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营论文

、农业税制改革的原则 1、要从重收入功能转向重调控功能。自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以来，农业特产税成为地方财政收入中最具潜力的主体税种，为保支出，一些地方在征收任务上层层加码，使税收任务严重超越税源。有的地方为保任务，甚至采取宁乎摊税负的办法。这种情况导致税收的调控职能严重扭曲，农民不合理负担减而不轻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税制结构的产物。因此，改革现行农业税制，必须首先调整改革的出发点，实行税收调控职能的“归位”。具体而言：一是要体现对土地（耕地）资源的保护功能。土地是农民的衣食之源，是农民赖以生存的“资本”，保护土地，对农民的生存、对农业的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我国把保护土地，促进土地的合理开发利用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农业税制改革，要有利于这一政策宗旨的贯彻、落实。二是公平税负。农村税费改革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有效途径，从各地试点的情况看，试点地方农民的负担确实有明显减轻，但是税负不公平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突出表现在两方面：其一，税费改革政策以“土地”为核心，多田多税，少田少税，没田无税，不利于调动种田的积极性，诱发了新的“抛荒”，这种情况在试点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其二，“低产高税”、“低收（入）高税”的现象比较普遍。浙江省文成县巨屿镇人均耕地0.297亩，人均收入2052元；里阳乡人均耕地0.42亩，人均收入1820元。费改税前两乡人均负担分别是22.91元和23.81元，相差仅0.9元；费改税后，巨屿镇人均负担15.03元，下降34.3%，而里阳乡人均负担为26.81元，反而递增了12.5%，两者相差11.78元。税费改革试点之所以会造成新的税负不公，根本原因就在于新的政策对现行农业税制一些不合理的因素，如常年产量、计税土地面积的计量等没有作出根本性的改革，制度的“局部调整”无法承担起“公平税负”的重任。 2.要注重税制体系的统一与公平。我国经济发展的二元特征，导致城乡税制呈现出工商税制与农业税制并存的二元结构特点。这种带有“人为”因素的税制结构，是计划经济、二元经济的产物，与入世后税制统一的要求不相适应。建立统一、公平的税制体系，促进贸易自由化、消除市场分割，是WTO对我国税制改革的基本要求。因此，农业税制改革要按照税制统一的要求，按照对纳税人实行平等国民待遇的WTO规则，逐步实行与工商税制的并轨，从而为外资进入农业领域扫清障碍。 3、要与土地流转、人口流动、农业生产产品多变的状况相适应。引导农业人口合理流向城镇或从事非农产业，实行土地向种田大户集中，推进农业规模经营，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因此，农业税制改革要能有利于引导、推动土地的适度集中，有利于鼓励农业人口转向非农产业，使农业生产摆脱“小农经济”的困扰，早日走上专业化、产业化、现代化的轨道。 4、要有利于实现对收入分配的合理调节。现行农业税制以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为主体税种，其对农业收入分配的对象是农业生产经营的总收入（毛收入），纳税人的农业生产经营成本、费用、损失等支出均不能在税前扣除，导致农业税收不能真正体现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农税凋控功能的相对僵化，使农业产业内行业收入差别与农产之间贫富差别的调节陷入“盲区”，不符合税收的量能负担原则。据湖北省有关部门对典型农业县市30户农户税费负担的调查资料显示，1999年，30户农户出售粮棉油猪及外出打工货币收入102648元，农药、化肥、种子开支34025元，各种税费45614元，以货币收入扣出成本开支，上缴各种税费后，盈余23009元，再减去外出打工收入24700元，30产农户的农业收入为亏本1691元，亩平亏本12.1元。农业比较效益差，种田亏本，不仅影响到农业及农村的稳定，而且已经严重威胁到国家的粮食安全。 二、构建“资源＋收益”双重调节的农业税制的主要内容 对现行农业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取消农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和各种附加，设立土地资源税，开征农业收入增值税，对高收入农产或农业生产企业（或农场主）开征所得税，积极推进农业税制和工商税制的“并轨”，从而建立全国统一的税制体系。 （一）土地资源税 具体做法是：将现行耕地占用税与城镇土地使用税“合二为一”（以下简称二税），统一开征土地资源税，实行分档固定税额，按年征收。 土地是一种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寸土地的使用都是有偿的，单位或个人使用国有土地，缴纳税收，乃天经地义，也容易为社会接受。现行城镇土地使用税与耕地占用税，实行城乡分征，带有很大的“人为因素”，既不规范，也不利于保护土地资源。事实上，“二税”皆源于同一资源——土地，都是使用国有土地资源（城乡土地资源最终产权均归属国家）所付出的“代价”。统一开展土地资源税，以税率或单位土地税额高低来调节土地使用者的成本或收益，有利于贯彻土地管理政策，有利于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实行灵活、有效的宏观调控。 （二）农民收入增值税 具体做法是：取消以总收入（毛收入）开征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的做法，以农业收入增值额和法定农业收入增值税税率计征农业收入增值税。农业收入增值额是农民（产）以土地作为基本的生产要素取得的农业生产经营收入，扣除法定的农业生产经营成本后的收入余额。农业生产经营收入是农民（户）从事农产品生产、流通所取得的收入，其核定可采取社会综合评定的方法，即在征收部门的监督下，由各村民小组召集农业生产经营户民主评定各个生产经营户的收入，经群众评议通过后，张榜公布。在特殊情况下，可根据统计部门抽样调查的结果作适当调整，经村民会议通过后作为核定收入的依据。法定的农业生产经营成本，是由税法明确规定，农民（户）进行农业生产、获取农业收入必需的资本支出，包括：种子、肥料、水电费、人工费、农用生产设备折旧等必要的生产性支出。对上述收入扣减法定支出项目后的收入余额，再依率计税。开征农业增值税，允许扣除必要的生产性支出，可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根本上确保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财政增税。同时，还可以还农业经营以国民待遇，切实将农民（户）推向市场，推动农业的结构调整。欧盟各国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已把增值税的征收范围扩大到农业领域，我国开征农业收入增值税有利于与国际并轨。 （三）企业（个人）所得税 具体做法是：对农业生产经营企业（或农场，以下简称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开征企业所得税；农民（户）个人所得纳入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增强税收对农业产业内行业差别及农户贫富差别的调控力度。 开征农业企业、农民个人所得税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农业企业的出现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开征所得税是顺潮流而为。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法国农业和我国当前的农业现状极其相似，人多地少，低效维持，基本上属于小农经济。随着土地流转和政府的大力引导、支持，仅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法国农业已实现现代化，成为仅决于美国的农产品出口大国。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农村出现了土地向少数大户集中的倾向，一部分农场（或农庄）已初具雏形。2001年，荆州市连片承包耕地20亩以上的各类农庄发展到11157个，经营土地面积61.7万亩，约占全市耕地总面积的9%.农庄平均经营面积达到55亩，是当地家庭经营平均水平的10倍左右。经营面积超过100亩的农庄达到1245户，面积达19.7万亩；500亩以上的农庄45户，户均经营土地达到1086.6亩。农庄已呈现出生产专业化、经营集约化、管理企业化的发展特征。对部分效益好的农庄、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户（或农场主）开征所得税，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又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其二，适应税收广覆盖的需要。在农村，部分离田不离乡、靠技艺或劳务收入生活的人中不乏高收入者，将其纳入所得税征收范围，有利于税收的全面征收，有利于对农业生产者和非农业生产者实行统一的国民待遇。美国在这方面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三、改革的步骤 推进农业税制与工商税制的并轨、建立统一的税制体系，是我国税制改革的远期目标，从当前看，相关条件尚不具备。鉴于目前农业的发展现状和税种开征格局，建议分两步改革。 第一步，近期目标。以规范税费分配关系、确保地方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为目标，将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合并，开征土地资源税；开征农业收入增值税，对经济欠发达地方实行零税率，对较发达的地方，实行低税率。司时，取消现行农业“四税”及各种地方附加，确立土地资源税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主导调控地位。 第二步，远期目标。以统一税制为目的，把农业企业、个人的生产经营所得分别纳入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征收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同时，适当提高农业收入增值税率，最终实现农业税制与工商税制的完全统一。 考虑到我国入世后的过渡期，用3至5年的时间分两步统一税制具有可操作性，符合我国的入世承诺。从实际情况分析，这种改革思路也具有很高的可行性，对地方财政收支运行不会造成冲击。以荆州市为例，2000年该市农业“四税”收入26553万元，教育费附加929万元，城镇土地使用税2113万元，上述合计29595万元。当年，该市实有耕地、养殖面积759万亩，城市建成区面积147.28平方公里（1427.8万平方米），建制镇面积114.32平方公里（1148.2万平方米），如果按照耕地每亩25元、城区土地每平方米5元、建制镇土地每平方米3元的标准，开征土地资源税，可分别征税18975万元、7364万元、3446.5万元，共计29785.5万元，与2000年实征数29595万元基本持平。因此，开征土地资源税完全可以确保地方财政免受影响。此外，开征资源税，实行部分税负由农村向城镇转移，对支持农业的发展，解决“三农”问题，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符合国际上“以工补农”、“以城补农”的发展趋势。不仅如此，开征土地资源税还简便易行，征收成本低，具有较大的征管优势。

“三农”与市场 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7-08-31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业大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都以农业为生，农业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离开农业，他们的生产生活就会陷入困境，这是我国传统社会最大的国情。在传统社会中，土地问题又是农业中的最大问题。土地所有权问题则是农业发展变化中的核心所在，也是农业、农村、农民经济生活中的关键所在。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传统社会经历了一次经济体制变革时期，由西周时期的领主制经济体制向地主制经济体制过渡，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与变动，到秦汉时期，地主制经济体制得到确立。废井田“民得买卖”，开创了经济运行的新纪元。地主制经济体制是以地主经济为核心，包括国有经济、自耕农经济、佃农经济、手工业经济、商业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构成。其中小农经济(包括自耕农经济和佃农经济)是地主制经济的基础。当地主经济无限扩张时，地主制经济体制下的多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平衡关系就会被打破，自耕农经济会受到极大打击而衰败下去，广大自耕农便沦落为佃农，或地主的依附农，或雇佣工人。佃农经济因受自耕农破产挤压，原来的佃农中有相当部分受到排挤，而沦落为流民，主佃之间的依附关系，随着小农经济破坏而得到强化，整个农民阶层社会地位在下降。与此同时，手工业者也因小农经济破产，产品找不到出路而倒闭。这时地主制经济体制就会发生倒退，甚至是逆转。不甘心破产、没落的小农和手工业者就会为争取曾经有过的经济利益进行抗争，一场以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爆发了。在农民战争洗涤下，地主制经济体制又回到正常轨道上，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利益暂时得到平衡，劳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又会得到巨大的发挥，社会经济又会在新一轮经济关系中得到恢复和发展，并走向繁荣昌盛。 经过一场巨大的农民战争洗礼，新王朝建立以后，为了安定社会秩序，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采取一系列措施。如鼓励垦荒，并给垦荒者以土地所有权，在规定时间内免于升科纳粮、免除徭役负担，没有耕牛、籽种者给予资助，大力兴修水利，或资助农户凿井溉田，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副业，在受灾年份可以免除部分田赋，或给予赈济，或对地主兼并土地行为进行抑制，等等。这时，小农经济在较为宽松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得到恢复和发展。整个社会经济在小农经济发展拉动下，也由衰败走向恢复，并走向繁荣和昌盛。这一切都受到地主制经济影响和约束。 在地主制经济体制制约下，土地可以买卖，并不固定在某个人手中。由于土地所有制不同，所以中国社会经济运行与西欧领主制经济体制运行有巨大不同，西欧在领主制经济体制约束下，庄园内部实行分工制，生产各种各样产品以满足庄园内部生产生产需求，与市场联系不密切；中国在地主制经济体制制约下，由于各个经济单位规模小，产品又单一，对市场有强烈依赖性，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在地主制经济体制制约下，每家每户都是一个独立经济单位，由于他们经营土地面积规模都不大，南方地区，耕地多的农户，所占有的土地不过数十亩，占地少的家庭，所耕种的土地不过三五亩，少的甚至几分地而己。北方自耕农虽然耕地面积大些，多者上百亩，少者十几亩或几亩，但单位面积产量比南方要低。从家庭人口结构看，不论南方或北方，家庭成员也不多，一般为四五口之家，数世同堂大家庭虽有，但为数不多。地主占地有的很大，多者以万计，但绝大部分土地是划分为小块，出租给农民，以收取地租为生。土地收获物以粮食为主，很单一，无法完全满足生产生活需求，各个经济单位之间必须进行交换，才能实现自身经济再生产。这成千成万经济单位存在，以及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情况下，为市场经济发展堤供了极为广阔的空间。 不过，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取决于当时社会的购买力。我国传统社会以农业经济为主体，市场经济繁荣与萧条，取决于当时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活跃，农民生活富裕程度来衡量。有人认为个别地区市场发展是靠当地官僚集中、消费水平高来拉动。但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看，这仅仅是很特殊的事例，不能把它扩大化。手工业工人、商人、官僚数量也不大，据研究，到明清时期，城镇人口还占不到百分之十，也就是说最多也不过十分之一而己。尽管这些人与市场关系很密切，对市场经济依赖性很强，消费也较高，但必竟人少，对整个社会经济来说，购买力还是有限，对市场经济整体而言，起不到拉动作用。所以农村经济发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至为关键所在。舍此，而去寻找其他什么原因，都是拾芝麻丢西瓜，抓小而不抓大。 中国封建社会以农业为主体，是农民赖以生存最基本条件。明清两代农业经济发展与衰落，农村经济繁荣与衰败，农民需要增加与缩减的发展变化历史过程，生动地描绘了“三农”与市场之间水与鱼关系。水丰则鱼多，水枯则鱼亡。农民口袋钱多，市场则购销两旺。当地主制经济体制正常轨道运行时，自耕农经济大量存在，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农业得到发展，商品量增加，农民钱袋子也随生产发展而逐渐饱满起来，农民钱多了，市场出现购消两旺，商人发财。到王朝后期，市场逐渐走向萎缩，商号倒闭，其原因是政府重农政策不能坚持到底，在地主经济迅速上升情况下，重农政策转化为弃农政策，把农民当作羔羊任意宰割，自耕农承受不了苛重赋役剥削，而抛弃土地，佃农经受不了地主沉重地租掠夺，而离开土地，农业生产遭到破坏，这时农民钱袋子又变得空敞，市场失去拉动力，而变得疲软。商品卖不出去，市场就不景气。这时就会出现商家破产，商人失业，手工业倒闭，社会经济萧条。这是最明白不过的道理。从前，有很多人谈论中国商业不发达时，总喜欢把问题简单地归结为王朝“重农抑商”政策的结果，这可能是一种误解。除汉武帝采用告缗钱办法，抑制商人发展以外，其后历代王朝都没有对商人采取过打击或剥夺政策。虽然在政治上有限制商人参加科举规定，但并不影响商人当官，历代买官商人所在有之。况且，汉武帝时所采取的告缗钱政策，主要还是针对逃税不法商贾，是针对人，并不是针对要不要商业制度，守法商贾准予照常营业，同时小商小贩并没有受到打击，盐铁买卖也照常进行。当时政府行为并不是取缔市场，禁止买卖，这一点还是很明确的。不能因为惩治不法商人，而笼统地把它夸大为“抑商”。

我说你这位阶级兄弟姐妹，关系劳苦民众的论文你就想花200点搞来？你太没诚意了，太敷衍我们农民兄弟了吧，你这样的就该下回乡，刨回地，运回粮，卖回菜。

太多了，是不是到什么地方去找的啊，我还是跟提问者则说一句，这是作业吗？那就得自己做，他们给了你的一些资料，这可以采访他们的了