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人和零余者对比毕业论文研究

论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的人物形象 在19世纪俄国文坛上，曾出现了一条“辉煌灿烂”的“多余人画廊”。在这画廊中耸立着许多具有一定“文化”高度的典型。他们是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等。在这些人的灵魂深处一半蕴藉着先进的民主革命意识，闪烁着为祖国进步而奋斗的思想光芒，迸发着积极寻求真理和人生崇高目标的火花；而另一半则被西方利己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消极思想所侵蚀，他们在情感与理智的悖逆中，形成了二重矛盾的性格和复杂的生命形态：个性意识的觉醒，使他们萌发去寻找精神解放的途径，而自身性格软弱的钳制，又使他们找不到新生活的定位，徘徊、孤独、苦闷。他们既不满俄国社会现状，愤世嫉俗，但又不愿站在人民一边，精神上无所寄托。他们一面觉得在鄙俗的上流社会无以容身，但又对上流社会以外的生活同样感到索然无味。因而到头来尽管不甘心沉沦却又无力超出社会的束缚与羁绊。他们只能是否定和怀疑的精灵，是一群生活理想的“迷惘者”，努力寻求自我实现，终因不能在生活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变成了“多余人”。关于“多余人”这个概念早在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的一种译稿中就出现了，写到奥涅金时有这样的两句：有人远在他们之外，像多余的东西茕茕孑立。后来俄国评论家赫尔岑给“多余人”下定义说“他们充满高贵的愿望，但羽翼折断，眼睛看到哪里就奔到哪里：他们想隐遁起来，避开生活，这是多余的，没有益处的人。” 文学反映青年的生活已形成诸多传统的主题，“多余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同创世英雄、寻梦者和毁灭者等类型相比，“多余人”题材更具绵延性、复杂性和普及性。 一、 近现代研究“多余人”形象现状一瞥回眸我国对“多余人”形象的研究，首先是从俄国“多余人”形象入手，进而对世界文学之中与俄国“多余人”相类似的典型进行探讨，从狭义到广义的比较研究中萌生出一个新命题，即“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1）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我国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研究，我国评论界几乎一直囿于“多余人”是俄国文学“特产”的认识阶段，普遍惯性地使用这个定型的结论。而各个历史时期对这一形象的认识都基于时代所需，是一种“感性”的理解。在动乱前，我们对俄国文学的介绍、翻译和研究倾向是“以我所需”、“急我所用”、“拿来天火”给苦难的大众为我们解决燃眉之急的现实斗争服务。这是个“全面肯定”的时期，我们对“多余人”身上的觉醒和抗争的积极方面，给予了最充分的关注，却有意无意地疏忽了他们身上的消极方面。进入极左时期，对俄国文学的研究进入冰冻，“多余人”真正变得多余，并销声匿迹。总体上，这个阶段我们对“多余人”形象的认识基本上处于一个分散的初级认识阶段，对“多余人”也多是从介绍的角度进行普及性传播。第二阶段是20世纪末的20年至今，这一阶段进入理性化思考。一大批对“多余人”问题的研究论文逐渐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新的开拓，主要归纳为下面几个方面：其一，对读者熟悉的非“多余人”典型重新审视，发现了“新”的“多余人”。不满足于已有定论，勇于开拓发现。有文章指出“达吉雅娜与奥涅金一样，只有觉醒，没有真正的反抗”，认为达吉雅娜也具有“多余人”的色彩。其二，对于那些原本公认的“多余人”形象或提出质疑或重新评价。其三，从整体上对俄国“多余人”产生、发展情况、进步意义等重要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刘亚丁的专著《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一书中提出俄国“多余人”产生实际上“是外来文化撞击古老俄国的结果，外来文化第一批接受者是青年贵族，他们无法停息被撞击后的震荡。”同时这个高峰时期俄国“多余人”的影响，也唤起了我国一代青年的觉醒和一代作家的创作。（2）“多余人”现象的初步联网以俄国“多余人”为稳固的经线，我们打破国界，在“多余人”研究中出现横向“联网”。评论家首先把视线投向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和“孤独者”。如《屠格涅夫和郁达夫的“多余人”比较研究》、《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孤独者”》。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贾宝玉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贾宝玉与奥涅金之比较》等。其次，评论者在日本和法国文学中找到了俄国“多余人”的兄弟。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形象，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画廊里一个典型的悲剧性的“多余人”。有的论述了日俄“多余人”的相似之处后，还从价值观、伦理、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等方面阐释了日俄“多余人”的差异。另有把法国的“世纪儿” 和“孤独者”联系起来，启示我们追溯中法文学的姻缘。对于中日“多余人”之异同也有专文进行了论述。以日本“私小说”为切入点，阐述了对中国“零余者”的影响。（3）一个新命题的萌生——“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 对于世界近200年间的“多余人”现象，沿着二百多年的不断的发展历史轨迹，得出了“多余人的演化”轨迹。从18世纪末维特的出现为起点，其后是19世纪初“世纪儿”的“世纪症”蔓延，几乎与此同时“拜伦式英雄”和哈洛尔德震动欧洲；到了19世纪20至50年代，俄国的“多余人”以强大的阵容和整齐的队伍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逃遁者”面世，中国的“孤独者”、“零余者”便接踵而至。而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的“反映雄”虽然姗姗来迟，却与法国的“局外人”、英国的“愤怒青年”和德国的“新维特”，互相呼应，携手问世，构成了当代“多余人”联网。这一联网真正实现了歌德最早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梦想。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态势和各国文学的自身的实际来重新审视“多余人”现象，就不是孤立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共同发展。经全方位普查和多角度扫描，评论界定质定量地给世界“多余人”现象得出一个纵横交叉的历史发展模式，得出这样一个简略的图示：（美国） “反英雄” （20世纪中） （中国） “孤独者” （20世纪初） （日本） “逃遁者” （20世纪初） （俄国） “多余人” （19世纪前叶） （英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法国） “愤怒青年” “拜伦式” “维特热” “世纪儿” “局外人” （20世纪中） （19世纪初） （18世纪末） （19世纪初） （20世纪中） （德国） “新维特” （20世纪中） 本图示基本表示出世界各国文学在相同和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相近“多余人”类型的各自姓氏代号。每个代号的专用名称几乎都包含着一个群体系列。同时图示中的国际性的排列组合，克服了本土文学的自足性和排他性，反映出互相交融、理解和创造的新局面。 二、“多余人“形象研究之我见（1）“多余人”的特征 “多余人”是多棱多角多面的立体，身上混杂着复合的色彩，反映了复杂的人生。他们是思想上的“报晓的先觉者”，行动上则是“贫乏的残疾者”。他们是属于精神世界中最鲜活和最忧郁的“精神贵族”。用一句话概括，“多余人”的心理特征是，意识和意志的不相协调。意识上的“巨人”和意志上的“矮子”，这也是“多余人”大起大落的精神历程和悲剧。他们有勇气从厌恶的环境中拔了旧根，却找不到适宜的土壤扎新根，成了“无根浮萍”、“身外客”、“局外人”、“逃遁者”、“隐身人”。（2）国度“多余人”典型的分析 ①自省和探索——俄国“多余人” 俄国“多余人”的精神探索，具有东方人的忧患意识和民族的整体特征，在民族兴亡中实现个人的价值。这使俄国“多余人”闪耀着某种灵光，格外动人，而且更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或许这也是俄国“多余人”在文学家笔下获得不朽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俄国“多余人”是从俄国的旧文化和欧洲新文化撞击融合的血肉土地上产生出来的。这是“多余人”产生的一般性回答。俄国盛产“多余人”特别是从贵族阶级中不断地裂变处“多余人”，与俄国贵族阶级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另外，在这些反映传统主题的杰作里，我们明显地看出文学家本人的精神和心理与他所塑造的主人公的亲缘关系。因此，这些“传统主题”中的贵族青年形象在一定意义上是作家的精神的再生儿。 ②东方隐士——日本“逃遁者” 无论是二叶亭四迷《浮云》的主人公内海文山，还是夏目漱石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日本式“多余人”形象，都表现出“隐士”的特点。他们是“内向的”，拘谨、沉重、迟缓，远没有欧洲和俄国“多余人”那种无所顾忌的洒脱、豁达和冒险精神，但它们具有更强的忍耐力和承受力。首先是旧思想的强大和根深蒂固，羁绊着“多余人”新思潮的萌发；其次，东亚文化儒释道的精神和日本民族传统的打“和”精神对他们“隐士”精神的造成有着密切的制约作用。日本“逃遁者”是东方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一批“多余人”形象，它为年轻而短暂的日本近代文学开拓了现实主义道路。同时也为中国“零余者”的诞生不断吹来了春风。 ③最具社会和民族责任感——中国“零余者” 从郁达夫笔下的自叙的“沉沦者”到鲁迅笔下的孤独的魏连殳，从丁玲笔下的沙菲到巴金《爱情三部曲》中的周如水，从老舍笔下的祁瑞宣到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中国“零余者”蜂拥而来。古老的封建王国在不可避免的社会大变革中，开始整个民族的蜕变，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历史性转变轨道，是中国“零余者”大批萌生的文化背景。同时，20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速，成为了中国“零余者”的催生剂。“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知识青年，与近代西方意识的接轨决定了中国“零余者”精神含量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决定了中国“零余者”思考的浓缩性和情感的强烈尖锐度。（3）“多余人”形象的巨大魅力首先来自形象本身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内涵，这是由“多余人”的崇高的悲剧性格所决定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一个社会人都一定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某个点上，而对于“多余人”来说，他们恰恰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最敏感点上，因而他们的性格悲剧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而且较之一般性像，他们更集中、更深刻地反映着社会关系两极的对立和冲突，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社会关系两极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的产物。 其次，“多余人”都具有性格缺陷，因而形成其悲剧的性格特征。在灵与肉、理智与感情的冲突中往往陷于强烈的内省和忏悔意识。从而产生一种深刻的“内源性”忧郁症。在这种复杂的性格中，才真正体现人物性格真实的美，同时产生复杂的美学效应，使读者获得悲与喜交融、崇高与滑稽相混杂的复杂深刻的审美感受。这就是多余人形象具有强大感染力的美学原因。阅读“多余人”，走进他们的世界，你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瞬间发现“自我”，产生共鸣，带来思索。 参考书目： 1、《“多余人”论纲——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探讨》，张伟著，东方出版社，1998年 2、《比较文学基本原理》，方汉文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3、《东西方跨世纪作家比较研究》，张承举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4、《《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译林出版社，1996年

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他们的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他们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嫉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

局外人形象地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关于“荒谬”的观念；由于人和世界的分离，世界对于人来说是荒诞的、毫无意义的，而人对荒诞的世界无能为力，因此不抱任何希望，对一切事物都无动于衷。

零余人他们的生活穷困潦倒,因此充满了失意和颓伤的情感。这些患有严重忧郁症的落魄知识分子，这些主人公的灰色人生也使小说的格调偏于低沉。

1、身份不同

多余人是贵族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局外人中层人士，有一定的财富和社会地位。零余人士落魄的知识份子，属于底层人物。

2、抱负不同

多余人有心有力，却无心与上结交，无力替下担忧，只想动动嘴皮子，不想花费巨大力气行动。局外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零余人想行动，想为社会国家作贡献，但是有心无力，没有人能提供一个机会。

扩展资料

外国文学史的基本概况：

外国文学史以欧美文学史为主。包括古代至19世纪文学。在跨学科平台整合外国文学史知识体系。跨学科教学资源包括电影改编的视听资源、西方音乐歌剧视听资源、西方美术视觉资源、西方历史文化视听资源、中国文化视听资源，以及制作语言表述的视觉图。

通过探讨外国文学作品与电影改编的互文性、与歌剧改编的互文性、与美术作品的互文性，以及艺术虚构与科学真实的互文性，拓展和深化外国文学史教学。

在讲授外国文学史的时候，勾勒出一个简略的西方文化史、西方电影改编史、西方绘画史、西方建筑史、西方音乐史、西方歌剧史的发展线索，改变外国文学史的资源和知识结构。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外国文学史

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这4个主人公对社会现实的反应并不完全相同，廖瓦的堕落、彼得罗维奇的逃避，利扎文的失望与挣扎，乃至米拉舍维奇的精神放逐都反映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他们永远找不到自己的立足点。因为，知识分子脚下的立足点“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他们的价值是精神上的……本领、知识、方法、技能和才干只是游移不定的、转瞬即逝的财富。” 所以，他们在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下，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并因此而失望、逃避、精神放逐，成为多余的人。但是，他们的“多余”又与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多余人”不尽相同。19世纪上半期的“多余人”不具有形成一种坚毅的性格所必要的力量，无法从其安身立命的环境中脱身出来，不得不浪迹于上流社会。后现代语境下的“多余人”则呈现出个性化的趋势，呈多元化发展。在前面分析的4个主人公中，廖瓦与传统的“多余人”形象最为接近，他对现实不满，尽管多次尝试却依然无力从其周遭的环境中逃离出来，只能被动地苟活于世间。因此，有批评家称“廖瓦是比托夫笔下的当代英雄，是毕巧林和普希金《青铜骑士》中的叶甫盖尼的杂糅”。他的“多余”呈现在无助的个人与蛮横的专只当局间的冲突之中，其实质就是无力改变现实以及因此而产生的逃避、失望的心理。他与奥涅金、毕巧林等人物一样，成为时代的“多余人”。相形之下，马卡宁笔下的彼得罗维奇就显得理智而独立，他依靠自己的主观判断去感悟世界，当他意识到这个世界与他不相容、而他又无法改变世界的时候，他选择了躲避1切，成为边缘人。哈里托诺夫笔下的利扎文是这个4个主人公中最具自我意识的形象，一方面，他想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多余状态，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在现实面前低头，但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理想。他的身上似乎永远具有两个悖论似的特征：其一是外界使他成为“多余人”，其2是他自身又在不断地消解这种“多余人”特征。正是这种悖论让他成为一个后现代化“多余人”。米拉舍维奇则深感自己与社会生活的格格不入，并因此而逃避和遁世，完全与现实世界脱离开来，陷入理想世界之中。他们面对现代社会的种种压制和弊端无可奈何，只好选择处在“多余人”的状态，独善其身，冷眼旁观。一个多世纪以来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传统和经验给他们提供了参考，让他们学会了如何生存，如何在自己与现代社会之间寻找平衡。因此，相比之下，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多余人”在自己的生存状态的选择上表现出了更多的主观色彩。诚如杜勃罗留波夫所说，“跟着时序的流驶，跟着社会意识的发展，这个典型也在改变它的形式，对于生活形成了另外一种关系，获得新的意义。”

零余者”，又叫“多余的人”或“多余人”，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塑造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形象。最早的零余者形象是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奥涅金。而零余者这一称谓的流行，主要是在屠格涅夫的《零余者的日记》出版之后。在中国，“零余者”形象的典型是郁达夫小说中塑造的一系列主人公形象。代表人物有《胃病》、《沉沦》、《银灰色的死》中的“W君”、“伊人”、“Y君”等。这些主人公大都是五四时期追求人性解放、追求真挚爱情和忠诚友情，却被社会、家庭、生活排挤的知识青年。这些“零余者”,他们或是先进思想的传承者，或是旧制度的残存人，又或是社会转型时代的局外人，他们都与当时的社会分道扬镳，处在社会潮流的对立面，他们有的拿起武器斗争，有的在旧思想旧观念的扼杀中连脚步也没迈开，也有的以独特的形式反抗，但他们的斗争也罢，反抗也好，由于自身软弱的性格和强大黑暗的社会的联合绞杀，他们的梦想都如昙花一现一般，归于尘埃。一、“零余者”的形象特点（一）“零余者”的软弱性和矛盾性1.性格的软弱性“零余者”们大都出身于没落的资产阶级家庭或是封建旧地主家庭，在异国他乡求学，社会上没有优越的地位，经济上穷困潦倒，精神上没有依靠，有前顿之食而无后顿之餐，生活上没有着落。因此，他们在遇到困境时心里发虚，不能据理力争，不能直起腰杆子为自己拼一下。这是造成他们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经历过残酷的现实生活，没有磨砺出坚强的意志和勇敢斗争的气魄，面对被欺压、轻视的局面只有忍气吞声，宁事息人。因此，这些人性格上都存在有无法摆脱的软弱性。《沉沦》中的“他”下课后看见“同学说笑的说笑，聊天的聊天，个个都同春来的燕雀似的，在哪里作乐。”那“他”呢？他也渴望有人交谈，但自己又不敢主动与同学搭讪。接着，“他”在回旅馆的路上迎面碰到三个穿红裙的日本女生，原想与她们说上一句话，但他却没有那个胆量，只能匆匆跑回旅馆里进行自嘲自骂。再比如“他”心里非常喜爱旅馆主人的女儿，但当她来到他面前为他送饭或是铺展被褥时，却没有胆量把心中的浓情蜜意一吐为快。在偷看主人女儿洗澡之后，更是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总是害怕见着旅馆主人及其女儿，最后只能匆匆逃离旅馆，甚至在路上遇到农夫时也还是心有余悸。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主人公性格的软弱，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而这样的懦弱性格，最终将导致他们的人生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