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是我们这一代乃至两三代人的共同回忆。实际上，当说到“《读者》盛行的年代”这句话的时候，《读者》已经开始有了下滑的趋势。我们这一代人，记得更清楚的当是《读者文摘》，甚至在它正式改名后的很多年里，仍然习惯这样一种叫法。
如果记忆无误，《读者文摘》更名为《读者》应该是1993年的事情。想证实这个记忆是否有误，百度一下就能知道，但我不是很愿意这样做。记忆，会发生一些主观上的变动，我之所以把这个更名的时间记成1993年，说明记忆有它本身的理由。
在那个年代里，《读者》或者说更早的《读者文摘》，就相当于现在的朋友圈和“看一看”。很多优美的文字都是因为被《读者》转载、摘录过，才得以在更大范围内流传。当时在看《读者》的时候，只专注于文章内容，没有过多去留意作者，以及摘录于那本书籍之类的信息。到了日后，在阅读某一位作家的著作和文集时，会猛然间想起：“这篇文章，很多年前在《读者》上看过！”心中就有了老友重逢般的喜悦。
究竟在《读者》上看过多少好文章？这确然不是一个可以回答的问题。可以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读者》是文摘类的月刊杂志（后来改为半月刊，还出了原创版），所以上面的文章都是精益求精、优中选优的好文章；几乎每一篇都认真读过，每一篇都在潜移默化中成为自身的营养。
这么多年过去，在《读者》（《读者文摘》）上读到的，最为难忘的文章有四篇，其中有两篇由于日后购买了作者的著作，而得以知晓是谁的文字；其他两篇，只记住了文章内容，而作者却一直不详——相对于只记住作者姓名，而没能记住他（她）的文章，作家更愿意选择读者记住他（她）的文字吧。
这四篇文章，第一篇是作家铁凝的《四季歌》。描写了一对恋人在春、夏、秋、冬不同季节里在公园约会散步的场景。这一对恋人最终分手，而分手的原因，铁凝没有从正面描写，只是从两人的对话中给读者留下大量的信息和线索。包括男青年对恋人说起前任的种种不是，女孩儿在想：我又会给他今后的恋人，留下了什么样的谈资呢？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是一位少年，心中有着难言的惆怅。懵懂中对爱的那种向往有了一种说不出的畏缩。
另一篇是作家原野（鲍尔吉·原野）的《寻找鲍尔吉》。这是一篇很好玩的文字。我读了很多很多遍。由于收到一张汇款单（稿费），收款人为鲍尔吉·原野，让原野很是为难。鲍尔吉是原野的蒙古姓氏，很少用，而且身份证上也只是原野。杂志社不知道哪根筋出了问题，在那张汇款单上写了“鲍尔吉·原野”，结果邮电局的姑娘怎么也不让他取款，说他是原野，必须和“鲍尔吉”一起来才可以。
原野就打算找人来假扮“鲍尔吉”，刚开始是找路人，比如知识分子模样的人，结果人家根本不同意——那怎么可以！不能作假。找个小混混，小混混不但要钱，还出言不逊。原野出手制伏小混混，用手捏住小混混的下巴，结果嘴变成了“o”型，原野说换成别人会朝里面吐一口唾沫，他认为不文明，所以没吐。一本正经地写来，正是这篇文章好玩的地方。
另一篇是《五十岁，我有了自己的书房》，作者不详。那时候的我，觉得五十岁才有自己的书房，没什么意思了——如今我五十岁，才真正读懂这篇文章。
另外就还有一首国外的译诗《杰克吻了我》。大意是名叫杰克的小伙子，突然从公园靠背椅上站起来吻了“我”。岁月再怎么蹉跎，任凭年华逝去，红颜易老，黄花飘零，这一切能又如何？只因为很多很多年前，杰克吻过我。
我在后来翻阅了手上所有保存的《读者》，但始终没在找到这首诗。或者不是杰克，是约翰？或威廉？再后来，又没有缘由认为是勃朗宁夫人的作品，不过查讯依然无果。
这些都不重要了，那些年里从《读者》上的读到的文章，早已经成为生命里血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管是杰克还是任何一个名字，都让我知道，文字可以打败时间，每当回忆起那个瞬间，就是永远的青葱少年。
张大羊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