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制衡关系论文范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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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与均衡：论中国电视剧的产业生态和文化生态》

冯 巍

来源：《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2年4期

内容提要：中国电视剧在21世纪新十年蓬勃发展，产业生态和文化生态问题越来越得到重视，但二者的相生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被搁置，而这恰恰是中国电视剧健康发展的关键，必须进行统筹考虑。可以从正确认识制播体制改革、充分重视剧本题材创意、理性选择投融资策略、恰当应对政府新规出台这四个方面，来探讨中国电视剧产业价值链与文化价值链之间的关系。电视剧艺术的发展不仅呼唤完善运营模式、加大资本投入，也呼唤提升创意关注和加深文化内涵。如果中国电视剧能够实现从以资本逻辑为导向到以文化逻辑为导向的战略转型，就意味着不仅践行了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艺术使命，而且推动了产业生态与文化生态在相生互动中的产业升级。

关 键 词：电视剧/产业价值链/文化导向/艺术使命

作者简介：冯巍，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在站博士后。

中国电视剧在21世纪新十年蓬勃发展，同时也面对着形影相随的种种危机和责难。如果只是以大力推进电视剧产业的雄心壮志相鼓舞，显然远不能切实地解决各个层面的现实问题。业界、学界和相关决策层都认识到这一点，积极开展深入的探索。其中，电视剧的产业生态和文化生态问题越来越得到重视，并分别受到了日益明晰的解读，在政策上、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有所进展，但二者之间的相生互动关系还在一定程度上被搁置着，而这恰恰是中国电视剧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亟需系统深入的研究。这两者之间不是孰先孰后、孰重孰轻的关系，而是存在着密切的正向关联，必须进行一体化的统筹考虑。

从2003年起，中国电视剧的年度发行量开始超过1万集，当年总计489部10381集。国家广电总局也于次年开始在官网发布“年度全国电视剧发行许可证核发情况的通告”(见表1，有关统计依据国家广电总局的官网数字重新计算)。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现实题材的比例一直占据首位，口碑效应却长期没有明显地超过历史题材(包括重大题材)。这恐怕不是产业角度的单向思考，或者借古喻今的创意姿态能够一言以蔽之的问题。即使在电视剧局面一片大好的情景下，政策驱动因素的调整、成本驱动因素的失控、创意驱动因素的疲软、受众驱动因素的混杂，仍然潜藏着一个令人忧虑的未来。一边是电视剧产量激增，每年约50%未获准发行而无缘与观众见面；一边是电视剧播出精品供应不足，少有力作可买可播，以至于损害了产业结构，导致产业生态失衡。更重要的是，这种产业生态的不平衡，其中的纠结主要可以归因于电视剧的文化生态问题，即文化生态失衡的问题，诸如娱乐主导、内容雷同、解构经典、文化缺失，等等。与此同时，电视剧在新世纪以来还置身于其他类型电视节目大变革、大创新以及海量互动新媒体内容兴起，并逐步蚕食传统媒体的激烈竞争环境中。如何艺术地建构文化承载的现代形态，才是电视剧创作需要仔细推敲的关键。加强精品电视剧的比重，就成为改善中国电视剧整个文化生态并因之进一步平衡产业生态的必然举措。

如果在政策驱动因素于变化中走向完善、成本驱动因素于调控中走向强健的同时，创意驱动因素能够在创新中走向多元，受众驱动因素能够在细分中走向明晰，必将大大有利于电视剧制播双方为构建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良性循环做出的努力。迄今为止，就中国电视剧的产业价值链与文化价值链的博弈而言，以下四个走向特别重要，也是业界和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

一 从制播一体、制播分离到制播整合

电视剧的制作、发行、播出，构成了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三个基本环节。由于自产自销的传统发行方式仍占据中国电视剧产业的主导地位，电视剧发行公司往往从属于制作公司即影视企业，制作、发行和播出就构成了产业价值链的两端。同时，原有的制播一体化的体制，使得电视剧的制作、发行、播出这三个环节无法发挥相互制衡的功能。新媒体渠道、音像渠道，以及其他发行渠道，也无法得到有效的拓展。换言之，政策体制不顺畅所带来的价值链界限不明晰，阻碍了电视剧定位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因此，制播分离的决策，对于理顺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意义非比寻常。这一决策可以化“单一行为主体”为“产业行为群体”，由一个长期闭合的价值圆环建构出一条既分立又关联的、不断延展的价值链条。

2009年8月，国家广电总局首次专门针对制播分离改革发布了指导性政策文件《关于认真做好广播电视制播分离改革的意见》。就目前的运作情况来看，对于电视台而言，所谓的“分离”不是带来制播“分裂”，而是更应该理解为“分制”，即电视台的“一台两制”——“将部分内容制作资源从现有的事业体制中剥离出来进行公司化改造，以增强其市场活力，使不能进入市场流通的电视台因而获得市场流通的可能。”①这将有助于提高体制内的广电机构实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融合、推动产业升级发展的可能，同时避免产业链上下游的恶性竞争。对于民营电视剧制作方而言，中国电视剧的产业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是，在新的价值链明晰之后，“台管台控台属”制作方、民营制作方与电视台播出方在价值链上的适当衔接，就成为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制播双方在新的层面上整合的呼声，近两年也为此越来越高。电视剧产业以电视台为中心的投资、预购、定制、自制，已经日渐成为一种重新寻求制播整合的方式。

与此密切相关的就是，电视剧制作的管理方式在2006年从规划立项变为备案公示。这就给予了电视剧制作方最大限度上的创意自由，当然也对制作方的未来市场预测能力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仅以家庭伦理剧为例，作为最受中国观众欢迎的题材选择，不管电视剧市场如何风云变幻，这种类型剧从《渴望》(1990)以来就一直热度不减，但其中讲述的人生故事发生了特别醒目的变化。从1997年的《牵手》到2001年的《让爱做主》、《来来往往》，再到2004年《中国式离婚》、《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婚姻变得如履薄冰，令人每时每刻都恐慌不安。2009年的《蜗居》虽然不能归入家庭伦理剧，但却因为把第三者和房子联系在一起，为其找到一个时代色彩强烈的理由，触动了人们最敏感的神经。2010年-2011这两年，“幸福”的回归占据了主导地位，从2010年《金婚风雨情》(2010)、《金婚》的幸福史诗，到《老大的幸福》、《媳妇的美好时代》唤起人们追求幸福的集体共鸣，再到2011年《幸福来敲门》预示着“幸福”开始降临。

在电视剧的文化价值取向“从隐忍包容式、悲情破碎式到主动幸福式的转变”②中，可以看到受众主体的强烈诉求改变了家庭伦理剧的题材创意走向。“只有改变单纯的制作方模式，将受众作为一个特殊元素纳入到电视剧的创作之中，才能在电视剧的受众生存中激发电视剧艺术的生命魅力并永保不败之地。”③当一部又一部的家庭伦理剧成为“话题剧”，其对广大观众日常生活的呼应与震动，以及各媒介渠道相应的热播与热议，推动着电视剧产业生态与文化生态共时性地从失衡走向平衡。然而，近来“后宫剧”的盛行，却以另一类型演绎了让人不安的家庭伦理关系，其对现实人生的隐喻需要多加警醒。

二 从导演中心制、制片人中心制到编剧中心制

从导演中心制到制片人中心制的转向，充分表征了电视剧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最新定位。在这两种架构中，题材创意即剧本创作虽然都处于核心制作环节，但编剧作为群体却是价值链上最薄弱的一环。这显然背离了知识产权时代的总体走向。从2005年中国首家专业剧本公司“黄金档影视文化”成立，到2010年中国首家编剧经纪公司“喜多瑞”成立，编剧在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虽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种种迹象表明编剧已经萌生了作为一个群体的自觉意识。

电视剧题材创意的重要性不仅体现为产业价值链的活水源头，而且体现为文化价值链的智慧结晶。优质的剧本，能够把这两条价值链很好地衔接起来并推动二者的良性循环，同时激活电视剧的经济效能和文化效能。无论是从电视剧制播方的战略角度看，还是从电视剧艺术的健康发展来看，编剧在创意上增强差异化，都是增强一部电视剧竞争优势的关键。作为所占比例较小但正在增长且最终能改变电视剧成本结构的价值活动，剧本创作的重要性不容忽视。编剧在电视剧产业价值链中经济地位的合理保障，必然会成为提升电视剧文化内涵的利好因素。

2008年2月24日，“中国电影编剧论坛”发表了《2008编剧维权声明》和《2008影视编剧自律公约》，102人署名号召维护编剧的合法权益。尽管这一声明没能提出编剧与制片方如何建立有效合作关系的举措，但这种规范的行业性约定，还是对业界、学界和相关决策层产生了一定的震动。这绝非单兵作战所能够达到的效果。2011年4月，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剧编剧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成立大会，首届会员就有二百多人。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电视剧编剧组织。即使编剧中心制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但这些点点滴滴的努力和进步显然已经开始推动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进一步优化。电视剧文化最终会走向哪里，仍然要受到社会-时代宏观情境的制约，但创意主体的上述自律举措可以直接影响政策主体、产业主体和受众主体的相应调整。这些举措对于文化价值链的优化作用，以及对于产业价值链与文化价值链相生互动的优化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三 关于投资—融资

中国目前电视剧的主要资金来源分为六类，即自有资金、合作方投资、电视台预购、银行借贷、上市融资、政府赞助与奖励基金。其中，后三类所占比重日渐提高，上市融资则正在掀起热潮。中国的电视剧产业群雄并起，正处于价值链重构的关键期。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等58家国有电视剧制作机构完成了转企改制，影视制作经营机构已经发展到近5000家。当前景变成了“钱”景，继华谊兄弟成为中国“电影第一股”之后，华策影视成为中国“电视剧第一股”。根据Wind资讯所提供的信息，中国上市影视公司GICS分类(全球行业分类标准，Global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Standard)包括17家，申银万国分类(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包括22家，中证分类(中国证监会)包括22家。除去重复的公司，实际上共计有40家，而从其经营范围的描述来看，与电视剧制播直接相关的公司有10家。这其中既有民营企业，也有国营企业(见表2)。

过度压低剧本和电视剧制作的成本来保障经济收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恶性循环。尽管上市“钱”景乐观，也确实有利于电视剧产业链的优化，但在电视剧制播成本总体大幅上扬的今天，通过上市融资之类的渠道实施成本优先战略，显然不是改善电视剧产业生态的首选策略。电视剧制播方清醒地认识到，差异化战略才是最优化价值链的选择，开始致力于追求具有独特性的低成本资源和具有高买方价值的高成本资源的组合，借以创造各方认同的价值与独特性成本之间最大的差额。这种差异化战略主要体现为创意战略，其中，题材创意的独特性即剧本的独特性非常重要。一味地低成本，不利于提高剧本的独特性。提高剧本购买成本，获得优质剧本，以便提高电视剧制作方的议价实力，吸引优秀演员的同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片酬议价，或者可以不必须是名演员担纲主演，就降低了总成本，即通过采取差异化战略作用于成本。这样，在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优化过程中，剧本购买环节就越来越得到关注。这恐怕也是编剧维权态度日益强硬的根本缘由。

从剧本的题材创意问题，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文化价值链的思考。这一文化价值链应该产生的不是文化浮躁、文化炒作所带来的“文化垃圾”，而是文化反思、文化创新所带来的文化精品。电视剧艺术具有文化经济特性，意味着电视剧的产业属性不能脱离其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载体之一的文化属性而独立存在。“电视剧文学剧本，具有显示我们时代先进文化的文化蕴含和美学品格，具有创造能够索引时代也能够引领时代的美学价值，具有它应有的综合的系统的实践性很强的社会功能。”④然而，一部电视剧究竟会发出谁的文化声音，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仅要考虑电视剧制播方的选择，也要考虑电视剧观众的选择。热播剧就是一个时代的经典文化文本，不仅蕴涵着叙述者的文化社会诉求，而且折射出接受者的文化期待视野。那些成为“事件”的电视剧，除了具有艺术上的经典价值之外，作为民族精神的时代文化症候和社会文化思潮的代言人，唤起了观众强烈的情感和心理共鸣。这种共鸣往往具有伦理意义上的文化效应，“追”不同类型的电视剧，“追”不同维度的电视剧话题，呈现了各种亚文化群体从中获得的不同文化认同和情感投射。

四 关于“限娱令”和“限广令”

电视剧有事业无产业固然会阻碍电视剧艺术的市场化蓬勃发展，有产业无事业也会给电视剧艺术的持久健康发展带来负面效应。电视剧娱乐化的选择，不能否认资本驱动的因素。资本总是致力于把符号从与真实的捆绑中“解放”出来，将其投入纯粹的流通。⑤2007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位列第一的电视剧生产大国。然而，即使电视剧的经济价值增值了，文化价值是否也正向增值了，却是一个需要质疑的问题。学界从新世纪伊始就从广泛的意义上展开了关于文化生态平衡问题的讨论，其中，特别关注到中国所面临的文化生态失衡的困境。

尽管“文化生态是一种观念性的、潜移默化的东西，在它发展的初期往往会遭到人们的忽视，而难以引起足够的认识”⑥，但从哲学思维的高度和文化实践的层面来看，由于文化生态的普遍存在，及其系统内部各种文化因子交互融通形成了环环相扣的“文化链”，其中任何一个的变化都会带来连锁反应，甚至导致社会总体文化结构的深刻变革，“如果失去了文化生态视角，看不到特定时期的文化生态失衡，便很可能导致‘话语飘移’，为各种各样的‘伪问题’所遮蔽和迷惑，而真正的主流话语却得不到彰显。”⑦就中国电视剧的发展而言，由于这一艺术形式深深介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其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养成已经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如果回避电视剧已然失衡的文化生态问题，就会引发更严重的文化滑坡，同时也必然会影响电视剧产业发展自身的良性循环。

2011年，电视剧产业生态与文化生态的博弈进入了一个新的拐点，大变革、大洗牌的格局已经初见端倪。“调控之手”新规出台与资本扩张的呼应，造成了新的产业生长点。2011年10月到11月问，国家广电总局先后下发了“限娱令”和“限广令”，并且都规定从2012年1月1日正式开始执行。“两限令”在客观上成为刺激电视剧产业再攀新高的举措。部分卫视将2012年的“综艺节目时段”改为“电视剧时段”，已经导致电视剧的市场需求量增加、价格上涨。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套频道和江苏卫视则另辟蹊径，联手研发了一种全新的节目模式，即职场创意偶像真人剧中秀，并在2011年10月30日首度推出了《一心一意爱上你》。中央电视台第八频道2012年的开年电视剧《大戏法》，也是带有浓厚的“剧中秀”色彩。考虑到电视剧早已“过度娱乐化”的倾向，这种创新功过如何现在还难有定论，但显然需要加以认真的审视。至于电视剧植入广告、剧集时长和剧集间广告时长的具体变化如何，现在还不得而知，但取消剧中插播广告显然受到了观众的普遍认可。通过电视渠道收看电视剧的方式，在与视频网站的竞争中，重新获得了一定的优势地位，尽管在广告收入方面电视与网络的竞争重新疑云密布。

“两限令”的出台，显然并非一时冲动。2011年4月在济南召开了首届全国电视剧工作会议，参会者涵盖了电视剧管理机构、制作机构、播出机构三方和有关部委的代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加强引导·提升品质·努力开创电视剧繁荣发展新局面》的工作报告，相当于发布了中国电视剧发展的一个“总动员令”。在肯定“电视剧成为当代社会主流艺术形式”的同时，提出“十二五”时期电视剧发展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提升电视剧品质”，实现创作质量、产业发展质量和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⑧2011年5月，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的自办刊物《第八频道》试刊号发行，在扉页广告之后以醒目的大字将自身定位为“人类情感的窗口民族精神的家园”，阐述了“奏响一个旋律，做强一个品牌，把好一个关口，守望一片园地，建立一套机制，深化一个主题，放大一个平台，走出一条新路”的八句箴言。作为电视剧专业频道的“国家队”，这样的定位不仅是在响应相关决策层的号召，也是在引导电视剧业界自身的前进方向。

在中国电视剧热闹而非繁荣的产业生态中，不仅出现了制片方争夺定价权、营销拓展话语权、播出平台抢占好剧版权的现象，还存在着编剧捍卫著作权、导演出让拍板权、明星炒作议价权、广告滥用插播权的问题⑨。如果这些电视剧产业链条上的利益方不能理顺其相互关系，不仅会因各方自身利益的非理性失衡而阻碍电视剧在中国的“产业式”推进和繁荣，也会损害以文化多样性为前提的电视剧文化生态平衡，损害观众应该拥有的多元化的文化价值选择，最终会不利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健康生长和理性建构。“‘文化创意’的提出，本意在于提请人们注重当今世界普遍出现的一种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之后的精神滑坡现象，自觉加大对文化的投入，靠文化提升人的素质，坚守人类的精神家园。”⑩电视剧艺术的发展不仅呼唤完善运营模式、加大资本投入，也呼唤提升创意关注和加深文化内涵。如果中国电视剧能够实现从以资本逻辑为导向到以文化逻辑为导向的战略转型，就意味着不仅践行了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艺术使命，而且推动了产业生态与文化生态在相生互动中的产业升级。

注释：

①尹鸿：《“分离”或是“分制”——对广电制播分离改革的思考》，《现代传播》，2010年第4期。

②赵曙薇：《“幸福剧”的文化价值取向探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1年第11期。

③刘婷、赵晓倩：《集体心理寻唤——新世纪电视剧创作与受众心理互为关系研究》，《当代电影》，2009年第7期。

④曾庆瑞：《“电视剧文学”刍议》，《文艺报》，2009年7月16日。

⑤[法]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⑥方李莉：《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⑦孙卫卫：《文化生态——文化哲学研究的新思路——兼论中国当代文化生态及其培育》，《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⑧田进：《加强引导提升品质努力开创电视剧繁荣发展新局面——在全国电视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电视研究》，2011年第6期。

⑨吴仕逵、刘雅娜等：《中国电视剧“钱规则”》，《第八频道》(试刊号)，2011年5月。

⑩仲呈祥：《警惕文艺媚俗化、功利化倾向》，《艺术教育》，2010年第4期。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远未结束，而我国跨国公司在风险管理方面存在着各种问题，须提升其风险管理水平以应对此次危机。本文首先对中国跨国公司面临的风险进行了分类分析，然后将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这两个密切关联的范畴进行了逻辑的统一，并借鉴国内外相关论述对中国跨国公司风险管理内部问题进行了探讨。最后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中国跨国公司风险管理内部问题

一、引言

对全世界而言，跨国公司是国际经济的行为主体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根据目前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的统计，跨国公司年生产总值占整个世界生产总值的50%，它们控制了世界生产的40%，国际贸易的60—70%，国际技术贸易的60—70%，对外直接投资的90%;对一个国家而言，跨国公司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支柱，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培育和发展中国跨国公司是我国政府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使我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和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的数据统计，中国大陆已有2000家跨国公司母公司，海外分支机构有21.5万家。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虽然没有继续蔓延加剧，但也远远没有结束，这导致世界经济剧烈的变动，跨国公司的经营环境不断恶化。多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风险管理已经步入全面风险管理阶段，《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40%实施了全面风险管理，有30%实施了部分风险管理。虽然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比而言，其风险管理仍处于风险管理的策划实施阶段向部分风险管理阶段的过渡过程之中。“企业风险管理现状调查”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包括各类跨国公司的我国企业还处于风险管理建设的初级阶段：有71%的企业只是建立了一定的风险管理流程，但流程缺乏相互的约束机制;有15.79%的企业“已建立完整的风险管理体系，但体系尚未全面开始运作”;另外还有5.26%的企业“没有建立风险管理方法和制度，风险的防范只依赖于员工的责任心和个人行为”。面对此次危机的冲击，世界企业500强类跨国公司尚且力不从心;我国的跨国公司须减少其风险管理过程中不利因素的影响，进一步提升其风险管理能力，以应对此次危机。

二、中国跨国公司的风险分析

分析和识别风险的范围和类别，是跨国公司实施风险管理的基本前提。我国跨国公司从事跨国经营活动，所面临的是与国内完全不同的、更为复杂的、全球化的不确定性约束。从不同角度出发，按照不同的标准，对我国跨国公司面临的风险可以采取不同的分类法分析。本文以目前学术界普遍采用的风险分类法并结合Miller风险一体化管理的研究框架来进行分类分析：即按照风险的可控程度，将我国跨国公司面临的风险分为跨国公司自身几乎无法控制的一般环境风险(宏观环境风险);跨国公司自身虽然不能控制但可以施加影响以改变风险影响程度的行业环境风险(中观环境风险);跨国公司自身可以控制的企业变量风险(微观环境风险)。

(一)宏观环境风险(一般环境风险)

宏观环境风险或一般环境风险是指那些影响各行业跨国经营环境的因素，包括一是政治风险，即指政治不稳定性与政治制度的主要因素变化相联系，其中的因素包括政治稳定性、意识形态等内容。二是政府政策风险，指影响商业环境的政府政策的不稳定性，其中包括无法预期的财政和货币改革、政府规章制度的变化以及收入汇出限制等。三是宏观经济风险，指包括经济活动水平、价格水平、汇率和利率水平的不确定性波动;四是社会风险，指当人们面对与他们自身价值观不相符的信仰和价值观时，可能会产生社会危机。社会风险可能是政治风险的前身，当然两种风险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利益相关者集团——社会和政府。五是自然条件风险，是指影响经济产出的自然现象。如地理位置因素对跨国公司国际化区位因素选择的影响。六是文化风险，学者何曼青认为，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了供应者、竞争者、顾客与跨国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的方式和偏好，以及与跨国公司进行竞争的战略、策略和技巧，同时还到跨国公司的其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8期他环境因素如政治、法律、经济等发生作用。

(二)中观环境风险(行业环境风险)

中观环境风险或行业环境风险是指各行业内影响跨国经营的因素。一是投入物市场风险，指围绕着获取充足数量和质量的投入物，并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行业不确定性，主要包括技术、原材料品质、数量和价格等。二是产品市场风险，是指对行业产出需求无法预料的变化。这种改变可能因为消费者品味的变化，因替代品的可获取性的变化，因互补品供应的变化，或者因国内外政府政策对进口货物的不可预知性需求变化而变化。三是竞争风险，指由于无法预测产品市场中可获取的产品数量和类型，企业可能遭受来自同行业厂商的竞争压力，主要包括竞争者的价格、经营战略、其选择的市场的不稳定性，以及对本国和外国新进入者的威胁。四是技术风险，Miller认为技术创新影响着一个行业的产品或生产过程，同时也对这个行业构成了威胁，因为它可能会使行业内已经建立起的竞争和协作模式产生混乱。学者许晖认为技术风险还应包括由于跨国公司在行业个某些方面的技术领先性，导致专有技术有可能遭到窃取和非法占有的可能性。

(二)微观环境风险(企业变量风险)

微观环境风险或企业变量风险是指企业自身可以控制的，影响跨国经营的因素。一是生产风险，指跨国公司生产运营的不确定性，包括劳动力不确定性、公司投入物供应的不确定性以及生产不确定性。二是责任风险，指跨国公司在生产、销售过程中因担负产品质量、环境污染、人身安全等责任而面临的风险。三是研发风险，Miller称研发行为的不确定性结果就是对当公司投资于研发过程中出现的完成项目及项目产出特性的时间框架的不确定。四是信用风险，指企业面临的应收账款回收等涉及资金回收的问题。五是行为风险，指公司管理者或员工的本位主义行为，Miller在研究中认为，公司层面风险中的行为风险与公司内的代理关系有关。六是人力资源风险，或称劳动力不确定性，指员工生产率的变化、训练员工的有效性、员工和工会问题等风险。七是交易风险，指汇率风险对特定的、可识别的外币交易的现金流所产生的影响。八是投资风险，即跨国公司投资于东道国面临的经济状况、政治条件和政府政策的持续不确定性的集中体现。九是财务风险，指在跨国公司各项财务活动中，由于内外部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作用，使财务系统运行偏离预期目标而形成的经济损失的机会性或可能性。

三、中国跨国公司风险管理的内部问题

根据统计资料显示：有50%的企业风险来源于企业各级管理层，有30%的企业风险来源于自企业员工，只有20%的企业风险来源于企业外部。因此，分析企业风险管理的问题必须从企业风险管理的内部问题入手。与我国跨国公司的微观环境风险(企业变量风险)不同的是，风险管理的内部问题应该是微观环境——企业变量的核心因素，这同时也是与《内部控制——整体框架》(Inter， nal Control Integrated Frame—work，ICIF)框架和《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Integrated Framework，ERM)框架的内部问题都密切关联的核心因素——“内部环境”。

继美国发起机构委员会(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COSO于1992年发表《内部控制——整体框架》报告之后，又于2004年9月发表了《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与ICIF相比，由于ERM是ICIF某种程度上的拓展和延伸，这暗示着现代企业管理的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有密切的相关性。学术界对于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这二者的关系持两类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风险管理包含在内部控制中，理由是ICIF中将风险评估作为企业内部控制的一个组成要素;第二种观点认为内部控制是风险管理的一部分，理由是ERM在借鉴ICIF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在框架中明确指出风险管理包含内部控制。鉴于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二者的特殊关系，以及我国学者还没有将“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进行逻辑统一并运用于跨国公司这一特殊企业组织。因此，可以将ERM框架与内部控制框架进行逻辑统一，然后再来分析我国跨国公司风险管理的内部问题。

从COSO的ERM框架来看，企业风险管理包括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等八个相互关联的构成要素。由于“内部环境”影响着企业风险管理战略和目标的制定、风险的识别和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体系以及监控措施的设计与运行，因此根据ERM框架，可以确定“内部环境”就是企业风险管理的核心因素，它是所有其他构成要素的基础;从国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内部控制框架的时间顺序来看，在1988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会计准则公告第55号》(SASNO，55)公告中，提出了内部控制结构由三部分组成，它们是控制环境、会计系统、控制程序。该公告首次将控制环境正式纳入内部控制范畴，凸显对环境控制的重要性认识。1992年美国COSO发表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ICIF)在内部控制理论的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提出的内部控制系统由五部分组成：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和监督。2007年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基本规范》中提出，内部环境是影响、制约企业内部控制建立与执行的各种内部因素的总称，是实施内部控制的基础。美国的SASNO，55和ICIF都始终把“控制环境”放在首位，说明其居于整个内部控制的核心地位;结合我国的基本规范可以看出，内部控制中强调的“控制环境”主要是指对企业内部环境的控制上，强调的是内部环境问题，这与ERM框架中强调的“内部环境是企业风险管理的核心”实质上是一致的。因此对我国跨国公司风险管理的内部问题分析就应该从我国跨国公司“内部环境”的内容要素人手。ERM框架、SASNO，55、ICIF和基本规范关于内部环境的内容要素的提法各有差别但是基本上一脉相承的，概括起来，内部环境的内容要素主要包括企业文化、治理结构、内部监督和管理方法等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的不利因素构成了其风险管理内部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从企业文化角度来看：我国跨国公司缺乏科学的、统一的风险管理价值观。

一方面，风险管理理念是风险管理价值观的核心要素，而我国跨国公司管理者和员工的风险管理理念都存在非科学性。COSO报告曾明确指出，企业里的每个人对企业风险管理都有责任。但是，我国多数跨国公司的管理者的风险管理理念落后，导致其行为常常凌驾于风险管理规则之上，甚至有一些管理者还存在道德风险问题。这些跨国公司的员工工作时只凭领导意识办事，对风险管理的准则和制度也是一种选择性遵守。另一方面，我国跨国公司整体缺乏统一的风险管理价值观。近年来我国跨国公司的风险管理意识得到了一定的增强，但仍缺乏将风险管理意识上升为统一的风险管理价值观。这集中体现在，我国跨国公司母、子公司风险管理价值观的不统一。母公司的管理人员往往认为整个跨国公司的风险管理就是各个子公司各项制度、规章的统一和各方面资料、数据的汇总，忽视了研究子公司的业务营运风险及其与跨国公司整体风险的相关性;同时，子公司的管理人员也仅仅认为只要遵照母公司的规章制度即可，忽视了应与母公司形成互动式的风险管理。这种不统一的、非互动式的风险管理导致跨国公司整体风险管理能力长期低于应有的水平。这反过来又会加深子公司对母公司风险管理能力的怀疑，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二)从公司治理结构角度来看：我国跨国公司的治理结构不规范。

企业风险管理的建设及有效运行，有赖于企业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然而，我国跨国公司虽然形式上也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具有了现代企业的形式，但远未达到内部权力相互制衡的效果，这是导致企业“一把手”的行为凌驾于风险管理制度之上的根本原因。问题最为突出的方面表现在：股东大会流于形式、董事会作用严重弱化、监事会的权力虚置。

首先，我国大多数跨国公司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其大多由国有企业股份化、集团化改造而成，政府在公司形成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股权过于集中，国有股“一股独大”，使股东大会流于形式。这使得我国跨国公司占比重最大的国有跨国公司风险管理设计与实施的依据不明，不能充分代表全部产权人的利益，造成终极所有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8期者缺位，“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其次，我国国有跨国公司股东会(国资委)和董事会的公司法地位很高，但实际上高级管理人员的推荐、任免权，均由上级组织人事部门代为行使，这使董事会对经理人员的监管作用难以发挥。股东会和董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上被悬空，在地位上被下置，充其量只有具体经营事项的部分决策价值和应付外部监管的形式价值。这使得公司管理当局长期处于一些政府官员的直接干预之下，董事会不可能对政府的不当干预进行法律上的阻隔。因此，外部行政风险在这种董事会的构架下无法防范，从风险成因上来讲，这种权力缺陷是我国国有跨国公司各类风险事件发生的主要诱因。再次，我国跨国公司监事会的作用被严重弱化。2006年版《公司法》规定：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但《公司法》却只规定了监事会的职权规定，却并没有明确它到底对谁负责，监事会地位尚不明确。在实践中，由于监事对董事会的依附性较强和缺乏监督手段，其主要职责限于事后的检查，基本不具备实时监控的职能，“监事会不监事”的现象比比皆是。 (三)从内部监督角度来看：我国跨国公司的内部审计不到位。

风险管理过程必须被施以恰当的监督。通常，企业的专项监督职能由内部审计来完成，内部审计是风险管理内部监督的主要内容，其作用发挥的好坏直接影响到风险管理的效果。而我国跨国公司的内部审计大多是应国家审计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对公司内部审计机构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在行政上由企业主要负责人直接领导，在业务上接受国家审计机关的指导。由于这种审计制度的建立带有明显的外部政府压力的倾向，会导致以下问题：监事会内部审计模式的低效，内部审计局限于财务职能，内审人员缺乏风险管理的专业知识。

首先，我国跨国公司一般采取的是以监事会为中心的内部审计模式，而监事会往往只有监督权和建议权，对董事和经理并没有直接的制裁权，一般要通过股东大会才能执行，从而在客观上削弱了监督效率。有实证研究表明，监事会领导的内部审计模式的公司规模最大，但公司业绩最差。其次，我国跨国公司的内部审计仅是作为一个财务领域的职能部门，重点集中在检查会计报表等财务数据的真实性上面，很少触及经营管理的其他领域，没有发挥出世界500强公司的风险导向型内部审计对风险管理做出整体的分析、评价以及建议。据调查，现阶段我国企业有18.29%的被调查单位的内部审计机构在风险管理中不发挥任何作用;再次，世界500强公司实施的风险导向型内部审计，对具体实施人员有着很高的要求，要求他们精通于常规的审计程序的基础上，还应该具备风险管理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当前，我国跨国公司的内部审计人员大都是财会人员出身，其中少有接受过风险导向型内部审计的专业训练，缺乏相关的知识与经验，因此难以充分发挥内部审计在风险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四)从管理方法角度来看：我国跨国公司风险管理方法较为落后。

据ERM所述，企业风险管理各环节都需要一定的方法来支持。首先，跨国公司是一个多分支的组织系统，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信息常常是不对称的，这可能会产生子公司提供不完全信息、虚假信息和延缓信息的提供等行为，而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直接影响到风险管理的准确性和及时性。由于我国多数跨国公司内部在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方面的滞后，导致其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不能形成有效的风险管理信息共享与互换，甚至有的子公司的下属部门即便发现了风险也没有相应的渠道向母公司汇报。其次，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大量运用数理统计模型等先进计量方法进行风险管理相比，由于风险管理信息上的不完全等各种现实原因，我国多数跨国公司还仍是采用定性分析等较为落后的方法进行风险管理。这直接导致我国跨国公司不能准确地预测风险、识别风险和评估风险，进而影响我国跨国公司风险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

四、中国跨国公司风险管理内部问题的对策

(一)培育风险管理的企业文化环境。

从本质上讲，企业风险管理是培育在一种文化背景下具有统一认知和行为的模式。因此，我国跨国公司应将风险管理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并贯穿企业文化建设始终，以培养和加强管理层及普通员工科学的、统一的风险管理价值观，并自觉地落实风险管理的各种准则和制度到日常各项工作中;要通过企业风险管理文化的培育，将风险管理自然渗透到母公司和子公司以及跨国公司的各个业务单元、各个岗位和各个工作环节，使每个岗位和每个人在开展每项业务时都要考量上、下游风险及其相关性因素，以形成防范风险的互动式风险管理。在营造企业风险管理文化环境方面，我国跨国公司可以依靠书面形式的行为准则和规章制度来规范员工的行为，可以举办针对全体员工的风险管理培训，还可以在企业内部组织包括普通员工在内的风险管理工作内部评价，形成一个开放的风险管理文化环境，以发现更多的隐患。

(二)改进公司治理结构。

有研究表明，只有建立以科学的现代治理结构为基础的权力产生和运行机制，才可以理顺企业内部的各种权力结构，提升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首先，在股东大会建设方面，要使股东大会真正成为代表全体股东利益的机构就要完善征集股票表决权办法和分类表决制，并通过一定切实可行的措施保障中小股东在股东大会上行使权力。其次，在董事会建设方面，一是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发挥其在决策中监督，在管理中监督的作用，并使独立董事的收入不与所任职的企业直接相关，防止独立董事作用异化，最终达到防止大股东操纵董事会。二是在董事会内部设立专门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使董事会通过风险管理委员会的指导与推动作用，来实现企业的风险管理战略。三是针对我国国有跨国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上被悬空的问题，在现有组织人事管理体制不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国有跨国公司应在治理结构上要利用权力整合与制衡原则，将政府组织人事部门和国资委“设定”为两家不同的“股东”。组织人事部门以人事权力为基础享有“股东会”的部分权利，包括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和董事会高管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兼主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的两名董事高管间接任命权(依公司法应通过国资委履行董事任命，因为国资委是法律上的唯一股东)：国资委以资产管理权为基础，经组织人事部门的授权，享有部分人事任免权利，包括任命董事总经理和董事常务副总经理。这样就可以在董事会层面产生了权力的制衡效果，同时没有回避实际治理过程中的干部管理权问题。最后，在监事会建设方面，必须保证监事会责权利的完整性，应从相关法规和制度上规定监事会履行职责的人员编制、资金来源，确保监事会责权利的落实。同时，强化监事会权力和责任，并通过相关的实施细则或条例、办法对监事会的职责予以细化，明确监事会失察的法律责任，使风险控制真正落到实处。如果能建立起监事会领导下的风险管理制度，通过事前介入、事中参与和事后监督也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企业风险。

(三)强化内部审计。

鉴于我国跨国公司还处于建立风险管理流程的阶段，其内部监督的主要内容——内部审计并没能在风险管理中真正发挥出作用。因此，现阶段我国跨国公司的内部审计在企业风险管理中应定位于建议者、协调者和监督者的角色，主要通过管理咨询和建议、管理协调和管理监督途径来参与风险管理。首先，对于内部审计模式，由于监事会的非有效监督，以监事会主导的内部审计有职能缺陷。审计模式可以调整监事会领导内部审计为以董事会领导内部审计。实践证明，董事会领导内部审计，在发现问题及时性、信息传递速度方面的效率较高，对提高风险管理决策科学性和风险管理效率非常重要;其次，对于内部审计职能，由于我国会计标准的变化，现代企业的财务资料操作会越来越规范，企业所有者真正关心的是如何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如何有效防范风险。这就要求内部审计工作重点必须从传统财务领域的“查错防弊”扩展到企业内部的管理、决策及效益服务等企业经济管理和业务活动的各个层面、各个方面，内部审计的职能也应从审查的监督向评价、咨询、建议和协调等方面拓展;最后，对于内审人员的素质，内审部门要努力按照国际内部注册审计师协会审计准则的要求建立内部审计质量控制制度，强化审计的风险管理意识，提高内审人员的业务素质。其途径的选择，包括多专业地选拔内审人员，优化内审人员的知识结构，注重对其综合能力(审计、风险管理等)的培养和考核，加强对内审人员的后续教育和岗位培训，必要时可成立有关业务方面的专家小组，参与内审工作等等。

第四，建设先进有效的风险管理系统。

为了能降低我国跨国公司的母公司与子公司等各级信息的不对称程度，以达到防范风险的目的。首先，从信息流动方向来看，我国跨国公司应确保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相反方向的信息流动均畅通;其次，从信息沟通渠道来看，风险管理信息系统中需要沟通的信息必须以一个有效设计的风险管理组织结构作为沟通渠道来传递这些信息。各级风险管理部门负责收集和传递各个风险信息，整个跨国公司最高的风险管理委员会作为沟通渠道中关键性的角色应将这些信息汇总并处理;最后，从风险管理系统的有效性来看，真正有效的风险管理系统在准确地对风险值做出计算的同时，还能够实现事前与事后相结合，对已经避免的风险进行追踪，对正在发生的风险进行预测等。具体来讲，母公司必须在整个跨国公司内部建立一套有效的风险管理系统：一是建立覆盖整个跨国公司经营全过程的风险管理信息系统，通过固定化业务流程等，实现企业运营业务信息向风险信息的自动转换。二是建立涵盖整个跨国公司风险管理各个流程的风险预警分析系统，即采用现代风险管理技术——模型计量等风险管理方法，量化风险指标、收集风险预警重要信息，预测企业发生各种风险的可能性及其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