，并且渗透于中国社会的诸多领域。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多元互补的文化。其中儒、释、道三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但道教一直是受到冷落的。但近年来，道教文化研究受到海外汉学界的重视。身为中国人，了解一下民族传统宗教文化是必要的。

中国百科全书定义“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的中国传统宗教，产生于东汉中叶。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基础上，沿袭方仙道、黄老道某些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而逐渐形成。相信人经过一定修炼有可能长生不死，成为神仙。将老子及《道德经》加以宗教化，称老子为教主，尊为神明；奉《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并作宗教性的阐释。创始时，主要流行于民间，并曾与同时的农民起义相结合。魏晋以后，一部分道教受封建统冶者的扶植，使道教逐渐上层化，并与纲常名教观念相结合；在有些朝代，还卷入宫廷政治。而在民间则继续流传通行的道教，从中还演化出一些秘密宗教组织，在有些农民和贫民的斗争中，成为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旗帜与纽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道教积累了大量的经籍书文，后多编人道藏，对中国封建时代的哲学、文学、艺术、医学、药物学、化学、天文、地理等方面曾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有过一定的贡献，为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道教的产生有一个较长时期的酝酿、孕育过程。如果从战国初年算起，到它在组织上最后形成，共经过约六百年的酝酿准备时间，其中主要是方仙道和黄老道两个阶段。方仙道和黄老道实为道教的前身。

一、方仙道

所谓“方”是指不死之仙方，所谓“仙”是指长生不死的仙人。因此，所谓方仙道就是指那种掌握了不死仙方，追求长生不死信仰的集团和人们。掌握不死仙方的神仙方士，早在春秋、战国时就出现了。

神仙方士自春秋后产生以后，直至战国中期，他们手中还只有“术”，而没有理论，对社会的影响也不大。到战国时期，齐国的邹衍，把古代的“五行”和“阴阳”两种思想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阴阳五行说，用它来解释自然界和社会界的种种现象。方士们感到此学说很有用，就把它吸收过来，使之和自己的方术相结合，将神仙方术染上理论色彩，从此神仙方术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信徒也就日益增多，特别是对一些帝王的吸引力很大，他们希望能找到一种方法使自己长生不死，达到永远享乐人间的目的。他们对方士们宣扬的海上有三神仙，山上有不死药等特别感兴趣。正是在这些帝王强烈追求不死药的推动下，从战国中期起，中国历史上掀起了三次有名的方士人海求仙药的浪潮：一是战国中期齐威、宣和燕昭王时；二是秦始皇时；三是汉武帝时。这三次求仙药的浪潮一次比一次的规模大。

方仙道的代表人物，战国末年的宋毋忌、正伯侨等人；秦始皇时有徐福、韩终(众)、侯公、石生、卢生等人；汉武帝时有李少君、谬忌、少翁、奕大、公孙卿等。

方仙道作为道教的雏形，它的形态是很不完备的，没有形成一个宗教组织，没有一套宗教仪式，只是一个没有组织的信仰集团而已。但它已具备许多宗教特征了。第一，它已经有了宗教信仰，即信仰人可长生不死，经过修炼成为神仙。第二，有了宗教理论，即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第三，有了崇奉的祖师――黄帝。在战国中期诸子争言黄帝时，道家和神仙家最突出，这表现他们是把黄帝看作自己的祖师爷。第四，有了修炼方术。最早见于《庄子》的有行气、吐纳、辟谷等。到汉武帝时，方术有了增多，如李少君除行辟谷、祠灶以外，又能化丹砂为黄金，即能搞炼丹。李少君是炼丹术较早的发明者。集古代和西汉神仙方术之大成的是汉武帝叔父淮南王刘安。他“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干，作《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汉书?淮南王传》)这个言神仙黄白之术的《中篇》八卷是总结神仙方术的书，不过它早已佚失，不能见到它的全貌。清人辑录的《淮南万毕术》，可能有该书遗留下的内容。

二、黄老道

继方仙道之后是黄老道。这是道教酝酿孕育的`第二阶段。黄老道就是黄老学和方仙道相结合的产物。自战国以来，社会上兴起了黄老之学，又兴起了神仙方术。这两者曾因当时社会的需要和帝王的推动，历秦至汉都盛行不衰。但是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前，这两段思潮和实力虽然互相有些影响，但没有明显结合。但到了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特别是到汉元帝时儒家思想占了统治地位以后，情况发生改变，黄老学在政治上失势了，不得不退出政治舞台。许多黄老学者就不再用心去研究它的经世治国那一套，而着重去研究它修身养性方面的内容了，甚至不少人过起隐居生活。与此同时，许多方士也不再满足于邹衍的阴阳五行说，转而研究黄老学，特别是研究《老子》，使方术和黄老结合。这样以汉代“独尊儒术”为转折点，黄老学和方仙道相结合的过程开始了。汉成帝时的著名道教学者严君平可以作为这种结合最早的典型。据史料记载，严君平在隐居生活中，是以卜筮收入谋生的，在他身上多少体现了学者与方士“一身而二任焉”的特点，体现了黄老学和方仙道的初步结合。

东汉以后，由于谶纬神学的兴起，黄老学的宗教化、方士化倾向大大加速了。这时，更多的黄老学者着力从《老子》书中去研究养生之道。如在东汉初年，社会上一般人都把《老子》当成修真养性的书。在许多黄老学者着力研究黄老养生内容的推动下，已使黄老学逐渐变成了修真养性之学，加快了它方士化、宗教化的步伐。这种趋势持续发展，大约到东汉末(至迟到魏晋之际)出现了另一本注《老子》的书，叫《和上公章句》。这是一本将《老子》方士化，宗教化的典型著作。它完全用神仙思想和道教方术来解释《老子》，使《老子》由一本哲学著作变成了神仙方士的修炼著作。这个著作的出现，标志着《老子》的方士化、宗教化最后完成，也标志着黄老学与方仙道的最后完成。

与《老子》书由治国经世之道向修真养性之道转化的同时，对老子的神话运动也目益深入广泛的展开。东汉初年的明帝时，光武之子楚王刘英把老子和浮屠一起祭祀。到了东汉中晚期以后，老子的神话更大规模的展开。例如桓帝永兴元年王阜作《老子圣母碑》，文曰：“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于太素之元。浮游六虚，出入幽冥，观混合之未判，窥清浊之未分。”这明确表明老子并非常人，而是道的化身，是宇宙未形成前就已存在的神。到东汉桓帝时，老子作为先天地而生的神的形象，在人们的心中已完全树立起来了。

正是以上这种老子被神化，《老子》被方士化的过程中，老子学与方仙道逐步结合，最后转化为黄老道。其转化的完成时间，大致就在顺、桓时期。

黄老道和以前的方仙道比较，有以下不同：第一，所尊的祖师，已不再是黄帝，而是老子。如上所说，经过两汉，主要是东汉时期，老子的神化工作已基本完成，它已经由一个哲学家变成为地地道道的神。道教给它所上的“太上老君”尊号，在汉魏之际即已出现，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也多次称老子为老君。第二，黄老道的理论和信仰，基本是老子的“道”。虽然他把方仙道的神仙信仰也吸收了过来，但它却将其纳入“道”这个信仰的总体系之中，使它带上了更多的理论色彩。待道教正式成立以后，这种思想继续发展，终于以“道”统帅一切，把道教的教理、教义、方术等都建立在“道”的基础上。第三，有了经书《太平青领书》，即现在的《太平经》。这可能是在西汉齐人的甘忠可《天官历包元太平经》的基础上，经过东汉许多方士之手，用了很长时间才完成的。据《后汉书?襄楷传》说，奉事黄老道的张角“颇有其书焉”，证明当时信奉黄老道的人是以它作经典的。第四，黄老道奉持的方术，从《太平经》看，主要有存神守一，画符饮水，抟颡祈祷等。为日后道教符派所继承和发展。

从方仙到黄老经过漫长的酝酿发育过程，为以后出现五斗米道和太平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道教的正式产生起到了奠基作用。

早在16世纪，老子的《道德经》就被西方人译成西方文字，17世纪以后，借助西方的商船往返，顺着西方传教士的足迹，《道德经》逐步由中国传入欧洲，西方人把《道德经》翻译成了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等文字，老子思想逐渐传遍欧洲大陆。据说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最初正是根据伏羲、黄老的阴阳学说提出了二进制思想，并给太极阴阳八卦起了一个西洋名字“辩证法”，当然，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有效证实。几百年来，《道德经》的西文译本总数近500种，涉及17种欧洲文字，在译成外国文字的世界文化名著发行量上，《圣经》排第一，《道德经》排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