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杂志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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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一个月没消息就可以自行处置了。

1、从维熙的书房一个作家，应该看到什么、想到什么、感到什么就能写出什么吗？已经出版了60多本书和大量散文、随笔的从维熙，作品题材就涉猎了人生所能经历的方方面面。拜访了这位驰名文坛的高产作家。普通的居民楼，书房里一圈深棕色书柜，连玻璃也是茶色的，显得屋里很庄重。东面墙书柜中都是些文史类、文集、工具书等书籍；西面墙书柜中自己的作品占了多数；北面的书柜则是木门。从先生笑着说：“里面不光是书，还放了好多酒，玻璃门就不好看了。其实，酒与读书、写作还是关系密切的。”记者想起从先生关于酒的宏论：酒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酒是有情物。南面阳台，窗户半掩着苇帘，上面挂着一只大风筝。窗台上几盆不很名贵的小花，长得很茂盛。桌上的电脑打开着，屏幕上是从先生几年前去美国时与在那里生活学习的儿子和两个孙子的合影照，旁边还摆着儿子从众的著名雕塑“少女读书”作品小样。看得出一位长者对儿孙的牵挂与爱念。从先生还是一如既往，刚刚从陕西回来便发表了一篇《秦坑儒谷的深思》，几年前去台湾没有看到日出，便写了《阿里山看云》2、从维熙《远去的白帆》，从退稿到获奖但正因为处在变革时期，一些富有经验的刊物负责人，他们虽然做了不少好事，拍板推出大量优秀作品；有时也难免发生判断的失误，差点让好作品难以面世，成为“遗珠”之憾。这样的例子不难举出。从维熙的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的命运便是给我印象深刻的一例。大约1981年9月，那时我在一家全国性的文学刊物工作，正在准备即将发稿的第11期刊物 的小说稿件，但是一时却找不见“叫座”的作品。正自发愁，我的朋友、画家李焙戈送给我从维熙的中篇小说新作《远去的白帆》。这是一份已排版、插图就绪的16开清样。原来李君取自北京市某大型刊物，本已安排刊出，临时抽下来了。我读后，觉得这是从维熙的一篇佳作，虽说写的是劳改队的生活，却富有理想主义色彩和浪漫情调，所写几个误入缧绁中的人物，如作品主角之一，被误认为“惯窃”的17岁的小“铁猫”却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他对6岁的“小黄毛”和被错划为“右派”的叶涛、黄鼎等知识分子的同情，闪现着远未被磨灭的人性的光辉。此外作品所写廉洁奉公、却未脱蒙昧状态的“罗锅”队长，被错整为“右派”而一身正气的红军战士、老队长寇安老人，还有那位狼性未改的前军统“少尉”，均给人栩栩如生的印象。我想不清楚，这样的作品为什么不可以发表出版？遂写下我自己对它的分析评估，将它郑重推荐给刊物的负责人。我没有料到这位在改革开放初期支持了许多有新意的作品面世的刊物负责人却将这篇作品否决了，并写了长长一封信给作家从维熙。信中几乎没有具体谈《远去的白帆》这篇作品，却大发关于题材问题的议论，并劝告作者，最好再不要“从粪土里去寻找黄金”。（这是我记得的信的大意。）看了这样一封长信我吃惊得愣住了。这位我尊重的负责人将这件棘手的退稿之事交给了我。我没法，只好硬着头皮去从维熙家。见面后，从维熙阅信，显然同我一样，难以接受这位受人尊敬的长者的高见。（虽然出自编辑的“规矩”，我并没有在维熙面前表示对这位长者高见的不满。）数月后上海的《收获》杂志在1982年第1期以显著地位刊出从维熙的《远去的白帆》。1982年中篇小说评奖快要结束时，中国作协的主要负责人写信给评委会负责人冯牧推荐两位作家的中篇。其中一篇即是从维熙的《远去的白帆》。不久，《远去的白帆》荣获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评论家冯牧给予小说以较高的评价。与《远去的白帆》类似的遭遇，我还想起刘心武的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这篇小说后来也获奖，但当初曾被一家全国性文学刊物的负责人基本否决，而编辑们努力为它争取了个“请作家修改”的待遇，这才说服了那位负责人终于同意在刊物上以“末条”地位发表。我并不觉得《我爱每一片绿叶》是刘心武最好的小说，但发表还是可以的，至少不应被否决。之所以被否决，是不是因为它较早地提出了尊重人们的个性和隐私权这样的问题？作品的中心情节是写一位中学教员长期不娶妻却在自己抽屉里锁着一张青年女子的照片，因为这事而招致“文化大革命”中挨整。其实，尊重人们的个性和隐私权，这在一个正常社会里算不得什么啊，也是我们在新时期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在拨乱反正中已经做了的事，有何犯忌呢？3、从维熙：他回到属于他的星座了作家从维熙曾撰文怀念巴金先生。昨天当记者打电话采访他时，他说记者是第一个告诉他消息的人，他让记者半小时后再打给他，他要安静一会儿。当半小时后记者再次把电话打过去时，作家的声音有些哑，他说，这么一会儿已经有三拨儿记者打过电话采访他了。“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巴老‘回家’了，回到了他天上的家，你知道的，太空中有一颗以巴金名字命名的星，他终于回到属于他的那个星座上去了。”从平静的声音中不难听出从维熙的沉痛。“其实，早在1982年的秋天，我已然聆听过巴老讲真话的教诲了。当时，他参加完在法国举办的国际笔会归来，在停留于北京的短暂时间内，我去了他和小林下榻的燕京饭店，去看望巴金老人。记得，巴老因长途飞行，那天的精神显得十分疲惫，但他还是靠在沙发上对我表达了如下的心语：‘我们这一代人都老了，读过你们这一代倾吐真情的文字，我常常为之感慨。你平反回来以后迈出的步子不错，一定要坚持下去。’我说了些什么，因年代久远已然无从记忆，但巴老这几句十分平凡而又非常深邃的话，我是时刻反复咀嚼其意的，因而直到今天，那平缓而又安详的音容，仍鲜亮地活在我的心扉之中。”从维熙说：“说起来也是一个机缘，当时正值我描写劳改生活的悲情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难以发表的时候。当时一家大型期刊向我约稿，将我的小说《远去的白帆》拿走之后，久久不见回音；待我询问该刊原因时，主编以‘细节过于严酷，吃不准上边精神’为由，让我删除小说中一些所谓‘敏感’的情节。我当即拒绝了，因为那是我劳改生活的真实，那是我囹圄其中多年的灵肉感应，要抽掉这些东西，就等于断其小说的筋骨，让它成了一具无灵魂的行尸走肉，彻底背离了文学反映社会真实这一文学的根本理念。那天，我将这部中篇小说的遭遇，讲给巴老和小林听了，并将其文稿交给了巴老和小林。据小林事后告诉我，巴老不顾长途飞行的疲劳，连夜审读了我的小说，并对小林说下如是的话：‘小说展示了历史的严酷，在严酷的主题中，展示了生活最底层的人性之美，不管别的刊物什么态度，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回去我们发表它。’因而，这部中篇小说，不久就在《收获》上披露了——事实证明了巴老预言的准确，在1984年全国第二届小说评奖中，《远去的白帆》以接近全票的票数，获得了该届优秀中篇小说文学奖。”从维熙说：“巴老病了很长时间了，无论是家属还是读者，从心理上讲可能都比较适应了。巴金早就说过要去和萧珊相会了，这是他的一个愿望，这次也实现了。但他走了还是文学界和文化界的损失，他代表一代人的良知，他走了 ，我们还是感到痛失了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