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哲学批判研究论文

对进行了考察。记忆与人的意识、思维、理性等精神能力和精神活动密切相关，它经常成为哲学 反思 和思辨建构的对象。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哲学记忆论文的相关 文章 ，欢迎阅读!

摘要：对进行了考察。记忆与人的意识、思维、理性等精神能力和精神活动密切相关，它经常成为哲学反思和思辨建构的对象。西方哲学的记忆观经历了古代本体论记忆观、中世纪____神学记忆观、近代认识论记忆观和当代生命哲学记忆观等几种历史类型。

关键词：西方哲学;记忆观;历史演进

中图分类号：B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477(2008)04-0476-06

罗素曾说，记忆“那是一个很困难的题目”。在近代心理学将实验手段引入记忆研究之前，甚至在今天大脑对于脑科学而言仍然是一个“灰箱”的情况下，记忆的运行机制无疑仍是一个难解之谜。由于记忆与人的意识、思维、理性等精神能力和精神活动的密切联系，它总是经常成为哲学反思和思辨建构的对象，尽管它也从未成为哲学思想的主流。西方哲学自古希腊以来形成了以求知、尚智为核心的理智知识型传统，对记忆问题有较多深入的研究散见于哲学家、思想家的著作中，蕴涵着丰富的记忆思想资源。考察这种哲学记忆观的历史演进，对于推动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古代本体论记忆观

哲学史上第一个谈到记忆并赋予记忆以极高地位的当属柏拉图的“回忆说”。柏拉图不仅实际地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包括对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回忆和他的自传，用他的生花妙笔确立了苏格拉底在西方文明史上不朽圣人的地位，而且也从《美诺篇》开始以“回忆说”着手构筑了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影响深远的形而上学体系。

“回忆说”的提出直接源于对“美诺悖论”的解答。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是热衷于为一些道德及相关概念的正名，探求它们的合乎逻辑的定义。他不但承认自己的无知，而且通过反复盘诘往往使被问者陷入迷茫的境地而被迫也承认自己的无知。美诺正是在被诘问了三次而对先前自以为是美德的定义感到绝望时提出：“你在对一个东西是什么全然不知时，能够寻求它吗?”苏格拉底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将它重新表述为：“他不会寻求他所知道的东西，因为他既然已经知道它，就无需再探求;他也不会寻求他不知道的东西，因为他甚至连他要寻找的东西是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一些现代西方学者很重视的“美诺悖论”，它表明苏格拉底在美德问题上陷入了绝境。柏拉图让苏格拉底反求诸己，用“回忆说”来解决这个悖论。他说：“既然灵魂是不朽的，可以不断重生，它已经在这个世界以及别的世界中获得一切事物的知识;……因此寻求与学习并不是别的，不过就是回忆。”。在柏拉图看来，包括美德在内的一切知识都是不可教的，也不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可以获得的，它们本来就内在于人的心灵和灵魂之中，只不过在现世生活中它们被人忘记而成了不觉察的状态。从未学过数学的童奴经过苏格拉底的适当提问后说出了两个正方形的面积之比等于它们的边长平方之比，即毕达哥拉斯定理，就证明知识是灵魂从生前的存在里带来的。所以，后天的 经验 际遇不过是一种“机缘”，经它的刺激和提醒使人回忆起灵魂本已具有的知识，一切学习都是回忆。柏拉图正是以“回忆说”为基点建构了他的乌托邦、理念论、灵魂不朽论、宇宙起源论，建立了庞大的纯粹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所以罗素认为回忆说是柏拉图哲学中最重要的东西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不是在一般的经验层面上谈论记忆和回忆问题，而是一开始就赋予它一种思辨的意义，用它讨论认识的来源和本质、灵魂的不朽和肉体的生灭、整体的理念和分有理念的万物等极抽象的形而上学问题，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和思想史意义。从思维的取向来看，“回忆说”将探寻知识和美德的认识活动从外在转向了内在，从感觉和经验转向了理性和灵魂。黑格尔曾对此评论道：“一般所谓学习是指接受一种异己的东西进入思维的意识，这乃是用事物去填满一个空的空间的机械联合过程，而这些事物对于这空间乃是生疏的、不相干的。”相反，依照柏拉图，“学习是这样一种运动，在学习过程中没有异己的东西增加进去，而只是它自己的本质得到实现，或者它自己的本质得到自觉”。这无疑是哲学精神的纯化和 理性思维 的进展，它使记忆和回忆一词摆脱了日常经验的意义，而具有内在化、深入自身的深刻的思想性意义。其次，柏拉图认为“整个自然是同类的”，只要回忆起其中的一件便可能触类旁通，由此推论出 其它 的一切，无需对每一件事物都用回忆的 方法 去认识，这表明柏拉图认为一切事物都具有密切的联系，他力图用“回忆说”对整个世界形成一个完整的看法，构建一个完整的本体论的结构图景。最后，“回忆说”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他发展了苏格拉底寻求普遍性定义的精神助产术，回答了人的心灵中的知识是如何孕育的这个苏格拉底没有提出也没有回答的问题;同时，就灵魂在堕入肉体之前已经具有某种知识，在肉体的污染和囚困中虽然忘却但经某些“机缘”的提醒和刺激又可回忆起这些知识而言，“回忆说”事实上蕴涵着后来亚里士多德潜能与现实学说的萌芽。

亚里士多德“是从来最多才最渊博(最深刻)的科学天才之一”(黑格尔)，在他的自然哲学著作中，辟有专章《论记忆》，而这却是为历来的哲学研究所忽略的部分。

亚里士多德的记忆思想以灵魂学说为基础。如果说他对灵魂的说明是形而上学的思辨，那么他对记忆及其它生命现象的观察则充满了自然哲学的色彩。亚氏的记忆观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关于记忆的性质和属性。

他认为，灵魂具有感性和理性功能，记忆和想象属于灵魂的同一部分，它属于“第一感觉能力，即我们由以感知时间的能力”。在他看来，“时间的一部分已经过去了，现在并不存在，另一部分将要到来，现在也并不存在。但是由这些部分，却又构成了那无限的和永远存在的(真正的)时间”。时间既是可分的又是连续的，还是可度量的，是灵魂认识广延和运动的内在尺度。“只有那些能意识到时间的动物才有记忆，并且它们是凭藉着以感知时间的器官来记忆的”。第二，记忆的对象。亚里士多德认为，“将来是不可能记忆的，因为将来是猜想和希冀的对象;对现在也无可记忆，而只能感觉，因为对将来和过去我们都无法靠感觉来认识，只有对现在才能这样。记忆属于过去，而对当下的现在则无法记忆”。所以，记忆既不是感觉也不是判断，而是当时间流逝后它们的某种状态和影响，所有记忆都表明着时间的过去。第三，记忆的发生。时间成为过去，只是本质意义上的记忆之发生的一个必要条件。由于记忆存在于具有强烈刺激之心灵的潜能之中，因而只有当属于事实的以及属于时间的刺激同时发生时，人才会现实地记忆。“记忆在本质上包含有意识。但是如果只有属于事实而没有属于时间的刺激，或者相反，人们都不可能记忆”。总起来看，虽然亚里士多德认为记忆属于感觉而且是第一感觉能力，它是人们知识经验的开端，与理论科学和高级智慧相距甚远，具有与柏拉图超验地谈论记忆完全不同 的观察和研究记忆的经验取向。但是由于他的灵魂学说渗透在整个自然哲学之中，而且将记忆与对时间的深遂思辨结合起来，因而亚氏的记忆思想仍然具有相当深厚的形而上学基础，他同柏拉图共同缔造了古代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记忆观。

二、____神学记忆观

欧洲中世纪是____神学兴盛并一统天下的时期，所有的理论思维和思想论争都发生在神学的范围内，人们不再探求自然和宇宙的奥秘而致力于对上帝信仰的论证与理解，古希腊的哲学 文化 传统和希伯来的宗教文化传统逐渐融合为一体化的神学哲学理论，直至经院哲学的诞生，哲学完全沦为神学的婢女。奥古斯丁正是站在这个结合点上，作为“最后一个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他认为基督____真正的哲学”，皈依基督____到达哲学的天堂”，而一般人所谓的哲学只是“现世的哲学”，真正的哲学可以利用普遍流行的现世哲学，现世哲学需要经过改造才能被利用，二者的关系是信仰和思想的关系。那么，如何由现世的哲学达到真正的哲学，即信仰和思想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奥古斯丁坚持“信仰然后理解”的基本立场，“你若不信，便不能理解”。而“信仰然后理解”的关键则是他关于记忆的“光照说”。

“光照说”的大意是：一切真理都存在于上帝之中，上帝是真理的来源，真理是上帝之光的照耀，“光照”是人的理性获得真理的途径。奥古斯丁正是通过“光照说”来论证对上帝的信仰。从哲学史上看，“光照说”可以说是对柏拉图“太阳”比喻的承继和对“回忆说”的改造。如前所述，柏拉图通过“回忆说”解答“美诺悖论”，把对普遍性知识的寻求诉诸于超验的理念世界，引出了灵魂轮回观念。奥古斯丁取消了灵魂的前生观念，认为不能像柏拉图那样由现在可发现真理而推出心灵有前生及灵魂轮回，因而回忆就是当下的，真理的获得和幸福的达至乃是由于人具有天然的上帝记忆和天然的追寻上帝的欲求。奥古斯丁认为，“信仰寻求理解”，人对于上帝是听信在先，理解在后。我们之所以能够信仰，是因为已有上帝记忆。但这上帝记忆是极不完全的，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提醒”，即得到圣经、教会这两大权威的“提醒”。因此，人的上帝记忆就蕴含了一切真理之相和后天获得的感性形象，包含有潜意识和意识的内容与活动。“记忆的领域中原已有它们存在着，不过藏匿于邃密的洞穴，假使无人提醒，可能我绝不会想起它们”。人们获得知识，体验幸福，正是由于得到了上帝之光的照耀，上帝之光照亮了记忆中某处邃密的洞穴。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记忆’代表心灵的潜在状态，‘光照’代表心灵的显在活动。”可见，在记忆来源问题上，奥古斯丁将柏拉图的理念改造和提升为上帝，记忆就是心灵的上帝记忆，对于上帝记忆人们是不能再进一步追问的，它属于直接的、当下的、自明的信仰领域。

关于记忆的内容，奥古斯丁认为包括三类：第一，“不通过印象，即在我们身内得见概念的真面目”，人们称之为知识学问，潜隐在最幽远的地方;第二，“记忆还容纳着数字、衡量的关系与无数法则”，它们无色、无声、无味、无从捉摸，也不是感觉所镌刻在我们心中的;第三，“记忆又拥有我内心的情感”，但方式依照记忆的性质与心灵受情感冲动时迥然不同。记忆好比一个库房，这些材料在记忆中不是杂乱无章地堆砌在一起，而是依照一定规则有序地排放。“在那里，一切感觉都分门别类，一丝不乱地储藏着，而且各有门户：如光明、颜色以及各项物象则属于双目，声音属耳，香臭属鼻，软硬、冷热、光滑粗糙、轻重，不论身内身外的，都属全身的感觉。记忆把这一切全都纳入庞大的府库，保藏在不知哪一个幽深屈曲的处所，以备需要时取用”。这就是说，记忆不仅保存一切感觉材料，同时又是最初运用理性规则的场所，是联系理性和感性的中介，因而已经包含着对人的认识过程的初步分析。

作为神学家和哲学家，奥古斯丁毕生追求识神与识己，人的上帝记忆既是这场追寻的起点又是终点，在此基础上，奥古斯丁又论述了返观自照的“自我记忆”、三位一体的永恒记忆等。可见，经过“光照说”改造的神学记忆观，实质上构成了奥古斯丁神学和哲学的秘密与枢纽，对于上帝记忆的“先信仰然后理解”在他的神学继承者那里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开辟了经院哲学系统化的道路;而关于记忆的内容和记忆对认识的作用则成为带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唯名论的思想资源，并最终导致了经院哲学的瓦解。

三、近代认识论记忆观

近代以降，经过文艺复兴运动的洗礼，____会和经院哲学的束缚逐步松缓。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推动着人们去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以革新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实验科学的许多重大成就，也向哲学提出了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加以指导的要求。因此，对科学研究方法和认识方法做出哲学概括与说明的认识论问题就被提升到了特别显著的地位。相应地，对记忆问题的探讨再也不能在原来神学的框架内进行了，它被纳入了对知识的来源、性质、范围等问题的探讨中，其中尤以经验论哲学为甚。

将经验论加以系统化的洛克是哲学史上对记忆问题进行认真研究的重要思想家。他对人类思想的各种情状进行了划分，明确区分了感觉、记忆、回忆和思维等，第一次从唯物主义经验论角度肯定了记忆在人类思想意

识结构中的地位。洛克十分重视记忆的重要性，他说：“在有智慧的生物中，记忆之为必要，仅次于知觉。它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如缺少了它，则我们其余的官能便大部分失了效用。因此，我们如果没有记忆的帮助，则我们在思想中，推论中和知识中，便完全不能越过眼前的对象。”可以看出，洛克认为记忆的重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人心的大部分官能在发挥其功能时都需要有记忆系统同其协同作用，否则其功能就无从发挥。例如感知器官如果缺乏记忆系统的配合，那么感知对象对它而言每一次都是不同的，或者它不知道它每一次感知到的是同一个对象，因此它也就不能获得任何稳定有效的信息。而学习的内容如果不能进入长时记忆系统，则学习者什么也没有学习到。第二，有了记忆，人才可能有间接知识，只有凭借记忆，人才可能离开眼前的对象，通过推理、比较、想象等思维活动获得具有间接性的知识，“敏捷的才智在于能自由调动记忆中的各种观念”。

“天赋观念”是洛克认识论集中批判的问题，他正是通过对记忆的分析来达到的。洛克说：“回忆作用同其它思维方法，分别之点，就在于回忆时，分明意识到那件东西是曾经在心中存在过的。人心以前所不曾知觉过的东西，都不能说是在心中的。”存在于心中的任何观念，如果不是当下的一个实在知觉，就是从前不为理解所知道的;而如果一个观念能通过记忆被追唤出来，则人一定知道它是以前在心灵中存在过的旧的观念。任何观念究竟是否在人心中或记忆中，就完全看这样差异。借着这个差异，洛克断言，“记忆中并没有天赋的观念”。因为根据洛克的逻辑，人心中的知觉(观念)只有两种：已知的记忆和当下的新知。新知的观念总要以某种方式贮存到记性中成为记忆，作为记忆存在的已知观念在某个时候一定是当下的新知，当下的新知转化为记忆就成为人类知识的来源和流程。依此层层追溯，一定可以达到一个既没有任何记忆也没有任何新知识的阶段——“白板”阶段。这样，洛克就通过对记忆的分析驳斥了天赋观念论的“普遍同意说”和“理性发现说”。

另外，洛克还注意到了人的意志对记忆活动的主动控制、记忆的两层缺点、记忆与抽象言语的关系等，在经验论的框架内比较详细全面地考察了人类的记忆现象。相对于洛克之后的许多哲学家，包括许多当代哲学家从根本上忽视记忆在思维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言，事实上他已赋予了记忆在思维中相当重要的地位，尽管还只是“仅次于知觉”的第二位的地位。可以说，在记忆问题上洛克超越了他的时代。

如果说洛克在对经验论哲学的综合中存在着动摇的倾向，那么休谟则将经验论原则彻底化了。休谟认为，呈现于心灵中的除了知觉以外什么东西也没有。知觉分为两种：微弱暧昧的抽象观念和强烈活跃的感觉印象，一切观念都是印象的摹本。“记忆和想像这两种功能都可以摹仿或摹拟感官的知觉，但是它们从来不能完全达到原来感觉的那种强力同活力”。这就是说，直接面对对象的感官知觉最为强烈，引人冲动，而离开直接对象的事后记忆，甚至最自由的思想也比最钝暗的感觉较为逊弱。当人心的种种思想或观念出现于记忆或想象中时，并非杂乱无章而是以某种次序和规则相互引生，这些规则只有三种：相似关系、接近关系和因果关系。这三种关系都以记忆为基础，“除了直接呈现于他的记忆和感官面前的东西而外，他再不能确信别的东西”。

休谟是如何推知这一点的呢?休谟认为，几何、代数、三角等具有直觉的确定性的知识，人们只凭思想作用就可以保证其明白性和普遍必然性，而对于“实际的事情”的研究似乎都建立在因果关系上，但在这里各种事实的反面总是可能的。人类理性不可能凭借事物呈现于感官前的种种性质，把产生它的原因和由它所产生的结果揭露出来。人们只是由于似乎相似的原因，便期望有相似的结果。但这并不是推论，而是期待和信念，即这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关于实在事情或实在存在的一切信念都只是由呈现于记忆或感官的一个物象来的，都只是由那个物象和别的物象的恒常会合来的”。正是由于一种物象和呈现于记忆中的东西的习惯性会合，人们才有了相似关系、接近关系和因果关系的推论方式。如果不根据呈现于记忆或感官中的一些事实，那么一切推论不过是纯粹假设。尽管思想可以自由地超出记忆和感官之外，达到最远的地方和最远的时期，但是它必须依据感官或记忆之前的一些事实。“所以你最终就必须归结到呈现于记忆或感官中的一种事实。若非如此，那你就得承认，你的信念是完全没有基础的”。因此，所谓因果关系仍是由于经验的不断重复和恒常记忆，它是否是事物的固有性质和必然联系，对于人是不可知的，人们只需要根据经验和记忆期待将来有类似过去的一串事情发生就够了。可见，休谟从知识、理论起源于知觉、印象的经验论原则出发，将知识、理论特别是关于“实际的事情”的知识、观念局限在感觉经验的范围之内，感觉经验的不断会合和多次重复成为呈现在心灵中的记忆，根据经验和记忆形成思维的信念和行动的习惯。而对经验和记忆的外在对象是否有真实的因果联系甚至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则持怀疑主义态度。这样，休谟在对经验主义原则彻底化的过程中，走向了不可知论。

四、生命哲学的记忆观

20世纪上半叶以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对记忆进行了独特而深入的研究。柏格森公开举起非理性的旗帜，致力于解决传统哲学的身心二元论，他以生命冲动为基石，把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从空间转移到时间，突出直觉的方法论本质，系统地提出了人的生命创造进化学说，记忆理论是柏格森生命哲学的重要内容。

批判传统哲学特别是笛卡尔理性主义二元论是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出发点。他认为物质与心灵的关系，在笛卡尔那里被拉得太远，因为他认为物质具有几何空间性而心灵却无广延;在贝克莱那里又被扯回太近，因为他使物质的第一性质等同于第二性质而成为纯粹的表象。柏格森肯定精神的真实性和物质的真实性，力图在二者的结合部——记忆——来解决这个问题。“一旦着手从纯粹事实当中寻找这样的信息，以求帮助我们解决这个

问题，就发现我们不得不涉及的不是别的，而是记忆”。“任何人只要不怀成见，立足坚实的事实，一旦着手研究心灵与身体这个经典问题，很快就会把它看作记忆的核心问题”。可见，记忆问题是柏格森批判传统哲学提出生命哲学的出发点和核心。

柏格森在讨论记忆时，涉及到了记忆功能的发生方式、如何储存和运动的过程，他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记忆形式：记忆-形象和记忆-行动。前者记载依时间出现的全部日常生活事件，不忽略任何细节，也不考虑任何实际用途，只是由于自身性质的必然性把过去保存起来。这种记忆形式形成了经验性认识，把人们的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第二种记忆形式并不保留具体的事件、过程、方位等，而是把过去运动中形成的理智协调的运动保留下来，它代表着过去积累起来的努力。柏格森说：“被储存在当前里的这种对过去全部努力的意识，确实也是一种记忆，但它与第一种记忆却大不相同，它总是受行动的支配，位于当前意识中，并且只顾及未来。”第二种形式之所以无愧于记忆的名称，不是因为它保持了以往的形象，而是因为它把过去的作用延伸到现在，是面向现在和未来的行动意识，是纯粹记忆而不是大脑的自然机能。它努力聚积的是人的生存能力，显示着人的生存能力的增强。因此，第二种记忆实质上是促使人行动、促使人生活的力量，正是它体现了生命的创造进化过程。

正是在第二种记忆即纯记忆中蕴涵着柏格森那个重要而令人费解的“绵延”概念，“绵延说”和记忆理论有密切关联。“纯粹绵延是，当我们的自我让自己生存的时候，即当自我制止把它的现在状态和以前各状态分离开的时候，我们的意识状态所采取的形式”。绵延使过去和现在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其中存在着相互渗透，存在着无法区分的继起，它具有以下几个特性：第一，只有活生生的生命过程才会有纯绵延的形式出现。在柏格森看来，数学时间是空间的实在形式，而对于生命万分重要的时间是绵延。第二，绵延是没有区别的陆续出现，生命过程是无法切断的生命之流，只有在自我的生命流程中而非纯粹空间内，过去和现在才并非相互外在而是在意识的整体中融汇起来。第三，绵延是一与多样性的统一，构成生命之流的绵延虽然是“无法区分的继起”，却并不意味着永远不变。绵延过程是一，是什么把绵延过程统一起来呢?柏格森认为是依靠记忆。第四，绵延的趋势不可预测。对于一个不可分的生命过程，任何超人的智慧都无法预见它的未来发展趋势。因此创造是生存所必须的，生命存在的根据就在于创造，它不服从于某种先验的目的。由柏格森记忆理论和绵延理论的基本内容可以看出，纯记忆就是绵延不断的生命之流的形式和保证。只要生命在继续就会有过去，而过去就意味着记忆、储存和积淀。记忆并非储存在大脑里，而是储存在绵延中，即储存在生命本身和生活范围中。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能立即返回过去，使过去作用于现在和未来。所以，柏格森所说的记忆并不是一种心理存在，而是生生不息的创造的生命能力。

对直觉的重视是柏格森区别于传统哲学的重要之点，但他又不同于现代哲学其它流派从存在、意志等出发去阐述直觉，而是以绵延和记忆理论为前提去发现直觉的。他认为直觉对于当时的人类而言只是理智的边缘或半影，它是因为在行动中不及理智有用而被排出中心的，但是直觉自有更奥妙的用途，应当再恢复它的较显要的地位。柏格森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有直觉意识，直觉地思维也就是绵延中思维，而生命的绵延依靠记忆成为可能，所以记忆就为直觉提供了基础和参照。“真正直觉的机制就仅仅是唤起回忆，给它一个实体，并重新赋予它活动的，因而也是切实的性质”。记忆中的知觉和形象不断聚积，最后缩约成一个单一的直觉，从而直接地产生对事物、生命的完整意识。

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记忆观是对传统形而上学记忆观的根本变革，它一反传统哲学将时间空间绝对化、数学化的理智形而上学 思维方式 ，将记忆视为生命绵延的根据和创造的源泉，从而超出了对记忆的自然科学式理解。如他反对把记忆当作大脑的自然机能，把大脑当作记忆的贮藏室，记忆是纯粹的过去等等，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等正是这样看的;他也反对把记忆当作减弱的知觉，这在休谟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柏格森所理解的纯记忆是生命的能力而非心理存在，它储存在绵延中即储存在生命本身之中。过去活动的内容和结果积淀下来所形成的能力即纯记忆，过去依然是充满生机的，是具有当下效应的现在的前提，也是使当下效应指向未来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柏格森的纯记忆也就是类记忆、社会记忆。但是由于他的哲学在总体上是综合的而非分析的，“主体与客体的区别，……在他的哲学中是完全没有的”，因此，柏格森虽然突出了记忆对于生命创造进化的意义，但却由于这种混淆而具有生物有机论的倾向，也并未真正深入人类社会演进传承的记忆一创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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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哲学的分界限上，康德还是休谟？黑格尔评论《道德经》说它说来说去只是说一个无——抽象、苍白。德国哲学的特色就是概念特别多无论是康德、黑格尔的古典还是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代。黑格尔带了这个偏见来看老子当然会有这样的结论，黑格尔对于休谟同样充满偏见，休谟活着似乎只是为了给康德提出问题。德国人的民族主义是不是太严重了点，从费希特的《告德意志同胞书》到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无不体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特点，他们对于英法的同行们偏见太深了。可是我们总也不能被他们那些故弄玄虚的复杂概念唬住了吧。在西方哲学史中也许康德是最受重视的哲学家了，休谟却只是经验论里的一小部分。在这种宣传攻势的影响下我曾也认为康德是很重要的并且编出了这样的理由：康德是站在整个西方哲学史（含现代）轴心位置的人物，上承经验论和唯理论（试图调和）下启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可是仔细看看就发现其实与其说这个位置是康德不如说是休谟。德国哲学从康德开始就越走越偏，尽管不断的有人在纠正。但那不过是西西弗斯在推石头如果当初根本没犯错误，纠正的价值就一点体现不出来了。可是偏偏这来来去去的折腾一下人家就说你有思想，这不是自欺欺人吗？从康德开始哲学日益脱离科学直到黑格尔的《自然哲学》被科学家所深深鄙夷。与其说康德调和了唯理论和经验论不如说康德站在独断论的立场上为唯理论强辩。康德被休谟唤醒之后很快找到新的安眠药又睡过去了。我很难理解康德那些那么独断的言论为什么还要受到那么重视？如果在当时牛顿力学一统天下的时候还可以理解的话，在现代物理和非欧几何发展之后康德那里还有什么正确的东西留下来呢？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一上来就断然肯定普遍必然的知识是存在的，根本看不到任何解释，然后弄出来的哥白尼革命把笛卡儿的主体形而上学的错误推向了极至。难以想象康德如此不科学的东西在现代科学如此发展的时代仍受人的推崇。康德没有调和独断论和经验论而是地地道道的独断论。唯理论早已经被从洛克到休谟的经验论者驳倒了，唯理论的实质就是反对神学的不彻底的表现。经验论对唯理论的胜利就是科学对神学的胜利。康德们不愿意承认他们的失败继续想各种办法诡辩。我们通常认为经验论和唯理论相对立，在康德那里得到调和。实际上洛克的哲学中有很多非经验论的成分，受到笛卡儿很多的影响。休谟彻底贯彻了经验论的原则，克服了洛克的形而上学残余，大大推动了哲学的发展，并昭示出现代哲学的发展方向。休谟哲学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遭到多方面误解。比如认为休谟否认因果关系的必然性从而动摇了科学的基础，这意味着对科学原则的挑战，而康德反而是捍卫了科学。实际上休谟根本没有否认因果关系的必然性，只是强调了非理性的因素（习惯）在因果中的重要性。纠正了以往理性主义的错误。休谟进一步否定了实体的存在，有反对本质主义的意义，这些都开启了现代哲学的研究方向。认为实证主义来自休谟也有片面之处，毋宁说实证主义是对休谟的错误理解。休谟哲学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更有资格作为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起了最大作用的哲学，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只是进一步暴露了理性主义哲学（无论主体的还是客体的）错误。而这错误是休谟早已经指出并克服了的。说明：本文用极端的言论表达一种看法，指望引起大家的思考。这里的观点没有充分的根据，只是一种初步的想法而已，并且建立在对西方哲学较初步的认识之上。但它并不因此而没有启发意义。

大卫·休谟（David Hume，公元1711年4月26日-公元1776年8月25日），苏格兰不可知论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被视为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西方哲学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虽然现代学者对于休谟的著作研究仅聚焦于其哲学思想上，但是他最先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成名，他所著的《英格兰史》一书在当时成为英格兰历史学界的基础著作长达60至70年。

历史学家们一般将休谟的哲学归类为彻底的怀疑主义，但一些人主张自然主义也是休谟的中心思想之一。研究休谟的学者常常将其分为那些强调怀疑成分的（例如逻辑实证主义），以及那些强调自然主义成分的人。

休谟的哲学受到经验主义者约翰·洛克和乔治·贝克莱的深刻影响，也受到一些法国作家的影响，他也吸收了各种英格兰知识分子如艾萨克·牛顿、法兰西斯·哈奇森、亚当·斯密等人的理论。

《人性论》

1734年，在于布里斯托经商数个月之后，休谟前往了法国安茹的拉弗莱舍（La Flèche）旅游，在那里休谟常常与来自Prytanée军事学校的耶稣会学生进行哲学讨论，勒奈·笛卡尔也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在那里定居的四年中休谟替自个订下了生涯计划，决心要"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以应付我那有限的财产，以此确保我的独立自主性，并且不用考虑任何除了增进我的文学天分以外的事物。"在法国定居时休谟也完成了《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一书，当时他年仅26岁。虽然现代的学者们大多将《人性论》一书视为是休谟最重要的一本著作、也是哲学历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但此书刚出版时并没有获得多少重视。休谟从英格兰、法国及德国的学术刊物看到了书评，有些甚至非常长，但是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休谟为此写了一篇回复:《一部新近出版的著作之摘要;书名，人性论;该书的主要论点在此得到进一步的阐发与解释》（An Abstract of a Book lately Published; Entituled，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c. Wherein The Chief Argument of that Book is farther Illustrated and Explained）。1740年，这篇摘要以不具名的小册子的形式得到出版。 休谟在记载到当时自个缺乏大众重视时这样写道:"媒体对这本书的反应是一片死寂，甚至连对那些狂热的读者群都没有半点交代。不过我其实就养成乐观而开朗的个性，非常快就从这样的挫折里站了起来，并继续在乡下努力的进行研究。"他继续写下了《人性论摘要》一书，但没有写出自个的名字，他试着缩短并精简他之前的冗长著作以吸纳更多读者，但纵然经过这样的努力，他依旧没有成功使《人性论》一书重获重视。撰写《人性论》的艰辛过程使得年轻的休谟近乎精神错乱，为了回复正常的思考能力，休谟决定暂时返回平凡生活。

《大不列颠史》

在1744年出版《道德和政治论文集》（Essays Moral and Political）一书后，休谟申请担任爱丁堡大学的"伦理学和精神哲学"系所的教授，但被大学拒绝。在1745年詹姆斯党叛变的时期中，休谟成为当时被官方形容为"疯子"的安那代尔侯爵（1720-1792）的家庭教师，这份工作只维持了一年左右便结束。不过，也是在这段时间，休谟开始撰写他的历史钜作《大不列颠史》（The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一书，这本书的写作持续了15年，写成时已超过了一百万字，最后从1754至1762年间分成六册发行。在这段期间休谟参加了由詹姆斯·伯尼特（James Burnett）创办的教规门讲会（Canongate Theatre），借此也认识了其他非常多当时在爱丁堡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哲学家。从1748年开始他担任了圣克莱尔将军的秘书长达三年，同时一边撰写他的《人类理解论》一书（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然而和前几本书一样，这本书在当时出版时也没有获得重视。

这时休谟遭到教会指控为异端，休谟的一名年轻朋友以教士身份挺身替他辩护，主张休谟身为无神论者是属于教会管辖的范围之外。尽管后来休谟被判无罪，格拉斯哥大学仍然拒绝了休谟担任哲学教授的申请，这大概也是因为另一名正大力批评休谟形而上学的哲学家Thomas Reid刻意阻挠所造成的。依据休谟的自传，要直到他在1752年回到爱丁堡后"爱丁堡大学才让我成为他们的图书馆馆长，担任这个职位只能获得非常少的薪水，但却让我有机会接触一个这样庞大的图书馆。"爱丁堡大学图书馆的丰富资源使休谟得以继续他在《大不列颠史》上的研究。

休谟最终以一个评论家和历史学家的身份闻名，他庞大的《大不列颠史》一书叙述了从撒克逊王国到光荣革命的历史，这本书一出版便成为畅销书。在这本书里休谟将政治体制下的人民形塑为一种文化习俗的产物，这些人传统上倾向于服从既有的 *** ，只有在面对无法确定的情况时才会寻求改变。从这个观点来看，只有宗教的差异才能使人偏离他们的日常生活、开始关注政治的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