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和现实的比较研究论文

每个社会、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理想和自己追求的目标。当这些理想和目标具体化时，它们就演化成价值观。价值观一经社会认可，就呈现出两种功能。第一，它明确无误地告诉社会成员，什么是崇高的、许可的行为，什么是禁止的、受人谴责的行为。这实际上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标准。第二，它激励社会成员努力去追求价值观所体现的理想，为理想社会的实现作出自己的贡献。这实际是为人们的行为提供精神指南。与其他社会的价值观一样，美国人的价值观也有它的历史形成过程。这种价值观既是美利坚民族形成之日起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和道德等方面的演变结果，也是美利坚民族赖以生存、得以继续发展的动力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说，探讨和弄清美国人的价值观对我们从整体上认识美国人的民族特性，以及这些特性在推动美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记得1998年我参加过一项美国人对中国人价值观和美国人价值观的调查和对比（美国英语学会主办），他们让你说出你自己人生当中最看重的，然后再按照大家所说的几率排出中国人最看重的前十项，也就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展示。结果出来了，中国人第一看重的是“金钱”，其次是“家庭”、“爱情”、“工作”、“学历”等等。美国人的价值观中位居第一位的是我们做梦都想不到、并且在中国人的价值观中根本就没有一席之地的：change（变化）。美国人最崇尚的是“变化”，而因此美国人号称世界上著名的“mobile race”（流动民族）。其次他们看重的是：“时间”、“挑战”、“机遇”等等，“家庭”和“爱情”自然也在其中，“金钱”也在其中，只不过位置在中间和靠后。美国人喜欢变化，他们老喜欢变换自己的工作环境，甚至是生活环境。他们的这个变化其实主要是针对于自己的工作而言的。只有变化，人才能发现自己的潜能，才能活的有意义，才能让自己的人生丰富而多彩。美国人就是看重自己价值的最大限度的实现。“人挪活树挪死”，中国人虽然也很赞成这句话，但真正实践起来却很害怕，因为“变化”就意味着“挑战”和“不稳定”，甚至是“危险”。我自己也一直想变换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可却一直拖到现在不愿意离开这个可以衣食无忧的地方。所以我崇尚的两个字也是“变化”，我用此来激励自己，看看能不能突破自己。 这场调查有十个美国教师志愿者主办，在中国的一所大学里。当时调查完排出顺序并进行对比以后，好多中国人都不好意思，毕竟中国人最爱“钱”。而美国人就从“变化”里争取得到更多的“钱”，远远没有中国人直接。那也就是说中国人看重结果，美国人看重过程。他们认为人生当中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人离不开钱，但如果通过挣钱这个过程可以让人的才华和潜能得到最大的发挥，那才是人最幸福的。所以他们看重：人在自己喜欢的环境当中干自己喜欢的工作，并能够挣最大限度的Money.结束以后，让中国人提问题，十个美国老师一并排站在讲台上，足足等了约十五分钟，全场几百人无一人发问，他们尴尬的走下了讲台。中美价值观有差别，文化有差别，就连性格、教育方式、思维方式都有很大的差别。但彼此对比和借鉴应该说是有必要的。美国人的价值观，对中国的孩子甚至大人应该有一定的启发。 美国的宪法规定，总统副总统都是任期四年。因此每四年选一次。但是，对于总统连任，或是多次当选，宪法最初并没有限制。可能考虑既然是每四年选一次，连任也是再选举选出来的，只要选举公正，连任也不会有大问题。干得好就再干下去呗。所以，美国历史上有过当选三次的总统，如罗斯福总统。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美国本身的发展，美国政府的行政机构迅速膨胀，总统所掌握的财力人力物力甚至军力也水涨船高，无形大增。美国人又一次感到不安全。尽管有罗斯福总统这样良性的例子，他们还是觉得应该在总统的连任上也加以限制。因此在1951年的宪法第二十二条修正案中，规定了一个人在总统的职位上只能任职两次（即连任一次）。这也是美国人对于“收银机”机制的又一次改进。这一修正案事实上更强调了对于“人是不可靠的”这一基本出发点的坚持。 美国人认为让一个凡人连续多年处于这样的权力中心，无论如何都是危险的。即使这位总统看上去干得很出色，也得请他下来。即使换上去的新总统相对更没有经验，能力也不如前任，那也要换上去。因为，对于美国人来说，安全第一。只要能够让防止出现专制和暴君的整个“收银机”机制能够正常运作，其他都是次要的。四、美国人的价值观因为在本书中我们经常需要对美国社会进行分析和讨论，因此，简要叙述一下美国文化的一些主要方面——赋予美国人生活以意义的共同价值观和信仰，是很有帮助的。这样一个简述也为我们提供了对一个社会展开详尽观察的机会。对我们而言，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是那样的熟悉，因此很难注意到它们。它已成为了我们的生活背景，我们离不开它们，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它们是一种想当然的东西，从我们的出生到最后死亡，文化一起决定着我们的生活。如何文化发生了变化，那么我们也就不能成为现在的自己了。美国人的种族、职业、信仰多种多样，因此，美国文化是最多元性的文化之一。煤矿工人和公司经理、爱尔兰血统的波士顿天主教徒和新奥尔良的科利奥尔人——他们都是美国社会的一部分，同时也为美国文化增添了光彩。但是，尽管存在着这些差异，某些共同的价值观模式还是能够清楚地被区分出来的。1、美国人的传统价值观罗宾·威廉斯在他的《美国社会：一个社会学的解释》（罗宾·M·威廉斯，Jr.，1970）一书中给出了一套美国人的基本价值观，为我们这一部分的讨论提供了基础。此外，许多其他社会学家也区分出了一系列美国人共有的价值观。这些论断已得到了外国游客的赞同，他们观察到了同样的典型美国人的特征。在美国人中进行的民意测验也证实了这些价值观，测验结果表明美国人仍然信守冈纳·莫德尔（Gunnar Myrdal，1962）所说的“美国人的信条”。威廉斯列出了如下传统的美国人价值观：个人成就。个人成就是所有美国人评价最高的价值观之一。美国人赞扬和奖励那些才艺出众和成就辉煌者，尤其是那些通过艰苦工作而取得成就的人。一个人的价值常常被赞同于其在商业、艺术或其他重要领域中的成就。但是，对成就的这种强调，特别是往往用经济方面的状况来衡量成就，就与尊重一个人仅因为是其自身的原因的观念相冲突。工作。美国社会是建立在艰苦工作的基础上的。来到这片荒原的早期移民必需努力工作，这不仅仅是为了争取较好的社会条件，更是为了能生存下去。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人们的生产提供了可能性，同时，这些殖民者也意识到，一个农民、猎人或矿工的劳动不仅仅给他自己，而且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财富。这就形成了这样一种价值观，工作被视为是取得较好的社会条件的手段。这个新国家开放流动的社会结构也为那些努力工作的人们提供了出人头地的机会。到现在为止，工作仍然是美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的价值观。道德关怀和人道主义。作为美国人虔诚的宗教信仰的一部分，早期美洲殖民者对那些比他们不幸的人们的福利有关深切的关注。不过在实际生活中，美国人并不经常把这种价值观付诸实施。同时，人道主义价值观与美国人其他的一些主要价值观存在逻辑矛盾。比如，个人成就的价值观就使很多美国人难以接受国家福利计划。在他们看来，让社会的一部分人来养活那些根本不工作的人是不合理的。但是，如果其他人显然是由于其自身难以抗拒的原因而陷入贫困的（例如水灾受害者），则大部分美国人的态度是十分慷慨的。要解决诸如上述个人成就与道德关怀之类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是很困难的，而且很容易导致个人层次的混乱和不稳定。效率和实用主义。美国人倾向于用实用主义来评价事物：这是否可行呢？是否值得这么做？这种价值观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国边缘地区传统的影响。边缘地区的危险环境使当时的殖民者对那些缺乏效率和不够实用的工具、武器甚至人都十分轻视。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美国人喜欢尽快解决手头上的问题。结果，美国人往往比较注重技术，并有一种想控制物质世界的强烈欲望。美国人一般不愿意追求长远的、不切合实际的目标。进步和物质增长。作为一个建立在希望之上的国家，美国一直对进步的思想感兴趣。这种思想的源泉之一就是对工作的重视，它直接导致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艰苦的工作将有助于建立一个美好的世界。早期的美国人努力提高他们的物质繁荣和享受的水平，这种努力使进步的思想和技术革新相联系起来：如果一种事物是新的，那它肯定就是好的。由于进步的思想和物质增长是紧密相关的，所以它们都意味着“美好生活”。由此，在美国的公司和企业中出现诸如“进步是我们最重要的产品”这样的口号也就不足为奇了，广告也竭力使我们购买它所宣传的产品，因为它是“新的”和“进步的”。平等。由于早期的美国殖民者大多来自殖民国的中下层阶级，所以他们大多反对严格划分阶级的观念。因此，“旧世界”的许多不平等现象在美国则不是问题。另一方面，由于这个国家具有大量的自然资源能够为所有人提供充足的供应，从而更增强了平等的观念。和许多其他主要价值观一样，平等观念也和其他一些价值观存在冲突，而且也往往在实践中难以得到体现。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理想价值观和现实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一种认为美国人生活中明显缺乏平等的观点指出，要体现平等价值观就要求每个人都能有一个平等的机会去争取成功，但实际上即使以这个最普通的标准去衡量，大多数美国人也很难做到这一点。许多中上层阶级的成员把他们在社会中的优越地位解释为对他们更高个人成就的一种奖励，而这种个人成就观点也是美国人的主要价值观之一。自由。在所有美国人价值观中，自由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对美国人而言，自由意味着行为不受约束，又代表着一个明确的、完全的自由体制，包括：新闻自由、和平集会的自由、维持多党政府的自由以及私人经营企业的自由等。虽然美国人也接受一些对其自由的限制，但他们对任何过分强权的、直接要求他们如何生活的政府则表示出完全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建立这样一种信仰之上，即人们应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美国人的这种对政府控制的怀疑态度必然会产生这样一种冲突，即文化中自由价值观和平等价值之间的冲突（利普斯特，1963）。如果没有政府管理，一部分人会变得极端富有甚至专权。极端的财富紧接着就会带来对穷人、下层阶级的压迫。这就违背了我们所接受的平等价值观或至少是违背了平等机会的观念。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大部分美国人相信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而且应被其他国家沿用。即使到今天，那些对美国社会提出建设性批评的美国公民有时会被认为是不爱国的。最近的一些社会学研究已发现了美国人和英国人的个人价值观之间存在许多相同点。正如表3-2显示的那样，在12种价值观中，两国的城市居民都把“身体健康”和“婚姻幸福”列在最重要的选择，而把“道德目的”、“团队工作的意义”、“赚大钱”列在最后。然而，两国公民对具体各项价值观的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婚姻和朋友对英国人而言更为重要；美国人则更注重“有意义的生活”。可以推断，这些区别反映了两种文化间深层次的差异：中国文化更偏向于集体主义，而美国文化更偏向于个人主义。

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摘 要]新文化史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中一个最主要的发展趋势，它取代了经济一社会史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新文化史在形成过程中，主要吸收了三个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当今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关键词]新文化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后现代文化批评；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 1989年，由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第一次明确地举起了“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的旗号。亨特为该书所作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申明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旨，被看作是新文化史的一篇宣言书。在“导论”中，亨特借用爱德华。卡尔(Edward H．Cart)在1961年时对社会史所作的命题阐发道：“历史研究越注意文化，文化研究越注意历史，则对两者愈有利。”①[1](P22)她意在申明，文化史的研究将逐步取代社会史的研究而成为历史学的主流。20世纪80年代前后，当代西方史学经历了一次由“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亨特宣称，“由于社会学理论在历史学中之角色的激烈论战已衰退，标志着新文化史的崛起”[1](p10)。为了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雅各布·布克哈特(Jarab Burckhardt)和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史相区别，这一新的文化史取向又被称为“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它可以看作是近三十年来西方史学最主要的一个发展趋势。在另一本书中，亨特对新文化史作了说明：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文化就驻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义为解释机制与价值系统的社会贮藏地。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2](p198)。新文化史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几种西方学术思潮共同作用影响的产物。抛开传统文化史写作对新文化史在历史编纂上的传承和借鉴作用不谈，新文化史有三个主要的理论和方法的来源一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今天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 ①卡尔的原文为“历史学愈注意社会学．社会学愈注意历史学，则对两者愈有利。”(Edward Hallett Cart，What is History?New York：1965，p．84．) 一 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对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的重要贡献早已毋庸置疑，对于新文化史而言，其形成首先便是建立在对这两种“新史学”范型的“反叛”基础上的；另一方面，这两种史学本身在70年代后的新发展，又进一步拓宽了文化史的研究视野，成为了世界性的新文化史运动的一部分。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谈到：“社会文化史是对一种更陈旧的体制和更陈旧的‘新史学’的一种有意识的反叛，更确切的说，它是对六七十年代影响着欧美的两种历史类型的反叛。一是卡尔·马克思类型的社会史，二是计量史(通常但并不总是经济史)。计量史学又表现为两种形式：美国的‘计量史学’(diometrics)和法国的‘系列史’(hlstorie serielle)。”[3](p27)不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风气，还是60年代布罗代尔(Femand Bmudel)如日中天般的“结构”或“长时段”历史模式，或是与之相对应的计量史学方法，大都相信历史的“科学性”，并且借用马克思的经典命题，认为经济和社会是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基础，而政治和文化只是随之而变的上层建筑。 不过，如同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最初的萌动正来自传统史学内部一样，对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反省同样出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和年鉴学派内部。早在1963年，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骤一问世，便在当时的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汤普森本身是英国社会史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又是主动超越社会史并把研究方向引向新文化史的一位历史学家。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他一改当时社会史研究常见的诸如用计量的方法统计工人的工资收入、把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折算成可度量的标准进行比较等做法，而是把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态度和意识作为对象，研究其文化的构成，工人阶级身份的真正形成不仅是在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还包括工人阶级对自身地位的文化认同。汤普森认为“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他写道：“除非我们把阶级看作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构成，否则就无法理解它。”[4](p11)在他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其阶级意识的形成时，使用的也完全是文化的术语，比如传统、价值体系、观念和习俗等。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汤普森又通过比较文化同经济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对自己的方法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我正在提出质疑这样一种观念，即可以用‘经济学’名词来形容生产方式，但却把文化置于次要的地位，而生产方式的组织正是围绕着这个关键概念而展开的”[5](p18)。汤普森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挑战，他不仅把“文化”引入到沉闷的社会经济史中，更将它放到了历史学家研究课题的中心位置，文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为了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他的观念也常常被人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 尽管汤普森还常常被归入到六七十年代社会史时代的历史学家之列，但他对文化的关注却极大地开阔了历史学家研究的视野，尤其在70年代后更是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法国年鉴学派那里。不同的是，在法国，第三、第四代年鉴历史学家们用了一个专门的名词——“心态”(mentalités)来概括他们的文化史研究趋向，从而开创了“心态史”(l’histoire des mentalités)这一历史研究的新领域。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Coff)在评价心态史的作用时写道：“‘心态’这一广泛、含糊而又常常令人忧虑的名词，正如其他许多具有广泛含义的词一样，对近年来的史学领域的变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对经济史领域起着一种理想的平衡作用，从而给整个史学带来了新鲜空气。”[6](P31) 勒高夫所说的心态史对经济史的平衡作用，显然是指法国史学自布罗代尔之后那种经济一社会史一统天下的局面。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中，气候、生态、人口以及经济发展趋势都是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根本因素，是长时段的结构，而政治、文化等都只是浮于表面的可变量。而到了60年代末，以勒高夫为首的年轻一代的年鉴派历史学家开始主张恢复年鉴学派创始人注重精神状态史研究的传统，将研究重心逐步由社会一经济史为主转向以研究人们的心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一文化史，反对把文化和心态看作是属于第三层次的次要因素，将研究领域由经济转向心态这一更为深层结构。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把这一转变称为“从地窖到顶楼”的进步。它意味着对过去历史整体架构的把握，历史的认识也更为全面真实。 许多早年以研究社会经济史闻名的历史学家，也受到了这种潮流的影响，在某种“心态”的作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弦易张加入到了心态史家的行列之中。最明显的例子是一度声称要固守“地窖”、坚持经济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勒华一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在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中，拉杜里利用14世纪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记录和其他档案，重新勾勒和描绘了中世纪后期法国西南部一个叫作蒙塔尤的小山村在几十年里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及思想状态。在研究方法上，勒华拉杜里综合了社会经济史、历史人类学以及心态史等多种研究手段，其中尤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他用心态史的方法将蒙塔尤村民内心中对现实的种种看法展现在读者面前，包括了对性、婚姻爱情、家庭、儿童、死亡、时间和空间、自然和命运、巫术、宗教、犯罪等的态度及观念。正如作者在书中写道的：“我们下面的考察将改变方向，它将更注重层次，更加细致，涉及个人会少一些。我们将不再从住家和窝棚等领域做面上的考察，而准备向深层探索。在最底层，我们将努力探讨一个充斥日常生活的颇有讲究的各种举止。此外，爱情生活、性生活、夫妻生活、家庭生活和人口问题也将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最后，我们还要充分利用有关村落、农民和民众的文化与社交的丰富资料。这里的‘文化’当然是指人类学家所说的总体含义的文化。”(7)(p194)伏维尔高度评价了勒华一拉杜里在《蒙塔尤》一书中的突破和创新，指出：“今天他对蒙塔尤地区的研究已生动地表明他把握了整幢建筑：从地窖到顶楼，即从土地结构到乡村集体心态中最为复杂的种种形式。”[6](p136) 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事实上便是新文化史的一个开端，它同以汤普森为代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一起，颠覆了社会经济史独霸的格局，为“文化”平反正名，从而确立了文化作为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在新文化史中的中心地位。年鉴学派的这种新的文化史研究取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心态史研究也引起了其他国家历史学家的共鸣。其中最主要的国家当首推美国，尤其在一些法国史研究者中间，对文化的重新认识首先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他们是最早接触也是最先接受这一趋势并开始新文化史研究实践的。 二 在美国，对文化的重新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又被添加了更多新的内容，补充了新的理论和观念。1999年，在《新文化史》问世十周年之际，由林·亨特参与组织编写的另一部题为《超越文化转向：社会与文化研究新方向》的论文集出版了，历史学家会同社会学家及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共同对新文化史十年来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总结。在两位主编维多利亚·邦奈尔(Victoria E．Bonnell)和林·亨特共同撰写的导论中，对新文化史的产生背景回顾道：“到20世纪80年代初，新的分析模式开始取代社会史，宣告了所谓语言学或文化转向的开始。”[8](p2)随后，两位作者列举了几部出版于70年代前后的重要理论著作，指出正是这些著作的影响，使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将视野转向了文化研究的方向。这些著作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也就是新文化史的另两个理论来源：一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一是文化人类学。 在这部论文集的导论中，邦奈尔和亨特还特别提到了两部出版于1973年的著作——海登·怀特(Hay- den White)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和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的解释：论文选》。这两部著作分别代表了新文化史的两个理论来源。除了怀特和吉尔茨之外，整个六七十年代活跃的各种西方学术思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邦奈尔和亨特紧接着列举的一系列作者中，有这样一些熟悉的名字：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以及最为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位——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此外，还有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Narshall Sahlins)、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①。可以看到，他们基本上都来自上述这两种理论阵营。 —————————— ①这些作者的主要作品的英译本或英文原著基本都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如巴特的《神话学》(Mythologies,1972)，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1977)，德里达的《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1976)，福柯的《事物的秩序；人文科学考古学》(The Order of Things：An Ar- chaeology of Human Sciences,1970)、《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1972)和《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 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1977)，以及萨林斯的《文化与实践理性》(Culture and Practical Reason,1976)和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1977)。 首先来看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对新文化史的影响。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提出，所有历史的文本，不管其研究类型和方法是什么，基本上都是建构在作者的“诗性行为”之上的。他写道，所有历史著作“都包含了一个深层的结构性内容，它通常是诗性的，在本质上又是语言的，作为一种危急时刻确立起来的范式而使‘历史’解释区别于其他学科”[9](Pix)。邦奈尔和亨特指出，“他(怀特)认为，历史学家的深层思维结构通过对语言模式即比喻手段的选择，便预示了研究的领域。反之，语言模式又决定了研究计划的其他方面，包括结构和解释的模式”[8](p2)。怀特的观点借鉴了六七十年代西方学者在文学批评领域就语言、文本和叙述的作用所提出的思考，并将之应用到对历史学文本和写作的分析上。怀特并不是最早从文本和叙事的角度挑战历史研究的人，但他的影响却无疑是最直接的。《元史学》问世后，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它不仅动摇了人们传统中对历史学的认识，让历史学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模式，也启动了美国史学的“文化转向”。因此，有人甚至把怀特称为文化转向的“守护神”。有研究者评论道：“历史学的新文化方法的一个真正独特的特征，就是近年来文学批评的普遍影响，它教会了历史学家去认识到语言、文本和叙述结构在历史事实的创造和描述中的积极作用。”[10](p97—98) 怀特提出的历史叙述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史学，实际上就是集合了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话语、文本等的种种思考，然后将之介绍到美国，并把它放在了历史学的语境中来进行讨论。因此，不少新文化史家常常把他们的理论源头一直追溯到福柯那里。帕特丽西亚·奥布莱恩(Patricia O’Brien)在他关于福柯的论文中谈到，尽管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年鉴学派第三、第四代历史学家的心态史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出现的弊端，指出了一条新的路径，但这种改变并不彻底，即便是一些新文化史家也担心，“这种后马克思主义、后年鉴派的文化史研究，也许会因为抛弃了那些不再具有说服力和强制性的世界观，而陷入到相对主义、关注枝节、好古主义和政治虚无主义的泥沼”；而此时，“福柯极具争议的著作为新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11](p26—27)。作为历史学家的福柯尽管写下了诸如《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性史》等极具原创性和洞察力的“历史”著作，但他的基本出发点事实上却又是“反历史”的，因此，他的历史实践并没有在历史学家中得到真正的响应和直接的继承。不过，福柯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解析、对话语的阐释以及其探究历史的独特视角却指引历史学家走向了新的方向——“历史学家必须在‘最没有希望的地方’——感觉、爱欲、意识、直觉，寻找权力的缝隙”[11](p37)。他所指向的，正是新文化史所前进的道路。 新文化史借助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进一步颠覆了传统政治一思想史和新社会史所坚持的关于历史真实的架构，放弃了对“科学化史学”的追求，而用新的话语结构来赋予历史学新的内容。美国历史学家马克·珀斯特(Mark Poster)在他关于文化史和后现代主义关系的文集中写道：“文化史对历史学家提出的挑战，就是让他们去对抗至今依然根深蒂固的认为写作具有再现力量的现实主义的或以理性为中心的假设，更确切的说，认为文本是具有创造性的物质。在此观念中，作为过去事件的历史总是以书面文件为中间媒介的，而作为一项知识形式的历史学其本身总是一种话语。”[12](P6) 后现代主义对话语权力的批判、对历史文本的阐释，在根本上改变了新文化史的叙述方式。新文化史的历史叙述方式相较于过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宏大叙事及叙述中的虚构性所作的反思；一是如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写于1979年的那篇著名论文中所提出的，是“从分析转向叙事模式”的“叙事史的复兴”[13]。 过去的西方历史学家，在写作中往往套用小说的叙述模式，“创造性地建立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时间框架、组织顺序，来说明因果关系、突出角色、安排场景、构想情节、制造‘真实效果’——所有这些都是从全知的叙述者口中以一种单一的、统一的观点说出来的”[14](p166)；而新文化史在叙述中，首先承认了话语和文本本身的虚构性，因此不光在自己的叙述中尽量避免主观和绝对的做法，而且还把作为史料的文本作为研究的对象，揭示其中的话语结构和文化意义。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历史学家纳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档案中的虚构：18世纪法国的宽恕故事和它们的叙述者》了。作者将叙述本身作为研究的中心，通过研究保存在16世纪法国档案中大量因杀人而向国王请求赦免的信件，解读其中的故事及其当事人和作者，考究故事的真实性以及分析其中的虚构成分，检验当时人们的叙述技巧；从语言和文本入手，通过史料考证和文本分析，通过与当时一般的写作风格和叙述技巧的比较，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向读者展示16世纪的法国社会及其文化。除此之外，有些历史学家还开始尝试采用新的叙述结构，“用多重的声音和视角来代替全知的叙述者和统一的观念，抛弃统一的结论而采用开放的结尾，突出差异和矛盾而非支持其叙述的‘真实效果’，并且开诚布公地说明研究和解释的过程”[14](P166)。斯通的《叙事史的复兴》早已为我们所熟知，但他的论断如果放在新文化史兴起的背景下则更易被理解，他所注意到的在“一小群但却极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中的一种可以观察得到的内容、方法和风格的转变”[13](p3)，也就是由经济一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变；而新文化史的转向体现在历史叙述上的特点之一，正是斯通所谓的“从分析转向叙事”。

美国减税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启示叶 君 田淑慧(吉林大学, 长春 130012)摘 要 自 20 世纪 30年代以来, 美国历史上先后经历了五次较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可以说, 美国的减税政策史是一部沉痛与光辉并行、曲折与浩荡兼具的发展史。本文重点研究美国减税政策的历史演变轨迹,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它带来的启示和借鉴作用。关键词 减税政策 税收负担 演变 启示 美国中图分类号 F811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0 ! 06 ! 22 作者简介: 叶君, 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 英美历史文化、跨文化交际。田淑慧,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公共政策分析。 减税政策是一种扩张性政策。它是指通过降低税率、缩小征收范围、取消或停征某些税种等手段来调整或改变既有税制, 进而降低企业或居民税收负担的一种税收政策, 表现为一定时期内主体税种和重要税种税负的下降。它通过发挥税收的乘数效应, 对经济增长、供求关系、财政收支、价格机制、就业水平等产生影响。美国是世界上的头号经济强国, 被公认为是在减税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它的税收政策是其宏观经济政策及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消费及社会政策的主要工具。美国的减税政策取向对世界各国的税制变革及经济增长具有引领和导向作用。1 美国减税政策的历史演变美国真正意义上的减税政策始于 20 世纪 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 标志性的著作是凯恩斯于1936 年出版的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一书。减税政策的实施带来了美国的GDP 不同程度的增长, 增加了私人储蓄和投资, ∃ 唤醒% 了美国经济。美国减税政策的演变可以大致分为以下5 个时期。11 正统凯恩斯主义: 20 世纪40~ 70 年代的美国减税政策 在20 世纪 30 年代初, 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 失业率居高不下, 银行机构大量倒闭, 通货膨胀加剧。这些严重动摇了西方世界对自由市场经济内在稳定机制的信心。自此, 提倡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凯恩斯主张实施减税在内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总需求, 它成为二战后直至整个70 年代资本主义国家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的灵魂。就在20 世纪40 年代, 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者阿尔文&哈维&汉森提出补偿性财政政策的观点。他主张政府应逆经济风向行事, 交替使用扩张与紧缩两种办法: 在经济萧条期间, 采用赤字预算的膨胀政策, 扩大政府开支, 减低税率, 提高社会总需求; 在经济繁荣期间, 采用盈余财政的紧缩政策, 缩减政府开支, 提高税率, 降低社会总需求[ 1]。补偿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美国经济的平稳发展。但是到了 20 世纪50年代, 补偿性财政政策出现了各种失误, 导致经济出现长期停滞不前的 ∃ 艾森豪威尔停滞% 局面。1961 年, 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 为了使国内! 150 !第12 期(总第206期)2010 年 12 月工业技术经济 Journal of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EconomicsNo 12 ( General, No 206)Dec 2010经济迅速走出 ∃ 艾森豪威尔停滞% 的泥潭, 他接受了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瓦尔特&海勒等凯恩斯主义者的增长性财政政策的主张, 并于 1962 年开始全面推行减税并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使个人所得税税率由20% ~ 91%的范围降到14% ~ 70% , 公司所得税率从52%降到 48% [ 2]。它扩大了社会总需求, 并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此次减税被认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成功的应用之一。随后的美国第36任总统约翰逊继承了肯尼迪的减税政策。一方面, 他于1964 年2 月推动国会批准了肯尼迪生前留下的 ∀减税法案#, 使公司税削减255 亿美元, 个人所得税削减110 亿美元; 另一方面, 又提出 ∃ 向贫穷开战%、建立 ∃ 伟大社会%等执政口号, 在实践中把政府通过政策干预经济的规模和力度扩大到空前的范围, 美国的实际GDP 以令人瞩目的 55%的平均速度增长。但是到70 年代末期美国经济出现了滞涨的局面, 凯恩斯主义宣告失灵。美国终结了长期单一使用凯恩斯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的历史。12 里根革命: 20 世纪80年代的美国∃ 供给性减税%政策 1981 年里根上台, 为克服美国经济发展中的滞胀问题, 他转而采纳了供给学派的经济政策主张, 以全面减税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良方。里根政府共实施了两次大规模的减税方案: ( 1) 1981年美国国会通过的 ∀1981 年经济复兴法案#。此法案主要包括将个人所得税最低税率14%和最高税率70%分别降至11%和50% ; 颁布了加速折旧条例 (ACRS) , 允许企业以 ∃ 重置成本% 来计提折旧; 减少政府对个人、企业和州政府工作的不必要干预; 支持稳妥可靠的货币政策; 增加国防开支, 提高军事预算等内容; ( 2) 1986 年通过的税制改革法案。在继续进行大规模减税的同时,进行税制改革, 通过扩大税基, 降低税率, 加强公平, 简化管理等方式来解决税制繁杂的弊端,以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税收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因之一。表 1 详细列出了 1981~ 1986年间里根政府的减税额度。表 1 里根政府的 ∀经济复兴法案# 对联邦政府税收的影响[ 3 ]项 目 个人税和非税收入 48 1414 1721公司利润税收入 57 112 208 277 398 537企业间接税和非税收入 5 2 6 5社会保险税收入 5 5 6 6 6总 额 (注: 减少额, 亿美元) 里根政府的减税政策涉及的税种多、减税数额庞大, 在世界减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有资料表明, 里根1981~ 1986 年的减税使得美国国内的GDP 迅速增长, 1983 年、1984 年和1985 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36%、68% 和 34%; 失业率从1982 年的97%下降到1985 年的72%。里根政府的 ∃ 供给性减税% 扭转了 20 世纪70 年代末高失业率、高通胀率的经济 ∃ 滞胀% 局面, 为企业积累了资金, 改善了居民的生活质量, 刺激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的发展。13 国家干预型平衡预算: 20 世纪90 年代的美国减税政策 进入20 世纪 90 年代,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 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资本流动加强,税基复杂多变, 国际间的税收竞争日趋激烈, 再加上战争因素, 美国财政于 1991 年出现了高达2687 亿美元的巨额赤字。高赤字伴随着高利率、高负债、高汇率和高贸易赤字, 这 ∃ 五高% 问题! 151 !第12 期(总第206期)2010 年 12 月工业技术经济 Journal of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EconomicsNo 12 ( General, No 206)Dec 2010使老布什总统在位期间经济出现了严重衰退。为了摆脱这种局面, 1993 年克林顿上台, 扭转了∃ 里根经济学% 片面强调供给的财政政策, 推行∃ 综合经济发展计划% 以振兴美国经济。克林顿的 ∃ 综合经济发展计划% 是一种增税与减支并重的国家干预型平衡预算政策。它在财政税收方面的内容主要是: ∃ 把财政赤字从1993年的3167 亿美元减至1997 年的1810 亿美元。办法是: 5年内增税 3200 亿美元, 把个人所得税率由31%提高到36%, 最高达39% , 公司所得税税率由34% 提高到36% ; 削减预算支出5000 多亿美元, 其中削减国防预算880 亿美元, 削减医疗保健支出和裁减10 万名政府机构人员的支出。 [ 4]%1997年, 美国国会又通过了 ∀财政平衡预算法案# 和 ∀减税法案#, 对税收进行可增可减的调整。包括降低长期资本利得税的最高税率, 增加儿童扣税额, 提高遗产税与赠予税的免征额, 提高对个人退休账户的税收优惠等措施。克林顿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平衡预算的财政政策, 使美国的GDP增长率高于世界同期经济年增长率的25% ,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削减了财政赤字, 美国的财政状况进一步好转。14 最富争议的联邦减税: 21 世纪初小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 2001年3 月美国经济重现低迷, 结束了长达120 个月的经济增长。美国税制不公平、偷税漏税严重的弊端暴露无疑。小布什上台以后, 效仿里根的减税增支政策, 企图再次利用减税拉动美国经济增长。在一片反对声中, 美国议会终于在2001年通过 10 年减税135 万亿美元的 ∀经济增长与减税一致法案#。主要是削减个人所得税, 计划将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由 396% 降至33% , 并简化税率级次; 增加了儿童税收抵免限额, 由500 美元增加到1000 美元; 提高遗产税的免征额, 并计划于2010 年取消遗产税等。这些减税措施使小布什政府见到了经济复苏的曙光。布什政府进一步加快了减税的步伐, 于 2002 年通过∀创造就业与工人受助法案#, 2003 年通过 ∀就业和经济增长减税协调法案#, 又提出 10 年减税3500 亿的计划。布什政府的一系列减税政策遭到了经济学界和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布什减税的政策效果究竟如何呢? 美国商务部在 2003 年 7 月的报告显示, 2003 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增长了 24% , 已经超过了 18% 的预期, 经济开始复苏, 消费、投资、就业、库存等一系列经济指标均有所好转。但也有批评显示, 布什的减税更有利于中高收入阶层积累财富, 因为它将 60%的好处给了那些年收入超过10 万美元的人, 使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和不公平现象加剧。15 金融之战: 迎接世界性金融危机挑战的奥巴马新政 始于2007 年8 月的美国次贷危机在全球范围内蔓延, 金融市场出现恐慌, 国际投资银行纷纷破产。金融危机把美国带入二战后经济最漫长衰退的寒冬。为拯救美国经济, 奥巴马提出了刺激就业增长的一揽子计划。奥巴马计划的关键词就是 ∃ 减税%。他提议国会通过减税法案来鼓励小型企业投资并且雇用更多工人, 新投资的资本收益税在1 年时间内将降为零, 而对投资支出的减税有效期将延长至2010 年底。奥巴马的减税法案的出台具有很强的阶段性特征。2008年2 月, 奥巴马政府颁布了减税规模为1680 亿美元的 ∀2008 经济刺激法案#。同年 8月, 金融危机形势日趋恶化, 奥巴马政府又迅速通过了 ∀2008 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 和 ∀2008 年延长税收 (优惠) 和最低选择税减免法案#, 提出减税约1100 亿美元的计划。其中包括对可再生能源、交通和能源安全等4 个方面的税收优惠, 延长灾害减免期限, 提高子女抵免限额等。进入2009 年以后, 美国议会又通过了 ∃ 刺激经济法案%, 规定的减税规模约为2810 亿美元, 创造350万个就业机会。为了进一步控制财政赤字, 奥巴马陆续向国会递交了2010 年度预算案和 2011 年! 152 !第12 期(总第206期)2010 年 12 月工业技术经济 Journal of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EconomicsNo 12 ( General, No 206)Dec 2010联邦政府预算案, 均涉及到了促进经济增长的税收计划。从美国减税政策的发展历程来看, 有一个事实十分明显: 经济处于萧条时期, 减税和相关的税制改革备受青睐。总体来讲, 美国的减税实践没有阻碍自由市场的发育, 而且它已逐渐成长为一种长期的财政战略选择。始于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真正意义上的减税政策到现在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 从其实践的效果来看, 适度、公平的减税政策能够 ∃ 唤醒%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 又具有广阔的扩展空间。2 美国减税政策演变的启示着眼于美国的减税政策, 无论是肯尼迪! 约翰逊时期的需求性减税、里根的供给性减税, 抑或是奥巴马政府的一揽子计划等, 减税政策已经成为美国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政策工具, 体现了政府的政策意图和经济政策理论的发展趋势。它带来了诸如GDP 的增长、储蓄和投资增加、暂时缓解通货膨胀等功效。从整个美国减税政策的历史演变中, 可以获得如下几点启示。21 减税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政策工具, 其作用不可替代 减税政策的作用是通过影响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决策而间接实现的。对企业而言, 税收是企业进行投资活动的重要成本。采取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减税政策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 引导资源由非生产性投资转向生产性使用, 扩大生产规模, 提高企业投资的预期利润率。对个人而言,减税会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并积极参与到各种投资活动中, 抑制闲暇消费, 有利于劳动供给的增加。因此, 减税政策是增加社会储蓄、投资、劳动以及就业的有效政策工具, 比增加政府支出更有效应。所以政策制定者应该充分认识到减税在财政政策体系中的地位, 提升减税政策的重要性, 发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来拉动经济的增长。22 减税政策应该供求并重, 并适时作出调整美国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的减税实践表明,减税具有 ∃ 需求% 与 ∃ 供给% 双重效应, 单一地使用需求或者供给手段都行不通。供求 ∃ 天枰%的失衡, 必然限制减税政策效果最大限度的发挥。需求决定供给, 而供给又反过来对需求起到引导作用。如果只重视总需求, 实施片面的需求管理政策, 会使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调, 出现经济 ∃ 滞涨%; 如果只重视总供给, 则容易引发经济衰退或下降。因此, 减税政策的设计者应该以美为鉴,努力寻求各种财政理论的最佳结合点, 避免出现供需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 并在供求失衡之时进行适当的微调, 做到供需并重。23 对减税风险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谨慎选择减税策略 从美国减税的历史实践上看, 减税对经济发展能起促进作用。但减税风险是减税政策制定和实施中不可规避的问题, 主要包括以下4 个方面:(1) 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就短期来看,减税直接减少政府财政收入, 进而会造成政府可利用支出的减少, 并可能带来大量的财政赤字和∃ 债台高筑% 现象; ( 2) 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减税的出发点是税收政策延伸后对经济发展产生的积极效应, 实际上是向公众让渡部分利益, 引发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如果减税措施使用不当, 将造成市场主体间的不平等竞争; ( 3)影响税制的严肃性和固定性。减税政策的实施是对税收政策的局部调整或否定, 因此必然对既定税制的稳定性造成冲击。如果不同时期和不同目标的减税政策之间缺乏协调配合, 就更会加剧税制的复杂化; ( 4) 减税政策本身具有时滞性。减税的政策效果不如增加财政支出那样明显和直接,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 它对经济的激励效果往往在要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完全凸显出来, 尤其是在扩大内需和提高居民购买力方面。减税风险是客观存在的, 它给减税政策的运用增加了难度。这就要求决策者在借鉴美国减税的经验的基础上, 必须对减税风险给予充分的重视。如果政府可支配的财力充足, 则可考虑实施! 153 !第12 期(总第206期)2010 年 12 月工业技术经济 Journal of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EconomicsNo 12 ( General, No 206)Dec 2010全面的大规模减税, 否则应采取相对谨慎的减税策略, 力争把风险维持在可控范围内。24 减税应与发展民生相结合, 努力寻求社会公平从就业和经济增长方面去考察减税政策的动机及效果并不难, 难的是减税如何真正的实现社会公平。从实际情况看, 美国的减税法案受到抨击和质疑最多的也正是关于减税的公平性问题。很多学者认为, 美国减税拉大了贫富差距, 不符合低收入者福利的增加和利益最大化的需求, 它更有利于中高收入阶层财富的积累, 使得纵向公平难以实现。因此, 在设计减税政策时要有意识的向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倾斜, 着重减轻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 并努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对民众基本公共物品的供应, 并且通过各种∃ 民生% 支出, 加大对低收入阶层转移支出和补助的力度, 做到公平和效率兼顾, 使减税政策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25 减税要与其他政策配套实施, 共同发挥作用相对于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危机时期, 如今美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宏观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可谓时过境迁。但美国减税政策的历史经验表明, 美国政府在实施减税政策的同时,还配合着财政、货币、汇率、价格杠杆等措施,使他们共同发挥作用。比如, 政府可以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来调节整个经济, 用发行货币的手段来配合减税政策; 当减税造成收不抵支时, 可以利用发行国债的手段来弥补财政的空白; 为了平衡减税带来的财政收入的减少, 可以采用有增有减的税收政策, 在某些不影响国计民生的产业部门适当的增税等。总之, 为了应对刚性的财政支出, 使减税政策取得预期效果, 避免单兵冒进,有关减税的安排必须与其他政策配套实施。参 考 文 献1. 何盛明: 财经大辞典 ( 下卷) [M]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1990: 18362. Anthony S. Campagna: US National Economic Policy1917~ 1985, New York: Praeger, 19873. 章嘉琳. 变化中的美国经济 [M] . 学林出版社,3754. 丁冰, 张连城. 现代西方经济学说 [M] .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2: 97The Development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US. Tax Reduction PolicyYe Jun Tian Shuhui( Jilin Universi 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Abstract Since the 1930s, large- scale tax reduction policy has been carried out for five times in the US. history. In anotherword, the US. hi story of tax red uction has bitter experience parallels with glory and both t wists and magnificence. The paper is mainlyfocu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S. tax reduction, and thus further analyzes i ts enlightenment and the use for reference.Key words tax reduction policy; tax burden; development; enligh tenment; The United States! 154 !第12 期(总第206期)2010 年 12 月工业技术经济 Journal of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EconomicsNo 12 ( General, No 206)Dec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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