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墓论文范文资料

清裕陵-简介（乾隆皇帝陵寝）裕陵明堂开阔，建筑崇宏，工精料美，气势非凡，自南向北依次为圣德神功碑亭、五孔桥、石像生、牌楼门、一孔桥、下马牌、井亭、神厨库、东西朝房、三路三孔桥及东西平桥、东西班房、隆恩殿、三路一孔桥、琉璃花门、二柱门、祭台五供、方城、明楼、宝城、宝顶和地宫，其规制既承袭了前朝，又有展拓和创新。清裕陵一、石像生设置8对，比其祖父康熙帝的景陵多了麒麟、骆驼、狻猊各一对，虽数量少于孝陵，但种类却与孝陵一样。二、裕陵大殿东暖阁辟为佛楼，供奉各式佛像及大量珍宝。以后帝陵纷纷效仿，成为定制。三、陵寝门前的玉带河上建有三座规制相同的一孔拱桥，龙凤柱头栏杆，桥两端以靠山龙戗住望柱。这三座拱桥徒刑优美，雕工精细，在清陵中仅此一例。四、地宫内布满了精美的佛教题材的雕刻：三世佛、五方佛、八大菩萨、四大天王、二十四佛、五欲供、狮子、八宝、法器、佛花以及三万多字的藏文、梵文经咒，雕法娴熟精湛，线条流畅细腻，造型生动传神，布局严谨有序，堪称"庄严肃穆的地下佛堂"和"石雕艺术宝库"。裕陵的这些特征既是乾隆皇帝好大喜功、笃信佛教个人意志的体现，也是处于鼎盛时期的清王朝综合国力的反映。清裕陵-位置构造以顺治的孝陵为轴心，孝陵以西就是乾隆的裕陵。乾隆皇帝弘历继承父祖之业，励精图治，奋发有为，武功十清裕陵全，拓疆两万里，使清王朝达到了极盛时期。他的皇陵，工精料美，富丽堂皇，雄伟与豪华程度已不必多言。且不说他陵前神路上石像生的数量超过了康熙的景陵，单是这座陵寝门前小小玉带桥的奢华与精美，在历代皇陵中可谓独树一帜了。清东陵地宫对外开放的共有四座，除慈禧的一座之外，其余三座都在裕陵体系中。这就使我们有可能进入乾隆的葬身之所，去探究他在人生旅途的终止处所表现出的对生命的理解与追求。裕陵地宫对外开放至今已经十几年了，仍然充满着神秘色彩，存在着许多不解之谜。沉甸甸的石材因负载了虚无的信仰而变得飘渺；远逝的生命因折射了往昔的生活而变得真实。乾隆曾自诩为菩萨转世，而两位皇后、三位皇贵妃的入驻，使得满墙的佛像和梵文，也无法淡化那充满于地宫的凡尘之情。在裕陵的体系中也没有皇后陵，只有一座妃园寝依附于裕陵之侧。裕陵妃园寝中的一石一瓦，同样印证了乾隆时期的繁荣与富足。清裕陵-兆葬之制清初，第一代顺治皇帝亲自选定昌瑞山麓为皇家的“万年吉地”，于主峰下始建孝陵。二十年后，第二代康熙皇帝于孝陵之东南建成景陵。又过四十年，第三代雍正皇帝也在昌瑞山附近的九凤朝阳山为自己选定了“寿宫”，清裕陵但工程还未开始，这位皇帝又变卦了，传下手谕：“此地近依孝陵、景陵，与朕初意相合，及精通堪舆之人再加相度，以为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今据怡亲王、总督高其倬奏称，相度得易州境内永宁山太平峪万年吉地，实乾坤聚秀之区，阴阳合会之所，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等语。朕览此奏，其言山脉水法，条理详明，询为上吉之壤，但与孝陵、景陵相去数百里，且与古帝制典礼有无未合之处，著大学士九卿详悉会议、具奏。”大学土九卿等人奉旨举行会议，引证了历代帝王营建陵墓之例，其间远者相距四、五百里，近亦二、三百里。最后君臣一心，以永宁山太平峪万年吉地虽与孝、景二陵相去百里，但易州及遵化州的地界与京师密迹，同居畿辅，并列神州，其地实未以遥远为由。于是按皇帝之意，在易县永宁山太平峪修建了雍正帝的泰陵，打破了“子随父葬，祖辈衍继”的制度。乾隆皇帝登极后，本想跟随父亲，也在西陵选择万年吉地，以示孝敬。他在西陵选好一块吉地后，又考虑到后世子孙对此事如何承继安排。如果子孙们都效法他，眷恋父子之情，相继葬入西陵，则东陵势必香火冷落，园寝荒芜。为兼顾两陵关系，他便在东陵的胜水峪选了万年吉地。自乾隆以后清朝皇帝形成了父在东陵、子在西陵的分葬局面，称为“兆葬之制”。清裕陵-妃园寝裕陵妃园寝是乾隆皇帝的妃园寝，位于裕陵西旁，始建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又进清裕陵行了大规模的续建，二十七年完工。 裕陵妃园寝初称妃衙门，建有一孔拱桥及平桥、东西厢房、东西值班房、大门、燎炉、享殿、琉璃花门、宝顶，环以红墙。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因乾隆帝的宠妃纯惠贵妃薨，乾隆帝下令改建妃园寝，增建了东西配殿（各五间）和方城、明楼、宝城；把三座园寝门及两侧的面阔墙拆除，改建到享殿两旁。改建工程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告竣，直接动用白银134004.303两。裕陵妃园寝内葬乾隆皇帝的一位皇后、二位皇贵妃、五位贵妃、六位嫔、十二位贵人、四位常在、共计三十六人。其中较著名的人有：乌喇那拉皇后、纯惠皇贵妃、庆恭皇贵妃陆氏、容妃等。裕陵妃园寝从乾隆十七年（1752年）葬入仪嫔起至道光三年（1823年）葬入晋妃止，前后达七十一年之久。裕陵妃园寝室是清代妃园寝中规制较高的一座，显现了有清一代鼎盛时期的特色。清裕陵-墓主生平清高宗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1711年9月25日子时—1799年2月7日），姓爱乾隆新觉罗，圣讳弘历，是雍正帝第四子。也是大清帝国入关后第四位皇帝。乾隆帝确为一代雄主，也是一个很有福气，也很会享福的帝王。他晚年时曾深深陶醉于同历代帝王的比较，认为不但“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罕有人能相比，甚至连在位时间、年寿、子孙数目等方面自己都是数一数二。封建制度在乾隆掌权下达到了历史巅峰。他在位时期，平定新疆、蒙古，还使四川、贵州等地继续改土归流，人口不断增加，突破了三亿大关，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强大的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的集大成的时代，他个人也成为这一切的总代表。清裕陵-破坏现象军阀时期，孙殿英下令炸开裕陵，乾隆生前虽然富贵寿考，死后所遭浩劫，比诸慈禧老佛爷尤为惨烈。乾隆裕陵容妃辫子有五位后妃附葬。根据清室善后委员实地查勘时，新旧骸骨狼藉墓道内外，晕珠残玉俯拾皆是，有的尸骨散不成形，有几具金棺已劈成残片。据当地一位乡民述说，有两位士兵掀开一具棺木，宫装峨峨，绚丽涵秀，美晰如生，瑁簪珠履，九色斑龙。两人打算抬出棺外，扒下这件满缀珠翠蟒袍，哪知尸一离棺，仿佛听见一声呻吟，玉容微粲，两人吓得胆裂魂飞，立刻瘫在地下，不但神志丧失，而且口不能言。因为当时一人扶头，一人抬脚，一个抓住珠冠宝带，一个紧攒花盆鞋底，由这些断锦碎帻，才探索出那位面貌如生的敢情是嘉庆生母孝仪皇后，所占地脉正是灵气所钟，所以百年不腐。许多文物随流于海外，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啊。清裕陵-反盗手段机弩在所有的反盗墓手段中，最为神秘的是“机弩”。机弩机弩是什么东西？实际就是暗设在陵墓死穴（盗墓者必经之地）处，可以自动发射利箭的一种反盗机械装置，其原理与现代步兵使用的自动步枪相似，足可见古人在反盗方面的智慧。在古人来看，这也是一种高科技了。这种技术在秦汉时期已相当成熟。威力无比的现代弩，已配上红外线、激光装置，射杀能力超强，并不逊色于普通步枪。机弩的实战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 （卷6），徐市带数千童男童女去东海求“不老药”时，因在蓬莱遇到了大鲛鲁鱼，便请嬴政派神箭手与他同往，“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嬴政“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然嬴政在营造自己的陵墓不会不使用这种装置。金刚墙史载，太子胡亥袭位后，“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 金刚墙其实在机弩发挥作用，自动射杀入侵进墓道者之前，还有一个“拦路虎”，也是反盗手法，就是用自来石顶死墓道。在帝王陵中，反盗设计严密，在专供棺椁运行的长长墓道上，由入口到地宫一般至少设有三道，多者七道，重达数吨至吨数十吨的石门把守，此门固若金汤，最外面一层俗称“金刚墙”。而金刚墙的位置也相当隐蔽，没有知情者很难找到。

试论利用考古学资料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相关问题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10-10-22 15:53:00 ] 作者：杨杰 编辑：studa090420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是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兴盛时期。在当时和其后的研究中，出现了使用材料杂芜、牵强附会和过分强调考古学资料的两种倾向。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研究关系密切，但不能简单地在二者之间画等号。在研究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文化的层次性。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论文关键词：考古学；百越；民族史；研究 百越作为我国古代早期历史上的一支重要民族群体，曾长久地活跃于祖国南方的大地上。他们是当地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与比之更早的当地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渊源关系。 关于百越民族的情况，在先秦时期就见诸文献记载。正史《史记》、《汉书》等也都有所叙述。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专著或章节也记述了越族的历史情况。这些记载是后人了解和研究越人历史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百越地处南部一隅，社会发展水平又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因而古代文献记载既简略又带有歧视性，百越的历史始终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领域的成果令人瞩目，对百越民族史的研究也甚为活跃，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一个高潮。《百越民族史》、《百越民族文化》一、《百越源流史》•等是其中的代表性论著。 《百越民族史》是建国后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第一部专著。全书共分l3章，分别论述了百越的名称、分布、来源、文化特征、社会经济、社会性质、民族关系以及百越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等。附有《百越大事年表》，已故著名民族学家翁独健先生为之作序。 《百越民族文化》是同一作者群体在《百越民族史》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写成的，两本书并无本质区别。何光岳撰写的《越源流史》是于l989年底出版的，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其他方面的资料写成。在20世纪80年代还多次召开关于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全国性会议，并出版有《百越民族史论集》、《百越民族史论丛》、《百越史论集》、《百越史研究》、《百越民族研究》等论文集。 《百越民族史》等一批论及百越史的专著尽管已经出版20多年了，但作为开山之作，我们在涉猎百越民族史时不能不读。因为其可谓集那一阶段百越史研究成果之大成，而在那次研究高潮之后，百越史研究并无大的突破。究其原因，一是有一批“文革”前就活跃于民族史学界、造诣颇深的专家学者，经多年积聚，正当年富力强之时，迎来了建国后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时期。他们的研究成果得以大量发表；二是改革开放后各地基本建设规模空前，考古新发现随之层出不穷。现在重新审视相关考古资料，不难发现为深入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成为综合研究支撑点的重要考古发现成果大多出自20世纪70—80年代。这就为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结合进行南方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良机。 诚然，我们在把握某一领域学术动态时，必须充分关注最新科研成果，但比起一些昙花一现的所谓学术著作来，那些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旁征博引、论述精辟、经得起推敲而带有经典性质的学术论著更值得我们去仔细玩味。 《百越民族史》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量借助考古资料及成果，经过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尽管其中有许多方面迄今尚无定论，但其仍不失为一家之言。如对百越非夏民族之一支的论述，对东瓯、闽越及西瓯、骆越相互关系及地望的考证都言之成理，颇为精审。《百越源流史》依托历史文献记载，不拘一格地运用各方面材料，对历史上的百越民族及其各支系进行了综合研究，立论大胆而新颖。 《百越源流史》和《百越民族史》反映了百越史研究的两种倾向。 《百越源流史》一书使用的考古资料屈指可数，在其他材料的选用上也略显杂芜，有牵强附会之感。突出表现是将作者认为属于百越族系的各南方族群的源头绝大部分都追根到北方中原甚至是西北地区，对各族群迁移流向的研究也过于宽泛，解释随意，缺乏过硬的证据。由此可以看出，仅仅依靠文献记载和其他更为间接的材料是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 在文献不足征引的情况下，大量运用考古资料是《百越民族史》一大特色。作者在论述族属的来源及分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借助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应当说把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结合进行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早期历史的研究，是史学研究寻求突破的一条有效途径。但《百越民族史》也存在过分倚重考古学资料的倾向，在与文献记载发生矛盾时，往往否定后者。 任何学术著作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时代的局限性就会日益显露，但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那种以今天的结论和视角去恣意评判、指摘前人以显示自己的正确的做法是不足取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首先观其成果是否尽可能充分地占有了当时所能提供的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其次是不苛求于前人，应尽量去吸收前人成果的合理成分，总结他们的得失，在其基础之上吸纳新的东西，力求有所突破，得出新的结论。 通过考察上述有关百越民族史研究的资料，引发出笔者对考古学资料与民族史研究方面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的关系 在中国，考古学是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经过新中国成立后近6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以其数不胜数的重大发现和辉煌成果，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最有成就的学科之一。正因为有如此巨大的成就，所以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在当今中国从事古代史综合研究，完全不理会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是不可想象的，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势必受到局限，对于先秦史的研究更是如此。 尽管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和领域的不断拓宽，其研究成果越来越为历史学界所重视和吸收，但由于考古学本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使得二者的结合难如人意，尚存在不少问题和难点。“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是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但考古学文化是由人通过主观意志对客观存在加以判断后确立的，因而这种主观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事实上，考古学研究只能是不断地接近于历史的原貌，而几乎不可能完全复原之。 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说：“对历史的认识只能是愈益增进，即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永不能达到完善的认识”，“一代一代的人们向着历史的真实走去，可是，这一代一代的人们只能接近这历史的真实，却永远摸不着它，更不能全面地认识这历史的真实”。在考古学实践中，我们看到在考古学文化的认定上，就中国而言目前还没有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完全取得一致意见的。即使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类稍有历史知识的中国人就知晓的名称，对其内涵在考古学界仍有许多不同观点。 在考古工作中，只要田野工作基础扎实，科学可靠，并且达到一定的工作规模，那么在量化的基础上较为准确地把握若干遗迹群的整体文化特征是完全可能的。问题在于当这种特征，也就是差别达到怎样的程度就可以确定为一支考古学文化?换言之，就是确立考古学“文化”、“类型”等不同层次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看到，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新乐文化”、“赵宝沟文化”等都是以筒形罐为主的考古学遗存，这些文化尽管略有时间早晚上的不同，但其在特征上的差别似乎并不比“河南龙山文化”中各类型之间的差别更大。这种情况表明，在考古学文化和类型的划分上存在一定的人为因素。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借助考古学材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就存在一个方法问题。 首先，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否可以和历史记载中的某一族属划等号?笔者认为对此要持慎重态度。完全巧合并非不可能，但显然概率极低。一般来讲，一支考古学文化所涵盖的范围要小于一个部族或民族共同体。因为既然是一族属，其分布范围就不会过分狭窄，其内部的文化面貌也很难整齐划一，而其内部差别在考古学研究中就极有可能被识别出来并确定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张忠培先生说过：“古籍记载的一族，有时恰等于一个考古学文化，有时包含着几个考古学文化，还未见过一个以上的族共有一考古学文化的现象。”事实上，真正从事田野工作的考古学者是不轻易把考古学文化和族属研究相联系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上的差别不一定就是族属上的差别。 当然，在考古学研究达到一定深度和规模时，适时就其族属问题开展研究和讨论是必要的。因为考古学作为一门成熟学科，通过人类遗留的实物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是其最高目标。考古学分期、分区及“文化”、“类型”的研究仅仅是进行深入研究的手段而绝非目的。然而当我们在掌握已知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对一个事物的描绘越详细，则离其真实情况就可能相去越远，因此笔者以为在目前情况下，运用考古资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具体操作上宜粗不宜细。只要我们能够大致描绘出某一或某些族属分布区内当时人类的物质文化是怎样的，达到什么样的发展水平及其主要文化特征也就可以了。在特征上宜捕捉那些数量多、具有普遍性的最为典型的共性因素，而不能拘泥于考古学本身对遗存的过细区分与描述。严文明先生说：“考古学资料虽然不可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全貌，总还是那个社会的直接遗留和缩影。通过它不仅对当时社会的许多方面可以有形象的真切的认识，也能了解整个社会大致的轮廓及其发展轨迹，从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这应当是现代考古学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百越民族史》认为广泛分布于东南部地区的有段石锛、有肩石器及几何印纹陶器等属于百越族物质文化特征的一部分，就是针对最典型因素来说的。 (二)文化及其层次性与国家、民族的关系 广义的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主要是物质文化方面的情况。文化是区分不同民族的最核心的内容，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也就失掉了自己的特性。同时，“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都具有民族性。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个古代国家是否就只有一个民族(即单一民族)、一种文化(此处指广义的文化)?一种文化是否就只能由一个民族所拥有?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情况不是不可能存在，问题是当我们由一支考古学文化反推族属甚或国家时，就不能简单地去画等号，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严文明先生指出：“考古学文化同族的共同体尽管有密切的关系，毕竟还不是一回事，不能在二者间画等号。要通过考古学文化来研究与族类有关的问题，还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上来加以论证。” 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所反映并主要研究的是古代物质文化层面的东西，在此基础上也会讨论更高层面上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问题，但严格意义上说，这已经超出了纯粹考古学所研究的范畴。任何一支考古学文化无疑都属于某个族群，但其所属族群不一定都在历史上留下记载。因此，只有一部分考古学文化可以和古代文献记载的族属相关联，而且我们看到的考古学文化内容只是该族属全部文化的一小部分。这些因素都是通过考古学文化研究古代族群的困难所在。 《百越民族史》从考古学材料出发，认为“句吴”、“于越”、“东瓯”……都是由新石器时代居民发展而来的土著居民，几乎否定了人口迁徙对文化的影响。诚然，从考古学编年谱系角度看，在文献记载中提到的百越民族分布区内的青铜时代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是有不少文化继承因素，但也不应无视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尤其是青铜器方面)对南方文化的影响。对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也不应因暂时找不到考古学证据而一概加以否定。 文化是有层次的。平民和贵族的文化从古至今都是不一样的。考古学文化中除大中型墓葬、宫殿衙署、宗教祭祀、礼器等遗迹遗物属贵族文化外，用以确定考古学文化属性的最为重要的陶器、石器、聚落形态、墓葬习俗等，大都属于平民文化。因此，我们现在看到和归纳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所反映的远非当时社会的全部内容。用占主流的平民文化来否定统治阶层可能存在的另有族源和迁徙现象，同样是缺乏说服力的。 总之，在文献资料有限、百越之义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考古学研究成果是寻求突破的有效途径，而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还需要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探索过程，同时也有赖于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提高和丰富。 (三)物质文化与社会形态的关系 社会形态发展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论述，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在此我们不打算对社会形态论本身发表评论，只是对以考古学文化为代表的早期物质文化史与社会形态的关系进行简略的讨论。 社会形态的表述是以生产关系的状况为基础的，而生产关系又受到生产力的制约，但这只是社会发展的一般状况，生产力某些要素的变化并不一定迅速导致社会形态的变化。因此可以说，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有些学者认为广东发现了青铜文化，其发展阶段当属奴隶制社会。《百越民族史》一书也认为西瓯使用青铜器，青铜器时代即奴隶制。我们认为，青铜器和奴隶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的影响下，使用一些较先进的生产工具，但不一定就会立即引起社会性质的改变。 从目前发现的岭南青铜文化面貌观察，当时确实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别，但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那些富贵者就一定是奴隶主，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了等级和贫富差别，而且这种差别贯穿于其后的所有社会发展阶段，因而也不能以此作为当时就是奴隶制社会的证据。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反对的是青铜文化直接等同于奴隶制的观点，至于岭南青铜文化的具

你在百度搜索出输入：国家重点保护文物论文，注意下面的相关搜索及更多相关搜索，你就会看到的

一，中国考古探秘纪实丛书 古墓、珠宝、古尸、陪葬 ，神秘的面纱背后是璀璨的古代文明。。。。。。 1、《复活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之谜》 本书真实地再现了千古一帝秦始皇陵八千个兵马俑发现，发 掘的详细经过。。。。。。 2、《寻找北京人：“北京人”头盖骨失踪之谜》 1929年，北京周口店发掘出来的“中国北京猿人”轰动了当时的世界，被誉为“整个地球人类的震撼!”然而。。。。。。 3、《岭南震撼：南越王墓发现之谜》 本书用纪实文学的形式，叙述了南越王墓发现、发掘那曲折而动人的经过，也充分展现了南越王国风起云涌、大喜大悲的历史画面。 4、《日暮东陵：清东陵地宫珍宝被盗之谜》 1928年7月，流氓军阀孙殿英率部，以剿匪及军事演习为名，荷枪实弹进入东陵，用七天七夜的时间，打开乾隆、慈禧两座地宫，劈棺抛尸，将价值连城的旷世珍宝洗劫一空，酿成了中外文明史上惊天动地的大案。 。。。。。。 5、《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 这是一部全景式、多侧面反映新中国以科学考古手段发掘第一座帝王墓葬--明定陵的长篇纪实文学。 6、《万世法门:法门寺地宫佛骨再世之谜(修订本)》 位于陕西扶风县的千年古刹法门寺宝塔,在一个风雨之夜突然崩塌,考古人员无意间在塔下发现了秘密玄宫,这便是埋葬着释迦牟尼佛指舍利和大唐帝国无数珍宝并已消失了一千多年的法门寺地宫。本书从不同侧面,披露这座迷宫的发现、发掘经过,以及佛祖真身舍利东来中国的秘密过程,为中国历史及世界佛教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空间。 二，《天国的灵光:佛像》 本书是走进珍宝世界系列图中的一册，全书以大量精美的照片介绍了汉、十六国时期至元、明、清代2000多年间的丰富多彩，造型各异的佛像，每件佛像均有详细的文字介绍及多篇局部放大照片，便对读者的欣赏。全书印刷精美，图文并茂，既具收藏性又具有知识性及鉴欣赏性，是文物爱好者的重要参考工具书。 三，《唐李宪墓发掘报告(精)》 本书是关于李宪夫妇葬墓的发掘报告。本书记录了该墓的墓葬形制、葬具、墓内装饰壁画以及种类繁多的随葬品，其中有陶瓷器、铜、银、玉、玻璃料器等妈妈，这些都为唐代的社会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四，《徐州狮子山楚王陵--中国重大考古发掘记》 序 我们的心愿引子壹 汉兵马俑坑的发现贰 发掘清理兵马俑叁 寻找兵马俑陪葬坑的主墓肆 陵墓的初探、试掘到正式批准发掘伍 内外墓道发掘告捷陆 会战主墓室柒 清理的珍贵文物捌 解答楚王陵墓的两个问题后记 五，《中国(世界)历史未解之谜》&《中国(世界)考古未解之谜》 六，《帝国的辉煌》 本书是关于秦始皇兵马俑及秦文化的考古科普图书。秦始皇陵与秦始皇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本书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向大众介绍了秦国历史以及秦所创造的 七，《定格历史(隐藏于古墓中的奥秘)》 八，《满城汉墓--中国重大考古发掘记》 满城汉墓的发现，揭示了西汉时期诸侯王的墓葬结构和埋葬制度，为研究汉代冶炼、铸造、漆器、纺织等手工业和工艺美术等方面的发展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满城汉墓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之墓。刘胜墓全长约52米，最宽处约38米，最高处约7米，由墓道、车马房、库房、前堂和后室组成，窦绾墓和刘胜墓的形制大体相同。两墓的墓室庞大，随葬品豪华奢侈，共出土金器、银器、铜器、铁器、玉器、石器、陶器、漆器、丝织品等遗物1万余件，其中包括"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等著名器物。 九，《走进古蜀都邑金沙村:考古工作都手记》 继发现震惊世界的三星堆遗址之后本书纪之初，在成都平原又传来了令人再次震惊的考古大发现：一个沉睡了3000多年的古蜀国邑遗址，在挖掘机的轰鸣声中骇然现世……考古工作者将此遗址命名为“金沙村遗址”。 本书作者亲自参与了金沙村遗址的发掘工作，他们以如花的妙笔，将田野考古和丰富的知识以及科学求实的态度融为一体，撰写了这本书。 作者将带你一起穿越数千年时光隧道，走进古蜀都金沙村，去体会古蜀人的社会生活 十，《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 本书集中展示了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问世30余年来的研究成果。 十一，《西藏考古与艺术》 找寻失落的文化——西部西藏前佛教时期重要考古遗迹调查报告（1992-2002）札达盆地岩画的发现及对西藏岩画的几点认识丁冬：西藏西部一处前佛教时期居住遗址的发?? 西藏西部陶器制作工艺的观察和初步研究 De-ga g.yu-tshal（榆林窟）之会盟寺的比定图像拉萨布达拉宫和大昭寺松赞干布塑像的再观察 十二，《北京原人: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考古大发现》 周口店北京直立人（俗称“北京人”）遗址发掘与研究，是世界古人类研究史上的里程碑，也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重大事件之一。此遗址被列入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中国境内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眼前的这本小册子，作者尽力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现与研究这一段牵涉众多学科和专业性很强的历史，融会了国内外相关的重要考古发现，写成一本雅俗共赏的书 十三，《考古人类学随笔--张光直作品系列--张光直作品系列》 这是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的随笔集，收录其80及90年代所写书序、讲演稿、报刊文字及访谈记录。内容涉及考古人类学研究理论与发展，学者介绍，学界轶闻掌故、考古时事及对学术的前瞻。以随笔的形式，读者不仅可了解张光直学术上的直知灼见，于字里行间，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位诙谐、宽容、乐观、热富有社会使命感的尊长。这是“张光直作品系列”中的一本。 十四，《秦公帝王陵》 本书是一部全面研究秦公、秦王和秦帝陵墓的专著。作者通过实地考察，获取了充足、完备、翔实的一手资料，详细介绍了秦陵四大陵区即西垂陵区、雍城陵区、栎阳陵区和咸阳陵区的陵墓、陵园、陵寝建筑、陪葬墓、陪葬坑等情况。特别是列为世界遗产名录的秦始皇陵，其规模之大在世界帝王陵中也属罕见。秦始皇皇陵的考古发现，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墓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成为世界认识中国古代灿烂辉煌文明的重要窗口。 十五，《趣味考古》 本书包括趣探事源，趣谈考古，趣觅古迹，趣话文物几个篇幅，用生动的语言讲述了考古文化的历史演变与发展，探究了考古中的来龙去脉之谜。 十六，《考古的故事:中国卷·彩图版》 本书作为“彩色人文故事”系列丛书的一种，力图通过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解读中国考古。编者在参考大量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并结合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考古者、考古过程、考古等多种角度来探索中国古代文明，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真切感受到考古探索过程中难以言表的身心体验。 十七，世界伟大考古纪实系列报导 1：众神的宫殿 作者：理查德·艾尔曼 1999年3月3日，人类考古史上最重大的一次发现正通过卫星向全球现场直播……著名预言家凯西在上个世纪曾说，20世纪末，人们将开启狮身人面像隐藏了数千年的“档案馆”，以揭开人类起源与智慧之谜。而埃及古老的谚语则告知我们：每当世纪交替之时，神秘的金字塔或通往远古的墓道就会被发现，从而找到一段人类失去的历史。 2：废墟的真相 作者：吕贝克·斯特夫 你即将看到：考古史上最为动人心弦的篇章——14个失落的城市在百余年间相继被发现，它们无疑是人类文明的最早胚胎，有的甚至可以追溯到人类的黎明时期。14个城市，14个扑朔迷离的故事，每一次发现都是考古史上最为动人心弦的一章，它们共同奏响了史前文明的挽歌。本书几乎囊括了自考古学诞生以来所有伟大的考古发现，可以说是一把打开远古、通向未来的钥匙…… 3：水晶头骨之迷 作者：凯瑞·路易斯·托马斯 克利斯·马顿 美洲土著人世代流传着一个故事：祖先留下了十三个水晶头骨，当地球文明达到极致时，它们会重新出现，并揭示出人类过去和末来的秘密…… 九十年代，英国的两个电视制片人果然在中美丛林的古庙废墟中，找到了一个精美绝伦的水晶头骨，他们追踪调查，终于发现十三个水晶头骨已全部现世，每一个头骨都来历不凡且具有不可理喻的一些灵异表现。 这一发现和金字塔上的狮身人面像一样神秘莫测，引起全球考古学界的一场激烈论战…… 本书是关于这一发现探索过程的真实全纪录，作者摄制的同名电视纪录片已在英国BBC及欧美各大电视网播映，引起举世瞩目。 4：破译圣经 作者：苏拉米·莫莱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笼罩着令人炫目的神秘光环，上帝从天国来到人间，又从人间回到天国，在这一过程中，他不仅将天国的幻象多次投印到人间的大地上，而且还将其深深地投印在地球先民的脑海里，成为人类文明的集体记忆：从“大西洲”到“太平洲”；从《神秘埃及》到巴比伦泥版；从漫天烈火的所多玛到惊天动地的通古斯；从密咒遍布的帕姆帕沙漠到丛林深处的卓尔金星…… 在这本书中，穿过历史的迷瘴，我们将通过《圣经》与那些上帝的羔羊进行对话，从亚当到基督，从但丁到诺查丹玛斯……他们将讲述天国的神圣，他们还将述说天国的神秘。 5：人是太空人的后代 作者：葛瑞姆·汉卡克 人类的起源的说法可以说是众说纷纭, 葛瑞姆·汉卡克以他自己的角度和眼光去看待这个问题, 并写了人是太空人的后代此书, 从中以他自己的带有一些超意识的眼光去探讨了这个问题, 您不妨在读了此书之后, 与作者一起去回味这份独特的滋味!

《盗墓史记》作者：倪方六（校对全本）的可不可以？—————————————————————————— 内容简介：神秘的古墓、传说的财宝、绝命的咒语、充满智慧的盗墓与反盗墓较量，就如至今深藏的秦陵地宫，谜团无数。一代奸雄曹操缘何薄葬？成吉思汗陵寝为何仍未被找到？乾隆的棺椁会走动，自己“看护”自己的陵寝？ 汉广川王刘去四处挖坟盗墓仅仅是为饱眼瘾图好玩，南朝陈叔陵破掘坟墓是因为喜玩死人骨头；更有大旱之年，愚昧的农户以为得罪上苍，必破坟伐墓，残其死者肢体，进行“打旱骨桩”这样的巫术……本书抽丝剥茧，另类读史，带你进入诡异卓绝的盗墓文化。 该书集合了从中国古代到现代几千年内发生的稀奇古怪的盗墓现象，分为盗墓利器与“鬼吹灯”之谜、盗墓者发大财的九大阴招、盗墓史上的十二大盗墓狂人、盗墓史上的“死人复生”现象等18篇。内容虽有传奇色彩，但都有据可查，全书资源来自《资治通鉴》《搜神记》等，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国人自劫——藏经洞文物屡遭劫难追藏经洞写卷文书与大量的佛画在经过王道士最初的四处奉送、巴结官府人物、及卖出了一些之后，又分别于1907年、1908年经斯坦因、伯希和的劫掠，至此，大半与精华已经流散国外，那么所剩下的部分的命运又是如何呢？ 1909年5月，伯希和又受法国国立图书馆委托，从河内出发，经南京、天津，到北京购买汉籍。这时，从藏经洞劫得的大批文献已安全运抵巴黎，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伯希和于是随身携带一些敦煌珍本，如《尚书释文》、《沙州图经》、《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敦煌碑赞合集》等，来到北京，出示给北京的中国学者，目的是买好他们，以取得在收购珍本汉籍时的帮助。伯希和首先到了南京，会见了即将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两江总督端方，正是由于他与当时的要员端方的关系，因此到了北京后受到了当时京师一批硕学鸿儒的盛情招待。当时在北京的许多著名学者如罗振玉、蒋伯斧、王仁俊、董康等前住抄录敦煌文献，参观者络绎不绝。1909年9月4日在北京的六国饭店，在京的学界名人几乎全都参加了这次招待伯希和的盛大的宴会。会上年少气盛、得意过分的伯希和，坦言说出这些宝物的由来，致使罗振玉等人如梦惊醒，受到极大震动。谁也不可能想到，那万里之外的蛮荒大漠会有如此巨大的考古发现，并且已经多半被这些穿越西域而来的西方探险家们弄走了。这次活动惊动了中国学人，也是中国国内第一次大范围的对敦煌石室藏经的了解，更是中国人第一次为国内发现如此重要和珍贵的东西被劫掠国外而震惊，尤其使得一批有良知的文化界人士开始考虑挽救国宝的问题。 1909年中秋节，罗振玉首次访问伯希和于苏州胡同，随即得知敦煌石室还有大量写经卷本，至少还有六朝和唐宗写本数千件，便急不可待地报告给学部，请学部发电报给陕甘总督毛实君，托他将劫余敦煌卷子购送学部，并亲自拟好了电文上呈学部。学者的大义具有一种感人的力量。他终于说服了学部左丞乔树楠，并由他代写电文，命令陕甘都督毛实君即刻封存莫高窟藏经洞内剩余的古物，严禁外国人购买。学部还拨款库银3000两，交给敦煌县令陈藩尽量收集失散的经卷文物。转年，由新疆巡抚何彦升负责，把封存在藏经洞内的文献古物全部解送到北京。罗振玉是敦煌遗书碰到的第一位恩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厄运已经结束。 押送进京的任务交给了新疆巡抚何彦升押运，押解差官是江西人傅某，前来押运的清朝官吏很不用心，并没有把藏经洞文献收拾干净，而且沿途又遗失了不少。袋装的敦煌遗书被搬了出来。带着厚厚尘土扔在大车上。连木箱也没有，只用草席捆扎遮盖，有力的大手把堆满车上的文献刹紧。 王道士瘦小的身影呆在一旁，看上去不知所措。其实王道士好像早就料到这一点，在官府清点之前，他早把一些比较好的写本转移收藏起来。就在这些卷子被封存在藏经洞那段时间里，他早做过手脚，把许多珍贵的写本都盗取出来了。这两个被他称做“转经桶”的大木桶，就是他巧妙藏匿写本的地方。后来，英国人斯坦因再一次从王道士手里买到了大量写本。还有一部分在1911～1912年间被日本大谷探险队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买走，总数也有数百卷。大谷探险队的成员，没有经过考古学的训练，从他们在新疆盗掘古墓的行径来看，也不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得到敦煌写本后，既没有编目，也没有马上放入博物馆保存，以致后来流散各地，甚至不知所在。俄国人鄂登堡的收获更是惊人，一次弄走古写本3000件以上。从敦煌到兰州那些大大小小官员们从来没拿藏经洞当回事，王道士才敢如此胆大包天。民国初年，甘肃和新疆一带，经常有人向外国人兜售这种古老珍奇的写本，其散失之严重可以想见！直到民国8年1919年，甘肃政府有了耳闻，又命令敦煌当局查找流失的敦煌遗书时，再次把藏经洞打开，里边居然还埋藏着94捆！中国的文化就这样被无知荒唐地虐待着！ 敦煌藏经洞宝藏的恶运还远没有结束。 虽然藏经洞宝藏在它被发现后的第9年，当时的清政府终于完全接管了。这些藏品虽然是斯坦因、伯希和劫掠后剩下的，但毕竟还有8000多件，数量还颇为可观。但是，谁也不会想到，从敦煌到北京，这些藏品竟会经历怎样一个苦难旅程。学部的调令由刚刚调任的甘肃藩司、代理巡抚何彦升负责。他命令敦煌知县陈泽藩查点剩余经卷，送达兰州。在王道士管理藏经洞的时候，藏品的流出都是在秘密的状态下发生的，只有极少数人了解一些情况。现在，北京的命令和兰州的执行，使得藏经洞有价值不菲的宝藏成了公开的新闻，无人不知敦煌卷子价值连城。于是，一场以获得藏经洞藏品为目标的游击战广泛展开。从敦煌到北京，变成了一条掠夺敦煌藏经的战线。 当这辆大车停在敦煌衙门的门口时，便开始了被偷窃的痛苦的历程。沿途一路，大小官府如同层层关卡。官员们和经手人雁过拔毛，不断把手伸进这“运宝”的车中。他们根本不懂这宝物指何而言，只知道它们价值连城而决不放过机会捞一把罢了。文物，在纯正的文化人的眼里是精神财富；在无知而贪婪人的眼里只是一种变相的黄金。 运载经卷的大车离开藏经洞，首先到达敦煌县城。押送的人把车子停在官衙门外，大家入内吃饭。在室内大吃大喝的同时，门外的人就从大车上抽取经卷。押送的人对于门外发生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什么也不知道。负责招待押送官的人与门外抽取卷子的人实际上就是同伙。从敦煌，经过酒泉、高台、张掖、永登，到兰州，兰州以后再到定西，一路都有经卷丢失，盗窃的人多采用类似的手法。 对敦煌卷子有兴趣有盗窃机会的人都是当地的上层人士，地方官宦、名士、乡绅，各有所得。敦煌卷子一时成为抢手货，敦煌为官者乃至甘肃的为官者，甚至于行伍出身的军人，也无不以得到敦煌经卷为快慰。实际上，多少人参与这一路的盗窃，有多少经卷流失，如今已成了永远的谜。然而，最厉害的一关，要算主管此事的新疆巡抚何彦升。 当运载写本的大车进了北京城后，押运官何彦升并没有马上移交学部，他竟让儿子何震彝把车子接进他家。由何震彝和他的岳丈李盛铎，以及刘廷琛、方尔谦等人一同把车上所有经卷写本翻了一遍，择其精好，悉数窃取出来。为了怕缺了件数，被人发现，竟将较长的卷子一撕为二来充数。然后才交给学部，入藏京师图书馆，总共约八千多件。 何家藏品后来卖给日本京都藤井氏有邻馆，李家藏品一部分归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今在台北，另一部分文书，后来以8万日元卖给了日本人。这便是敦煌文化悲剧中一个最黑暗、最丑恶的细节了！ 就这样，这批敦煌遗书的劫数才算到头。在大车把这些劫后仅存运进京师图书馆时，总卷数为8697号。仅仅是它出土时的五分之一！而且绝大部分都是佛经，那些具有无限深广的社会经济意义与极其丰富的世俗生活内容的文书，差不多都被伯希和与斯坦因运走了。就连这些佛经也被清朝的官员们撕裂得首尾不全，伤痕累累，这是一个民族最为黑暗的一页，也是我们的耻辱史上自己写上的一笔。 在清政府运走藏经洞文物时，有专银支配，当时也答应给王道士一些银钱，作为修补佛窟之费，但是王道士迟迟没有等到这笔款子的到来，心中也一直挂念着此事，在等待没有希望的时候，于是决定上书朝廷催款，书有《催募经款草丹》。只可惜，他不知道1911年之后清政府早已下台，同时他可不知道当初给他的银两早已被腐败的官员们挥霍掉了，那有他的份。不过他的催款书也一直没有发出去，估计他也无处投寄，只好搁置书箱。上世纪四十年代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时期，在三清宫下寺的一木箱子中发现了王道士当年的草丹，为梅红纸墨书，现藏敦煌研究院。全文如下： 湖北省麻城县人，现敦煌千佛洞住持王圆禄，敬叩，伏俯叩恳 天恩活佛宝台座下，敬禀者：兹有甘肃敦煌古郡迤郡东南方距城四十里，旧有千佛洞，古名皇庆寺。其洞在石山之侧，内有石佛石洞泥塑佛像，俱有万万之像。惟先朝唐宋重修，碑迹为证。至本朝光绪皇帝年内，因贫道游方至敦，参拜佛宇，近视洞像，破坏不堪。系先年贼匪烧损，贫道誓愿募化补修为念。至贰拾陆年伍月贰拾陆日清晨，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折欣出闪佛洞一所，内有石碑一个，上刻大中五年国号，上载大德悟真名讳，系三教之尊大法师。内藏古经万卷，上注翻译经中《印度经》、《莲花经》、《涅 经》、《多心经》，其经名种颇多。于叁拾三四年，有法国游历学士贝大人讳希和，又有阴国教育大臣司大人讳代诺二公至敦煌，亲至千佛洞，请去佛经万卷。异日覆蒙天恩赐银万两，近闻其名，而未得其款，以将佛工不能成就。区区小县，屡年募化，至今创修寺院，以及补塑佛像，重修楼殿等项费用，过银二万有余。缘为经款，叩请青天佛祖电鉴，特修草丹上达，肃此 谨禀 参考文献： 《敦煌学大辞典》季羡林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藏经洞之谜》刘进宝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敦煌学新论》荣新江著，教育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