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论文800字

西方哲学论文

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工作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你知道论文怎样才能写的好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进入哲学之门，首先面对的就是哲学史。按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所说：“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由此而言，探讨所谓的哲学史研究1而且，哲学史应该由哲学导出，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哲学就有什么样的哲学史。

因此，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探索，其核心自然应当集中在对哲学本身的探索上来。但就“哲学就是哲学史”而言，其另一意义则是哲学本身的发展过程中，推动其发展的哲学家们对于之前哲学的探索与创作，又在构成着哲学本身和哲学史的演进。由此，对于哲学史演进方法论的探索，我们自然当以对哲学本身的探讨作为哲学史方法论之所以然，另一方面，则以哲学史的发展演进作为方法论所以之显现。

一、中西哲学之差异略论

我们在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之时，毫无疑问地，首先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即是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也正是应该深刻面对的问题。就中国哲学学科领域本身在当下所处的境状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对此问题——即中西哲学之间的学科性质及其差异有所发明和区别，那毫无疑问就真的要引用德里达对于中国哲学的所谓“合法性”

问题加以衡量了。因为含混不清、不中不西的所谓哲学的创作和发展，在缺乏一个主线之下，很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而不排除这正是两不相像、两不讨好的重要原因。因此，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于中西哲学有一个理性和客观的对照和区别，是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大前提。否则，可以断言的是，所谓的“合法性”问题确实是存在的。

在关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上，身处中西文化哲学交融和冲突最为激烈时期的海外新儒家，由于他们在具备了深刻的中国文化和哲学体认的基础上，又兼通西学、尤其是身处中西学交融最为激烈的场域，其感知无疑具有代表性。下面以牟宗三先生为例，来谈谈他对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的界定。他是最为注重中西哲学的实质性差异的。按他所提出的“通孔”说，正是在中西哲学的发源处找出差异。他是基本上将中国哲学的开端性的所谓通孔定位为是对于“生命”的关注，而西方哲学源头性的通孔则是所谓的“自然”，即以外在的自然作为哲学家们关注的主线。这就决定了中西哲学两千多年以来的发展和走向的差异性。“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

而对于西方哲学，它则直言其通孔性的特点在于“他们的对象是自然，是以自然界作为主要课题。因此就决定后来的西方哲学家有cosmology，有ontology，合起来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metaphysics。这个metaphysics就是后来康德所说的theo—reticalmetaphysics。希腊就是成这一套。”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牟先生特别强调的是一者“重德”、一者“重知”，即中国哲学从其一开始便以“德性”为最鲜明的主题，按他所说即“中国文化在开端出的着眼点是在生命，由于重视生命、关心自己的生命，所以重德。德性这个观念只有在关心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才会出现。”

而西方哲学的主题在于“自然”，所发展出来的主要对象自然也就是“知识”。由此导致的是概念的推演和理性的分析，而对于以“生命”为主要对象的认知，却不得不随大流而走向概念推理和探讨的误区。牟先生特别以在西方哲学家中相对比较注重“生命”或者说“德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作为代表，将其与中国哲学中的儒家进行对比。平心而论，应该说牟先生所做的比较研究才是较为切实和具有本根性的。前面我们说过苏格拉底是身在江湖也不得不随大流，将“生命”也推入了“知识”的误区。牟先生认为：“就是像苏格拉底那样重视道德，但是当他说德性即知识的时候，它还是以知识的态度来界定（define）德性，还是用知识的态度来了解德性。所谓知识的态度，就是从概念的思考（conceptualthinking）来了解德性。”

牟先生还特别例证：“比如说，什么是公道（justice）呢？苏格拉底认为公道是个概念，他说来说去，这个公道不是属于我们感觉世界（sensibleworld）里面的东西，而是属于我们智思世界（intelligibleworld），所以我们首先要对它有个明确的定义。……比如说，什么是仁爱？你假如说仁爱就是不应当杀人，好，那么打仗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杀人呢？所以要是从现实上举例子，常常是相冲突，不一定一致的。所以你要了解公道，你不能从例子上看，而必须了解它的定义。那么它的定义如何成立呢？它必须有一个公道的idea。苏格拉底说来说去，最后说了一句空话，说到最后公道要有个idea。这个在我们看来是空洞的很呀，尽管苏格拉底思考的那样精密，后来柏拉图也是顺着这条路来发展。尽管苏格拉底重视德性，但是他这个态度不恰当。”

引述如此长篇大论，意在从中西哲学的开端和源头处区别中西哲学本身存在的巨大差异性。笔者相当赞成牟先生对于中西哲学差异性的阐述，他将为我们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时下，关于中西哲学的各种比较研究可谓异彩纷呈。然而，不得不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对于中西哲学各自自身的特点和差异性有相应明晰的了解和把握，那么由此出发的一切研究和创作毫无疑问将大打折扣。对于中西哲学的自源至流的把握，抓住其主题，将是一切可能性的比较研究的前提。而就中国哲学学科自身的发展而言，即使是在全球化、多元化的现时代，立本立根，抓住自身的生命主线依然是根本，而且越是所谓的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融合场景，恰恰更加凸显了寻找自身成立的根本性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一个伴随西方哲学走向后现代的所谓“碎片化”时代场景里，如果中国哲学自身不找回自己的“真性”，加之各种有意无意的错谬和诋毁，不仅关系中国哲学的发展前景和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的建立，毫不夸张地说也是全人类的遗憾和悲哀。

二、中西哲学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中心自古希腊源头发展至今，其问题意识较为显着，也就是说整个西方哲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流派众多、大家辈出，但其始终有通贯性的这些问题或者说哲学命题作为流变之主线。无论是古希腊哲学，亦或是后来的欧陆哲学，其哲学命题发展都凸显了明确的内在逻辑理路，以及前后推进的明显层级和演变，也许更多的时候呈现的是一螺旋式的上升过程或者说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发展过程。苏格拉底对于“德性即知识”从而引发的论辩和定义，由此在对事实和个例的不断超越和归纳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牟宗三先生所说的“知识”，这种“知识”显然不是中国哲学回归和落实到个体为本位，彰显主体的所谓“生命”的哲学，它势必要走向“知识”，因为其“通孔”处就决定不得不如此，而且不断思索和定义此种“知识”的结果，别无可能的就是走向所谓“idea”。因为思索和辩论的中低层次永远不可能使人满意，为了要使辩论者心服口服，必须不断地设问，从而又不断地回答。在看似简单的问答、设问、追问、诱导等等方式中，“哲学模式”自然形成。苏格拉底的所有对话无不如此，难怪其有“助产婆”之说，也不难理解为何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竟然死于不信神灵以及蛊惑青年，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辩论就没有西方哲学。苏格拉底的这套辩论术被柏拉图继承，并发扬光大。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柏拉图在继承其师在辩论中所形成的定义，追求概念的明晰和准确，由此而形成的对“idea”的追求，在柏拉图处才可谓真正的发扬光大。正是这种基于在辩论或思辨中形成“idea”的传统，才是真正形成了以后整个西方哲学的主要形式，几乎没有一个西方哲学家能跳出这一模式和路数。而这正是柏拉图的真正影响所在。这也是自巴门尼德试图以“理念”定义世界以来真正的“idea”之路。若在此意义上而言，怀特海所说的“一切哲学都是柏拉图的注脚”确属其然。不管是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亦不例外。

然而，怀特海之言却只适用于西方哲学。显然地，就限于《论语》中，孔子在回答或是谈论某一问题时，虽然常常是涉及更深的哲学大问题，但是越是高深，却被孔子以越是平凡之言道之。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说法，因材施教，从来是中国哲人的风范和特长。相比之下，如果将孔子的言论对比于苏格拉底，决然两样。可以戏言，如若孔子与苏格拉底并非圣哲，也许一者会说对方“巧言令色，鲜已仁”，而一者会说对方不够“勇敢”，没有理论或者说没有对于真理探索的勇气。一者是“辞达而已矣”，一者是千方百计的“助产”和“诱导”；一者是“予欲无言”，一者是蛊惑辩论。这样的情形却如实地发生在轴心时期的两位圣哲身上，这也许就是中西方哲学之所以差异的滥觞吧。至于二位圣哲各自的继承者，如柏拉图，则将对于“idea”的思考和追问推行极致，以致形成“理念世界”，而相比较而言，东方的亚圣孟子却道出“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矣，”相比较柏拉图的漫步学院而言，孟子或许只是在攻其异端时才“予非好辩”，自称其为“不得已。”

至于相比较于构建庞大的理念世界而言，孟子却只想“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换一个角度而言，自孟子以后，直到千余年后的唐代，韩愈仍然为从来没有孟子的真正继承者而以继承者自居。可是，在西方，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或许还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自柏拉图以后，亚里士多德作为踢其母亲的小马驹，在“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中不但剖析了柏拉图，而且又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庞大哲学体系，形成整个西方几乎所有学科的摇篮，其思辨性的实体哲学以及完备的知识论体系，更是成为其后整个西方哲学家争相效仿的榜样。仅此做一简单的对比，我们就已不难看出，中西方哲学的巨大的差异性。

也许我们可以简而言之，当我们在无限的思辨和激发我们的思索细胞之时，常常会有无限的遐想，如果是所谓具有一定的哲学天赋者，这些无限的思索加以整理，大大小小的“体系”也不是不可能建立的，而且如果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则往往愈来愈“深邃”。而东方的孔子却道出了他自己也曾经终日而思、终夜而虑，但却“无益”，所以不如学习，也就是去具体的学习和践履。原因何来？

正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也就是对于“天”、“天道”的效仿，形成了由天地而来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统续。也正是这种“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的传统，使中国的圣哲们形成归简、规约，直指天地良知的“生命”，并进而将个体小生命和宇宙大生命打通为一，才有“生生之德”、“生生不息”的洞彻和通达。牟宗三先生曾说，哲学之进路，以“文字”、“逻辑”以及“见”为三要素，且具有层次之别。由此看来，孔子“辞达而已矣”、“欲无言”、孟子“不得已”，正是源自对于“天”、“天道”之“见”。按郭齐勇教授而言即“中国哲学中有人”，即中国哲学中有“生命”，正是地地道道的“见”，这种“insight”毫无疑问是天地万物生化通同的体现。这种性通天道之“见”，孔子也“罕言”，也许正是“中人以下，不可与言上也”之故。由此，简约之对比，中西哲学无论是在本体论，亦或是认知论上，显然差异卓然显现。不言已自明。而这正是为何中西哲学对比研究所必须要高度注意之所在。无明者使含混日增。

三、对于中国哲学及史研究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在历史上千年未有之剧变，仁人志士、前辈先贤们自器物至典章度数及其文明哲学，无不在自与不自觉、介乎原不愿之间进行了艰难而漫长的探求学习和引进。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形势和船坚炮利之下，中国可谓一则慌忙应对、仓促拿来。然而船大难调头，数千年积淀形成之文明一时难以撼动。由此，中西之争愈演愈烈。而这一切的根本性之所在，无不最为深刻地体现在了作为文明内核的哲学上。难怪乎中国时贤有“师夷长技”，进而到“中体西用”，以至于将西学推到极端的“全盘西化”论。时至今日，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应该可以以事实说明许多东西。转而面对中西之间差异由来的内核，中西文化哲学之交往时间不可谓不长，然而事实上，中西文化哲学之间交往之效果却同样不可谓理想。最典型的是中国哲学在西方文明的冲击敲打之下创建一个世纪以来，其所取得的成绩依然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这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便是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这毫无疑问是一切中西哲学交往融合的是非得失的集中反映。这难道不是所谓哲学史或者说是哲学研究的败笔吗？长久以来，不但所谓一流大家的西方哲学家不懂所谓中国的哲学，恐怕就连中国本土所谓的一流哲学家是否真懂中国哲学也还是个问题。

取一家一派之“研究方法”作为格义乃至于“梳妆打扮”中国哲学自中国哲学学科自觉地产生以来从来如此。这其中就更不用说“五四”以降无数偏激者对于中国哲学的诋毁和无知，时间已经愈来愈证明了其中的原委曲直。可以说，时至今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作为文明内核的中国哲学已“一阳来复”、“贞下起元”。这不得不令人感慨“君子恶居下流”之状。

“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特性及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学，仍在摸索之中。”可以想象，在中国有多少治哲学史的同仁会发出多少不同的感慨。中国哲学发展到今天，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开启专门治史的胡适以实用主义进行的格义梳理，还是冯友兰由实用主义转到新实用主义及逻辑实证主义，以及梁漱溟所借助的西方所谓的生命哲学，亦或是任继愈、张岱年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对于以上诸般治中国哲学的所谓方法论，平心而论，都是中国哲学自身发展在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至少存在的时至当下是存在中的合理。然而，按牟宗三先生所言，我们在了解以上诸贤的中国哲学时，能否“相应”上，抑或说通过他们的特点，中国哲学，能否和肯定是有其存在一惯性和生命存在的原本中国哲学“相应”，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们承认西方哲学有其自身的优长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性，而且在许多层面是需要借鉴和交流的，然而我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哲学亦复如是。按照郭齐勇教授所言，“目前我们特别要强调中国哲学学科的自立性或自主性。时至今日，中国哲学靠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门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梳妆打扮、削足适履的状况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那么，中国哲学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显然是要以另外的方式继续下去。我想，冯友兰、萧萐父所强调的“辩同异”仍然不过时。只有知道自己有什么，才能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只有知道自己之所在，才能知道自己之所不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哲学经过近现代的曲折历程，到当下，才正式开始“贞下起元”，才真正掀开找回自我的大幕。正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呼声愈发响起。“学中国哲学的必须懂西方哲学，否则就叫不懂哲学，或没有资格研究中国哲学，但学西方哲学的完全不必学中国哲学，不必懂孔孟老庄。正如学中医的必须懂西医，但学西医的不必学中医。为什么这样？这里恐怕的确有某种文化特权和崇拜西方的问题，……但就短期来看，这种不平衡的文化交流还难以改变。我相信，无论何人、何方、出于何种原因，盲目傲视他人或崇拜他人，都是非理性和非健康的态度，不仅于己无利，而且有害于人。”

这便是中国本土走出的第一问取得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刘笑敢教授，而且也算是在自己本土香港的感受。刘笑敢教授所提到的中医，现如今带“中国”头号的事物恐怕都难免以上境况。可以说，中国哲学和中医有极其类似的境遇，比如还未有一点中国哲学的根底，也许一不小心诸如“自封”、“保守”、“狭隘”、“排拒”等等感受难免上身。这是中国哲学的名实极为不符之处。郭齐勇教授反复强调中国哲学不但一点不逊于西方哲学，而且还拥有西方哲学所没有的许多属于全人类的最为深邃通达之原发性智慧，这是毋庸置疑的。

建立在“生命”体验之上的中国哲学，其中有人、其中有道。就这些而言，如果离开了这一基本点，无论外向型的“思辨”如何发达，不但难以通同大道，而且最终会舍本逐末、所谓“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易·文言》）的境地。康德不是体道者，他是哲学家，却并非圣之者，他可以构建空前庞大的体系，但他无法取代孔孟老庄而成为具有原发性源头活水智慧的信仰之所在，离开了上帝，他也和凡夫同为无能儿。这就是为何西方要么“实证”一切而解掉一切所谓空洞的“形而上学”，要么宣布“上帝死了”，要么走向非理性主义，或是解构、后现代主义又宰制灵魂。也许一个有道者不会轻易“创作”和“完成了哲学”，所以才相对地不那么流派众多、“大家辈出”、异彩纷呈，也许这些对于圣哲而言都是浮光掠影，所谓“人类一思考，上帝便发笑”之情形。有所破方有所立，同时也有所立才方能具能破之能，恐怕后者更具有可靠性。市面所谓“真正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中国哲学在自身民族性、即本性未立之时，便过分追求世界性，西方视域，恐怕既难免丢了自己真性，又误传一通，不但自损，也是在损灭全人类的慧根。朱熹的哲学易于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哲学家相比较，也恰恰是新儒家牟宗三先生所谓的“别子为宗”，因为这个哲学“道问学”之功始终具有根本性地位。在中国哲学之中，“中庸”之前是有限定的，即《中庸》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如果一定要对中国哲学之所谓研究方法论做一根本定义对话，那么可勉强名之曰“极高明而道中庸”。可勉强而分“极高明”为体，“道中庸”为用，前为本，后为用。但这也是西方哲学式的二分，二分法、非此即彼、排中律、主客对立、三段论等等在中国哲学这里是在根本上“不合法”的。如果仅仅在此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家开山的熊十力先生之大着《体用论》也是违背了中国哲学儒释道之本意的。

那么，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论竟是何为呢？如若在原始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哲学而言，离开了孔子答仁式的智慧，那再拿“philosophy”而言之，已经离真正的“智慧”远矣。正老子所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哲学，离开了“其中有人”、“生命”、“道”之域，已不成其为真正之哲学，因为其已远离了真正之智慧。这也许正是西方哲学发展史所昭然若见的，这也许也正是中国哲学之世界性“大事因缘”之所在。这正是中国哲学根本上之研究方法论。

参考文献：

[1][2][3][4][5]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14,14,41,42,42-43页.

[6]郭齐勇:《中国哲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7]郭齐勇:《“中国哲学”及其自主性》[J],《“重写中国哲学史”三人谈》,《文史哲》2005年第3期.

[8]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修订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8页.

理性与非理性的交叠对峙400多年来,在法国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一直是纠结在一起的两条主线.时而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时而非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文艺复兴时期的蒙田是法国哲学的先驱,他对于17世纪的笛卡尔和帕斯卡尔产生了双重的影响.首先,蒙田的怀疑主义影响了笛卡尔“怀疑一切”的方法论和自由的批判精神.蒙田的座右铭“我知道什么?”运用古罗马时期的皮罗主义的论据来说明,一切事物都是值得怀疑的.蒙田被人们看作是具有批判精神的自由思想家.笛卡尔对于从经验获得的知识以及以往科学知识的怀疑,对现成的知识进行批判,敢于怀疑一切,都是受到了蒙田的影响.蒙田也影响了帕斯卡尔的非理性主义和人学.文艺复兴以来的一些人文主义者颂扬了人类的伟大、尊严和理性,而蒙田揭示了人类的渺小、可悲和信仰.这就使得帕斯卡尔在更高层次上进行综合,既让我们看到人的伟大和尊严,又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和可悲；既看到人类理性能力的作用,同时又看到理性的无能和信仰对它的超越.帕斯卡尔充分肯定了几何学的作用,并且在他的科学研究中也广泛地运用了几何学中的证明和推演方法.然而,帕斯卡尔也认为几何学的方法是有限的.在他看来,过分抬高理性或理智的作用是一种理性的独断,而以人心或内心为基础的敏感性的精神、微妙的精神及精确性的精神和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人们的一种良好洞见力.在笛卡尔和帕斯卡尔之后,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都得以确立.18世纪是理性主义的时代.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将由上一个世纪的哲学家所确立的理性主义变成一种现实的政治原则.理性主义成为他们反对封建意识形态、勾画新社会蓝图的标尺.理性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以往的一切都要在理性的法庭面前接受审判.19世纪是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双峰对峙的时代.19世纪的法国哲学中雷诺维耶的新批判主义和孔德的实证主义继承了启蒙哲学的传统,而比朗、柏格森和布隆代尔这三位改变法国哲学发展方向、奠定法国现代哲学基础的哲人,则继承了非理性主义的传统.到了20世纪,除巴什拉等人的科学哲学和结构主义哲学体现了理性主义的原则之外,萨特的存在主义是非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也属于非理性主义的一种体现.德里达、福柯、德鲁兹等人追随尼采和海德格尔,对西方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经由笛卡尔直至康德、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传统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但从总体上来看,20世纪的法国哲学是非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可见,400多年来,在法国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一直是纠结在一起的两条主线.时而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时而非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这种纠结的状态一直贯穿始终.“进步”与“解放”的价值重估对于“进步”,后现代主义有一系列疑问：人类的历史是否真是在不断进步的?“进步”难道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再则,“进步”真是一件好事情吗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国从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成为法国哲学讨论的重要主题.崇尚理性、自由、平等、进步的启蒙精神是现代性的突出体现.卢梭是现代性最早的批判者.他通过把自然和文明对立起来,对资本主义的文化、社会政治制度和教育方式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卢梭意识到,科学艺术的进步和发展是与人民的幸福相矛盾的,文化和文明的发展与人的道德水准未必成正比.因为假如现实生活中的文化被以奢侈、金钱和低级趣味为主体的时尚所左右,就会完全变成一种“金钱文化”和低格调的“俗文化”.卢梭认为,从自然状态进入到社会状态,就使人类从平等进入到不平等.人类社会每前进一步,不平等就加深一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评价卢梭这一学说时写道：“这样,卢梭就看到了不平等的产生是进步.可是这种进步包含着对抗,它同时又是退步……文明向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就向前进一步……压迫者被压迫,这就是否定的否定.”如恩格斯所说,卢梭的这部著作“可说是精彩地显示了自己的辩证的起源”.它不但是对人类只是在上帝面前才是平等的那种基督教封建学说进行思想斗争的武器；同时,它也包括了法国资产阶级的革命口号“平等、自由、博爱”.法国革命爆发以前35年,卢梭就不但已经认识到革命的必然性,而且在哲学上、在法理上证明了革命的正当性.当然,卢梭并不是认为,在社会状态中,人就注定是不自由和不平等的.恰恰相反,卢梭把不自由、不平等的社会状态看作是不合理的社会状态.卢梭想要实现的否定之否定,是使人在一种全新的社会状态中达到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的自由和平等.后来,卢梭的这一思想深深地影响了黑格尔思想的形成.如何看待理性和进步,是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所思考的两个问题.福柯等人反对理性的总体性、理性的暴力和理性的极权主义.“进步”以及与它相联系的“解放”概念也是后现代主义要“解构”的.对于“进步”,后现代主义有一系列疑问：人类的历史是否真是在不断进步的?“进步”难道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再则,“进步”真是一件好事情吗?“进步”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呢?怎么看到“进步”所带来的人的自由的不断丧失、自然环境的不断恶化?对于 “解放”,后现代主义也有不同的看法.首先,后现代主义认为,“解放”是一个宏大叙事和元话语,是为后现代主义所摈弃的；其次,人的解放的过程也是逐渐取得主体地位、成为独立主体的过程,而主体的形成、建构过程,同时也是人逐渐被规训化的过程,因而最终是限制人、制约人,使人丧失自由.至此,后现代主义不仅解构了法国启蒙哲学的理性主义原则,同时还把启蒙哲学的“进步”和“解放”概念也解构了.最后,后现代主义认为,科学有可能使人走入误区,制造出灭绝人类的武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过度滥用,会导致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使地球越来越不适于人类的生存；更为严重的是,科学不能解决人的精神问题——无论是人的道德、价值、理想信念,还是人的终极关怀等,都不是科学和理性所能解决的.人文与社会的多重呈现和其他国家的哲学相比较,法国哲学更注重对人和社会的研究.法国哲学家们不只沉湎于理智王国而缺乏情感,他们中的不少人同时又是诗人、文学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同欧洲其他国家的哲学相比,法国近代哲学似乎有以下几个风格和特征：第一,法国哲学一直贯穿着一种怀疑精神和崇尚理性的精神.怀疑精神和崇尚理性的精神可以说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如果说,怀疑是否定的、批判的一面,那么,崇尚理性则是肯定的、有建树的一面.怀疑的目的就是要崇尚理性,或者说怀疑只是理性的一种手段.从中世纪的唯名论者阿伯拉尔、文艺复兴时期的蒙田,到近代哲学的创始人笛卡尔、18世纪的贝尔、伏尔泰等人的怀疑论,这种敢向传统、权威挑战的怀疑精神,在法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甚至20世纪后半叶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也体现了怀疑精神.它怀疑被人们顶礼膜拜的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怀疑历史进步论和启蒙精神,怀疑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成果等.第二,人和社会是法国哲学聚焦的对象.自然和人是哲学的永恒主题.而和其他国家的哲学相比较,法国哲学更注重对人和社会的研究——爱尔维修注重人的灵性、强调人的精神性,把人作为一个文化的对象、教育的产物.存在主义哲学就是一种人学.而孔德直接就是近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从涂尔干到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他们都十分注重对于现代社会的研究.这些都应该看作是法国哲学对人类社会认识的贡献.后现代主义对于后工业社会的反思和批判,对于正在大力推进现代化的我们不亚于一剂清醒剂.第三,开放性.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极大地吸收了英国唯物主义哲学（特别是洛克的经验论）,狄德罗还极大地吸收了莱布尼兹哲学中的辩证法因素.19世纪,不仅勒努维埃的新批判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康德哲学的继承,而且阿默兰的唯心主义和黑格尔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3H”（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3M”（马克思、马克斯·韦伯、马尔库塞）和尼采都是德国哲学家,克尔凯格尔是丹麦哲学家,弗洛伊德是奥地利的心理学家,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元素都影响着20世纪法国哲学的面貌.第四,社会参与性.法国哲学不是书斋里的哲学,而是与现实斗争紧密相连的哲学.法国哲学家不喜欢身居斗室去进行玄学的思辨,而更加关注社会的变革和政治的斗争.他们有一种使命感和时代感,是现实革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第五,和文学有着不解之缘.法国哲学家们不只沉湎于理智王国而缺乏情感,他们中的不少人同时又是诗人、文学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不仅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人是名垂史册的文学家、戏剧家、文艺批评家,擅长用文学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比他们晚一些的柏格森、萨特和加缪,更是捧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法国哲学的中国传播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于法国哲学的兴趣逐渐超过了对德国哲学的兴趣.这种在学术兴趣点上的变化,和法国哲学自身的发展变化相关,也与中国哲学界学术生态的发展变化紧密相联从近100年来法国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来看,中国人对于法国哲学的主要兴趣大致集中在以下一些方面：笛卡尔哲学.中国人对笛卡尔哲学有着双重的兴趣：一方面是他高扬主体性的哲学和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另一方面是他的二元论哲学在物理学领域坚持了机械唯物主义、他的唯物主义对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有着重要的启发、他的心身关系学说开启了西方心灵哲学之先河.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对于主体性问题、认识论问题和对于西方心灵哲学研究的加强,笛卡尔哲学的地位越来越重要.18世纪的启蒙哲学和唯物主义哲学.由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这三位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重要理论来源.18世纪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的唯物主义思想,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孔德的实证哲学.孔德的实证科学的方法论及其实证哲学的基本原则,是我们了解英美实证主义哲学的基础,对于我们理解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理解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都具有导引意义.孔德的实证社会学和涂尔干的社会学,被中国人看作是社会学的开山鼻祖.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在20世纪初,柏格森关于生命创造进化的哲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一起被传进中国,为当时想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知识分子提供了生命的活力.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之后,大学校园里曾经一度流行“萨特热”和“尼采热”.尽管萨特所强调的“存在先于本质”等一些极端个人主义和绝对自由观不尽合理,但他强调青年人要自我奋斗、自我创造,在自主选择的时候,要主动承担责任.这些观念正好契合了当时青年人乐于自我谋划、自我选择的想法,对于解放思想、焕发社会活力起到了正面的推动作用.法国现象学思潮.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流传到法国,在法国产生了广泛和长久的影响,出现了现象学思潮.它对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和德里达、福柯等人的后现代主义都产生了影响.近十年来,随着对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研究的深入,年轻一代中国学者也对法国现象学家的研究和思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结构主义.上世纪末,中国研究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众多.进入新世纪以来,对于拉康的后弗洛伊德主义的研究,在中国学界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近几年来,对于深受阿尔都塞和拉康影响的巴丢的研究在中国也逐渐升温.后现代主义哲学.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形成了新的研究热潮.包括德里达、福柯、利奥塔、德勒兹、鲍德里亚在内,都成为中国哲学专业博士论文的重要研究对象.这些哲学家的思想是对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西方几百年现代化进程、尤其是西方的现代性理论的一种反省和批判.他们反对技术至上,反对过分强调以人为中心,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张不能过分强调工具理性而忽视了价值理性等.这些观点对现当代中国的发展（尤其是科学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于法国哲学研究的兴趣逐渐超过了对德国哲学的兴趣.在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对于17、18世纪法国哲学、对于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研究感兴趣,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于法国哲学中的现象学思潮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研究更感兴趣.这种在学术兴趣点上的变化,与法国哲学自身的发展变化相关,也与中国哲学界学术生态的发展变化紧密相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