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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是国家安全最重要的战略资源。非传统安全威胁凸显，无疑要求军队延伸和拓展其基本职能，将军事斗争准备的任务，从单纯应付军事威胁，转变为应付以军事威胁为主的多元化、综合性威胁。一旦有事，军队能不能“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显然，必须提高军队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能战度”。所谓“能战度”，是一种短时间内快速、高效释放战斗力的能力，它同样也是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 (一) 和平时期，当生存没有面临重大威胁时，保障持续发展则应被放在优先位置。而无论恐怖主义、民族分裂，还是大规模自然灾害，如海啸、飓风、地震、洪涝、火灾、恶性传染性疾病等，无不关乎人民生命财产，关乎社会稳定与国家发展。此外，随着我国的和平崛起，诸如信息网、电力网、核电站、能源基地、铁路交通、大型水利设施等，成为与国家利益攸关的重心和关节点。这些核心部位一旦受到人为或自然灾害的侵袭，都会严重危害国家利益，产生重大政治影响。显然，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天平上，保障国家发展权益的砝码，无疑将大大加重。 胡主席为我军确立的新世纪新阶段“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以及“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重要指示，就是适应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着眼我国面临的“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的新环境，对我军地位、作用的重新定位和精辟概括。军队作为武装力量集团，比任何组织都符合非战争军事行动所需要的力量需求，其战略作用不可替代。军队在政治、组织、力量、手段等方面，不仅有武装集群优势，也有一定的专业优势，既能发挥稳定局势的政治作用，也能发挥化解危机的突击作用。实践证明，对非战争军事行动内的各类突发事件，军队只有及早介入，才能迅速遏止危机恶变的势头，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和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军队应对非战争军事行动，已成为当今世界军事发展的共同趋势，世界许多大国都把军队参与非战争军事行动作为军队改革的重要话题。2005年12月在印度召开的“军队灾害管理与挑战国际研讨会”上，各国就使用军队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展开讨论，主流意见是积极倡导军队应对非战争军事行动，强调把非战争军事行动纳入战备的范畴，并进行相应的战略调整。在2005年应对“丽塔”飓风灾害的处置中，美军先后出动5万人参与救援，使“丽塔”灾害造成的破坏和损失，远远小于前不久发生的“卡特里娜”飓风。 长期以来，在传统安全威胁严重时期，我军一直把参加抢险救灾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作为一项义务，尚没有正式纳入军队职能范围——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周密的行动预案，高效的动员机制，特殊的专业装备以及有针对性的训练……往往事到临头，临时动员，随机准备，仓促应战。这显然与日益频发的非战争军事行动需求，有较大差距。军队必须拓展职能，不仅战场上打得赢，“灾场”上也要“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能战度”是一种衡量短时间内快速、高效释放战斗力的指标，如何提高军队在非战争行动中的“能战度”，已经历史地摆到军队面前。 (二) 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特殊性，表现在时机、任务、方式、指挥、环境等方面。例如，发生突然，安全威胁的时间、方式、地域具有随机性和偶然性，军队行动方向、任务、地域存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准备仓促，不动则已，动则至急，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必须闻警而动，从灾难发生到军队赶赴现场，几乎没有准备时间；火速机动，提高“能战度”，不单纯指第一次能拉得出、开得动，有时往往是连续机动，频繁转换，立体输送，强调的是第一时间到达，在与时间赛跑中化被动为主动；任务复杂，一般都是十分艰巨，具有急、难、险、重的综合特征，与人民生命直接相关，被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而军队往往没有经历过，局面异常复杂。上述特征，对军队的“能战度”产生特殊要求。那种以为具备战争能力同样也就具备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的看法，不能说错误，但至少已经被军队参与非战争军事行动实践反复证明是不全面的。 执行特殊任务，就必须具备特殊能力。进入本世纪以来，美军针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频繁增加，大大加强了包括反恐、维和、人道主义援助、抢险救灾等内容的训练。《美军士兵非战争军事行动手册》明确指出，美军必须完成包括灾难救援在内的非战争军事行动训练。为全面提高军队的抢险救灾能力，美军就在基础训练中增加了“灾难预警与监控能力训练”、“灾难救援能力训练”、“灾区重建与管理训练”等三大内容。提高我军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能战度”，必须加强非战争行动能力的教育和训练。 加强战斗精神训练。战斗精神是任何军事行动中最活跃的因素。非战争军事行动较之作战行动对部队战斗精神有着更加特殊的要求，没有战场上的硝烟战火与流血牺牲，但却伴随着更长时间的孤独、焦虑、艰辛、劳累、恐惧，特别是与自然灾害的搏斗，比战场上冲锋陷阵还要困难，是以另一种形式向生命的极限挑战。这就要求官兵具有坚强意志与过硬的心理，迎接挑战，不畏艰难，不怕疲劳，连续作战，视国家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人民流血牺牲心甘情愿。 加强基本技能训练。非战争军事行动靠的不光是热情和勇敢，还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比如，震灾抢险中的定位技术，人员与物资的抢救，次生灾害防护等；水灾抢险中的险情探查，克服管涌、固定滑坡、处置坍塌、排除漏洞的方法等；制乱平暴中的法律知识、情况处置的方法及把握程度等，这些特殊的技能和方法，都需要平时有针对性的进行专业训练，必要时组织近似实战的演练。 加强联合行动训练。大规模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属于国家行为，其联合性特征突出，参与行动的既有军事力量又有非军事力量，既有解放军、武警部队又有民兵预备役人员，既有国内力量又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力量。军队除了自身协同外，还必须积极与地方政府和部门进行协调，重大行动需要与地方相关机构密切协作，形成有效处置危机的合力。军队的“能战度”包括了上述联动能力和协调能力，必须注重强化联合意识，充分发挥各种力量的整体效能。 加强背景政策训练。非战争军事行动涉及面广，情况复杂，行动部队要广泛地与当地民众接触，争取当地民众的配合与支持。我国民族众多，民族与地区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各不相同，行动部队必须对相关政策和当地民俗有所了解，真正做到对其文化、宗教和民族习惯的尊重，进而争取广大民众的理解、配合与支持。 (三)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国家安全面临非战争威胁居多，强化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成为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军参加非战争军事行动无论是理论、机制，还是装备、训练都存在不足，制约着部队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发挥更大作用。因此，围绕非战争军事行动加强部队基础性建设，既是职能所系，也是提高“能战度”之所需。 非战争军事行动比战争更难预测，制定完善的行动预案是保证部队快速展开、快速行动的基础。美、俄、日等国军队都非常重视非战争军事行动预案的制定，并通过演习实践不断修订和完善，对部队在紧急情况下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我军需要针对国家面临非战争安全威胁的实际，加强情报预警研究，借鉴国内外大量非战争军事行动实践的经验教训，在探索规律和特点的基础上，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出发，合理区分任务，妥善制定不同方向、不同地区、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非战争行动计划和方案，确保一旦有事，处变不惊，快速反应，高效运转，提高“能战度”。 非战争军事行动参与力量众多，有时跨区(跨国)行动、军地联合，行动部队往往接受非军方的领导或军地双重领导，协调行动异常复杂。因此，确定权威、高效、联合、顺畅的指挥体制尤为重要。在结局悲惨的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灾害救援中，美国民众之所以对政府和军队都表现出极大不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指挥协调不力，政府和军队相互推诿扯皮。目前，我军对非战争军事行动指挥协调，应以《军队处置突发事件总体预案》为主要依据，同时还要认真总结在非战争军事行动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完善职能，明确责任，自上而下地建立军地联合、上下通畅、左右协调、运转高效的指挥体制。 军队参加非战争军事行动，若没有与任务相适应的装备器材，“能战度”会大打折扣。据悉，美、日、韩等国少量军队装备了一些专用的、具有现代化水平的救灾排险设备器材和非致命性武器装备，以备急用。面对日趋频繁非战争军事行动，我军也应投入专项经费，在一些部队配备一定数量的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所必需的装备器材，这是有效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

晕！帮一下好了 高技术战争的以上特征，对军事上的影响，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它要求国家战略、国防经济、国防科技和军品生产、军事思想、战争样式和作战方式、军队建设和管理、战争准备、战略战术、后方保障等各个方面，都要进行深刻的改革。高技术战争的出现，迫使从事战争的人们重新看待一些传统的观念、理论和原则，重新衡量以前的战略、政策和一些具体做法。 （一）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 在高技术战争条件下，从保卫国家的安全角度来说，仅仅考虑核威胁、核保护战略已远远不够了。航天战略（或宇宙战略）将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一个国家的高技术水平是这个国家威慑力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家的安全除了有赖于必要的常规武器、核武器外，更加有赖于高技术武器。 （二）对国防经济的影响 高技术的发展，对国防经济要求很高，国家要以相当的经费来支持高技术武器的发展。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很多军事高技术与国家科技的发展密不可分，如用于外层空间的一些武器和设备，对开发宇宙资源和地球资源大有益处。开始，需要国家经济投资，但不久就可受益，反而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高技术战争的基础是高技术，发展高技术仅仅用有限的国防经费是不够的，需要有国防经济整个系统来支撑。而且光有钱还不是唯一的条件，国防技术人才和国防技术设施要与高技术的发展相适应。为了发展高技术，需要动员整个国家的尖端技术力量，而不单纯是军事技术力量。经费和技术，是发展高技术的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 （三）对战争样式和作战方式的影响 高技术武器用于战争，使战争的样式和作战方式有了很大发展。除了已经出现的用高技术手段进行的军事冲突和小型局部战争之外，还将有可能出现如外层空间的军事冲突和小型战争，以及星球大战和世界性高技术战争等等新的战争样式。这些新的战争样式，反映了现代复杂的国际关系，影响着战争的规模和结局。对于核武器，美苏等国正在从高技术中寻找防御的积极手段。现在已有不少人相信，运用高技术武器就可以有效地抗击核武器。因而，风靡一时的核威胁战略将受到挑战。高技术战争发动的方式和进行的方式与以往也有很大不同。远战可能多于近战，导弹战可能多于枪炮战，电子战可能充斥整个战场。作战双方利用智能武器和借助现代指挥工具进行的斗争将日益突出出来。 （四）对军队编制装备的影响 高技术战争将影响军队的组成、编制和装备。如将增加新的军种和兵种——天军、深海部队、机器人部队、飞行器分队等。军兵种的比例也将发生变化，天军、空军的比例将逐渐增大，陆军的比例将缩减。海军中深海潜艇的比例也将加大。军队人员的知识结构，必须要与高技术的装备水平相适应。军队的文化水平将大大提高，工程科技人员的比例将增大。军队人员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坚强的体魄，娴熟的军事技能，能吃苦耐劳，克服困难，坚韧不拔，具有献身精神。军队有良好的训练水平和科学的管理水平。 （五）对作战行动的影响 作战空间增大。不光是同一作战单位的任务，正面、纵深大于以往作战，而且空中的支援和防护一般可分为超低空、低空、中空、高空，超高空以及高天（外层空间） 6 个层次。从几万米高空扩大到几百公里的外层空间。 由于远程火器增多，部队机动速度加快，作战部队的任务纵深大大地加大了。 作战行动的突然性增大。在谋略思维上能够跳出常规，在复杂的战争现象中，寻找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之点，在谋求突然性的优势中居主导地位。但是指挥决策的快速性和作战行动的快速性，无疑有助于突然性的达成。而后者，在高技术战争中是司空见惯的。 杀伤破坏程度空前残酷。既有大面积杀伤武器，又有精确制导的杀伤点状目标的武器。点面结合，破坏面积大，杀伤目标准，对人类带来的灾难超过以往。如果高能激光武器使用于战场，对其破坏杀伤力目前还没有找到抗御的方法。战场探测器材十分发达，凡是暴露的目标，一般都可侦知，凡是侦知的目标，一般都可摧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存战场上的有生力量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如果进攻者不能在冲击前对防御一方进行十分有效的压制，那末防御者就有可能在瞬间将暴露的进攻军队予以毁伤，而将在此以前的损失和消耗捞回来。克劳塞维茨说防御是较强的作战形式，在高技术战争中这句名言将再次得到证实。 电磁频谱的斗争更加激烈。这方面的斗争不单单是象以往那样主要反映在干扰和反干扰方面，除了干扰反干扰的斗争外，还将反映在侦察反侦察、制导反制导、 C3I 系统与反 C3I 系统等方面。高技术战争中，雷达是双方很注目的目标。电子干扰对方制导系统也将日益重要。破坏对方的指挥控制系统更有积极意义。电子压制斗争是火力压制的前提，否则，很难保障火力压制的效果。所以电磁环境的优势往往伴随着胜利。 在高技术作战中，发现目标是第一位的。包括侦察卫星在内的众多的探测器对战场目标的发现并不难。由于作战双方采取的伪装、隐形、隐蔽、设置假情报、发射假信号等手段，发现的目标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的。如何在发现目标之后识别真假是个复杂的问题。 打击目标是继发现识别目标后的积极行动。打击一般指火力打击，主要是空中火力和地面火力打击，同时包括采取电子摧毁的打法，或将目标杀伤，或使目标摧毁，或将目标给予破坏。这是高技术战争中最积极的手段。能否大量地歼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在任何战争中都是有决定意义的，高技术战争也不例外。 占领或保护目标一般是作战的目的，这是继火力打击以后的行动，往往是歼灭敌方有生力量的结果。就一般的进攻（或防御）作战行动来说，占领（或保护）目标是衡量完成作战任务的标志之一。有利的地形如制高点、战役战术要点，仍是兵家必争之地。 （六）对指挥的影响 由于卫星技术和其它遥感遥测技术广泛使用于军队指挥系统，获取战略情报和战场情报已不是十分困难的事；由于电子计算机成为军队指挥的重要工具，大大提高了对信息的储存、处理能力；而使用激光通信、光纤通信、传真通信和数据通信等手段，通信的可靠性和适时性提高了。自动化的指挥控制系统使军队指挥既快速又准确，尤其运用人工智能专家系统，可以提出决策建议和行动方案供指挥员选择参考，作出最佳抉择。以高技术为支撑的 C3I 系统，可供战略指挥（全国、全球、甚至外层空间）使用，也可供战役、战斗指挥使用，甚至单舰、单机、单车、单兵都可使用。这就要求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必须既是军事专家，又是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熟悉自动化指挥程序和具有运用指挥设备的知识与能力。 （七）对后方保障的影响 高技术战争的极大消耗量对后勤保障提出了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供应补给量与消耗量要成正比，要以极大的供应量来保障高技术战争的极大消耗量。假设消耗量为 N ，那末供应量应大于 N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战争的持续进行，如果供应量小于消耗量，那就要影响战争的进行，甚至发生粮尽弹绝的危险情况。做到及时大量的供应补给，要掌握四个环节：①预见和准备。对一场战争的可能消耗情况，预先要有足够的估计，并据以作充分的准备。如作好各类物资弹药油料等的预先储备等。②有充足而可靠的输送力量。根据战争的进展情况和各作战方向、作战地域的消耗情况，能够及时地组织输送力量，迅速地将所需物资送到。③现代化的多种输送、管理手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多种输送手段，如铁路、公路、飞机输送，或人力兽力输送。二是运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掌握战场上消耗情况，控制输送力量，保障重点方向、重点物资的筹划和供应。④有应急措施和掌握预备力量。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问题是当出现“失着”时，有裕如的应急措施，手里有预备力量可供使用。 由于高技术战争使前方后方的界限更趋淡薄，为了组织后方的有效保障，必须注意组织对后方机构的有效防御，防止空中袭击、远程武器袭击及空降兵袭击、敌方迂回穿插部队的袭击等。因此，后方地域必须组织防空、防炮、防导弹以及对地面和对外层空间的防御。这样，才能可靠而有效地组织后方保障。 希望有用论中国国防建设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第一:国防建设可以带动经济发展,国防建设是由科技和工业实力所保证的,合理的国防建设可以促进工业的发展,盘活个企业间的联系,可以提高科技水平,促进科技发展 第二:强大的国防实力是保障贸易安全的重要因素,只有强大的国防实力才能保卫本国在海外的资产和贸易重要通道的安全,才能保卫本国公民在海外的人身安全 第三:提高国际威望.众所周知,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已经不仅仅是经济因素等一系列硬实力的竞争了,还包括,国际威望等一些软实力的竞争,只有你在世界上有资格享有发言权,那么别的国家才敬佩你,才能尊重你,这样就有利于本国企业,文化,人口,等等在世界的发展. 其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强大的国防力量

中国的军事战略和理论"……坚决履行好捍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的神圣职责……"———胡锦涛概 述中国的军事理论家制订了一项实施理论推动下的改革框架,以建立一支能够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军队.这一理念强调现代信息技术作为力量乘数的作用,从而使解放军能够在中国边境以外更远的距离上实施精确打击的军事行动.通过汲取外国战争,尤其是包括"持久自由行动"在内的,美国领导的战役的教训,苏联和俄罗斯的军事理论,以及解放军自己尽管很有限的作战历史经验,中国的军事计划人员正在寻求改造整个中国军队.这些改革的速度和规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然而,解放军仍未在现代战争方面经受检验.这种作战经验的匮乏使外界对解放军在实现其军事理论抱负方面进展的评估复杂化.中国的高级文职领导人当中的内部评估和决策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基本上缺乏直接的军事经验,因而在发生危机时更可能会做出错误的估计.这种失算同样会带来灾难,不论其所依据的是毫无作战经验的指挥官的建议,还是脱离现代战场现实情况的"科学"作战模型.军事战略指针中国并不发表与美国的《国家军事战略》相当的文件.因此,外部观察家对领导层有关动武的思考或影响到解放军兵力结构和理论的应急情况,都缺乏直接的洞察.对权威性的讲话和文件的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依靠一系列总原则和称为"军事战略指针"的指导来计划和管理军队的发展和动用.解放军并没有提供这些"指针"的内容供外界研究.学术研究表明,目前的"指针"很可能可以追溯到1993年."指针"反映出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和苏联解体对中国军事战略思维的影响,为10年来解放军的很大一部分改造奠定了基础.然而,一次次讲话,权威评论和新的军事训练指导方法都表明,1993年的"指针"的一些内容最近可能经过了修改.这些修正看来反映出中国对其所处的安全环境和现代战争(即"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性质的看法,中国军事现代化方面的进展和从中汲取的教训,从"建设"用于信息时代的现代战争的军队向为了"打赢"这种战争而训练的转变,以及中国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底色."指针"的作战或"积极防御"成分看来保持完好.按照"积极防御"所主张的防御性军事战略,中国并不发动战争,或者进行侵略战争,而是仅仅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战.然而,北京有关对其主权或领土攻击的定义模糊不清.在中国现代战争的历史所充斥的实例中,中国领导人都声称,军事上的先发制人是战略防御行动.例如,中国将其对朝鲜战争(1950年—1953年)的干预称之为"抗美援朝战争".类似地,权威说法还把与印度之间的(1962年),与苏联(1969年)和与越南(1979年)的边境冲突称为"自卫反击".这种逻辑表明,如果动武能够维护或推进其核心利益,包括其领土要求(例如解决台湾问题和尚未解决的边界或海上的领土要求等),中国就可能会发动军事上先发制人的打击,也许是在远离其边境的地方.中国正在制订一项先发制人的战略吗 10年来,随着解放军从一支以步兵为主和力量投射能力有限的军队转变成拥有远程精确打击资源的比较现代的军队,中国获得了武器系统,采纳了使之能够在周边地区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攻击(包括突然袭击)的作战理念.·截止到2006年10月,解放军第二炮兵的武库中有大约900枚短程弹道导弹.由于获取了苏—30攻击机和F—10战斗机———两者都装备着各种精确制导武器———中国的进攻性空中力量得到了改进.解放军还正在加强信息战,电脑网络作战和电子战能力.而这些能力都可以用于先发制人的攻击.·解放军的作者们说,当遇到更加强大的敌人时,先发制人是必要和合乎逻辑的.中国的军事理论材料强调,静态的防御不足以在现代军队的高速和破坏力基础上保卫领土.其结果是,解放军的作战理念寻求阻止敌军集结和利用进攻性打击来掌握主动权,从而使敌人不知所措.解放军的理论家们认为,有效的防御包括在敌人领土上,赶在其能够动用之前摧毁敌人的实力.中国获得了力量投射资源,包括远距离的军事通信系统,空中指挥,控制和通信用飞机,耐久力很强的潜艇,无人战斗机(UCAVs),以及新的精确制导空对地导弹.这些都表明,解放军正在形成采取先发制人军事行动的更强实力.解放军的训练注重"出其不意的"远程打击训练或针对敌人海军舰只群的协调一致的空中/海军打击.这也可能显示出,它打算赶在本地区爆发危机之前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选择.根据解放军的《战役学》文件(2000年),一旦敌对行动开始,"'积极防御'的要旨就是主动歼灭敌人.……虽然从战略上讲,要以积极防御为指针,但'在军事战役中'重点要放在掌握主动和积极进攻上面.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积极防御的战略目标".除了开发歼灭敌军的实力之外,解放军还正在探索动用有限武力的选择方案.中国的战役理论把这种选择定义为武力的"非战争"用途———政治胁迫的延伸,而不是全面的战争行为.1995年和1996年在台湾海峡进行的两栖演习和导弹发射就是武力的"非战争"用途的实例.然而,这一概念还包括空中和导弹打击,暗杀和破坏等.这种文章突出显示了中国做出错误估计的可能性,因为任何这种行动的打击对象,即使不是范围更加广泛的国际社会,都会视之为战争行为.有关战争的一项全面观点20年来,中国的文职与军事战略家一直就现代战争的性质问题进行辩论.这些辩论汲取中国战略传统及其历史经验内部的来源,以提供对"军事革命","非对称战争"和"信息化战争"的看法.这种辩论突出表明了中国对战争的非动能手段的兴趣,以及经济,金融,信息,法律和心理工具在中国的战争计划工作中的作用的增强.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文件《军事战略科学》(2000年)突出表明了中国军方全面和多方面的战争观点.文件说:"战争不仅是军事斗争,而且还是政治,经济,外交和法律战线上的全面竞争."最近,中国的军事战略家对国际法越来越感兴趣,把它当作在战斗前对敌手产生威慑的一项工具.在台海背景下,中国可能会利用一场信息战,把第三方的干预描绘成按照国际法属于非法.中国还试图影响国际舆论,使之有利于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曲解,通过在学术意见和国家观点中放弃长期公认的航行自由规范,而接受有关在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其上空,可能还有外层空间享有更大主权的解释.非对称战争确认和利用非对称性是中国战略和军事思维的一个根本方面,尤其是作为一支较弱的军队打败比较强大的军队的手段.自从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和"联军行动"以来,中国的军事战略家一直注重采取非对称对策来利用技术上占优势的对手的弱点.1999年《解放军报》的一篇社论明确阐述了这一点:"占绝对优势的强大敌人当然并非没有较弱的一方可以利用的弱点.……我们的军事准备的直接宗旨必须是找到利用强敌弱点的策略."中国对非对称战争选择的探索可以在其大量投资于弹道和巡航导弹系统方面看到.这些系统包括先进的反舰巡航导弹,水下作战系统(包括潜艇和先进的水雷),太空对抗系统,电脑网络作战和特别行动部队.中国军事战略中保密性和诡计的作用中国军事战略中对在冲突中掌握主动权和使敌手不知所措的注重,带来了对在战略,作战和战术层次上采用诡计的重视.中国的军事理论材料把战略诡计定义为"引诱对方形成错觉……并在造成人力和物资方面的最小代价情况下,以一种有组织和有计划的方式产生各种假象,从而使自己获得战略上的优势地位."除了信息战和常规的掩护,隐蔽和诡计之外,解放军还汲取中国的历史经验,并从战略和诡计在中国的治国之道方面所起的一贯作用中汲取智慧.最近几十年,解放军内部重新掀起研究孙子,孙膑,吴起和商鞅等中国经典军事人物及其著作的热潮.这些著作全都包含有关运用诡计的戒律.中国共产党对保密性的严重依赖与军事上的诡计共同作用,限制了国家安全决策,军事实力和战略意图方面的透明度.然而,过度的信心可能是由于军事领导人迷恋于战略和诡计所带来的捉摸不定的好处.此外,指挥官用来对付敌手的技能也可以用于掩盖解放军系统内部的坏消息的传播.而这种传播是中国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因此,保密性和诡计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仅给中国的敌手,而且给中国领导人造成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