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美日同盟为题目的论文

美日同盟是一种“威权同盟”，它建立在美国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强制优 势之上,是美国军事征服与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的产物(日本被迫选择一边倒 的外交战略)，缺乏共同的战略基础。“美日同盟”具有高度的非对称与不平 等性，其实质是被征服者对征服者的顺从，是战胜国将一个被征服民族强行纳 入自己的战略轨道。美国在军事上对日本实施严格控制，坚决不让日本形成自 主的军事力量，不允许日本发展可能导致其自立的战略武器。“威权同盟”包 含着结构性缺陷，随着被压制盟国力量的恢复，同盟有可能自动走向解体

日本崛起 日本自1890年，走上帝国主义道路，依靠对外扩张，不断壮大国力，几乎实现了大国崛起，但又因为国家战略目标过大以及发展道路的选择错误，超出了国家经济所能承受的程度，最终走向了失败，使明治维新以来80年的努力毁于一旦。1945年9月3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政府，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接着，美国大军在日本登陆。日本民族的崛起历程又回到了起点。吉田战略——战后国家复兴的战略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日本国民财富的42％毁于战火。1946年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消费水平分别为战前的62％和57％，工农业生产亦遭到极大的破坏，对外贸易几乎完全断绝，通货膨胀加剧，物价扶摇直上，几百万名失业工人流落街头，人民生活日益恶化。不仅如此，战败的日本被美军占领，完全失去了民族独立。战后初期日本民族崛起面临的任务是恢复经济，恢复民族独立，建设全新的民主国家政体。在这种形势下，吉田战略应运而生。吉田茂是对战后日本政治产生深远影响的政治家。在他的组织和领导下，日本实现了由战前法西斯军国主义政治向战后资产阶级和平民主义政治的过渡。吉田茂参与主持作出了决定战后日本命运的两项政治决策，一是制定新宪法，二是缔结《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前者摒弃了战前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放弃了军备和战争，建立了新的国内政治，使日本走上了资产阶级和平民主国家的道路。后者决定了日本同美国结盟，确定了日本在战后世界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并从法律上结束了被占领状态，恢复了日本独立国家的地位。在吉田茂主持下所形成的日本国家发展战略基本上符合日本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保证了日本比较顺利地医治战争创伤，迅速发展为世界经济强国。吉田战略是在围绕媾和与再军备问题的各种政策争论中逐步形成的，基本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牺牲国家主权为代价，依靠美国保卫本国的安全和重建经济；同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保持协调一致的立场，对抗苏联阵营；在可能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减少军备负担，建立必要的国内正常秩序，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经济，恢复和扩大对外经济联系，把日本重新建设成为现代化的、与其他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的世界经济强国。按照吉田战略的安排，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允许美国在日本国内驻扎军队，甚至拥有镇压日本内乱的权力。这就使日本在获得独立后，又重新陷入被半占领状态。因而，这一条约遭到日本各界的强烈反对，甚至保守党内的大多数人也指责吉田茂搞集体防御，在军事上过分依赖美国，必然会造成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对美国的依赖性，影响日本的独立国家地位。对此，吉田茂承认：“拥有强大武力的美国同已被剥夺军备的日本是不可能平等的。”他认为，经济发展是其他一切发展的前提条件，国家的独立要靠强大的武力来保护，而强大的武力又必须以经济的繁荣为后盾。战后日本经济千疮百孔，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日本经济自立，乃是全民族的首要任务，为了把经济搞上去，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甚至包括暂时置国家独立地位于不顾。这就是吉田茂的“商人的国际政治观”。他认为，将本国的防卫委托于他人，自己则利用节省下来的资金，专心发展经济，这种做法对于现实的日本来说是最好的选择。由此带来的日美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只是暂时的，这种关系“自然会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和实力的逐渐加强而发生变化”。导致产生吉田战略的种种矛盾和制约在战后几十年中始终存在，因此，战后日本各届政府均在吉田战略的基础上制定自己的政策。虽然各个时期有不同的提法，但都没有超出吉田战略的基本范围。1957年制定的《国防基本方针》、1976年制定的《防御计划大纲》以及20世纪70年代末制定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均可以看作是吉田战略的延续。“国际国家”——政治大国的战略选择战后日本采用吉田战略，远离国际事务，将国家安全问题委托给美国处理，保持较小军备，专心于经济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基本实现在经济上赶超欧美的国家发展目标。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联邦德国，成为西方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的经济实力有了新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10％以上，对外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三位，成为超过苏联居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日本已从追赶者变成被追赶的对象。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和在国际社会中发言权的不断扩大，日本人战后长期压抑着的大国意识开始复苏。原有的吉田战略已不能满足现实的要求。日本社会发展进入了“没有航海图的航海”阶段。日本面临着新的转折。寻找和确定新的国家发展目标，制定新的国家发展战略，便成了日本政治的重要课题。战后的日本作为“特殊国家”最大限度地充当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受益者。战后日本以“贸易立国”为国是，把做“经济大国”和跻身于欧美“商人俱乐部”视为唯一的国家发展目标。为此，它竭力避免在政治上、尤其是在经济上卷入国际纠纷与冲突，较少考虑在国际上的名誉、地位以及自主性等。但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经过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后，日本统治集团意识到继续作为“特殊国家”已越来越困难。另外，随着日本经济实力不断增长，日本人已不甘心屈居“经济大国、政治小国”的地位，要求由“特殊国家”转变为“正常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经济实力相称的作用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于是，“国际国家论”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出现在日本的政治论坛上。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术界掀起了一场“美国霸权”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从表面上看似乎议论的是“美国霸权”的发展问题，但实际上与日本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扮演何种角色这一基本命题密切相关，对日本走向“国际国家”作了理论上的论证。这场讨论得出的结论是，“美国霸权秩序”已产生动摇；“美国霸权秩序”之后将迎来“共同管理秩序”；在“美国霸权”走向衰落、多国“共同管理”势所难免的国际秩序的转折期，日本必须成为创造国际新秩序的强有力的一员。20世纪80年代初中曾根执政以后，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政治纲领，强调“日本正处于战后史的重大转折点”，主张“不设禁区，以新的想法、观点去如实地重新认识历史的带基本性质的制度和格局”。在中曾根执政的5年中，日本已经明确地将“国际国家”作为日本面向21世纪的新的战略目标，充当“国际国家”已经成为它的一种自觉行动。“国际国家”的实质就是从根本上摆脱战后时代的“特殊国家”地位，做政治大国，成为与美苏平起平坐的世界一极。中曾根主要致力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调整体制。即调整日本战后发展所仰赖的经济、政治、社会体制，使其适应国际化时代的需要。二是修正路线。即通过在外交、防务等方面的“积极参与”与“分担责任”，修正战后保守政权坚持的“重经济轻军事”的政治路线，构筑与日本经济实力相适应的国家战略。三是改变思潮。即通过冲破“政治禁忌”，给“屈辱”的战败国历史打上休止符，开创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堂堂正正”的时代。中曾根政权为了凝聚民族意志，推行做“政治大国”的国家战略，在日本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新民族主义”思潮。一部分右翼势力也趁机鼓噪。他们企图通过肯定战前侵略行为，为侵略战争翻案，来克服“战败国后遗症”；以宣传“皇国史观”、“大和民族优越论”等狭隘民族主义来抬高日本的国际地位；以向“政治禁区”挑战，来否定和平主义思想。日本右翼势力遭到日本国内进步势力的抵制，同时引起了日本周边国家的警惕。对于这一情况，中曾根执政后期已有所反省。他表示“要坚持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融合的中庸国家主义”，并提出日本要在“安全航行区”前进。中曾根的后任也一再宣称日本绝不做“军事大国”，以图打消国际舆论特别是亚洲国家对日本军国主义重新崛起的疑虑。“借船出海”——全球性大国的战略选择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骤然结束，国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在日本国内，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达到高潮，日美经济磨擦愈演愈烈，日本人的大国意识进一步增强。冷战后日本究竟向何处去，成为摆在日本人面前的新课题。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日本对在新的国际战略形势下的战略选择进行了新的思考。在日本人确定自己的战略选择过程中，三个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一是冷战后美国经济并没有衰落，而是通过信息产业革命，牢牢占据着科学技术的制高点，其世界霸权地位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不可撼动；二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经济陷入零增长，其大国雄心一度受挫；三是日本重新称霸亚洲的野心遭到中、韩等亚洲国家的强烈质疑。经过长期思考，日本人终于认识到，任何想摆脱美国的束缚、单独在亚洲做大的企图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日本只能借助日美同盟这个平台来实现做政治大国的理想。冷战后，日本社会中普遍对继续维持日美同盟关系的必要性产生了疑问。右翼人士石原慎太郎说，在人类文明进入一个新纪元之际，“日本是一个处于能够发挥主要作用的最强有力地位的国家。日本可以谋划为建立世界新秩序作出自己的贡献。日本今天有能力走自己的路。日本有能力制定一项全球战略，而且应该这样做”。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步入政界，逐渐掌握了政府的核心部门。这些人对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尊严具有强烈的意识，主张树立大国形象，彰显自身的国家利益和独立自主，力图为日本在国际上“谋求一个更加辉煌的角色”。部分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人则认为日本像现在这样充当从属角色，是对日本民族自尊的公开侮辱，主张扩充军备，发展日本独自的遏制力量，借此来提升国家的地位。另一方面，日美之间的经济摩擦也达到顶峰。美国人的反日情绪高涨。尽管日本希望摆脱美国的控制，独立发挥大国作用，但持现实主义观点的政治家大都清楚地认识到，以日本的经济实力还远远不能与美国对抗，日本任何想在亚洲独自称霸的企图都会遭到亚洲主要国家的抵制。况且日本国内政治领域尚有许多问题未解决。日本还不具备制定一个脱离日美同盟的、独立在世界上发挥作用的大国战略的条件。美国也有一些人士认识到美日同盟的重要。负责制定亚洲政策的约瑟夫•奈也认为，不能把美日关系当成冷战的遗物加以摒弃，全球均势向亚洲倾斜使得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不是下降了而是提高了，因此必须营造一种更为平衡的同盟关系，以适应21世纪的发展变化。1995年2月，美国发表了《东亚安全战略报告》，3月，又发表了《关于日美安全保障关系的报告》。报告指出，“没有比美日同盟更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它是美国维持太平洋安全和实现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的基础。日美安全保障的目的之一就是支持日本在全球范围和地区范围内负担起更大的责任。1996年4月，日美两国在东京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对日美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美国承认“日本负有领导世界的责任”，日本将以“平等的伙伴”身份与美国共同参与国际事务。与此同时，日美安保体制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原先日本向美国提供基地、美国保卫日本的“单向型”防卫体制，转变为日美“双向”防卫合作的体制。日美防卫合作的范围由以往的“本土防御型”转变为“干预地区冲突型”，从日美双边军事安排演变为日美联合对第三国和地区进行干预。从此，日本开始与美国联手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日本100多年来的大国梦想似乎就以这种形式实现了。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日本那样锲而不舍地追求大国地位，也没有哪个大国像日本崛起走得如此曲折。它的第一次崛起靠的是武力扩张，终因实力不济，以失败告终；第二次崛起采取的是和平方式，靠的是超级大国的庇护。日本的先天不足使它总是在怀疑其他大国的诚意。日本在追求大国地位的过程中似乎摆脱不掉与其他大国对抗的角色。综观日本两次崛起的过程，至少有两点经验教训值得关注。第一，不要追求自身利益的绝对化。从中日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30年是日本国家发展的黄金时期，除了以武力对亚洲大陆的侵略扩张外，保持与其他大国的“利益协调”，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但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顽固地坚守自己的既得利益毫不退让，并以武力拓展自身利益，结果适得其反。第二，必须搞好对民族主义的掌控。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充分利用民族主义调动全民的积极性，但后来民族主义向极端化发展，裹挟着日本社会走向了战争。当今的日本社会与二战前颇为相似，政治家们正企图借助新民族主义以争取民众对大国战略的支持。这股新民族主义思潮会不会推动日本重走二战前的老路呢?世人正拭目以待。

目的是在亚太靠日本和韩国来制衡中国，因为韩国和日本都是美国的“小弟”。值得一提的是，二战时，韩国曾经被日本侵略过，所以韩国不可能与日本结盟。最要提防的是怕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

哪个管你小日本厥不厥哦！

战后日美同盟的演变 ·“威权同盟”（1945-1960） ·“互助同盟”（1960-1989） ·“伙伴同盟”（1989-今） ·日美同盟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的原因： 双方在亚太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有不断交迭和发展变化的共同战略利益 “威权同盟”的特征： ·美主日从——高度的非对称性和不平等性——冷战格局的产物 ·完全建立在美国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强制优势之上 ·日本“一边倒”战略 ·“变日本为对付共产主义防波堤”“威权同盟”的形成与瓦解 ·1945年美国对日本单独占领 ·1949年前后中国共产党执政大陆以及朝鲜半岛局势——美国对日政策出现了实质性的转变。1949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编制了 美国亚洲政策文件 （NSC－48－1），该文件认为中国革命后的亚洲可能连续出现一系列的共产主义革命，建议把日本固定在防卫的第一线——成为太平洋沿岸岛屿链条防卫线中的重要环节，使之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亚洲基地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 ·1951-1952年日本和美国 片面媾和 的《旧金山对日和约》、《美日安全保障条约》 ——日本急于摆脱战争状态走上复兴之路 ——美国急于驻军合法化展开亚洲防御战略 ——标志着战后日本依靠美国的安保体制的形成 从条约的内容上看，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日本最初的一些安全设想未能完全实现，而且有些条款还严重侵害了日本的国家主权。但实际上，该条约不仅使日本由此获得了美国的军事保护，同时也获得了政治和经济利益获得了重新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条件。 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坦言“日本以此得到了所期望的本国领土安全的同时，得以利用本来应该用于军备的财力物力发展经济和提高国民生活。” · 反安保斗争 ：自1953年起，日本国内不断爆发反对美军基地，争取民族独立、和平和民主的各种斗争，并于1960年达到高潮。 ·1956年岸信介提出 “日美新时代” ，强调两国关系的平等性。自1957年岸信介访美起，日美展开针对修改《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的不断协商。1960年《美日相互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签署，岸信介在国内反对浪潮中宣布辞职。 “互助同盟”的演变 ·1960年《美日相互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在华盛顿正式签署，通称 《新日美安保条约》。 旧条约是美国强加给日本的，而新条约是日本政府主动要求修订的。新条约相对摆脱了战后初期日本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被占领状态，在法律上使美日两国具备了一定的对等性。 · 随着美国深陷越战泥潭，日本开始将合作问题作为归还冲绳与小笠原群岛的筹码，同美国进行讨价还价。 ·1978年日美 签署 《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 。日美 “由摸索时代进入了稳定发展时代” 。出于全球战略的需要，美国一再要求日本在亚太地区分担更大的“防卫责任”。借此机会，日本在合作指针框架内，以抗拒苏联威胁为由，大力扩充军备，使本国的攻防能力发生质变。 “伙伴同盟”的演变： ·冷战的结束，使美日同盟的假想敌顿时消失，日美军事同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同时由于经济磨擦日美关系出现了一种紧张关系，故而日美同盟受到了挑战。 ·日美两国通过“再定义”加强同盟关系。一方面是为了修补日美关系，而另一方面则是美国全球霸权战略在亚洲的展开。 · 1995年，日本《新防卫大纲》出台。 其安全战略的目标由本土防卫转向“基础防卫”。 ·1996年《美日安全联合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 联合宣言肯定“美日关系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两国关系”，着重强调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两国同盟对维持21世纪亚太地区的繁荣 与稳定将发挥重要作用。 · 1997年，正式公布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 1999年，日本参议院通过《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三法案（《周边事态法》、《自卫 队法修正案》、《日美相互提供物资和劳务协定修正案》）。 允许日本政府在美军介入日本 “周边”军事冲突时派兵为美军提供海上搜救、后勤支援等后方支持，遏止和干预“周边事态”成为冷战结束后日美军事同盟的一项新使命，参与国际军事事务被确定为冷战结束后自卫队的主要任务之一。日本实现了防卫战略由内向型“本土防卫”向外向型“联合干预”的转变。“再定义” ·依照常理，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和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日美同盟应会因为共同战略威胁的减弱趋于松散，或在一些战略利益上出现分歧，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日美同盟反而表现出进一步强化的势头。 ·亚太地区多极化趋势加快，逐步形成中、俄、日、美、东盟五大力量中心，彼此间利益交叉，相对均衡，相互制约。 ·对美国而言——在确保美继续拥有基地、驻军和取得日对基地的财政支援的同时‚扩大日本在自卫范围之外对美军事行动的支援和协助从而改变同盟原有的以保障日本安全为主的性质‚使其由美苏冷战的工具演变为对付后冷战时代全球和亚太地区新局势的机构。美 ·对日本而言——日本希望在与美国战略相协调的过程中可以达到以下目的：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为日本在法律上使用军事力量干预国际事务制造根据；利用美国制约和牵制中国、朝鲜、俄罗斯等国家。 ·“再定义”已把日美安全保障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亚太地区，而且具有 面向21世纪的战略意义 。标志着 日美两国军事合作正在朝着“无制约”的方向发展 ，在运作方式上正在超越联合国和地区合作的制约。日本在军事上完全纳入了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地区战略之中，日本的自卫队已经实现了“国际化”的转变。日美同盟与美国重返亚洲战略：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美日同盟，在各种文件中强调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 战略的“基础”（foundation）、“基石”（cornerstone）、“支柱”（linchpin）、“中心环节”（centerpiece）等等 ·随着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展开，日美同盟出现了松绑日本、调整基地、扩边及扩容等变化。 ·日本武器出口三原则出现松动 ·驻冲绳美军基地调整 ·强化双边同盟，谋划三边同盟的构建 ·在强化同盟传统军事内涵的同时，为同盟注入新的、非传统安全内容 ·日美同盟在美国重返亚洲战略中发挥着最重要的牵引和辐射功能。二战后，美国在亚太缔造了美日、美韩、美澳、美泰、美菲5个双边同盟，美国在日本基地最多、驻军最多、获得的财政支持最多，日美同盟成为5个双边同盟体系中最为核心的同盟，牵一盟而动整体，美国通过日美同盟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牵引和辐射功能。 ·在亚太缺失如北约一样的多边同盟体系的情况下，力图运行 “同盟+X”模式 ，实现同盟体系的结构拓展以及同盟的力量倍增。 参考： [1]王新生著《日本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三版 [2] 谢朝晖：战后日美军事同盟的历史考察,《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3] 聂宏毅、肖铁峰：日美同盟的历史演变及其对亚太安全的影响，《当代亚太》2007年第8期 [4] 陶文钊：冷战后美日同盟的三次调整，《美国研究》2015年第4期 [5] 朱凤岚：论冷战后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国际论坛》2005年第7卷第5期 [6] 张景全：日美同盟与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5期 [7] 张玉国：同盟困境与美日同盟——日本的同盟政策分析，《日本学论坛》2004年第1期

今天的XX课上（写课程名），我没有控制住自己的贪玩/贪睡/……的个性，就不自觉地XX（写罪名），在此过程中，XX（写领导的级别及姓名）发现了我的这一严重错误，并及时地对我进行了指出和纠正。 现在想起我当时的行为，可真是千般懊恼，万番悔恨。在目前的情况下，尤其是xx期间（可写什么大检查、百日活动之类），我利用这宝贵的学习时间来XX，真是极其不该。这样的行为，不但使对教员/老师的不尊重，对我们这个集体的不负责，更是对自身的要求不严，约束不够。这不但使教员/老师对我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印象，同时也令教员/老师对我们整个XX这个集体留下了极坏的印象，使我们的集体在校园内丢了脸，掉了队。在校内进行“……”（特别活动名，如“百日安全大检查”之类）的时候，我竟犯了这样的错误，使我们的这个集体的形象受到极大损坏，究其根本，谈其关键，在于平日里我一罐对自己放松要求，放低标准，从而导致了自己在不经意间再次犯错，违法了队/班规，破坏了队/班纪。 我的这一行为，对不起XX，对不起XX，……（写领导级别或姓名，按级别从高到低写，最好全部写到，但切忌一定要从高到低写）。 如果自己平时能像其他同学一样，向骨干/班干部多学习，对自己要求严格，对自身提高标准，想必就不会犯下此类严重错误。 世上是没有后悔药的，事已至此，多说无意，唯有以此教训为诫，以此事件为警，借作此次检查为契机，从现在起，提高对自身的要求，加强自我约束，强化自身责任感，深化集体主义荣誉感，在学校内在XXn内（写班级名），争当一名作风优良，学习踏实的学员/学生，为我校我班/队争光添彩，同时也为自己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 检查人 XXX 200X年XX月XX日

本来想帮你回答，结果看分太少了，2000字不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