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言研究所论文10篇

1. 幽兰，《清华学报》 2.2 ， 1925 。2. The Bones of Sincheng ，《中国科学社论文专刊》 31 ， 1926 。3. 安阳发掘报告发刊语，《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 ， 1929 ，页 1-2 。4. 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 ， 1929 ，页 37-48 。5. 殷商陶器初论，《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 ， 1929 页 49-58 。6. 民国十八年秋季发掘殷虚之经过及其重要发现，《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 ， 1930 ，页 219-252 。7. 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 ， 1930 ，页 337-348 。8. 现代考古学与殷虚发掘，附载于《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 ， 1930 ，页 405-410 。9. 俯身葬，《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 ， 1931 ，页 447-480 。10. 发掘龙山城子崖的理由及成绩，《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 1.1 ， 1931 。11. “Archaeology,” In: Symposium On Chinese Culture , ed., by Sophia H. Chen Zen, Shanghai :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1, pp. 515-526.12. 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 ， 1933 ，页 559-578 。13. 安阳发掘报告编后语，《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 ， 1944 ，页 729-733 。14. 殷虚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庆 祝蔡元培 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 1933 ，页 73-104 。15. 城子崖报告序，《城子崖》，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 1 ， 1934 ，页 11-17 。16. “Summary of Recent Archaeological Work in China ,” In: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Pacific Science Congress , Vol. IV, Canada , 1934, pp. 2815-2824.17. 中国考古之学过去与将来，《东方杂志》 31.7 ， 1934 。18. 田野考古报告编辑大旨，《中国考古学报》第一册，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3 ， 1936 ，页 1-2 。19. 民族学发展之前途与比较法应用之限制，《云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 ， 1941 。20. 古物，《中央日报》全国美展特约论文， 1943 。21. 远古石器浅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第一次专题展览会》， 1943 。22. 小屯地面下的先殷文化层，中央研究院《学术?刊》 1.2 （ 1944 ）： 1-14 。23. 研究中国古玉问题的新资料，《六同别录》中册，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 1945 ，页 1-3 ；又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3 （ 1948 ）： 179-182 。24. 中国考古学报前言，《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3 ， 1947 ，页 1-2 。25. 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3 ， 1948 ，页 1-100 。26. 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篇－锋刃器，《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3 ， 1948 ，页 1-70 （稿 存上海）；又刊于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 4 ， 1952 。27. 跋彦堂自序，《小屯第二本‧殷虚文字甲编》，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报集之 2 ， 1948 ，页 14-16 。28. 豫北出土青铜句兵分类图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2 （ 1950 ）： 1-17 。29. 瑞岩民族学调查初步报告 ── 体质，《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文献专刊》 2 ， 1950 。30. 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 1 ， 1950 。31. 中国民族之始，《大陆杂志》 1.1 （ 1950 ）： 2-5 。32. 博物馆与科学教育（中央广播电台讲演辞 1944 ），索子明着故宫文物浅说代序， 1950 。33. 值得青年效法的 傅孟真 先生，《自由中国》 4.1 ， 1951 。34. 中国史前文化，《大陆杂志》 2.11 （ 1951 ）： 1-5 。35. 从人类学看文化（联合国中国同志会第三十五次座谈会讲辞），《大陆杂志》 3.11 （ 1951 ）： 356-363 。36. 傅孟真 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件重要工作的回顾），《傅所长纪念特刊》，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 1951 ，页 11-19 。37. 殷虚有刃石器图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3 下（ 1952 ）： 523-619 。38. 小屯陶器质料之化学分析，《台湾大学傅故校长斯年先生纪念论文集》， 1952 。39. 关于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之创设，《台大文摘》 1.4 ， 1952 。40. 北京人的发现与研究之经过，《大陆杂志》 5.7 （ 1952 ）： 219-225 。41. 北京人的体质与生活，《大陆杂志》 5.10 （ 1952 ）： 321-329 。42. 跪坐蹲居与箕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4 （ 1953 ）： 283-301 。43. 考古人类学刊发刊词，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 1 ， 1953 。44. 关于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思想的几个问题，《自由中国》 9.9 ；又《三民主义半月刊》 19 ， 1953 。45. 太平洋科学会议的性质与成就，《中国一周》 191 ， 1953 。46. 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民主评论》 5.4 ， 1954 。47. 太平洋科学会议（联合国中国同志会第八十八次座谈会讲辞），《大陆杂志》 8.4 （ 1954 ）： 3 04-306 。48. 从中国远古史的几个问题谈起，《中央日报地图周刊》八周年 400 期纪念， 1954.4.23 。49. 台湾大学现行招生办法之商榷，《自由中国》 10.9 ， 1954 。50. 如何办科学馆，《中国一周》 211 ， 1954 。51. “Notes on Some Metrical Characters of Calvaria of the Shang Dynasty Excavated from Houchiachung, Anyang,” 《 中央研究院院刊 》 1 （ 1954 ）： 549-558 。52. “Importance of the Anyang Discoveries in Prefacing Known Chinese History with a New Chapter,” 《 中央研究院院刊 》 2 上（ 1955 ）： 91-102 。53. “Studies of Hsiao-t'un Pottery ： Yin and Pre-Yin,” 《 中央研究院院刊 》 2 上（ 1955 ）： 103-117 。54. “Diverse Backgrounds of the Decorative Arts of the Yin Dynasty,” 《 中央研究院院刊 》 2 上（ 1955 ）： 119-129 。55. 对于丁文江所提倡的科学研究几段回忆，《中央研究院院刊》 3（ 1956 ）：155-160。56. 论追求真理应该从认识自己身体作起，《中央日报》， 1956.8.5 。57. 试论中国文化的原始，《中央日报学人》 1 ， 1956.10.2 。58. 殷虚陶器研究报告序，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 8 ， 1956 。59. 人之初，《中央日报学人》 12 ， 1956.12.18 。60. 论道森氏晓人案件及原始数据之鉴定与处理，《现代学术季刊》 1.2 ， 1957 。61. “Pattery and Bronze of the Yin-Shang Period,” 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 9/10 ， 1957 。62. “Hunting Records Faunistic Remains and Decorative Patterns from the Archaeologial Site of Anyang,” 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 9/10 ， 1957 。63. 殷虚白陶发展之程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8 下（ 1957 ）： 853-882 。64. 由?形演变所看见的小屯遗址与侯家庄墓葬之时代关系，《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9 下（ 1958 ）： 809-816 。65. ?形八类及其文饰之演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0 上（ 1959 ）： 1-69 。66. 殷虚建筑遗存序，《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乙编：殷墟建筑遗存》，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 2 ， 1959 ，页 1-4 。67. “Examples of Pattern Dissolution from the Archaeological Specimens of Anyang ,” Artibus Asiae 22.1/2(1959): 138-142. Institute of Fine Arts New York .68. 文化沙漠，《自由中国》 21.10 ， 1959 。69. 东亚学术研究计划委员会国际会议开会辞，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15/16 ，1960。70. 我与中国考古工作（口述，由李青来笔记），《新时代》创刊号， 1961 。71.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Collier's Encyclopedia , New York , 1961.72. 故院长 胡适 先生纪念论文集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4 上（ 1962 ）： 1-3 。73. “Some Anthropological Prodlems of China : Reconsidered,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 ,” Second Biennial Conference Proceedings, 1962.74. 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传记文学》 1.5/6 ， 1962 。75. Chinese People ，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 19/20 ， 1962 。76. 我的记忆中的 梅月涵 先生，《清华校友通讯》 2 ， 1962 。77. 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3 （ 1962 ）： 351-370 。78. 侯家庄 1001 号大墓序，《侯家庄第二本‧ 1001 号大墓》，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 3 ， 1962 ，页 1-3 。79. 殷商时代装饰艺术研究之一（比较觚形器的花纹所引起的几个问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4 下（ 1963 ）： 699-739 。80. “Foreword in Kuang-Chih Chang's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81. 黑陶文化在中国上古史中所占的地位，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 21/22 ， 1963 。82. 古器物研究专刊发刊辞，《殷虚出土青铜觚形器之研究》，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 4 ‧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一本， 1964 ，页 3 。83. 古器物研究专刊序，《殷虚出土青铜觚形器之研究》，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 之 4 ‧ 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一本， 1964 ，页 5-10 。84. 殷商时代青铜技术的第四种风格，《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5（ 1964 ）：343-351 。85. 南阳 董作宾 先生与近代考古学，《传记文学》 4.3 ， 1964 。86. 想象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之比较（历史博物馆专题讲辞），历史博物馆《历史文化丛刊》 2.3 ， 1965 。87. 「北京人」的发现与研究及其所引起之问题，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 14 ， 1965 。88. 回忆中的 蒋廷黻 先生，《传记文学》 8.1 ， 1966 。89. 如何研究青铜器，《故宫季刊》 1.1 ， 1966 。90. 关于中美人文社会科学合作的一般问题和建议，灵辉译，《新时代》 6.7 ， 1966 。91. 二十五年来之中央研究院，《星岛日报创刊号廿五周年论文集》， 1966 。92. 大龟四版的故事，《 董作宾 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集》，台北， 1966 。93. 红色土时代的周口店文化，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 16 ， 1967 。94. 我的初学时代，《传记文学》 11.3 ， 1967 。95. 自由的初意，《自由谈》 19.4 ， 1968 。96. 考古琐谈（一）──古物保存法颂布后所引起的第一个问题（一），《自由谈》 19.5 ， 1968 。97. 考古琐谈（二）──敦煌学的今昔，《自由谈》 19.6 ， 1968 。98. 考古琐谈（三）──古生物得到了中国法律的庇护，《自由谈》 19.8 ， 1968 。99. 考古琐谈（四）──牙的故事二则──中西学术界治学态度的一幅对照，《自由谈》 19.10 ， 1968 。100. 华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类别、分布与编年，《大陆杂志》 36.4 ， 1968 。101. 斝的形制及其原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9 上（ 1968 ）： 335-350 。102. 安阳发掘与中国古史问题，附载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40 下（ 1968 ）： 913-944 。

吴定良（1894年1月—1969年3月24日），字均一，曾用名士华。人类学家、教育家。中国人类学的主要奠基人。生前曾经创刊并主编《中国人类学志》，与欧阳翥、卢于道等人发起创立“中国人类学学会”。个人经历1894年1月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1924年南京高等教育学堂毕业，留校当助教。192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系学习。1927年—1934年英国伦敦大学文学院学习，先后获统计学博士学位与人类学博士学位。1934年—1935年瑞士楚列须大学人类学院从事研究。1935年—1942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人类学组主任。1942年—1945年任中央研究院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主任。1946年—1947年任浙江大学史地学系教授。1946年—1948年兼任暨南大学人类学系教授。1947年—1952年任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人类学研究所所长。1952年—1969年任复旦大学生物学系教授、人类学教研组主任。1969年3月24日病逝。吴定良，1893年1月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的一个地主家庭。 父为当地著名中医，长于喉科。生子二人，女三人吴定良排行第五，幼年丧母。继母不贤，不准其进学校，关在家中帮做家务。后在父亲力争下，得以进私塾读国文，另找人为其补英文、算术，欲培养他继承己业，当一名中医。12岁时，父病故。继母更恶，不得已离家独立生活。他自幼勤奋好学，没有母爱的艰难童年和少年期更养成了他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1916年吴定良以同等学历考入江苏扬州省立第五师范学校，1920年毕业。同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后改名为东南大学）教育心理学系。1924年毕业后留校当助教。1926年，江苏省招收“乡村教育”和“教育行政”官费留学生各一名，他考取了“乡村教育”的名额。同年8月，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在心理学系攻读统计学。次年，转学到英国伦敦大学文学院，继续攻读统计学，师从英国著名的统计学与人类学家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教授。学习期间，发表了“相关率显著性查表”等多篇统计学方面的论文。他踏实严谨的学风、刻苦钻研的精神，深得导师和同事们的赞扬。1928年获统计学博士学位。1930年，经英国统计学家O．U．耶尔（Yule）教授介绍，在荷兰，由全体学社员大会投票选举通过，吴定良成为“国际统计学社”第一个中国社员。同年，参加在波兰举行的年会。1929年，北京周口店发现了北京猿人第一个化石头盖骨，英国泰晤士报等均以大号标题作了报道，使当时在皮尔逊教授主持的“生物测量与优生学实验馆”工作的吴定良十分兴奋与自豪，同时也为自己国家的宝藏却要由外国人来主持研究而深感遗憾，由此下了钻研人类学的决心。他申请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研究补助费，继续留在英国，跟随皮尔逊教授学习人类学，成为中国第一个学习人类学的留学生。当时，“生物测量与优生学实验馆”是国际上研究生物学与人类学的中心。在英国著名的“Bio-metrika”杂志“Philosophical Transacsion and Proceeding of Royal Society”杂志以及剑桥大学的“Philosophical Magazine”上，吴定良与导师皮尔逊合作，或与著名人类学家G．M．莫兰特（Morant）合作，或自己单独发表统计学和人类学方面的论文50余篇，并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1934年由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J．L．马斯（Myess）介绍加入“国际人类学社”，同年，参加在伦敦举行的年会。因为瑞士有大量头骨标本，1934年夏，吴定良到瑞士楚列须大学从事埃及9世纪头骨的研究。1935年夏，吴定良回国，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邀请，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主任兼专任研究员。同年，与刚从南京中央大学生物系毕业、留校当助教的史久庄女士结婚。怀着创立与发展中国人类学壮志的吴定良，在设备差、助手少的困难条件下，终年奔走在少数民族地区作体质调查，同时积极着手筹建体质人类学研究所，任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主任。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间，吴定良发表了10余篇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论文，并创刊和主编了“人类学集刊”，对中国体质人类学的发展起了奠基性的作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吴定良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请，任该校史地系教授，开设普通人类学及统计学课。在他的努力下，1947年9月浙江大学成立人类学系与人类学研究所，他任系主任兼所长。在1946年到11948年期间，他还兼任国立暨南大学人类学系的教授。他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体质人类学的科研人员与师资力量。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0年5月，吴定良与卢于道、欧阳翥、刘咸等在杭州发起组织中国人类学学会、他当选为理事。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院系调整，浙江大学与暨南大学人类学系均并入复旦大学生物系，吴定良任人类学教研室主任，为全系学生开设人体解剖学课。1957年，生物系设立人类学专业。20世纪50年代是吴定良在人类学研究方面的一个丰收期，研究内容很广，涉及到人类进化、现代人体质、测量仪器的改进等诸方面，并开始了对人类工效学这一新领域的探索。他在搞科研、带研究生的同时，承担了体质人类学、古人类学、人体形态学、生物统计学等多门专业课的教学任务 。吴定良一生生活俭朴，勤奋工作，在晚年冠心病已相当严重的情况下，仍不肯养病休息，而是继续埋首于繁重的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之中。1961年，为了解决上海水产学院缺乏师资的困难，他不顾自己的病痛及已超负荷的工作量，慨然允诺去讲授统计学课。1962年，吴定良终于积劳成疾，患中风半身瘫痪，卧床不起。但他在病榻上并未静心休养，还指导研究生和操心教研组的教学科研工作，并坚持整理自己的科研资料。“文化大革命”中，吴定良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在病榻上受围斗。几次抄家，家中略有价值的物品连所有书籍均被收缴一空，工资被停发，只留下一点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生活费”，一向生活淡泊的吴定良漠然承受了这些打击。在1969年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吴定良家再次遭劫。他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凝结着一生心血装订成册的论文集（包括全部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100多篇论文）以及他的计算机、直脚规、弯脚规等科研工具都被拿走时，不禁在病床上痛心疾呼，号陶大哭。当晚，病情转沉重，于第二天凌晨，即1969年3月24日，怀着满腹的疑问与悲愤与世长辞。“文化大革命”后，1979年6月召开追悼会为吴定良平反昭雪，中共复旦大学生物系总支郑重宣布：“对吴（定良）所加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以推倒，恢复名誉”。文革期间在病榻上遭受围斗，在1969年3月的清查中书籍、论文集、科研工具再次遭劫，1969年3月24日在迫害中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